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阁立志传5茶圣攻略(太阁立志传5茶圣)

茶道，现代日本与唐宋中华的灵魂连接

原标题：茶道，现代日本与唐宋中华的灵魂连接——评冈仓天心与《茶之书》

(日) 冈仓天心（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9年5月

冈仓天心的《茶之书》终于茶人利休之死，意味深长。

大名鼎鼎的明治维新时代，真正具备国际视野的日本人并不多。口称“西洋”“世界”“国际”的时髦兴起，大都是随波逐流的起哄，无意也无力去思考日本面对世界的何去何从。具备西洋的知识，又有思想之力者，不过两人：福泽谕吉与冈仓天心。而这两位，恰如硬币的两面，背靠背地望着两个方向。

福泽氏的“脱亚入欧”论，后来是用日军的铁蹄践行了，侵略朝鲜，震动中国乃至于天竺。丰太阁的宏愿，竟在福泽氏的“文明开化”事业中成功了。

冈仓氏从文化角度出发的、和平的“亚洲一体”论却是寂寞的，这也不奇怪。一生从事美术事业、未与政治有染的冈仓氏，无力左右现实的政治。“善待中国”“东西方互相包容、互相扶持”，在福泽版“太阁伟业”的威光之下显得微不足道。

但是，领教了原子弹的“文明威力”之后，“福泽太阁”的梦碎，连独立也做不到——福泽氏名言“没有独立气魄的人，总是依赖成性，为非作歹”，这是巨大的讽刺。而冈仓天心的文化日本、美学日本、和平日本却在战后高歌猛进，成为东亚文明的代表，与“日本制造”一起，走向了世界。

“天下人”丰太阁的强横可以轻易夺走茶人利休的性命，气势巍巍的大阪城却阻挡不了利休“祖佛共杀”的宝剑。数百年后，“福泽太阁”与茶人冈仓的思想交锋，又重演了这一幕。——美是柔软的，却是永恒。

了解冈仓天心的情怀所在，才能读懂他的《茶之书》，理解其真正的价值。能以一百多页的短小篇幅，讲明东方千年茶事，已非常人可为。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一碗茶，尽显儒、释、道的精神与日本美学的灵魂，在那个东西碰撞、物是人非的时代中坚定本心，非大智大仁不能为。

开篇的《人情之饮》，有着以茶为桥、沟通东西方的“野心”，宛如利休“欲以茶道统一天下”的气魄。“茶的哲学并不仅是单纯的唯美主义，它同时蕴含着伦理和信仰”，简洁地表达出了东方文明见微知著、兼容并蓄的精微之处。

冈仓天心建构了与坚船利炮、成王败寇的西风隐然对峙的东方信仰。在茶的世界中，美与善合二为一，慈悲与高贵融为一体，有主客相敬之道，没有国家、民族、阶层的畛域。享受二战以后国际秩序的今人，完全可以批评冈仓氏的文明观出于想象。他们无法想象冈仓天心的心境，在他的时代可没有唾手可得的和平与繁荣。

狄更斯在1859年如是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 这是一个信仰的时期，这是一个怀疑的时期； 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 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

那个时代的“西方”的形象远比今天复杂得多。文明与野蛮、自由与压迫、富裕与贫瘠，光影交织、爱憎纠缠。福泽谕吉以两度游历的浮光掠影，从欧美取回了船坚炮利的强国梦想；深入西方世界的冈仓天心，看到的却是物欲横流、精神躁动的危机。他感慨道“当日本沉浸在温柔和平的艺术之境，他们（西方，下同）习惯于称其为粗野蛮夷；当日本在满洲战场上大举杀戮，他们却转而称赞她为文明之邦”。唯有美术家以纤细敏感的心灵，才能体会到其中的荒谬，才会有“应该将东方精神观念深入到西方”的想法。而福泽氏那样脱亚入欧论者，或者后来中国的全盘西化论者，都只要西方的称赞，并不理解何谓文明。

但是，冈仓天心也不是愤世嫉俗的东方主义者，他所称赞的东方信仰是以审美的尺度细细裁量过的。他用了很大的篇幅细细叙述了茶在中国的起源、发展、传播，如数家珍般地讲述了陆羽的茶经、儒道释对茶文化的影响，对古代中国文明灿烂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但是，对同时代的中国人，他的批评极为沉痛：“对晚近的中国人来说，喝茶不过是喝个味道，与任何特定的人生理念并无关联。国家长久以来的苦难，已经夺走了他们探索生命意义的热情。他们慢慢变得像是现代人了，也就是说，变得既苍老又实际了”。

其中，“现代人”三字尤为醒目。冈仓天心与从未来过中国的福泽不同，他多次深入中国考察，发表过“中国如同欧洲，没有通性”、“中国南北文化差异论”等洞见。他深知彼时的中国，并非福泽氏想象的那样“恋恋于古风旧习，与千百年前的古代无异”。他深知成为“现代人”，正是当时中国社会孜孜以求的目标。“他们手上那杯茶，依旧美妙地散发出花一般的香气，然而杯中再也不见唐时的浪漫，或宋时的礼仪了”难道不是几代中国人的追求吗？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一样，都要富国强兵、都要变法图强，都追求船坚炮利、扬威世界的进步。只是日本成功了，而中国遭遇挫折。若境遇调转，无非是中国的大人物洋洋自得地对日本说“谢绝恶邻”吧。甚至百年后的今天，这种“现代人”的追求仍然占据了中国社会意识的主流。但，冈仓氏不以为然。他所嘉许的东方，是“唐的浪漫、宋的礼仪”，是儒家的理性、道家的超然，是禅宗的灵性，是利休的决绝。冈仓天心并非否定富强、西方与文明，但是在他看来，失去了美的信仰，那些“现代人”的成就也没有什么可称赞的地方。

对同胞中的“现代人”，冈仓天心也不回护，批评得更为凌厉：“我的部分同胞被你们（指西方）的风格与礼仪过度同化，满以为有了硬领子和高帽子便能收获西方的文明”，冈仓氏称之为“可悲可鄙的造作之人”，“造作”二字实在是用的精准。

冈仓天心对“现代人”，拔出了祖佛共杀的利休宝剑，这才是他谈茶的真意。在美的信仰里，美是唯一的尺度，无所谓东洋西洋、中华天竺，也无所谓古今之别。人之所以卓然于世，正是因其有永恒的灵性，有超越生命的追求。若只是汲汲于一时的功利、一时的强横，与虎狼何异？冈仓天心的可贵之处，就是在那个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的峥嵘岁月里，保存了美的信仰，保留了现代日本与唐宋中华、与茶圣利休的灵魂连接。这对“现代人”的中国有着怎样的启示？

（作者：关不羽，系专栏作家）

吸尽松风不意尘——闲话日本茶道三宗匠丨中国古典家具

茶源自中国，东传日本，成为日本茶道。日本茶道中有禅，有点茶仪式，充满细腻和谐的美感，成就许多流派，流传至今。

日本茶道中三位宗匠的故事，值得一说。分别是：村田珠光、武野绍鸥和千利休。

千利休的故事，从他逝世的一幕开始。

1591年2月28日夜，日本京都沛然大雨，雷电交加。在聚乐第的一处邸宅内，千利休一身素白装束，端坐榻榻米上。他神情专注地制好一碗茶，双手捧起，奉给对坐的武士，道：“且先饮茶，余事稍待莫急”。武士是丰臣秀吉派来，将在他奉茶后取其首级回去复命。利休奉茶毕，取来纸笔，写下辞世诗：

人生七十，砥砺几多。

吾这宝剑，祖佛共杀。

青锋本具，而今出鞘。

就在此时，吾命抛天！

千利休，生于日本战国时的堺市，日本“茶圣”。日本茶道，由村田珠光开创“草庵茶”始，到武野绍鸥深化，再由千利休集成，一脉相承。千利休承袭珠光“草庵茶”精神，彻底涤荡茶事奢华，使茶回归淡泊自然。

千利休书法

有弟子问：“茶之精髓为何？”利休答：“制之使其美味，备炭使水沸腾，冬有暖意夏清凉，插花有野花生气，拿捏时机，用心细微，待客至诚。”这就是著名的“利休七则”，平常物事中有非常学问，须用心至诚，才能体味非常之道。

位于日本京都的千利休“待庵”茶室

利休对茶满怀尊重。他的茶室“待庵”素朴简约，室内只有榻榻米和挂轴，入口狭小低矮，武士们需卸下佩刀，低头弯腰，方得入内——意在进入茶的世界，请先褪去尘俗。

利休与一代枭雄丰臣秀吉共生一个时代，作为秀吉内阁的“茶头”参与政事。丰臣秀吉原是织田信长手下一养马人，因形容猥琐被戏称“猴子”。在极讲究名门渊源的古代日本，出身低微而成“太阁”的丰臣秀吉要稳固统治并非易事，于是他奉名满天下的利休为师，一来为笼络茶界文人，二来也为显示自身品味。

但丰臣秀吉好大喜功，穷奢极欲，而利休则内敛自守，以简约为尚。秀吉学茶，就建一座黄金茶室，搜罗名贵茶器置于其中，利休则筑草木为屋，用常见的竹子和黑瓷为器，更注重茶本身。

千利休自制的饮茶竹子杯

江户时期日本黑釉茶道碗

秀吉听闻利休庭院里牵牛花盛开，对利休说：“一边赏花一边品茶，实是极畅快之事。”次日，秀吉趾高气扬而来，却见利休院中牵牛花已尽数砍掉，只剩一片荒芜。秀吉气鼓鼓推开利休茶室之门，乍然间，只见素朴的壁龛上正插着一枝艳丽的牵牛花——意在若真懂花，这一枝就够了。秀吉又要利休总结一套世上只有他们两人会的“茶事秘法”，利休指点秀吉一些方法后，对他说，还有一个是最根本的，秀吉请教，利休说：“那是心的自由本性”。

丰臣秀吉有志于品味而学茶，可在与利休的对话中却显得没品没味。最终，他恼羞成怒，给了利休一个“莫须有”。

利休出资为京都大德寺修山门，寺方塑利休木像于门前表示感激。秀吉便借题发挥：“我秀吉要通过山门还得对你利休抬头仰望，简直无礼之极”，命利休在家“反省”，不久，又令他剖腹自杀。

许多人劝利休向秀吉请求宽恕，但他拒绝，理由是：“茶被诠释为铺张奢华，被当做权力的道具，这是对始祖村田珠光和我师武野绍鸥的绝对否定。我若低头，是对前辈，也是对茶的侮辱”。

日本战国是人心唯危的乱世，千利休在混乱尘嚣中守住内心天朗，最后用生命捍卫了茶道“和敬清寂”的尊严和美感。

村田珠光是千利休老师的老师，日本茶道始祖，著有名篇《心之文》，第一个把茶和修心结合，开创“草庵茶”，赋茶以道的内涵。日本茶道有“四规七则”，其中“四规”就是珠光倡导的“谨敬清寂”，后来千利休改掉一字，成“和敬清寂”。

珠光生活于室町时代，生卒年在中国明永乐二十年到弘治十五年。或许跟爱喝茶有关，他足足活了八十岁，这在“人间五十年”的古代日本，是罕见的长寿。

茶叶东传日本，源于念念不忘把中国文化在彼国“复制粘贴”的日本禅师的努力。最早是唐时僧人永忠和空海把茶种带回日本，然后宋朝时的荣西和尚两度来天台山学禅，又带回大量茶树和茶具。荣西还用汉字撰写《吃茶养生记》，大力提倡饮茶，使种茶、饮茶在日本普及，荣西也被誉为日本陆羽。

从荣西到村田珠光，历史已走过两百多年。有趣的是，这位日本茶道始祖，也是个和尚，而且还是个很好玩的和尚。

珠光11岁便在奈良净土宗寺院出家，但他天性洒脱，不守清规戒律，整日只与武士斗茶为乐。寺方忍无可忍，终于在他20岁那年把他赶出寺门。被驱逐的珠光开始在日本各地流浪，25岁时来到京都，自己结庐为居，称“南星庵”，虽不能纵情斗茶，日子也过得清闲有趣。

30岁时，珠光来到著名禅寺——京都大德寺，成了住持一休宗纯禅师的弟子。这个一休宗纯，就是那位可爱的一休和尚，彼时已是八十多岁老人，不料因缘际会，晚年竟收了珠光这个和自己秉性相似的弟子。从此，村田珠光便在一休指导下开始禅修，命运也发生了急剧转变。

一休禅师《兰花》立轴

一休教珠光非常严格，每天让他长时间打坐。可珠光每次打坐都会鼾声大作，不知不觉进入梦乡，一休怎么训斥都没用。珠光于是就在禅室中放置茶具煮茶，每当困意袭来，就急饮一大碗茶以振作精神，继续打坐——许多人相信，这就是日本茶室的开始。

此后数年，村田珠光一心精进于禅和茶的世界。随着悟境越来越高，对茶的理解也日益深入，终于契入“佛法本在茶汤之中（珠光语）”的境界。作为对珠光开悟的印证，一休把所藏中国禅宗大师圆悟克勤的《印可状》授予了他。自此珠光声名远播，41岁时，作为茶师被第八代幕府将军足利义政请入皇室。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圆悟克勤禅师《印可状》

在足利义政支持下，珠光开始改造日本原有的讲究铺张和排场的“书院茶”。他建了座只有四张半榻榻米大（约7.29平方米）的茶室，称为草庵，把喝茶由书院移到那里，并现场煮茶。单独隔绝出来的茶室，清净简约，把茶摆到重要位置，使喝茶脱离世俗，着重培养饮茶人的内心。

日本茶具

对于茶器，珠光主张“和汉无境”，反对一味追求中国名贵茶器，倡导用本土竹木制作茶器。他有一句名言叫“名马栓在草屋之侧”，意为好茶亦在平常器物中体现。村田珠光创立的茶事，就是“草庵茶”，是日本茶道的发端。从珠光始，日本茶便有了浓浓禅风。

武野绍鸥是村田珠光再传弟子，公认的茶道大师。他又是连歌诗人，一生培养茶道门徒无数，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家喻户晓的千利休。

绍鸥出生堺市，是家中长子，父亲信久经营皮革生意成富商，母亲名松，是虔诚的佛教徒。夫妇俩婚后长期无子，松便朝夕向地藏王菩萨祈祷，终于迎来灵儿，彼时信久已经四十六岁。

绍鸥聪明伶俐，异于常人，信久觉得儿子将来若像自己经商太可惜，于是在绍鸥成年后把他送上京都，花钱为他谋了个官职。但绍鸥对做官不感兴趣，私下跑去跟当时的第一古典学者三条西实隆学连歌，同时还跟著名茶人藤田宗理学习茶道。

这位藤田宗理的师父，便是村田珠光。绍鸥出生那一年恰逢村田珠光去世，两位出色的茶人一来一去，没能呼吸于同一片时空。

受藤田宗理茶道影响，绍鸥立志成为优秀茶人，于是在三十岁时剃发出家，成为一名僧人，开始参悟佛理。后来又到大阪南宗寺，跟随住持大林宗套禅师参禅，号“一闲居士”，从此与村田珠光一样，成为一名禅僧。

绍鸥继承珠光草庵茶并改造阐发。他用木头和竹子创作一系列独特茶具，称为“侘道具”。在茶室方面，他取消了原本贴在墙上的墙围子，最自然展现茶室本身的美感。作为连歌诗人的他，也写过一首连歌描述草庵茶意境：“放眼处，花与红叶，了无影踪。海边草庵，笼罩秋暮。 ”

日本明治时期 五彩花卉纹钵形茶盏

与珠光不同的是，绍鸥家是堺市首屈一指的豪商，因此他不惜重金，收集了大量书画古董和名贵茶器，包括天目茶碗和高丽茶器，以及雪舟名画和一休禅师的书法。绍鸥家藏俨然当时日本的艺术馆，他曾对弟子千利休说：“尽览天下经典，能培育茶道慧眼，但有机会，就要端坐于名品之前。”千利休成为绍鸥弟子时才十八岁，并且终生奉绍鸥为师，培养了重要的艺术鉴赏力。绍鸥弟子众多，除了千利休，还有今井宗久、津田宗及和松永久秀等著名茶人，这些茶人，后来都被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内阁奉为“茶头”。

武野绍鸥集茶人、禅僧、连歌诗人和豪商身份于一身，是日本茶道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1555年绍鸥辞世，他参禅的师尊大林宗套便为他写下一首赞偈云：

曾结弥陀无碍因，宗门更转话机轮。

料知茶味同禅味，吸尽松风不意尘。

茶是个奇妙的东西，它到哪里都入乡随俗，可与任何文化结合。日本茶道中所谓“闲寂”与“侘”，实际是把茶演绎为洁净人心烦恼的一碗甘露，崇尚简单清净的禅的意境。

正如岗仓天心《茶之书》中所说，日本茶道，其一切表现，都围绕禅的精神展开，从茶室安排，到庭院设计，再到喝茶程序与礼仪，都是诠释禅的理念。也正如这三位日本茶道宗匠一般，日本茶道的历代大师，首先都是禅的弟子。

总编丨邓雪松

主编丨林育程

执行主编丨程香

本期作者丨王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