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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桥问主席：诗里说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指的是什么人呢？

一、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是一个非常喜欢诗词的人，他不仅与诗人在一起的时候聊诗，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一起的时候，他也聊诗。

1957年1月12日晚，在紫云轩的书房里看书，休息的时候，对李银桥说：“银桥啊，《诗刊》来信要求发表我的一些诗词，盛情难却，我让子龙抄写了十八首，准备给他们送过去。小韩也很喜欢诗，你也受些感染么？”

和李银桥

李银桥不好意思地说：“我和小韩都非常喜欢主席的诗，我也想学着写一写，可就是不会写……”

看着李银桥说：“写诗是件费脑子的事，尤其是旧体诗更不容易掌握，又是平仄格律，又是韵脚对仗，还不得犯孤平、掌握了这些还要讲究诗意和诗的境界，很难哩！你们年轻人最好莫学写旧体诗，学就学作新诗，歌颂我们的新中国，歌颂工农兵！”

李银桥听这么一说，嘿嘿笑了，红着脸说：“主席，我也试着写了一首，可不敢说叫诗……”

眼睛一亮，鼓励他说：“念来听听！”

李银桥高兴地朗诵起自己的诗作：

我是工农兵，

革命打先锋，

哪里需要哪里去，

党的安排我服从。

为了建设新中国，

哪里艰苦哪里冲！

上边疆，下海洋，

闯大漠，攀高峰，

革命红旗飘扬处，

处处有我工农兵！

认真地听着，听完了哈哈大笑，连声夸奖：“好诗好诗！”又关切地问道：“银桥啊，不晓得你还会作诗哩！好，好么！什么时候学的啊？”

李银桥难为情地说：“这是我老婆帮我写的……”

笑得更厉害了：“不错么，敢写就不错！真是一首好诗呢！以后多练多写，会更进步呢。”[1]

李银桥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他经常在的身边，耳濡目染，对诗还真有了那么一点兴趣。

1948年，和李银桥聊天，话题不知怎么就转到了《沁园春·雪》上来了，李银桥问：“那《沁园春·雪》这首诗是怎么发表出去的呢？”

说“在重庆，柳亚子老先生向我要诗，我写了这首《沁园春·雪》给他，他竟拿去报上发表了，闹得许多人都晓得了。”

李银桥问：“那主席在诗里说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指的是什么人呢？”

“哈哈……”

笑了，说：“风流人物，是说我们人，说我们这支革命队伍……这是一首词，也是诗吧，是我十多年前刚到陕北时，看到大雪后写的。”[2]

李银桥在身边生活了十五年，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像父亲一样关心和爱护他，李银桥也像一个儿子一样照顾。

1962年4月的一天，在身边生活了十五年的李银桥与挥泪而别。临行前，按照的嘱咐，李银桥一家人来到了的身旁。

按着李银桥的请求，给李银桥挥毫书写了一首诗，写在一个折子上。对李银桥说：“近来没作新诗，抄了一首旧诗送给你吧。”

李银桥打开看时，是1935年10月所作的《七律·长征》，金钩银划，笔走龙蛇，李银桥非常高兴。

就要分手了，看李银桥满面的泪水，自己也流下了眼泪，哽咽着说：“我也舍不得你走啊。我和我的亲人，和我的孩子们一年也见不上几次面，你在我身边工作，我们每天在一起，朝夕相处，你们比我的孩子还亲啊……”

最后，对李银桥说：“不要脱离群众，干任何事，不干则已，干就要干出成绩；事不在大小，都要善始善终……有一口气就要干到底！”

二、林克问诗

从1954年起，林克担任的国际问题秘书，并教授英语，后来也兼顾国内问题，前后在身边工作了十二年之久。在完成主要工作的同时，他也经常为做一些临时性的其他工作，没有事情的时候，林克也经常向请教诗词方面的问题，每当此时，就细致耐心地为林克解答，使林克在身边学习和掌握了很多诗词方面的知识。

一次，和林克讲起了六祖慧能的身世和学说，说，慧能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出身于贫寒的农家。皈依佛门之后，一直是舂米的下等僧。后来，禅宗五祖弘忍寻觅新传人，要众僧作法偈，以观个人的修行。其上座弟子神秀作了一首，深得众僧推崇，但弘忍并不满意。慧能反神秀之意，另作一首，得到了弘忍的极大赏识，因此他接受了弘忍的法衣，尊为神宗六祖。说到兴致昂然的时候，为了说明慧能敢于创新的精神，为林克背诵了两首法偈，先背诵了神秀的：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接着又背诵慧能写的：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背诵了两首法偈之后，为了使林克加深对慧能的理解，加深对慧能的创新精神的理解，又对慧能的法偈做了进一步的阐释，说，慧能的法偈指出世间本无任何事务，所以没有尘埃可染；佛性本来是清净的，怎么会染上尘埃呢？这种意境正好与佛教大乘空宗一切皆空，万法皆空的宗旨最为切合，胜过神秀一筹。

林克听了的阐释，对两个法偈都有了深刻的了解。

还有一次，和林克谈到了刘禹锡。在这之前就曾和林克多次说起过“二王八司马”的故事，说到刘禹锡，自然又说起了二王八司马的永贞革新，对柳宗元和刘禹锡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都非常欣赏，对他们的诗词也格外称道。

和林克说得高兴，兴致所至，为林克挥毫手书了一首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有赠》：

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村。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这首诗表达了作者虽遭政敌打击，但是坚忍不拔，不屈不挠，敢于抗争的向上精神，的手迹更是苍劲有力，入木三分，名诗名书，颇为珍贵，一直为林克所珍藏。

1957年5月21日，在学英语休息的时候和林克说起了自己的《沁园春·雪》，说：“《沁园春》这首词是反封建的，‘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是从一个侧面来批判封建主义制度的，只能这样写，否则就不是写词，而是写历史了。”[3]

林克听了的解说，似懂非懂，他只是点着头。但是的回答却为人们理解《沁园春·雪》找到了一把打开大门的钥匙。

三、十三年之后的回答

1945年给黄齐生写过一封信，那是一封关于《沁园春·雪》的信，王若飞将写的一些《沁园春》和词寄给了，看后又寄给了黄齐生，并且说：“……阅后乞予退还。其中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并付一观。”

显然，对写的那些“骂人之作”简直是嗤之以鼻。以沉默表示了自己对他们的蔑视，但是也不是毫不在意，只是没有恰当的说话时机而已。他让黄齐生“阅后乞予退还”，那是1945年12月29日的事情，可能是想留下来找适当的机会再说吧？

时间的脚步悄无声息地走过了十三年，已经身为国家主席的在广州视察的时候，偶有闲情逸致，他在翻阅文物出版社刊印的《诗词十九首》的时候，翻到《沁园春·雪》那一首，他忽然想起了当年的那些“鸦鸣蝉噪”，那些饕蚊嗡嗡之声仍犹在耳。兴之所至，大笔一挥对《沁园春·雪》批道：

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呵！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4]

在写下了那几句注释之后，觉得说得还不够尽兴，他又想起了鲁迅曾经说过的几句话，于是他又乘着兴致额外写下了一段奇文：

我的几首歪词，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广州，见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刊本，天头甚宽，因而写下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修改他的《古小说钩沉》，然后说道：于是云海沉沉，星月澄碧，饕蚊遥叹，予在广州[5]。从那时起，三十一年了，大陆上的蚊子灭得差不多了，当然，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须努力。港台一带，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阵。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哉！试仿陆放翁曰：人类今闲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扫尽饕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时（午）十时[6]

从来是不主张为诗词做注的。

1963年《诗词》出版之后，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但是很多青少年看不懂，于是出版《诗词》的人民出版社的几位编辑就编写了一个《诗词注释本》的稿子。他们拿这个稿子去找胡乔木，请他审阅并帮助补充一下。胡乔木是一个认真的人，他下了很大的工夫对注释本作了修改、补充，对其中一些条目进行了仔细地考证。最后，这个注释本终于由胡乔木定稿了。但是，做事谨慎缜密的胡乔木把定稿的这个注释本没有直接送到出版社，而是送到了的案几上。人民出版社的几位编辑正焦急地等待着胡乔木的定稿呢，等到的却是的批示：“诗不宜注，古来注释杜诗的很多，少有注得好的，不要注了。”[7]这个注释本就这样泡汤了。

1964年，周世钊就诗词中的某些词句写信向请教，也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这样写道：“拙作解释，不尽相同，兄可以意为之，俟见面时详说可也。”[8]

1968年周世钊再次就诗词的注释问题致信，仍然没有正面回答：“拙作诗词，无甚意义，不必置理。”[9]

是的，这些都是后话，但是从的这些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出，对自己诗词的注释是不太感兴趣的。

那么为什么对《沁园春·雪》写了这段注释呢？而且为什么写了那样一段妙趣横生的奇文呢？

其实，对《沁园春·雪》的注释以及写的这段话都是有所指的，因为当年唱和《沁园春》的那些文人那时有很多都居住在港台一带，而和港台那些饕蚊一唱一和的饕蚊在西方的一些国家仍然不停地在嗡嗡乱叫。

正像自己说得那样：“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也许这就是对十三年前那些“鸦鸣蝉噪”的回答吧。

四、江山如此多娇

1958年年底，著名山水画家关山月和傅抱石先生接受了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创作巨幅国画的任务。关山月和傅抱石所接受的是一个命题画，“要求能体现出毛主席《沁园春》中‘江山如此多娇’的词意”，要求高五米半、宽九米，这巨大的幅面也是历史上空前的。而且在绘制的过程中，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周恩来、陈毅、郭沫若、吴晗都给予了具体的指示和意见，总的指导思想是：一轮红日照耀着长城、黄河，沐浴着江南的沃土、喜马拉雅山的积雪，祖国的四季山水“红装素裹，分外妖烧”。周总理对此事十分重视，他对两位画家说，应该把创作这幅画看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并决定作画地点选在故宫中。周总理向两位画家说出了自己更加具体的意见：

整个画面要表现出我们伟大祖国的风貌，近景是江南青绿山川、苍松翠石；远景是白雪皑皑的北国风光；中景是连接南北的原野，而长江和黄河则贯穿整个画面。而且向画家说，这幅画准备悬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大厅的墙上。

人民大会堂是国家领导人经常接见外宾和国际友人的所在地，如果巨幅国画画得不好，将有失国家的声誉与尊严。两位老人虽然笔力雄浑，笔走波澜，但是心理还是有些压力的，毕竟没有先例。关山月与傅抱石认真研究了几天，陷入苦思冥想之中……

傅抱石作画时，身边是少不了一壶酒的。他常常一手执笔，一手执壶，不时仰头饮上几口，酒像一团火一样从喉管滑入胃中熊熊燃烧，烧起一腔豪情。于是笔在手中，壮气盈胸，肆意挥洒勾勒，抒发满怀，笔下涌现幅幅波澜壮阔的佳作。画家的画处处流露出酒的神韵，其气势锋如万马奔腾，波涛汹涌，而且往往奇峰突起，给人以心灵上的震撼。

然而1958年至1959年期间是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期，酒的供应十分紧张。傅抱石在作画时买不到酒喝，口内苦淡，灵感枯竭，画兴索然，纵有澎湃也难以表达。无奈之间傅抱石试着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倾诉无酒之苦，请求总理能特批一些酒。周总理看罢信，不禁为傅抱石的直率而笑了，他理解艺术家的苦衷，立即派人给陷于困顿之中的傅抱石送去了好酒。傅抱石拿到酒，不禁喜上眉梢。一打开瓶盖，一股醇香扑鼻而来，精神立即为之一振。再喝上几口，陶醉在甘洌的酒味之中。有如久旱逢甘霖，更为周总理的理解体贴和热情关怀而感激万分。美酒润笔，真情动心，傅抱石勃发，灵感顿生，很快与关山月构思创作出一幅《江山如此多娇》小稿。

周总理看了画稿以后，认为很好，并且激动地说：画面还要画上红太阳，体现“东方红，太阳升”之意。周总理进一步说：“画上红太阳，也是象征毛主席、的领导。”

画稿通过之后，关老和傅老开始着手作画。宣纸是用乾隆年间存下来的厚古宣，宣纸足有铜钱那么厚，他们用的笔最大的像笤帚那么大。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创作，《江山如此多娇》这幅巨画基本完成了。周总理尽管很忙，还是两次抽空来看画。

创作即将完成时，关老他们专门请总理来提意见。总理看到将完成的巨幅国画，高兴地走上前和两位画家握手道谢，然后笑着说：“画面上这个太阳小了点儿，是不是可以再画大些？”总理望着两位画家，又说：“如果这幅画悬挂起来，这个红太阳肯定显示不出她的雄伟，其象征意义也就显示不出来了！你们看，我说的对不对？”关老他们画的红太阳原来只有排球那么大，确实是小了一点，听了周总理的意见后，他们立刻改进，把巨画上端的红太阳画得比篮球还要大些。后来周总理看后，高兴地说：“好嘛，这才表现其伟大的气魄嘛！”

巨幅山水国画创作完成了，只是未题款。两位画家有所期待地望着周总理。

周总理说：“要请毛主席亲自题字。”

两位画家听了周总理的话异常激动，盼望着这一时刻的早日到来。

9月27日，令两位画家激动的时刻来了。就在他们完成创作的第三天，周总理陪伴来到故宫的创作厅。关山月和傅抱石早已经在那里肃衣恭候了。

他们听到脚步声急忙迎出去，正健步向创作厅走来，他们走上前去与握手。

周总理急忙分别向介绍他们的名字。

笑着说：“早就听说两位画家的大名了。”

傅抱石和关山月站在的身边，傅抱石向仔细地介绍国画创作的意图：“近景青山绿水，代表祖国的南方，远景的冰天雪地是代表祖国的北方；中以长江、黄河贯穿，这是我们祖国的两大动脉，画上两大动脉，使整幅画面连贯起来，成为一个整体，象征我们伟大祖国的团结统一、繁荣昌盛……”

听了傅抱石的介绍微笑点头，说：“独具匠心呵！”

此时，关山月先生上前指着红太阳，补充说明它的象征意义：“红太阳是遵照总理的建议画这么大的。红太阳也是象征毛主席、的领导。”

听后，看了一眼周总理，说了一声：“好！”

关山月先生又接着说：“今天特敬请毛主席您老人家来挥毫落款。”

高兴地笑着又说：“好好！”

这时周总理在旁插话说：“主席呀，这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啦！”

站了起来，傅抱石忙把蘸饱浓墨的笔送到的手中。看了这幅巨画非常满意，挥毫泼墨，把“江山如此多娇”六个大字一口气写了三幅，并在每一幅中圈出自己满意的字，最终组成了具有十七帖风格而又凸显特色的“江山如此多娇”六个大字，由傅抱石的学生沈左尧和李方白将其放大、描摹到画面上去。仅一个“娇“字就将近一米。

题写的“江山如此多娇”

这幅画是赞许的，他认为较好地体现了诗句的意境。不然他怎么会题写“江山如此多娇”几个大字呢？这句话是《沁园春·雪》这首词下阕的起笔，是对祖国壮美山河发自内心的赞叹与讴歌，是词人的得意之笔，也是词人的惊世之笔。

从此，《江山如此多娇》这幅大气磅礴的巨作山水画，就一直悬挂在人民大会堂正厅之上，深受中外贵宾的好评。

这幅现代美术史上的名作就这样完成了。这是一幅异常珍贵的山水画。名人、名画、名词，达到了诗书画三者融为一体的美好境界，堪称三绝，珠联璧合。

《江山如此多娇》的意义并不在它那巨大的幅面和一般作品所没有的特殊的创作背景，也不在它所表现出的典型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而是通过它启发了后来许多山水画画家的创作思路，找到了一个能够在特定社会环境中获得成功的创作题材。

《江山如此多娇》并不是傅抱石和关山月合作的第一幅诗意山水画，他们也未必就是图绘诗意的第一人。但是傅抱石以其不懈的努力和不间断的创作，将诗意山水画引入到大众的审美领域，从而使诗意山水画在新山水画中获得了特殊的地位，新山水画也因诗意画的表现而在国画中得到了少有的重视和广泛的影响。从历史的角度看，傅抱石的贡献，不仅仅是他自己在中国画创作上的成就，也不仅仅是在他的带领下出现了江苏国画家的创作群体推动了整个事业的前进，使山水画的面貌焕然一新，而由他开辟的诗意山水画的创作，也引发了人物、花鸟领域内表现诗意的创作，创造了一个时代的表现题材和表现方法，这是他对美术史的重要贡献。

傅抱石生于1904年，是江西新余人。青年时酷爱绘画、书法、篆刻，1933年得徐悲鸿资助留学日本帝国美术学校，1935年回国到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在教，建国后曾任江苏国画院院长、中国美协副主席。擅长山水、人物，能篆刻，传世作品有《柳下闻吟图》等。1958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傅抱石画集》。他还是一位美术理论家，著有《中国绘画理论》、《中国美术年表》、《中国美术年表》、《中国山水人物画技法》、《中国绘画研究》等。

大约在1950年，傅抱石就开始了以诗意为题材的创作，如《七律·长征诗意》、《沁园春·雪词意》、《清平乐·六盘山词意》，而这时的这些诗词还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傅抱石的上述作品就已经参加了这一年的“南京市第一届美术展览会”。1953年，他的另两幅诗意画《抢渡大渡河》和《更喜氓山千里雪》也参加了“全国第一届国画展”。

那么傅抱石是从哪里得到这些诗词的呢？

傅抱石的这些画得益于郭沫若。

1926年，还在南昌师范附小任教的傅抱石就曾经听过北伐军政治部主任郭沫若的演讲，他们相识于1933年的东京。此后郭沫若积极促成了傅抱石于1935年在东京的第一次个展，并为他的画展题字。抗战时期，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又电邀傅抱石参加三厅的工作。由于傅抱石和郭沫若的私交，而郭沫若与又是诗友，所以傅抱石于抗战时期在重庆就读到了的《沁园春·雪》这首脍炙人口的妙词。

1947年傅抱石在上海举办个展，郭沫若为之撰文评述。1957年傅抱石出版个人画集，郭沫若又为之撰写前言。这两人多年的交谊，对傅抱石来说更多的是得到了郭沫若的帮助，特别是在艺术的发展上，郭沫若的指点与肯定对傅抱石都具有非常的意义。早在1933年傅抱石在东京第一次拜访郭沫若的时候，郭沫若就为傅抱石的《笼鸡图》题诗，后来郭沫若为傅抱石作品题诗之多，是其他画家难以相比的。应该说在改造国画的过程中，新山水画的出现，和郭沫若的扶持也有很大的关系，他在新中突出的政治地位，在学术界享有的盛名，都决定了他说话的重要。同时傅抱石改造国画的现实思路也吻合了郭沫若对国画发展的看法，1944年他题关山月《塞外驼铃》时就写道：“纯以写生之法出之，力破陋习，国画之曙光吾于此喜见之。在学术界郭沫若以博学见长，他对国画的喜好，以及他对艺术发展的认识，都反映了诗意画的出现也表明了他自己的艺术理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傅抱石也是郭沫若实现自己艺术理想的具体实验者。

关山月于1912年10月25日生于广东省阳江县。1933年毕业于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后任小学教师，其绘画才能被高剑父发现，遂被吸收入春睡画院学画。1939年，他以《渔民之劫》等作品参加了在苏联举办的中国美术展览。同年秋至1940年春，他首次于澳门、香港及湛江举办个人画展，之后他自广东出发，经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青海、陕西等省区，深入生活，收集素材，边写生，边创作，并沿途举办个人画展，以卖画维持生活和筹措资金。后来他在敦煌石窟临摹壁画，研习传统艺术。此次旅行写生，为他后来的艺术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1946年，被聘为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兼中国画科主任。1947年作南洋之行，先后在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旅行写生，作品描绘热带风光，并举办个人画展，受到华侨的欢迎。翌年又在香港、上海、南京举办西南、西北及南洋旅行写生画展，并出版《关山月纪游画集》（2辑）。1949年春,在香港参加人间画会的艺术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南文艺学院教授兼中南文联美术部副部长、中南美术专科学校教授兼副校长、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兼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美协广东分会主席、广东画院院长。他始终坚持深入生活，勤奋创作，其代表作有《新开发的公路》、《俏不争春》、《绿色长城》、《天山牧歌》、《碧浪涌南天》、《祁连牧居》。关山月在艺术上坚持岭南画派的革新主张，追求画面的时代感和生活气息。他的山水画立意高远，境界恢宏。先后出版了《关山月画集》、《关山月、傅抱石东北写生选》、《关山月作品选》、《井冈山》等作品集。

然而他最著名的作品却是与傅抱石合作的这幅《江山如此多娇》。

酒是傅抱石作画灵感的源泉。他的画艺得之于酒，几乎非酒不画，同时他也深知酒之危害。他曾多次试着戒酒，但终未成功。酒是傅抱石艺术生涯的灵魂，没有了酒，很难说艺术之树还能长青。嗜酒而深知酒之害，戒酒又难以断酒，这就是傅抱石矛盾的心态。美酒激发了傅抱石的创作灵感，也严重损害着他的健康。与很多以酒为魂的文人墨客一样，他最终被酒夺去了生命。

1965年，傅抱石应上海市委之邀，为新建的虹桥国际机场作画。画将结束时，他提出要回南京与家人共度国庆节。临行前，华东局负责人魏文伯设宴款待，上海文艺界的朋友纷纷前来作陪。傅抱石在宴会上畅饮美酒，谈笑风生，而且雅兴大发，散席后当场挥毫作画。

谁知，这一画竟成绝笔！由于上了年纪，加之饮酒过量，回南京的第二天，傅老便感身体不适，因脑溢血昏迷未醒，留下了尚未出版的五六十万字的手稿和五百余件没来得及落款的字画而撒手尘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