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自治区成立的时间口诀(五个自治区成立的时间)

我国各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现在的中国一共有河北省、山西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海南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台湾省、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34个省级行政区。

这34个省级行政区具体分为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历史上我国的行政区划制度几经演变。夏朝以前华夏民族还处于一种原始部落联盟状态。夏商时期开始出现邦国制结构：夏有万国、商有千国。西周时期开始形成较为成熟的分封制：周天子把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再把自己的封地进一步分封给手下的贵族卿大夫，贵族卿大夫再把土地和人民分赐给士。这样就形成了一级一级的层层分封体制。

接受封地的人要向上级领主承担缴纳贡赋、配合作战等义务，但上级领主不直接干预封地内部事务。春秋战国时代一些诸侯国开始在国内设置郡、县之类的行政区划代替原先贵族的封地。秦始皇统一华夏之后就用郡县制全面取代了分封制。秦朝实行的是郡县两级行政区划制度：秦朝的县由郡管辖，而郡则由中央直辖。汉武帝时期又把全国设为十三个大区，向每个大区派出名为“刺史”的官员。这样的大区被称为“州”。

州的长官刺史主要负责监察自己大区内的郡守等地方官。州在一开始并非行政区划，而是一种监察机构。东汉时期为镇压农民起义赋予了各州刺史更大的权力。刺史除了掌握原有的监察权之外还获得了辖区内的军政大权。从此刺史又被称为州牧：像东汉末年刘表的荆州牧、袁绍的冀州牧、刘备的益州牧就是这么回事。这时州演变成为郡之上的一级行政区划。中国的行政区划由郡、县二级制转变为州、郡、县三级制。

隋朝裁撤了郡的行政建制改为直接由州管县。这样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就变成了州、县两级。唐朝又在州之上设道从而形成了道、州、县三级行政区划。宋朝在唐代“道”这一基础上设立“路”作为地方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划。这时中国的地方行政区划又演变为路、州、县三级制。1271年忽必烈仿照中原汉制建元称帝时对全国各地的行政区划进行调整确立了行省制：在朝廷设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在地方上则分设了十个行省。

元朝的行省制经明、清两朝的发展最终形成了现代中国的行政体制。如今我国最高一级行政区就是省级行政区。1271年元朝在地方上设置了辽阳、岭北、甘肃、陕西、四川、云南、湖广、江西、江浙和河南江北十个行省。这其中甘肃、陕西、四川、云南、江西这五个省至今仍存在，所以这五个省是如今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中建立时间最早的。1278年元朝增设福建行省，但又在1284年将其并入江浙行省。

1290年福建又被并入江西行省。此后福建的行政隶属关系几经变更直到1356年才又复设福建行省。1363年元朝在即将退回漠北草原前夕又增设了广西行省。1366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元朝江浙行省的基础上设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1369年朱元璋在元朝江西行省广东道的基础上设置广东行中书省，同年在河南江北行省分省的基础上设置河南行中书省、在元朝中书省河东山西道宣慰使司的基础上设山西行中书省。

这样到朱元璋在位时期又诞生了浙江、广东、河南、山西四个省。1376年朱元璋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元朝在今天的山东地区先后设立过东平行省、济南行省、山东淮南楚州行省、益都行省、山东行省等建制。明朝在此基础上设立包括辽东、京津、河北部分地区在内的山东布政使司。1413年明成祖朱棣在四川布政司贵州宣慰司的基础上设贵州承宣布政司，之后四川布政司、湖广布政司及云南布政司的部分区域划归贵州布政司管辖。

元朝的甘肃行省在明代划归陕西布政司、陕西都司、陕西行都指挥使司。这样一来明朝在地方上有陕西、四川、云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浙江、河南、山西、山东、贵州、湖广13个承宣布政使司。除了地方上13个承宣布政使司之外明朝还有直属南、北两京的南直隶和北直隶两个行政区。明代的行政区划因此被称为“两京十三省”。清朝入关后废除了南京作为国都的地位。明代的南直隶地区被改为江南省、北直隶改为直隶省。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将江南省拆分为江南右布政使司、江南左布政使司。康熙三年（1664年）湖广行省实行南北分治，从此湖南、湖北分别独立建省。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江南左布政司更名为安徽布政司、江南右布政使司更名为江苏布政司。至此安徽、江苏两省诞生。同一年陕西省拆分为陕西左布政司和陕西右布政司。陕西左布政司后更名为陕西布政司、陕西右布政司后更名为甘肃布政司。在明代被撤销的甘肃省至此重新复设。

经过这番调整以后清朝形成了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18个省。除了内地汉族聚居的这18个行省之外清朝还在东北地区设有盛京、吉林、黑龙江三个将军辖区，在外蒙古地区设乌利雅苏台将军辖区，在新疆设伊犁将军辖区，在西藏设驻藏大臣，在青海设西宁办事大臣。这18个行省、5个将军辖区、2个办事大臣辖区就构成了清朝前期的行政区划。

1877年晚清重臣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提出了新疆设省的计划。1884年新疆正式建省后实行与内地相同的府、厅、州、县体制。自康熙年间起就隶属于福建省的台湾府也在1885年升级为台湾省。1907年清政府又把东北的三个将军辖区改为和内地一样的行省。中华成立后于1928年从甘肃省中拆分出宁夏省和青海省，同年改奉天省为辽宁省、改直隶省为河北省，还设置了北京、天津、上海等特别市。

1914年北洋政府在内蒙古地区设绥远、察哈尔、热河三个特别区。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将这三个特别区改设为省。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在王爷庙成立。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自治政府改名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从1950年到1956年逐渐撤销绥远、察哈尔、热河三省后将其大部分辖区并入了内蒙古自治区。1955年10月1日新疆省的建制被撤销后以原新疆省的行政区域为基础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958年3月5日广西省改为“广西僮族自治区”。1965年10月“广西僮族自治区”改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1958年10月25日宁夏省改为宁夏回族自治区。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成立。1967年恢复设立天津直辖市。1988年4月26日原属广东省的海南行政区和南沙、西沙、中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划为海南省。1997年重庆从四川省划出来成为直辖市。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后设为特别行政区。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后设为特别行政区。

我国各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现在的中国一共有河北省、山西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海南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台湾省、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34个省级行政区。

这34个省级行政区具体分为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历史上我国的行政区划制度几经演变。夏朝以前华夏民族还处于一种原始部落联盟状态。夏商时期开始出现邦国制结构：夏有万国、商有千国。西周时期开始形成较为成熟的分封制：周天子把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再把自己的封地进一步分封给手下的贵族卿大夫，贵族卿大夫再把土地和人民分赐给士。这样就形成了一级一级的层层分封体制。

接受封地的人要向上级领主承担缴纳贡赋、配合作战等义务，但上级领主不直接干预封地内部事务。春秋战国时代一些诸侯国开始在国内设置郡、县之类的行政区划代替原先贵族的封地。秦始皇统一华夏之后就用郡县制全面取代了分封制。秦朝实行的是郡县两级行政区划制度：秦朝的县由郡管辖，而郡则由中央直辖。汉武帝时期又把全国设为十三个大区，向每个大区派出名为“刺史”的官员。这样的大区被称为“州”。

州的长官刺史主要负责监察自己大区内的郡守等地方官。州在一开始并非行政区划，而是一种监察机构。东汉时期为镇压农民起义赋予了各州刺史更大的权力。刺史除了掌握原有的监察权之外还获得了辖区内的军政大权。从此刺史又被称为州牧：像东汉末年刘表的荆州牧、袁绍的冀州牧、刘备的益州牧就是这么回事。这时州演变成为郡之上的一级行政区划。中国的行政区划由郡、县二级制转变为州、郡、县三级制。

隋朝裁撤了郡的行政建制改为直接由州管县。这样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就变成了州、县两级。唐朝又在州之上设道从而形成了道、州、县三级行政区划。宋朝在唐代“道”这一基础上设立“路”作为地方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划。这时中国的地方行政区划又演变为路、州、县三级制。1271年忽必烈仿照中原汉制建元称帝时对全国各地的行政区划进行调整确立了行省制：在朝廷设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在地方上则分设了十个行省。

元朝的行省制经明、清两朝的发展最终形成了现代中国的行政体制。如今我国最高一级行政区就是省级行政区。1271年元朝在地方上设置了辽阳、岭北、甘肃、陕西、四川、云南、湖广、江西、江浙和河南江北十个行省。这其中甘肃、陕西、四川、云南、江西这五个省至今仍存在，所以这五个省是如今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中建立时间最早的。1278年元朝增设福建行省，但又在1284年将其并入江浙行省。

1290年福建又被并入江西行省。此后福建的行政隶属关系几经变更直到1356年才又复设福建行省。1363年元朝在即将退回漠北草原前夕又增设了广西行省。1366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元朝江浙行省的基础上设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1369年朱元璋在元朝江西行省广东道的基础上设置广东行中书省，同年在河南江北行省分省的基础上设置河南行中书省、在元朝中书省河东山西道宣慰使司的基础上设山西行中书省。

这样到朱元璋在位时期又诞生了浙江、广东、河南、山西四个省。1376年朱元璋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元朝在今天的山东地区先后设立过东平行省、济南行省、山东淮南楚州行省、益都行省、山东行省等建制。明朝在此基础上设立包括辽东、京津、河北部分地区在内的山东布政使司。1413年明成祖朱棣在四川布政司贵州宣慰司的基础上设贵州承宣布政司，之后四川布政司、湖广布政司及云南布政司的部分区域划归贵州布政司管辖。

元朝的甘肃行省在明代划归陕西布政司、陕西都司、陕西行都指挥使司。这样一来明朝在地方上有陕西、四川、云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浙江、河南、山西、山东、贵州、湖广13个承宣布政使司。除了地方上13个承宣布政使司之外明朝还有直属南、北两京的南直隶和北直隶两个行政区。明代的行政区划因此被称为“两京十三省”。清朝入关后废除了南京作为国都的地位。明代的南直隶地区被改为江南省、北直隶改为直隶省。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将江南省拆分为江南右布政使司、江南左布政使司。康熙三年（1664年）湖广行省实行南北分治，从此湖南、湖北分别独立建省。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江南左布政司更名为安徽布政司、江南右布政使司更名为江苏布政司。至此安徽、江苏两省诞生。同一年陕西省拆分为陕西左布政司和陕西右布政司。陕西左布政司后更名为陕西布政司、陕西右布政司后更名为甘肃布政司。在明代被撤销的甘肃省至此重新复设。

经过这番调整以后清朝形成了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18个省。除了内地汉族聚居的这18个行省之外清朝还在东北地区设有盛京、吉林、黑龙江三个将军辖区，在外蒙古地区设乌利雅苏台将军辖区，在新疆设伊犁将军辖区，在西藏设驻藏大臣，在青海设西宁办事大臣。这18个行省、5个将军辖区、2个办事大臣辖区就构成了清朝前期的行政区划。

1877年晚清重臣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提出了新疆设省的计划。1884年新疆正式建省后实行与内地相同的府、厅、州、县体制。自康熙年间起就隶属于福建省的台湾府也在1885年升级为台湾省。1907年清政府又把东北的三个将军辖区改为和内地一样的行省。中华成立后于1928年从甘肃省中拆分出宁夏省和青海省，同年改奉天省为辽宁省、改直隶省为河北省，还设置了北京、天津、上海等特别市。

1914年北洋政府在内蒙古地区设绥远、察哈尔、热河三个特别区。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将这三个特别区改设为省。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在王爷庙成立。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自治政府改名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从1950年到1956年逐渐撤销绥远、察哈尔、热河三省后将其大部分辖区并入了内蒙古自治区。1955年10月1日新疆省的建制被撤销后以原新疆省的行政区域为基础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958年3月5日广西省改为“广西僮族自治区”。1965年10月“广西僮族自治区”改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1958年10月25日宁夏省改为宁夏回族自治区。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成立。1967年恢复设立天津直辖市。1988年4月26日原属广东省的海南行政区和南沙、西沙、中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划为海南省。1997年重庆从四川省划出来成为直辖市。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后设为特别行政区。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后设为特别行政区。

一文概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如何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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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一部中国史，不仅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更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那么问题来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又是如何诞生的？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今天的新疆民众

1）初期的新疆

1912年2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同年6月，政府任命新疆提刑按察司杨增新（1864—1928）为新疆都督。坦诚说，在他主政新疆期间（1912—1928），新疆政局基本维持着较为稳定的局面。

1928年7月，杨增新在省城迪化、即今乌鲁木齐遇刺身亡。不久，时任政务厅长金树仁（1879—1941）被推举为省主席。与前任不同，在金树仁主政期间，新疆的军政部门贪污腐化现象极为严重，民族矛盾愈演愈烈。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疆政局进日趋动荡。

杨增新和金树仁

1931年2月，哈密回王府官员和加尼牙孜（1889—1941）联系西北回族军阀马仲英（1908—1937）率军潜入新疆，意图取代金树仁。

1933年2月，一直在伊斯兰经学院任教的穆罕默德·依敏（？—1964）发起墨玉暴动并一度攻克和田，建立了所谓“伊斯兰教王国”；同年11月，得到英国暗中支持的沙比提大毛拉（1883—1934）在喀什建立了所谓“伊斯兰共和国政府”。

不过，这些“割据”并没有形成什么气候。1934年2月，被金树仁击败的马仲英残军，轻松摧毁了“伊斯兰共和国”。同年7月，又轻松摧毁了“伊斯兰教王国”。

晚清时期的南疆街市

1933年，迪化发生“四·一二” ，金树仁被推翻，手握重兵的盛世才（1892—1970）成为了新疆的“一把手”。

基于巩固统治的考量，盛世才采取了“全面倒向苏联”的对外政策。显然，这样的选择是符合苏联利益的。对于后者而言，一个稳定且亲苏的新疆地方，可以使与新疆接壤达3000多公里的边境平安无事。

很快，双方“一拍即合”，达成“合作关系”。具体而言，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大力援助盛世才，助力他铲除政敌、稳定统治。作为交换，新疆地方政府不仅给予苏联贷款、派驻顾问等特殊权利，还要求在对外交涉以及重要官员任免等事项上，必须提前告知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兼全权代表。

对于苏联在新疆各个领域的强力渗透，羸弱的南京国民政府根本无能为力（拓展阅读：一文概述：外的前世今生）。

盛世才，自1933年到1944年负责着新疆的军事、政治，号称“新疆王”

2）盛世才治下的新疆

抗战爆发后，大量苏联援华物资经由新疆运往关内。以此为契机，苏联进一步加强了对新疆的控制。

1）盛世才与苏联关系的日趋紧密

得益于苏联的帮助和支持，1936年，新疆对苏联的贸易总额就已经高达6000万卢布，是1933年的两倍。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盛世才利用苏联贷款推行了“三年计划”，兴建水电、电灯、自来水等公共事业和造纸、印刷、制毯、甜菜制糖等工业企业，呈现出了抗战期间少有的繁荣景象。

伴随着经济的繁荣，新疆的教育水平也有了显著提升。数据显示，截至30年代末，全疆开设学校1200余所，学生超过6万人，是1931年的8倍。在当时，各大中学生都以考取官费赴苏留学为最高目标。

盛世才的“六星旗”

1938年1月，盛世才以“哈密局势不稳，物资缺少安全保障”为由，请求苏联出兵援助。同年6月，苏军红八团进驻哈密，直接控制住了从甘肃进入新疆的咽喉要道。8月，盛世才加入苏联，并从莫洛托夫手中接收了第1859118号党员卡。

当然，双方“合作”的背后，都有着自己的利益考量。展开来说，伴随着中日双方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内有人提出了“开发西北，稳定抗战后方”的提议。至于“开发西北”的重点，无疑就是新疆，这是盛世才不愿意看到的。回过头看，外蒙古、西伯利亚以及新疆等地，均面临着日本的武装威胁，这样的现状也让苏联倍感紧张。

1940年11月26日，盛世才和苏联签订了为期50年的《新苏租借条约》。条约规定，苏联在新疆不仅享有各种不受当地政府干预的独立特权，还拥有全部矿产以及交通、工业与各种资源的开发权益。与此同时，苏联可以在新疆驻军，各类工作人员都可以在新疆全境自由活动。另外，一些仇视苏联的新疆军政界人士也遭到了清洗。

盛世才军队中的苏式装甲车

2）盛世才与苏联的渐行渐远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在战事初期，德军一路势如破竹，一度兵临莫斯科城下（拓展阅读：一文概述：普京是如何重塑“卫国战争史观”的？）。

可即便如此，早已无法再给予盛世才有力援助的苏联政府，从未打算放弃在新疆的特权和对新疆事务的干预。

熊熊燃烧的斯大林格勒

随着时间的推移，盛世才逐渐意识到，“即使苏联获胜，恐怕也不能如过去很有力量地援助新疆”。于是，他决定“脱离”苏联，投向国民政府。

1942年5月初，盛世才派遣五弟盛世骥前往重庆，与国民政府展开会谈。5月7日，他特意写信给，在详细阐述自己选择“联苏”的同时，态度诚恳地表示，“今后绝对不能再与此类假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合作，誓以至诚，拥护钧座与之领导，效忠党国”。

对于盛世才的主动“投奔”，本人表现得极为振奋（拓展阅读：读书笔记：为什么一再强调“攘外必先安内”？），他在日记中表示：“若不有此五年来之对倭血战，则今日之新疆决不能使盛世才忏悔归诚，于此可证明公理与正义必能战胜一切矣！”

同年7月，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1891—1963）亲赴新疆视察，并带去了的亲笔信。在信中许诺，“吾弟之事业即为中正之事业，故中正必为吾弟负责，以解除一切之困难也”。

一个月后，宋美龄亲临迪化，并向随访的各国记者表示，“中央坚决相信盛氏，将来新疆各项工作需要中央协助与否，全由盛氏决定”。对此，盛世才大为感动，一再宣称自己会“矢志拥护中央，尽忠党国，绝对服从领袖”。

11月28日，盛世才被任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至此，新疆的内政外交，至少在名义上已经全面归属国民政府。

宋美龄与盛世才等人在迪化机场

3）盛世才与苏联的彻底割席

盛世才与国民政府的频繁接触，显然是苏联当局不愿意看到的。不过，鉴于苏德战争的紧张局面，他们只能通过外交手段进行干预。

1942年6月27日，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捷卡诺卓夫抵达新疆，与盛世才展开了会晤。捷卡诺卓夫在会谈中表示，“自己的到访是修复双方关系的最后机会，盛世才必须审慎地决定双方的关系”。

对此，盛世才毫不掩饰地回呛道：“对于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必须非常坦率地告诉您，这是绝对不再可能的事情了。谈到我的政府的政策问题，我只能告诉您，作为三义的忠实拥护者，我要在新疆建立统治。”

1942年，在新疆向当地群众做宣传

10月5日，他要求苏联当局“除外交人员外，所有苏联人必须在三个月内离开新疆”。11月14日，他再度要求所有苏联顾问、专家和军事人员“尽快离境”。1943年4月，驻防在哈密的苏军红八团撤至苏联境内。

至此，苏联和新疆的经济、贸易往来以及文化交流宣告全面中断。与此同时，我党在新疆的党政干部以及家属和其他各界人士合计五百余人被逮捕入狱。1943年9月，陈潭秋、毛等党员被尽数杀害。

显然，六星旗已经被所取代

4）双方割席的“后遗症”

对于新疆各族人民而言，双方“断交”的后遗症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双方贸易的中断，以茶叶、布匹、食糖、肥皂、石油、火柴等生活必需品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日用品的售价水涨船高。与此同时，本地农牧民生产的农牧土特产品一直处于无人收购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疆各族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加困苦。

可即便如此，盛世才当局依然以各种名目强取豪夺，横征暴敛。比如在1943年3月，他要求以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为首的产马区“捐献军马1万匹”，“无力献马者，将马折价每匹须缴700元新疆币，限一个月内交齐”。同年5月，他再度要求当地牧民赶制制作马鞍面用的“毛口袋片”。

40年代的南疆民众（拍摄于1943年）

另外，在他推行“反苏”政策的同时，一次又一次地炮制出了所谓“阴谋暴动案”。各地的员不仅受到了严重戕害，即便是本地的少数民族进步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们也惨遭波及。

资料显示，维吾尔族的包尔汗和阿合买提江、哈萨克族的艾林郡王与沙里福汗亲王、回族大阿訇、锡伯族著名学者广禄等人，都遭遇到了盛世才当局的强制拘禁。根据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中的统计：“被逮捕监禁者，先后在十二三万之众，饿死于狱中及暗中者六万人以上。”

考虑到新疆文化多元的大背景，当局对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的侮辱和迫害，严重伤害了各族人民的感情；再加上生活水平的显著下降和当局的残酷压榨，使得新疆各地人民的生活变得愈发困苦。进入40年代以后，新疆各地燃起了“反抗盛世才”的火种。

晚清时期的南疆宗教人士

5）苏联人的小动作

但我们应该意识到，苏联从未打算彻底退出新疆。原因很简单，新疆地区矿藏丰富，地处欧亚枢纽，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更何况，倘若国民政府西进新疆，美国有很大概率随之插手进来。

实际上，对于新疆问题，当时在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局任职的庄莱德，早在1942年10月就在备忘录中指出：“鉴于中亚面临轴心国的威胁，美国应考虑派员在那里观察轴心国的动向，并考察中亚的地理、交通、政治、军事以及经济。”

因此在1943年5月4日召开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参会人员们一致认为：“必须采取措施，以使盛世才失去在新疆的权势，代之以忠于苏联的新疆土著居民代表组成的政府来掌管省内”。

斯大林的领导班子

在对德作战局势有所改观后，苏联在双方边界制造了一系列事端。数据显示，在1942年12月底至1943年10月期间，双方边界发生各类大小争端事件合计64起，其中伊犁区27起，塔城区6起，阿山区（阿勒泰）16起，三地合计49起，占到了总数的77%。实际上，伊犁、塔城、阿山三区，就是“三区革命”的中心。

对于新疆境内的反盛世才当局武装叛乱，苏联给予了全方位的支持。1943年6月，阿山爆发了乌斯满叛乱，苏联不仅向其提供了武器和粮草，还将在苏联受训两年的达列力汗派回阿山，与乌斯满结成合作关系。

为了尽快平息叛乱，盛世才不得不将主力调往阿山，这就让省内防务变得愈发空虚。见局势愈发不利，盛世才不得不同意中央军进驻新疆。很快，中央军以哈密为据点，驻防于迪化老满城、镇西、吐鲁番等战略要地，对盛世才形成了有效震慑。

进入新疆的中央军

6）盛世才统治的彻底崩溃

1944年初，在苏联的支持下，外蒙古与新疆当局在阿尔泰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值得玩味的是，美国方面以“冲突被夸大”为由，选择袖手旁观。盛世才猛然意识到，与懦弱的国民政府相比，还是“老大哥”苏联更给力。4月，他突然拘捕了省委刘效黎、程东白和省委党部委员兼中央训练团主任何耿光等十余人。

伴随着中央军在豫湘桂战场上的惨败（拓展阅读：读书笔记：豫湘桂战役的惨败，对中国产生了哪些负面影响？），盛世才的“反中央”行动迅速升级。6月26日，他逮捕了迪化教育界人士及学生一百五十多名；8月11日，又将黄如今、林继庸等中央派新人员诱捕，炮制出了所谓“黄、林案”。

（右）与盛世才合影

与此同时，盛世才亲自致电斯大林，在表示自己“悔过自新”的同时，请求重新加入苏联，并愿意“将新疆划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不过，“记仇”的斯大林不仅直接拒绝了他的请求，甚至直接将这份电报转发给了。

斯大林这样做，除了是基于维系美苏与中苏的“统一战线”关系之外，“对盛世才的不信任”或许是更主要的原因。在他看来，“盛世才是改善中苏关系的一大障碍，让盛世才下野更符合中苏两国的利益”。

斯大林

与苏联一样，国民政府也对盛世才的见风使舵心生不满。1944年8月，朱绍良受委任，飞赴迪化劝说盛世才主动辞职。19日，走投无路的盛世才，不得不辞去新疆省主席兼边防督办。与此同时，原来吴忠信被任命为省政府主席。至此，盛世才在新疆苦心经营了11年5个月的统治彻底结束了。

相传，盛世才的财产装满了足足五十辆卡车，其中光是金银财宝就有数万公斤之巨。因为车队过于招摇，在路过陕西宝鸡时，被“军官团”抢劫一空。1945年7月，政府免去了其农林部长的职务，转而丢给了他一份“总统武汉行辕上将高参”的闲职。1970年7月13日，他在在台北空军总医院因脑溢血死亡。

盛世才全家福

3）苏联在新疆的“缜密布局”

让吴忠信（1884—1959）主政新疆，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他为人处事老成，还是元老，并从1936年起一直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一职，专业十分“对口”。

但不可否认的是，摆在吴忠信眼前的是个如假包换的“烂摊子”。因为新疆的宗教矛盾、民族矛盾和官民矛盾，都达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人在拉萨的吴忠信（1884—1959）

对于新疆的危局，吴忠信认为“是一种极权导致的窒息病”。因此，他提出了“政府要以三义为行动指南”与“增进宗族互信、保障信教自由、绥定地方以安民居，维持币信以利民生”的治疆办法。

对于中苏关系，他表示“两大民族有着历史传统友谊，新疆地居中苏交通要冲”，因此“要以对苏外交，亲善邻邦实为当然之理”。

不过，吴忠信“亲善邻邦”的愿望更像是一厢情愿。因为对于苏联而言，一个听命于苏联，至少是亲苏的地方，才符合自己的实际利益。为了达成“实控新疆”的目标，苏联从1943年开始就采取了多种方式，在新疆展开活动（拓展阅读：一文概述：苏联民族政策的演变轨迹）。

演讲中的斯大林

首先，散发涉及民族、宗教认同的文字材料。

1943年8月19日，新疆当局就在喀什查获了苏联传单及小册子。文字“均系苏联柯文，间有哈、维语文。绝非喀什印刷者”，内容以“诋毁本省当局，挑拨各族仇视汉族，反对政府”为主。

比如一份传单中如是写道：“维、哈、柯等回族同胞们，现在盛（世才）督办把你们的武器收去了，企图破坏你们的宗教，而且把你们弄成倾家荡产、人口灭亡的现象”；“我们把这种摧残回教、蹂躏人类、侮辱回教的不道德之现象革除。”

一些小册子列举了极具煽动性的盛世才犯下的“汉人罪状”：“（盛世才）把无数的回教者和逮捕了，使回教人的生活日趋贫困”；“成立回教人的政治集团、武装，启发回教文化、宗教”；“阻止内地人到新疆！”

40年代新疆境内耕地的农民

实际上，即便在盛世才下野后，新疆境内依旧传播着类似的宣传材料，话术极具蛊惑性和破坏力。比如在伊宁警察局查获的维吾尔文宣传册《我们为什么作斗争》中，就有这样的描述：

“新疆自古以来是维吾尔、塔兰奇（北疆维吾尔人）、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的世居地，四百万新疆居民中，这几族人口占四分之三，民族性的精神发源于中亚细亚，而非中国”，“汉族官僚们，由遥远的中国，移来百万的红胡子，把我们强迫送往内地。而汉族红胡子们，安居我们的房园，占住我们的财产，我们的妇女。”

40年代的维吾尔族农家

其次，组织涉民族和宗教团体，鼓动当地群众移民苏联或参加暴动。

进入40年代后，新疆的多个地区先后出现了带有一定亲苏倾向的民族和宗教组团体。他们利用宗教活动，宣传“泛突厥主义”和“建立独立穆斯林国家”的思想（拓展阅读：理性讨论：什么是“泛突厥主义”？）。

比如在1944年4月，伊犁境内出现了由12名核心成员组成，直接接受苏联驻伊宁领事馆领事达巴申和副领事波列索夫领导的“伊宁解放组织”。

苏联驻伊宁领事馆旧址

另外，苏联不仅大肆鼓动新疆当地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或逃离新疆，甚至蛊惑他们参加反对盛世才当局的暴动。

数据显示，光是在1944年8月7日和12日两天，就有阿山区哈巴河县牧民约8000人携带大量牲畜，经萨斯和哈拉哈巴一带逃往苏联。驻苏大使傅秉常就此事曾向苏联提出遣返要求，但为苏联所拒绝。

40年代的新疆小朋友

第三，通过媒体进行亲苏宣传。

苏联利用开设在迪化的国际书店，“以廉价方法，大量倾销以伊斯兰宗教为号召之宣传刊物，致使无知中民趋之若鹜，日有五六百人拥购”，其中就有乌兹别克出版的《东方公理杂志》和阿拉木图出版的《哈萨克国土》等。

以《东方公理杂志》为例，杂志的主要内容就是“宣扬苏联境内维族人民生活如何富裕、苏联如何保障宗教，并宣传民族思想与民族自由解放”。

苏联认为，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而言，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都是动员利器；即便是对于不信奉伊斯兰教的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其他少数民族而言，民族主义也足以起到极大的鼓动的作用。

一言概之，在苏联强大的传媒机器的带动下，新疆的民族矛盾已经达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

苏联驻伊宁领事馆旧址的狮子

4）“三区革命”的全面爆发

在苏联的支持下，“伊宁解放组织”和“塔城战斗小组”等组织，不仅人数颇具规模，并都具备了较为强悍的战斗力。与此同时，原本从新疆撤出的苏联红八团，一直驻防在中苏边境的霍尔果斯河附近候命，做好了随时加入战斗的准备。

1）“三区革命”的前哨：伊犁暴动

当各种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苏联采取了多个重要的举措，为伊犁暴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首先，盘踞于阿山（阿勒泰）和蒲犁（塔什库尔干）一带的当地少数武装，均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

阿山哈萨克族人民群众反抗盛世才当局的武装暴动，最早可追溯于1940年2月，导火索就是盛世才当局对以艾林郡王、沙里福汗亲王等上层人士的关押、迫害以及对当地牧民的收缴运动。

到了1943年，先后得到苏联和外蒙古援助的阿山武装势力，规模变得愈发壮大。因此，盛世才只能遣重兵近万人，集中于阿山、奇台、迪化一带“以示警戒”。

阿勒泰地区人文地图

1944年7月，由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1902—1949）领导的由柯尔克孜、塔吉克等多个民族成员组成的游击队，从苏联返回蒲犁，并与当地的地方武装汇合成为了一支战斗力不容小觑的军事力量。因此，盛世才当局不得不在这一地区增派了一定数量的驻军。

与阿山和蒲犁相比，伊犁局势看起来一直比较平稳。坦诚说，这样的现状这给盛世才造成一种错觉，即“伊犁不会发生大的问题”。因此，伊犁地区的守备情况一直都处于一种较为松弛的状态。

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柯尔克孜族。2012年，吉尔吉斯斯坦为他发行了一枚纪念邮票

其次，苏联在外交领域施加压力，迫使国民政府撤销盛世才职务，为伊犁暴动提供有利时机。

1944年6月上旬，斯大林在会见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和来访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时，两度强调了“免除盛世才职务对改善苏中关系的重要意义”。他提出，“国民政府只有将盛世才调离新疆，当地局势才会平息”。

6月18日，抵达重庆的华莱士将斯大林的“建议”转告给了。这就意味着，“盛世才下野”已经成为了美苏两国的共识。8月12日，告知吴忠信接替盛世才的职务。8月14日，他又命元老朱绍良亲自飞赴迪化，劝盛世才辞职并离开新疆。

1943年8月29日，宋美龄作为的全权代表，在朱绍良等人的陪同下，赴迪化“宣慰”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直在阿拉木图接受军事和政治训练的帕提赫·莫斯里莫夫（1900—1980）等七人在接到苏联方面的指示后，从霍尔果斯越境抵达巩哈县（尼勒克县）境内的乌拉斯台山区并迅速组建了一支游击队，在8月17日发动了巩哈暴动。10月7日，乌拉斯台游击队顺利攻占了巩哈县城。

巩哈暴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伊犁地区的主要兵力，更给伊宁暴动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机会”。

资料显示，巩哈暴动发生前，伊宁当地的驻军约有2500人左右，分散驻扎于多个重要据点。驻军不仅装备差，战斗力也比较弱。乌拉斯台游击队攻占巩哈县城后，新疆当局急忙从伊宁调兵合计1600余人予以镇压。尽管他们在11月3日重新夺回巩哈县城，但也正中了游击队的“调虎离山之计”。

巩哈县即今伊犁下辖的尼勒克县

第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给军队的行军和后勤补给，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伊犁的东、南、北三面处于天山山脉的环抱之中，只有西面的开阔地与苏联接壤，两地交通极其便利，苏联进行援助十分方便；但对新疆当局而言，进攻伊犁不得不翻越终年积雪的崇山峻岭，行动极为不便。

再加上新疆的11月已经属于严冬期，各山口的气温常在零下35°—零下40°之间。从内地抽调过来的官兵，不仅人生地不熟，而且衣装单薄，不耐严寒；反观当地的少数民族游击队员，不仅人地两熟，还备有御寒的皮衣、皮帽和毡靴御寒，并有马匹骑乘。

一言概之，天时、地利与人和，均没有站在新疆当局的一边。

盛世才治下的骑兵部队

11月4日，苏联驻伊宁领事馆派人与游击队取得联系，指示他们于11月6日兵分三路，绕道进攻伊犁首府伊宁城。11月7日，即苏联国庆日的凌晨，伊宁城内发生了武装暴动。

具体而言，潜入伊宁城内的以阿巴索夫等人从苏联带回的武装人员，率先发动了攻城战。不出意外，城内大批少数民族群众纷纷加入了进来。11月12日，遭遇重创的当局军警及其家属和汉族群众们，被迫退出了城区。

在全面控制了伊宁城区后，“伊宁解放组织”宣布成立临时政府。至此，“三区革命”的大幕就此拉开。

电影《孤女恋》中的民族军形象

2）“三区革命”的全面爆发

在苏联的帮助下，临时政府组建了自己的正规军——“民族军”。资料显示，民族军在组建之初，总兵力约1.5万人，以骑兵和步兵为主，也有少量的炮兵。他们按照苏联红军的建制，实行军衔制和一长制，设政治工作机构，另设“宗教副团长”一职，专门对官兵进行伊斯兰教的宗教教育，并组织宗教仪式。

需要指出的是，这支军队的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大多数为农牧民出身。但相当一部分中上级军官是旧封建上层分子，其中不乏“泛突厥主义者”和“泛伊斯兰主义者”。至于民族军的高级军官，大多数都是俄罗斯人——有的是从苏联派来的军官，有的是侨居新疆的俄罗斯人。

老照片中的新疆民族军

不久，民族军便向塔城、阿山、南疆等地发动了全面进攻。在苏联军事顾问团的指导下，民族军于6月初拟定了中、北、南“三线作战”的军事计划。

中线作战的目标，即攻取精河和乌苏。1944年4月起，民族军对驻守精河、乌苏的军队发动进攻，并派出骑兵游击队从精河、巩哈等处的山口，袭击了“精河—乌苏—沙湾”的公路交通线、通讯联系和桥梁。

北线作战的目标，即攻取塔城和阿山。在进攻精河、乌苏的战事处于停滞的大背景下，民族军留部分兵力牵制精河、乌苏之敌，调派重兵再度开启了攻占塔城、阿山地区的战斗。并计划在得手之后，“从西北两个方向总攻精河和乌苏”。

南线作战的目标，即攻取阿克苏和蒲犁。简单地说，由阿巴索夫等人率领的骑兵游击队主攻阿克苏，旨在切断焉耆和喀什之间的联系；另一支游击队绕道苏联进入蒲县，切断喀什、和田之间的联系，牵制南疆的军队，保证伊犁的安全与中线作战的胜利，进一步将三区革命从北疆扩展到南疆。

新疆人文地图

攻占塔城和阿山的战斗，正式打响于1944年7月份。北路民族军在与塔城当地的游击队汇合后，于7月31日占领了塔城。稍作调整后，他们进入阿山地区，在当地武装力量的支持和引导下，先后攻占了布尔津等地，最终于9月6日占领了承化县城，即今阿勒泰市。

在北路民族军进攻塔城、阿山区的同时，中路民族军针对乌苏和精河的总攻击，也在8月下旬全面打响了。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空军、重炮和装甲车部队也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9月8日，中路军攻克乌苏，彻底切断了精河驻军的退路，很快将之尽数歼灭。

进攻阿克苏的南路民族军队，曾先后攻占拜城、温宿县城，两次围攻阿克苏城；进攻蒲犁的南路民族军与当地游击队汇合后，一度逼近英吉莎、疏附、莎车，并占领叶城和泽普等县城。在完成了牵制在南疆的兵力、保证伊犁安全和中线战事胜利发展的战略任务之后，这支军队主动撤回伊犁。

电影《孤女恋》中的新疆民族军形象

资料显示，截至1945年1月底，民族军几乎全面歼灭了伊犁境内的武装力量，统一了除精河以外的伊犁全区。到了9月，民族军已将战线推进到仅距省城迪化150公里的玛纳斯河西岸。

需要指出的是，迪化城内的驻军只有6个营。倘若民族军乘胜进击，迪化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

40年代的迪化城老照片

经过攻克塔城、阿山以及乌苏、精河战役的磨炼，民族军的规模和战斗力有了显著提升。简单地说，民族军不仅有了正规化、成建制骑兵、步兵与炮兵部队，而且还拥有了一定数量的装甲车和飞机。与此同时，三区政府在伊犁、塔城、阿山等地区均建立了专署，在25个县建立了县政府，辖区达28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70余万。

1945年10月17日，国民政府和三区政府代表开启了和平谈判。1946年6月6日，双方签署了《和平条款》，7月1日成立省联合政府。由此可见，三区革命的胜利，无疑是一场军事斗争的胜利（拓展阅读：正本清源：什么是新疆“三区革命”？）。

1946年，张治中在新疆与三区领导人合影。其中，中排第三人为张治中、第四人为阿合买提江

5）新疆进步人士与党的紧密联系

1946年7月1日，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阿合买提江作为三区方面的最高代表，出任省政府副主席一职。

与此同时，代表三区方面出任省政府委员的人士，还有省保安副司令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省政府副秘书长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卫生处处长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以及教育厅厅长赛福鼎·艾则孜等八人。

这就意味着，三区政府的实际权力，已经掌握在了以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达列力汗以及赛福鼎为首的思想进步人士手中。

1）谁是阿巴索夫？

尽管三区革命是在苏联的直接策动下爆发的，但我党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纵观三区革命的几位领导人中，受中国影响较大的，无疑是年轻进步知识分子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1921—1949）。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与妻子

阿巴索夫是祖籍新疆阿图什的维吾尔人。1944年11月6日，他从苏联带回一支武装队伍，并于7日凌晨参与组织并领导了伊宁暴动。临时政府成立后，他被任命为政府委员兼内务厅厅长和宣传部部长。

众所周知，在伊宁暴动发生后，一度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反汉排汉”现象。对此，阿巴索夫利用职务之便，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制止。他不仅给当地的一些汉族居民发放受保护的证件，还将熟识的汉族朋友接到自己家中保护起来。也正是在阿巴索夫的提议下，临时政府在1945年2月24日颁布了旨在“保护汉族百姓”的第24号决议。

坦诚说，在当时“反汉排汉”思潮甚嚣尘上的大背景下，阿巴索夫挺身而出，制止抢掠和杀害汉族百姓的行为，是需要非凡的胆识和勇气的。

张治中与三区民族军将领合影

2）阿巴索夫与我党的联系

1946年5月5日，阿巴索夫在伊宁秘密成立了人民革命党，并且和新疆一批向往中国的汉族青年知识分子们取到了较为密切的联系。

6月下旬，三区临时政府与政府签订了和平条款，阿巴索夫为参加省联合政府的工作从伊犁来到迪化。通过老同学、新疆主义者同盟成员陈锡华的关系，他会见了新疆主义者同盟的宣传委员李泰玉。

1946年11月，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被选为国民大会代表。赴南京之前，阿巴索夫与李泰玉商谈利用这个机会，向驻南京代表团“表达寻求党的领导的迫切愿望”。与此同时，他还带去了由李泰玉起草的《新疆主义者同盟致中央的信》。

会见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

12月5日，阿巴索夫秘密前往驻南京办事处，与董必武展开了会晤。阿巴索夫在向董必武转交了《新疆主义者同盟致中央的信》的同时，表达了愿意接受中国领导的迫切愿望。

会晤结束后，董必武连夜将会见情况和信件抄送给了中央。12月6日，中央向董必武回复了由周恩来草拟，签发的电报，内容要点如下：

首先，考虑派一个得力而不红的同志作联络代表及两个机要人员随阿同志去新，他的主要任务只是联络与观察；其次，愿与新共同盟第一步建立友谊关系；第三，新共同盟领导者11人入党事，原则上欢迎，但具体解决须联络代表抵达后，经电报决定；第四，新疆工作，应以新共同盟为领导中心”。

晚年的董必武和家人

12月11日晚，阿巴索夫再次与董必武展开了会晤。董必武根据的指示精神，回答了阿巴索夫和信中提出的问题。

他在会谈中指出，“新疆的进步组织能合并的话，可以经过协商合并起来，这样有利于形成力量，更好的斗争。但是，在具体的组织名称上，考虑到新疆情况复杂，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接受能力，不宜过早打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

1947年1月中旬，阿巴索夫携带党的七大文件和、等人的著作返回迪化。2月3日，他召集李泰玉等人举行会议，汇报了两次与董必武会见的情况以及董必武传达的中央的意见。

会议决定，由阿巴索夫组织的“人民革命党”与一直在迪化活动的“新疆主义者同盟”合并为“革命党”。其中，阿巴索夫担任党主席，李泰玉和艾斯海提二人担任副主席，赛福鼎、赛甫拉也夫、伊敏诺夫、安尼瓦尔·汗巴巴以及陈锡华、罗志等人参与了会议。

1947年3月，革命党决定将领导机关迁往伊宁，并在伊宁创办了汉文版《报》。他们在《报》和三区的报刊上，登载新华社的新闻稿，使三区各族人民对中国的理论政策，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阿巴索夫

3）各界进步人士与党的亲密联系

1947年8月，新疆省联合政府破裂。不久，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人从迪化回到伊宁继续坚持斗争。在得知革命党在伊犁的活动后，苏联当局重点批评了阿巴索夫。囿于大环境，革命不得不“自行解散”。

1948年8月1日，“新疆保卫和平同盟”在伊宁成立。其中，阿合买提江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与中央组织委员会主席，原革命党成员赛福鼎、艾斯海提、安尼瓦尔·汗巴巴等人均就任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不过，阿巴索夫被排除出了组织委员会之外。显然，这是苏联方面的“惩戒”。不久，他被任命为新盟新闻情报处处长。

阿合买提江（右四）、阿巴索夫（右一）、达列力汗（右三）、赛福鼎·艾则孜（左二）

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阿合买提江等人进一步增进了对中国、对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内地革命形势的认识和了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他们将三区革命的前途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紧密联系了起来。

1949年4月8日，阿合买提江在引用了《论联合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关于少数民族政策的内容以后指出：

“中国认为，推行的民族政策是错误的，主张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因此，三区人民应对目前反对的战争所导致的国共两党和平谈判予以高度关注。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结果必然会影响到新疆今后的命运。”

阿合买提江

5月11日，阿巴索夫在新盟中央召开的会议所作的报告中，不仅引用了《论联合政府》中关于民族政策的论述，还言辞恳切地指出：

“我们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没有顾及统治民族中有被统治与被压迫人民，因而未分清统治民族内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所以产生了一种将派与整个汉族看成一体的错误，以至到现在少数不良分子还对汉族采取敌视的态度，甚至强占汉人的财产，拒还债务，以至威胁生命，不顾汉族在法律上的权利。”

电影《孤女恋》中的民族军形象

“事实证明，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不仅在其特点、方向及其任务方面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一致，而且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或中国民族问题彻底和正确解决的角度上来看，也是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中国人民进行的解放战争，是为了解放中国境内的一切民族。事实上，也唯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才能彻底地、正确地解决中国国内的民族问题，其中包括民族压迫的问题。”

最后他总结道：“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唯有在中国人民解放运动获得最后胜利时，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新疆的民族问题才能够得到彻底和正确的解决，新疆人民的前途才是光明的。”

用发展的眼光看，得益于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进步人士的正确认识，新疆的和平解放才能迅速被我党提上日程。

三区革命历史博物馆内部

6）新疆的和平解放

1949年1月31日，苏共中央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抵达西柏坡，与毛主席等人展开了会晤。会晤结束后，米高扬在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的报告中如是写道：

“我确切地告诉说，我们不主张新疆各族人民的独立运动，况且我们对新疆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我们认为新疆是也应该是在中国的版图之内。这是在中苏两党高层之间第一次就新疆三区革命交换意见，表明态度。”

1）新疆和平解放的前夜

米高扬回国后，人民解放战争继续胜利发展。1949年4月21日，、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南京国民政府宣告覆灭。

解放军攻克南京

1949年6月，率领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围绕新疆的和平解放问题，斯大林在6月27日的会谈中如是说道：“解放军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美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他们可以使穆斯林活跃起来，以继续进行反对的内战。”

会晤结束后，第一时间将斯大林的意见电告中央。很快，毛主席作出回复：“同意尽快占领新疆，并建议代表团具体地解决提供苏联空军支援和空运部队的问题。”

三区革命历史博物馆内部

7月11日，苏联得知了美国正在策动西北五马撤入新疆，企图在新疆建立所谓“伊斯兰国”的消息。很快，斯大林向提出建议：“新疆有三区革命力量与对抗，可先派人去联络，再命人民解放军挺进新疆，可提前解放新疆”。第一时间将苏联的意见转达给了中央。

很快，中央做出回电。毛主席不仅在电报中指出，“中央同意派邓力群去新疆，其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无线电联络”的意见，还做出了“解放军需要在今年冬天占领迪化”的批示。

至此，、和斯大林之间，就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以及直接与三区建立联系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解放军进驻新疆

2）双方的直接接洽

1949年8月14日，率代表团离回国。与此同时，代表团政治秘书邓力群以中央联络员的身份，与3名工作人员携带一部电台，秘密从莫斯科出发，经阿拉木图后顺利到达伊宁。

在苏联驻伊宁领事尼波·阿里斯托夫的统筹安排下，8月17日，邓力群正式会见了阿合买提江、伊斯哈拜克以及阿巴索夫等人。

邓力群（1915—2015），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在双方的会谈中，三区领导人们表示，“中央和毛主席在复杂和艰巨的任务中，关心处在偏僻地区的新疆各族人民，并派人来联系，感到兴奋。与此同时，我们会提供一切材料，安排各方面负责人向党组织汇报情况。”

8月18日，毛主席以新政协会议筹备会主任的名义，给阿合买提江发出了正式邀请信，邀请三区方面派遣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他在邀请信中说：“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

在收到邀请信后，阿合买提江在8月20日发表回电。他在电文中热忱地表示：“我们认为，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就是全世界和全新疆人民的胜利，所以我们以最高的热情来向敬爱的先生表示致谢，并派代表前往北平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三区革命历史博物馆内部

不幸的是，阿合买提江等人在乘苏联的飞机飞往北平途中，于8月27日在苏联伊尔库茨克地区飞机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11月22日，毛主席在致新盟中央的唁电中表达了沉痛哀悼。他在唁电中表示：“阿合买提江等五位同志，生前为新疆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最后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业而牺牲，值得全中国人民的永远纪念。”

三区革命英雄纪念碑

7）尾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10月20日，解放军进驻新疆省会迪化。至此，新疆宣告和平解放。

新疆解放后，三区革命力量为我党提供了一批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他们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为新疆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告成立。

新疆各族人民欢庆自治区成立

最后想说的是，我们始终坚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同心同德、同心同向的全国各族人民，一定会书写出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崭新篇章。我们坚信，各民族大团结的中国一定是无往而不胜的，一定是有着光明未来的，我们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然会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