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生之路2改名指令(求生之路2改名)

时间:2023-10-27 03:21:41 来源:网友上传 编辑:脾气很大

连夜改名,紧急撤档,只等到「抢先版」

最近这段时间,电影电视剧都支棱起来了。

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就在《狂飙》一路狂飙刀刀致命的同时,迷雾剧场也终于不再拉胯,上线了一部非常“好看”的悬疑剧,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平原上的摩西》

剧集改编自双雪涛的同名小说,此前小说曾被改编成电影,没错,就是周冬雨和刘昊然主演的那部。

奈何,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电影的上映之路颇为波折,改名成了《平原上的火焰》不说,到现在也没能与观众见面,反倒是这部较晚拍摄的剧集率先登场了。

该剧由拍摄过《八月》《下午过去了一半》的青年导演张大磊执导,董子健、海清、邱天、董宝石等人主演,一共只有6集。

在第7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它成功入围剧集单元,成为史上首部入围国际A类电影节的华语剧集。

剧集所讲述的故事十分简单,我先概括性和大家说一说好了。

海清饰演的女主名叫傅东心,是一个文艺青年,上世纪80年代,她在相亲中结识了由董宝石饰演的庄德增,当地卷烟厂供销科的科长。

虽然庄德增是个糙人,两人算不上什么情投意合,但还是很快就结婚了。

傅东心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我平时爱看看书,画画画,不喜欢被人打扰,只要你不嫌我胡思乱想,我们就能一起过。

一晃几年过去了,两人的儿子庄树已经小学三年级。

夫妻俩的生活可以用死气沉沉来形容,你根本看不出傅东心有多爱庄德增,两人交流非常少。

而同样的,对于庄树,傅东心似乎也不怎么上心。

庄树总是调皮捣蛋,但傅东心也几乎懒得教育,那种感觉,仿佛庄树就不是她的亲生骨肉,完全没有母子间的亲切感。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邻居李守廉独自抚养的女儿李斐,倒是颇受傅东心喜爱,被她收为了徒弟。

原因无他,李斐聪明早慧,是个颇有灵气的小女孩,爱吹笛,喜欢划火柴看火,与傅东心有那么一点灵魂相投的意思。

转眼来到1996年,适逢国企改制,庄德增抓住了机遇,承包旧厂赚了不少钱,而李守廉则下岗失业,开始为生计奔波劳碌,生活非常艰难。

有一天,因为看到卖茶叶蛋的被欺负,李守廉没忍住打抱不平,得罪了那帮人,父女俩由此选择了搬家。

而同样是在这段时间,当地还发生了两起命案,包括啤酒厂厂长和妻子在家惨遭杀害,出租车司机被劫杀烧车,一时间人心惶惶。

警方分析,两起案件的凶器相同,致死方式相同,足迹也吻合,应该是由同一人所为。

于是,为了抓到凶手,警察蒋不凡决定伪装成出租车司机,寻找嫌疑人。

几个月后,因为一场足球赛,庄树与李斐重逢,两人约定平安夜到郊外玉米地放烟火。

那天晚上,为了赴约,李斐便假装生病,装了一罐汽油在包里,让李守廉打车带着自己去诊所。

没承想,司机正是蒋不凡假扮的,因为闻到了车上的汽油味怀疑起李守廉,他还与李守廉发生争执。

最后的结果是,蒋不凡死亡,车上的李斐遭遇车祸而残疾,李守廉则带着她开始逃亡。

打那以后很多年内,庄树都没能再与李斐相见。

时间来到1999年,未能考上高中的庄树因为一次打架斗殴,认识了一个非常好的辅警。

后来,这个辅警遭人报复而牺牲。

这给庄树带来了极大的触动,令他终于想清楚要干什么,他决定考警校,当警察,从此干点对自己和别人都有意义的事。

2003年,庄树顺利从警校毕业,加入了刑警队,跟着老警察赵小东查案。

在这个过程中,赵小东总是会问罪犯同一个问题,1996年的平安夜你在哪儿,目的是找到杀害蒋不凡的凶手。

然而,每一次他所得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直到2007年,两名城管被杀害,其中一名的尸体上,发现了蒋不凡当年丢失的枪里的子弹,一切才终于有了点眉目。

原来,李守廉的确是枪杀城管案、蒋不凡案的真凶,但杀害啤酒厂厂长夫妇和其他出租车司机的,则是一个名叫赵庆革的人。

在剧集的结尾,庄树终于在湖上见到了李斐。

两人回忆着过往,李斐讲述了当年平安夜发生的一切,激动之处,她掏出一把枪,对准了庄树。

哪知道,就在庄树掏出一张幼时共同记忆里的平原烟盒,试图安慰李斐的时候,湖畔那边,警察的一枪击中了李斐,那里还有被按在地上的李守廉。

一切的一切,就如此悲剧地结束了。

6集看下来,我必须得说一句,这部《平原上的摩西》是部非常挑人的剧。

如果你喜欢悬疑刺激,想要看快节奏的剪辑、大尺度大特写的画面、层层反转的烧脑剧情,那么它或许无法满足你。

整部剧中,中景远景居多,你看不到任何一点暴力血腥的镜头,所有冲突与杀人的过程,都在画面之外,冰冷沉重,提供不了一丝的快感。

不夸张的说,哪怕二倍速看下去,你都有可能看得困到不行。

相反,如果你看过《八月》,喜欢张大磊对90年代的记忆重现,被他的视听风格所打动,那么这部《平原上的摩西》应该非常适合你。

整部剧集的叙事节奏非常缓慢,其重点也并不是推理追凶,剧中的案件本身是工具性的存在,它的本质是勾勒起旧时代的线索。

于我而言,剧集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对旧时代的高度还原。

这种还原,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

一个是对物件、器具的全面再现,一个是对日常生活不厌其烦地细节呈现。

柜子上的暖壶,电视上播的节目,满大街的二八大杠顿,歌舞厅里沉醉的人群,校园里的广播,工厂里的食堂……

如此种种,通过大量的长镜头和空镜头,以及充满诗意与纪实性的运镜处理,剧集不仅仅唤醒了我们曾经的记忆,更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时代,非常具有沉浸感。

而平静内敛之下,剧集所传递出的是一曲哀伤沉重的悲歌,关乎时代,更关乎在时代里沉浮的那些被遮蔽的个体。

在国企改制之前,人们以厂为家,生活在厂子分配的房子里,人与人之间没有变得像今天这样原子化,彼此充满着人情味。

虽然相对贫瘠,但有一种安稳的幸福。

然而,当国企改制到来,也许有人像庄德增一样把握了时机,获得了财富,但更多的人则是李守廉那般下岗失业,成为了改革中的代价。

生活的艰难,社会的不公,以及不怎么好的治安环境,让很多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李守廉是,赵庆革也是。

你能想象吗?

赵庆革杀了那些个出租车司机,其实没抢到多少钱,不过是50块钱+一把梳子。

这性价比,在今天看来,属实是有点过于低了,但在那个年代,却是时有发生的事。

同样成为时代代价的,其实还有傅东心。

她的爸爸曾经是名教授,后来在特殊的年月里遭到批斗,那时庄德增正年少,他不仅打聋了傅东心的爸爸,还令傅东心的叔叔丧了命。

傅东心对他的疏远,或许有精神层面的差异,更重要的原因,还包括得知了庄德增曾经的恶行。

这一点,或许也是她不怎么看重庄树的缘由所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从小淘气打架的庄树,就如同是庄德增的翻版。

所以,剧集临近尾声之时,傅东心做了一个决定,与庄德增从多年的分居,走向彻底的离婚。

讲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剧集对于小说的改编。

或许是因为审查之类的顾及,剧集对于不少重要信息都没有明说,如果没看过小说,你可能甚至有点不太理解。

就比如,庄德增在疯狂年代打人这件事。

剧中的处理,就只有傅东心与李守廉的一段对话,当时李守廉说了这么一句话:那些年,有几个人知道自己在做啥呢!

同样的,李守廉为卖茶叶打抱不平的事,小说中明确写着,来找事的是一些穿着制服的人,可在剧中却给省略了。

如此种种的操作,就让剧集成为了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对于非原著粉来说,多少有些不太友好。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改编,我也有点想法。

小说的结尾,是开放式的,并没有说李斐中枪,原文是“烟盒在水上漂着,上面那层塑料在阳光底下泛着光芒,北方午后的微风吹着她,向着岸边走去”。

就我个人而言,比起笃定的悲痛的结局,我还是更喜欢原著的处理一些。

事实上,剧集对原著最大的颠覆,其实是叙事视角。

原著所采取的,是多视点人物写作手法,通过每个人物的内心独白,来串联起整个故事的前后始末。

而剧集中,或许是影视化的表达逻辑,进行了一翻梳理,以时间线来进行展开。

这本身并没有问题。

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由于重点总在不同人物间转移,涉及到的人物又很多,就难免导致观看的过程中有点无法聚焦,同样增加了观剧的门槛。

必须承认,剧中种种作者化的呈现,在快节奏的今天是一种难得的勇敢,非常值得鼓励。

但本着对小伙伴们负责的心态,我仍然要提醒一句,如果你想看的是类型化的剧集,那么这剧真的满足不了。

作品有高低,喜欢无对错。

我的态度其实很简单,无论商业的还是艺术的,只要是在努力出精品,而不是圈钱糊弄人,那么不管什么风格的作品,我们都应该予以支持,让大家都有进步和发展的空间。

认同我说的,就点赞、关注支持一下吧!

今天就到这里!

拜了个拜!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沼泽

湃书单|澎湃新闻编辑们在读的14本书:你的夏天还好吗?

夏天过去了,你的夏天还好吗?有没有读到什么好看的书?

《风痕:我与性社会学互构》

潘绥铭/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9月版

推荐人:杨小舟

推荐语:

但凡关注过中国性别研究发展历程的读者,翻开这本书都会有怀旧之感。

这本书是作者的学术研究回顾,以年代为序,有一点立此存照的意思。但如果仅仅是罗列发表过的研究成果,还不值得拥有。作者是个实在人,他写道:

这20年的研究和宣讲,使我有些不知天高地厚。我以为这个问题是可以放开说的。现在这本书我要克己复礼。第一,我要不厌其烦地罗列出我和我的团队所做过的那些实地调查,虽然不再写我们的发现与感悟,不再对社会问题发声,但是仍然足以给社会调查的历史留下一些足迹。第二,我要分析,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论,以便日后的学者早日走出道德议论的老套路,在知识生产中有新的建树。第三,我要多写那些在以往发表的专著和论文里没有呈现的情况,尤其是我和我们团队在研究之外做的事情。

比如,在谈到中国性革命是否西方的翻版时,他写道:

对于任何一个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民族来说,“全盘西化”根本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在思考自己的价值理论夹在西方理论和本地原教旨主义之间如何自处时,他写道:

我们必定是两面不讨好,必定是边缘+少数+异端。我们乐在其中却又不甘寂寞,我们面对现实却又胸怀大志,我们迫不及待却又从长计议。

正是这些论文之外的“碎碎念”让人读得津津有味。当然还有很多不便剧透,阅读的乐趣就在于此,不足为外人道也。

《花粉症与人类:让人“痛哭流涕”的小历史》

【日】小盐海平/著 吴昊阳/译,科学普及出版社/中国原子能出版社,2023年1月版

推荐人:彭珊珊

推荐语:

对于过敏性鼻炎患者而言,看到这本书,那熟悉的感觉就来了:连续的喷嚏、持续的鼻涕、眼睛红肿流泪……真是 “痛哭流涕”。可惜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本书作者所讨论的花粉症,既不会出人命,也不会传染,所以即使患者本人十分痛苦,医学界对此也并不上心,迟迟没有研究成果。最后下决心揭示“痛哭流涕”病因的,是一帮自己就是花粉症患者的医生。事实上,我见过一些过敏性疾病的资深医生,自己也是患者或患者家属。他们的感同身受令人感动,又忍不住觉得辛酸好笑。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人类迟至20世纪初才意识到花粉症是一种过敏性疾病。此前,从“玫瑰伤寒”到“夏季卡他”,从古代到中世的人们对这些不明原因的眼泪和鼻涕有过各种荒谬的解释,直到1870年代,医学界才确认这些症状的罪魁祸首是花粉。后来,人们又发现除了花粉之外,还有人对灰尘、宠物、鸡蛋、鱼贝、金属、硅胶……过敏,不禁怀疑人类才是出问题的那一方!

大约在最近一个世纪,免疫学家和临床医学家才达成共识:过敏不是单纯的免疫系统缺陷,而是身体为了应对来自外部环境、生态系统的伤害而产生的防御反应。于是,过敏性疾病的历史,与其说是医学史,不如说是环境史或者文明史的一部分。本书作者在这方面做了精彩的诠释,不仅如此,他还将小小的花粉症写进了思想史和经济史。

花粉症曾被当作贵族的象征,是英国的“贵族病”,美国富裕白人阶层的时兴疾病。花粉症甚至还带来了巨大的商机——“每年8月中旬,数以千计的(美国)花粉症患者纷纷跑到白山、纽约州北部等地避难”。“这些花粉症难民住在豪华度假区,远离城市喧嚣……不由得对普通的美国老百姓生出了一股莫名的优越感,觉得自己是布尔乔亚特权阶级。”1876年的一份调查报告认为“城市精英阶层长期从事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导致的神经衰弱引发了花粉症”。“现代文明导致人们神经衰弱,让人对气候、食物、药物等刺激源反应过度。”当然,这个调查被认为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它的调查对象全都是到高级度假区躲避花粉的富人。事实上,同一时期的另一个调查显示,蓝领和白领的花粉症患者人数相差无几。然而,庶几从那时开始,人们已经意识到疾病是人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昭和日本对花粉症的“憧憬”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日本人会得花粉症吗?这意味着日本人是否能与英国贵族、美国新贵相提并论,并把花粉症与民族性联系起来。昭和知识分子怀着不安而期待的心情开始了调查研究,但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日本本土没有报告一例花粉症患者。仅仅二十年后,形势就发生了巨变,杉树花粉症席卷而来,成了大众病,成了日本人的身份证。到2016年,调查结果显示,几乎每两个人日本人就有一个花粉症患者。甚至,“曾经以文明病的身份出现在现代人面前的花粉症,现在已经是世界范围的公害病了”。其中的原因机制说起来很复杂,但回首人类史,人类过分干预自然,导致生态系统失衡,某种特定的植物在机缘巧合之下跨越国界、野蛮生长,人类与自然本来良好的关系出现了裂缝,这大概是我们从花粉症的“小历史”中可以读出的“大历史”。

《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

【美】巫鸿/著 施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1月版

推荐人:黄晓峰

推荐语:

本书从空间性、物质性、时间性三个比较观念性的角度,阐释了中国墓葬艺术从史前一直到宋辽金这漫长时段中的历史变迁,尝试建立一套系统的处理和理解考古材料的理论方法,展示出中国古人对于“生”与“死”这一人生基本问题的看法和实践。

关于“空间性”,着眼于墓内建构的各种象征性环境,以及为死者灵魂创设的特殊的“主体空间”。(11页)在作者看来,空间性的一个关键性发展是从椁墓到室墓,也就是把这个空间精致化为一个地下家园或微观世界。(16页)这一发展与东周晚期到汉代的四个关键变化有关:祖先崇拜的仪式;魂魄的概念;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地下神祇系统的成形。(27页)其中第四个变化,即地下神祇系统的形成,作者认为:

李零、陈伟等学者根据包山二号墓出土的占卜和祭祀文献重构了战国时期的神灵系统。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新的神灵系统一方面保留了传统的社神,一方面又以一组大约是“地下”的神灵——包括后土地主、地主和“行”来丰富地祇这一范畴,也可能进而包括“司命”以及掌管由非自然死亡所形成之厉鬼的神祇。这一发展最后导致了汉代地下神祇官僚系统的成形。张勋燎和白彬在其《中国道教考古》一书中汇集了汉墓出土的91条铭文,其中记载了将近20种地下官员,统治和管理着整个地下世界,特别是墓葬。(30页)

不过,我隐隐觉得,“地下”神灵与管理整个地下世界的所谓冥官并不一样,虽然铭文中出现“地下丞”之类的官职,但这些神祇似乎更像是墓葬的保护神,并没有管理整个地下世界的职责。因为那时的地下世界还未成为整体。虽然我们可以将每一个墓葬视为一个地下家园,但各个家园之间并无联系,更像是各自独立、自给自足的“小宇宙”。即使到东汉后期《太平经》时代,对于地下世界有了明确的奖惩措施,看起来还是孤立执行的。或者换一种说法,从后来文献中对地下世界描述的情况看,原子化的地下家园与整合起来的、由冥官进行社会管理的冥界似乎并行不悖。古人似乎也没有一种强烈的要将两者的矛盾弥合的愿望。作者在另一处也隐约提到了这一点:

我们或可假设,这种对于死后世界观念的暧昧与矛盾可能会导致一个更为系统和完整的宗教学阐释。但是中国墓葬艺术却并没有走这条路。建墓者在接下来的两千年中采取了一个更为实用的和模式化的办法。在他们看来,既然死后世界中的每一界域——天界、仙境或黄泉中的幸福家园——都为死者提供了某种特殊的、有价值的东西,那么更重要的事情便成了如何以更统一的方法来表现这些界域,而不是为了追求某个统一理论来牺牲其中之一。因此,虽然严肃追问死后世界存在状态的企图在哲学和宗教文献中并不多见,墓葬装饰的模式却在不断变化和丰富。(63页)

在物质性这一章,作者讨论了明器特别是墓俑,他指出,“微型化”是中国墓俑的基本特征之一,“汉代的这种场景的基本目的在于为死者塑造一个微型世界。这一解释最强有力的证据,是此墓中的一切——不仅是人物和家畜,而且包括家居、马车、兵器、灶、罐、量器等等——均为实物的缩小版。……阳陵和其他汉墓中的微型人物和器物不仅‘取代’了真实的人间,而且构造了一个不受人间法则束缚的世界,从而得以延续生命直至永恒。”(121页)这些微型世界在地下会重新复活,为逝者服务。

在“火化:身体的净化”一节中,作者讨论了宣化辽墓出土的丧葬偶人,认为结合了佛教和儒家的观念,是宗教混合体的产物,甚至还包括契丹的葬俗。这个例子让我想起蒲慕州先生的一部书名“追寻一己之福”,在这个前提下,不统一的甚至互相矛盾的宗教、民俗元素,都可以在同一个墓葬中毫不违和地在一起。作者在全书最后也指出:

墓葬艺术千年不衰的一个原因在于它吸纳不同信仰和实践以丰富自身的能力。受到绵绵不绝的祖先崇拜和孝道的支持,它在中国古人的社会活动和艺术创造中保持了一个核心位置,在黄泉世界造就了变化无穷的建筑结构、图像程序和器物陈设。这一传统甚至在中国进入20世纪之后也没有完全消失,而是继续影响着现代中国的礼制建筑和视觉文化。(240-241页)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读了这本书,觉得倒过来说似乎更贴切:未知死,焉知生。

《江河行地:近代长江中游的船民与木帆船航运业》

陈瑶/著,商务印书馆,2023年7月出版

推荐人:于淑娟

推荐语:

看到书讯就很期待一读的书。前两年社科文献出版社推出了一本《大船航向:近代中国的航运、主权和民族建构(1860-1937)》,以“大船”来审视近代中国的转型。从关照的宏观议题上说,《江河行地》也是在审视近代中国的转型,不过是来自另一个方面的视角——或可与“大船”相对,称之为“小船”?

全书除绪论、结语外,共九章,分上下两编,上编即以六章内容呈现了从清到抗战前后长江中游的木帆船航运业,以丰富的史料、细致的个案剖析,对长江流域的近代转型——“现代轮船航运取代了传统木船航运”这一简单叙述做了具体的呈现。长江中游的木帆船航运业在传统时代如何运作,船行、船帮与地方社会之间如何互动?在晚清变局之下,木帆船航运业遭遇如何,船业转型实际是如何发生的?这些问题在上编中都得以具体展开,揭示了被宏大历史叙事简化的历史现实。下编则关注被遮蔽的来自船民的声音,这部分有三章内容:第七章以稀见的船民账簿资料试图呈现船民的日常经济生活——他们的收入和负担,工资和伙食,第八章以族谱资料为主讨论船民作为一个流动性极强的群体如何建构宗族。作者发掘了一个故事:居于山区的一群人为何会与水上船民供奉同一祖先?这个故事关乎宗族、信仰,也关乎山水之间的地方经济。第九章,作者以水路歌文本呈现了船民的另一重世界,这个世界“亦真亦假”,有写实的生活,也有情感的想象。因为水路歌也是船民丧礼的仪式歌,所以作者称其为船民的“生命地图”。“生命地图”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也令读者期待关于水路歌的进一步研究,另外,这个说法也很有温度,带着情感。一如作者在“结语”中对书名“江河行地”所做的阐说,这份对于研究对象的情感,同样令人感动: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是中国的一句老话,意思是太阳和月亮每天经过天空,大江大河永远流经大地,比喻人或事物的永恒、稳定、伟大。本书研究的木帆船航运业从业船民,至20世纪后期渐已成为历史,称不得永恒,但是,他们的后来人依然人数众多、势头强劲,用“江河行地”来象征已成为历史范畴的船民,并无不适,因为他们能够代表永恒、稳定、伟大的中国社会的普通劳动大众。不仅如此,“江河行地”一词,引发一种江河流动、前进、奔腾的意象,也象征性地表现出船民如同江河般的天然的流动性和生命力,故本书选此为题。虽然很多类似船运的流动性极强的行业和工作并不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但还是有人去做,被视为“不稳定”的劳动者,实则展现出基石般的稳定性。他们皆如江河日月,光明正大,不可或缺。

《将熟悉变为陌生: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

【英】齐格蒙特·鲍曼、【瑞士】彼得·哈夫纳/著 王立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版

推荐人:钟源

推荐语:

本书是记者彼得·哈夫纳与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四次长谈汇集。二人的对谈日常但系统,轻松且深入,畅聊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作、爱情、身份、权力、当下与未来。鲍曼以社会学家的犀利、耄耋老人的智慧,提出了相当独到的见解,引人深思。比如:

谈到网络约会——“我们可以用大量可测量的生理和社会属性组装出爱的对象。我们忽视了决定性的因素:人。”“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人与日用品的关系。”

谈到社会学——“我们必须从观念转向社会机体,试着去发现二者之间的关联。那个把我们分成不同的政治派系、党派,使我们加入和忠于不同势力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诠释相同的经验。”“社会学意味着把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将陌生的东西变得熟悉。”

谈到经验——“生活经验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矩阵,而人的生命旅程,就是这个矩阵可能的组合方式之一。”

谈到现代性——“现代的野心是把世界置于我们自己的管理之下。”“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把人的互动自动化,我们还在追求这些东西。”“能够避免人与人之间一切可能的接触,被认为是进步。结果,我们也就能毫无顾虑地行动。而在直接面对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顾虑。”

谈到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存在,是为了保留超越多变的政治局势的价值。”“知识分子要逆流而上,去拯救过去被丧失的可能性。……知识分子的工作是一项长期的活动;政治是短期的。”

谈到消费主义——“消费主义文化以这样一种压力为特征:被迫成为别人,去获得市场上被人需求的特性。今天,你不得不营销自己,不得不把自己设想为商品,设想为能够吸引客户的产品。成熟的消费主义社会成员本身就是消费品。可矛盾的是,这种强迫——它强迫你去模仿当前市场销售者兜售的‘值得拥有’的生活方式,并因此而修正自己的认同——不被认为是外在的压力,反而被认为是个人自由的表现。”

《鲁迅回忆录正误(增订版)》

朱正/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5月版

本书初版问世于1979年,出版后为学术界所瞩目,书中的一些结论被鲁迅的传记作者们普遍接受,胡乔木认为此书可以作为编辑学教材的参考书。后又经数次修订,2023年版“这是本书最后一个版本,今后再不作什么改动了”。

作者朱正先生今年已经92岁了,初中时与鲁迅“结识”,因对鲁迅文章痴迷而决定中断学业加入革命。在特殊年代一边干体力活,一边研究鲁迅。他广泛搜集材料,辨析史料,交叉印证,抽丝剥茧,对鲁迅遗孀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等回忆文章的模糊之处做了细致考据,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相。比如,许广平回忆,章太炎为反对袁世凯称帝绝食,许多人不敢劝阻,最后是鲁迅亲自到监狱劝说,章太炎才恢复进食。但朱正先生查阅了章太炎绝食期间的书信、鲁迅的日记、其他人的回忆文章,发现章太炎并不是听了鲁迅的话才吃饭的,而且绝食期间,章太炎的多名学生都去劝慰过。又如,1932年鲁迅为探视母亲的病去了一趟北平,其间应邀作了五次公开演讲,许广平回忆鲁迅是应了朋友的邀请才做“北平五讲”,作家陆万美却说这五次演讲是左翼文化团体布置的。朱正先生考据后发现,鲁迅到北平后,左翼文化界邀请他演讲、亲近革命青年,但这不是事先制订的周密计划。

《论照片:如何读懂一幅摄影作品》

【英】大卫·坎帕尼/著 江融/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有书至美,2023年3月版

推荐人:方晓燕

推荐语:

大卫·坎帕尼(David Campany),纽约国际摄影中心总策展人。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说到了书名的由来:“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曾经与苏珊·桑塔格一起度过了一个下午,她是散文家、电影制片人、小说家,也是《论摄影》(On Photography)一书的作者,这本书至今仍是人们最常阅读的关于摄影的书。我非常欣赏桑塔格的著作,但在我们谈话约一个小时后,她好奇地问道:‘你对我关于摄影的著作有什么问题吗?’我很尊重她,所以说实话。我回答说:‘你对任何特定的影像都没太多可说的。’‘这倒是真的,’她表示同意,‘我的书更多的是关于摄影作为一种现象,社会和艺术的现象,’她停了一下,笑了笑说,‘也许有一天你会写一本名为《论照片》的书。’”

《论照片》确实是针对特定影像的,作者挑选了120张各个时期的摄影作品,以图文对页的形式进行解读,而这种解读又显然溢出了单纯的个案鉴赏,内容不仅覆盖了摄影内部的各种门类,比如肖像摄影、街头摄影、剧照摄影乃至法医摄影、狗仔跟拍等等,还广涉影像轰炸、艺术品的摄影复制、摄制对工作效率的监控、自拍与自我实现、影像与记忆的争夺、战争、环境破坏等等诸多问题。当读到诸如“战争的经历使人的外表变得平淡……人们的面孔不再那么容易辨认。”“(对新闻报道来说)如果影像的画面过于完美,其写实性和紧迫感会被削弱吗?”这样的地方,自然就会认同“这本书与其说是我们对照片的看法,不如说是我们如何思考它们;与其说是关于摄影师的意图,不如说是我们看照片时发生的事情”。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或许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作者说:“在每一张照片中,都有一种疯狂。”

《逆袭:16个法国家庭的案例》

【法】阿德里安·纳塞利/著 张蕊子/译,译林出版社,2023年7月版

推荐人:龚思量

推荐语:

在《逆袭》的开头,作者阿德里安·纳塞利这样写道:2009年9月,我考入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入学后我就开始着手搜集一份名单,这份名单上的人和我一样,都是家里第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孩子……按常理来讲,我们这类人本不应该出现在法国的大学里。搜集这份名单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须仔细寻找才能有所收获。在发现这些同类的时候,我居然有了一种恋爱的感觉。

事实上,这些实现阶层跨越的故事受到了法国媒体、大学乃至政界的追捧。对于推崇优绩体制的社会而言,这些人代表着希望——一种能够摆脱当下,自由选择生活的希望。尽管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贫困家庭的后代们需要历经6代人(即180年)的努力才能达到法国的社会平均收入,但对于阶层跨越者们而言,一切仅仅发生在这一代人中。

然而,这本书所书写的,并非只是这些阶层跨越者的故事,也是他们父母的故事。包括作家安妮·埃尔诺、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等阶层跨越者纷纷揭露了优绩体制的种种问题——千辛万苦获得文凭后将面临什么?自己的后半生将归属于哪个群体?对于他们而言,在往后的日子里,自己不得不以两种身份生活。而这也构成了这些子女与父母间的隔阂,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作者的一位朋友非常尊重和爱护自己的母亲,他的母亲是汝拉山区的邮递员,有一次母亲来巴黎看他,于是他便带着母亲去朋友家吃晚餐。在晚餐结束后,母亲对他说:“希望我没有让你丢脸。”这句话让他感到心碎。在本书的结尾,作者描绘了这样的一幅画面:阶层跨越者不安地穿越在两个世界中,他们和父母之间笼罩着谁也无法打破的沉默。或许,能够改变这种紧张关系的,是对彼此和自己坦诚,表达自己的感受,趁一切还来得及。

《你的夏天还好吗?》

【韩】金爱烂/著 薛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10月版

推荐人:顾明

推荐语:

近些年,一直被忽视的韩国文学突然被重视了起来,引进了不少作品。其中,金爱烂是个人比较关注的。选择这本书,我得承认,完全是因为书名里有夏天。2023年的夏天刚刚过去,你的这个夏天还好吗?当然,也可见,我对金爱烂的不熟悉,或者可以说,完全的陌生。就像同事聊起阅读金爱烂的体验,书中出现了韩国文学史上的作家名、作品名,我们都非常陌生,无法与作者共情,虽然书里对这些名词都做了注释。这方面,日本文学史、文学传统,就相对来说好很多。还好,这也并没有太多影响我们进入金爱烂的文学世界。

这本小说集里,收录了金爱烂八篇作品,大多描写30岁左右的女性的生活,爱情、友情、婚姻、事业。女作家的笔触总是那么细腻,尤其是情感方面。比如《你的夏天还好吗?》里,“后来有人问我爱情是什么的时候,我就回答‘知道我不在的人’”,一句话,短短几个字,就非常准确地描述出了爱情最开始的那种心理状态:一群人聚会、吃饭、出去玩,爱慕的人在不在总是立刻就会注意到的。不过,书中的故事并不是如此甜蜜美好,恰恰相反,都是女性面临的现实中的艰难、残酷。就比如《你的夏天还好吗?》,有点胖的女主人公突然接到一直暗恋的大学学长的求助电话,她满怀期待去赴约,结果却是帮做节目助理导演的学长完成工作任务——做大胃王比赛的人肉背景。在喜欢的人面前,被迫展示自己的弱点、缺点、丑的那一面,实在太残酷了。《虫子》一篇里,并不宽裕的年轻夫妇,搬进了贫民窟附近的新居,以为可以开启一段不错的生活,结果就遭遇内外困境:外部,这片社区开始拆迁,慢慢周围变成了荒地、废墟,最终他们的家也要被推倒;内部,新家里不断出现各种虫子,令他们非常苦恼。很显然,“虫子”是一个隐喻,是生活里本来就会不断出现的各种烦恼。

《莎士比亚的科学:一位剧作家和他的时代》

【加】丹·福克/著 斯韩俊/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6月版

推荐人:韩少华

推荐语:

“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经常争论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幻的。在(哈姆莱特)开篇场景中,侍卫们信任学者霍拉旭——剧中最接近科学家的角色——让他来确认鬼魂的真正本质:‘你是有学问的人,去和它说话,霍拉旭。’起初,他怀疑这个幽灵是否会出现;后来他说,除非亲眼看到,否则他不会相信。哈姆莱特没有他的朋友那么惊奇。在剧中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话中,他说‘天地间有许多事情,是你们的哲学里所没有梦想到的呐’。如果这部戏写于我们这个时代,他可能会说‘科学’而不是哲学。”

以上摘录自科普作家丹·福克的《莎士比亚的科学:一位剧作家和他的时代》。按照作者在前言所说,“我对科学的热爱和对莎士比亚的喜欢可以追溯到大约同一时间”。将这样一个看似跨越人文艺术与科学的尝试,置入莎士比亚的时代,却实在是情理之中。似乎与此同理,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那位想要求职为一工程师的著名画家。

丹·福克在书中回顾梳理了莎士比亚时代欧洲的科学观念,大到哥白尼、第谷的天文学研究如何影响到那个时代的思想,小至一幅第谷的画像上面的两个名字(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与莎翁名篇《哈姆莱特》之间的关系。“腓特烈二世,就是那位把岛屿赐给第谷的国王,他的宫廷里有九个罗森格兰兹和三个吉尔登斯吞。”

以下引用此书结语中的一段话,希望读者能因此对此书产生兴趣。“……如果这两门学科没有首先发生分歧,科学永远不会被人文科学享有更高的特权……但在莎士比亚的时代,这两种文化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艺术’的所有分支都参与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莎士比亚本人对它的塑造比任何人都重要。有人可能会像哈罗德·布鲁姆那样,认为是莎士比亚让我们成为完整的人类,这位剧作家比任何心理学家都更深入地探讨了人性。再说一次,这并不意味着莎士比亚是一位‘科学家’——但他无疑是一位对人性敏锐的观察者,并且有着和科学家一样严谨的头脑。……但这并不是比赛,也没有必要把艺术和科学想象成是在比赛。我更喜欢将其视为伙伴关系。科学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世界,而莎士比亚照亮了我们在其中的位置。”

《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Ⅱ》

范景中/著,上海书画出版社,2023年8月版

推荐人:郑诗亮

推荐语:

这本《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Ⅱ》于我而言,说是梦寐以求,一点也不为过。部分原因在于它所论述的时代:从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到十八世纪,一个艺术史上堪称“人类群星闪耀时”的阶段;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作者,是范景中老师。上一本《艺术与文明:西方艺术史讲稿》到中世纪为止,等了三年,才等到范老师讲文艺复兴。哪个喜爱西方艺术的读者不是热切以望呢?

在当下这个一切求“快”、求“新”的时代,范老师却是“慢”的、“旧”的:开讲文艺复兴艺术之前,先用去几十页的篇幅,细说意大利人文学者对古代拉丁语和希腊语文献的挖掘、校勘和研究;面对种种新观念和新术语,以及学术工业带来的压力、造成的麻烦,选择“不使用专业圈内流行的各种崭新术语”,而是回到老一辈美术史家的风格学和图像学,关注作品的“形式”与“意义”;更进一步,范老师在谈及西方美术史上的巨匠名作时,心中关怀所在却是中国美术史的问题:张彦远、米芾、董其昌与瓦萨里、温克尔曼、黑格尔得以并置比较,而南宋赵孟坚即便落水也要奋力保护《兰亭序》,与古迹卫士二战时冒着生命危险抢救《根特祭坛画》,同样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这一切,都让《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Ⅱ》远远逸出了通俗读物的范畴,在范老师的阐发之下,“没有艺术,文明近乎苍白”这句短语有了千钧力量。

《以王羲之的名义:〈集王圣教序碑〉的经典化之路》

罗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9月版

2019年春天,我特意跑到日本,去东京国立博物馆看了颜真卿书法大展。还记得那个展览的副标题:“超越王羲之的名笔”。与《以王羲之的名义》作者罗丰老师一样,对此我第一时间的感受是“冲击力极强”。当然,多少也有一些不理解与不认同。正因如此,读到书尾所说“王羲之在书法领域的神圣性在于永远只会被模仿,从未被超越”,不禁失笑,“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这句熟语用在此处,竟是如此贴切——事实上,罗丰老师就是在本书当中使用考古学、历史学的方法,通过对“行世法书第一石刻”《集王圣教序碑》的全方面研究,来论证王羲之为何能够在书法领域达成这样的神圣性。读罢全书,我们能够从中了解,经过一千多年的曲折发展,《集王圣教序碑》如何最终完成经典化,建构起某种王羲之书法的程式性,并确立了可供历代书家学习、模仿的“王字系统”,也能够认识到,因为书家所处的时代不同与见解的高下有别,“大家都号称学习王羲之而面目各异”,就以颜真卿为例,哪怕他不被视为王羲之的继承者,也依然是师法二王的诸多书家中的一员。罗老师这本专著读来着实过瘾,期待接下来能有更多的书法名碑得到如此扎实、细致的研究,让我们从更为丰富、多元的角度来认识中国书法文化史。

《医生,你在想什么:每个人的疾病课》

王兴/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6月版

推荐人:臧继贤

推荐语:

最近医院去得比较多,接触了不同的科室,对医院的整个体系和运作模式有了更多的切身体会之后,再开始读这本书,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作者把患者在医院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困惑真是系统性地讲了一遍,使得我此前模模糊糊的印象和感觉全部得到了印证和解释。比如现在去医院看病,基本说一下情况,医生会先开一堆检查,做好了再回诊看看问题在哪里。这本书在第一章就讨论了这个问题,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与设备,“查体是否已经落伍到要被彻底淘汰呢?查体的效用减低是医生依赖仪器设备的理由么?当然不是。只是在有效医疗的前提下,各个科的医生逐渐会磨练出一种共识,即有些查体至关重要(例如直肠指诊、腹部查体等),有些查体远不如仪器检查,医生也不必为了查体而刻意装装样子。对一个明知道只有3毫米肺结节的病人,听诊除了让病人感受到关爱之外毫无用处”。反观一下自己经历的体检,还是查体占大部分,即使B超检查感觉也比较粗略,大致没有问题就结束。不像医院的B超检查,医生查不出问题就会问主诉是什么,好有的放矢。现在想来,这两种思路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前者只是初步检查,后者是需要针对症状找出问题在哪里。再比如说之前有感觉到外科医生会更加倾向于手术作为治疗方案,在这本书中也得到了印证:“诚实地讲,每个医生个人对于‘武器’的选择,都是有偏好的,这也是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手中攥着手术刀的外科医生,自然会觉得手术是能够解决大多数问题的手段。内科医生在主观经验上也看到许多病人经过他悉心治疗好了,因此对于内科用药更为推崇。”不过作者也说,患者不用担心医生的偏好,因为在“适应证或禁忌证非常明确的时候,医生的偏好是几乎不起任何作用的……医生的偏好发挥作用,恰恰说明手术还是保守的选择应是五五开的,是两类医生在一个病人身上进行治疗方案的权衡”。

《醉的哲学》

王俊/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版

很多年前,曾看过两部反映酗酒的电影《失去的周末》《远离拉斯维加斯》,当时很难理解电影中酒徒的人生;现在稍微能喝一点点了,虽然还是无法认同酗酒,但对于有节制的微醺,似乎有了一点理解。就像《醉的哲学》全书最后一段所说的:“在这个过于理性和技术化的时代,我们要借助于醉酒重新构建我们整全的生命经验和生活意义,借助于醉酒实现主体与客体、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均衡,借助于醉酒回归到最为本真的生命状态,达到生活中无所畏惧的豁达坦诚。”(214页)当然,这个理想境界不是我能领会的。

作者在后记中说,这本书是游戏之作,但却是一本正经地从哲学特别是现象学角度分析。本书的重点是讨论“主观维度的醉酒意识与主体经验,进而描述酒与人的关系,酒的精神品性,以及对于醉酒事件的意义分析”(第3页)。

在上古时期,酒是祭祀、巫术活动中极为重要的工具,张光直先生在《中国青铜时代》中说:“殷商巫师之饮酒是不成问题的,酒喝多了也可能有利于幻象之产生。殷代青铜器中酒器之数量和种类之多,其中包括盛酒器、温酒器和饮酒器,表示酒在祭祀时是服用的,而且是重要的。”本书作者则认为:

酒作为精神活化物质,饮酒后的醺醉状态极易被想象为精神的提升,从而与天地鬼神沟通,醉酒意识是人类神秘意识的重要类型之一。醉酒状态所具有的这种神秘主义色彩,正是祭祀的核心部分,换句话说,祭祀之礼中酒的加入,强化了礼的神秘性和神圣性。“礼”的核心一方面是要求个体能够各安其位,但另一方面,也是在寻求一套神圣话语对日常的秩序和生活加以支撑,而饮酒作为祭祀的环节,则暗示了一种天人贯通的状态,强化了“礼”的仪式性力量和对参与者的神秘感召。(26-27页)

在世界不断理性化的祛魅时代,神秘主义的体验往往被视为与科学对立的一面。可是我们只要翻开《水浒传》,就会发现很多精彩的、脍炙人口的情节,往往是在醉酒状态下发生的:武松打虎、武松醉打蒋门神、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智取生辰纲、宋江题反诗……作者认为,在传统中国,“自我”是隐没的,没有具有优先地位的主体意识,只有在醉酒状态下,可以让主体凸显,冲破礼数的限制,那些波澜壮阔的人生故事才能展开。与此相反,在“现代性的境遇下,自我的凸显已是无可置疑的前提,主体优先于任何共同体。……醉酒让绝对优先的主体消弭,让个体重新返回共同体、返回自然,与世界合一”。作者认为:无论在何种情形下,醉酒总是一种补偿均衡的力量。(48-49页)这一看似矛盾的说法,也许从主观体验中能得到印证,我们高兴时会喝酒、情绪低落时会借酒浇愁、聚会时豪饮、独处时小酌……很神奇,醉酒的精神张力仿佛能涵盖主体的各种不同面向。

西方对于饮酒的讨论也很多,作者介绍了著名的《会饮篇》和尼采的酒神精神,还特别提到了革命导师对酒的看法:

1886年,马克思在写给他女婿保尔·拉法格的父亲弗朗斯瓦·拉法格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衷心感谢您寄来的葡萄酒。我和路德老头一样甚至认为,不喜欢葡萄酒的人,永远不会有出息(永远没有无例外的规则)。(115页)

作为研究现象学的学者,作者在第四章对醉酒的哲学分析很有趣,我没有能力评述,只能做些摘抄:

清醒意识作为当下的对象化意识,而不清醒意识作为连续意识之流成为前者的奠基性层次或视域,就构成了现象学描述的典型意识图景。包括醉酒在内的不清醒状态为意识的清醒状态奠基,清醒状态像孤岛矗立在像海洋一样广袤无边的不清醒意识的大海之中。

清醒意识状态和不清醒意识状态有着明显的差异,首先前者有明确的当下对象化建构,后者则是未被对象化的、连绵不断的意识之流。其次两种状态下个体意识也是不同的,如果说清醒意识状态下个体意识是独立的、当下的自我先于他者,那么不清醒意识状态下个体意识则被敉平。这种敉平不意味着个体意识的完全丧失,而是说醉酒引发的不清醒状态让主体可以打开封闭的自我、超出身体界限、放下日常里的理性矜持,以一种更为奔放的状态自我表达,与他人和事物融为一体。因此,醉酒是一种打开和释放自我的状态,一种孤立的、与外部世界对立的自我被醉酒意识冲破和敉平,从边界明晰的小我到主体敞开的大我。因为主体敞开,所以更多可能性被释放出来。个体意识的自我展开,使得个体自我与他人、与外部世界的界限逐渐消融,可以说,是醉酒状态把人与人、人与世界的相关性坦诚地联系到一起。所以,在我们的直接经验中,醉酒状态下日常的人际关系等级和距离感被模糊,人与人变得没有阻隔,更容易交流,个体的自我保护意识减弱或者完全消失,平日里不易表露的情感和情绪得以直接宣泄。这就是尼采所言的,在酒神祭典上“高涨时,主体便隐失于完全的自身遗忘状态”,这也是一种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绽出”状态。更有甚者,醉酒状态下的“自身遗忘”和“绽出”不仅仅面对他人,也面对整个世界,醉酒者挥洒自如,把世界万物都当成自身敞开的对话者,与世界融为一体。(134-136页)

不过,我个人更喜欢的是作者的这句话:“如果把主体经验比作家园状态,那么醉酒就是一种离家状态,离家以达致他者和世界。”(140页)这种离家状态的描述,对淹没于现代性焦虑(苟活经济、技术主义、绩效社会、极权主义……)中已艰于呼吸的我们来说,虽然只是一种偶然性的间歇,但已是很好的慰藉了。(187-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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