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之蝶

御茶之水有很多学校，甚至还有作为儒教象征的圣堂(1)。按理说，这样的地方应该会被描绘成代表东京的文化教育区，然而我不记得有任何电影做过这样的描写。

御茶之水因电影而成为话题是在1951年，当时狮子文六的好评之作《自由学校》的两个改编版本——吉村公三郎导演版与涩谷实导演版一争高下。(2)

在那个悬崖下的神田川河岸上，住着很多当时被称为“捡破烂”的废品回收者，他们都是被老婆赶出门的上班族，为了追求自由就在这里住下，是怀有嬉皮式思维的先驱。

警视厅作为刑事题材不可或缺的建筑物，常常在电影中登场。不过，以前的犯罪电影不一定是写实风格，没啥必要拍真正的警视厅。反而是在情节剧中，常有犯下罪行的主人公在恋人的目送下去自首的设定，所以总是用到警视厅。

其代表性的著名场面是吉村公三郎导演的《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1948）。

森雅之饰演的主人公原本是一名军人，战后陷入绝望染上毒瘾，混在黑道。他准备的高官千金（山口淑子饰）用爱感化了他，最后令他重回正道，去警视厅自首。

电影在结尾用一个大远景拍摄战后不久的樱田门一带的拂晓。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十分适合一出百转千回的情节剧的结局。

写实风格刑事题材的先驱是黑泽明导演的《野良犬》，这部作品中有在当时警视厅楼顶实地取景的场面。

那之后，东映名作“警视厅的故事”系列从1955年到1964年共制作了24部，警视厅对于影迷而言也变成了极为亲切的景致。

这个系列中观众脸熟的搜查一课刑警们有一个特征，即大家都是情深义重的人。尤其是花泽德卫饰演的上了年纪的刑警，搜查到最后，只要犯人的可怜身世一浮现，他满是皱纹的脸就一定会皱得更厉害，感动不已地嘟哝：“怎么会这样！”难道是神田明神下(3)那感情丰沛的捕吏帮手——钱形平次(4)的传统被樱田门(5)继承了吗？

皇居在战前被称为“宫城”，其二重桥正面的景致是日本最神圣的风景之一。学校都会挂那张照片，告诉学生天皇就住在那里头，并且让大家礼拜天皇。

木下惠介导演在太平洋战争末期的作品《陆军》（1944）中的父亲——一名热烈的帝国陆军赞美者，有一天突然在东京病倒。他的儿子听说父亲入院的消息，心急火燎地从九州赶到东京的医院。结果父子见面时，卧病在床的父亲却首先问儿子，有没有先去拜过宫城？

儿子回答：“还没来得及去。”结果被父亲怒斥：“混账玩意。”因为大家都说，外地人如果来了东京，别的事都得靠边，必须先去拜宫城。

当然这只是一种说辞，也不是真的每个人都会那样做。然而这个儿子还是听从父亲的命令，立刻奔出医院，跪拜在宫城前的碎石子上，又回到医院再次探望父亲。

久松静儿导演的战后作品《宫城广场》（1951）把这个神圣的宫城前变成为了约会的场所，因此我很感谢这部电影。这是被称为“百万美元小酒窝”的宝冢人气娘役(6)乙羽信子转战电影界后的第二部作品。

这里在战后也数次成为游行队伍与防暴警察激烈冲突的场所，其中一次就是1952年的“血色劳动节”(7)。今村昌平导演的《日本昆虫记》（1963）中有一个很独特的设定：女主人公乘坐的都电刚好在事件发生时从旁驶过，然而对政治事件毫不关心的她只是埋头忙着数钱。饰演女主人公的是左幸子。

今村昌平之后在题为《回到无法松的故乡》（1973）的纪录片中，在皇居前采访了战败后一直没有回国、留在泰国腹地的士兵。

这名男性在战争结束之后，也一直深信着大东亚战争是一场，维持着对天皇的崇拜。但后来，他在皇居前深深地反思起了日本的繁荣，并且严肃地说出了自己的疑问：为什么天皇要对我们这些回不了家的士兵见死不救呢？

国会议事堂在电影中看上去总是充满神秘感、戒备森严。

让深作欣二导演一炮而红的作品《自豪的挑战》（1962）是一部政治悬疑电影。鹤田浩二饰演的记者刺探到日本企业出口武器的事实，但在侦查过程中，美国的智囊机构从中阻挠，害怕权力的大报社也漠不关心，最终他还是无法把真相公之于众。

故事的结局，挫败的记者只说了句，等着瞧吧，然后在片中第一次摘下了墨镜，这时他抬头看着的正是国会议事堂。这里的导演手法比较耍小聪明，但完成得很出色。

中村登导演的《诸行无常》（1960）也是涉及贪污的政治推理题材，最后三井弘次扮演的可疑男子在吹了一堆有趣可笑的政治内幕后说：“我说的可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他所指的方向，正是巍然伫立的国会议事堂。

松林宗惠导演的《世界大战争》（1961）是一部可怕得如噩梦般的特摄电影，剧情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东京因为核攻击被岩浆的漩涡吞没，国会议事堂在熔岩的中央出现又消失。

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建于皇居前的帝国剧场成为新剧、歌剧以及西方音乐会等上演的会场。在大正、昭和初期的东京，是最高级的文化中心之一。

高木俊朗于战后1947年导演的《幸运的椅子》，将摄影机带入当时实际的剧场内部，虽然观众席上的登场人物都有简单的故事，但是一流艺术家的舞台表演是用一种纪录片风格拍就的。

剧目有：藤原歌剧团的歌剧《卡门》；由诹访根自子小提琴独奏、上田仁指挥、东宝交响乐团伴奏的拉罗(8)作曲的《西班牙交响曲》；由山口淑子、泷泽修、森雅之等表演的轻歌剧《肯塔基之家》；还有小牧正英、贝谷八百子的芭蕾舞《谢拉扎德》。

位于神田的复活大圣堂是俄罗斯东正教的教堂，它是一栋沉静的优雅建筑，总是典雅地向日本传达新奇少有的外来文化韵味。因此，它在电影中，也只会在较有文化底蕴的作品中出现。

比如，小津安二郎导演的《麦秋》。

原节子与二本柳宽走在它旁边的坡道上，在看得见复活大圣堂的咖啡店聊天。她那战死的哥哥也是二本的挚友，两人一起回忆起亡者。墙上挂着米勒(9)的画。被两人所追忆的青年，过去一定也是一个有文化的学生吧。

从日比谷出发，稍微往内幸町的方向走一些，在路的左手边——日比谷公园对面的地方，有一块写着“鹿鸣馆遗址”的石碑。这就是那个有名的鹿鸣馆，但如今已经荡然无存。

幕末时期，为了修订和西方各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明治的政治家决心向西方人展示，日本也是一个已经西化了的文明国家。于是，他们为了举行西式的舞会与晚会，于1883年（明治十六年）建造了极尽奢华的鹿鸣馆，这是当时最摩登的建筑。

然而，法国漫画家乔治·毕戈（Georges Bigot）却画下了穿着长礼服、装腔作势的猿猴般的日本男子，以及因为穿着晚礼服而露出后背上点点灸痕的日本上流妇人，露骨地嘲笑着日本人那如字面意思的沐猴而冠。

可能漫画家本来就比较夸张戏谑，所以也没办法。但是，连同样来自法国的作家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也在参加1885年（明治十八年）庆贺天长节(10)的晚会后，写下了《公开的大笑剧》。

不过，就算外国人是用客观的眼光去看待，但如果连我们都要嘲笑先祖们令人心酸的努力，那对他们也太抱歉了。

在市川昆导演的改编自三岛由纪夫戏剧的电影《鹿鸣馆》（1986）中，魅力十足的日本绅士淑女们服帖地身着西式服装，在提高文明开化实绩的同时，还展开了浪漫的爱情故事。

饰演政府高官夫人的浅丘琉璃子，后背上当然没有什么施灸的痕迹。菅原文太等日本男子的西服扮相也很俊朗。不过，这种脱离现实的描写是行不通的。

电影中，那些在明治文明开化期一步登天的日本统治者出色的西服与举止，让我越看越觉得假，现实中的男男女女，一定是滑稽与恶俗到甚至叫人落泪的程度吧，电影没能传达出这种令人怀念的形象。

不过，别具一格、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一片漆黑中像玩具宫殿一般兀自璀璨辉煌的鹿鸣馆。

以前鹿鸣馆的周围，除了对面的日比谷练兵场，什么建筑物都没有。现在，这里被帝国酒店和NTT(11)大楼等一大堆建筑物层层包围，难以想象从前的空旷。

现在，就在其附近、宝冢剧场的对面，名为“日比谷尚特”的摩登高层建筑所在地，以前是日比谷电影剧场和有乐座(12)，有乐座的前身是名为“高等演艺场”的剧场。从明治末期到大正初期，这里是新剧运动的一大中心。

衣笠贞之助在战后不久的1947年导演的《女演员》，是关于新剧运动捧出的第一个超级明星——女演员松井须磨子的传记电影，片中几乎所有的场面都在这个剧场内部进行。她甩下丈夫从信州来到东京，成为新剧的研究生，成为明星，然后在情人岛村抱月导演死后也自杀随他而去。

在松井须磨子的研究生时代，有一节讲解易卜生《玩偶之家》的课。抱月在课上向大家提问关于娜拉一角的问题时，别的研究生都说女性独立是好事；提到抛夫弃子、离家出走的问题时，大家就开始含含糊糊了，只有山田五十铃饰演的松井须磨子神色爽快地全面肯定娜拉的行为。这时候山田五十铃的表情真是好极了。

仔细一想，松井须磨子应该是日本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接受那样的女性独立的地方是东京，是日比谷。松井须磨子最初的登场场面——像驱赶一条野狗似地抛弃了恋恋不舍、死死纠缠的丈夫，也令人印象深刻。

在战前就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圣地”在电影中屡次登场，在战后又成为在政府官僚正式参拜引发问题时会被想起的地方。不过那也只是作为新闻出现罢了。

在嘲弄复活倾向的电影中，有一部前田阳一导演的《喜剧：啊，军歌》（1970）。弗兰克堺(13)饰演的香钱贼，盯上了的香钱匣，于是整出了一场煞费苦心的闹剧。

在大岛渚导演的《日本春歌考》（1967）中，为了反对当时引起争议的纪元节（建国纪念日）复活，这部电影的工作人员与演员们组成游行队伍，举着黑色的太阳旗在九段一带行进。雪在那时恰到好处地落下，整个场面散发出肃穆的氛围。

说到兜町，就令人想到证券经纪人和证券交易所。描写这些的电影中，最好的就是改编自狮子文六的小说、由千叶泰树导演的《大番(14)》四部曲。

这一系列电影讲述了绰号“小牛”的赤羽丑之助围绕金钱与女人的波折人生，他在昭和初期从四国的伊予（爱媛县）宇和岛来到东京，成为证券经纪人学徒。

与其说小牛是个利欲熏心的人，倒不如说是个精神百倍、天真烂漫、非常可爱的男人。他对自己所憧憬的内心高洁的恋人（原节子饰）抱有无私的纯爱，所以就算他一个劲儿地为了赚钱而奔走，也让人恨不起来。

可能这就是当时还很贫穷，但正要进入高度经济成长期的日本所需要的自我辩护的理想形象吧。

兜町是否因为被描绘成这样一个人物在场上兴高采烈地东奔西跑、欢蹦乱跳的舞台，而多少洗掉了些物欲横流的铜臭，在国民心中变得更平易近人了呢？

看完这部电影后，路过兜町时，我甚至会对这个街区的意外安静感到失望。

胜哄桥，是只有东京才有的、罕见的、真正的可动桥。以前，它是一定会出现在东京名胜明信片上的地方，现在似乎已经被遗忘。

有一部题为《正因为爱》（1955）的集锦电影。其中吉村公三郎导演的部分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乙羽信子饰演的受雇于银座酒吧的女经理，因为被男人欺骗而心情陷入低谷，在公寓怄气躺下后，拥有更凄惨遭遇的少女来访，给予她鼓励。

当她终于重新振作时，可以看到窗外，胜哄桥的桥桁缓缓上升。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幕。

佐伯清导演的《早稻田大学》（1953）是一部剧情电影。

没有题为“东京大学”或者“庆应大学”的剧情电影，却单单只有《早稻田大学》，这真是很有趣的现象。因为早稻田大学是很受大众欢迎的学校。

电影内容是早稻田大学的历史：从1882年（明治十五年）大隗重信（小泽荣饰）设立东京专门学校开始，到1915年（大正四年）的学院纷争，到1925年（大正十四年）的反军事教练运动，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学生动员，最后是建校70周年纪念典礼。

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1954）是昭和初期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作之一，由山本萨夫导演改编为电影。

本作品以德永直自己也亲身体验过的、当时最大的罢工运动之一——1926年（大正十五年）的共同印刷争议为原型改编，事件发生地在小石川。

3000名从业人员持续罢工。他们住在贫民窟一般的隧道长屋，那地方像在谷底一般。

本作描绘了抗议团体中不同类型的人物，鲜明地展现了工人在战前的劳工运动与左翼运动最高昂时期的飒爽英姿。

他们靠做一些买卖维持生活，虽然也有因绝望而选择离去的人，但运动积极分子的锐气正盛。

当时，某种意义上来说，劳工运动的参与者是走在时代思潮前端的人，因此有他们自己的作态与姿态，相当有模有样。对饰演运动领导者的二本柳宽而言，本片是他的代表作。

作为一部独立制作的作品，这部电影的布景算是规模宏大，群众场景也很有感染力，其再现的大正末期、昭和初期东京下层社会的风俗也有很高的价值。

山本萨夫自己在罢工运动时正值初中三年级，和家人一起搬家来到东京，五年后他算是成了一名左翼戏剧青年，也开始被警察盯上。因此这部作品中充满了青春回忆的热情。

浅草那曾享有“东方第一电影院与歌舞剧场”美誉的国际剧场于1982年闭馆，之后被改建为现在的浅草豪景酒店。国际剧场在1937年（昭和十二年）开馆的时候，有3600个席位。

国际剧场也是松竹电影的首映馆，在电影放映的间歇，会上演松竹歌舞团（SKD）的歌舞表演。

这个宏大的剧场可能有着全日本最宽广的舞台，在这大舞台上充分延展开来的排舞甚是壮观。

在山田洋次导演的《寅次郎的故事：走自己的路》（1978）中，阿寅遵循惯例一见钟情的是木之实奈奈饰演的SKD人气明星。

然而，她已经有恋人了，那人是这个剧场的照明技师。借此设定，这部电影将这个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巨型剧场的后台、演员休息室、排练场、照明室，甚至是屋顶，全都巨细无遗地展示给了观众。

在最后，电影还展示了绚烂奢华的歌舞表演。出演的明星有小月冴子、春日宏美、梓志乃舞，等等。

1986年的《山谷：以牙还牙》（山谷制作上映委员会）是一部长篇纪录电影。

在山谷的陋屋街——日雇劳工下榻的简易住宿集中街，日雇劳工组织劳动组织发动工潮。这部电影就是记录下这一切的作品。

这个劳动组织遭到暴力团的猛烈攻击，而组织成员也奋起反击。

这部电影的导演佐藤满夫在向劳动者请求协助摄影的传单上这样宣言：“在直到电影完成之前的这两年间，我会常驻在集合地点，一边和大家一样从事日雇劳动，一边拍电影。”电影开拍后，导演被暴力团成员杀害了，据说是因为犯人把他误认为是组织的指导者。导演在电影制作中被杀，这可是过去未曾有过的异常事件。

剧组成员继续拍摄，剪辑则由抗议团体中的领导者担任，但是连他也被杀害了。就像这样，以电影史上从未有过的状态拍摄的这部电影有着骇人的紧迫感，展现了山谷中的劳动者与其对立面暴力团的面貌。

街道本身并没有荒废，而是普通的路，但有时也会呈现巷战的状态。只是，到了夏日祭等活动时，贫苦的人们也会一头扎进欢乐的热闹氛围中。

抗议团体给动不动就容易四分五裂的日雇劳动者带来了团结意识。抗议团体的成员给在寒夜街头瑟瑟发抖的同伴递上热粥等场面，也让人对这片街区有了新的认识。

曾经像浅草的标志一样耸立着、属于过往传说的高层建筑十二层，在岛津保次郎导演的《浅草之灯》中作为上原谦和高峰三枝子的邂逅场所再现。

在林海象导演的《愿睡如梦》（1986）中，同样位于浅草的仁丹塔被视作往昔的十二层。

关东大地震（1923）后，过去在浅草十二层地下的那片设有私娼的铭酒屋，在建筑物崩塌后转移到了向岛，形成东京最大的私娼街。

1937年，永井荷风的名作《濹东绮谭》给予这片街区情感充沛的文学表达，拍文艺电影(15)的高手丰田四郎导演则于1960年（昭和三十五年）用细致的风俗描写改编了这部作品。

昏暗狭窄的后巷中是漫无边际的私娼街，窗后只露出脸来的女人们随着持续不断的移动摄影相继显现，那句“亲爱的，来看看……”还没说完，她们就被镜头抛弃，这一噩梦般的场面令我难以忘怀。

饰演女主人公小雪的是山本富士子，她有着资产阶级式的高雅气质，被称为“日本第一美女”。这一选角让人不禁讶异，原来玉之井曾是那么顶级的街呀。

还有一部日活的浪漫电影杰作《乐之街(16)》（1974），讲述孜孜不倦、勤勤恳恳投身事业的勤俭女性的故事。

在描绘满脑子只有的男女方面，没有人能够与神代辰巳导演相提并论，而本片就是其代表作之一。他把的问题、骗与被骗的问题都抛之脑后，专心描摹的悲欢。

古老的都市一般都有寺庙密集的区域，这样的区域被称为“寺町”。寺町有着庞大的建筑物与广阔的领地，在战争时期，可以起到抵御敌方来袭的防御线作用。

江户时期，造成十万余人死亡的明历大火，即“振袖(17)火灾”（1657），把江户烧成了一片荒原。之后，江户开始了都市改造，那时很多寺庙都被勒令转移，于是下谷、谷中等江户的周边区域成了新的寺町。

五所平之助导演的《五重塔》（1944）是在太平洋战争末期改编自幸田露伴原作的影片讲述了明治时期，一名木匠为谷中的感应寺建造五重塔的故事。绰号“慢吞吞十兵卫”的木匠倾注心力建造的五重塔在暴风雨中也纹丝不动，坚如磐石。

这名拥有模范般工匠气质的男人由花柳章太郎饰演，柳永二郎、大矢市次郎等“江户子专业户”的新生新派演员也一起出演，实属难得。

可惜的是，现在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电影中心所藏的胶片拷贝是缺漏颇多的非完整版。想到这些在战争末期没有跑去制作战争电影，而是拼命拍摄寺庙电影的人，我就不由得感动。

吉原，自从因为1657年的大火灾从日本桥搬到浅草寺背面，直到1956年颁布的《防止法》废除区为止，在这三百年间，一直作为江户/东京公认的交易中心而繁荣昌盛。在江户时期，吉原甚至还是文化中心。

吉原在国际上也声名远扬，德国导演弗里茨·朗在《大都会》中也将未来都市中的娱乐街命名为“吉原”。

因为江户幕府的命令，从原址——现在的中央区日本桥一带搬到新址之后，那些在老吉原不被承认的、被称为“汤女”(18)的女生意兴隆起来，抢走了新吉原的客源。从业者向幕府请求处理这些汤女，把她们抓起来贬为吉原的下等。

内田吐梦导演的时代剧《妖刀物语：花之吉原百人斩》（1960），讲述了在私娼地(19)被捕后，被发配到吉原变成最下等的女子的华丽悲剧。她倔强地决心要在此出人头地，于是努力成为头等，最后被因曾受她蒙骗而心怀怨恨的男人所杀。本片现实地描绘了这种被称为“妓奴”的娼妓在吉原的悲惨处境，从这点而言，它是罕见的现实主义时代剧。

这部电影由水谷良重（现用名：水谷八重子）卖力表演，也是她的电影代表作。在盛放的绚烂樱花之下，一路杀入花魁道中(20)的则是片冈千惠藏。

樋口一叶在《青梅竹马》中描绘了进入明治时期后，生活在吉原一带的少年少女们。电影版由五所平之助导演，美空云雀与市川染五郎（现用名：松本幸四郎）主演。1955年，这部作品被制作的时候，这两个人还是少女与少年。

在电影的最后，美空云雀饰演的美登利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被卖去了花柳巷。

山田五十铃饰演粗点心店——专做孩子生意——的阿姨，这是一名过去当过花魁、现在身心疲惫的女性，山田的演技十分逼真，阴森之气扑面而来。

布景是在京都的摄影棚搭的，规模庞大、煞费苦心，只为再现当时的吉原。

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吉原被大火吞噬。五社英雄导演的《吉原炎上》（1987）以这场大火为高潮，用华美的布景再现了大火前以妖艳自矜的吉原。

馆的布景如宫殿一般，生活在那里的每个早晨都要全员集合，进行当日的营业早会，一起祈祷生意兴隆。确实，这种历史悠久的烟花巷规矩对观众来说很是新鲜。

救世军(21)在1872年（明治五年）提倡娼妓解放令，呼吁们自由停业，并且冒死与业者手下的暴力团激烈交锋，救世军发展进程中最闪耀的一步也在本片中被细致描绘了。

1956年，《防止法》颁布，吉原花柳巷的历史也随之结束。然而，直到那条法律成立之前，国会议员与业者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殊死攻防。

大师沟口健二的遗作《赤线地带》（1956）描绘了吉原即将终结的末期。这里曾经被称为“文化”的东西已经荡然无存，只有为了果腹而不得不的惨况。

一名失业的丈夫，不得不让妻子在那儿工作，自己则负责带孩子。某天，妻子的伙伴因为结婚准备金盆洗手，大家聚集在丈夫家中举行小小的派对。丈夫看上去像是要哭了，对那个准备结婚的说：“在那种地方工作的人都是人渣。”在旁边听到丈夫这么说的妻子则表情微妙！

川岛雄三导演的《幕末太阳传》（1957）是以幕末品川的烟花巷为舞台的喜剧。

以石原裕次郎饰演的高杉晋作为首的保皇志士们一直在馆谋划，提出应该火攻附近的英国大使馆来激扬攘夷派的气势。

这部电影做了很精细的时证，搭了非常漂亮的布景来重现当时的馆，甚至连当时路边的孩子们会玩些什么游戏都详细调查并再现了。

山本嘉次郎导演的《春天的戏弄》（1949）是一部勾画人情的佳作，其设定是从幕末到明治初期的品川。不过，这部作品改编的是马塞尔·帕尼奥尔（Marcel Pagnol）的名作《芬妮》（Fanny）。

高峰秀子和宇野重吉饰演一对恋人。当时有很多年轻人憧憬国外，对此，德川梦声饰演的老伯哀叹道：“还能有比品川更好的地方吗？”这个场景很幽默，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

以前有很多人对自己生长的地方之外一无所知，我觉得这句台词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在岛津保次郎导演的《哥哥与他的妹妹》中，哥哥讨厌日本的上班族生活，于是去中国找了一份新工作，带着妹妹坐飞机从羽田出发。

这对兄妹透过窗口看到飞机的车轮里稍微卡了一些草，于是微笑着说，日本的草就要在中国生根了。

飞机舱内两侧都各只有一列座位，现在看来相当罕见，但是在当时的羽田，飞机甚至还在长着草的土地上起飞呢。

战后，日本人作为贫穷的战败国国民，不得不被封闭在狭小的列岛之中生活。因此，前往国外变成很难得的特权与向往。

在日本人刚被允许以贸易为目的出国的时期，生意人会在大家的目送之下兴高采烈地坐上飞机。这些人的模样被市川昆导演的《亿万富翁》（1954）刻画得极富喜剧性。

走到飞机下方，步上舷梯，在飞机入口处回头，并向一大群送行的人挥手——这才是当时的正确登机方式。

在小津安二郎导演的《茶泡饭之味》中，因公司需求而突然要去南美小国出差的佐分利信也在许多亲友的目送下从羽田出发。

送行者大量聚集在送行专用的露台上，酝酿出一种活跃轻快的氛围。不管怎么说，能够出国意味着他是一个重要人物，正要步上成功的阶梯。

资产阶级出身的妻子（木暮实千代饰）一直有点看不起农村出身的丈夫，这样的她在听到丈夫要去南美出差，顿时惊慌失措，然而丈夫却镇定自若。这使妻子重新认识到丈夫的可靠之处，对他改观。这样的故事怎么看都有点夸张了。

实际上，这个剧本是在战争时期写的，原本的设定是，明明收到召集令就要上战场了，丈夫却泰然处之。结果剧本在接受审查的时候，因为妻子的有闲太太模样与战争时期不相称，就被“毙”了。战后他们再次提起同一个故事，把战场出征改成了赴南美出差。

在吉村公三郎的《夜之蝶》中，银座一流酒吧的女老板在去关西的店时来回都坐飞机。现在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当时可是非常奢侈酷炫的事，让人佩服不已。

说到港，大家肯定先想到横滨，经常忘记东京还有座港。其实东京港甚至有过海外船只大量入港的时期。新藤兼人导演的《海上男儿》（1957）讲述了在进入东京湾的海外货船上发生暴动的故事。

石原裕次郎饰演的码头装卸工小组长联合外籍下级船员——他们被强行要求完成苛刻而不合理的工作——同非正义的外籍船长以及高级船员斗争。那个(22)石原裕次郎变身无产阶级斗士，与全世界的劳动者团结一致。

多摩川将东京都与神奈川县分开。过去这条河流经常发洪水，堤坝的改修令人伤透脑筋。

木村庄十二导演的《兄妹》（1936）改编自室生犀星的小说，描绘了河堤改建业者的工头一家。当时的体力劳动者工作时只穿一条兜裆布，他们在工头的指挥下生气勃勃地劳动时，那身姿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甚至不输表现兄妹情的主线。

战后的1953年（昭和二十八年），成濑巳喜男导演翻拍了《兄妹》。当年那些修坝的老办法——用装满碎石子的竹笼来护岸等，只会出现在老工人怀念往昔的唠嗑中了。因为现在的堤坝都会好好地用混凝土来护岸。

曾经指挥过大量下属劳工的工头，现在在河畔摆着卖冰棍的路边摊。饰演这一角色的山本礼三郎有着像真工头那样的派头、眼神以及低沉浑厚的嗓音，也因此更添了一分悲哀。

这部电影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做石工的哥哥（森雅之饰）和在东京陪酒的妹妹（京町子饰）身上真的有一种底层大哥、大姐的潇洒劲儿。这种气质与其说是战后，倒不如说是昭和初期的风格。

在今井正导演于1976年（昭和五十一年）带来的第三次电影改编（《兄妹》）中，大泷秀治饰演的工头变成一个终日游手好闲、存在感着实稀薄的人物，哥哥（草刈正饰）是翻斗车驾驶员，妹妹（秋吉久美子饰）和前两个版本中总穿和服的形象截然不同，而是穿着色彩斑斓、令人印象强烈的洋装从东京的酒吧归来。

同一部原作被改编了三回，三部电影版的水准都相当高，而且分别刻画出了同一片区域人情、风俗、风景的变化与劳动方式，甚至是劳动者气质的变化，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涩谷现在是东京数一数二的闹市区之一。虽然和银座与新宿比的话，规模要小得多，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半开始，西武系的商场也开始打入这片一直以来只有东急系商场的区域，开拓市场，重点建造了几个面向年轻人的商店和会堂。(23)从涩谷站通往涩谷公会堂和NHK会堂的那条路，突然变得年轻热闹起来，从此不再只是被排除在繁华街之外的平平无奇的商店街。

连通往那些场所的便道似的狭窄小道两侧，都排列着面向年轻人的时装店和时髦的饮食店，年轻人群体每一天都仿佛过节一般令这里熙熙攘攘。

涩谷不像银座那样净是高级店铺，也没有新宿那种散发着危险邪恶气息的区域，和只有华美的原宿、青山相比，还多了举办音乐会的大会堂、前卫小剧场及电影院等飘荡着文化芬芳的场所。东京国际电影节也在这一带举办。

不过，在成为如此繁华的街区前，涩谷只是东京山手环线上主要枢纽车站之一的周边街区。虽然有可观的人流量，却不过是一个没有特色的平凡闹市区罢了。

虽然周围有许多高大建筑，但是涩谷最有名的地方是八公铜像，位于车站西侧检票口前的广场。换言之，附近根本没有其他显眼的建筑物。

我在这20多年间搬了许多次家，不过搬来搬去也都是住在玉川线、京王线、井之头线等沿线地带，所以经常会去涩谷，也常常会与人约在八公像旁碰头。

八公像旁是最好的碰头地点，尤其是约会对象是对涩谷不熟悉的人时。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在涩谷站问路，只要对方对那一带略知一二，都能告诉你八公像在哪里。

因此，八公铜像周围变成了有名的碰头地点，不论何时都有很多像是在等人的人。如果是初次见面的话，要判断到底谁才是自己要见的人则变成了一件难事。

八公铜像就是这么有名。这尊建于1934年的铜像，是为了纪念过去被称为“忠犬八公”的狗。

八公还活着的时候，虽然是没有主人的野狗，但是每天傍晚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出现在涩谷站前。原来，八公是驹场的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教授——一个叫上野的人所饲养的家犬。传说在上野教授生前，八公每天早上都会陪主人从家走到车站，晚上再去车站等主人，然后陪主人回家。教授死后，八公成了没有主人的野狗，纵然如此，它还是会在固定的时间去相同的地方迎接主人。这件事登上了报纸新闻，八公被奉为忠犬，它的铜像也被立在涩谷站前。

当时，全东京到处都是铜像。皇居前有楠正成像，上野之丘有西乡隆盛像，等等。铜像在过去就像是东京的标志一样，也是最常被印在明信片上的题材。

此外，还有日俄战争中攻打旅顺口炮台的广濑中校和杉野准尉的铜像，第一次上海事变（一·二八事变，1932）中战死的三名士兵的铜像等——这些纪念战死异域的军人的铜像竖立在东京的各大要地。

其中，露骨地彰显军国主义的铜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就被撤去了，所以现在能在东京看到的铜像都已经不太起眼。但是，过去的东京就像现在的巴黎、莫斯科或者伦敦那样，是一座铜像随处可见的都市，并通过这些铜像炫耀自己曾有过一个“国威远扬、英雄辈出”的时代。

在那样一个时代，建造狗的铜像意味着什么呢？在夸示英雄时代的巴黎、莫斯科和伦敦，又是否有狗的铜像呢？虽然我对此也不是很熟悉，但我想应该是没有吧。丹麦的哥本哈根有一尊小美人鱼铜像很有名，但那也是为了纪念该国文豪爱徒生的童话。

在那个时期，东京市中心的繁华街建造上海事变中战死军人的铜像，大肆宣扬着军国主义，与此同时，在当时还算是东京市郊的涩谷建造一尊狗的铜像，这在我看来几乎是对当时铜像横行世道的一种戏谑。

铜像是由“日本犬保存会”建造的，相关的政府铁路部门也给予后援。铜像经常出现在明信片上，其照片也登上了杂志，连外地人也会把铜像计入东京的各大名胜之中。既然如此，那么就在没有任何特色和历史古迹的涩谷，打造一个有狗铜像的新名胜吧，可能当时也有这种半开玩笑的心情吧。至少，那里头应该是有一些幽默感的。

然而，铜像铸成后，八公声名远扬，最终演变为一则有教育意义的故事，甚至登上了小学课本：就连狗也知道要对主人忠诚，人类难道不应该对主人更为尽忠吗？事情变成这样，就不再是单纯的玩笑了。

战争时期，为了弥补金属的匮乏，八公铜像被上缴了，然而广濑中校、杉野准尉、上海事变三士兵以及其他军人的铜像却安然无事。所以说这是一种区别对待，人们其实根本没把狗的忠义当回事。

不过，八公铜像在战后作为涩谷名物被重建时，人们的确对于再次宣扬狗的忠义故事抱有抵触情绪。所以人们开始说，八公每天跑去车站前不是为了忠义，只是为了乞食罢了。

由新藤兼人编剧、神山征二郎导演的电影《忠犬八公》（1987）略去了曾经广为流传的“忠犬”传说，纯粹地铺展了主人与家犬之间的情感故事。

狗不应该有忠义的意识形态。如果主人与家犬真的是被很深的情感联结在一起的话，就能充分理解，家犬是被爱的记忆所指引才做出那样的行为。以那样的解释为基础，这部电影细致地描绘了八公与上野教授之间的爱。

这部电影通过当时的照片与车站设计图，再现了昭和初期涩谷站和车站前的道路。有轨电车也在车站前飞驰，是最近的日本电影中很少见的大手笔布景。

与市中心繁华街不同，当时的涩谷连车站前的道路都没铺好，全是碎石子路，从车站稍微走一会儿就已经到住宅区了。

成了野狗后的八公，每天傍晚的交通高峰期都在这个车站前来去自如。但如果是现在，因为汽车很多，八公一定会很容易被轧死吧。当时的涩谷，连稍微大点的建筑物都没有，只有个人商店排列着，是一片悠闲的街区。

上野教授的家中，除了年轻的女助手，还有书生——这也是现在已经消失了的身份。他简直就像男仆一样，会照顾八公，也会准备洗澡的热水等。

这个书生，在教授去世后准备回乡。教授的遗孀问他，想要什么作为纪念品，什么都可以。他回答说，想要教授的大礼帽。

大礼帽是有身份地位的人才能戴的，也就是说，是成功的标志。立志想要出人头地、从农村来到城市的青年，因为飞来横祸而半途而废、准备回乡之际，所要的竟是大礼帽。不得不说，这实在是太过残酷的讽刺了。

1953年（昭和二十八年），田中绢代导演的《恋文(24)》以战后位于涩谷道玄坂旁的小巷为主要舞台。

听说那里有代写英语的人，兢兢业业地替美国兵的女友写寄给返国情人的情书。森雅之就饰演一名那样的代笔人。这部电影当时还在涩谷附近拍了大规模的外景。

明治神宫外苑是一座安静高雅的公园，以美术馆为中心，馆内陈列着描绘明治天皇丰功伟绩的绘画大作。

那栋美术馆是无趣粗俗、代表权威的建筑物，但它却常常在电影中作为背景出现，可能是因为它是仿造以前的西方宫殿建成，有那么点异国风情的缘故。

五所平之助导演的《再来一次》特别精心地描绘了这栋建筑物。

高峰三枝子与龙崎一郎在这里上演了爱情戏。二人所饰演的角色，是两名在战前抵抗军国主义的左翼，乃至自由主义的学生。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外来思想，确实和煞有其事的西洋式背景很相配。

在成濑巳喜男导演的《山之音》（1954）的最后，原节子和山村聪饰演的媳妇与公公的离别场面也在这里拍摄。美术馆的出现并没有特别的必要，但是在都市的正中心有这么一个安静又沉重的地方，显得恰到好处。当时的交通还不像现在这么拥挤。

从美术馆前的广场穿行到青山大道的那条路，沿街都是银杏树，可能是东京最美的林荫道之一了，有不少电影特意选择落叶的季节来这儿拍沿街的树。

森谷司郎导演的青春电影佳作《最初的旅行》（1971），从饰演学生的冈田裕介与饰演工人的高桥长英在这里邂逅，为了摆脱青春的欲求不满而一起乘车出发旅行开始。

在这个场景中，这些行道树的风景与冈田裕介饰演的青年资产阶级家庭环境相符，所以才会被选为背景。

说到最巧妙运用这些行道树的电影，我想提名宫城真理子导演的《哈啰，小孩！》（1986）。

由她管理的合欢树学园中身体障碍儿童，迎来了纽约贫民窟的黑人少年，大家一边唱歌一边漫步于这条林荫道。宫城用巧妙的蒙太奇手法将飘飘然的、充满律动的动作剪辑在一起，营造了一个舒服欢乐的场面。

这里曾是受到审判的犯罪嫌疑人的拘留所（现在迁移到了小菅(25)），其之所以被一般群众知晓，是因为战败后有许多战犯嫌疑人被占领军逮捕并收容在此处。因此，这里经常出现在描绘战犯的电影中。

不过，在美军占领期间，批判战犯的审判（东京审判）是一种禁忌，占领结束后这种氛围也暂时延续着，电影要以战犯问题为题材不是件容易的事。

挑战这一禁忌的是小林正树导演的《厚壁房间》，这部电影于占领结束的翌年1953年（昭和二十八年）完成，但是松竹忌惮美国，延期了三年才公映。松竹对外宣称是因为影片质量不佳而延期，但这部其实是小林正树的成功之作。

那些B、C级战犯们在对战争犯罪毫无认识的情况下，因为俘虏及其他残为被问罪逮捕。这部佳作描绘了他们在拘留所中的苦恼。

年轻人文化街区的印象从新宿流转到涩谷、青山、原宿等地，虽然下北泽比起那些地方规模更小，但其独特的气质受到了一部分人的瞩目。

从新宿出发的小田急线与从涩谷出发的京王井之头线，在前往东京西侧的时候，会在下北泽站交汇，给下北泽站周围提供了地理上的优势。以前位于市中心的许多大学都迁移到东京西侧的郊外去了，所以很需要面向年轻人的、飘荡着文化芳香的时髦街区。这里刚好应运而生。

下北泽原本是安静的住宅区与商店街。20世纪70年代左右，这里建了几家小剧场，会有小剧团的演出和独立电影的放映，这逐渐成了这片街区的特征。小川绅介导演的长篇纪录片《日本国：古屋敷村》（1982）就是在这里首映。

我所担任校长的日本映画大学，位于从下北泽坐小田急线20分钟左右能到的新百合之丘，表演系的舞台公演有时会在下北泽站前的商住两用楼里的小剧场举行。大家紧紧地挤在极度狭窄的观众席上观看演出时，一股亲近感就会涌上心头，这样的氛围很好，产生了一种青年文化中心的感觉。这样的地方在下北泽车站的附近有很多。

1998年法国的让—皮埃尔·里莫森（Jean-Pierre Limosin）导演来东京拍电影时，日本方面由涩谷“EUROSPACE”电影院的社长堀越谦三提供协助。可能是因为堀越向里莫森介绍了这片街区，于是《东京之眼》就以这里为舞台了。

这是一部青春爱情电影，主角是连续枪击事件的犯人和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对他倾心的年轻女子。本片由武田真治、吉川日奈主演，拍子武客串的角色也展现了有趣的个性。

下北泽简直像迷宫一样，展示了各种各样的面向。这个街区的特色就是到处都很狭窄，汽车根本没办法通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差点就要碰到彼此的肩，于是这地方自然而然会产生许多身体接触。

在这个热闹时髦的街区，只要拐进一条小弄堂，就会邂逅一片安静的住宅区，和豪华住宅并排的也有看上去寒酸便宜的公寓，老式的商店和市场也乱糟糟地纠缠在其中。

里莫森导演似乎非常喜欢这变化多端的街区，一边展开故事，一边在大街小巷中不断穿梭。过去下町风格的风情，在如今地理上的传统东京下町已经荡然无存，而是残留在过去远在东京西侧郊外的这片街区。

2000年，市川准导演的《人声嘈杂下北泽》，以这片街区的小电影院之一——“Cinema下北泽”为中心，集全街区之力拍摄而成。街区制作了这部电影，电影院则长期举行放映。虽然有原田芳雄、北川智子、小泽征悦等多名演员出演本片，但主角怎么看都是街区本身。前述的这片街区的特色被描绘得非常透彻，倾注着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被认为已经在东京消失的区域共同体的氛围，浓厚地飘荡在这部电影中，造就了一部异色之作。

1923年9月1日的关东大地震被记录在纪录片《关东大地震》之中，这都归功于震灾发生后立刻开始行动的摄影师白井茂的活跃。

虽说再怎么机敏也不可能拍到剧烈摇晃的大地和熊熊燃烧的街区，不过白井依然一丝不苟地记录下了地震发生后的三天内避难者陆续前往外地的样子，以及烧成一片废墟的街区状况。

拍摄这部电影时的白井摄影师曾被受灾者们视为无耻之徒，靠拍摄别人遭遇不幸、困顿不已的模样去赚钱，不但常常面临危险，而且还听说曾经被警察没收了胶片。

在那个时代，人们只把电影当作杂耍把戏看待，所以被拍摄的人会觉得自己变成了笑柄而无法接受。

在这部宝贵的纪录片被拍摄的同时，日本人也正在朝鲜人，但在这部电影中却找不到一丁点相关的痕迹。

震灾发生的60年后，吴充功导演的纪录片《被隐藏的伤痕：关东大地震朝鲜人记录》（1983）游走在东京和千叶各地，采访那些经历、目击、逃脱了的朝鲜人，揭开了悲惨真相的一角。

第一个场景是在荒川河岸，大家试图在听说埋了许多被的朝鲜人尸体的这一带翻掘。

昭和战前震惊东京的最大事件二二六事件（1936）在电影中也被反复描绘。

虽然在艺术方面是吉田喜重导演的《戒严令》（1973）更意味深长，但是佐分利信与阿部丰共同导演的《叛乱》（1954）也很好地再现了与东京当时的这起事件相关的各种场所，是非常有力且新颖的作品。

另外，正巧与这起事件同年发生的，还有著名的、极富冲击力的阿部定事件：女子阿部定和自己心爱的男子在待合茶屋没完没了地沉浸在之中，最后女子杀了男子，切取其性器官逃跑。

这起事件在田中登导演的《实录阿部定》（1975）与大岛渚导演的《感官世界》（1976）中被再现，两部作品的时代背景都体现了正持续转向军国主义的日本世态。

战前，东京曾经设想过如果在将来的战争中受到空袭会如何，并因此进行过防空演习。

1933年（昭和八年）8月进行的东京地区防空演习被记录在铃木重吉导演的纪录片《保护天空》（1933）中。

那是一个以为用桶里的水就能对抗空袭的悠哉时代。大多数在电影中被展示的防空对策，在此后真正的空袭来临时派不上半点用处。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最初的东京空袭，是由杜立特轰炸队——从停靠在日本附近的美国航空母舰起飞——于1942年（昭和十七年）4月18日施行的。

当时只有荒川、玉子、小石川、牛迂等地出现些许受灾情况，并不是动真格的空袭，但是美军因此而士气大涨。日本海军则为此焦头烂额，强行开展中途岛战役，最终导致惨败。

从美国角度描写第一次东京空袭的作品有茂文·勒鲁瓦（Mervyn LeRoy）导演的《东京上空三十秒》（1944），这是一部战争期间美国方面用来鼓舞士气的作品。作为一部应时之作拍得很好，口碑也不错。

从1944年11月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东京空袭被彻底推行。特别是1945年3月10日的东京大轰炸，约有130架B-29轰炸机在江东地区等下町的住宅密集地带如降雨一般四处投放燃烧弹，一夜之间9.3万人死伤，160万人受灾。

将东京大空袭拍入电影，向对战争一无所知的年轻一代传达历史——这一曾被数次制定的企划，终于在1991年在今井正导演的《战争与青春》中实现了。

有许多将空袭作为剧情电影的一部分来表现的作品。其中著名的有大庭秀雄导演的恋爱情节剧《请问芳名》第一部。

在夜晚的空袭中，陌生男女一起逃亡。一夜过后，他们沉浸在双方都存活下来的喜悦中，并约定明年此时在这里相会，于是便在银座附近的数寄屋桥上分别了。这成为此后他们在漫长岁月里时而重逢、时而离别的一系列跌宕起伏之经历的开端。

东京虽然烧毁于空袭，但是战争一结束，就立刻重新开始了中小学的授课。经常有教室连屋顶也没有，因为教室数量有限，学校只能采取二部制。

丸山章治导演的短篇教育电影《孩童议会》（1947），描绘了在东京被烧毁的市区，小学生在学校学习主义、记住会议的开展方式，甚至为了教育条件的改善而举行集会的模样。

学校是真正的学校，孩子们也是真正的小学生。断壁残垣的学校设施很简陋，孩子们的着装也很寒酸，但是他们的表情无比认真，虽然那些台词可能都是导演让他们说的，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时，态度十分正经，提出的意见也很有建设性。

战后主义教育的推行，有着多么纯粹的热情呀。现在看到这个场面，我还是很感动。

当然，对于当时的教育也有另一种看法。

在木下惠介导演的《日本的悲剧》（1953）中也出现了当时的小学。战败后，教师立刻向学生们宣扬主义，这时一个女学生（桂木洋子饰）发出冷笑。因为这个老师直到最近还在宣扬军国主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