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就快亮了我的心却哭了什么歌词(天就快亮了我的心却哭了什么歌)

刘亚楼归国后，看谁都不顺眼张口就骂，55岁去世在场之人却都哭了

有人说：革命战争时期，我军曾派遣很多人去苏联学习，但也没多少长进。而刘亚楼却是我军旅苏将领中最成功的一个。

1939年1月，刘亚楼奉命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错过了抗日战争。直到1945年8月8日，刘亚楼才作为国际红军独立第88旅参谋的身份回到了中国。

1946年四平战役结束后，刘亚楼在罗荣桓的推荐下被任命为东北联军的参谋长。对于东北联军来说，刘亚楼是个不折不扣的“空降干部”。然而就是这个“空降干部”，却干出了一番大事业。

刘亚楼是福建武平人，他从小聪明伶俐，16岁时考上了福建省第七中学。但上到中途，却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迫退学。但即使是初中辍学的文凭，在文盲众多的我军之中也属于“大知识分子”了。

在红军时期，刘亚楼一直以政工干部示人。龙书金将军在回忆刘亚楼时曾这样说道：

“刘亚楼和杨成武一样，都是能文能武的政治型干部。红军时期1军团开大会，林总、聂总居主席台中央，刘亚楼和杨成武必腰扎武装带，插短枪，分立两旁，威风凛凛，如二门神也。会间，两将军不停挥拳呼口号，声若洪钟，气贯长虹。”

因为比较有文化，刘亚楼于1939年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同行的还有李天佑、钟赤兵、杨至成等人。到达苏联后，刘亚楼等人被派往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从性格上来说，中国人普遍比较内敛。到了外国，总是因为腼腆而显得格格不入，融入不了所在的国家。但对于刘亚楼来说，融入从来不是问题。他热情、开朗，这种天性很适合学习外语。在刘亚楼眼中，所有苏联人都是老师。他每见一个苏联人，都会用蹩脚的俄语与其交流。遇到不熟悉的单词，就连说带比画。学习外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环境。刘亚楼勤与别人交流，口语长进很快。

解决了语言问题，刘亚楼学习起来自然得心应手。在课堂上，刘亚楼总是最活跃的学生，他经常举手提问，那些问题常常令苏联教官耳目一新。在战役战术想定和学术讨论中，刘亚楼的观点和主张总是最受好评的。因此刘亚楼是我军之中最早熟悉大兵团、诸兵种合成作战的为数不多的将领之一。

由于成绩极其优异，苏联方面曾想让刘亚楼加入苏联国籍，帮助苏联参加苏德战争，但却被他一口回绝。刘亚楼明白，他的用武之地不在军事科学极度发达的苏军，而是在缺乏正规化规训的我军。

1945年8月，刘亚楼以少校的身份跟着百万苏军进入东北。1946年5月，刘亚楼经罗荣桓介绍，接任参谋长的重要位置，一跃成为东北联军的第四号人物（在他之上还有政治部主任谭政）。但在实际指挥上，刘亚楼是东北联军的第三号人物。

刘亚楼就任参谋长后，东野诸将立即感到了一丝不一样的空气。刘亚楼的脾气怎么变得那么大。东野众将纷纷抱怨：“刘亚楼从苏联回来，怎么看什么都不顺眼了？”

对此刘亚楼也毫不避讳：

“有人认为我去趟苏联回来，是不是就看什么都不顺眼了？是，也不是。”

那么刘亚楼为何会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刘亚楼一回国，就发现我军的参谋制度存在很多问题。

世界近代参谋制度缘起于法国。与冷兵器时代战争不同，近代战争的规模不仅空前巨大，而且战争的形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旧的军事制度已经不能满足作战的需求，无论是后勤、炮兵、工兵、情报、训练、作战计划等项目，都需要有专门的参谋人员负责。

因此拿破仑改变了参谋制度，建立了参谋处，将军内一切都统辖了起来。后来拿破仑之所以屡战屡胜，很大程度就是因为有参谋处的帮助，其中他的参谋长贝尔蒂埃更是居功至伟。然而在滑铁卢战役前，贝尔蒂埃拒绝再效忠拿破仑，导致法军在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中落败。拿破仑战后哀叹：“如果贝尔蒂埃在，我不会输掉滑铁卢。”

拿破仑之后，普鲁士对现代参谋制度又有了新的发展。1858年，普鲁士建立参谋总部。凭借着参谋总部所制定的精密作战计划，普鲁士轻松战胜了丹麦、奥地利以及法国，从而一统德国，建立了强大的德意志帝国。

明治维新后，日军模仿德国，也建立了自己的参谋总部，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军部。”日军参谋长虽然在名义上是军内二号主官，但实际却有巨大的实权。比如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参谋长是小林浅三郎中将，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虽然下属的方面军司令也有大将，但此三人才是中国派遣军的主要核心人物。

军事主官和参谋长出行，原则上是不能乘坐同一架飞机的，要分开出行，否则飞机一旦出事，头两号大员就全完了，很容易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况。

清末军事改革，我军也引入了参谋制度。但是由于中事科学过于落后，只学到了法、德、日参谋制度的皮毛，却没有学到其精髓。在旧军队里，参谋人员与长官的随从、副官无异。在当时中国人眼里，参谋跟以前古代军队的军师没什么区别，丝毫不能感受到参谋长以及参谋人员的重要性。

而就我军来说，一开始对于参谋人员也不算太过重视。我军的政治工作独树一帜，具有很高的地位，也形成了一整套体系和经验。相比之下，司令部工作就要逊色很多，参谋无论在政治待遇还是物质待遇上都要略逊一筹。正所谓“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

作战时，由于我军以游击战居多，因此对于参谋制度非常不熟悉。一些主官打仗时甚至丢掉司令部，独来独往，驳壳枪一挥“冲啊”，“我就是司令部”。

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我军因为这些游击习气，没少吃亏。例如四平保卫战期间，某师从长春驰援四平，战斗积极性很高，但却“早不请示，晚不汇报”，想打哪就打哪。当天夜晚，竟敢擅自夜袭装备精良的新一军，伤亡一大堆，战果啥都没有。野司对此非常恼怒：“斥之为典型的游击习气。”

野司虽然自己批评“游击习气”，但四野的司令部却是典型的“游击队型”司令部。他初到东北，身边的指挥班子竟然只有10人。轻便是够轻便，但作为一支数十万大军的司令部，这显然不够格。

因此刘亚楼刚到东野司令部时，认为这样下去绝对不行。东北解放战争和国内的战争不同，是正规战对正规战，不再是红军、八路军时期那样的运动战、游击战。不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也不能随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例如四平战役，我军少有地打出了一个大规模的阵地战。

因此刘亚楼回国后，性格出现了很大改变，成了全军闻名的“霹雳火”“雷公嘴”。遇到看不惯的事，刘亚楼往往张口就骂，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

面对众将的抱怨，刘亚楼解释道：

“东北战场马上就要开始了，用首长的话讲是打堂堂正正之仗。司令部是首长指挥部队的机关，是首长决策的助手，部队要打正规仗，司令部不正规起来怎么行。”

东野众将均是我军的精华，没一点傲气是不可能的。因此刘亚楼必须要严厉一点，“狠一点”。这就是响鼓必须用重锤。许多老人说，刘亚楼风风火火、又硬又狠。如果不这样，司令部何时才能正规起来？司令部不正规起来，这仗怎么打呢？

到了司令部，刘亚楼首先下令：作为参谋人员，内务必须做好。必须要整洁。衣冠合体，领扣不松。衣角、袖口、领口不容有半点污渍：军衣、便装、西服，不见丝毫褶皱。按时修面、剪指甲。必须要威风凛凛，神采奕奕。穿皮鞋的，必须把皮鞋擦得如镜面一般亮。

其次，作为参谋人员必须要称职。对于敌情我情，装备士气，机动能力，兵力成分，敌军指挥官的性格，作战区域地形、气候、道路等条件，一个参谋人员应该滚瓜烂熟，特别是这个参谋承担的业务。一个参谋，不管带不带“长”，都要敢于承担责任，明白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应该向首长参谋、建议。

刘亚楼特意强调，如果首长向你了解情况，说不清楚就是狮子，甚至是犯罪。你的建议，很可能决定成千上万同志的生死，一是一，二是二，不准说“大概”“差不多”“可能吧！”

与此同时，参谋人员必须扩充，必须专业化。于是他亲自举办参谋训练队，刘亚楼亲自讲课，抽调有文化有作战经验的营连排长进行培训。为此他在百忙之间，还抽出时间编译了《红军野战参谋业务条令》。并且根据我军的特点进行增删。

在刘亚楼的关注之下，各级司令部的人员编制很快就配齐了，素质也提高了，各军主官很快在实战中尝到了甜头：“原来完善的司令部对于指挥的帮助有这么大。”这样一来，就没人敢不把参谋当盘菜了。司令部的权威也很快上来了。

在《大决战》中，刘亚楼似乎就是林总“刘亚楼，你记一下”的那种儒将形象。但实际上，刘亚楼是一个让人敬畏的性格将领。

锦州战役前，刘亚楼命令东野八纵以炮火封锁锦州机场。次日，8纵司令段苏权回电请示：“锦州有两个机场，东郊机场已几年没用，西郊机场正在使用，请示应该封锁哪个机场？”

刘亚楼阅报大怒：“你们是吃干饭的？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封锁哪个还用请示吗？”为了不浪费时间，刘亚楼命令9纵攻打西郊机场，8纵就不用去了。

又一日，8纵又丢了紫荆山阵地，事后还不汇报。刘亚楼大怒，下令枪毙该阵地玩忽职守的连长，团长、副团长撤职，师长、师政委受处分。而刘亚楼还怒目挥拳：

“不管是‘两条腿’的，还是‘四条腿’的 （骑马的），严惩不贷。司令员也跑不了。”

刘亚楼的强硬可见一斑。但是刘亚楼对人严，对自己更严。干得好，大会表扬，小会表扬，功劳全是你的。如果干砸了，那对不起，等着挨批评和处分吧。

东野首长一生经历了很多参谋长，但刘亚楼是公认最出色的一个。在所有野战军的参谋长之中，属刘亚楼成就最高，存在感最大。

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刘亚楼一直在司令部工作，没有披坚执锐立下什么军功。作为一个战将，谁会不渴望统兵打仗呢？然而在在天津战役前，东野首长却将攻打天津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了刘亚楼。很显然，他是在酬劳刘亚楼在司令部的出色工作。

当时天津是一座防御工事极其完善的大城，守城主将又是极其擅长防御的陈长捷。傅作义和陈长捷原本想防守个十天半个月，好在谈判中增加筹码。和中央军委也考虑在3天内解决战斗。

然而刘亚楼却立下了军令状：“我不要三天，我保证在30个小时内打下天津。”

在这场天津战役中，刘亚楼集中炮兵、工兵和坦克兵，对天津展开了暴风骤雨一般的猛攻。这次战役是解放战争史上首次，也是少有的，多兵种协同的攻坚战。刘亚楼在苏联所学的知识，终于在天津有了用武之地。

最终，我军仅用29个小时，便攻克了天津。我军势如破竹的表现，将傅作义吓破了胆。最终他只好接受城下之盟，完好无损地让出了北平城。

天津战役后，刘亚楼离开了司令部，成为第14兵团指挥官。正当刘亚楼收拾行装，准备随大军南下之时。却打来电话，要他去军委一趟。

刘亚楼很纳闷，都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事呢？到了军委，笑吟吟地说：

“刘亚楼，你仗打得不错嘛，又在苏联吃了几年面包，这会让你上天，组建空军，怎么样？”

刘亚楼毫无思想准备，愣了一下道：“主席，我在苏联学到是陆军，这空军干不了吧。”

结果指了指他的脑袋：“好嘛，我就是让你这个认为干不了的人干！”

对于刘亚楼最看中的地方，就是他的学习能力以及对现代战争的领悟能力。因此才将空军这种科技含量最高的兵种，交给刘亚楼指挥。

值得一提的是，刘亚楼原本负责的14兵团拥有39军、41军和42军，均为四野主力部队。其中39军更是四野三虎之一。可以说14兵团是我军之中最强的兵团之一。然而由于刘亚楼的去职，14兵团仅仅只存在了3个月就被撤销了。由此可见，刘亚楼的去留决定了14兵团的命运。

在刘亚楼的指挥下，人民空军果然战果累累，发展极快，屡次打下美国人的飞机，立下了赫赫战功。对于自己的飞行员们，刘亚楼更是宝贝的不行。

刘亚楼将军办公室内挂满飞行员战斗英雄的照片，有赵宝桐、王海、张积慧、鲁珉等。每有客来，将军必一一介绍，如数家珍。将军曾言：

“培养一名飞行员需要相当于一名飞行员体重的黄金 （60千克）。他们是军中之珍、国中之宝。”

由于军务操劳，刘亚楼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1964年8月，刘亚楼从罗马尼亚回国，突然感到身体疲倦、体力不支。等一检查才知道，刘亚楼已经是肝硬化晚期了。听闻此事后大惊失色，立即下令给予全力救治。

然而由于病程实在太过凶险，刘亚楼将军最终于1965年5月7日去世，年仅55岁。在场的将军就没有不哭的。如此专业、严格、活泼、潇洒的将军，又有谁不爱呢？就如中央军委给刘亚楼的挽联上所写：

“国失干城，三军挥泪；功在社稷，百世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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