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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刘绍周忙碌于服务旅俄华工同胞时，伟大的十月革命爆发了。这场革命为刘绍周的人生，以及他所领导的中华旅俄联合会揭开了新篇章。

十月革命带来的新机遇

1917年11月6日傍晚，列宁被秘密送到彼得格勒的斯莫尔尼宫，第二天在这里指挥发动了震惊世界的革命。斯莫尔尼宫也由于是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总指挥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以及彼得格勒苏维埃总部，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

斯莫尔尼宫其实是一所建于1806至1808年的贵族女子学校，地处斯莫尔尼区，位于城市中心区域的东侧，藏身于涅瓦河河道急转弯的左岸。

天蓝色的斯莫尔尼大教堂

如今，斯莫尔尼区属于政务区，相比其他区域，行人稀少。斯莫尔尼宫是圣彼得堡市政府所在地。一座列宁雕像伫立在宫殿前的庭院之中，大楼里当年列宁使用过的一个房间被辟为纪念馆，其余的空间都已成为办公场地。

仿佛是命运的安排，刘绍周和新婚妻子——波兰裔俄罗斯人柳德米拉当时的住所距离斯莫尔尼宫只有500米左右，蜜月中的他们近距离见证了革命的全过程。而且，在接下来的岁月中，不论是作为联合会会长，还是1919年成为彼得格勒市苏维埃委员后，刘绍周的身影屡屡出现在斯莫尔尼宫。

十月革命胜利后，刘绍周立即同新生的苏维埃政府各相关部门联系，重新商议救济华工事宜。在交往中，他感受到政府各部门对联合会的热诚帮助，体会到包括列宁在内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对华工的关心和惦记。这些让刘绍周进一步认识到，自己当初的选择没有错误。联合会在1918年底更名前，开展了大量工作。

在联合会协调下，1918年3月和5月，大约3000多人分两批乘火车回国。5月25日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后，西伯利亚交通断绝，陆路运输被切断。联合会曾试图联系海路或中亚路线运送，但没有成功。

联合会还得到苏维埃政府粮食部门的信任，从1918年春季起给彼得格勒华侨发放购粮证明，这充分显示出苏维埃政府对华工处境的关心。当时苏俄内战形势严峻，加上严重饥荒，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彼得格勒很多华工并没有办理固定户口登记手续，考虑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刘绍周尽量亲自动手。他埋头苦干，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登记。

受工务人民委员会委托，刘绍周负责起草了关于华工享受平等待遇的文件，经审查修改后成为政府的正式文件，并对在俄国的所有外国工人都有同等效力。《消息报》1918年3月7日刊发了这份文件，其名称为《工务人民委员会关于外国工人的决定》。苏俄内战期间，这些规定在苏俄政府控制区得到贯彻执行。其主要内容包括：

雇主或包工与工人之间所订的合同，凡与苏维埃政府颁布的法令及工会规则有所抵触者，一概作废；原有的包工制度，完全取消；将愿意回国的工人遣送回国，对愿意留在俄国工作的工人通过主管机关安排工作；留在俄罗斯工作的工人应在工资、工时、医疗、保险各方面享受与本地工人同等待遇。

圣彼得堡的冬天

1918年3月，苏维埃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由于工作需要，刘绍周奔波于两个城市之间。为此，政府发给他全国通用的公务免票证明，给他和联合会提供了极大便利。

洪流中的变革

1918年以后，刘绍周和他所领导的联合会都发生了变化。联合会由一种群众性救济团体发展成旅俄华工自己的革命组织。刘绍周则从一名热血爱国青年成长为早期活跃在国际运动舞台的中国代表。

俄国国内战争爆发和中国公使馆撤离，让原本就困难重重的刘绍周和联合会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1918年2月，中国北洋政府追随其他协约国，决定从苏俄召回使节。26日，刘镜人公使一行启程回国，只留下二秘李世中、随员李宝堂留守。当时，刘公使安排李世中“看守案卷”，李宝堂“照料华工事务”。或许是他预料到，关键时刻两位留守馆员靠不住，所以在启程前一天给了刘绍周一份委任书，说明中国公使馆委托中华旅俄联合会总会会长刘绍周保护中国公民的利益。遇有必要时，可以请丹麦驻俄使馆予以协助。

果然，李世中、李宝堂随后不久便借故离开了危机四伏的苏俄。

旅俄华工作为近代中国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最先觉悟。十月革命爆发时，一些华工汇入革命洪流，有的参加工人赤卫队，有的成为红色近卫军成员，担负起保护列宁、托洛斯基等苏俄领导人的艰巨任务。国内战争打响后，滞留华工更是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很多人积极响应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参加红军，拿起武器奔赴前线，浴血奋战。

在这样的革命潮流下，1918年12月“中华旅俄联合会”召开第二次大会，决定改名为“旅俄华工联合会”。刘绍周被推举为会长。这次改名体现联合会成为华工自己的革命组织。

《红色近卫军》（1919年）

苏维埃政府非常支持联合会的工作。由于此前北洋政府撤回公使，苏维埃政府建议旅俄华工联合会进驻中国驻俄国公使馆原址办公，承担维护旅俄华侨权益。1918年12月24日，旅俄华工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会迁入原中国驻俄国公使馆。

走进这里办公的刘绍周，一定会想起一年多前与刘镜人公使的那次见面吧。

进驻后没有几天，刘绍周收到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的请求，希望联合会能办一份中文报纸。这主要是由于军事指挥部门考虑到很多华工参加红军，认为有必要办一种中文刊物，而外交人民委员部也认为此事刻不容缓，于是请联合会协助。

《大同报》

尽管艰难，刘绍周还是努力想出了解决办法。报纸取名为旅俄华工《大同报》。绝大部分内容节选本地报刊的重要文章和消息，由他口述，联合会一名中文较好的干事用中文记录。其余内容则由两人共同编制。材料编好后，那名干事工工整整誊写在大纸上，之后送印刷厂用石印出来。报纸出了大约40至50期，每期大约2000到3000份。

1920年6月18至24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刘绍周在22日所做的报告中，阐述了联合会的主要任务，即“组织中国工人，在他们中间宣传主义，以及让中国工人返回家园”、领导文化教育事业、宣传工作以及在俄国出版两份中文报纸。

《消息报》1920年6月30日是这样报道联合会“三大”的：

觉悟起来的中国人所面临的形势是，积极探寻一条能够使中国摆脱悲惨处境的正确道路。群众们的关注点集中在了拥有丰富经验的中国革命领袖身上。（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同志在6月22日的会议上发了言……

在旅俄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刘绍周继续被选举担任会长，成立由12人组成、领导旅俄华工组织的中央机关。大会闭幕次日，“俄共（布）华人中央委员会”成立。该组织作为俄国内的一个机构，在俄共（布）中央领导下工作，7月1日刘绍周获批成为该委员会委员。

《消息报》

在带领旅俄华工联合会发展的同时，刘绍周个人也不断成长。

从1918年开始，刘绍周先后3次受到列宁接见。1919年11月19日，列宁第二次接见时，特地从刘绍周那里要来苏维埃政府给他颁发的证明书，并在已有文字后面用红笔亲笔做出批示并签名，批示内容为“务请所有苏维埃机关和主管人员对刘绍周同志予以一切协助”。

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刘绍周两次参加国际大会。1919年3月，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隆重举行。由于当时中国尚未成立，苏维埃政府邀请刘绍周和张永奎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名义，代表中国工人列席会议。

文国璋《无限关怀》（油画）

1920年7月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刘绍周作为“俄共（布）华人中央委员会”代表列席会议，随后参加了殖民地问题委员会。

辞职回国 续写传奇

1920年6月下旬，旅俄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刚开完，刘绍周便得知苏维埃政府不打算接待当时“不请自来”的中国北洋政府张斯麂将军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为促成两国政府间正式接触，刘绍周特别给列宁写信说明情况并最终促成此事。

当1920年9月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联合会参与了大量接待工作。此时，刘绍周从代表团得知中国政府已决定设立莫斯科总领事馆，新任总领事将很快赴任。他认为联合做的大量侨务工作属于领事馆的业务范畴。于是，他向联合会辞去会长一职并决定回国。

11月1日，为了赶回彼得格勒安排代表团接待工作，刘绍周从莫斯科搭乘火车。途中遭遇列车出轨，刘绍周受了轻伤。随后，他便向张斯麂提出携家眷随同代表团一起回国。获批后，他于11月18日启程，12月中旬到达满洲里。在满洲里，地方当局盘查甚严，刘绍周被认为是“红党”，代表团成员替他说情后才得以入境。

在满洲里火车站，刘绍周与瞿秋白不期而遇。当时，瞿秋白为了解苏俄十月革命后的真实情况，应聘北京《晨报》社赴俄特约记者，准备搭乘中国驻莫斯科新任总领事专列赴俄。就是这一面之缘，刘绍周给这位中国早期领导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瞿秋白在《俄乡纪程》中曾描述，“和张斯麂中将同回国的，还有一位旅俄华工联合总会会长刘绍周。他是在俄留学生最出色的一个人才”。

刘绍周

从1917年年初决定投身到服务华工的事业之中到1920年11月离开，是青年刘绍周的高光时刻。他不知疲倦、热情洋溢，带领着一手组建的联合会，不仅实际承担了中国驻俄国公使馆的大量工作，安置失业华工，运送华工回国，为在俄国工作的华工争取政治、经济上的平等权力；还在旅俄华工中开展了广泛的、卓有成效的政治宣传工作，完成了动员、组织广大旅俄华工保卫新生苏维埃的国际主义使命。他本人，也得以与那个时代最伟大、优秀的人并肩合作。

刘绍周服务华工的经历至此告一段落，但他的传奇并没有结束。由于与本系列主题关联不大，仅对他回国后经历简要描述。

回国后，刘绍周改名叫刘泽荣。他原计划去北京，但因北京政府与奉天当局拟以“从事过激党的活动”罪名逮捕他，于是改名并留居哈尔滨，在中东铁路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俄语教授、西南联合大学俄语教授。1940年6月，他赴苏担任使馆参赞。1945年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1940年6月，随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赴莫斯科担任参赞。1949年9月支持陶峙岳起义，参加新疆和平解放。全国解放后，他接受周恩来总理聘请担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法律顾问，是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经陈毅、阎宝航介绍加入中国。

刘绍周妹妹刘珊珊

刘泽荣掌握英、法、德、波兰、希腊、拉丁等多种语言，特别是俄语造诣深，方言、俚谚和行话无不通晓。他早年出版的汉俄对照著作《俄文文法》，是三四十年代学习俄语者的案头常备书，1960年8月主编出版的《俄汉大辞典》至今仍是重要工具书。刘泽荣还研究法学，出版《领海法概论》一书，是当代著名外交家、国际法泰斗厉声教的老师。1970年7月18日，刘泽荣病逝于北京。

有“学贯中西的一代大师”之称的厉声教曾在2016年这样评价自己的恩师：

刘泽荣以书生之身，虽客居异国，而能创办“中华旅俄联合会”，救济在俄华工，可谓心怀天下，有济世之才。他以韶华之年，而能成为旅俄华侨和华工的唯一全权代表，作为中国工人代表参加国际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并获伟大导师列宁3次亲切接见，亦堪称独领风骚，一时无伦……他如春风化雨般的人生，不仅泽被后世，更是动人传奇……

文/韩显阳

素材来源/韩显阳

责编/林风

编辑/千里、海哲

插图/千里

统筹/南客

来源： 破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