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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独树一帜”新版录取通知书正式发布。据新京报《中国人民大学新版录取通知书今日亮相,首批106份已寄出》一文报道,新版录取通知书采用函匣立体式设计,分上下两层。其中,录取通知书函匣上层主体为校史罗盘,罗盘分三层以校徽为中心对称展开。随着录取通知书徐徐打开,从1937年到2022年,罗盘上手绘的四幕校史插画随之转动。这一罗盘的设计,令人耳目一新。
中国人民大学2022年本科生录取通知书函匣上层主体为校史罗盘。图/中国人民大学
艺术文化史学者潘天波在《匠心致远:影响全球文明的中华工匠技术》中,讲述了中华工匠技术史上扇子、磨子、罗盘、鼓风炉、耕犁、轮子、马镫、火器、烟具、漆器等十大具有代表性的技术物,它们在各自独特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全球传播、交往与互鉴的曲折历史。其中,潘天波指出,在自然文明史上,人类很早就学会了定位空间与方向仪象的时空技术,而这正是“自然罗盘技术”。
潘天波说,自然罗盘技术是早期人类对自然现象的天才发现,考古发掘的空间方向性的图案是史前工匠的智慧表达。 在之后的人类历史发展中,风水罗盘,指南鱼、司南等科学罗盘的先后发明,标志着罗盘技术最终被科学意义所取代,进而被用于发现与探测自然的空间方位。而先进的航海磁石司南装置是宋代科学技术进步的标志性仪器,也是宋代航海技术发达及其远洋能力强大的象征。
以下内容节选自《匠心致远:影响全球文明的中华工匠技术》,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匠心致远:影响全球文明的中华工匠技术》,潘天波 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2年6月版。
物质、时间和空间是人类探寻宇宙的三大永恒变量,也是自然宇宙体的三大紧密相联的构成要素。人类对自我生存空间中的时间和物质探寻一直没有停止,并将自然物质赋予特有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属性,进而建立属于人类的时空逻辑体系。罗盘测向技术的诞生就是人类探寻宇宙物质、时间和空间的产物之一,即在特定的自然物质身上发现其空间指极性和时间永恒性,这确乎是一项全球性的伟大发现与科学发明。
自然罗盘技术是早期人类对自然现象的天才发现
在自然文明史上,人类很早就学会了定位空间与方向仪象的时空技术,通常是利用自然界的动物(鳗鲡、鸽子、燕子、蜜蜂等)迁徙、天体星象(日光、北极星等)、河流水势(高低走向)、树木风向(季风规律)等途径辨析方向,进而为人类自己的行为活动确立坐标。在跨湖桥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带光芒的太阳纹彩陶、火焰纹彩陶和刻划、镂孔、彩绘三者组合的太阳纹图案”。毋庸置疑的是,史前人类刻画的太阳纹图案极具时空性特征,显示出原始人类对时间性方向与空间性方位的认知与渴望,并付诸经验性知识叙事——时间性图案绘画,这些图画具有明显的教育意义,即作为早期人类学习的教科书。
同样,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上带有明显的方向性刻符,说明半坡古人已经萌生了描绘空间的方位思想或方向意识,具有了一定的判断空间位置和测定方向的能力。诸如此类的考古发掘资料是很多的,再譬如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曾出土6000年前的骨制北斗星形状的斗柄,山西柿子滩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朱绘岩画所刻画的女巫头顶或为北斗七星,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黑陶腹部的猪图像正中一颗星也是天极星。这些出土的太阳纹、鱼纹、北斗星等原始的时空性特征明显的图案表明,早期人类对自我的空间位置、空间方向以及空间时间的意识,已具备了原始认知与经验描述的能力。
这里姑且可以把早期人类利用自然现象确定方向的技术称为“自然罗盘技术”,只不过这种技术属于经验性技术范畴,或者是环境适应性技术,还不是生产习得性技术。自然罗盘技术是早期人类对自然现象的天才发现,考古发掘的空间方向性的图案是史前工匠的智慧表达。或者说,早期工匠为探寻空间方向利用了自然界的日月星辰、山川树木等物象,已具备了初步的感知方位的能力,这些能力为后来的罗盘定向和定位技术的发明提供了必要基础。原始自然罗盘技术的书写与叙事意味着一个显而易见的教育学问题,即自然现象作为被刻画的图案,既是日常经验性教育与传承的教材,也是后期人类发现和发明新技术的必要教材。
明清时期,风水罗盘已经成为风水命理测算的必备工具
在史前,工匠一般是由巫工组成的群体,并具有较高的地位与身份。《说文解字》曰:“工,巧饰也。象人有规矩也。与巫同意。”这段话里有三个关键词:巧饰、规矩和巫。这三个关键词关联到“工”的三个基本内涵规定:技术、工具和身份。从神话学意义上来看,早期的“工”是非常神圣的,具有一定的神性或宗教性。因此“工”之定名至少表现有三个方面的想象社会学内涵:技术神圣、工具神圣和身份神圣,尤其是巫的身份职业决定了工匠生产的神圣性或巫术性特征。因此,人类早期的技术发明通常具有玄幻的神话色彩。
在自然罗盘技术的参照上,中国古代先民发明的风水罗盘是用来祭祀、礼仪和占卜的一种工具,尤其是用于建筑风水占卜、军事占卜,也有其他重要活动的占卜。譬如早在殷商时期,“卜工制度”就是一种重要的占卜活动,因为工匠在殷商社会中的地位是很显赫的。于是,殷商时期的王依龟甲灼兆而卜,宗教官负责占卜刻辞,记录占卜诸事,并由王册封为工。因此,“卜工制度”,即王占卜工匠之祸乱与逃亡,并册封为工的制度,或为“册工制度”。譬如甲骨卜辞。甲寅(卜),史贞:多工亡尤(《合集》19433);己酉卜,水工方(《合集》20615);丙申卜,鼎(貞):既入商工(《合集》21607)。
上述“三卜”工匠之事,卜问百工是否有祸起,或是否逃亡,或是否有入商工等,可见商王对百工之关注。占卜之目的或不是为了手工之事,意在防止出现不利于官府统治之事;或是否进入工匠行列,即问卜(考察)能否册封为工。不过,殷商时期的占卜工具还没有证据显示是风水罗盘。大约在汉代,被用于占卜的栻盘开始出现,譬如安徽阜阳双古堆、甘肃威武等地曾出土用于占卜的栻盘。至唐代,“掌灵台地理事”的地理堪舆师杨筠松善于制造用于建筑占卜的风水罗盘。至明清时期,风水罗盘已经成为风水命理测算的必备工具。
风水罗盘的出现,显示出人类从早期自然罗盘的空间意义向宗教意义过渡。这体现了早期人类对自然罗盘技术使用的一次转移,实现了自然罗盘功能的一次技术升级,已然表现出一种生产习得性技术的转化与应用。尽管风水罗盘带有明显的宗教意义,但是反映出人类征服自然的一次宗教化思想进步,同样也具有一定的宗教化教育学意义,即规约、调整与引导人类的空间行为选择与方向。
“指南鱼”的出现标志着罗盘从早期的玄幻罗盘开始走向科学罗盘
所谓“科学罗盘”,即用于测定方向的磁石罗盘。用于测定方向的磁石罗盘技术的发明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一个渐变转换的过程,即从自然罗盘向科学罗盘或磁石罗盘的逐渐转换。大约在3世纪,中国人就发现了磁石取针。《鬼谷子全书》云:“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针。”这里的“磁石之取针”,即为磨石成针的实践,或为“司南”之用。《鬼谷子》又云:“故郑人之取玉也,必载司南之车,为其不惑也。”
伴随人们对磁石物理功能的发现与使用,磁石罗盘方位指向的宗教意义逐渐被数字方向的科学意义所取代。直至宋代“指南鱼”的出现,罗盘从早期的玄幻罗盘开始走向科学罗盘,从早期的占卜巫师手中的道具转型为航海家在茫茫大海中确定方向的工具。
就罗盘技术发生史意义而言,它从早期的自然意义逐渐向宗教意义转型,并最终被科学意义所取代,进而被用于发现与探测自然的空间方位。由此,罗盘技术的行为意义也发生多次转型,即从早期经验性的自然罗盘的发现并用于辨别方向,到后来的磁石罗盘技术的发现并被用于风水占卜,发展至后来它被用航行,并在全球发挥引领和规约人们空间行为的教育功能,这显示出罗盘技术知识与自然经验、人类行为之间存在某种伦理学和教育学意义上的复杂关系。换句话说,罗盘技术的伦理性、教育性和经验性为它的全球传播提供可靠的必要基础。
战国时代已经发明了用于判断方位的“司南”
海洋是全球交往的通道,是罗盘技术首先打通了海洋通道,为人类交往指明了航向与位置,并规约与引导人类的空间导向行为。从早期的自然罗盘和风水罗盘,到宋代的旱式罗盘,再到后来的水式罗盘,中国罗盘技术从陆地走向海洋。由此,中国罗盘技术成为走向海洋空间的重要利器。
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之间,中国已经开始发现磁石现象,并发现其指南的物理性质。《韩非子·有度》记载了“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即先王用“司南”(天然磁石罗盘)测定方向,它具有明显的教育学意味。这里的“以端朝夕”原理,即《考工记·匠人》所记的“以正朝夕”原理。磁石罗盘是中国古代工匠在劳动中发现和发明的一种指向仪器,它源于春秋时期工匠的采矿冶炼技术或方家的磁石磨针实践,至战国时代已经发明了用于判断方位的“司南”。很明显,司南技术在哲学意义上具有明显的实践性和工具性表征,还具备一定的物质性和工具性特质。
在欧洲,古罗马时期的博物学家普林尼在《博物志》中曾论及磁石现象,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哲学家提图斯·卢克莱修·卡鲁斯(约前99—约前55)在《物性论》中也描述过“磁石现象”,卢克莱修的有关磁石的论述后来被16世纪英国的物理学家威廉·吉尔比特援引《论磁石》。
电影《黄金罗盘》(2007)剧照。
但欧洲首次提到磁罗盘技术还是在1190年,当时亚历山大·内克姆(1157—1217)在他的《来自大自然》一书中写道:“水手们在海上航行时,在不能利用阳光的阴天或夜幕将世界裹得一团漆黑,而且他们已不知道他们的船正驶向罗盘的哪个方位时,他们就用一根针去触那块磁石。针就会旋转起来,当针停止运动后,针尖就指向北方。”显然,欧洲论及磁石指南的物理属性较晚,内克姆的《来自大自然》提及的天然磁石罗盘比公元前4世纪的《韩非子》中提及的天然磁石罗盘要晚1500多年。
磁石罗盘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古代造船技术趋向发达
在早期,海洋导航系统主要依赖星象以别四方。《汉书·艺文志》曾记载中国早期占星导航书籍《海中星占验》《海中五星顺逆》《海中二十八宿国分》《海中日月慧虹杂占》等,这里的“海中”或为汉代方士研究的海洋空间。《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汉代导航书籍(或手册)表明汉代人利用自然星象导航的事实。《太平御览》卷十五引东晋虞喜《志林》云:“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以别四方。”这里的“斗机”,抑或为北斗的天机星;“指南车”,或为根据斗机而设计的指向仪。占星导航技术是根据自然现象变化的偶然性习得,也是人类不断探索自然的经验性知识总结。
汉代中国使用磁石导航测向技术已初具雏形,并已懂得磁石指极的物理属性。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乱龙篇》中云:“顿牟掇芥,磁石引针。”可见,人工磁化现象已经被汉代人认识与利用。刘安等在《淮南子·览冥训》中记载:“若以慈石之能连铁也,而求其引瓦,则难矣。”又曰:“慈石能引铁,及其于铜则不行也。”这说明,汉代已经懂得磁石引铁而不吸其他物质的物理属性。
英国的罗伯特·K.G.坦普尔在《中国的创造精神: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中曾转引了中国一幅大约114年的汉画像,画像中刻画的是一位汉代巫师正在俯视勺形指南针。在武威,曾出土过汉代用于定位的栻盘,即堪舆家所使用的定位罗盘。王充在《论衡》中云:“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这里的“司南之杓”,即天然磁石指极杓,“投之于地”之“地”或为栻卜用的地盘。
汉代巫师俯视勺形指南针的画像。图/《匠心致远:影响全球文明的中华工匠技术》
磁石罗盘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古代造船技术趋向发达,也为海上丝路贸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条件。1974年,考古人员在广州中山四路发现秦汉时期的“造船遗址”,其中1号船台滑板长达188米以上,中宽1.8米,由此可推断造船载重在25~30吨左右,这明显表明秦汉时期广州造船技术已经相当发达。同时,航海技术也表现在航海测绘以及海上导航知识上。到唐代,《海岛算经》一书表明中国古代已经初步掌握了海洋基本测绘方法。晚唐时堪舆家卜应天的《雪心赋》有“子午针正”的记载,可见磁石指南针的发明不晚于8世纪。
先进的航海磁石司南装置是宋代科学技术进步的标志性仪器
直至北宋年间,人工发明与制造的天然磁石才广泛运用于航海活动。北宋初年的燕肃(961—1040)在《海潮论》中记载,在宋代不仅有陆上“指南车”,还有海航“指南针”。《梦粱录》曰:“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这里的“针盘”,即磁石罗盘针。沈括(1036—1095)在《梦溪笔谈》中也提及用磁针罗盘定方位的方法,如“缕悬法”“水浮法”“指甲法”“碗唇法”等。1044年曾公亮编撰《武经总要》记载了用以辨别方向的“指南车”或“指南鱼”。
电影《黄金罗盘》(2007)剧照。
1116年寇宗奭在《本草衍义》中记载有“针横灯心”的水罗盘。北宋时期,《萍洲可谈》(1119)曰:“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说明中国在12世纪初已经开始懂得海洋测绘以及学会运用天体和指南针在海上导航的技术。在宋代,我国已经开始学会制造磁体进行导航测向。
到了元符年间(1098—1100),中国海船已普遍安装磁体司南装置,即罗盘指南针。宋人将磁针与司南装置组成一个罗盘指南仪器,它不仅为磁石指南针本身的应用发展提供了基础,更揭开了我国乃至世界远洋航海事业的新篇章。这种磁石指南仪器在古代的称谓很多,有地罗经盘、子午盘、定盘针、针盘等。宋代的磁石罗盘针用于远洋航海导航,为航海测定方位提供可靠的技术工具,也为海上丝路贸易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
宋末元初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记载:“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洲洋,经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顺风可半月到真蒲,乃其境也。又自真蒲行坤申针,过昆仑洋,入港。”这里的“行丁未针”或“行坤申针”也是指宋元时期航海磁石罗盘,也说明宋代的罗盘与指南针走向合一。
先进的航海磁石司南装置是宋代科学技术进步的标志性仪器,也是宋代航海技术发达及其远洋能力强大的象征。在宋代以后,《海道指南图》(元代)、《郑和航海图》(明代)均显示中国古代航海测绘技术先进,英国李约瑟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详细记载了明代(或日本)漆木水罗盘,这既反映了明代航海技术的发达水平,又能体现罗盘技术对地图科学、航海测绘科学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概言之,中国罗盘技术发展大致经历了三大关键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汉代时期和宋代时期。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汉代时期,是中国对内陆空间的迅速扩张期,进而使得早期的风水罗盘快速转型为方位罗盘,而宋代是中国海洋文化发展时期。由此,航海罗盘的诞生不仅适应宋代国家发展的海洋战略,还为全球海洋事业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原文作者/潘天波
摘编/何也
编辑/申璐
导语校对/卢茜
28期~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指路人(下)—记大师普朗修斯及其世界地图
在地图制图的艺术史上,普朗修斯这幅世界地图,是一件里程碑般的作品:第一次用人物形象来寓意其所代表的地域,配合人物周边丰富的动物、植物、景色等的描绘,对地图四周的外围边框进行了精心而繁复的装饰。包括地图本体在内,图中每一寸都覆盖着丰富的信息、充满着艺术感的图像。欣赏这张地图,可以说是走入了一场名副其实的视觉盛宴。
从左上角开始,按顺时针方向,地图周边所描绘的寓意人物及场景分别代表了:欧洲、亚洲、非洲、麦哲伦尼卡、秘鲁阿那、墨西卡那,每一个局部小插画中都有一位女子代表着那个区域的某些特定的品质,背景则代表着那个区域特有的风景、植物、动物、名族等等——当然,这些都是从当时欧洲人的视角,代表着欧洲人对外部世界的感知。
欧洲(Europa):欧罗巴女神金色的项链和皇冠以及手中的权杖,暗示着她的皇家身份,她的脚下踩着装饰着十字架的球体,她右手边是一个丰饶角*,强调了欧洲的丰盛与富饶;丰饶角的下方堆放着书籍、天球仪、琴、号角、头盔、火枪,象征着艺术、自然哲学、战争,所有这些都被欧洲人视为自己对世界的重要贡献,这大概也包括了战争,因为在欧罗巴女神的不远处就是欧洲人步兵部队的战斗场景,在更远一些的地方,则是吹着长笛的牧羊人和遍地牛羊,一片田园牧歌的景色。
欧罗巴女神金色的项链和皇冠以及手中的权杖,暗示着她的皇家身份
*丰饶角(Cornucopia)艺术作品中装满水果和鲜花、形似动物角的装饰物。如果我们比较图上其他几个地区,就会发现“欧罗巴”是唯一没有坐在动物身上的寓意人物,与其他地域相比,她暗示了欧洲人自负的文明程度。利用女子的形象寓意地理区域——特别是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在整个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地图作品中颇为流行,但将文明划分为不同等级的总体看法变化并不大,其中欧洲总是处于最高的文明等级,或许是欧洲帝国从不停歇的海外殖民与扩张的历史,给了他们这种自以为是的自信吧。
亚洲(Asia):寓意亚洲的女子坐在树下犀牛的背上,脚下是装满黄金和珠宝的盒子,她也穿着盛装,裤脚和袖口镶嵌着金色的饰边儿,手中拿着一棵树(或许是寓意着农耕),另一只手里丢当着一个阿拉伯风格的香炉。亚洲区域的背景同欧洲区域一样,也是战场交织着亚洲风格的田园风景。其实细看这个寓意亚洲的女子的轮廓,她可能更接近波斯人或者阿拉伯人或者突厥人,反正在她身上很难看出东亚或者东南亚女子的模样,或许在那个年代,小亚细亚和波斯、阿拉伯区域才是欧洲人所认知的亚洲。欧洲人的“远东”,真正的东方帝国,对他们来说依然遥远、模糊、神秘。
寓意亚洲的女子坐在树下犀牛的背上,脚下是装满黄金和珠宝的盒子
非洲(Africa):与前两个大陆的寓意女子不同,“非洲”并没有华丽的衣着,夸张的大帽檐之下,是丰腴的身体,只在腰间围绕了一块遮羞布,她的手中拿着弓箭与长矛,寓意着非洲人的渔猎日常,只是她手中的一把优雅的遮阳伞仿佛不应该属于那个时代的非洲。她坐在一只凶猛的鳄鱼背上,大象、蜥蜴。蛇、鸵鸟、狮子等伸展在她的面前。更远处,有人正在把的尸体放入坟墓之中,几座金字塔清晰可见,在欧洲人的视野中,那可能是与非洲相关的唯一文明标志。
麦哲伦尼卡(Magallanica):这可以说是寓意人物插图中相对奇幻的部分。“麦哲伦尼卡”是以人类第一次环球航行的探险家麦哲伦命名的(尽管这个为西班牙国王探险的葡萄牙人并没有活着回到旅程的终点)。“麦哲伦尼卡”只是那个时代想象中的、在不同版本地图上表现为大小形状各异的“未知南方大陆”的众多名字之一,是一块被认为为了平衡地球上的北方大陆,“必须”得存在的一块南方大陆。寓意“麦哲伦尼卡”的女士穿着欧洲风格的系带上衣,又高又硬的驳领,及地的长裙。她两支手里都拿着奇异的植物,坐在大象身上,在她身后,一座火山正在喷发;在她面前,是一群裸身骑着战象的兵团,地面上和天空中的动物形象也都亦幻亦真。如果说“一张白纸,好画图画”,那未知的南部大陆就是这个空白的画布,描绘着梦幻般的想象世界。
“麦哲伦尼卡”是那个时代想象中的、在不同版本地图上表现为大小形状各异的“未知南方大陆”的众多名字之一
秘鲁阿那(Peruana)、墨西卡那(Mexicana):这两块区域的名字,在地图中分别标识在今日的南美洲和北美洲区域,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南北美洲这个对于欧洲人来说的“新世界”,也是他们海外殖民和扩张的重点区域,是“资源、财富、战争”的同义词。寓意插图中,“秘鲁阿那”女士和“墨西卡那”女士都坦胸露乳,只有头饰与遮羞布,她们都坐在凶猛的动物身上,手中或者是战斧或者是弓箭,仿佛在守卫着她们脚下成箱成袋的金银。她们的背景中都有“愤怒”喷发的火山,以及食人族赤身做着“人肉烧烤”的恐怖的细节描绘。只是远处海面上,代表着欧洲人的三艘高桅杆帆船已经出现在海平面上,“人肉烧烤”大餐即将被打断,更恐怖的殖民统治与资源掠夺的大戏就要上场。
这张绚烂斑斓、引人注目的世界地图,是由那个时代荷兰的雕刻大师扬·范·多特库姆(Jan vanDoetecum)雕制的铜板。它是欧洲科学制图史上,第一张使用寓意人物代表不同地域、配以华丽的装饰作为地图外围边框的作品,并在中央部分插入了浑天仪和罗经盘等具有象征意味的专业性工具,两半球连接处上下的两个小圆球,绘制的是南北天球上形象的星座图案。这些装饰风格和手法,将成为未来一个世纪里,众多世界地图绘制者争相模仿的标杆。
图中的星座、帆船和浑天仪等装饰,图的每一寸都覆盖着丰富的信息、充满着艺术感的图像。
抛开其外围绚烂奇幻的人物与景物,这张世界地图的本身也蕴含了那个时代丰富的地理信息。
地图的主体部分主要由左右分布的东西两个半球构成,然而不论是东半球还是西半球,巨大的南方大陆都是其醒目的特征,这个南方大陆就是上文中我们提到的、梦幻的“麦哲伦尼卡”女士所代表的“MAGALLANICA”大陆。根据当时流行的大陆平衡理论,十六世纪的地图制图者,包括地图大咖墨卡托在内,习惯将当时对欧洲人来说还相当陌生的南半球投射为一片巨大的南方大陆,并且由于墨卡托的影响力一度普及了“MAGALLANICA”这一词汇,不过此地图中,“MAGALLANICA“”一词的下部还标识着“TERRA STRALIS”字样,这是拉丁文“南方大陆”的意思。时间证明,后者的名称“Avstralis”后来更受到普遍的接受和欢迎*。麦哲伦海峡南岸的火地岛(Terra del Fuego)此刻也被描绘为南方大陆的一部分,直到十七世纪才被欧洲人认知为只是一个岛屿。
*澳大利亚的英文“Australia”一词源于拉丁文“australis”,意为南方,地图中“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既是拉丁语“未知的南方大陆”。
地图中描绘的亚洲,南部大陆向北冲起来,将新几内亚(NOVA GUINEA)都包括了进去,新几内亚左侧的“南方大陆”突出部分,标注着Beach,Maletur,and Lucach字样的地名,这三个地名其实都是来自马可波罗游记,是游记中属于爪哇岛(Java)中的区域。爪哇与南部大陆的这种混淆源于一个错误,最初,马可波罗使用阿拉伯语称爪哇岛为“大爪哇”,称呼苏门答腊岛为“小爪哇(Java Minori)”但他还说,后者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因此给后人造成混乱。1532版的《马可波罗游记》(巴黎和巴塞尔印刷)就因为这种混乱而出现印刷错误,而地图制作者依旧引用了其中的信息。普兰修斯在他的这版地图中遵循了这些信息,虽然在他自己之前1590年版本的世界地图上,新几内亚还是一个大的圆形岛屿。其实,这张1594年版本的世界地图上,大多数太平洋地区的岛屿与地名都是西班牙语,日本的轮廓则是使用了葡萄牙人路易斯·特谢拉(Luíz Teixeira)的信息。此时,荷兰人对于遥远东方的地理信息,还没有自己的一手资料、依然处在“道听途说”的阶段。
荷兰人对于遥远东方的地理信息,还没有自己的一手资料、依然处在“道听途说”的阶段。
普朗修斯地图中的北极极地部分,也显得与众不同。普朗修斯的一生都是东北航道的坚信者和倡导者,他支持和鼓励了巴伦支的三次极地探险航行,只是在那个风帆年代里,极地东北航道对人类几乎是不可逾越的自然力量。图中对极地区域的描绘上,新地岛(Noua Zemla)和环绕极点的其他(猜测的)岛屿之间有着大片的公开水域,那正是他坚信并鼓励荷兰人前往探索的东北航道区域。非洲的黄金与奴隶贸易、东方的香料贸易、美洲的白银与蔗糖贸易,那些异域的巨大财富吸引着年轻的荷兰共和国,但那些大部分都是荷兰人的宿敌、老牌西班牙帝国的地盘,实力稚嫩的荷兰人,在开始的时候要先从避开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大西洋及印度洋上的贸易据点开始,虽然图上极地的这些地理信息在今日看来是如此的异想天开、一厢情愿,但,寻找和打通“东北航道”一直对荷兰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巴伦支的北极探险地图(地图介绍可参见公众号21期)
让我们还是回到这张地图的时间原点吧——1594年,那一年,荷兰人巴伦支正率领着他的第一次极地东北航道探险队驶向陌生的新地岛;那一年,将在第二年率领荷兰第一支东印度探险队的科内利斯尚在葡萄牙人的老家里斯本以商人身份过着“无间道”的生活;那一年,荷兰人林斯滕,一年前从他效力多年的葡萄牙人的东印度大本营——果阿地区——终于返回荷兰并带回了遥远的东方的一手信息,此刻,正加入了巴伦支的第一次远航探险队驶向极地。但是这些大航海时代荷兰人的“英雄”,彼时尚无法为普朗修斯直接提供任何关于遥远的东方与陌生的北方的地理信息,普朗修斯只能依靠其他前人的信息,其中大部分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信息,摸索着荷兰人通向东方和未来的航程。
四百多年前,为了各自民族和国家的财富与荣耀,欧洲各国的探险家们上演了一幕幕史诗般的海上远征:残酷的搏杀、坚忍的意志、异域的财富、仰慕的荣耀、交织的科学与宗教,还有壮美险恶的海洋、冷暖难测的人性、绝望中的希望;四百多年后,他们都被视为人类大航海时代的豪杰、智者,他们的科学智慧、探索精神、地理发现,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的伟大财富。
荣耀舰队 / 橙湖工作室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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