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锋号简谱 军号(冲锋号简谱)

号令明，军威肃！今起全军施行新的司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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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起全军施行新的司号制度

军号一响，士气高涨。军号是军队的标识、军营的象征、军人的语言。从今天起，全军施行新的司号制度。

首先我们就来看一看，新制度有哪些变化呢？总体看，新制度是将原有的名目类、勤务类、战斗类、仪式类这4类109种号谱，精简优化为了作息类、行动类、仪式类这3类21种号谱。更加简洁明了，指挥得当。具体来看一下，经过整合之后的号谱都有哪些？

作息类号谱主要用于下达日常作息指令。包括起床号、出操号、收操号、开饭号、上课号、下课号、午睡号、午起号、晚点名号、熄灯号、休息号。共11种。

行动类号谱主要在组织备战演练、执行任务或遇有突况时使用。包括紧急集合号、集合号、冲锋号、防空号、解除警报号。共5种。

仪式类号谱主要在组织礼仪活动时使用。包括升旗号、降旗号、追悼号、出征号、凯旋号。共5种。

司号制度的历史沿革

“三军受号令，千里肃雷霆”。军号，让号令有了“活的载体”。军号伴随着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聚集了人民军队诸多宝贵精神财富。我军早在初创时期就建立了司号制度。对于司号制度的历史沿革，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国民革命军中编有司号分队和司号兵。

1931年，正式制定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人民军队首次拥有了自己的号谱和司号制度规范。号谱分为战斗号谱、勤务号谱、名目号谱、仪式号谱4类共300余种。

1962年，（原总参谋部）通信兵部重新编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号谱》。该版号谱类别不变，但是号种精简了，精简成了109种，还附录了两类共8个练习曲谱。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军号的指挥通信功能逐步弱化，应用使用范围逐步缩小。

从2018年10月1日起，全军恢复播放作息号。

2019年8月1日起，全军施行新的司号制度。

号令明，军威肃。回顾这近百年的历史，司号制度的恢复和完善，在加强号令意识、推进军队正规化建设和提振军心士气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司号员就位

6月10日5时50分，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嘹亮的起床号音响彻整个校园。第二期司号班学员迅速列队后向操场奔去，军号别在腰间，号嘴揣在上衣兜里。三公里晨跑结束，队伍集合在学院西北角的白楼前，学员们开始了一天的司号训练。左手叉腰、右手持号，头一仰，一串号音刺破晨雾，号管上的红绸在微风中起舞。

一切从零开始

2018年9月，军委训练管理部发布消息，我军司号制度恢复和完善工作全面展开，拟从2018年10月1日起全面恢复播放作息号；2019年8月1日起，全军施行新的司号制度。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承接了开设司号员培训班的任务。

在我军通信兵序列中，司号员是个特殊的兵种。从1927年建军开始，军号就与人民军队联系在一起，在作战和战备训练、工作、生活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战争形态的演进和我军现代化建设发展，军号的指挥通信功能逐步弱化，司号员编制在“百万大裁军”中被整编撤销。

30多年的历史断档，让接受培训任务的军事文艺创演系犯了难。两个月时间能培养出合格的司号员吗？这一度成为创演系主任徐惠冬想得最多的问题：“没有参照可循，没有专职老师，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受领任务后，创演系立即成立专门课题组讨论研究，到基层部队、军队院校和军乐团等单位进行调研，综合意见建议后，对教学大纲和训练教材进行初步拟定。大家都有一个共识，这是一场要打赢、也必须要打赢的战斗。

3月初，首期司号班正式开课，而大纲和教案也是边教边改。“课题组每周召开教研会，左刚、万千里、刘保国、王强等四位吹奏课教员根据教学实践对大纲和教材提出修改意见。”据徐惠冬主任介绍，正式的教学大纲和训练教案将在7月底付梓。

在此之前，一切都在摸索中。其中就包括对军号号嘴的设计改动。

“培训使用的军号由军委训管部下发，是1985年封存起来的一批军号。训练中，教员普遍反映老式号嘴偏浅偏小，对号嘴进行合理改良能降低学员的学习难度。”创演系教研室主任梁召今介绍，在结合教员提议和学员意见后，学院立即联系地方厂家对号嘴进行改良。很快，一批新的号嘴配发到学员手中。

改变的不仅是号嘴，还有教室。

第一期培训班开班之初，学员在临近街边的一栋红楼里进行吹奏练习。此起彼伏的练习声在遭到“投诉”后，学员“不敢吹了”，吹奏积极性打消不少。了解情况后，创演系立即为司号班调整出十几间专门的隔音教室。有了专属教室，学员们的思想包袱没了，号音也活跃了起来。

第一期培训班结业时，教研室召集教员和学员代表开了一次通气会。会上，大家畅所欲言。“主要是提问题，集智想办法。”徐惠冬介绍。会后，学院根据学员提出的问题，对课程计划进行调整。“第二期培训方案将音乐基础、司号史、思想政治等课程时间前移，在第一个月全部结束，为后期吹奏练习预留足够时间。”

勇敢的“跨界行动”

坐在南京开往北京的高铁上，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部中士沈婉仪内心忐忑不安。“不懂音乐，从没接触过军号，要在两个月时间里熟练吹奏21个号谱，可能吗？”带着疑问，沈婉仪开始了在北京的训练生活。

新年刚过，沈婉仪和来自全军的40名士官被选拔为全军首批司号学员。他们有的是通信兵、驾驶员，还有的是导弹发射手。对于多数人来说，这将是一次勇敢的“跨界行动”。

“对学员的吹奏水平摸底后，我发现，虽说大家的水平参差不齐，有音乐基础的学员也不多，但都是各单位按政治素质、军事素质、文化素质、身体条件选出来的尖子，领悟能力强、学习能力强，这给我们打了一剂强心针。”梁召今对学员充满信心。

“节奏感、音准感较好；肺活量好，嘴唇相对薄、无外伤，牙齿整齐，口腔无手术……”这是各单位选送司号学员的基本条件。采访中，海军航空大学某部上士张国强指着自己的嘴唇对记者说：“你看，我的嘴唇是班里最厚的。”一句话，引得大家笑了起来。“但努力可以弥补短板。别人练一遍，我就练10遍，勤奋使我变得强大。”

陆军某部四级军士长韩军杰擅长长笛演奏，“本以为长笛吹得好，小号学起来会很快。而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以为’。”练习吹奏的第一天，韩军杰在嘴形上“卡了壳”。

正确的吹奏嘴形是吹好军号的第一步，但稳固正确嘴形并非易事。

采访中，武警某部下士杨鹏一直在叠纸片，只见他将一张完整的A4纸裁成6厘米长、4厘米宽的小纸条，再将纸条折成2厘米长、0.5厘米宽、0.2厘米厚的纸片——这是吹奏练习的重要道具。将纸片放在唇间，用唇尖力量夹住纸片保持20~30分钟（俗称“叼纸片”）是快速固定嘴形、锻炼唇尖肌肉控制力的一个好办法。

“30分钟叼纸片练习后，嘴巴又酸又麻。有时吃饭时嘴还是抖的。”火箭军某部下士樊斐笑着说。除了纸片，学员还被要求随身携带一面小镜子，随时查看嘴形是否正确。“吹奏结束，如果嘴唇正中留下了一圈红色印记，那就说明嘴形对了。”

刚接触军号时，学员们只有憋足了劲，才能吹响那么一两声。几天后，虽不那么吃力，但因为气短音高顶不上去，吹出来也难成调。

焦虑如乌云罩顶，在重复“哆、咪、嗦”的过程中，学员们的嘴肿了消、消了肿，反反复复，人也晒黑了一圈，但每个人都在拼尽全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这一点，武警某部下士侯猛飞感受最深。

午后的阳光透过树叶的间隙打在他的脸上，油光细密。侯猛飞喜欢站在白楼前的大杨树下吹号，“室外无混响，我能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声音，及时发现并改正错误。就是一点不好，天气热，嘴唇火辣辣地疼。”干裂、皴皮，侯猛飞不停地抹着润唇膏，两个月用了5管。

沈婉仪是班里唯一的女生，但司号员不分男女，来自男兵的压力激励着她不断向前！向前！“自己动手写练习曲辅助吹奏练习，这点很棒。”沈婉仪的努力得到了班主任杨磊的赞许。结业考试中，她拿到了乐理科第二名的好成绩。“号音吹得比男兵更高、更亮。这就叫优秀。”

和沈婉仪一样，大部分学员对军号、军号史知之甚少。为了让学员对军号有更多地了解，培训班开设了军乐与司号史的课程。学习历史后，沈婉仪知道了1927年红军连的编制中就已经有了司号员的编制；了解到在朝鲜战场上，我军司号员郑起创造了一把军号吓退联军一个营的传奇故事。

火箭军某基地下士刘奇的爷爷就曾是一名司号兵，上过战场，吹过军号。4月的一个夜晚，年近耄耋之年的老人听说孙子要来北京学吹军号，一高兴，喝了半斤白酒。

“第一周吹响、第二周吹长、第三周吹变音……”为期两个月的培训生活，时间被精确切分、标记。培训初期，看不懂的乐理、唱不会的乐谱，让战略支援部队某部中士邓伟觉得度日如年；等到了第二个月练习21个号谱时，他又感叹时间过得太快完全不够用。在这栋小白楼里，“时间相对论”一直存在着。

作为解放军军乐团首席小号手，刘保国老师认为，学员要想将气息掌控自如，将21个号谱吹奏得游刃有余，两个月时间远远不够。“‘树大自植’，院校培养只是第一步，后续的自我练习更重要。”

眼下，处于“生长季”的学员正在不断地给自己做“加减法”，努力让自己变得更优秀。学习时间已经过半，刘奇还没正经出去游玩过，在他看来，周末是“弯道超车”的好机会。

记者简单估算了下，平均一天下来，学员和军号“亲密接触”的时间将近8个小时，除了吃饭，通常一练就是大半天。高强度的练习，嘴部酸疼是常有的事。休息时，有人选择“沉默是金”，有人“打嘟”放松，刘奇喜欢含着一颗糖闭目养神，嘴尖的压力迅速被舌苔上的甜所掩盖。

向“领头羊”进阶

“全军施行新的司号制度前，学院会开设4期培训班，按照每班40~50人的培养计划，想要满足全军司号员的需求还有很大缺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培养的学员不仅是司号员，还是教练员。他们将成为‘种子’，回到各军兵种部队组织司号教学。”梁召今说。这就意味着，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学员不仅要学会吹，还得学会教学组训。

4月30日，第一期学员全部顺利毕业。年轻的学员回到部队，一边继续吹奏练习，一边当起了各自单位司号员培训班的“领头羊”。

5月9日，侯猛飞在部队驻地山西太原开设司号员培训班，成为同期第一个独立开班的学员。从学员变身教员，侯猛飞这回面对的是80名学员，培训时间为40天。电话采访中，侯猛飞直呼“压力山大”，熬夜备教案成了常态。5月27日，韩军杰的司号班也开班了。开课不到半月，韩军杰接连感叹“难！头疼得很。”眼下，他们遇到的教学难题和几个月前教员们遇到的棘手问题是相似的。对于这一点，教员们早有准备。

五一假期第一天，刘保国编辑了一条近千字的授课心得发到学员群里，帮助学员尽早适应教员角色。而更多的任前培训早在开班时，就有了安排。

授课过程中，教员注重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学员掌握一定的教学技能。班主任杨磊负责乐理课教学，在他的课堂上，他会预留半节课时间让学员走上讲台授课。“学员在试讲过程中，一面巩固课堂知识，一面掌握授课技巧。”事实证明，杨磊的尝试很奏效。

武警内蒙古总队下士郭胜强曾是一名长号手。课堂上，郭胜强的积极性很高，喜欢举手上台，不论是答题还是试讲。在同学眼中，他是一个胆大的汉子。“其实我也很紧张，但我得提前适应讲台上的气氛，回到单位后得组织司号员集训。”

第一期培训结束，学院选拔了5名优秀学员留校，担任第二期培训班的小教员，辅助老师对后进学员进行吹奏指导。

启用学员担任助教，这在军事文化学院尚属首次，既锻炼学员的教学组训能力，又充实师资队伍。首期学员杨鹏和杜耿松位列其中。

“号嘴位置上下各占一半，号嘴的支点在下唇……”刘保国讲授吹奏要领时，杨鹏站在一边仔细观察记录。扎实的任前准备工作从他桌上摆放的两本厚厚笔记本可窥一斑。“老师教的、同学吹的、自己琢磨的，我都写进了本子里。”杨鹏说。闲暇时，他还将自己吹奏的21个号谱录成音频，发到第二期学员的手机上，帮助大家听音练耳。武警某部战士杜耿松买了一台小型摄录机，将上课画面摄录下来，课后再根据视频进行整理。“课堂上老师指出的问题、产生的原因、解决的方法，这些在我今后的课堂上都能用上。”

为了战斗，前进

“这是一种铜制的乐器，能发出一种特别刺耳的声音。在战场上，只要它一响起，军队就像着了魔似的，全都不要命地扑向联军。每当这时，联军总被打得如潮水般溃败……”这是美军第八集团军总司令李奇微在《朝鲜战争回忆录》里对军号的描述。

原空政文工团乐队队长左刚，是30多年前的最后一批司号员，时隔多年，仍能清晰地吹奏出每一种号谱的音律，他深知吹响军号对于一场战争的意义。

一串号音就是一道命令，号音吹得是否正确关系到战役的成败，有时还能够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战目的。

课堂上，左刚的要求格外严格。“宁可不吹，也不要吹错。”他时常重复着这句话。在他看来，学员们吹的还是当年的号音，为的还是同一个目的：“战斗”。

“531 555 531 555……”这是韩军杰最喜欢吹的冲锋号。一段9秒的冲锋号，他反反复复能练上几十遍。“冲锋号一响，我军将士勇气倍增、杀声震天；而敌人听到了，便会胆战心惊，溃不成军。”

军号重新“征召入伍”，在徐惠冬看来，是精神的传承，更是向战争的宣誓，它将唤醒蛰伏在军人骨子里的血性，“军号承载着传承红色基因、强化号令意识、推进正规化建设、提振军心士气的作用。特别是在未来组织的战备演练中，电子播放号将被取消，改为司号员吹奏。一旦我方受到无线电干扰和电磁压制，军号仍然能够作为保底通信手段。”

元帅曾说，没有通信联络就说不上军队指挥。可以说，号令就是指挥员在战斗中的喉舌。在战场上，司号员同指挥员一样，都是敌人重点狙击的目标，时刻处于运动中的司号员需及时躲避来自敌方的危险。正因如此，在司号员培训计划的制订过程中，“立足实战，聚焦备战打仗”成为课题组规划教学设计时的重要考量之一。

“培训第七周，学院将安排模拟实战环境的教学课程，学员将被送到陌生演训场，在近似实战的战斗环境中组织训练，以提升他们在战斗中克服不利天气、地形的影响，快速行进、寻找掩体、在安全地点发送号音的能力。”徐惠冬向记者介绍。

为了在战场上吹出完美的号音，学员们就像是一块晒了很久的海绵，拼了命地吸收知识，加快学习进度，谁都不想放松，谁也不敢放松。

行文即将结束时，韩军杰给记者发来一条消息，“军号是世界上最神奇的语言。一想到8月1日，部队的作息号将从我和战友们的号角里吹出，响彻祖国的每一座军营，我就会由衷地生出一种自豪感，好似回到18岁参军时的模样……”

摄影：张增亮

制图：扈 硕

历史链接

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国民革命军中编有司号分队和司号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立后，为保障各级首长调动和指挥部队，在军部副官处编司号班、设司号官，在团、营、连分设司号长、号目和司号员。

1931年11月，中革军委总参谋部在瑞金召开红军司号会议，制定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并发出《关于司号员问题的通令》，人民军队首次拥有了自己的号谱和司号制度规定。

1933年3月，中央在瑞金附近坪山岗设立红军通信学校，开设号兵班次，开始系统培训司号骨干。

新中国成立后，全军部队在连编设司号员，营编设司号班，团编设司号排，司号员成为我军基层部队传统的“八大员”之一。

趣闻轶事

由于谱系复杂，一个司号员的养成很不容易，红军时期国共双方的军队都有“交号不交号嘴”的规矩，即司号员调动、离队，要把军号交上去，而号嘴属于个人物品，不必交。所以，号嘴就成了司号员的职业标志，每次打完仗，双方都很重视在俘虏身上搜查号嘴，一旦发现俘虏中有司号员，是要千方百计留下来的。

革命年代，司号员在军中享有较高的待遇。除日常和指挥员一样的生活待遇外，红军中的司号员每月有三块大洋的鸡蛋费，即便在艰苦的长征途中，也有一块大洋。

在我军司号员队伍里，走出不少开国将军。据不完全统计，光是当过司号员的开国中将就有张国华、聂凤智、王辉球、邱创成、李成芳、蔡顺礼、刘西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