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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在南非,感受“金砖时间”的全球魅力
新华社约翰内斯堡8月22日电 特稿:在南非,感受“金砖时间”的全球魅力
新华社记者韩梁 孙浩
和煦的暖阳、碧蓝的天空、带有金砖标志的旗帜、市民们的笑脸,构成一幅生动明艳的画卷,让人感受到“彩虹之国”南非的热情和活力。
应南非共和国总统拉马福萨邀请,国家主席于8月21日至24日出席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并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在南非期间,主席还将同拉马福萨总统共同主持中非领导人对话会。
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盛会。南非已邀请众多非洲国家及“全球南方”国家领导人出席“金砖-非洲”会议和“金砖+”对话会。
这是一场全球瞩目的聚首。主席将同南非及与会各方领导人一道,引领金砖机制行稳致远,发出维护多边主义、聚焦共同发展的响亮声音,为推动建设更美好的世界贡献智慧和力量。
在这里,触摸发展的蓬勃脉动,感受“金砖时间”的全球魅力。
推动全球发展的牵引力
中国到南非有多远?是跨越山海的近20小时航程,也可能是鼠标点击信息发送的一刹那。红酒、咖啡、博士茶……漫步位于厦门象屿的金砖国家商品服务中心,来自金砖国家的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借力跨境电商,拓展物流通道,在这个便利的经贸服务平台上,金砖国家商品正在走进更多中国寻常百姓家。
“金砖对于我们商人来说,是一个更为广阔的市场,是更多的‘金色’机遇。”在厦门经商的印度商人尼伦·阿南德谈起金砖合作,立刻打开了话匣子。从十多年前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到如今拥有数百名员工的制鞋企业,阿南德所在企业的成长发展,得益于金砖机制开启的机遇之门。
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期间,主席就指出,金砖合作的意义已超出五国范畴,承载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期望。中国开创性提出“金砖+”合作理念,引领金砖合作迈入新阶段。
“越来越多国家想加入金砖,证明这是一个成功的合作模式,意味着多赢。我也想借助‘金砖+’开拓市场,将产品销往更多国家。”阿南德的笑容里满是期待。
多年来,“金砖+”模式不断深化拓展,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南南合作、实现联合自强的典范,也为拉动经济增长和全球发展提供有力牵引。
本次会晤将围绕“金砖与非洲:深化伙伴关系,促进彼此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加强包容性多边主义”主题,共同擘画金砖美好未来,将为“金砖+”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与非洲携手同行,与发展中国家同声相应,正是对开放包容、合作共赢金砖精神的传承与践行。
南方中心是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其执行主任卡洛斯·科雷亚看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真正聚焦发展,惠及民生”,让全球发展的版图更加全面均衡,为促进世界繁荣稳定作出不懈贡献,是金砖合作的要义所在。
完善全球治理的变革力
上海浦东,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兼首席财务官莱斯利·马斯多普对于即将举行的约翰内斯堡会晤充满期待。他最关心的议题之一就是新开发银行扩员。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成立于2015年,是主席亲自关心和推动的金砖合作旗舰项目。2021年起,新开发银行开始接纳孟加拉国、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乌拉圭为新成员国。扩大的“朋友圈”,彰显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磁吸效应。
金砖合作机制“扩容”同样是本次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来自非洲、中东、亚洲、拉美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对金砖机制投下信任票,目前已有20多个国家正式申请加入金砖机制。
正如主席所说,“金砖国家不是封闭的俱乐部,也不是排外的‘小圈子’,而是守望相助的大家庭、合作共赢的好伙伴”。中国一直是金砖扩员及加强金砖与其他伙伴关系的积极推动者。
前不久,西班牙媒体《起义报》发起一个提问:为什么这么多发展中国家对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感兴趣?
答案是时代潮流、发展大势。金砖国家机制诞生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历史大潮之中,代表了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演变调整的前进方向。面对变织的国际形势,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逆流,面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弊病,金砖国家致力于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发出完善全球治理、倡导多边主义、追求公平正义的响亮声音。
答案是相互砥砺、相互成就。谈到孟加拉国申请加入金砖机制的原因,孟加拉国经济学家西迪基认为这是一场“双向奔赴”:加入金砖机制有助于提升自身政治经济影响力,与此同时,孟加拉国的地理位置优势,也有助于金砖国家打通新的贸易渠道,“链接”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实现互利共赢。
答案是“全球南方”团结自强。近年来,“全球南方”已经成为国际格局重要力量,在国际事务中更加自主自信,成为影响人心向背和国际秩序演变的关键变量。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奥努纳伊朱说,金砖机制最大的意义在于回应了“全球南方”国家长久被忽视的呼声,致力于塑造更加开放、包容、透明的国际秩序。在他看来,金砖机制已经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最具潜力的机制,“正在创造历史”。
促进文明交融的共生力
“合作”“机遇”“发展”“多元文化”“未来”……在约翰内斯堡,一群朝气蓬勃的南非青年谈到对金砖的理解,给出了自己的关键词。
这群年轻人正在学习的中医针灸专业,是约翰内斯堡大学最受欢迎、最难申请的专业之一。在中医临床教学基地,他们习练八段锦,在老师指导下学习针灸和推拿。
就读大学二年级的雷鲍内·莫纳马说,金砖合作对他这样的非洲青年而言,意味着先进技术、教育机会和多元文化。中医和针灸带来更好的教育机会和就业前景。“我希望日后能开一家中医诊所,治愈更多患者。”这名腼腆的大男孩说,“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机会了解和学习多元文化。”
约翰内斯堡大学针灸老师、博士生导师胡紫景说,中医药和针灸为海外民众提供了更多健康选择,有助于提升非洲国家的公共卫生和医疗水平。
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金砖机制为拥有不同传统、文化和语言的国家提供思想理念交流的建设性平台,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和多样文明和谐发展,这是金砖机制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副校长维多利亚·帕诺娃说。
欧洲《现代外交》网站一篇文章写道,金砖影响力提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开放包容的特性,尤其体现在对不同发展模式、政治经济制度和现代化道路的接纳度。
在时代的洪流中,金砖国家不仅是发展的贡献者,变革的推动者,也是文明的守护者,未来的建设者。发展中国家的觉醒和脉动,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民生改善,还包括对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的探索,对不同文化在交流互鉴中和合共生的期待。在这方面,金砖国家、广大非洲国家都有很多共同话题。
主席在南非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提到了南非乌班图思想和儒家思想的相通之处。他说,南非乌班图思想倡导“仁爱、共享”,同中国儒家“仁民爱物、天下大同”理念不谋而合。
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蒙亚埃对此深有共鸣。他说,乌班图思想和儒家思想都强调以人为本,倡导团结、友爱、和谐、对他人抱有同理心,“因为我们彼此相连,命运与共”。
以约翰内斯堡会晤为新的起点,金砖大家庭将继续阔步向前,开启共同发展的机遇之门,拥抱共同繁荣的绚丽彩虹,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参与记者:刘万利、金正、谢江、郑开君、马峥、杨依军、付敏、陈旺、周蕊、王其冰、孙楠、郭骏、安晓萌)
深氪 | 泡泡玛特融资故事:得到的、错过的,以及得到又错过的
文 | 吴睿睿 刘旌 巴芮
编辑 | 刘旌
2019年底,极少有人意识到,泡泡玛特向一级市场融资的大门将永远关闭。
腾讯距离进入这个案子只有一步之遥。一位“极有分量”的高层亲自出马来见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该高层的出马往往代表腾讯对一笔投资的看重程度。但当腾讯对这家潮玩公司做完了尽职调查、谈拢了估值,并已经推进到达成投资的最后一步——签订SPA环节(股权购买协议)时,谈判却崩了。
“主要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分歧):腾讯要一票否决权,王宁肯定不同意。”一位接近王宁的投资人告诉36氪。泡泡玛特不缺钱——2019年它的总收益是16.83亿,过去3里这家公司始终以超过200%的高速增长。
正当腾讯犹疑之际,正心谷资本和华兴资本火速杀入:按25亿美金估值,先后投入了约1亿美金。就连在投资圈长袖善舞的华兴资本包凡也向36氪感慨过这笔投资的不容易,“王宁这个人挺难约的。”最终,还是“从决策到投资不到20天”的爽快起到决定性作用。正心谷则与泡泡玛特早有前缘:合伙人叶春燕对36氪坦承,早在2018年初他们就看过泡泡玛特,但当时就公司对几个IP的依赖存有顾虑,就继续观察了一段时间。即便如此,此时也只有正心谷拿到了少量的新开份额,其余均源于老股东转让。
但这已经是VC、PE投资人们上船的最后机会。
据36氪了解,“几乎所有大型中后期基金、阿里乃至李泽楷的家族办公室”,在过去半年间都争取过投入泡泡玛特的机会,最终无一成功。一位泡泡玛特的投资人对36氪说,“你同意任何一个人,就是在得罪所有人(老股东)。”
实际上,在过去近三年里,王宁几乎没有再向任何投资人出让过新股份。他反而还在陆续回收老投资人手里的份额。这也造成了一个颇为奇观的现象:据泡泡玛特的招股书显示,王宁至今拥有着公司控股权——占比56.33%。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经济公司的创始团队往往历经过多轮股权稀释,等到IPO时占比大多都已少得可怜。即便是和泡泡玛特同处于新消费领域的完美日记,其创始人黄锦峰占股也不过25.3%。
确实,泡泡玛特是一个型的、甚至截然相反的中国商业故事。
过去一二十年,伴随着VCPE行业的发展,中国一级市场形成了一个多少有些封闭的局面:真正“在局中”的投资机构不过几十家,它们可以用巨量的资金瞬间成就一家公司,让创始人从一穷二白走到敲钟现场。
但王宁始终是个“局外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泡泡玛特和创投圈似乎有缘无份:即使找到Molly和盲盒两个增长飞轮,但在共享经济、互联网金融、O2O热战正酣时,线下零售项目还是太“不性感”。这也造成了直到2017年之前,泡泡玛特的单笔融资最多不过3000万(还是多家机构拼凑而来),最少只有200万。而对王宁可能更为重要的早期投资人比如蜂巧资本屠峥、天使投资人麦刚、黑蚁资本、金鹰商贸、华强资本等等——他们有的是主营游乐场、红酒、商城的地方性资本,有的是籍籍无名或刚成立的基金,有的甚至连“机构”都算不上。
就是这样一群曾经的“无名之辈”,造就了2020年最夸张的IPO故事。在认购超356倍的火爆打新后,泡泡玛特今日(12月11日)上市,开盘市值即达1000亿港币——也就是说,距离25亿美金的上轮融资不过一年时间,泡泡玛特的估值已经涨了5倍。红杉则是其第一大外部机构投资人。
一位泡泡玛特的关键投资人向36氪感慨:“这是一场中国(大)基金的集体miss。”
漫长的黎明之前直到3个月之后,那封邮件才被天使投资人麦刚看到。
邮件是王宁团队发来的,他想找麦刚要一笔启动资金。这是2012年的夏天,麦刚创办创业工场已经7年,他的投资偏好是投资“优秀的年轻人”——尽管这些创业者出身背景大不相同,但他基本保持每笔200万的投资额度。
几天后,在北京双榆树的一处民宅里,麦刚见到了这位25岁的创业者。“是打开了一扇窗的那种感觉。”很多年后,王宁对36氪说,他一开始甚至都没想到线下店也是可以融资的。
麦刚和王宁连续见了三天。眼前这个戴眼镜、穿淡蓝色衬衫的男孩告诉他,自己要做一个类似于“香港LOG-ON的买手店”。麦刚仔细听完了王宁所述的产品卖点后,并没有被完全打动,只是觉得大方向是对的。
不过在见面的第五天,麦刚还是决定投资。他的理由是,王宁拥有一种难得的“从容、淡定、干净、不忽悠”,他愿意投资200万支持下这个年轻人。
签完投资协议后两人去了五道口的一家酒吧,一片嘈杂声中,始终“很平和”的王宁突然抬高了点声音:“麦哥,你今天投资我,如果我是周杰伦,你就是吴宗宪。”(吴宗宪对周杰伦有知遇之恩)王宁是周杰伦铁粉,至今他的办公室里还放着带有周杰伦的卡通形象的摆设和一套架子鼓。人到中年的麦刚一头雾水:“他们俩什么关系?”
吴宗宪是不好当的,麦刚最重要的投后服务就是帮泡泡玛特找下一轮融资。2013年,麦刚引荐了彼时还在启赋资本的屠铮,他投入了600万。屠铮向36氪回忆,他当时“甚至不知道(王宁)要做潮玩”,只是认准了一点:“线下消费一定有机会”。
连A轮投进的金鹰商贸,也没想到泡泡玛特会有后来的增长速度。当时前者的设想是“(在商场里)搞点差异化、搞点亮点,有战略意义。”甚至并不计较这笔投资在短期内的回报。
不过,也难怪投资人们“看不懂”这个项目。在王宁急需融资的前几年,正是电商被疯狂追捧的年代——京东、唯品会之类的融资都是以数亿美元起。而作为线下店铺的泡泡玛特,在投资人看来就是一个“卖布娃娃、小桌球的格子铺”,“不亏不赚,但也做不大”。
团队本身也不够亮眼。王宁学历平平,没正经上过班,说起话来表情平静,“没什么感染力”,团队里“也没精英”。
“几乎见遍了所有的投资人和FA。”一位泡泡玛特的早期投资人记得,除了财务机构,王宁甚至见过包括光线传媒、奥飞这样的产业资本。那时的王宁总是带着长长的PPT去,说自己要当中国的万代和美泰(日本和美国的玩具巨头),但每次都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故事是:某基金也看过泡泡玛特,但尽调了很久还是没投。一位接近王宁的投资人告诉36氪,最后一次会面时,对方在听王宁讲了一通大好前景后,说了一句令王宁直至今天还耿耿于怀的话,大意是:“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怎么会轮到你们呢?”
屡次融资不顺,使得泡泡玛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命悬一线。屠铮和红杉资本中国基金投资合伙人苏凯都对36氪表示,他们给的每一笔钱,几乎都是“救命的钱”。按屠铮的说法,在第一笔投资后,他又追投了三次;金鹰则在后来又投了2000万,“公司没钱发工资了,账上就不到100万了。”
钱荒在2016年中达到了顶点。此时王宁决定带领泡泡玛特冲击新三板——虽然事后看这个举动意义有限,新三板在过去几年里几乎没有流动性——他需要3000万元,最终“被拆成了三笔”才凑齐。
“真的是脱了最后一条裤子。”屠铮向36氪感叹道,当时的启赋资本一期基金的总规模不过1亿人民币左右,“已经投到了最上限”。后来投入的华强资本也是他的LP,他甚至还动用了“浙江老家的资源”,帮王宁引荐了一些个人投资人进来。
每一位接受36氪采访的投资人都提到,王宁是一个情绪稳定、很少流露出波澜的人。即便在融资最不顺的时候,也没有表现出异样的情绪。
直到这一年的9月,泡泡玛特终于完成了这笔艰难的融资。此刻的王宁恐怕也不会想到,黎明正在迫近。
一场遗憾退出2017年9月8日,北京国家会议中心的展厅里被堵的水泄不通。在这里,泡泡玛特举办了第一届“国际潮流玩具展”。
“疯了!”所有投资人都如此形容道。当时门口的队伍“长几百米”,黄牛票被炒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甚至一度因为人数过多差点被警告取消。第二次在上海举办时,屠铮一开始没搞清状况,到了现场后大声地问王宁,“我们的展位在哪里!”王宁也大声地答道,“这里都是我们的展位!”
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苏凯向36氪强调,这两场展会让王宁瞬间意识到“潮玩市场有多大”。此后他更笃定了对潮玩赛道的押注,加快从生活集合店转型为潮流IP服务商。
潮玩展的另一重意义是:泡泡玛特不再只是一个潮玩行业的普通玩家,而是某种意义上的生态构建者。王宁曾告诉36氪,每次办完展泡泡玛特都会举办一场after party,第一年他包下了北京盘古大观最顶层,后一次是在上海浦东的丽思卡尔顿酒店顶层,还有一次他包船请所有艺术家游黄浦江,“就是想带他们去了解中国文化、感受中国的成长。”好几位外国艺术家对他说,以前他们总以为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是最美的,但如今才发现上海也很美。
Molly的引入的泡泡玛特的另一个关键变量。如果说泡泡玛特成立的前六年都在搭多米诺,那么Molly就是第一张骨牌:一度,泡泡玛特有七八成的营收都来自于这个“表情傲娇的小女孩”形象。
找到Molly也是一个曲折的故事。最初王宁引进是来自日本的卡通形象Sonny Angel,还是苏凯陪他一起去日本谈下来的。大概是为了增加胜率,王宁告诉年迈的创始人,苏凯“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大人物”,对方后来还送了苏凯“一个全球只有20个的限量版”。但好景不长,对方发现Sonny Angel在泡泡玛特的卖势不错后,“一直打压、限制他(王宁)”,这倒逼王宁去寻找新的IP。
2016年,王宁在微博上询问潮玩爱好者们最近喜欢什么,“十有七八的人都提到了Molly”。因为之前的教训,王宁一开始就跟Molly签下了独家经营权。“所以说没有Sony Angel,就没有Molly。”苏凯说。
很难说泡泡玛特的精确拐点出现于何时,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苏凯认为核心变量有三:一是Molly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盲盒流行);二是潮玩展;三是王宁挖来了耐克北方区的商品总监,此人大刀阔斧了帮助王宁施行了“减宽加深”策略,让泡泡玛特店内的SKU“三个月就从一两千变成一百多”。
从数据上来看,从2017年开始,泡泡玛特就显露出陡峭的增长曲线:2017年,总收益1.58亿元;2018年,营收5.14亿元。
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就踩在“爆发前夜”,另一位泡泡玛特的关键投资人:黑蚁资本管理合伙人何愚出现了。
一年多之前,何愚还在字节跳动负责消费投资,当时就见过王宁,最初他对泡泡玛特是有迟疑的。但在研究了迪士尼和日本万代后,他发现两者的崛起“都是抓住了渠道后,上游的IP和内容自然向他们聚集,平台会实现规模和忠诚度的积聚,最终建成娱乐帝国”。就在潮玩展结束后,黑蚁的第一期基金也接近募集完成,投资时机已到。
2017年底,黑蚁首次投资泡泡玛特,此后又接连投资了3轮——甚至包括25亿美金那轮。
不过,时至2017年底,王宁已经不打算向投资人开放新的股份。这段时间里,苏凯和王宁吃了一顿火锅。王宁酒量惊人,尤其爱喝茅台。酒酣耳热后苏凯问他:还融资吗?王宁摇摇头。王宁也已经意识到了公司已经过了缺钱的时候。
2018年,泡泡玛特已经显然是一家正在高速增长的公司,但还是有股东没等到最后。
金鹰一度是泡泡玛特的第二大股东,2017年在新三板上市前其曾持有18.23%的股份。但据公开资料显示,2019年2月,金鹰出清了它的所有股份。据36氪了解,这笔交易是以15亿人民币估值完成,当时泡泡玛特的利润约莫为1亿人民币。有消费投资人向36氪表示,如果参考传统的线下消费公司,15倍的P/E估值模型虽然不能算高,但对金鹰来说,“也不能算非常亏”。
但如果考虑到泡泡玛特如今的市值,这显然是一笔相当遗憾的退出。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其实直到2018年,泡泡玛特仍算不上一个创投圈的明星项目。
何愚告诉36氪,在黑蚁投资泡泡玛特的四轮中,在2019年之前,“可以说从来都没有竞争者”。
这与投资圈的风向也不无关系。穆棉资本(FA)创始合伙人应金凤曾告诉36氪,在2019年之前,“推品牌类的案子可选的机构范围都很有限”,“很多机构根本不看品牌”。而2019年之后,随着移动红利的彻底枯竭,消费和To B才终于走进了投资人的视线。
在何愚看来,投资圈对泡泡玛特的“认知拐点”出现在2019年上半年。这一年的5月,王宁在黑蚁的一场LP峰会上做了演讲,“现场反响非常好。”
此后,一级市场的机构们开始围猎泡泡玛特。多位投资人告诉36氪,他们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微信申请,“不用问就知道,想来托关系投进去”。在今年夏天的36氪中国未来投资人峰会上,星界资本创始管理合伙人方远曾欲言又止地说道“泡泡玛特背后的资本故事,可以写一本书。”据36氪了解,作为黑蚁资本的LP,星界在2019年跟投进一轮泡泡玛特的融资。
即便熟络如苏凯,投进的过程也颇为周折。苏凯为了推进这个项目,2018年撮合王宁和沈南鹏吃了一顿午饭。聊了一个多小时后,沈南鹏对苏凯说:“这是好公司。第一轮投完,第二轮还要投。”言下之意是:大力、连续地投。
但这笔投资推进得相当缓慢。以至于红杉正式完成投资交割时,已近夏天。“50%是商业目的,50%是感情。”苏凯说,王宁到底是一个“讲感情的人”。
包凡告诉36氪,华兴在投资泡泡玛特时,按照市场的普遍看法,25亿美金的估值确实不低,但他们曾做过一个“超5000人的定向问卷”,得到一个明显的反馈——“Z世代”有四个标签:“懒”、外貌协会、拥抱民族品牌,以及追求小众。“这四点泡泡玛特都吻合”。言下之意是,短期的溢价他完全可接受。
正心谷资本消费合伙人叶春燕告诉36氪,泡泡玛特的优势在于,它不光形成了从IP孵化、设计、生产到线上线下销售的商业闭环,同时还是一个开放链接的系统,可以说所有的顶级国内外IP都能用泡泡玛特模式生产一遍,而它将成为这些IP一种新的变现方式,这是很有想象空间的。
时至2020年,泡泡玛特的股权结构也基本趋于稳定。据36氪梳理,目前占比4.87%的红杉是其第一大外部机构投资人,Pre-IPO投资方正心谷创新资本和华兴资本分别持有3.5%和1.98%的股份。
上市前夕,王宁曾接受过一次36氪的专访。谈及曾经的融资历程,他没有展开太多,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阵营外”的胜利有一次,一位投资人去见王宁,对方给他说了一个故事。大意是:假如你是一个亿万富翁,有急事出门发现厨房水龙头没关,你大概率会感到焦虑。但如果花园里有一个24小时不间断喷水的喷泉,你却不会感到焦虑,反而会觉得喷泉真好看。
他想表达的是:理性的消费中人们会精打细算,但感性消费就是另一回事了。尽管王宁表明这是一个他从网上看来的心理测试,但直到很久之后,这位投资人仍对这席话记忆尤深,“证明他有非常独特的思考。”
在36氪的采访中,每一位投资人都提到:“王宁性格沉稳、话不多,喜怒不形于色,拥有“消费创业者”的许多优良品格。”比如在包凡看来,大多数中国企业不够敬畏时间,习惯了强调“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但王宁是“很有耐心”。有一次,包凡和他讨论企业的发展速度时,包凡说“你这么火的市场,开个500家甚至3000家店都没问题,为什么只开了100家店呢?”王宁的回答是:“我今天的能力只能开这么多。
“也是一种纯粹,就是一心想成。”苏凯记得,他刚认识王宁时就听说了一个故事:刚读大学时,王宁参加街舞比赛,第一轮就被淘汰。然后他就一直苦练,直到大二结束时得了冠军。某种程度上,这也映射了泡泡玛特此后多年的艰难历程。
2018年,王宁把在上海的第一家线下店开在港汇恒隆广场。巧的是,屠铮当时的办公室也在这里。有一次屠铮问他为什么会选址在这,王宁解释说:毕业前在上海体育场找工作时,他曾想去附近的港汇买件西装,结果发现每件都要上万元,发现商机后转而从杭州四季青市场批发来一堆西装想摆个摊,又在地铁口被拦住,一件都没卖出去。后来王宁把这批西装寄回北京,据说如今依然放置在他的家中。后来王宁在港汇连开两家店,泡泡玛特极少这样密集地布点。
“我们原本都是主流之外的人。王宁是,大多数早期投资人也都是。”一位不愿具名的泡泡玛特投资人对36氪评价道。
历经过去二十年,中国的VC、 PE行业从无到有、再到所谓的“一九分”时代,基金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互联网行业才会有的“winner takes all”现象。大多数明星项目的背后,总是站着那些熟悉的基金名字。
但在泡泡玛特是一个例外。直至如今,泡泡玛特的所有投资中,只有何愚和屠铮拥有董事会席位。
屠铮对此深有感触,“我们没有在那个’阵营’里。”事实上,几乎就在投入泡泡玛特的2013年前,屠铮也见了快的团队,当时他甚至已经谈定了估值,但后来因为机构内部的决策流程问题,错过了他能投的最后窗口。“(投不投)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单单是这个案子,而是错过了一个时代。”
对屠铮来说,泡泡玛特是一条“硬生生杀出的血路”。2019年,在离开启赋之后,他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基金:蜂巧资本,专注看消费。
黑蚁资本何愚,也将曾经的自己称为“没有背景的创业者”。但在泡泡玛特之后,同时还投资过江小白、喜茶、HARMAY等项目的黑蚁,几乎是2019年至今最惹人关注的新消费机构。今年9月,它相继完成了1亿美元和10亿人民币新基金的募集。
最早投入的麦刚对36氪感叹,“投资圈有太多的局,互相拉互相投。但泡泡玛特没有局。”他有一个和王宁接近的说法,“没融到钱是好事,对王宁来讲就是踏踏实实去想,到底哪个事最应该做、最有价值。”
时间回到2012年8月10日的晚上。和麦刚喝酒到一半,王宁走出酒吧打了一个电话,他语气激地告诉他父亲:“你儿子今天是千万富翁了!”
这一年,他25岁。
受第二波新冠疫情拖累 澳大利亚经济复苏步履蹒跚
澳大利亚新冠肺炎疫情从今年3月初开始暴发,澳联邦政府及各州政府采取了多项限制措施加以应对,到6月初疫情已经基本上得到控制。澳总理莫里森在5月底宣布经济重启计划,决定分三步走来逐渐放松限制措施,并乐观地估计到2020年7月份建立起应对新冠病毒的安全生活和工作环境,恢复所有国内旅行,逐步放开国际旅行,使大多数澳大利亚人重新返回工作。然而,形势发展却出乎意料。从6月下旬开始,新冠肺炎疫情从维多利亚州墨尔本市开始反弹,全国新冠确诊病例在7月14日突破1万,8月7日突破2万,第二波疫情导致确诊和死亡病例已经大大超过第一波。维州不得不实行三级和四级限制措施,其他各州本来要开放的州际边界继续关闭,澳大利亚刚开始复苏的经济再遭重创。
维州成第二波疫情重灾区
其实,维州政府在第一波疫情期间比其他各州更早采取了较严格的限制措施,一度成为抗疫模范。到6月11日,全州确诊病例为1699人,占全国的23%,远远低于新南威尔士州的3117例。但是,由于维州在对海外返澳人员实行隔离方面出现漏洞,从6月下旬开始,新冠病毒在墨尔本市迅速蔓延,全州确诊病例不断攀升。到7月11日,确诊病例达到3560人,占全国的37%,首次超过了新州。由于出现大范围社区感染,确诊人数随后暴增。截止8月11日,确诊病例达到15251人,占全国的70%;死亡病例为246人,占全国的74%。维州州长丹尼尔·安德鲁斯不得不宣布从8月2日18时起,大墨尔本地区实行最严格的四级限制措施,为期六周;维州其他地区则实施三级限制措施。
维多利亚州经济产出约占澳大利亚GDP的1/4。维州经济活动被迫暂停,其他各州也纷纷推迟放宽限制措施,相互开放边界的时间被推至年底,甚至明年。这对正处于复苏之中的澳大利亚经济是一个沉重打击。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承认,从维州开始的第二波疫情,已经使5月份制定的第三阶段经济复苏路线图作废。按照该路线图的时间表,到7月份全国大部分限制都会取消。他认为,维州的限制措施延长将使多达40万澳大利亚人失业,并使本国自1983年以来首次出现连续三个季度经济收缩。财政部预计,维州第三级和第四级限制措施将导致总计100亿澳元至120亿澳元经济损失,将使今年第三季度GDP增长减少2.5个百分点。澳大利亚GDP在今年一季度已收缩了0.3%,二季度预计收缩7%。财政部最新预测显示,澳大利亚经济第三季度将萎缩1%,此前的预测为增长1.5%。同时,实际失业率将从6月份的11.7%上升到13%以上,7月23日发布的《经济和财政更新》预测失业率为9.25%。
经济复苏将慢于预期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中央银行)在其8月份货币政策声明中称,澳经济正处于从第一波疫情封锁导致严重收缩中恢复的早期阶段,复苏速度将慢于预期,维多利亚州封锁措施“将进一步推迟复苏”。澳联储助理行长卢西·埃利斯表示,这场全球健康危机是“没有现代先例的冲击”,维多利亚州的限制措施埋葬了人们对经济从衰退中顺利恢复的希望,澳大利亚经济现在需要“花费数年”才能重新回到疫情发生前的轨道上。
埃利斯博士说,中央银行预测,维多利亚州防控第二波疫情的成本以及相关强化社会隔离措施将使澳实际GDP增长在三季度减少2个百分点。在澳联储最新的“基线情景”下,澳经济复苏将是缓慢且不平衡的,今年经济将收缩6%,与三个月前的预测相同。但是,到2021年,经济反弹幅度将为5%,而不是5月份预测的6%。2022年将延续增长趋势,预计该年GDP将进一步增长4%。
埃利斯博士说:“减少失业的进展将比此前预期要慢。”最新预测显示,失业率在今年12月份将达到接近10%的峰值。预计明年年底失业率为8.5%,比先前的预期高1个百分点,到2022年12月份将下降到7%。与此同时,澳联储行对国境何时开放也变得更加悲观,由于第二波疫情,这一时间推迟了6个月到2021年中期。
政府再次扩大补贴
8月7日,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对留职补贴(JobKeeper)计划作出调整,降低了获得补贴资格的门槛,再投入156亿澳元,用于帮助受到维多利亚州限制措施影响的工人和企业。
根据原先的要求,企业必须证明在两个季度内收入减少30%,对于营收超过10亿澳元的公司则需要证明其损失达到50%。但是,为了挽救成千上万家维州企业,这一门槛将下调。根据这项调整,无论是保持领取JobKeeper的资格,或是在9月28日后首次获得该计划补贴,企业只需证明其实际营业额在上一季度大大下降即可。比如,只要能证明其在2020年三季度营业额显著下降,就能够在2020年四季度获得JobKeeper的延长补贴。
原先有资格获得JobKeeper工资补贴的工人,其被录用在编的截止日期是2020年3月1日,现在这一日期将推迟到7月1日,可为额外数十万工人提供生命线。
国库部长乔什·弗莱登伯格表示,政府的JobKeeper计划已经在为维州超过27万家企业,约97.5万名员工提供支持。对JobKeeper计划新的调整意味着第三季度将再有53万维州人获得此项工资补贴,令该州的总领取者人数达到150万。
这是继上个月JobKeeper计划扩大后的再次扩大,使该计划的总成本达到1016亿澳元。弗莱登伯格预计,到今年三季度末,约有400万澳大利亚人将从JobKeeper计划中受益,到四季度下降到约224万,到2021年一季度下降到175万。
来源:经济日报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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