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13名代表职务(一大13名代表名单)

武汉大学教授陈国清：5位湖北籍“一大”代表的人生犹如教科书｜读+

一大上的五个湖北人

浙江嘉兴，南湖之滨。前不久，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坛走进“红船起航地”，特邀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国清教授开讲《一大上的五个湖北人》。

100年前，一大代表们从上海乘坐火车抵达嘉兴，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正式宣告中国庄严诞生。

这13位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其中有5位是湖北籍，他们的人生道路在“一大”交汇，然后又写下各自不同的历程。陈国清教授从“一大”上为何有5位湖北人、其建党贡献以及人生经历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而生动的讲解。

在嘉兴市图书馆报告厅，座无虚席，读者们认真聆听讲座。讲座结束，读者久久不肯离去，争相和陈国清教授进行交流。

一大13位代表分别是——

李达，湖南零陵人，上海主义小组代表。

李汉俊 。

李汉俊，湖北潜江人，上海主义小组代表。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北京主义小组代表。

刘仁静。

刘仁静，湖北应城人，北京主义小组代表。

，湖南湘潭人，长沙主义小组代表。

何叔衡，湖南宁乡人，长沙主义小组代表。

董必武。

董必武，湖北黄安人，今红安人，武汉主义小组代表。

陈潭秋。

陈潭秋，湖北黄冈人，武汉主义小组代表。

王尽美，山东莒县人，今属诸城，济南主义小组代表。

邓恩铭，贵州荔波人，水族，济南主义小组代表。

陈公博，广东南海人，广州主义小组代表。

周佛海，湖南沅陵人，旅日主义小组代表。

包惠僧。

包惠僧，湖北黄冈人，受陈独秀指派出席“一大”。

从中可以看出13位代表的籍贯：湖北5人，湖南4人，江西、山东、贵州、广东各一人。

而这5位湖北籍代表的人生经历，也是各不相同——

董必武：1920年秋，在武汉参与创立早期组织，和一起参加了党的“一大”，又一起登上了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历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法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1975年去世，享年90岁。

陈潭秋：武汉主义小组的负责人，一大结束后先后任武汉地委、武昌地委、湖北地委主要负责人。历任多个省的省委书记，在东北坐过两年牢。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粮食人民委员。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在中央苏区，领导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赴莫斯科参加国际工作。1939年，陈潭秋从苏联回延安，途中接受任务，担任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2年9月，陈潭秋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扣押。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遇害，时年47岁。

李汉俊：李汉俊是创立时期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之一，1920年8月与陈独秀、李达等共同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主义小组，创办《劳动界》周刊，主编过《新青年》。李汉俊在“二大”“三大”均被选举为中央候补委员，但由于与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发生矛盾，不久自动。1927年12月17日下午，李汉俊被时任武汉卫戍区司令的桂系军阀胡宗铎以“赤色分子”的罪名逮捕，未经审讯当晚即被处决，时年35岁。刑场上贴出告示，称李汉俊为“首要分子”。1952年8月，主席为李汉俊同志家属签署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着：“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刘仁静：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具体领导下，北京方面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刘仁静是发起者之一，不久，又成为北京早期组织的最初成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接受托派观点，1929年被开除出党。1935年春，被当局逮捕。1937年出狱，先后在“三青团”宣传处、第十战区政治部、国民政府军委“战干第4团”任职。抗战胜利后，1948年曾在政治研究室当研究员，刊发过诽谤党和人民革命的文章。1949年，刘仁静没有去台湾，而是留在了大陆。1950年12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承认错误，表示拥护领导。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在人民出版社任特约编辑。开始后，刘仁静受到冲击。1987年8月5日，一场车祸夺去了刘仁静的生命。8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国务院参事刘亦宇（原名刘仁静）同志8月5日不幸逝世，终年85岁。”向刘遗体告别仪式，安排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包惠僧：包惠僧是陈独秀指派出席一大会议的一位特殊人物，他代表陈独秀参加会议，并负责向陈独秀汇报会议情况。他1920年参加武汉主义小组，在武昌组织临时支部，任书记。一大召开前，上海党组织负责人李汉俊委托他到广州找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陈独秀因事不能赴沪，于是就派他出席会议。“一大”后他在上海参加编辑《劳动周刊》。1922至1923年间，先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北京区委委员兼秘书、武汉区委委员长。1924年国共合作后，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曾任铁甲车总队政治教官、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苦闷、灰心、失望，加上在党内有张国焘的处处责难，他与组织脱离关系。1936年至1948年，任内政部参事、户政司司长、人口局局长等职，后举家迁往澳门。1949年11月从澳门回到北京。1950年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同年12月毕业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研究员、参事。1957年，包惠僧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他写下大量历史回忆，最后结集《包惠僧回忆录》。1979年7月2日病逝于北京，终年85岁。

陈国清，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和党史的教学和研究，发表专业学术论文60余篇。曾被评为湖北省“优秀教师”、武汉大学“师德标兵”。2012年被中国延安干部学院返聘为专职教授，2013年中央组织部评选为“优秀兼职教师”。

【访谈】

荆楚大地积淀了人心思读、求学救国的文化氛围

读+：出席“一大”的湖北人这么多，是不是一种偶然？

陈国清：首先，这是由当时湖北的政治、文化、经济和地域条件所决定的。

政治上，湖北具有悠久的革命传统，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最先吹响埋葬封建帝制的号角，近代革命的潮流洗礼了湖北人民，人心倾向革命。

文化上，荆楚大地积淀了人心思读、求学救国以及追求新文化、新科学的文化氛围，再加上湖北又是全国最早的通商省份，武汉便成为新旧文化、东西文化的交汇之所。

经济上，当时的武汉，还是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产业中心，新兴的无产阶级迫切要求走向政治舞台，寻求其代表人物，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自然就成为时代的佼佼者。

地理上，有区位优势，湖北地处“国之腹心”，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再加上近代的铁路等交通便利，为湖北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创建中国，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域条件。

其次，与湖北人李汉俊有很大关系。

李汉俊作为上海发起组的核心成员，担负着与各地主义者的联络工作，是引导董必武、陈潭秋等湖北籍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播火者。

1919年，陈潭秋在武昌结识了同乡包惠僧。1920年夏，李汉俊给已经回到武汉的董必武写信，商谈在武汉创建组织事宜。董必武很快联系陈潭秋、包惠僧，一同进行建党活动。1920年秋的一天，包惠僧与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健在抚院街97号举行会议，正式成立武汉早期组织，选举包惠僧为书记。

可以看到，除了刘仁静就读于北大、代表北京主义小组之外；董必武、陈潭秋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得益于与李汉俊的交往；包惠僧参加一大，则源于李汉俊派他去广州找陈独秀。

五位代表的迥异人生，充满复杂纷纭的考验

读+：一大五位湖北籍代表不同的人生轨迹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陈国清：主义事业是一股奔涌向前的历史洪流，要历经多个发展阶段，在实践中会遇到许许多多党内、党外重大的斗争以及挫折和磨难。这种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就需要每一个员在主观上自入党那天起，经得起生与死、名与利等复杂纷纭的考验。“一大”五位湖北籍代表的迥异人生，对于我们这些后来人而言，可谓一本很好的教科书。

曾深刻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主义信念”。只有那些具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的人，才能经受任何艰难曲折的考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胜利，到达辉煌的顶点。

董必武、陈潭秋之所以是最为辉煌的党史人物之一，就是他们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在革命斗争和工作中，具备了人为之奋斗的一切优良品质，因而始终是历史潮流的搏击者。

不为私利所左右，这是人生成功的根本所在。

包惠僧曾谈到为什么离开党，他说：是因为面对1927年大革命中的白色恐怖，“使我胆寒了”，“我便没有勇气到武汉去找党的组织，我从南昌逃回家乡”，于是便把周恩来给他去武昌找组织的介绍信，悄悄地烧掉了，脱离了党组织，从此离开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

他自我分析说：“因为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占领了我的大部分思想，所谓自由平等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由徘徊歧路到投入了的怀抱。”

个人修养决不是小事，正确处理人我关系也是员的人生必修课。自身修养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细枝末节”，不是党员干部的“私事”，而是关系到党的事业、他人认同和个人发展的大问题。

李汉俊自行，在主观方面自己也有很大的责任。他的性格很刚直，固执己见，往往认理不认人，同时恃才傲物，脾气也不太好，好意气用事。当他与陈独秀、张国焘等产生意见分歧，感情交恶时，不是主动与他们沟通，而是不屑与之为伍，选择远远离开。

包惠僧这个被陈潭秋戏称为“暴徒”的情绪化的热血青年之所以走上曲折的迷途，也与其个性有关。

刘仁静有着鲜明的个性。在五四运动中，17岁的刘仁静面对铁窗生活，毫不畏惧，李大钊曾夸他：“小小年纪肯奋斗！”为什么刘仁静走过的弯路会比包惠僧更大？纵观刘仁静的一生，主要是他没有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没有摆正个人与党、个人与群众的关系，其个性中“惟我独尊”的成分也是原因之一。

党内相处和同事交往时，应小事不计较，大事讲原则，不高傲自大，要平等待人，善取别人之长。不能总觉得自己的本事比谁都大，世上唯我能，别人都不行。

五位“一大”湖北代表的迥异人生还告诉我们，知错改错，迷途知返，前途同样是光明的。包惠僧、刘仁静最终都没有跟随逃往台湾，而是反省自己，承认错误，我们党也没有揪住不放，1949年后，他们都为党和人民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特别是包惠僧曾经还提出重新入党的要求。

员应该永远记住曾经的告诫：“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要“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

做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要有自我批评自我检讨的意识，要“吾日三省吾身”，注意修心、正心，加强党性锻炼。

【那些28岁的人】

那些参加一大的代表，平均年龄28岁；其中最年轻的刘仁静，才19岁。

我们自己19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28岁的时候又是什么样子？

后人看前人，比较容易看出前人的不足，但是不容易想到前人的不易。

著名史学家金冲及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里讲过一个细节：中国在成立时只有一个工人党员，就是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做工的李中，其他成员都是知识分子。

这些知识分子，都经过了“五四”的洗礼，懂得文明与文化，珍视自由和平等，欢迎和科学。但是，在严酷的环境下，他们做出了抉择。

金冲及为这些早期人写了一段很动人的话：“他们中许多人在经历了痛苦的自我斗争后，心甘情愿地准备牺牲原被他们看作至高无上的某些个人自由，甚至在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当然不是什么受到外来力量的支配，而是他们自己深思熟虑和反复权衡的结果。如果离开当时中国那种令人无法忍受的黑暗环境，离开严酷的现实不断地给予人们的异常强烈的刺激，便不可能懂得这一切是怎么会发生的，而作出一些皮毛的或错误的解释来。”

有抉择，也就有放弃。一大代表们迥异的人生，说明了什么叫“大浪淘沙”。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编辑：贺方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