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去别人家吃饭是什么意思(梦见去别人家吃饭)

现在国内疫情防控政策持续优化，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今年我在国外两次新冠“中招”的经历，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文章虽然有点长，但绝对都是干货，尤其对“长新冠”的经验更值得大家重视。

今年三月下旬，我携全家去泰国曼谷。在首都机场宽大的离境候机大厅只有我们这一个航班的旅客，远远望去，免税店、餐饮店一片漆黑，全部关门。飞机上的乘客只有不到一半，大家都戴着口罩，旅途中大家取下口罩用了一顿简餐。飞机将要着陆时，乘务员特别不好意思地悄悄地来到我们身边告知，根据航空公司规定，着陆前她们将要穿上防护服，请大家不要紧张。刚刚还身着修身合体空乘制服的漂亮空姐秒变臃肿大白。下飞机后已经是深夜12点多，入境手续比较简单，只是多了一个填疫情登记表的程序。

曼谷机场免税店

曼谷机场灯火通明，来往的乘客仍然很多，免税店生意兴隆。在机场出口，各家酒店都有接机的柜台，我预订酒店的接待人员把我们一家送到一辆装饰豪华的丰田埃尔法上。在去酒店的路上，司机先把我们拉到提前安排好的一所医院（这家医院就此和我结下了不解之缘）的核酸检测站，护士对照了护照上姓名后，直接上车给我们进行了核酸鼻咽试子取样。

到酒店时已经快深夜两点，酒店入住手续同样非常简便，我们被安排到临时隔离的房间，等待核酸检测结果。房间里已经摆好了晚餐和水果，没想到我吃到了人生最好吃的三明治，这绝对是星级酒店级的三明治。早晨我们被电话铃声吵醒，酒店前台通知我们核酸检测正常，可以自由活动了，并把我们调到了之前预订的双间套房。从此我们开始了在曼谷半年之久的生活。

曼谷此时已经恢复了疫情之前的繁华，除了人们还都戴着口罩和 公共场所入口形同虚设的体温测量仪之外，已经看不出疫情的影响了。酒店附近有一家超大型的商业综合体——西康购物中心。这座购物中 心位于曼谷市的边缘地带，但丝毫不影响它的客流。购物中心每层都 有上百家店面，顶层全部是餐饮，每天晚上几乎家家客满，颠覆了我来泰国之前对这个国家的认知。

虽然泰国在今年三月已经开放旅游了，但国际游客的井喷式涌入还是之后一两个月的事。这时曼谷每天报告的新增新冠病例大概两万多例，只是我们并没有明显感觉到疫情的存在。

到了五月初，我们原定的回国日期临近，回国的航班要求提前测核酸并需要“闭环管理”五天，酒店帮我们预约了医院来酒店进行上门核酸取样。这两个月我们的生活很悠哉，每天都坚持去健身房锻炼，还能在房间里进行“全民K歌”。这天下午我是在跑步机上接到了酒店前台电话，通知我的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当时的感觉就是一个字“懵”，我怎么会阳性了呢？在国内我是按规定注射了两针疫苗的，回想起来只有近几日嗓子有一点轻微疼痛而已，我以为是自己K歌用力过猛造成的，而且奇怪的是除我之外其他两位家人都是阴性。

阳性了，当然是不能回国了，我开始经历第一次“新冠治疗”。这时候泰国对境内的外国新冠患者是实行集中隔离治疗，我被告知将在入境后测核酸的那家曼谷新冠定点治疗医院接受隔离治疗。一小时后，我坐上医院派来接我的车，车上只有一位司机，并没有医护人员。司机先拉我到医院交住院费用（8 万泰铢，约合 1.6 万人民币），然后把我送到市中心的一个酒店。这个酒店有一部分被用于隔离外国新冠病人，另一部分仍然正常营业。病人专用通道门口有一个临时护士站，护士为我做了简单的登记和检查后，给了我两页纸的注意事项。酒店条件非常好，我被安排进了一间套房。晚上主治医生打来电话， 问了一下我的症状，告诉我核酸 Ct 值比较高，问题不大，几天就会好的，并征求我的意见是否需要吃药。我想来都来了，还是吃点药吧。挂了电话后一会儿，护士把药送到了房间。一共两种药，一种是日本产的抗流感病毒的药，并非抗新冠病毒药，一个疗程五天；另一种是发烧时吃的退烧药。

我的隔离酒店房间

隔离治疗的这几天，我除了按时服用医院给的抗病毒药之外，同时我还在吃从国内带来的中药。出国前曾向一位相识 30 多年的中医医生朋友咨询了一下，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情况。他让我准备了两种中成药，我自己又带上了一些药品。隔离期间护士在房间门口为我拍了X 光胸片，每天早晚有护士到门口为我测体温和血氧，医生每天晚上打电话询问我病情。到了第五天，护士为我进行了核酸采样，并面带微笑地说到：“Good luck！”告诉我如果这次检测结果是阴性就可以“出院”了。在这里要强调一下，在泰国我经历的所有核酸采样都是从鼻孔进行的，棉签伸进去很深，那种“酸爽”的滋味给我留下了痛苦的记忆。

第二天下午，预料中的阴性结果如期而至，护士把各种相关的检测报告和康复证明交给我，告诉我可以离开酒店了。就这样我的第一次新冠“体验”结束了，原来新冠就这么简单。其实这次我就是个无症状感染者，最多算个轻症患者（因为嗓子有轻微疼痛）。顺便说一下，在入境之前，泰国要求所有来泰的外国人必须购买新冠医疗保险， 我当然按规定办了，所以这次“住院治疗”自己一分钱都没花。从四月开始泰国已经把这项规定撤消了。

第一次新冠风波虽然平息了，但是我预订的回国航班已经错过了。当时我能预订的最早回国航班也是一个多月后的了，所以决定全家移师芭堤雅，继续享受“度假”生活。在芭堤雅，我真正感受到了疫情给这个旅游圣地带来的冲击，除了市中心，其他地方都很冷清，因疫情而关闭的店铺随处可见。

在芭堤雅入住的酒店与一个商业中心连为一体

这时的芭堤雅游客大多数都是泰国人，很少见到外国人。泰国民众也许也是这两年压抑太久了，纷纷涌入芭堤雅，尤其是周末。我住的这家在芭堤雅最好位置的酒店，几乎是客满，自助早餐都要排队等候进入餐厅。在餐厅取餐时，大家也不戴口罩，人们摩肩接蹱，近距离接触，仿佛疫情结束了。我此时已经丝毫没有患过新冠的感觉了，每天都去健身房锻炼、游泳。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结束“度假”后，我们又回到了曼谷， 毕竟在曼谷生活更方便一些。这次没有再去原来的酒店，而是选择了市中心日本区的一家酒店式公寓，图的是这个区域的情调和生活的品质。

正当我们放空自我，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的时候，一家三口开始先后出现新冠的典型症状：浑身肌肉、关节酸痛，嗓子疼，咳痰，发烧。太太和孩子烧到了 39 度，我是最后发烧的，只烧到38度便烧不上去了，估计是年纪大没那个冲劲了。大家都是烧了三天左右便开始好转，各种症状相继退去，只有咳痰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开始是黄黑色的浓痰，之后慢慢变淡、变稀。这期间，我们没有去医院看医生，也没有去做核酸检测，只吃从国内带去的中药、当地买的川贝枇杷膏和退烧药，川贝枇杷膏对祛痰止咳效果显著，绝对是神药。

太太和孩子很快就恢复了生病前的活力，然而我这次却没有那么幸运了。我感觉像是大病初愈，虽然体温正常了，但时常感觉身体发冷，十分虚弱，快走几步都会感到心慌气短，这个阶段持续了十几天。

转眼就临近回国的日期，这时仍要按航空公司的要求先自测核酸， 然后进行五天“闭环管理”直至登机。我们去了一家中国驻泰使馆指 定的核酸检测机构进行采样，我们简称它为A检测点。第二天检测结果出来，太太和孩子都是阴性，而我却是阳性。两项检测的Ct值均在35以上，按国内标准是阴性，而按A检测点的标准却是阳性，导致我再次无法按计划回国。

怎么办？这样下去也不知道自己何时能把Ct值“养”到40以上。首先想到的还是西医的新冠特效药。我又来到了初次治病的那家医院。新冠门诊是在户外一个专门的区域。此时泰国政府已经取消了新冠感染者的隔离治疗政策，医生一般不给没有发热症状的患者拍X光胸片，只是开一点口服药。这次医生仍然给我开了与第一次“住院”时一样 的那种抗流感病毒药，而不是我期待中的辉瑞公司新冠“特效药”，这次也不同于之前日本的原产药，换成了印度生产的仿制药，我估计可能是为了降低患者费用吧。

这是新冠病人的候诊区

吃了五天药之后我再次去 A 检测点测了核酸，结果仍是阳性(大于 35，小于 40)。我的 Ct 值就升不上来了吗？看来西医很难在短期内将我的 Ct 值恢复到正常水平。幸好我们还有老祖宗传下来的法宝——中医。我在网上查到曼谷有一家很大的中医医院——曼谷华侨中医医院。在医院的网站上还特别介绍了“长新冠”这个概念，文章说一些人新冠症状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甚至达到三、四个月以上。无疑我是被“长新冠”了，可能是因为我老了，自愈能力下降太多了， 不然怎么太太和孩子恢复的那么好呢。

来到这家中医医院，它的规模出乎我的想象，虽然与大名鼎鼎的“曼谷医院”不可同日而语，但也大概相当于北京的“宣武中医”或“西城中医”。医院主楼十几层高，挂牌的医生有几十位。医院大厅里设有接待处，两名穿西装的帅哥非常客气地接待了我，问了我的需求之后，填了个表格，并为我安排了一名善于治疗“长新冠”的医生。

内科的候诊区

我本人是一位资深中医爱好者，对中医知识可以说是略知一二，中医诊断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望闻问切”。给我看病的医生是一位上海中医学院毕业的华人小伙子，这位年青医生的“问诊”给了我一个惊喜。比如他问我：夜间睡眠如何，一夜睡眠时间有多久，起夜几次，再次入睡快否，是否做梦，做什么梦。之后，医生熟练地为我开出药方，嘱咐了我一些注意事项，说吃完7付药如果不好一周后再来，并给我预约了下周来看病的时间。

接下来付款、交方、取药，一切非常顺利，总共等了不到一个小时。令我惊喜的是7付汤药只用了不到2000泰铢，相当于400多元人民币，这其中还包括了诊疗费用，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贵。

7天之后，药喝完了，我急不可耐地又去测核酸，这次结果有点搞笑了。我没有去A检测点，换了一家检测机构，去了我第一次“住院”和二次看病去的那家医院，这家医院的Ct值阴性标准是大于 38。然而，这次我的两项检测结果是一项阴一项阳，还是没通过。

我按着预约的时间再次去曼谷华侨中医医院见那位年青医生，他给我改了一下方子，又开了7付药，并有把握地说这次应该可以通过了。果然，一周后我再次去同一家医院检测，两项指标全都转阴了。

由于距我第三次预订的回国航班日期还有一段时间，为了巩固一下疗效，并且顺便治疗一下我的眼疾，我再次找到那位医生，又吃了7 付他开的汤药。前后我一共吃了21付他开的药，总体感觉疗效不错，不仅把Ct值升上去了，治好了我的“长新冠”，身体彻底恢复如初，而且我的眼疾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然而，他开的药量并不像国内医生那么大，这可能是因为他开的方子对我的症，或是他们医院的中药材质量好吧。这次在曼谷的中医治疗经历让我见证了祖国的中医学在海外的发扬光大。

回国航班“闭环管理”时间到了，我们一家再次去了A检测点（因为这里是曼谷标准最严格的检测点）。然而，命运又跟我开了一次玩笑，检测结果我仍然是阳性。这次我真的有点不淡定了，怎么可能？冷静下来后，我开始怀疑我的检测结果，回想检测时的场景，我想很可能是采样的样本被污染了（由于篇幅原因，我就不详细描述采样过程了）。我决定马上去到上次的那家医院检测，选了一个6小时出结果的加急检测。结果出来后，果然是阴性，真是让我感到既侥幸又无语。之后又提心吊胆地经历了“闭环管理”中的两次检测，也都是阴性结果，这样我终于回到了国内。在7+3入境隔离中的数次检测也都是阴性，我的“长新冠”算是真正的“痊愈”了。回国之后直到现在的三个多月时间里，我做过几十次核酸，一直都是阴性。

回想我的经历，真正与新冠的斗争很简单，真的就如同是得了一场病毒性感冒，我们的中医药完全可以战胜它，没什么可怕的。我遇到的真正难题是与检测Ct值的大战，我的所有检测阳性结果在国内都应该被定义为阴性（Ct值均大于35，而Ct值在35以上就没有传染性）。所以科学定义Ct值的标准是抗疫的关键所在。泰国政府没有颁布国家统一标准，检测点自己定标准，定35、38、40的都有， 大部分是40。所以泰国标准偏严，浪费了医疗资源。这也无所谓，因为核酸检测与治疗是患者自己掏腰包买单。美国的标准是30，显然太宽松了，可能被定义为阴性的人仍然具有传染性。我们中国的35，看来是比较合理的。

总结我这半年的抗疫经历，有几点是值得朋友们借鉴的。

1、如何防护。我是一直坚持戴口罩、勤洗手、生活物品勤消毒这些措施的。超市购物回来和外卖餐食入室后，先用酒精消毒外包装。那我是如何两次染上新冠的呢？回想起来只有一个原因——堂食。第一次应该是在购物中心的一家火锅自助餐厅中招的，那家餐厅生意特别火，餐厅的空间比较小，客人又特别多，这种就餐环境是最容易被传染的。后来我就注意不去比较小的餐厅就餐了，堂食都选择那些比较宽大、通风良好的餐厅，这样客人之间距离比较远。第二次中招仍是吃了堂食的亏。因为后来住在日本区，家人比较喜欢日餐，一时疏忽去了一家声誉极好的日本居酒屋。这也是家小店，特别“日本”的那种，客人几乎是背靠背地用餐。如果不堂食，以我的防护标准应该是染不上新冠的。在回国前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为了避免再次感染， 我们已经不再去餐厅吃饭了，都是叫外卖在住所里吃，基本切断了传染渠道。

2、新冠不可怕。如今的新冠病毒对于年轻人和身体素质比较好的老人已经不具备致命威胁了。如果打过疫苗，大部分年轻人即使染上应该也就是轻症患者或无症状感染者。对于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新冠还是比较危险的，毕竟病毒会给本已脆弱的身体致使的一击，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我认为新冠既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就看碰上什么样的人了。

3、中医是治疗新冠的有效方法。中医的辨证论治是针对不同患者的治疗方法，一人一方，针对不同患者的体质和病症施治，而且是既治标，又治本。我的“长新冠”如果不是靠中医中药也许真的要用几个月的时间等待其“自愈”。

4、健康的身体是对抗新冠的最好法宝。身体好免疫力就强，这是个常识。我们在国外这半年一直坚持锻炼身体，平时的饮食也保持营养的合理搭配，并保证每天的饮水量。在发病时和恢复期，我们尽量多吃水果，多喝水，并增加VC的摄入，每天喝一杯加VC泡腾片的温水。

写了这么多，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希望新冠病毒早日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大家且行且珍重，保护好自己和家人，避免无谓的损失。

祝所有人好运！（作者：刘静）

来源： 光明网

“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9月19日，拿到一审判决书的第二天，贵州省织金县官寨乡，杨妞花跪在母亲的坟前，泣不成声。她努力将判决结果读给妈妈听，“终于有个交代了。”

1995年，年仅5岁的杨妞花被人贩子余华英拐卖到河北邯郸。26年后，她通过网络成功找到亲人。不幸的是，最爱的父母早已在她失踪的几年内先后撒手人寰，只剩下两座长满杂草的坟茔。

她发誓一定要将人贩子绳之以法，如今愿望初步达成。回顾被偷走的26年，杨妞花告诉上游新闻记者，她不会去抱怨生活的不公，“我只会恨余华英，她不应该剥夺我父母的生命，剥夺我姐妹俩的人生。”

她想告诉爸爸妈妈，她回家了，也结婚了，“我跟老公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也像曾经的你们一样，把好生活给了孩子。当年没有机会能完成的事情，我们现在也在完成。”

1、魂牵梦萦的故乡

1990年农历四月初五，杨妞花在贵州毕节织金县官寨乡出生。这是一处苗族村落，放眼望去，是绵延不绝的大山。

一审宣判结束后第二天，杨妞花跪在母亲坟头痛哭。摄影/上游新闻记者 李文滔

在杨妞花的记忆中，家乡是一个陷在群山之中的苗寨，道路弯弯曲曲，“站到家里的猪圈上可以看到一个集市，还可以看到大山，山上有个山洞，山洞周围长满了植物……”

在这里，杨妞花度过了快乐的5年。零碎的记忆中，父亲总是笑盈盈的。有一次她穿着妈妈刚买的白色连衣裙，跟着邻居家的小伙伴在土坡上玩滑板，“吧唧”一屁股坐在一坨便便上。父亲没有责备她，反而笑嘻嘻地将她拎小鸡一样拎回家。

还有一次深夜，父亲回来得很晚，用荷叶包着两只鸡腿，放在快要睡着的她和姐姐的嘴上，“迷迷糊糊中就闻到了鸡腿的香味。”父亲少见的一次严厉，是她不小心摔落进水塘，父亲心急地将她抱回家，一路上不停呼唤她，她醒来看到父亲的眼神，“既严厉又担心”。

妞花最喜欢玩妈妈的头发。那时的她还未断奶，“妈妈穿着白色的衣服坐在家门口，拿着簸箕筛豆子。那时候没人跟我玩，都上学去了，我一个人在妈妈旁边转来转去，其实就是想吃奶。”妈妈就是扭头对她笑着，告诉她不要吃，但她还是围着母亲转。

某次参加完邻居的婚宴，她伏在父亲的背上摇摇晃晃地回家，“我就记得我爸爸背着我，我一会儿睁睁眼，一会儿又睁睁眼，好像过了一座桥，最后回到了家。他在笑着跟我妈妈讲我在婚礼上干的事情。我当时困得都睁不开眼了，还在那儿听着他们在讲我，然后我就睡着了。”

后来，父亲带着一家人去贵阳务工，在一个叫麦秆冲的地方，附近有菜市场和大马路。父亲在一家纸箱厂工作，母亲则做一些力气活、帮人扛东西。杨妞花记得姐姐还带她去买过菜，街上有踩着高跷、戴着银饰的人在表演。

进城务工的父母凭借劳动挣了些钱。印象中，母亲还给她买了一件绿色高领的毛衣，想让她试穿，结果领口太小头钻不进去。刚想睡下的妞花特别烦躁，一直反抗，结果妈妈一直在笑，“说是我的头太大了。”父亲则给姐妹俩买了一双溜冰鞋。

然而，这段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随着隔壁一家三口的搬进而逐渐消逝。男的叫龚显良，女的叫余华英，两人都是人贩子。通过借碗和送水果，余华英和妞花父母逐渐熟络，还经常带着妞花姐妹出去逛街买吃食。

1995年冬天的一个早晨，余华英等人趁着妞花父母出门的时候，以带去买毛衣签子的理由将妞花拐走，而姐姐桑英因为胆小没有跟去。临走时，妞花还不忘跟姐姐说，“你在家等着，我回来给你带。”

殊不知，这一等，便是26年。

2、谨小慎微的被拐生活

杨妞花被余华英带上了汽车，换了一套破烂的衣裳后又上了火车。直到火车开动的那一刻，她才开始感到害怕，叫嚷着要回去，却被余华英一脸凶了回来，“再不听话就把你从窗户扔下去。”

火车开出大山、越过江河、穿过平原，最终在1800公里外的河北邯郸停下。晨曦微露时分，杨妞花做了一个梦，梦中母亲在山坡上呼唤她的名字，“妈妈带着一堆人在山上喊妞花，妞花，后面再喊妞妞，妞妞。”这也让她记住了自己的名字。

杨妞花回到贵阳市麦秆冲，也就是她小时候被拐的地方。摄影/上游新闻记者 李文滔

在“中间人”家住了10多天后，杨妞花以2500元的价格被卖给一户人家，并取名叫李素燕。养父是聋哑人，奶奶70多岁。

彼时的杨妞花，尚不知道自己被卖，还在心心念念地想要她的毛衣签子，期望“大伯母”赶紧将她带回家。在完全陌生的村庄，杨妞花听不懂大人们说的是啥。邻居想要拉着看看她，她都会往桌子底下钻。

这个家只有三间土坯房，有时还漏雨，养父一家生活非常艰苦。“还记得家里买了一口铁锅，第一次炒菜，还没有完全洗干净那种感觉，有一股生锈的味道。”杨妞花回忆，此后她每次吃饭闻到铁锈，都能回忆起那个晚上。

头几年，妞花形容自己跟个小疯子一样，天天在村里面跑来跑去。过了半年以后，她结识了一堆新朋友，“都是没妈的孩子，有妈的孩子不跟我一起玩。”到晚上了就回家，“有时候奶奶走到哪儿（就把她）领到哪儿。”

等长大明白事理，杨妞花开始听懂村里的一些流言蜚语——说她是买来当童养媳，也就是长大后要嫁给她的养父。这让她感到害怕，此后夜里一听到狗叫或者什么动静都会惊醒。但成年后的杨妞花发现，其实养父并没有这个心思。

杨妞花上完小学六年级后就辍学了。几年后，杨妞花开始外出打工。第一份工作去了一家做雪糕的小工厂；第二份工作是在超市里面搬货。因为个子小，扛100斤的白糖扛不动，她特别害怕老板不要她，天天开着三轮车一样拉货。老板说她像兔子一样灵活。无论到哪里工作，她一直跑在最前头，“主要还是要面子，害怕别人看不起。”

但回到村庄，杨妞花还是不想回家，经常在大娘（婶娘）屋里睡。这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会帮妞花说话，还坚持让妞花读书。出门打工的中介费，也是她出的。

3、支持寻亲的婆家人

2009年，杨妞花通过相亲，嫁给了现在的丈夫。刚开始，她会担心自己的出身会被嫌弃，做活也是小心翼翼，特别谨慎，“能多干活就多干活，能少说话就少说话，也不敢正眼看人。”

小时候的杨妞花（被抱者）一家。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所幸，婆家人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杨妞花感到安心。“有时邻居来叫我下地帮忙做活，我老公就会在家等着这个人来喊我。意思是我家的媳妇我都不舍得让她去下地，看谁敢给我动一下。”杨妞花回忆，包括公公婆婆还有婶子叔叔都站在她一边，这让她感受到家的温暖。

2012年，杨妞花生下第一个儿子，怀孕期间她感受到作为父母的不易。她告诉记者，其实有意识到自己是被拐卖的。

那时的杨妞花偶尔会胡思乱想，父母是不是后来又生了孩子，把自己忘了？甚至会想，自己会不会是被父母卖掉的？“但是我一想起爸爸妈妈对我非常好，就非常坚定地相信，他们没把我卖掉。他们一定会找我。”

杨妞花在做直播。摄影/上游新闻记者 李文滔

她忐忑地将身世、寻亲想法告诉丈夫后，未曾想得到全家人的一致支持。于是，她买了一台电脑通过网络寻亲，找志愿者组织帮忙、发布寻亲信息；2013年，她又采血入DNA库，但是一直毫无进展。

2021年4月17日，已是3个孩子母亲的杨妞花，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寻亲信息，还发了一张根据记忆画的家乡地图。视频里，她一遍一遍地呼唤着儿时记忆中的亲人：“桑英，桑英；阿不代，阿不代（外婆）……”

杨妞花的寻亲信息得到了网友们的关注和转发。2021年5月3日，贵州省织金县一个杨姓苗族女孩看到了寻亲视频。她从小听自家长辈说，有个堂姐在1995年走失了。杨妞花的寻亲信息，各方面都和她堂姐很契合。

女孩很快和杨妞花取得联系。随后，已经远嫁江苏南通的姐姐杨常英（桑英是杨妞花记忆中姐姐的名字）也和杨妞花进行了视频连线。两人一起对儿时的记忆以及家庭情况，一一进行了印证。当被拐经历以及家人的姓名，都得到彼此的认可后，两人确定：这就是她们彼此寻找了多年的亲人。

姐姐告诉杨妞花，当年她丢失后，父母一直在找她，先是在贵阳找了一个月。回家过年后，又继续寻找，一直都没有放弃。后来爸爸因悲伤过度，整日借酒浇愁，没几年就撒手人寰了。在父亲离开的第二年，母亲也精神恍惚离世。听到这样的消息，杨妞花不禁嚎啕大哭。

在“宝贝回家”志愿者的帮助下，姐妹俩分别采集了血样。仅五天时间，双方的DNA就比对成功。2021年5月15日，姐妹俩分别从江苏南通和河北邯郸出发，回到位于贵州织金县官寨乡大寨村的老家团聚。

4、人贩子一审被判死刑

被拐26年后终于找到了家，但父母已去世20多年，杨妞花做梦也想不到是这样一个结局。她抱着姐姐泣不成声，看到父母的坟墓更是悲从中来。

被告席上的余华英。图片来源/网络

“父亲的坟就一块很小的土堆，上面就几块石头。”杨妞花跪倒在坟前放声大哭，“有一种冲动很想钻进去，想了这么多年的爸爸就在下面。”她发誓，一定要将人贩子绳之以法。

2021年5月回贵州认亲时，杨妞花就向贵阳警方讲述了自己的遭遇。2022年1月，她又将相关材料寄给了警方。2022年6月5日，杨妞花正式到贵阳市公安局报案，请求追捕人贩子余华英。

杨妞花报案的第二天，贵阳警方将此事立为刑事案件侦查。不到一个月，贵阳警方就发现重要线索：一个名叫张芸的女子，曾在2004年从云南拐卖两个儿童到河北邯郸时被抓，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经减刑后于2009年刑满释放。张芸拐卖儿童的手法，与余华英拐卖杨妞花的手法一样，且目的地均是邯郸。警方调查后确认，张芸就是余华英。

“民警给了我十几张照片辨认，我一下就把余华英认出来了。她是我最恨的人，她的样子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杨妞花说。

2022年6月30日，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罪被公安机关抓获。2023年6月，贵阳市检察院依法对余华英提起公诉。9月18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杨妞花被拐案”，对被告人余华英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杨妞花和舅舅。摄影/上游新闻记者 李文滔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余华英于1993年至1996年期间伙同龚某良（已故）为牟取非法利益，在贵州等地流窜，物色合适的孩童进行拐卖，得手后二人将被拐儿童带至河北省邯郸市，通过王某付（另处）、杨某兰（另处）介绍，寻找收买人进行买卖，以此获利，其间共拐卖儿童11名。法院认为，被告人余华英为牟取非法利益，多次拐卖儿童，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予以严惩。

宣判结束后，杨妞花在法院门口把判决结果念给了其他寻亲父母，“我第一时间就想出来跟大家分享，我想让所有寻亲的家长都能看到希望。”第二天，她又赶回老家，将判决书烧给了九泉之下的父母。

“当我拿着判决书的时候，我特别想对妈妈说：妈，我终于有脸跟你说话了。我回去过很多次，都没有在坟前说些什么。”9月19日，杨妞花在接受上游新闻记者采访时说，“其实很想安安静静地坐在父母坟头，在那儿待一天，好好给他们说一下，这么多年来我是怎么坚持找他们的。虽然遇上种种困难，但是我都没有放弃。”

“我想告诉他们，当年虽然我跟着余华英走了，现在不止我回来了，我还把她（余华英）弄回来了。而且把她送进去，我要让法律制裁她。我要让全世界的人见证，坏人就不能干坏事，（干了）总有一天他们会得到惩罚，尤其是偷孩子。”杨妞花说。

上游新闻记者 李文滔

来源： 上游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