最强蜗牛五根檀香(最强蜗牛5根檀香密令)

“在谢飞的电影中学到了原谅感”

主人公傅靖生

用时半年之久画就《梦里黄花》

《湘女萧萧》拍摄现场

拍摄日记一则

《益西卓玛》油画

“在接踵而至的每一天里，我流连在幻梦中，安闲优哉地度过自己的岁月，梦里不再为任何人事物骇然不已，我有万分的清静。其实，何须再添‘万分’这个形容词来描述清静呢？光是清静两个字，便足以形容我的愉悦。大风大浪还是会有，但风风雨雨已经过去。”这段伊夫·纳瓦尔的话，在采访傅靖生接近结束时跳进我的脑海，和坐在旁边的傅靖生形象重合。

而他正仰着脸、眯着眼告诉我，不要在乎把他写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他不会在乎，“你写的都只是我的一部分，不会是我的全部，我更愿意做一只打破天平平衡的苍蝇。”

热衷于打破平衡的傅靖生和难以描述的清静重合，呈现给我的是“大风大浪还是会有，但风风雨雨已经过去”的姿态。他不只是导演，还是摄影师、画家，他是一位七旬有余的艺术家。

影画展是导演谢飞的一个创举

去年12月中旬，我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展厅里见到傅靖生。之前我们虽然相识，但并没有过多接触，这一次，是导演谢飞策划的一场展览，促使我想进一步了解他。

展览主题是谢飞、傅靖生电影及美术回顾展，主旨为让观众从传统美术历史和技法的角度，欣赏百年来电影艺术留下的“流动的绘画”，从这一创作遗产，记住在其中工作的摄影、美术工作者的艺术与成就。

何谓“流动的绘画”？傅靖生的解释是，电影就是。“电影才出现100多年，之前所有东西的形象表达都是画，所以，电影是‘画’动起来了。谢飞拍电影时把各种元素综合起来，又在展览中碎片化，便于学生吸收，悟到‘电影要有造型质量’。这个展览展出的多数作品源自我们两人合作的电影，是谢飞导演的一个创举。”

傅靖生入学时，谢飞是刚毕业的导演系青年教员，北京电影学院是他们的共同母校。他们曾合作《湘女萧萧》《益西卓玛》《黑骏马》三部电影，谢飞任导演，傅靖生任摄影，都曾轰动一时，数个国际大奖使谢飞成为第四代导演中的佼佼者。

来观展的人络绎不绝，谢飞也带着十几位年轻人走了进来。他向傅靖生招手说：“阿傅，这是电影技术系的学生，我带他们来上上课。”原来，谢飞不仅带人来参观，还将电影学院许多系的课堂搬进了展厅。只听他给同学们介绍：“展览分几个厅。一个厅是80年代拍的《湘女萧萧》，其中有傅老师的摄影和木刻作品。《黑骏马》厅，有他当时的速写日记。《益西卓玛》厅，有根据电影创作的大量画作。后面两个厅是阿傅的一些速写、插图、木刻和摄影作品。”

谢飞为这个展筹备了近三年时间，傅靖生为这个展再创作了几幅大画，比如取材自电影《益西卓玛》的油画《梦里黄花》，用时半年。除了画作，谢飞还将三部电影剪辑了三个短片，有意抽去声音，看画面流动，分别在对应的展厅里循环放映。参观者从中不难看出导演讲故事和剪辑的精妙手法，以及摄影师对画面和光线运用的大气娴熟。

傅靖生特意叮嘱学生，一定要静下心来看短片，“看什么时候切的，因为拆解是最重要的。”原来，他们当年拍电影都是当场切，而不是后来剪，“后剪没有电影智慧，事先经过深思熟虑才好。”

谢飞心目中的傅靖生是个天才。15岁进最难考的中央美院附中学习绘画，20岁考入电影学院学习摄影。木刻、速写、油画都很地道。

这两个人互相欣赏，电影理念也趋同，都认为现在电影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拍起来没有思考，原因之一是太便宜。数码时代，没有了胶片制约，导演容易把摄影机当成吸尘器，开关机都过于轻易。

一位解放军抱起他问，愿不愿意和我走？

傅靖生生于1944年，出生地是浙江金华，有着颇为传奇的身世。

他的生父黄健是一位少将军官。1940年驻扎金华时，在防空洞里一眼看中了当时还在读高中无线电班的章倩萍。两个月后，黄健用兵把着，轿子抬着，把章倩萍弄到广西家中做小。女方并不情愿，因为她正在恋爱，恋人是高中无线电班的同学，但黄健始终视她若掌上明珠。9年中，章倩萍为黄健生下5个子女，仍然拒绝跟随丈夫去台湾，她记恨一辈子。

傅靖生曾在文章中描述母亲章倩萍的晚年容貌：脸狭而修长，颧骨低平，尖鼻头上有高鼻梁，唇线明晰，薄薄的，红红的，像两片百合，由尖长的下巴托着，是当之无愧的美人。

留在大陆的章倩萍无依无靠，日子并不好过，5个孩子的日子也不好过。傅靖生当时还叫章再镇，6岁开始流浪，冬天连鞋子都没得穿。他摆过画摊，卖过冰棍儿，金华市小，这个长相可爱的孩子没有人不认识。

章再镇10岁时，有一天在路边摆画摊，一位解放军笑眯眯地走来，和蔼地抱起他问愿不愿意跟自己走，黄再镇毫不犹豫地回答：“愿意。”黄再镇于是改姓傅。养父傅博仁大他46岁，给孩子起了新名叫靖生。意思很明显：章旁取立，倩旁取青，左右相加为靖，这个孩子虽然改姓傅，但要记得是章倩萍所生。

傅博仁也是一名军官，为第三战区张发奎部工兵司令，第三战区的重要机场工事都是他主持修建。傅博仁身份神秘，上海的防御工事是他按陈毅密令修筑。

傅靖生感叹自己的命运中仿佛有个奇怪的八卦图，他后来慢慢得知，傅博仁与黄健是上下级关系，而两家原本就相识。他偶然得到过一张照片，他的生父和养父骑着高头大马在同一张照片里。

傅博仁给了这个养子博而又仁的爱，傅靖生回忆起养父母满怀深情。他是章倩萍所育子女中生活最好的，他的兄弟姐妹有的早亡，有的做苦力，有的被单位除名……每一位都苦难成册。傅靖生也可怜妈妈章倩萍，觉得她27岁离开丈夫，独自拉扯那么多孩子，只求一家老小都能活着，该有多少委曲求全。

成年后，傅靖生曾将生母接到北京家中同住。“她一到我哥哥去世那天，就关起门来不说话，只听见她在屋里呜呜地哭。”养父母听着哭声也难过。

傅靖生提起妈妈章倩萍去世前的一件事，令我对他由衷生起敬意。他在医院陪妈妈时，看到病房门口总有一位白发老人流连徘徊，“我妹妹告诉我他是一个退休工人，对妈特别好。我马上明白，他可能是妈妈的最后一个男友。”于是他赶紧过去，跟老人握手，感谢他。

“我那时候特别希望我妈妈有好多朋友，都曾经对她特别好过。”傅靖生又抿紧了嘴，安静地看着我，四周的空气似乎停滞了。他忽然又说：“我当时想在人的命运之上，任何人和事都是难以谴责的。而人，为什么会有恶念呢？”

通过画笔，感到自己了不起

时代总有自己的运行方式，它总要将一些人、一些事纳入自己的轨道。傅靖生在遇到养父之前，已和岭南画派名家陈松平学画几年。最初他只求画画挣钱，因为需要生活。陈松平是徐悲鸿的弟子，他免费让孩子们在他的画室上课，讲的都是西画，傅靖生当时就感到那是艺术的高峰。

跟随傅博仁之后，傅靖生开始享受正规教育。先上山东省实验中学，功课非常好，常考第一名，但他脑子里始终只有一个念头，上中央美院附中。那是陈松平告诉他的：去北京，读美院。

15岁时，傅靖生自己坐火车从济南到北京，考美院附中，之前“根本没想过考不上，好像就是去上学”。

美院附中的高质量造就了一批天之骄子，傅靖生成绩优异，毕业时却面临抉择，因为那一年中央美院不招生。上不了美院去哪儿呢？正巧，时任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的吴印咸到附中选学生，在看到傅靖生的毕业作品——连环画《捉鬼的故事》后，很是激赏，告诉他你可以做电影，愿不愿意上电影学院？傅靖生二话不说就去了。

所有的老师都认为他可惜，认为少了一个画家，傅靖生却觉得，那是老天给他的一条最辉煌的路。“因为绘画和电影是没法比的，电影是传媒金字塔的塔尖。我也没有放弃画画，电影的多元性使我大开脑洞。”

贡布里希说：实际上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他们是男男女女，具有绝佳的天资。更为难得的是，他们是具有正直人格的人，绝不肯在半途止步，时刻准备放弃所有省事的效果，放弃所有表面上的成功，去经历诚实的工作中的辛劳和痛苦。

傅靖生实践着艺术家的人生之路。

1970年，傅靖生曾在张家口学生连劳动，一个偶然机会读到一本《印象派画史》，深受启发。他开始效仿莫奈、雷诺阿、毕沙罗，追逐阳光去写生。

颜料从来不缺，因为他为村里画巨幅毛主席像，剩余颜色可以自我利用，他在跑光的相纸上刷白漆制成油画纸。一天的时间他分成晨曦、日出、上午、中午、下午、傍晚、暮色七个时段，每个阶段又分为顺光、侧光、逆光三个角度，30分钟出一张画。

他说写生不同于摄影，要一笔一笔画，生怕记不准变化，因为变化凝聚在每秒中。时间久了，他对光线变化产生了强记忆，对光熟知到下意识的程度，认知也从古典画家深浅变化的素描美中走了出来，感受到太阳变化的色温下风景所拥有的不同色调。

在张家口的写生，好像就是为了等待《黑骏马》

傅靖生毕业分配到农业电影制片厂。1980年他被外借拍了一部在行内影响很大的彩色宽银幕故事片——《追索》，摄影绝佳。这部片子后来成为电影学院七八班的观摩教材片。

谢飞通过《追索》找到了傅靖生，那是1986年。

两人关系一直不错，“”时在电影学院都属联委会派，谢飞是干部子弟，傅靖生缺生活费时还常受他的接济。谢飞请傅靖生为《黑骏马》担任摄影师。而在傅靖生心目中，谢飞的智慧和品质都是超人的，而且对画非常熟悉，知道画画的人摄影肯定也是好的。

拍摄《黑骏马》时，傅靖生在天苍苍野茫茫的内蒙古大地上，彻底玩了把外光电影。“我们追逐太阳，追逐光线变化，那里像是块离天最近的地方。我在张家口的写生，好像就是为了等待这部片子。”

在《黑骏马》展厅，有傅靖生的一段文字说明，他说自己是从文艺复兴绘画大师的作品中找视觉依据，大师们的画是光的遗产和审美的坐标。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画面只有一个漫射光源，看不见明晰的投影，画面纯净，变化微妙，纵深影调丰富且神秘。还有维米尔、伦勃朗的油画。他以这些画为坐标，确立了内景《黑骏马》的用光原则。外景则依据印象派，致力于保护外光的冷色。

拍摄条件艰苦，但氛围愉快。剧组工作按部就班，有条不紊。谢飞安排演员走完戏，设计好镜头，傅靖生便去选景，选角度，预测第二天出发的时间，一切准备妥当，“做好拍摄打算，是我的职责，从来不是着急抢时间，都是非常准确地到那儿，所以我们一点都不累，剩下的时间大家就打扑克。”

拍摄期间他写拍摄日记，优哉游哉。“在拍摄完最美的光线后，剩余时间就用线条和语注追忆有意思的生活点滴。”

其中几则：8月24日，大雨将至，从（屋子）缝里钻进的大小苍蝇每天有一个兵团，免不了大打出手。

8月25日，草原的狗爱吃糖，因为草原的水硬，而糖里有酸，狗吃糖能中和碱。（拍摄时）狗不愿随小孩下山坡，我给它吃糖，再扔一块下山。于是，它追糖下山，我们拍摄。要是剧组再待上半年，这狗非得糖尿病不可。

9月18日，前晚有霞，满天星斗，子夜后起西风积云而无星，晨五时只剩三缕积于东地平线，呈紫灰色，天幕由白变微黄，七时出发，周边山林仍浸于蓝色（色温13000K）。七时半，西山头露橘红色，霞光（色温2500K），遂以东边50米高山作逆光暗背景，作临界照明。

“吸引眼球、哗众取宠的东西我们一概不做。”

在没有监视器即显效果的年代，唯有摄影师第一时间知道银幕效果，所以除了严格的技术把控之外，在案头阶段，最重要的是摄影师把想象中的电影和导演想象的尽可能靠近，再用图片表述出来，进行讨论和切磋。在现场，导演只看表演，只有摄影师知道画面。拍摄完毕胶卷打包，送回北京冲洗，印成样片，到专门的放映间放映，导演才能看到。傅靖生说：“所以导演和摄影师之间的信任非常重要，而且我确实值得信任。我会告诉谢飞各种方案，他不采用我也不生气。”

展厅墙上的一张照片中，傅靖生正在拍一个雪景。雪哗哗地下，他穿条裤衩站在水里拍，“这很辛苦吧？”我问。“当时都没有，特别幸福。”他答。

谢飞在傅靖生心目中最大的特点是拒绝仇恨，他认为这很不得了。“我在他的电影里学到了原谅感。”的确，看他们合作的三部影片，大爱是其中的主元素。1994年的《黑骏马》，谢飞淡化了性的原动力，更强化生命感。1999年的《益西卓玛》，三个男人跨越了女主角益西卓玛的一生，复杂的故事被处理得水融，理在情中，“这样的鸿篇巨制，非谢飞莫属。影片中透露出的善良，令人荡气回肠，那来自于谢飞拒绝仇恨的基因品质。”傅靖生感叹。而《湘女萧萧》在愚昧乡俗之外对新生儿的朴实接受，更体现出人性的包容。

《益西卓玛》根据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小说《冥》改编，藏族人基因中的大爱和善良无仇像檀香沁入傅靖生的心扉，使得他拍出的每一帧画面都像油画。傅靖生说，他和谢飞都彻底反对暴力美学，“吸引眼球、哗众取宠的东西我们一概不做。”

傅靖生用肩扛移动的方法拍过许多电视剧，自拍自导。

和濮存昕、许晴合作《来来往往》和《说好不分手》，傅式导演的方法基本采用激活式。他和濮存昕都认同“话剧是严谨、准确、不许动的；电影是一次性表演。”尊重这样的创造原生态理念，虽然是电视剧，也拍得如入无人之境。

傅靖生认为濮存昕是天生的表演艺术家，虽然没有读过专业表演院校，但受父亲苏民影响很大。“他和他父亲，就像师父带徒弟。”

傅靖生去看《李白》，清晰地记得一个画面：濮存昕潇洒熟练地念着“将进酒”，曲终时“啪”一摔水袖，随即对着坐在前排的傅靖生点了一点手，“我当时就惊住了，惊叹于他的挥洒自如。在那样毫无污染的月光下，他创造出了最好的自然美。那场戏我非常喜欢。”

忙完手头事情，想专心写小说

傅靖生的艺术创作涉及诸多领域。

他喜欢玩插图，认为文学作品没有插图就像人脸没有五官。活动的影像拍麻木了，更喜欢让人物凝固在纸上，看不够。

他选择版画作为与影视平行的创作，认为一张好图片去掉中间层次，强化反差后必是一张好版画。他给我解释，珂勒惠支的自画像是最好的说明，明暗永远相随映衬，实在是极好的影调训练方法。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版画愈渐孤寂，许多版画家开始做各种尝试，寻找转机，傅靖生把注意力转向了剪子和纸。

“我学剪纸，不按中国传统的格式剪，而是受马蒂斯启发。他的每一张抽象剪纸都始于生活中某一具象的点，张张有个性。我限制了抽象度，在形和意之间拿捏分寸，以求画中的动物在人列之中，多少有些活脱的幽默。马蒂斯只剪不印，我剪完后涂墨色印宣纸，独创的方法叫‘软纸水印’。”

进入晚年，他的小说、剧本已经有160万字，他也不着急，想在手头事情忙完后，用剩下的时间回老家去写《白鹿原》那样的小说。“我爷爷是广西当地有名的大地主，家族故事特别有意思。”

他也爱虚构人物，创造是他的顶级享受。他并不想把文字变成复杂的电影，宁愿在一方白纸上自个儿画画、写东西。

他嘱咐我记住一点：只有你是自己的依靠，比如爱上了写作，笔就是你的依靠。世界上99%的人把喜怒哀乐带进了坟墓，1%的有心人写下来，就是文学艺术。其实带进坟墓的某些素材，比我们的经典著作要经典。

他有时邋里邋遢，有一次在家门口的过街天桥上东晃西晃，被人当成拾荒老头抓住，其实他是在看构图。

儿子傅鸫也是导演，父子俩心意相通，有事他会倾全力帮忙。去年傅鸫拍的网络剧《九阴白骨爪》猫眼上热度第一，他很是安慰。

七旬有余的傅靖生回望半生路，觉得基本画了句号。电影学院之后的漫长生涯，他没有向我详述，我只知道他无论在学校还是工作后，因为生父和养父的身份都受过委屈。他告诉我，突然在某一天懂得了与歧视相伴，“因为我必须活着，冬天已经来了，就不怨冬天，自个儿取暖就是了。如果不懂得这个，可能会充满怨气和仇恨，什么都做不了，而我是要做事的。”

本报记者/王勉 供图/傅靖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