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机和张仲景是一个人吗(张机)

张仲景这个人从来就不存在？

我也曾一度怀疑医圣张仲景是否真的存在过，毕竟以普通人的想法来看，如此重要的人物为何《三国志》《后汉书》均无记载？疑惑中得见吴金华先生所写博文：《魏志》该不该补《张仲景传》，豁然开朗。

作为医圣仲景之门生，是否知道这其中的缘由呢？

一，刘知几的“网漏吞舟”说及其发挥

二，钱穆的“史情”“史意”说

三，《魏志》立传的“政治”标准

四，《魏志》立传的“资料”条件

《魏志》该不该有《张仲景传》？这个“史法”问题，是唐人刘知几（661-721）在《史通》里提出来的。

针对刘说的特点，我重温了现代学者钱穆（1895-1990）的《刘知几〈史通〉》一文，这是我研读《三国志》、《史通》及钱文的一篇杂记。

这篇杂记的结论是：《三国志》不容易读；你如果对它背后的“史情”和“史意”不做一点探讨便大谈史法，很可能成为钱穆笔下的刘知几：“他所论的史法，都是肤浅的，皮毛的。”钱氏对《史通》的批评是不是完全正确，我不敢说；我敢说的是，《史通》认定《魏志》中不见《仲景传》乃是陈寿的特大疏失，这一说法确有不切实际之嫌。

▲《史通》

张机，字仲景，汉末名医，官至长沙太守。此人不见于《三国志》，是不是有必要讨论？刘知几在《史通·人物篇》里写道：

当三国异朝，两晋殊宅，若元则、仲景，时才重于许、洛，何桢、许询，文雅高于扬、豫；而陈寿《国志》、王隐晋史，广列诸传，而遗此不编。此亦网漏吞舟，过为迂阔者。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陈寿的《三国志》不为桓范（字元则）、张机（字仲景）立传，王隐的《晋书》不为何桢（字元干）、许询（字玄度）立传，这是陈寿、王隐的特大疏漏，这在史法上可谓“网漏吞舟”，这种现象的发生是由于史家的眼光“过为迂阔”。

刘知几的意见很明白：《三国志》中，应该而且必须有《张仲景传》。

限于主题，桓范、何桢、许询的事情姑且不谈，这里只讨论《三国志》该不该补《张机传》和如何补《张仲景传》的问题。

其实，我最关心的，并不是该不该补《张仲景传》这个空论，而是如何补《张仲景传》这个棘手的实际问题。张机官至长沙太守，是不是该把他补进《魏志》第十六卷的名守传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张机是名医，是不是该把他补进《魏志》第二十九卷的方技传？可惜，《史通》对这个看似简单，实则很难操作的具体问题只字未提。

刘知几虽然没有说明《张仲景传》该用什么方式补进《三国志》，但现代学者对此说有了新的发挥：

陈寿编撰《三国志》时，对原来已经成书的史料删削过多。最明显的例证如马钧、张仲景这样伟大的科学家，他没有为之立传。（许嘉璐主编《三国志全译·出版说明》，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马钧的的问题也姑且不谈。这里把“张仲景”定格为“这样伟大的科学家”，那当然意味着《张仲景传》似乎应当补进《魏志·方技传》。然而，这段话中所谓“陈寿编撰《三国志》时，对原来已经成书的史料删削过多”云云，又意味着《张仲景传》早就有了“原来已经成书的史料”，而这些内容却被陈寿“删削”了，这种十分离奇的提法，是《史通》中不曾说过的。

比2004年的《三国志全译·出版说明》简明扼要的，是去年刚刚出版的《三国志》普及读物，该书主编把这个意思发挥得更为明白：

尽管陈寿取材颇广，漏略也同样存在。譬如张仲景与华佗，陈寿为华佗立传而忽略了张仲景。（岳庆平主编《白话精华二十四史三国志·前言》，现代教育出版社2011）

一言以蔽之，刘知几的“网漏吞舟”说及其发挥之论告诉我们，《三国志》应当为张仲景立传，《张仲景传》在陈寿时代就有了“原来已经成书的史料”，《魏志·方技传》只有华佗而不见张仲景是陈寿在立传方面的“忽略”。

早年，在没有养成细读、精读汉魏六朝史籍习惯的时候，我特别爱读刘知几《史通》这类宏观性的史论；中年以后，随着实证研究的进展，我对一切缺乏实证的宏论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并随手做了许多杂记，但总以为这类杂记对《史通》多所批评，不合“温柔敦厚”之旨，既过于唐突古人的名著，又得罪发挥其说的今人，不宜公开。及至读了钱穆的《刘知几〈史通〉》一文，始知身居海外的老一辈学者对《史通》的批评，至严至深，毫无忌讳：

钱穆

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享年95岁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史通》向来列为一部评史的书，但评史更重要是在评这一时代的历史。而《史通》只是评论“史书”，不是评论历史。史书记载“史情”，应具“史意”。什么叫“史情”呢？这是当时一件事的实际情况。这实情背后就有一个“史意”，这是在当时历史实际具有的一种意向。当时历史在哪里要往哪一条路跑，跑得到跑不到是另外一件事，但它有一个意向，想要往哪条路跑。我们学历史的人，就应该认识这个史之意。史意得了，史情自然也得了。史书的最大作用，要能发掘出他所写这一时代的史情与史意。史学家写史的作用在这里，我们要来批评历史、考史、论史也应该从这个地方去注意。而《史通》则尽在那里论史书、史法。《史记》怎么写的《汉书》怎样写的，写得好和坏，尽在写史的方法上着眼。倘使照我刚才的理论讲，史书最重要的要能看出当时这许多史事背后的实情和意向，而刘知几《史通》在这方面是缺乏的。他只注意在几部史书的文字上，没有注意到史的内容上。他只论的史法，没有真接触到史学。苟无史学，他所论的史法，都是肤浅的，皮毛的。史法之真实根源，并未涉及。孔子《春秋》是有史法的，但《春秋》史法之来源，则在孔子对春秋时代之史情与史意，有他一番极深的看法。

刘知几一辈子在史馆供职，然而没有机会来写一部历史，因此就不易见他的史才与史学。从某一个角度看，我们上面讲过《隋书》经籍中许多历史书，刘知几几乎都看到，也都批评到，似乎不能说他无史学。然而他所重只在文字上、在方法上，说不到有史识。则其所学也就另外是一件事，不能说他真学着历史。因为他只是在那里讲几部历史书，并不是在讲那几部历史书中之历史。诸位读了刘知几的《史通》，最多仅知道些我们该怎么来写历史。他只在史法史笔上注意，倘使对这一段历史自己并没有一番很深切的见识的话，那这些史笔史法也就根本谈不上。这是我讲刘知几《史通》的大缺点。他这书并没有讲到史书背后的史情和史意，他仅是读了那时许多的历史书，而没有进一步通到史学。

刘知几只注意到史书，没有注意到历史本身，也没有注意到写历史的背后的这个人。

刘知几本身做学问本有所偏，只爱读史而不通经。他的著作究为他的学问所限，不是一部理想的完作。

我今天批评刘知几《史通》，用意在学术上指出一准绳。像《史通》，不算得是史学上之最高准绳。尤其是根本无知，而多随便乱批评，那更要不得。当然，刘知几《史通》批评以前各史种种缺点，也多为此下史家所采用。而我今天又要来批评刘知几，诸位当心知其意，莫谓我也是好讥评，学刻薄。（125-133页，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2000）

对上引钱文中的五节，我读了以后颇有同感。特别是联想到《三国志》中该不该为张仲景立传的史法问题，我对“倘使对这一段历史自己并没有一番很深切的见识的话，那这些史笔史法也就根本谈不上”这段话体会尤深。

如今讨论《三国志》中何以不为张仲景立传的原因，至少要在“史意”、“史情”上做点考察。首先，不能不“注意到写历史的背后的这个人”，也就是注意陈寿的立传标准，注意《魏志·方技传》“背后的实情和意向”，看看为张仲景立传是否符合《魏志·方技传》的特点；其次，不能不“注意到历史本身”，也就是注意张仲景在汉末为官和行医的实情及其在当时的影响，注意记录这类实情的零碎史料究竟还有多少，看看现存的资料能不能凑成在内容和篇幅上足以跟《华佗传》并列的《张仲景传》。

我以为，刘知几认定《三国志》中应当为张仲景立传，只不过是跟着感觉说说而已；《史通》对此并没有严密论证。至于《三国志全译·出版说明》把《三国志》没有《张仲景传》归咎于陈寿“删削”了“原来已经成书的史料”，恐怕更属无稽之谈。

张仲景似乎不符合在《魏志》中立传的“政治”标准。

按照陈寿的提示，《魏志》立传的基本标准首先是“政治”意义（请参看《发微二·方技传考论》），或者是传主的生死存亡与政局的发展变化有关，如董卓、刘焉等等；或者是传主的政绩、功勋或不幸遭遇与国家的兴亡有关，如任峻、诸葛诞等等；或者是传主的德业、学业等等不但影响巨大而且跟当时政局的要人以及重大历史事件有关，如管宁、华佗等等。这从《魏志·杜恕传》中强调“切世大事”等等内容可以看出。

据说，张仲景在汉献帝建安年间官至长沙太守，属于“二千石”的级别，只要他没有被民众视为贪官、裸官或专搞面子工程的狗官，照例是可以有《别传》传世的；但是，就算有类似《别传》的材料传世，他能不能在《魏志》第十六卷的名守列传中单独立传？或者在《任苏杜郑仓传》末尾附录的“吴瓘”等人下面添加一个姓名？恐怕很难。

陈寿《魏志》的立传条件很严，连附带提名的标准也不低。许多魏末晋初的名人之父，仕魏官至太守，其名见于唐人所编的《晋书》，而《魏志》名守传中则连姓名也不提，例如，羊祜之父衜（也就是司马师的岳父）是上党太守，王沈（就是那部“多为时讳”的《魏书》的作者）之父王机是东郡太守，刘颂之父刘观是平阳太守，傅玄之父傅干是扶风太守，向雄之父向韶是彭城太守，阮咸之父阮熙是武都太守，夏侯湛（就是见到陈寿《三国志》就自毁其《魏书》的那位史家）之父夏侯庄是淮南太守，等等，都不见于《魏志》。

陈寿在《任苏杜郑仓传》末尾说：“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陈国吴瓘、清河太守乐安任燠、京兆太守济北颜斐、弘农太守太原令狐邵、济南相魯国孔乂，或哀矜折狱，或推诚惠爱，或治身清白，或擿奸发伏，咸为良二千石。”

须知，自曹操当权的建安时期到司马昭主政的咸熙年间，太守级的人物何止数百？但《任苏杜郑仓传》只为影响最大的五人立传，而附带提名的也只有最著名的五人，何况张机在长沙的政绩资料至今一无所见，陈寿当然不可能凭空在名守列传中为之立传或提名。

那么，张仲景作为名医，是不是可以在《魏志》第二十九卷的《方技传》中像华佗那样占有一席？假如张仲景的行医事迹，也像华佗的故事那样跟“前三国时期”政治核心人物曹操之类有关的话，当然可以。可惜，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张仲景故事，只有三则，一则是何颙对他的评议，评议说他是个“韵不高”的人，这个故事并不光彩。还有两则是著名的医案，一则跟建安二十二年去世的文学名人王粲有关，另一则跟名不见经传的刘季琰有关。单凭这么一点资料立传，放在《华佗传》一起，不仅“政治”上过于逊色，业绩的内容也实在单薄。

顺便说一下，“建安年间”在西晋人眼中，属于“汉末魏初”，华佗和张仲景都属于跨时代的历史人物。陈寿鉴于华佗跟曹操、陈登、李通（李将军）等有关，在《魏志·方技传》中首列华佗；而范晔站在《后汉书》也收录汉末名士的立场上，在《后汉书·方术传下》也了《华佗传》。比较而言，《魏志·方技传》收录“汉末魏初”的人物很严，严在“政治”条件，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假如不特别强调这个条件，那么，《魏志》跟《后汉书》就没有区别了。

比如说，边让、祢衡、臧洪、孔融同样是汉末名士，范晔《后汉书》都有专传，但这四人在陈寿《三国志》里的地位就不同了。在《三国志》里，只有臧洪一人有专传，见《魏志》卷七，这篇专传是心存汉室的志士对拥兵自为的“袁曹联盟”势力拼死抗争的一曲悲歌；而在曹操当权期间因多次触犯忌讳而被杀害的孔融”则见于《魏志》卷十二的附传，其人其事又在《三国志》全书中多次出现。至于被曹操残害的“边让”，记录就更少了，有关记录只见于《魏志·杨俊传》“受学陈留边让，让器异之”二句；而“祢衡”二字则仅见于《吴志·胡综传》所载录的一篇文章中。

为什么《三国志》跟《后汉书》有这样的不同？因为陈寿不是站在“后汉”的立场上记人记事。对于汉末名士，陈寿立传、选材的原则是看他跟“三国创业”这件大事究竟有多少瓜葛有多大的影响。祢衡虽然大骂曹操，但他死于军阀黄祖之手，跟“三国创业”者曹操、刘备、孙权的关系不大，所以陈寿在《三国志》里几乎连他的姓名也不特别提一提，这不是“忽略”，而是该略则略；边让是因为鄙视曹操而被杀害的，但他被害的时候，曹操还没有暴露代汉自立的“野心”，他的死跟“三国创业”的事情不十分密切，但是，陈寿鉴于他的弟子杨俊死于曹丕之手，于是就在《杨俊传》中交代了“受学陈留边让”一事。由此可见，凡是汉末名人，被《后汉书》收录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不能要求陈寿在《三国志》中也都非收不可。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张仲景传》一定要补，那么补进《后汉书》也还说得过去，因为张仲景毕竟是汉末名医。

刘知几似乎没有注意到《后汉书》里也没有《张仲景传》，用他的话来说，大概是读《后汉书》时眼光不亮而“网漏吞舟”、思想麻痹而“过为迂阔”了。

如此看来，现在应当讨论的问题是：范晔既然在《后汉书·方术传下》中插入已见于《魏志》的华佗，为什么却不为不见于《魏志》的张仲景立传？

这可能跟下文要谈的“资料”条件有关。

张仲景似乎不具备在《魏志》中立传的“资料”条件。

我曾经听到一个青年人问，《清史稿》中何以没有《曹雪芹传》？我想，除了清史编撰者在意识形态方面立传标准之外，“资料”不足应当是主要原因之一。

▲曹雪芹

《三国志》因“资料”不足而不立传的现象，在《蜀志》中最为突出。《蜀志·杨戏传》中屡见“失其行事，故不为传”之语，这就是陈寿在“资料”条件上的明确交代。

刘知几讥评《三国志》不收汉末人张仲景，却忽略了比《三国志》晚出一百多年的《后汉书》也不为张仲景立传这一十分显眼的事实，可见他确实读书不精到，思考不周密。照我看，刘知几与其指责《三国志》不见张仲景，还不如批评范晔《后汉书》或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当然，张仲景不见于范《书》、裴《注》，也不见得由于范、裴二人同样犯了“网漏吞舟，过为迂阔”的毛病。特别是裴松之，他在撰《三国志注》时，拼命补充资料，干劲很足。就拿《方技传》来说吧，陈寿的《华佗传》、《管辂传》已经相当详细了，但裴松之照例根据传世的《华佗别传》、《管辂别传》大补特补；试想，如果当时世上真有《张机传》或《张仲景别传》，裴松之绝不可能只字不引。

种种迹象表明，以往并没有“原来已经成书”张仲景的传记之类。这类资料不仅不见《三国志》、《三国志注》的撰写时代，隋志、唐志及后来的古籍目录也不见著录。还可以作为旁证的是，宋·萧常《续后汉书》、明·谢陛《季汉书》等等在改编《三国志》的时候，对刘知几《史通》的意见肯定是了解的，但他们何以不顺便补一篇《张仲景传》？显然是没有现成的《张仲景传》可供取材。

今天，如果参考刘知几的意见补写一篇《张机传》或《张仲景别传》，我觉得，这种新补的传记，最好的待遇就是读者能允许它塞进范《书》及裴《注》。假若让它阑入《魏志》，只怕陈寿地下有知，要批评我们不顾《三国志》的“史情”和“史意”，要笑话我们无知妄为的。

吴金华（1943.11-2013.6）

江苏南京人，1966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95年调入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毕生从事汉语史与文献学的研究，侧重于“中古汉语”的词汇研究与《三国志》整理研究，所关注的学术研究领域是训诂学与校勘学。

原文转载自：复旦吴金华_169的博客

张机的平生事迹与其医学理论对后世有何贡献？

张机，字仲景，南阳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人，约生卒于公元150年至219年。东汉灵帝时曾举孝廉，建安中，官至长沙太守，为官有治迹。仲景博通群书、潜心道术，学医于同郡张伯祖，尽得其传。幼时，同郡何颙即曾以良医相期许，既到京师，为名医。仲景见王粲(字仲宜) ，粲时年二十岁，已患麻风，由于症状轻微，初不知觉。仲景对他说四十后将要眉毛脱落，眉脱后半年当死，并劝他服五石汤可愈。王亦略知医，嫌仲景说话逆耳，竟受汤不服。三天后，仲景知他终不服药，叹其轻命若此！后二十年，果然眉落，眉落后一百八十天死，果如仲最当时所云。

仲景虽为旷古名医，可是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都没为他立传；清人陆懋修在《世补斋医书》里有《补后汉书张机传》，今摘译一二如下，以见一斑。

仓公治病，多用针灸，以汤剂内服占次要地位；华佗治病，或剖断肠臂，洗涤五脏，或精用针灸，不单纯使用方剂。至仲景，则审方物，辨草木，专重汤液；故此《伤寒论》113方里，汤剂占了108个，可是用之多验，妙绝前人。

仲景曾在他的书里有论剂型的话。他说：“要治疗疾病，当先用汤剂，荡涤五脏六腑，开通诸脉络，治导阴阳，破散邪气，润泽枯朽，悦人皮肤，益人血气；水能洁净万物，故而用“汤”。如四肢久病，风冷发动，次当用散剂：散能逐邪，凡风气湿痹，流窜内外或居无定处的，当用“散”平治。再次当用丸剂：丸药能逐风冷，破积聚，消坚癖，进饮食，和荣卫。如能将汤、凡、散三种剂型参合使用，就可以称作上工(上工，即上医)。

仲景又在论“汗、吐、下及灸”各治法时说：“病人不须发汗，而医生强使其发汗的，病人则脱亡津液，津液枯竭而死；应该发汗，而不发其汗，使人毛孔闭塞，闷绝而死。不须攻下，而强攻下的，使人开肠、洞泄不止而死；应该攻下，而不攻下的，使人心里懊帐，胀满烦乱、浮肿而死。不应火灸，而强为之灸治的，令人火邪入腹，干错五脏，重加其烦而死；应须灸治，而不灸治的，使人冷结重凝，久而深固，气上冲心，无处消散，病深即死”。

古代医方，师徒相秘，得其人才传授，故扁鹊、仓公时全称作“禁方”，为的是使人知道贵重和不能轻易传与“非人”的。自汉中叶以后，太官、太医，拘滞旧方，互相诡驳。至东汉末世，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始定众方，并公之于天下，医学豁然昌明，面貌为之一变。

《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后经晋·王叔和重编为《伤寒论》十卷、《金匮要略》上中下三卷，其书推本《素问》，为诸方书之祖。仲景对前人留下来“辨证论治”治病原则，认真地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见解对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和老百姓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医学理论对现代医学研究有重大贡献。相传华佗读到《伤寒杂病论》后说：“此真活人书也”，故当时人也称举他是“医中圣人”。魏晋以来，誉其书为“活人书”、称其人为“医圣”，足以看出原本这些都是事实。

仲景不仅撰述《伤寒》、《金匮》为后世辩证施治立法，其它著述还有十余种，惜乎散佚无传，唯于《七录》及隋、唐、宋诸志中，空存其部目罢了。其确立的六经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也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

仲景弟子有：卫汛(或作卫讯、卫泛、卫沈) ，好医术，有才识，撰有《四逆三部厥经》、《妇人胎藏经》 及《小儿颅䪿方》三卷，惜未流传于世；又有杜度，识见宏敏，器字冲深，淡于骄矜，尚于教济，事仲景多获禁方，名著当时，见称后世，唐·韩愈曾称道之。

感谢大家的耐心阅读，欢迎留言评论一起探讨中医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