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露谷物语克林特行程表(星露谷物语克林特行程)

时间：2023-09-22 11:33:22 来源：网友分享编辑：追梦抓梦

中国大片20年②｜刀光剑影的大导江湖

【前言】2002年，一部旖旎恢弘的《英雄》横空出世，由此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20年后，《长津湖》上、下两部的票房累积近百亿。
20年来，中国电影的年度票房从不足10亿到突破600亿大关，银幕数量跃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
在“中国大片20年”这个专题里，我们试图通过梳理中国大片的时代记忆，搭建起中国电影产业兴起的脉络，回望中国电影21世纪以来的激荡与荣光，也为中国电影下一个20年的造梦之旅添一抹展望。
上世纪90年代，在港片启发下，时任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总经理张和平、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韩三平以及高军等人，提出了要打造内地贺岁档的想法。1997年，冯小刚根据王朔的小说改编的剧本《好梦一日游》（后改名《甲方乙方》）作为内地第一部自制的贺岁电影上映，获得了3000万票房。此后，《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大腕》让冯氏喜剧电影在每年岁末成为了一项具有国民性的消费娱乐活动，电影的商品属性和活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激活。
但真正让中国电影进入一个新纪元，走入“大时代”的，还得是2002年张艺谋拍出的《英雄》。20年前，《英雄》横空出世，华丽璀璨的明星阵容，美轮美奂的视觉奇观，近2.5亿的奇迹票房……才算是全方位打开了中国电影的想象空间。
《英雄》剧照
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被一部分人视作张艺谋效法李安（《卧虎藏龙》），紧跟“拍武侠给西方人看”的潮流故弄玄虚的跟风之作，但《英雄》所引发的观影热潮和之后对于一个时代的影响力都毋庸置疑。这部中国大片的“开山鼻祖”开启了属于中国大片的20年。这其中有无数中国电影人前赴后继的心血和荣耀，也有许多如今回看令人啼笑皆非又五味杂陈的“弯绕”。
分阶段来看，《英雄》开创的“武侠大片”热，几乎席卷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在电影的“门槛”还高高在上，资源大量集中在少数拥有话语权的出品方和创作方手中的时代，大导演们纷纷开始试水古装大片。擅长人文的陈凯歌拍《无极》，擅长喜剧的冯小刚拍《夜宴》；原本颇有武侠类型功底的香港导演们也借由内地的资本和市场，把影片的规模和工业水准进一步扩充开来。
2000年至2006年国产电影票房前三甲
大导演相继入局江湖烽烟四起
《英雄》横空出世的2002年，全年票房不足10亿元，当年热映的海外大片《指环王》和《蜘蛛侠》的内地票房分别是5600万和4300万元。而国产电影的第二、三名《天脉传奇》和《河东狮吼》的票房都在2000万级。
2002年12月16日，梁朝伟、张曼玉、张艺谋出席电影《英雄》上海发布会。视觉中国图
《英雄》以一己之力拿下了当年超过四分之一的票房，它所开创的视听奇观、华语大明星组合、海内外跨界艺术家制作团队的建构，都为后来中国的商业大片提供了被广泛参照的模式。
同时，《英雄》也是一部真正“走出去”的中国大片，两年后，它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04年度全球十大佳片第一名，并且由于这部影片的画面、音效、色彩之出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常常被拿来当作家庭影院的“试机片”。
用制片人张伟平的话来说，“《英雄》出现之前，我们的艺术家们，包括电影投资人，都没有看到中国电影市场的巨大潜力，也没有看到一部国产片上映会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引起这么大的反响，第三没有意识到，电影是需要经营、营销的。”
因此，《英雄》对于中国电影的意义是“启蒙”式的，它真正让电影的运作成为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的电影工业或文化产业，电影产业观念从此开始逐步深入人心。
《英雄》剧照
两年后，张艺谋奉上另一部大片《十面埋伏》，将自己的武侠美学进一步贯彻与延展。在《英雄》中作配的章子怡成为影片的焦点，拿出从小学舞的童子功贡献了美轮美奂的“舞功”，与刘德华与金城武两位男神一起演绎了晚唐时期两个捕快与一名歌妓的三角爱情故事。
《十面埋伏》同样让擅长视觉的张艺谋做足了文章。张艺谋提出对于影片中动作的构想，要始终处于奔跑或骑马的动态之中，要“像古代的公路电影”。几场大战的“费工”程度也丝毫不逊于前作。据当时报道，光是牡丹坊一场耗资200万元打造敦煌盛景，柱子做了200多根，真木手工雕的窗四五百扇，宫灯50多个，搭建就花了两个多月。
《十面埋伏》剧照
为了追求画面上的极致，剧组在以盛产葵花而闻名遐迩的国度乌克兰，花了两千美金买了当地的花种，雇了80多个当地的花农播种了金黄色的葵花。但受当年SARS疫情影响，待到全组签证下来抵乌时，花只结出几朵，花地成了草地，乌克兰的雪季提前来到，张艺谋临时改掉结尾，有了后来雪地中的凄美伤离别。
《十面埋伏》剧照
这一年，周星驰的《功夫》、张艺谋的《十面埋伏》、冯小刚的《天下无贼》，三部电影齐齐破亿，把《魔戒》《特洛伊》《后天》等海外大片远远甩在身后。从此中国电影票房正式进入数以亿计的纪元，每年都有电影突破亿元大关。
2005年，又一位大导演“转型”了，但似乎没有张艺谋那么成功。如果说张艺谋的武侠片受到的争议更多是来自知识精英的批评，导演是陈凯歌蕴含着东方哲学和文化隐喻野心之作的《无极》则是实实在在被大众用口水从神坛喷下来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吐槽梗至今流传，而当年的负评似乎也成为陈凯歌多年来的一块“心病”。
2005年12月11日，北京，陈凯歌、谢霆锋、张柏芝、陈红等《无极》主创来到八达岭长城为影片造势。视觉中国图
论“大片”的维度，陈凯歌一点不输张艺谋。该片耗资号称高达3亿，汇聚全亚洲最重量级的明星阵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全片的拍摄耗时1090天，行程1万多公里，动员人员最多的一天达2000多人，成为当时中国电影历史上最大投资的史诗巨作。在尚未露出真容的时候，陈凯歌被猜测为要打造中国的“指环王”。尽管这部电影以1.81亿登顶当年的年度票房冠军，和投资相比，却是一场惨败。
2005年12月16日，上海，电影《无极》首映，张柏芝、谢霆锋同框。视觉中国图
同年，成龙大哥和他拍“警察故事”的好搭档唐季礼也首次试水古装，搞起古今穿越的《神话》，在当年也同样大获成功。作为一部内地和香港的合拍片，该片还请到了当年公认的“韩国第一美女”金喜善加盟，中韩双语对唱的主题曲的走红力度比电影更持久。长生不老的容颜，千年等待的痴情，有缘无分的爱恋，这其中的凄美与缠绵比《无极》来得更直白。
这一年的国产片票房第三名《七剑》同样属于武侠题材。徐克在此前《蜀山传》和《黑侠2》两部野心之作相继失利后，已经3年没有执导长片。当时被媒体质疑“江郎才尽”的徐克，带着1.4亿港币的超高投资，重拾武侠，回归自己最擅长的江湖故事，要拍一部气势恢宏，叙事庞大、瑰丽雄浑的武侠史诗。影片配比同样豪华，美术指导是《卧虎藏龙》的黄家能，配乐是日本音乐大师川井宪次，视觉效果请的是《指环王》的制作团队Digital Pictures Iloura，黎明、甄子丹、杨采妮、孙红雷、张静初、陆毅、金素妍等强大明星阵容加盟演绎。
2005年7月20日，北京，《七剑》剧组出席电影首映礼新闻发布会。视觉中国图
在影片的内地投资人、监制马中骏的计划中，《七剑》是一个宏大的构想：电影计划拍六部，每部投资1200万美元；电视剧计划拍68集，每集投资100万人民币。另外，《七剑》还包括投资七八千万的网络游戏和动漫开发，再加上碟片、周边，目的是将其打造成一系列的全版权多体系大IP。虽然最终，这个庞大的构想在“七剑”的江湖中没能实现，甚至因为这部电影的滑铁卢让徐克在往后5年都不再碰武侠题材。但直到2010年开启《狄仁杰》系列，显然延续和实践了之前的野心。
到下一年，另一位大导演冯小刚也跨出了自己的舒适区，开始试水古装武侠电影。尽管在此前几年他的《手机》《天下无贼》依然取得了傲人的票房成绩，但当华谊2000万美元投资的《夜宴》带到冯小刚面前的时候，他决定要“拓展一下自己的戏路”。
同样作为一部内地与香港合拍的电影，《夜宴》由华谊兄弟与寰亚联合出品。类似的合拍模式在那些年的大片里成为主流，也为之后香港大批电影人的“北上”奠定了基础。叶锦添专为《夜宴》打造了旷世宫殿，占地1.2万平方米，成为当时中国影视场面里最大的宫殿内景，创作理念是将宫殿拟态成充满欲望的幽幽鬼魂。同时，剧组取道阿尔山、莫尔道嘎镇等地拍摄外景，同样花费不菲。
《夜宴》内景截图
《夜宴》外景截图
谭盾的音乐和叶锦添的美术对于欲念森森的鬼气发挥得一脉相承。张靓颖和国际音乐大师的合作，为电影大片歌唱主题曲后，在质感和段位上比同届超女精进了一大截。
《夜宴》的故事是曹禺的《雷雨》和威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王子复仇加恋的故事被冯小刚讲得古典又“先锋”。结果那一年，这个故事与张艺谋的第三部古装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撞了个题。
“菊花残，满地伤”的故事，促成了张艺谋巩俐分道扬镳10年后的再度合作，也将张艺谋的“大片美学”推向巅峰。周杰伦的加入，为电影带来的最多的娱乐话题，如今回看当电影发布的大量通稿都围绕着周杰伦的一举一动，宣传效果拉满，大概也能算得上十多年前一次很潮的“IP+顶流”模式的尝试。
《满城尽带黄金甲》剧照
《满城尽带黄金甲》中，核心场景的宫殿取景于横店，拍摄时有近3000个工人在加班加点布景，为了符合影片唐朝背景的拍摄需要，张艺谋要求筑起高达5米的围墙，又在万余平方米面积的广场里，全部铺上黄花，数量高达400万朵。最多的一场戏，想要出动两万名群演，其中包括大量部队官兵。
片中周润发的龙袍由超过八十名工人用上一个多月时间赶制而成，全件戏服用金线钉满了18K金片，重约40公斤，造价过百万；而黄金盔甲由金属镀金制作，光头盔就重约45公斤，周润发为了驾驭戏服演戏早早开始健身。而剧组还特别订制了一个与人同高的保险柜来存放戏服。
《满城尽带黄金甲》剧照
3.6亿元巨额投入的“黄金甲”还首次真正实现了“全球同步”上映，《时代周刊》率先将刚刚上映的它选入“2006年度十大电影”。在这张榜单上，集中了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马丁·斯科西斯、罗伯特·德尼罗这些美国电影教父级人物的年度力作，而《满城尽带黄金甲》是入选其中的唯一亚洲电影。
2006年12月14日，《满城尽带黄金甲》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举行首映庆典。吴宗宪、周杰伦同台。视觉中国图
相比之下，冯小刚《夜宴》的1.3亿票房要不如人意些，要知道2年前《天下无贼》已经能够取得差不多的票房，但电影的成本可是要低上不少。
加上另一部同样由周杰伦演唱主题曲的电影《霍元甲》，2006年共有3部电影票房过亿。
2006年12月14日，《满城尽带黄金甲》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举行首映庆典。涂经纬、郭德纲、沈星、何炅穿上古装造型主持。视觉中国图
不断刷新天花板扩容“亿元俱乐部”
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大片=古装大片，是一个时代电影观众的共同记忆，而武侠片对于中国电影产业和工业的发展的确功不可没。据统计，2002年《英雄》票房占当年总票房的27.8%；2004年《功夫》《十面埋伏》两部武侠片占当年总票房的22.2%；2005年《无极》《神话》《七剑》占当年总票房的19.5%；2006年《霍元甲》《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占当年总票房的20.6%。而如果只算这些武侠巨制占当年度国产电影票房份额的话，以上数字还要增加近一倍。
大片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助推毋庸置疑，从2002年到2007年，仅仅五年时间，国内票房总收入从9亿元、10亿元、15亿元、20亿元、26.2亿元到33.27亿元，加速递增，6年涨幅达到360%。
2007年，《投名状》和《集结号》年末双双破2亿票房，国产影片总票房连续第5年力压海外大片，有专家学者放下豪言，“中国电影迎来了稳定发展期，中国电影长线牛市的时代已经来临。”
同时，自《英雄》始，华语武侠类型巨制在五六年间，跨界组合出武侠魔幻、武侠战争、武侠喜剧、武侠动作、武侠科幻等“亚类型”，张之亮的《墨攻》和陈可辛的《投名状》堪称典型代表，之后吴宇森的《赤壁》、李仁港的《三国之见龙卸甲》也沿着这一亚类型继续越界拓延。
一方面，大导演大明星，加上其他艺术领域的顶级人才都在古典美学领域跃跃欲试；另一方面，大片所需求的投资金额，在当时的中国电影市场尚无法依靠内地票房收回成本，于是对于制片方来说，一个重要的功课是，投拍之初就需要预设海外市场尤其是北美市场的收入。而本世纪初由《卧虎藏龙》缔造的东方世界刀光剑影辽远江湖的想象，也正对海外片商的胃口，古装大片在海外销售的维度，还意味着另一部分可观的回馈率。比如在戛纳，《夜宴》的海外版权销售火爆。在正式上映前，冯小刚就宣布，影片的海外销售已经完全收回成本，“之后国内的每一分钱的票房都已经是利润了。”
2000年吴宇森拍完《谍中谍2》的时候，有记者问他是否有兴趣再拍一些中文电影。吴宇森说，“不会了，我会继续拍英语电影。”8年后，这位闯荡好莱坞的电影大师带着投资超过8000万美元的《赤壁》再次刷新了华语电影“大片”投入的天花板。这个耳熟能详的三国故事，分上下两部呈现，梁朝伟、金城武、张丰毅、张震、胡军、中村狮童、林志玲等主演组成了群星璀璨的阵容。
跟拍《赤壁》全程的纪录片导演甘露说，没有经过大片拍摄现场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做复杂。本来定了在湖北长江拍摄，但因为环保问题不得不临时改在河北片场拍摄；航拍的飞行器失事；补戏时失火，又造成1死6伤。
《赤壁》剧照
《赤壁》对于古代战争的表现堪称登峰造极。片中用大量篇幅描述古代阵法，电影发挥了其无可取代的视觉呈现的优势，而不仅仅是把明星捧上来塑造人物讲观众已经耳熟能详的故事。锥形阵、雁行阵、八卦阵等排兵布阵的方式都经过精心考究。重场戏的水上大战，大约动用了2000艘各种古式道具战舰汇集在河北一个四面环山的水库。吴宇森集合三维电脑技术把这个水库改造成长江，把四周的群山改造成赤壁，5家美国知名电脑特技公司负责影片的电脑动画部分。据统计，《赤壁》重头戏的CG规模堪比《指环王》。
在当时，与香港或好莱坞方面合资拍摄已有不少先例，而这部电影由于预算高、风险大，片方把目光投向了亚太地区。在《赤壁》6亿人民币的投资中，1.5亿来自中国内地，剩下主要来自日本、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吴宇森的美国公司取得成片担保公司的成片保险，香港渣打银行为影片拍摄提供部分贷款，可以说《赤壁》在融资和发行体系上提升了香港电影乃至整个中国电影的层次，甚至在之后中国电影产业更频繁地提及完片担保需求的后十年里，也鲜少有像《赤壁》如此成功的金融案例。据《钛媒体》报道，由于版权预售做得很好，《赤壁》上映前已经覆盖了成本。
《赤壁》剧照
尽管对于历史的还原在当时引发了不少争议，但不可否认，在历史片大场面这个方向上，《赤壁》迄今无人能出其右。
而同年，在古装大片的另一个方向上，《画皮》打开了中国大片另一个方向上的思路——奇幻。陈嘉上导演将这个著名的聊斋故事，打造成了一个充满现代色彩的爱情悲剧。猎奇特效、魔幻风格、催泪情爱和新奇想象力，这些元素融合在一起，用高度类型化的叙事与新鲜的电影视听手段呈现了一个东方奇幻世界。花费数百万拍一段仅有六秒钟的脱皮镜头，也为中国大片的奇观呈现带来了新体验。
这部电影另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在于它开创了国庆档期，在10月拿下2.6亿票房的《画皮》激活了国庆期间电影院的活力。次年10月，《建国大业》《风声》《麦田》《狼灾记》蜂拥而来。日后这个档期更是成为屡破纪录，各家片方纷纷奉上王炸产品的“兵家必争之地”。
那些年，有一个颇有年代感的词用以衡量一个导演或演员的票房号召力，叫“亿元俱乐部”。破亿，曾经是中国电影衡量票房是否足够成功的一道大关。2000年到2003年只有两部电影票房破亿，到2009年，一年里能够跻身亿元俱乐部的电影已经有10部之多。除了原本“三足鼎立”的三位华语大导，以及在类型表达上比内地导演更有优势的香港导演之外，陆川（《南京！南京！》）、宁浩（《疯狂的赛车》）、金依萌（《非常完美》得益于章子怡监制及主演）都跻身成为这个顶尖俱乐部的成员。此外，动画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也在其中。有学者形容，中国电影的大片门槛，从“三国演义”时代，进入了“战国群雄”时期。
盛极而衰，新类型酝酿崛起
一种转变发生在2007年以后，随着本土市场空间的急剧增长，发展期的中国式大片渐渐从江湖的刀光剑影中剥离。《集结号》《建国大业》为代表的新主流电影，开始对中国主流文化与主流价值形态的当代建构；《叶问》《十月围城》为代表的影片开启了对传统英雄精神的复归；《长江七号》《画皮》《让子弹飞》等各类影片在合家欢、奇幻、喜剧等类型上做出充分的拓展与融合。古装动作大片虽依然维系着一定的体量并继续发展，但逐渐式微已成既定事实。
2009年，《建国大业》开创了主旋律电影“数星星”的模式，这一“创举”被广泛沿用到之后十多年同类型影片的创作中，开启了一片明星效应最大化的试验田，4.2亿的票房刷新了市场对主旋律作品的想象力。
另一部谍战电影《风声》，将波谲云诡的剧情编排中复杂的人心演绎得惊心动魄，它的成功超越了当年2.35亿的票房成绩，至今仍是公认该类型在华语电影领域无法超越的天花板。
张艺谋改编自科恩兄弟《血迷宫》的“吊诡”之作《三枪拍案惊奇》，虽然依旧能够保持2亿+的高票房，但和张艺谋自己相比实在是滑铁卢，何况这部电影遭遇的恶评，可谓浓缩了观众对于那些年古装大片的“假大空”的反感。
《三枪拍案惊奇》剧照
2010年，《阿凡达》在华狂揽13亿人民币票房，3D、IMAX等放映新技术成为电影的新命门。那年的内地电影票房冠军是《唐山大地震》6.49亿元，刷新了国产片的纪录。
《唐山大地震》的票房收入超过了《赤壁》两部的总和，这部唐山市政府为纪念城市“重生”并借此进行城市营销的“命题作文”，被冯小刚讲出了十足的新意。有别于此前的所有大片，《唐山大地震》开创了灾难类型的视效奇观探索，片中剧烈地震场面仅有7分钟左右，但大地震来临时万物崩溃的悲壮画面通过大银幕逼真地呈现时，满目疮痍的景象，还是着实令观众惊心动魄。而这短短特效的制作费用就高达近8000万元。
与此同时，中国电影市场高歌猛进地进入了百亿时代。导演陆川后来在一次回顾电影从业之路的讲座中提道，时任中影集团董事长的韩三平曾激动地说，“我相信我活着的时候能看到中国电影300亿”，“他当时咬着牙，手在抖，像是在说一个天大的预言。”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贺岁档史无前例地聚集了姜文、冯小刚、陈凯歌三位顶级导演，若不是张艺谋将《山楂树之恋》提前了档期，观众将看到四位大牌导演同台飙戏。“一个档期能够同时容纳多少电影”“市场的蛋糕是否能够让家家都吃饱饭”，也受到史无前例的空前讨论。
《让子弹飞》的出现，宣告了中国式喜剧大片的诞生，“站着把钱挣了”的年度口号，也引发了对大片在市场需求与艺术立意之间多元调试的深度思考。在这样一部由艺术精英奉献出的商业大片里，观众找到了一种对主流文化和旧有秩序进行再造的快感。
《让子弹飞》海报
陈凯歌再度在浙江象山为电影造城。耗资4000万搭建占地面积152亩的“孤儿城”，城池内有桃园行宫、铁匠铺、学堂、公孙府、市场、军营、屠岸贾府等场景建筑。而《赵氏孤儿》过亿的票房，和同一年的《唐山大地震》6.49亿、《让子弹飞》6.36亿、《非诚勿扰2》4.71亿的票房相比，已然体现出观众对于古装大片的“审美疲劳”。
至于徐克的《狄仁杰之通天帝国》，虽然同是一部古装大片，但它杂糅了悬疑探案的类型，并开启了一个“狄仁杰宇宙”的IP，系列电影联动着游戏、地产乐园等一系列开发，这是属于中国电影下一个阶段的进阶与疯狂。
《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剧照
放眼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是中国电影自院线制改革的“必然选择”后，生产力不断解放，市场容量持续扩大，产品开发有效拓展的10年，无论是产量、票房收入、银幕数量、观众人次等与电影产业相关的指标都高歌猛进地大幅增长。电影消费成为人们文化消费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成为文化热点乃至社会热点。
百亿市场的鏖战下，古装大片的历史使命，也阶段性地完成了。

我们想念戛纳｜23位电影人重温难忘瞬间

預計閱讀時間為: 34 分

在电影世界里，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戛纳电影节的非凡魅力、宏伟的艺术和偶尔的荒诞，每年5月的戛纳电影节，明星和导演们都会聚集在这里，接受媒体和同行们的审视、赞美和评判。在疯狂的一周半时间里，年度的电影杰作逐渐掀开了面纱并开始赢得了世界级的声誉。狂热的掌声和喧闹的嘘声此起彼伏。今年，因为冠状病毒的疫情，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但是我们并没有就此放弃。因此我们采访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人，邀请他们谈谈对戛纳的回忆和对电影未来的看法。以下是经过编辑节选的摘录：

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

他在戛纳上映的电影包括了《巴别塔》（Babel，2006）

我第一次去戛纳电影节，是为了放映《爱情是》（Amores Perros，2000年）。事实上，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参加电影节。当时我们的预算很紧缺，所以我们决定住在戛纳外二十五分钟车程的小镇上，因为那里的房间要便宜得多。

有一天，我被邀请去参加和其他导演们的合影留念，就在晚上七点王家卫的新片《花样年华》（In the Mood for Love）首映前。我妻子玛丽亚（Maria）和我都认为只要在六点十五分打车出来就能及时到达。想不到那时根本叫不到出租车，尽管我穿着燕尾服，玛丽亚穿着长裙和高跟鞋，但是除了跑步去，我们别无选择。当时室外的温度高达三十五度（华氏九十五度），因为交通问题车都停在了路上。我们跑的时候，我妻子脱掉了鞋子，我先是脱了外套，接着摘了领结，然后又解开了一、二、三个纽扣。

我们到达已经下午七点零一分了。我重新穿上了外套。我的身体几乎浸泡在汗水里。笑一笑！闪了一下！咔嚓！闪了一下！喊着“Cheeeese!”对于一个电影人来说，进入这个有着二千个座位的传奇的节庆宫（Palais Des Festivals），就像是一个天主教徒走进梵蒂冈一样。从我们坐的后排位置，在这部比我们大四十倍的屏幕上，我们观看了《花样年华》。走出电影宫，玛丽亚和我非常安静得走了大概十分钟。到海边的时候，我们突然停了下来。玛丽亚抱着我，靠在我的肩膀上泣不成声；我也抱着她的肩膀哭了起来。《花样年华》深深地触动了我们，让我们无言以对。就在那个瞬间让我回忆起为何我要成为一个电影人，即使有时候感觉很傻也很难。

爱丽丝·洛尔瓦彻（Alice Rohrwacher）

她的《幸福的拉扎罗》（Happy as Lazzaro，2018）和《奇迹》（The Wonders，2014）曾入围了戛纳电影节

戛纳改变了我的生活。它向我展示了那些拓宽了我天马行空思想的电影，也为身为导演的我伸出了热烈的臂弯。就在我写下这段思绪的时候，我听到了窗外传来的邻居卡洛（ Carlo）的声音——而他也和戛纳有些瓜葛。

我从来没有和卡车司机卡洛·塔马蒂（Carlo Tarmati）交谈过，因为他是我父亲最大的对头。我们两家的房子就坐落于比邻而居的小山坡上。每当我父亲和卡洛互相斥骂和指责时，他们的喊叫声就会在树林里回荡。

在我为《奇迹》（The Wonders，2014年）选角时，卡洛来试镜了。当时我很尴尬，因为他是一个敌人。但是他天生是个演员的料。随着我们的合作，我们也开始越来越了解了对方。然后我们的电影被入围了戛纳电影节，当时我就慌了。我想带卡洛去，但我也想带我的家人，但是他们万一在电影节期间开始吵架该怎么办？

我还记得（2014年）《奇迹》剧组的红毯仪式上，我的姐姐阿尔巴牵着我的手、参演电影的四个小演员、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女儿、光彩夺目的莫妮卡·贝卢奇（Monica Bellucci），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卡洛。我用紧张的眼神看着我的父亲。放映开始后，卡洛和我父亲在电影中找到了自己，他们一起笑，一起哭。他们一起分享着恐惧。他们很喜欢我们共同完成的这项工作。在放映结束后的宴会上，他们彼此调侃取笑。几天之后他们成了最好的朋友，形影不离。

森林里再也没有传来愤怒的叫喊声了，取而代之的是彼此亲切的问候。在与世隔绝的乡村隔离期，卡洛·塔马蒂是我父母唯一见的外人。他们彼此帮忙一些无法独自打理的农活，他们互相陪伴，每天晚上就寝前都会打电话给对方问候。

而这只是戛纳改变我生活的很多方面的其中之一。

本·萨弗迪（Ben Safdie）

他和哥哥一起拍摄的电影《好时光》（Good Time，2017）入围了当年的主竞赛单元

那是2008年，我有一部短片在戛纳的“导演双周”（Directors Fortnight）单元展映。我很着急，朋友让我坐在他摩托车后座。我没有头盔，而且是这辆摩托车上的第三个人，这两条在戛纳都是违法的。不过我想反正就这么一小段路，肯定会没事的。当然，我们立刻被警察拦了下来，他们让我去中央警察局缴纳罚款。

在警察局的时候我被告知，警察局长让-马里·贝雷戈（Jean-Marie Beulaygue）想见我。这一切的感觉就像是发生在《爱丽丝餐厅》（Alice’s Restaurant，1969年）。当我走到休息室的时候，让-马里已经在那里了，他问是否可以一起喝杯咖啡。我吓了一跳，问他问什么。“因为你是个电影人啊。”他激动地说。原来他参与了所有“导演双周”单元的讨论会，而且尽可能地看更多的电影。我想，戛纳的警察局长理所当然是个影迷了。在互道再见之后，让-马里让我保证如果有机会再来的话，一定要和他打招呼。我笑着同意了，不过当时几乎是百分百肯定我不会再来了。

出乎我的意料，我的哥哥和我发现第二年又要回到戛纳了。那个时候更为疯狂了，我们几乎没有任何时间做其它事情。我们马不停蹄地从一个会议跑到下一个会议，就在这时，我的法国制片人打电话给我说：“刚才有两个警察过来找你。”我让他冷静下来，然后就走去警察局。让-马里走了出来，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欢迎回来！”

很快到了2017年，约书亚和我又一次来到了戛纳，这次是主竞赛单元。我不想再次引警察上门，所以就直接去警察局问候下老朋友。出人意料的是，那里没有人知道我说的是谁。我给他们看了照片，告诉他们让-马里的名字，但是，无人知晓。当我走回海滨大道时我开始怀疑自己对这一切的记忆。就在我几乎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有人在导演双周办公室那边喊我的名字，正是让-马里！原来他多年前就从部队退休了，现在在电影节工作。他笑着拉着我走进了办公室大楼，“你看！我们认识吧！”原来，他一直和那里的工作人员讲我们熟识的故事，但是没有人相信他。以下这张照片我们一起拍摄于2008年。

约书亚·萨弗迪（Joshua Safdie）

对我们的父亲（他出生在意大利，在法国长大）来说，戛纳电影节是一处圣地。从小到大，我们就不得不经常面对大惊小怪的父亲，“这部电影在戛纳电影节上映了！这是一部经典！”无需任何争论，戛纳的王者地位已经潜移默化地嵌入在我们的脑海里了。很自然地他保证他一定要会和我们一起到蓝色海湾（Riviera）。

2008年的时候，他参加了每一场晚会，去看了我们的票允许进入的所有的电影放映。第二年，也就是2009年，他没有办法参加，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损失。当我们八年后再次来到电影节，这次是主竞赛单元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是不会错过这一次的！他不想在行程和住宿事情上麻烦我们，只是不停地对我们说：“我会去的，不用担心我。”

那时还是伊斯兰国肆虐期间，安保工作特别严密。在我们首映礼的前一天，电影节官员提醒我们注意红地毯的规则和限制。他们告诉我们，警方把红毯的安保工作做得比大多数政治集会都要严密。所以当我们第二天看到红毯上的照片时，你可以想象我们的惊讶。我们就在那里，本，和我，（巴迪·杜瑞斯 Buddy Duress、罗伯特·帕丁森 Robert Pattinson和泰丽尔·韦伯斯特 Taliah Webster）就站在红毯顶端。在我们身后，每个剧院的入口处旁边都站着一个警卫或警察。然后，就在右边，他就站在那里……我们的父亲！不知怎的，他以某种方式悄悄躲过了警察、电影节工作人员和电影节的负责人们。他悄悄地在楼梯的顶端找到了一个可以安静拍摄的地方。

韦斯·安德森（Wes Anderson）

2012年他带着《月升王国》（Moonrise Kingdom）来戛纳了

你有关于戛纳的轶事趣闻的特别回忆吗？

迄今为止我还只去过一次（《月升王国》Moonrise Kingdom，2012年）。蒂耶里·福茂（Thierry Frémaux，电影节的艺术总监）确实很懂得如何操办电影节。这里有来自全球各地的各种类型的好电影，而且，还有什么比在地中海沿岸观看一部完美修复的251分钟的《美国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1984年）更美好的事呢？

最近你在做什么？看了哪些电影和书呢？

我有一个四岁的女儿，所以，和大多数处于同样状况的人一样，我现在也是一个兼职的业余老师。我所读的很多书都与古埃及、恐龙、昆虫和亚马逊雨林有关，不过也有帕特里夏·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和埃尔莫·伦纳德（Elmore Leonard）的作品，以及一本关于瘟疫的书。我们每天晚上都会看一部电影，最近几个晚上我们比较喜欢的电影有：《寂寞芳心》（Alice Adams‎，1935）、战胜恶魔（Beat the Devil‎，1953）、《毫不神圣》（Nothing Sacred‎，1937）、《为所应为》（Do the Right Thing‎，1989）、《归途路迢迢》（The Long Voyage Home‎，1940）、《近松物语》（A Story From Chikamatsu，1954）、《极乐大餐》（La grande bouffe‎，1973）、《深情的朋友》（The Passionate Friends‎，1949）、《撒哈拉六号基地》（Station Six-Sahara‎，1962）、《好莱坞的价值》（What Price Hollywood?‎，1932）和《杀机》（Winter Kills‎）。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

他是戛纳的宠儿，曾有五部影片入围主竞赛单元，2009年获得终身成就金棕榈奖

我去过好几次了。几年前，他们举办了《不可饶恕》（Unforgiven，1992）25周年的放映活动，那是我最后一次去那里。很高兴有新的观众去看一部老电影。

我已经好多年没看这部电影了，所以很想亲自去看看。它一直坚持着。有时候，你会觉得我都做了这么长时间了，该会怀疑，我做的这些到底是什么鬼东西。但是当你看到它时，很多东西都会重新涌上心头。

第一次去的时候（《苍白骑士》［Pale Rider，1985］）非常有趣，也有些手忙脚乱，因为你需要跑来跑去，还有很多人，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当即完成。当你后来再去的时候，就会相对轻松，因为你会说，好吧，我不想把自己搞得太紧张，因为最终你都需要去回答很多问题。

贾樟柯

他一直时戛纳电影节的常客，《天注定》（A Touch of Sin，2013）和《江湖儿女》（Ash Is Purest White，2018）等多部影片在戛纳电影节上亮相。

2013年的时候我收到了电影节午餐会的邀请。我英文水平欠佳，对这样的活动感觉有点累。出于礼貌，我打算现身后就尽快离开。

当我到的时候，我看到福茂、李安导演和一个坐轮椅的人围在一起聊天。我和他们打了声招呼，就出来在外面吸烟。李安导演的助手过来叫我。李安看着坐轮椅的人说：“小贾，贝托鲁奇导演（Bernardo Bertolucci）想和你聊几句。”

我睁大了眼睛，下意识地喊出来：“啊，他是老贝啊！”

这不是不恭。因为贝托鲁奇在中国拍摄过《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1987），中国的电影工作者用中国人的方式称呼“老贝”，就是自己人的意思。

贝托鲁奇导演握着我的手，开始说话。李安开始帮助我翻译，“怎样能看到《无用》？你的电影我就这一部还没有看过。”我有点不知所措。作为前辈，贝托鲁奇不吝表达对晚辈的鼓励。自己的创作被他关注着，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鼓舞人心了。

2008年，《二十四城记》戛纳新闻发布会的时候，阿巴斯导演站在门口看着我，我走过去，他给了我一个深深的拥抱。我们两个什么都没有说，他转身离去，留下了他的的体温，温暖着我。2015年，《山河故人》（Mountains May Depart，2015）剧组摄影时，阿涅斯·瓦尔达导演（Agnès Varda）在几十台相机面前突然径直走了过来，一只手拉着我，一只手拉着赵涛。之后我再看那天的照片，她的视线一直看着我俩，目光中有一种外祖母般的溺爱。贝托鲁奇、阿巴斯、阿涅斯·瓦尔达如今都走了，但在戛纳电影节，他们把自己的体温和目光留给了年轻一代，让我们从中吸取力量，活着并坚持拍摄着。

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

这位纪录片导演在戛纳电影节上展示的作品包括2004年获得金棕榈奖的《华氏911》（Fahrenheit 9/11）。他录制了一段关于获奖时刻感受的视频，以下是来自视频的文字翻译版：

大家好，我是迈克尔·摩尔，今天应邀在此分享我在戛纳电影节上的一段回忆。我有四部电影入围了戛纳电影节，那都是非常美妙的经历。就在2004年，我凭借《华氏911》获得了金棕榈奖，而当晚最棒的事情是，当时担任评委会主席的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在台上把金棕榈递给我。在所有的喧闹声中，他俯身对我说：“我想告诉你一件我从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投过票。事实上，我甚至从来没有登记过投票。但是当我这周看了你的电影后，我决定，当我回到洛杉矶后，我要去登记投票。今年我就参与投票。”我被这一刻感动了，我对他说，“说实话，我是真心实意的，你刚才告诉我的这句话，如果被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重复了一百万次，如果有一百万人决定参与并投票，那对我来说，今晚的这句话比任何金棕榈奖、及其它任何奖项都重要。那才是真正的奖，是这部电影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所以，我不知道，这就是我对那个夜晚的印象。它只是一件小事，但我希望它能成为一件更大的事。一年后我遇到了他。他告诉我他真的这么做了。他去登记注册了，也参与投票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就这样发生了，而这让我觉得做拍电影是值得的。感谢你的邀请，我很遗憾，所有的电影人都不能、也无法让他们的电影参与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但我希望很快就能看到你们的电影。也祝你们一切顺利。谢谢你。

克雷伯·曼东沙·费侯（Kleber Mendonça Filho）

这位巴西电影人以影评人的身份报道戛纳电影节多年，后来他的长片《巴克劳》（Bacurau，2019）和《水瓶座》（Aquarius，2016）入围了主竞赛单元。

我记得：

在德彪西（Debussy）或卢米埃尔（Lumiere）放映厅里，有人起身离席时座位上发出的令人生厌的标志性声音，有时候这些人是希望所有人都知道他在电影开场二十分钟后就离开的。2010年《豹》（The Leopard，1963）的特别放映。我的记者证让我有机会坐在（影片主演）阿兰·德隆（Alain Delon）和克劳迪娅·卡汀娜（Claudia Cardinale）前面。那是一次戛纳电影节时空折叠的极端例子。他们就坐在我后面看完了整部电影，而且似乎被影片本身和这场放映所感动。《巴克劳》和《水瓶座》放映后观众的反应和起立鼓掌，当灯光亮起时蒂耶里·福茂带着摄制组走了进来，这是疯狂而又独特的戛纳时刻，和其它地方都截然不同。你希望它结束，同时你也会希望它一直继续下去。

阿贝尔·费拉拉（Abel Ferrara）

他的《坏中尉》（Bad Lieutenant，1992）、《异形基地》（Body Snatchers‎，1993）和《绝色惊狂》（The Blackout‎，1997）曾在电影节上放映过。

《异形基地》的首映式晚上，我整装待发，计算好了从酒店到放映厅的五分钟走路的完美时间，然后准备去系领带。只是没有领结！我吓了一跳。当时我妻子对所有的领结都持怀疑态度，但公关部的人要求我把衬衫扣好就可以了，“你是导演，你不需要领带。”就像所有的瘾君子都能在最后一刻找到解决办法，我也想到了一个好点子。我打电话给酒店服务，告诉（服务员）我想用五十美金换他的卡夹式领带。他先是拒绝了，但在我又给了五十美元的法郎后，我得到了这条领带直到午夜的使用权。我们到达红地毯时整整迟了五分钟，这对于负责人来说，无异于在行礼时掐死了戴高乐！

现在我们回到《绝色惊狂》的时间。那部电影并没有入围主竞赛单元，不过因为有丹尼斯·霍珀（Dennis Hopper）、碧翠斯·黛尔（Béatrice Dalle）和克劳迪亚·席弗（Claudia Schiffer）参与，我们要在非竞赛单元（out-of-competition）做特别放映。我提前很多时间到达现场，没系领结，有点焦急地继续等待演员们的到来。我听到我们的公关人员（拿着两部手机）重复说：“好的，碧翠斯还在她的化妆间，好的，她现在拒绝出来。”然后从另一个电话中传来声音，“克劳迪亚终于穿上她的鞋子了，她刚脱了它们。”四十五分钟之后，碧翠斯和克劳迪亚到了。没有人对她们说过一句话，她们开始踏上了红地毯，世界上所有的灯光都为之闪烁。

詹姆斯·格雷（James Gray）

他有四部电影入围了主竞赛单元，包括2000年的《家族情仇》（The Yards）。

我和这个电影节的关系非常奇怪。举办电影节的人对我非常友好，整个选片委员会对我也是青睐有加。但是对我的电影的反应却非常怪异，它们得到了在这里放映的机会，却被人憎恶，大多数时间它们得到了大片喝倒彩的嘘声。我说，“我为什么要去那里呢？这也太蠢了！”我就是戛纳电影节的苏珊·卢琪（Susan Lucci），因为我觉得我拥有在主竞赛中参与最多却未获任何奖项的电影纪录。让我说我不去那里了（我向你保证会是这样的），我去那里不是为了去获奖的。当我拍摄我的第一部电影去戛纳时就已经做到这一点了。

但我很快就吸取了教训。我想说的重点不是说你应该为我感到难过，恰恰相反。我想说的是，你觉得有必要继续回去，因为你必须回去。大家对这部电影的反应如何并不重要，你必须要去。爱之深嘘之多，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不合常理，你当然不希望别人去嘘你的电影。但这种热情让你知道，实际上嘘声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媒体的爱的一部分。我知道这听起来似乎没道理。

科洛·塞维尼（Chloë Sevigny）

她参演了很多入围戛纳的影片，并且执导两部也入围了电影节的短片，还曾经担任“影评人周”单元的评委。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因为史蒂夫·布西密（Steve Buscemi）导演的电影《伤心树屋》（Trees Lounge，1996）。我记得当时是和（制片人）克里斯·汉利（Chris Hanley）和罗伯塔·汉利（Roberta Hanley）一起飞过去的，他们也都是演员。然后我的行李丢了，这是戛纳无需言说的故事之一，每个人都丢过行李。然后我记得我必须借用罗伯塔的东西，跟着他们去了他们住的伊甸豪海角酒店（Hôtel du Cap），但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那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下榻的地方，可关键是我也不知道哪些人是有头有脸。我记得我和罗伯塔在动物公墓里拍了一张照片，我们两个人慢悠悠得走着，就像是，“我们到底在哪里？”

让-皮埃尔·达内（Jean-Pierre Dardenne）和吕克·达内（Luc Dardenne）

他们入围戛纳的电影包括《罗塞塔》（Rosetta，1999）和《两天一夜》（Two Days, One Night，2014）

这个五月对每个热爱电影的人来说都会失去一些东西。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损失，因为戛纳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家，收养我们的第二家乡，它拥抱我们的电影并让它们受到更多的关注。我们希望明年回来时还是继续以斯派克·李（Spike Lee，今年的评委会主席）担任评委会主席。在我们等待2021年5月的时间里，我们觉得应该利用这次活动的停顿来反思我们的工作，反思电影，反思电影在社会中的作用。

有人说，电影的未来存在流媒体平台的私人空间里。疫情隔离期间这些平台快速增长的用户就是证明。但这种增长难道不是只能证明，流媒体符合一个现实社交生活已经消失的禁锢社会的需求吗？我们真的要生活在这样一个偏执的世界里吗？我们这些社会人难道不就是渴望在公共空间里与他人相处，尤其是在电影院里，我们可以一起在比自己大的银幕上看电影，然后聚在咖啡馆和餐厅里聊一聊看了什么吗？这难道不应该唤醒我们去要求我们的领袖们，要制定和扩展对健康、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基本权利吗？我们也许正处于新型社会团结的萌芽期。这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愿望。

奥利维耶·阿萨亚斯（Olivier Assayas）

他曾入围戛纳的电影包括《私人采购员》（Personal Shopper，2016）和《锡尔斯玛利亚》（Clouds of Sils Maria，2014）

你有关于戛纳的轶事趣闻的特别回忆吗？

我第一次去戛纳是在1977年，当时和我的好朋友、已故的电影人洛朗特·贝汉（Laurent Perrin）一起。我们当时住在他母亲的别墅里，离戛纳有20多英里。我们通常是早上搭车去电影节，晚上再回来。我记得我在Le Petit Carlton看到了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我是他的忠实影迷，但从未敢接近他），他身着一套皮衣，正被粉丝们簇拥着。

最近你在做什么？看了哪些电影和书呢？

我现在正在一家启发我拍摄《夏日时光》（Summer Hours，2008）位于乡村的一座房子里（别幻想了，它真的很好，但电影里的房子是另一回事）。因此，我和我10岁的女儿维琪（Viki, 当她没有和她的母亲、电影人米娅·汉森-洛夫［Mia Hansen-Løve］在一起的时候）被限制在这里。所以我是一个兼职的学校老师，至少在五月中旬学校重新开放前，虽然目前还只是个可能。

最近我正在为A24写一个系列剧的本子，那是根据我1996年的电影《迷离劫》（Irma Vep，1996）改编的。它让我一直很忙，我在创作时也感到激动，甚至有些兴奋，它有些稀奇古怪的低级趣味，还涉及到当今电影的状况。

克里斯托夫·奥诺雷（Christophe Honoré）

他参与戛纳的电影包括《喜欢，轻吻，快跑》（Sorry Angel，2018）

我的生日是在四月份。一般这个时间，巴黎就会捕风捉影地传播着哪些电影会入围戛纳电影节的风言风语。对我来说，春天总是与避开喧嚣和活跃在电影院里联系在一起。我在生活中失去的，重新在电影院里获得。当青少年时期，我从布列塔尼大区梦见的那些电影似乎是法国南部最美的生活。然后我成为了一个电影人，从而开始经历戛纳选片美妙而有凄惨的冒险之旅。

今年，从我的巴黎阳台上，如果有一两部电影的名字传入到我的耳朵，那微弱的声音听起来犹如墓志铭般的共鸣。我并不想说没有了戛纳电影节，它们就成了死电影，但它们会错过一些东西。它们被剥夺了有仙女和女巫靠在摇篮边的诞生仪式。它们被剥夺了可能的脱胎换骨的机会。所有的电影都不希望有童话般的命运，但观众需要这些传奇故事的延续，我们需要相信电影能拯救我们迷失的生命。没有戛纳的一年是缺失生命力的一年。无需去否认它。它是一个洞，一片真空，一次无法弥补的缺席。

黛布拉·格兰尼克（Debra Granik）

她的电影《不留痕迹》（Leave No Trace，2018）入围了2018年的“导演双周”单元

在我戛纳电影节第三天的行程表上，写着“声音检查”，对于任何一部电影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程序，毕竟人们都是千里迢迢赶来这里的。音效检查通常都是走过场的形式，重点是确保现场不会有什么问题。而这次的情况恰恰相反——我们能做到多接近完美呢？四位技术人员在电影院里向我致意。他们首先猜测了我们应该把音量停在哪里：杜比6.8。他们播放了一个响亮的场景和一个安静的场景，在这个音量效果下听起来都非常不错，我对他们竖起来大拇指表示赞许。他们回答说，我们现在应该先听6.7，然后再试听下6.9和7.0。这个时候我对他们花如此多时间在这一部电影的音量上感到有些焦虑了，于是我装出掩饰自己不耐烦的样子。相反的是，我看到戛纳技术团队这四位敬业的成员希望能呈现出最好的音效。于是我放松地坐进他们建议的那一排舒适的影院椅子上，向我所在的现实屈服。

是枝裕和（Hirokazu Kore-eda）

他在戛纳展示的影片中是从《距离》（Distance，2001）开始，也包括了《小偷家族》（Shoplifters，2018）

我永远记得第一次在戛纳走红毯的时候。那是2001年，当时我38岁。我对那一刻的记忆与骄傲、自尊甚至是成就感无关。

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我的敬畏之情。

因为我亲身体验到了电影的博大精深和丰富的历史。然后，一旦我接受了自己的微不足道的存在，以及作为一个导演的不成熟，我开始体验到了快乐。我意识到，虽然我只是一滴水，但我正与电影这条丰沛的河流一起流淌。我意识到我与这个世界有了深刻的联系，以往拍电影时产生的孤独感此时顿然消失。

这是我当年戛纳电影节的经历中最大的收获。

穆罕默德·拉索罗夫（Mohammad Rasoulof）

他的电影《手稿不会燃烧》（Manuscripts Don’t Burn，2013）和《谎言》（A Man of Integrity，2017）都曾入围戛纳电影节的“一种关注”单元（Un Certain Regard）

在《手稿不会燃烧》上映的前一天，我在戛纳的海边，正急匆匆得赶往电影院，这个时候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停了下来。一个男人走了上来做了自我介绍：制片人卡维·法纳姆（Kaveh Farnam）。我记得他的名字，但是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第二天的放映他就坐在观众席上。电影结束后，他找到了我，拥抱我，并让我答应当我开始制作下一部电影的时候无论如何都要联系他。

两年之后我联系了他，当时我决定要开始制作《谎言》。我们最后决定一起制作这部电影。从那天开始，卡维·法纳姆和我成了最好的朋友和工作伙伴。在2017年的戛纳电影节上，我们凭借《谎言》赢得了“一种关注”大奖。2020年的柏林电影节，我们的《无邪》（There Is No Evil，2020）又赢得了（最高奖项）金熊奖。

此外，我们还共同监制了八部纪录片和三部故事片，都是由伊朗年轻的、有才华的独立导演拍摄的。这些富有成效的合作，是在戛纳电影节上一次偶然相遇的结果。

阿斯弗·卡帕迪尔（Asif Kapadia）

他有两部电影曾经在戛纳电影节上展映过，其中包括2015年一部关于艾米·怀恩豪斯（Amy Winehouse）的纪录片

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你会拥有一个黄金时刻。对我来说，那就是《艾米》（Amy，2015）。戛纳电影节的放映是我们这段奇妙旅程的开始。要有一大群人，还有放映厅里的那种情绪。那是一次很晚的放映，大概在凌晨三点左右才结束，从黑暗中走出来，在街上游荡，然后看到那些评论都是非常正面的。你会想，哦，也许我们在这里收获了一些东西，但你又不太确定。

对我来说，这个阶段比之后到来的颁奖阶段更令人兴奋不已。那会成为一件苦差事。这是关于电影的，这是关于观众们围着街区求票入场的场景。你所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热爱电影和文化、并把它当做高雅艺术来对待的国家。如果你热爱电影，那为何不能参与体验并与他人分享呢？而且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你自己的作品将会出现在此地。

阿诺·戴普勒尚（Arnaud Desplechin）

他有六部电影入围了主竞赛单元，其中包括2008年的《属于我们的圣诞节》（A Christmas Tale，2008）

即使我是戛纳电影节的常客，但让我开口谈论戛纳却还是如此困难。我们知道，电影正在经历观众在观影方式上的大变革。我们也都知道蒂耶里·福茂（Thierry Frémaux）的立场，当威尼斯接受了精彩绝妙的《罗马》（Roma，2018）时，他拒绝了奈飞（Netflix）制作的电影。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正处于电影世界的危机之中，而这次的病毒将迫使我们去梳理所有这些问题。

这次危及迫使我们重新创造新的形态、新的联合和新的模式。我们不能再继续去想：好吧，我们再坚持一年，再多一年。不，这太荒谬了。不让《罗马》入围戛纳太荒谬了，因为它是当年最好的电影。它是属于戛纳的，你知道吗？

罗伯特·艾格斯（Robert Eggers）

他的第二部长片《灯塔》（The Lighthouse，2019）年入围了当年的“导演双周”单元

整个经历对我来说太疯狂了，因为满场的能量和。显然我并不知道戛纳会给我带来什么，罗伯特·帕丁森（Robert Pattinson）和威廉·达福（Willem Dafoe）他们来过很多次了，他们给我讲了很多事情。就在我们放映之前罗伯特告诉我在戛纳电影节被人喝倒彩的感觉。我当时真的挺担心的。在了解到人们不仅接受了这部电影，并且还能理解我和我哥哥的意图，那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然后我知道还有那么多影痴希望能看到这部电影，我想说的是，那真是一次令人难以忘怀的体验。

克莱尔·德尼（Claire Denis）

她有很多电影参与了电影节，其中包括她的作《巧克力》（Chocolat，1988）

在这场疫情发生之前，不管我去不去戛纳，它对我来说都代表着春日里的一阵温暖。即使我不去，我也会知道所有主竞赛单元的电影名单，我会紧跟着媒体报道，阅读所有的文章。我经历过的所有五月，都知道这个时间在戛纳有这个盛典。

｜此文的联合作者A.O. Scott是《纽约时报》联合首席影评人｜翻译：佚名@迷影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