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止黑暗教团怎么点不到目标(阻止黑暗教团)

重温两百年前的那场争论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艾伯特·奥·赫希曼在其《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一书中，通过系统回顾200年前西方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夕的政治争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政治后果，提出从实现欲望到追求利益的人类行为动机的转变对于现代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问题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价值，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对于经济扩张的政治后果的复杂性，自资本主义产生起就伴随着理论上的争论。人们对资本主义可能产生的政治后果并不完全是乐观的，且不说持传统观点的道德家和宗教人士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就是那些极力赞扬商业发展的知识分子也普遍具有某种矛盾心态。亚当·斯密一方面大力赞扬分工对人类发展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对分工发展对尚武勇敢等政治美德的侵蚀感到惋惜，他针对一般大众提出了《国富论》方略，而对于上层人物则授以《道德情操论》的秘笈。孟德斯鸠尽管对经济扩张产生的良好政治后果作了充分的评价，但是他更希望复兴罗马共和国的公民美德传统。托克维尔一方面赞扬美国商业社会的发展促进了伟大的制度，但另一方面他内心深处对贵族传统的留恋不时流露出来，对美国商业社会产生的平等可能为新的专制政治提供契机担忧不已。的确，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现代经济的复杂性既约束了专制政治的暴虐，也为压制和限制民众政治参与提供了借口；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取代了对荣誉和权力的争夺，但同时也扼杀了关心公共事务的公民精神。马克思及其后继者更是对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异化、对无产阶级的压制和剥削以及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国家的侵略造成的罄竹难书的罪恶作了极为彻底的批判。赫希曼承认，就是在对经济扩张的政治后果抱着流行的乐观态度的资本主义早期，在商业贸易“温和”“文明”等观念的支配下，奴隶贸易、贸易也在迅速发展，海外和国内的贸易也时时充满了风险和暴力。

那么，赫希曼《欲望与利益》这一著作的“伟大”贡献何在呢？在赫希曼看来，上述对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政治后果的批评有些多少是不公正的，因为这些批评的绝大部分都发生在经济扩张和政治改良的19世纪，或者如匈牙利思想家卡尔·波兰尼所说的发生在1815—1914年的“百年和平”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赫希曼认为，正是经济扩张带来的长期和平产生的空虚无聊、安宁平庸激起了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反感，加上很多知识分子把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全部算在资本主义的头上，结果200年前关于欲望与利益的这场极其重要的争论差不多从人们的集体意识中消失了，直到社会主义的实践使人们重新认识了市民社会对于政治领域的重要意义，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产生了官僚主义膨胀对自由的威胁，知识分子才又重新拾起这场争论的某些结论，论证了利益追求对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熊彼特重新提出，扩张领土的野心、殖民扩张的欲望和好战精神并非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结果，相反，它们产生于残存的前资本主义精神。他说：“资本主义文明是理性主义的和‘反英雄主义的’，……现代和平主义与现代国际道德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产物。”20世纪50年代初卢卡奇在其《理性的毁灭》中也系统分析了非理性思潮的泛滥对产生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影响。而米瑟斯、哈耶克、布坎南、弗里德曼等人，甚至包括前社会主义者普鲁东和托洛茨基等人，则重新论证了自由的经济竞争对于自由制度不可或缺的意义。

赫希曼认为，欲望固然是人类生命的本质和某种潜在的创造力，追求利益的经济扩张固然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个人美德的丧失，产生所谓政治异化和压制的现象，但是，“避免社会崩溃”的心理应该占有更主要的地位，而总的来看，只有立足于追求利益的经济扩张才可能保证这一点。换句话说，经济扩张在个人美德方面的损失将为其在政治后果方面产生的良好影响所弥补，而后者在防止基于各种政治权力欲望所产生的巨大灾难方面是不可或缺的基础。他认为，通过全面回顾和再现200年前这场知识史上的争论，我们必将对资本主义传播的必然性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与斯密、门格以及哈耶克等人感兴趣于“非预期的而实现了的结果”（即社会利益）不同，赫希曼证明了“预期的而未实现结果的决策行为”（即个人的自利动机）的力量和影响。

从知识史看，虽然赫希曼也提到了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复杂性问题，但是他的本意是希望人们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思路回到资本主义的开端，这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为他写的序也可以看出。阿马蒂亚·森说：“赫希曼使人们以一种新的方式去理解资本主义的思想基础，……资本主义总是以牺牲人类某些邪恶倾向为代价而激活人类某些善良倾向。”因此，赫希曼的“发现”不外乎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后退，他认为知识分子们实际上走了一个圆圈，又不得不回到200年前的那场争论中去。

二〇〇四

制约欲望的三种方式

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各种欲望，包括骄傲、贪婪、嫉妒、虚荣、好色、残暴、攻击欲、权力欲、占有欲等。这些欲望是漫无边际的，满足了一个欲望又会产生新的欲望，有的欲望本身甚至就具有无法满足的性质。这些欲望也是没有边界的，放纵欲望必然会导致社会无穷无尽的争执、混乱以致毁灭。因此，尽管满足欲望是每一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社会创造力的重要来源，但是，为了社会本身的存续和发展，对欲望的某种约束和限制是必须的，遏制欲望，成为人类历史上各种风俗、习惯、礼仪，以及道德、宗教等各种人为建制的重要内容之一。

赫希曼的讨论正是从这一事实出发的。在赫希曼看来，人类最初遏制欲望的基本努力都可以归结为某种道德劝谕和说教，它的基本特点是对欲望的谴责以及道德行为神圣性的无可置疑，这集中体现在教对人类各种欲望毫不留情的谴责以及对各种人类美德的赞扬中，如奥古斯丁所反复批判的追求金钱、权力和美色的罪恶欲望通常被认为是令人类堕落的主要原因。然而，随着中世纪的结束和现代社会的开启，人类几千年来卓有成效的遏制欲望的各种手段相继式微和失灵：各种风俗习惯被日渐淡忘；礼仪因长期得不到人们的遵守而失传；宗教的神圣性因教会遭到侵蚀并在启蒙思想家的猛烈批判中失去了其往常的权威；道德说教似乎一夜之间不再生效等。欲望这只长期关在笼子里的“猛虎”一旦逃出来，就会恣意妄为危害社会。出于对社会即将陷入崩溃的焦灼心理，人们积极寻求约束欲望的新的有效手段。

赫希曼把这些寻求约束欲望的努力归结为三个基本思路：压制欲望；驯化和利用欲望；寻求欲望的制衡。第一个思路是奥古斯丁、加尔文以及霍布斯等人提出的，它基于人类欲望的不可避免性和不可改变性，对人性之恶持一种悲观的设想，寄望政治家能够采取合适的强制措施压制欲望的泛滥。显然，这一思路具有明显的逻辑缺陷，那就是如果统治者太仁慈或者自身欲望泛滥将无计可施。第二个思路首先被归结为17世纪心理学的发现，它对改变人性持相对乐观态度，希望通过对欲望的驯化和利用将各种破坏望转化为建设望，使个人欲望的满足能够有利于社会，而驯化和利用欲望的任务仍然得由统治者和社会精英承担，欲望转化的中介条件是政治家的良好管理。这一思路在维科利用立法转化欲望的思想中——将人类的残暴、贪婪和权势欲转化为军人、商人和统治者有利于社会的行为，在曼德维尔“私人恶德即公共利益”思想中，在黑格尔的“理性的狡黠”、弗洛伊德的升华概念，以及斯密“看不见的手”等思想中一再得到论述。第三个思路则在前两种思路之间寻求一种综合的解决办法，它承认人类欲望的不可避免性和不可改变性，但是对人性之恶的社会后果并不持悲观态度，认为通过合理区分危害较小的欲望与危害较大的欲望，可以借助欲望之间的相互残杀来弱化和驯服欲望，通过欲望之间的相互制约达到某种平衡，这种平衡能够产生某种本质上不同于个体欲望的后果，即社会利益的实现。这一思路在弗兰西斯·培根、斯宾诺莎、休谟、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孟德斯鸠以及麦迪逊等大批思想家那里得到了详尽论述。培根提出，要“用野兽来猎取野兽”；斯宾诺莎提出，“借助相反的更为强烈的欲望克制和消灭另一种欲望”；休谟认为，“只有相反的欲望冲动才能够抵抗或阻止欲望冲动”；霍尔巴赫说，“欲望是欲望的真正平衡物”；爱尔维修提出，“只有欲望才能战胜欲望”；孟德斯鸠提出，“必须用权力约束权力”；麦迪逊提出，“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等。

二〇〇四

利益制约欲望

正是在两百年前这场区分欲望以及欲望制衡的思想讨论中，一个对现代社会非常关键的核心概念脱颖而出，这个概念就是“利益”。利益（interest）原来的意义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欲望和兴趣，但是其含义在约束欲望的讨论中逐步演变为“追求物质财富”这一单一含义。有意思的是，利益含义的这个演变过程在英文、德文、法文中几乎同时发生了。赫希曼认为，利益这个概念的凸显和发现“使知识分子欣喜若狂”，因为经过长期的困惑和探索，一个支配人类行为世界的“万有引力定律”终于被发现了！一个有秩序的新社会的基石终于被发现了！

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利益彻底解决了欲望与理性长期以来的二元对立，利益由于综合了欲望与理性而成为一种相对无害的欲望；只要每个人都去追求利益，社会就能得到有序的发展。赫希曼多次引用了孟德斯鸠的一句话：“幸运的是，人们处于这样的情境中：虽然其欲望可能会促使他们作坏人，然而其利益却阻止他们这样做。”传统道德所谴责的恶或者成为无害的，或者道德自身的含义已根本不同。斯密的《国富论》的划时代意义就在于，它在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的基础上，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做了系统有力的经济辩护。

随着利益概念的凸显，道德的含义也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道德规范不再来源于传统礼仪、宗教神灵等外在的权威，新道德的最高规范就是“意志自律”；道德教育的实质不是提供一个提升人格的更高标准，而是使接受者明其理，知其利，以一种欲望克服另一种欲望。新道德谴责的不再是欲望本身，而是人们实现欲望的方式的不尽合理以及人类大多数行为的目光短浅。换句话说，人类的罪恶不在于拼命追求欲望的满足，而在于根本没有了解自己真正的欲望所在和不懂得怎样实现自己的欲望！不懂得自己真正利益的人就像跟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一样成为自己的奴隶，不可避免地遭遇失败。这样，自利的贪欲一旦贴上“利益”的标签迅即受到称赞，通过合理的自利，人类的欲望不仅得到了可靠的约束，而且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利益的这种神奇功能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呢？赫希曼认为，关键就在于与欲望比较，利益具有某种持久性、可预见性、可计算性、透明性、边界性等，这种特点使得每个人的行为都具有了某种透明性和可控性，从而为社会秩序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利益的持久性在于，追求物质财富的赚钱活动目标明确而稳定，不像其他欲望一样稍纵即逝，同时赚钱的目标也是没有止境的，钱能生钱，而且正是钱能生钱使得赚钱的欲望不会产生一般欲望因即时满足而产生的空虚和无聊；只要一个人把赚钱本身作为自己的目标，他就获得了一个持久而稳定的动力。更重要的是，追求利益的活动本身是存在边界的，它必须时时计算活动的成本和比较收益的多少，它不像其他欲望一样盲目冲动和不计成本，这就使赚钱的活动成为一种可预见的活动，从事赚钱的人成为一个理性的、透明的人。正如詹姆斯·斯图尔特所说，只要每个人都追求利益，政治家就有了施展才能的广阔空间，而对于一个由不关心自己利益的人组成的社会，政治家将会不知所措。因为，每个人自己的利益都是明确的，而公共利益却会因为各种分歧无法达成共识，更重要的是，一个人不关心自己的利益就必然会追求其他欲望，而这些欲望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像“潜水员”（霍布斯语）一样多变和晦暗不明。由于发现了利益的这一神奇功能，当时大多数人都相信，随着人们逐渐把追求利益作为自身行为的基本动力，社会将在一种和谐、安宁的秩序中发展下去，“利益不会撒谎”“利益主宰世界”也先后成为被人们信奉的社会格言。上帝创造了世界，然而为了管理这个长期以来乱哄哄的世界他并不安宁，现在他把利益植入了人类的心灵，终于可以休息了！

二〇〇四

制约欲望的两种政治企图

西方走向资本主义前夕关于欲望与利益的讨论始终是与某种国家管理有关的，它一方面与统治者对社会控制的关注分不开，另一方面更与社会试图控制统治者的权力联系在一起。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关注的是前者，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关注的是后者。赫希曼认为，利益概念以及欲望制衡的思想都可以追溯到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的功绩在于为即将来临的新社会确立了新的政治基础，在他看来，传统政治的道德基础是虚假的，共和制与君主制的区别也是虚构的，政治的真正基础是利益，因而一切政治活动都应该建立在现实的、权力的、利益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成功。由此，马基雅维里实现了政治学研究基本设定的转向，现实的利益原则成为新的政治的根本原则。自马基雅维里以后，现代政治学的任何内容都必须建立在人性研究的基础上。

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思想家则更关心约束统治者的欲望，因为君主的欲望多，民众的欲望少而单一，民众的欲望基本上限于对利益的追求。然而，民众对利益的追求却时时处处与统治者多变的欲望发生着冲突，因此，约束欲望的实质就是要限制君主的政治权力。为此，新的政治学对利益的关注主要是与制约权力的考虑联系在一起的。赫希曼认为：“整个社会契约论学说是制衡欲望策略的一个分支。”休谟也提出，政治正义不外乎就是稳定财产占有、保护财产增值以及为财产的和平转移提供秩序。

二〇〇四

经济扩张改进政治的两条路线

人们在资本主义初期对经济扩张的政治后果是持乐观态度的，经济扩张不仅能够限制君主的政治权力，而且可以促进人类政治的实质性改良，使政治活动纳入“文明的”轨道。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哪里有善良的风俗，哪里就有商业。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善良的风俗。”在17、18世纪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里，发端于英、法等国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一词带有很强的价值判断意味，市民社会是与黑暗的中世纪有着本质区别的，它直接承继了古希腊关于“文明社会”的传统，市民社会就意味着“文明”，“城市的空气充满了自由”。其实，与古希腊比较，市民社会的实际内容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古希腊市民社会即政治社会，在17、18世纪市民社会即商业社会，二者主要通过价值判断联结在一起。这样，市民社会的经济扩张不仅有可能彻底终结17、18世纪西方世界频繁的战争和内乱，也将有可能彻底改变长期以来黑暗的人类政治历史。

当时的知识分子发现了通过经济扩张改进政治的两条路线，一是专制君主崇尚贸易追求利润所带来的商业发展反过来成了约束君主政治权力的内在力量，另一条路线是城市商业相对独立的发展壮大构成了新社会政治发展的外在推动力量。这两条路线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时合时分，但其共同的逻辑都是追求利益的经济扩张改变了人类的政治形态。

追求权力的荣耀是政治家的本性，当时分散在欧洲各地的成百上千个大大小小的君主，无不想方设法削弱对方壮大自己，为此各种内乱和战争层出不穷。但是，这种斗争逐步显示出了与传统社会有些不同的趋势，其中最重要的是，导致战争的原因逐步从君主个人各种怪诞的念头以及王室家族之间的私怨转变为纯粹经济利益的争夺，斗争的手段随着民族国家的相对稳定逐步从军事战争发展为贸易战或者二者相互并重。总之，在过去长期被谴责为罪恶贪欲的利益开始成为君主们公开追求的目标，贸易活动开始洗去传统道德和宗教加在自己身上的污泥，成为政治活动名正言顺的行为动机。不过，君主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经济扩张有着自己的逻辑，一旦让它展开它就必然会遏制君主的贪权和恣意勒索，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发现了这一意义深远的秘密。

詹姆斯·斯图尔特把经济活动比喻为“一块设计复杂的精妙钟表”，君主要使用它就只能以最轻柔的手触摸它并且对它善加维护。一方面，君主要通过经济贸易的发展壮大自己就必须遵循经济活动自身复杂的规则，因而就必须要约束自己的各种欲望冲动对经济活动的干扰，由此，现代经济的复杂系统成为“反对专制主义愚行的最为有效的缰绳”。比如，随着动产取代不动产成为财富的主要形式，财产的主人大多处于匿名状态，财产的转移也更加容易，君主要想通过传统的没收财产手段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就非常困难了；随着汇票和外汇交易的发展，君主通过货币贬值的传统手段聚敛财富也非常困难了。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上帝不得不由“陶匠”变成熟练的“表匠”，由于经济活动这只“钟表”常常会出现各种障碍，因此对它善加维护就非常重要。无疑，经济活动的复杂性需要管理者拥有系统的知识，也需要细致的分工，君主的无能、和挥霍政策会阻碍经济发展。按照孟德斯鸠的说法，与主要拥有动产的公民打交道的政府，必须采取完全不同于面对拥有地产的封建主的政府的运作方式，为了适应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就必须为政治活动制定精心设计的宪法和制度。弗格森则指出，“渴望获得利润的贸易精神开启了政治智慧之门”。

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打击国内的贵族以及在国际上占据优势，君主常常不得不和市民社会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争取他们的帮助。然而，这种联合的另一种后果显然也是君主不愿意它出现的，这就是市民社会在君主的保护下获得了发展的契机，市民社会的日渐壮大竟成了专制君主制度的掘墓人！在君主垄断政治权力的情况下，获得财富几乎是市民社会改善自身处境的唯一途径，但是一旦财富的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市民社会必然要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

为什么市民社会的发展能够成为对抗君主势力的强大力量，而封建地主在君主势力面前却显得异常软弱呢？这里的逻辑是，现代经济活动是建立在交换和分工基础上的，交换和分工相互促进，有了分工就必须交换，交换的发展促进着分工。现代社会交换和分工的发展带来的政治后果就是社会交往的发展和集中，集中起来的资产阶级有着显而易见的共同利益，这个共同利益就是保护自由交换的生产条件。分散的地主们主要以自然条件为生，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需要建立各种各样人为的制度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分散的地主很难形成集中力量对抗王权，而本质上就趋于联合和集中的资产阶级是限制王权的天然力量；交往稀少的地主们缺乏共同利益，很难达成共识，然而资产阶级单单为了生存下去就必须达成某种共识，贸易替代暴力的前提是人们具有公认的交易规则。在资产阶级取得国家后，这些规则就上升成政治制度，成为约束统治者欲望和规范政治权力的制度。正如美国制宪者麦迪逊所说，为了制约权力，就必须以恶制恶。以恶制恶的实质就是把统治者的欲望转变成透明的制度化的利益，用利益约束统治者的欲望。

这样，人才、法律、制度就成了新社会政治活动的基础，一切政治问题都可以转化为科学问题，政治自身已经没有事情可做了！正如当今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所再次发现的，早在19世纪黑格尔就提出，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制度的确立，历史已经终结了！因为能够促进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人类行为动机已经被发现了，如果历史出现反复，也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现真正的利益所在，没有制定出科学的制度来促进和实现我们的利益。

二〇〇四

走出利益制约欲望的循环怪圈

我们不能否认200年前这场争论的重要性，也不能否认经济扩张对塑造现代制度的基础性作用，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真的走不出这个历史循环的怪圈吗？或者真如福山所说“历史已经终结了”？也许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赫希曼没有必要回答这个问题，也没有必要进行经济逻辑以外的分析，但是如果跳出单纯经济分析的思路，这个问题就必须得到进一步探讨。我们认为，赫希曼的《欲望与利益》的深刻局限也恰恰只能在经济逻辑之外才能发现。

第一，赫希曼没有分析欲望和利益是怎么产生的，而是直接把人类欲望的存在及其泛滥看成一个事实前提，这样，关于欲望与利益的争论的真实社会条件就被忽略了。实际上，欲望一方面固然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人即使作为一个动物也必须要满足最基本的生存和繁殖的欲望，但是另一方面，欲望的膨胀放大以及很多欲望的产生又是与一定社会条件分不开的，满足欲望的方式更直接受到社会条件的限制。欲望泛滥对社会的危害性是人类历史上的普遍现象，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人们并没有社会即将陷于崩溃的焦灼心理，当然也就不会产生“欲望与利益”这样的大讨论。对此的解释只能是，传统社会相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人们的欲望是简单的和稀少的，因此遏制欲望危害性的手段也相对简单，道德性劝谕的效果也就十分明显。然而，资本主义经济扩张使利益获得了合法性，由此人类追求物质财富的贪欲才极度膨胀，人类欲望的内容及其满足方式才迅速发展，从而才产生了欲望泛滥危害社会基本秩序的现象。实际上，利益获得了合法性不仅因为利益具有理性特征，更由于追求利益的主体主宰了新的社会，由于财富的主要形式发生了变化，满足欲望的主要手段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如果欲望的膨胀是由利益的追求引发的，那么利益约束欲望的逻辑有效性就要大打折扣。

第二，利益与欲望的区分固然是很有价值的发现，但是这种区分的价值也是很有限的。通过把各种非理性的欲望转化成利益的理性追求，固然可以约束欲望对社会的危害性，但是相反的转化同样是可能的。利益固然可以约束欲望，但是欲望也经常战胜利益；利益尽管是一种相对无害的欲望，但毕竟也是一种欲望，既然是欲望就不可能彻底摆脱欲望的非理性特征。如，资本化的私有财产以至今日之拥有巨大能量的跨国公司，就很难受到有效的政治控制，它往往借助自己的实力在国内和国际政治舞台上恣意妄为危害社会。这说明即使利益制约欲望的问题解决了，利益自身的制约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黑金政治”作为西方国家的一个世界性难题就是典型的例证。每个人对自身利益的理性追求不一定产生整个社会的理性化，恰恰相反，对利益的追求如果没有适度有效的控制，还必然会产生整个社会的非理性化，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了非常有说服力的分析。因此，要把两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巨大社会灾难完全与资本主义的逻辑分割开是很难令人信服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导致战争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得到普遍认同，并不是因为其理论上的雄辩力量，而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实践不断强化了人们的这一信念。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总是交叉使用武力和贸易两种手段，自由贸易虽然可以解决部分战争问题，成为阻止战争的某种道德等价物，但是在贸易受阻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强国总是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在西方发达国家几乎完全掌握战争主动权的今天，要把战争的责任完全归结为非资本主义国家的“野蛮”“专制”或者“恐怖”，恐怕就完全是自欺欺人地制造荒谬了。

第三，赫希曼没有质疑资本主义人性观的合理性问题，因此他对道德约束欲望的努力可能具有的更大意义不置一词。对于人性善恶以及人在本质上是不是一个经济人的问题也许永远都会争论下去，我们且不论人性本身的丰富性以及人性向善发展的可能前景问题，就从经济人的设定出发，经济扩张的政治后果也是问题重重的，现代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所揭示出来的若干悖论就说明了这一点。理性选择理论试图把整个现代自由制度完全建立在经济人的逻辑上，通过“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及“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两个假设——这两个假设正好构成赫希曼提到的利益概念——推导出整个自由制度的合理性及其必然性。但是，关于“投票人悖论”“理性悖论”“国家发展悖论”“多数悖论”“制度变迁悖论”“投票交易悖论”等系列悖论说明，现代制度是不能完全用经济的逻辑解释的。正如公共选择理论思想家缪勒所指出的，对于为什么大多数个人会去投票的问题，能够得到广泛认同的最佳解释仍然是因为某种道德责任感或公民义务。对于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以及非经济的文化道德因素对现代制度的意义——赫希曼明确批判了这一点，并可以列出卢梭、休谟、柏克、斯密、托克维尔、韦伯、涂尔干、熊彼特、马克思等包含许多著名思想家的冗长清单。而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人的显著不同在于，它指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非道德性是欲望泛滥的根本原因，它从根本上颠覆了利益制约欲望这一逻辑的可行性。它认为利益正是一种资本化的欲望，这种欲望更加没有边界，它不仅会突破传统道德为它设置的界限，而且它的本性就是摧毁一切价值的彻底的虚无主义，因为它试图把人类的一切价值都转化为抽象的交换价值，这样，用利益制约欲望就永远不会走出欲望泛滥的怪圈。因而，它认为只有根本的政治制度回归道德立场，政治活动以主持正义、维护公共利益和提升人的道德性为己任，对欲望的制约才能产生有效的作用。当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充分估计到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性，没有对利益制约欲望的制度建设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个缺陷常常被资产阶级思想家抓住大做文章。但是，在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灾难，现代制度又日益陷入困境的今天，难道我们真的只能回到利益制约欲望的单行道上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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