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永年的结局(胡永年)

清明读书 | 上海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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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版图里，像巴黎女人那么“作”的，应该只有上海女人了。

“作”是什么呢？

盛世里，是一种让人头疼又想念的感觉吧。

2020这个特别年份里，乱世中的上海美人，格外叫人想念。

陈丹燕 |《上海的金枝玉叶》

把它放在第一个推荐，因为我是看了这本书，开始渴望上海的。

主人公戴西的原型，是老上海永安公司郭氏家族四小姐。

她父亲当年应邀请回国创办中国第一家西式百货公司。她24岁毕业于燕京大学心理系，大学最好的朋友是康有为的外孙女。

作者陈丹燕是中国内地作家中第一个走出国门的背包客。

1995年陈从美国带回一些玉米蛋糕粉，即那种工业处理过的半成品，可没想到家里没有可以调节温度的烤箱，只有扔掉。

戴西听说这事，摇着头说："不必要用烤箱，下次你来，我教你用一只铝锅，用水蒸，照样能做出好吃的蛋糕来。"

她曾用这样的烘焙办法，在被扫地出门后，于贫民窟的煤球炉子上，用完全被煤烟熏得通体乌黑的铝锅，做过许多个彼得堡风味的蛋糕。

戴西1963年被送到青浦乡下地。

“四清”全家财产没收，亲族好友逃亡国外，入狱，。在警察来抄家时，她听着弟弟在楼下弹钢琴，获悉“安好”。

这个像雏菊一样洁净的女子，曾因为“不能嫁给一个和我谈丝袜不结实的男人”退婚，也曾在发现寒屋屋顶漏了洞时，开玩笑地想象自己睡在星空下。

"我永不相信我们就应该拒绝痛苦、罪恶和不适，我只是想，先愉快地迎接将来，要好得多。"

“我总是喜欢花的，一辈子都喜欢，

我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阻止它的开放，

也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让它凋零。”

乱世里的“作”，或许可以理解为，无论在怎样的境地里，都坚持着生活中细小熟悉的方式。

平反后的戴西为孩子教习英语，她最喜欢自己返聘时为学生录音的照片，“因为它表现出，我正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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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念 |《上海生死劫》

这是一本震撼到，走在街上读它时，一抬头看不见青天白日的书。

如果不是为了写推文，一直没勇气再去翻开。

封面作者的那双眼睛，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郑念，南开中学读书时，就曾4次登上《北洋画报》封面，当年人人皆知的赵四小姐，也只登上过一次《北洋画报》。

1957年，先生去世，郑念承担起家庭重担，任职壳牌石油公司英籍总经理顾问。

在人们流行穿中山装和列宁装的时代，她和女儿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依旧穿着旗袍。

“窗上有帆布篷遮，凉台上垂挂着绿色的竹帘。就是窗幔，也是重重叠叠，有条不紊地垂着。”

1966年，郑念51岁，被指控为英国间谍。8月，砸碎她的家，她对女儿说：

“过去后，我们再布置一个新家。它同样会十分美观舒适的。不，它会比过去更美好。”

9月，郑念被关进上海第一看守所，开始一场近7年的牢狱之灾。

天花板布满蜘蛛网，墙壁满是黑色裂缝，坑坑洼洼的水泥板上遍是尘埃污垢，四处都是呛人的霉味……

聪慧如她，在看守懒得打扫的情况下，搬出语录“以讲卫生为光荣，不讲卫生为可耻”，以此借得扫帚将屋内打扫干净。

她还借来针线将毛巾缝制成马桶垫，给贮存水用的脸盆做盖子防灰尘……

手被反绑10多天出脓血，好心的看守让她求饶，她说:

“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嚎哭之声，这实在太幼稚，且不文明。我也不愿意做任何表示求饶的事情。”

在知识和道德上，郑念都压倒了审讯人员。

1973年，郑念走出提篮桥，被告知视若珍宝的女儿自杀。

1980 年 9 月，郑念再次运用自己的智慧，离开上海。

到香港后的第九天，她随手拿起一份《大公报》，心口一阵剧痛：

上海召开公审大会，有一个叫胡永年的工人，他和手下的人打死了六个年轻人，其中一个就是郑梅平。

她的女儿。

即使是最愤怒和不可理喻的情景，郑念的书中也避免了冲动与浮躁的描述。

整本书的文字充满老式知识分子的克制与真诚。

看见灯下的玫瑰了么？

“如果我失去思考问题的能力，那要比头发大把脱落，牙龈出血和体重骤减更使我害怕。”

这是郑念记录狱中的一段文字。

生活方式，是思考的承载和呈现。

晚年郑念住在华盛顿一所自有公寓中。

90岁时，偶尔去舞厅跳舞，也会驱车前往郊区，感受旷野的自然风景，又或和年轻人一起参加各种活动。

不谄媚、不妥协于世俗标准，无论在怎样的境地里，都坚持着生活中细小熟悉的方式，更坚持着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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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念与戴西，都不是籍贯上海的“上海名媛。”

近百年随着交通资讯的开拓和个人居住选择权的开放，我们更以文化认知及人文价值的归宿来认定我们的“根”。

——《上海生死劫》译者 作家 程乃珊

与张爱玲一样，身居海外，郑念的旗袍也还是托好友找上海裁缝定做。

上海亲人将梅平的骨灰带出去，郑念携之去夏威夷海葬，“因为太平洋通中国。”

她自己的骨灰，亦撒入太平洋，与女儿在黄浦江汇合。

戴西则将自己身后的躯体，捐献给了上海的医学院。

如果这两个故事太沉重，蒋晓云的《百年好合》或许更适合你。

蒋晓云 | 《百年好合》

作者蒋晓云，台北人，20多岁时被誉作“张爱玲第二”，却嫌文坛寒酸，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赴美国转投计算机专业，三十年后复出。

《百年好合》主人公兰熹是生于上海的女子，颠沛流离逃难到美国，百岁时又回到上海办寿宴。本书围绕这个时间轴，陆陆续续展演了38位女性故事。

38段女性小抉择与时代洪流的冲撞。

这些女人半生游历大半个地球后，终于又坐到一起，说着上海话，吃一顿风平浪静的团圆饭。

这顿团圆饭里的阔太太，是活过大灾难，经历过太平轮，数次迁徙，反复改嫁，终于在每一处异乡安身立命的人精。

王安忆为这本书写了4000多字的序。

书中12章所有人物“一曲套一曲”，皆有渊源。在序中，王安忆替读者梳理了这些渊源，又将这些人物和白流苏、范柳原们做了横向对比。

“张爱玲为苏青画像，世故的眼睛仿佛在说‘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大概在说艺术吧？’这也可以用在蒋晓云身上。”

第一章客人夸兰熹漂亮，兰熹懒洋洋仿佛不太在意地说谢谢。

“人人羡慕她命好，不知道诀窍就是心淡。‘心淡’说起来容易，可是人生要不经过些事先把心练狠，哪儿就能淡得了？”

“相熟的社交圈里自有一套道德标准。”

“华人社会法规弹性大，尤其是慈善事业更是有商有量……多是老婆、女儿或其他关系掌门。”

“她想自己早就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分期预付了今日的冷清和伤心。”

蒋晓云的人物族谱，“好比是张爱玲人物的前世今生。”“张爱玲攫取其中一段，正是走下坡路且回不去的一段，凄凉苍茫，蒋晓云却是不甘心，要博一博，看能不能博出一个新天地。”

一位像写小说一样写代码的女子，自然不会是凄凉苍茫的。

上面的这些作品，连带着翻译和作序，都是女性。

最后推荐一位写上海美人写得极好的男作家，白先勇。他有两部书以上海女人为主角，《谪仙记》与《永远的尹雪艳》，我更喜欢《永远的尹雪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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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 | 《永远的尹雪艳》

白先勇先生的身世就不用再赘述了。

或许再没有另一位作家能像他这样，把南京、上海、台北三座城市记录地如此浓情。

2013年《永远的尹雪艳》在上海被搬上话剧舞台。

尹雪艳总也不老。十几年前那一班在上海百乐门舞厅替她捧场的五陵年少，有些头上开了顶，有些两鬓添了霜；有些来台湾降成了铁厂、水泥厂、人造纤维厂的闲顾问，但也有少数却升成了银行的董事长、机关里的大主管。不管人事怎么变迁，尹雪艳永远是尹雪艳，在台北仍旧穿着她那一身蝉翼纱的素白旗袍，一径那么浅浅的笑着，连眼角儿也不肯皱一下。

—— 白先勇 《永远的尹雪艳》

她是百乐门里最美的红颜，也是身带诅咒的女祭祀。

尹雪艳的净扮，从容，不慌不忙，让这群流亡异乡的遗老遗少心灵平和。“她浑身银白”、“雪白的肌肤”、“不多言、不多语”，说话“中听，熨帖”，跳起舞来“没有失过分寸”。

外界的迁异，绝不会影响到她的均衡。

总有人哀叹尹雪艳的“依附”，感叹那个时代的身不由已，好像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命运就多么被善待。

她平静的接受着她的出身，不动神色地与这个世界，平衡着浮华与幽暗挣扎。

男人对她飞蛾扑火，因为她用自己的一切天赋、智慧、手段，营造了乱世里让人们内心深处渴求，让灵魂熨帖的东西。

尹雪艳经营的世界，是落寞人心最好的安放处。

无它，人们生活无味无处安放，逐它，人们丢却生命也在所不惜！

这不是一则世家女子的优雅人生故事，而是一位世家男子对女子生命可能性慈悲地再塑。

“性别认同”这件事，中国没有哪个地区，像上海发展得那么淋漓尽致。

在全国“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时候，上海有着静悄悄的花边领；在舞台上唱着“谁说女子不如男”的时候，上海女人手势清爽地拿着男人赚进来的钱替全家理财；在10+推文还在焦虑“生而为女人”的时候，上海阿嗲、阿奶圈早已习惯偏爱囡囡。

有一回上社会心理学课，老师听着台下吵吵嚷嚷，半天，突然笑说：大家都在辩驳我的观点，但你们是男生替女生说话，女生替男生说话，这很好。两性的和谐，或许比两性的对抗，更能代表女性获得的平等与自由。

这是上海的课堂。

祝大家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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