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尔湖附近洞窟(克拉尔湖)

我们在边界处扔下一座浮桥。离边界不远的地方，被苏联军队炸毁的铁桥，扭曲的拱形桥墩仍矗立于布格河(2)灰黑的河水之上。据说，我军工兵团在短短的一夜之间，就另架了一座新桥，面无表情的战地警察身上的半月形徽章反射着耀眼金光，沉着地指挥交通，就像在家乡值勤一样。国防军有优先通行权，他们要我们等一下。

我望着水流缓慢的宽广河面、对岸静谧的小树林、嘈杂的桥面。终于，轮到我们过河了，我们上桥没多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河岸边的俄军设备残骸，破铜烂铁似的排成长长一列：有烧毁变形的卡车；车顶掀开的战车，活像打开的罐头；烧毁的补给列车，则像母亲腹中的胚胎，扭曲蜷缩，焦黑，七横八竖，或翻覆，或被炸得掀了车顶，沿着河岸一望无际。

夏日阳光闪耀，树林后头一片红橙光辉。红土路面的障碍物已经清空，爆炸的痕迹依旧清晰可见，大片油污，四散的碎片。

进入索卡尔(3)后的第一批民宅接着映入眼帘，市区几处火焰燃起几声无力的噼啪，脏污的尸体大多穿着寻常百姓的衣物，夹杂在散落路面的碎石瓦砾堆之间；对面有片公园浓荫，树底下，奇形怪状的小巧屋顶上，一排白色的十字架整齐划一。

两名德国士兵在十字架上写名字。我们计划在这里扎营，等布洛贝尔(4)和我们的后勤处军官施特雷尔克，他们回总部报告后立刻回来与我们会合。空气中飘着淡淡的甜腻，混杂着呛人的烟味，隐隐令人作呕。布洛贝尔很快就回来了：“很好，本区交由施特雷尔克负责，您跟我走。”

参谋部(5)安排我们暂时驻扎在一所学校里。

“很抱歉，”一名勤务兵裹在皱巴巴、灰溜溜的陆军制服里，语带歉意地说，“我们还没有完全安顿下来，不过，等会儿我们会把配给物品给您送过去。”我们的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冯·拉德茨基(6)是来自波罗的海国家的文人，他挥挥戴手套的手，面带笑容地说：“没关系，我们不会待很久。”

里面没有床，我们自己带有铺盖，大伙儿坐在小学生上课的小椅子上。我们这一团大约70人。到了晚上，我们的确领到了粮食，是快要冷掉的地瓜菜汤、生洋葱、几块黏糊糊的黑面包，面包一切开立刻变得硬邦邦的。我饿了，撕了面包浸了汤吃，生洋葱也比照办理。冯·拉德茨基吩咐大伙儿轮班站岗，平静地度过这一晚。

第二天早上，我们的指挥官布洛贝尔旗队长，召集底下的小队长在总部开会。第三小队的队长，也就是我的顶头上司，需要打一篇报告，于是派我代理他出席会议。

我们隶属的第六军团参谋部占据了一栋巍峨的奥匈帝国式宅邸，外墙漆成雀跃的亮橙色，列柱气派，仿大理石雕像上弹痕累累。一名上校走过来接我们，看起来他跟布洛贝尔很熟。“上将人在外面，请跟我来。”他带着我们走进一座宽阔的公园，广大的腹地从宅邸的这边一直往下延伸到布格河蜿蜒的河岸。

一棵孤零零的大树旁有一个穿泳衣的男人大步向前，身旁围着一群全副武装、汗流浃背的军官。那个人转身朝我们这边说道：“啊，布洛贝尔先生！您好。”

我们向他敬礼，他就是冯·赖谢瑙(7)上将，陆军总司令。他鼓起毛茸茸的胸膛，英气勃发——每日大鱼大肉，让原来的运动员体格与普鲁士民族的精致轮廓，终究敌不过肥油，脸上著名的单眼镜片反射阳光，显得非常突兀，甚至有些滑稽。他一边下达精准周全的指示，一边继续大步来回踱步，大伙儿只好跟在他后头来来回回，这场面颇令人困惑。

我撞到了一位少校，结果上将说了什么，我一个字都没听到。

最后，他终于停下脚步，向我们告辞。“啊！对了，还有一件事，要是犹太人，用五把枪太多了，你们人手不足，行刑时用两把枪就够了。至于布尔什维克党员，先看看有多少再说。如果是妇女，可以派整个小队上去。”

布洛贝尔举手敬礼：“遵命，上将。”冯·赖谢瑙的光脚丫脚跟并拢，高举手臂：“万岁！”“万岁！”我们齐声回答，然后告退。

我的上司凯里希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博士，不悦地接过我手中的报告：“只有这些？”“我漏掉了一些，我没听到，二级突击队大队长。”

他噘起嘴，漫不经心地翻弄文件：“我不懂，我们到底该听谁的命令？赖谢瑙还是耶克尔恩(8)？还有拉斯彻(9)旅队长，他在哪儿？”“我不知道，旗队长。”“您不知道的可多了，二级突击队中队长，去吧，解散。”

第二天，布洛贝尔召集所有的属下。一大早，约莫有20名军官跟着卡尔森(10)走了。

“我派他带一小队的先遣部队去卢茨克(11)，接下来的一两天内，整团人陆续抵达，现阶段预计将司令本部设在那里。参谋部也将跟着转移到卢茨克。我们的人马行进速度很快，要加紧干活儿才行。我在等耶克尔恩副总指挥长，他会给我们指示。”

耶克尔恩是身经百战的党员，46岁，担任俄国南区党卫队的最高统帅兼警察总长。这头衔说明了该区所有的党卫队编制，包含我们这一团，或多或少都得听他命令。但是，指挥层级的混淆不清依旧困扰着凯里希。

“这么说，我们归副总指挥长管了？”“照国家行政阶级来说，我们是划在第六军团底下，但是为了让战术能灵活运用，我们通过行动参谋部和党卫队兼警察署最高总长，接收执行来自国家中央安全局的命令，清楚了吗？”凯里希微微摇头，叹了口气：“不是很清楚。不过，我想细部的权限划分会逐渐明朗。”

布洛贝尔气得满脸通红：“在普雷奇(12)不是已经从头到尾跟您解释过了吗？妈的！”凯里希面不改色地说：“旗队长，在普雷奇的时候，他们根本什么都没说。他们让我们听演讲、做运动，如此而已。容我提醒您，上星期海德里希(13)地区总队长召开会议时，党在国家安全局的代表并没有与会，我相信这其中必然有充分的理由，但是，事实的情况是，除了针对国防军的士气和行动呈递报告之外，我根本不知道我该做哪些事。”

他转身面对第四小队队长福格特：“您当时在场，您有去开会，他们说明完我们的任务内容之后，我们只要照做就行了，对吧？”福格特拿着一支笔轻敲桌面，一脸尴尬。布洛贝尔嘴里含糊地咕哝几句，乌黑的双眼定定盯着墙上的某个点，最后大声吆喝：“好了！总之，副总指挥长今天晚上会到，这事明天再说。”

开会的日期大概是6月27日，因为第二天我们就被叫去听耶克尔恩副总指挥长训话，可是我的登记簿上明白标示，这场训话是28日的事。耶克尔恩和布洛贝尔私底下大概认为临时行动小组的弟兄需要一点明确的指示和鼓舞。接近中午的时候，指挥部全员在学校操场集合，听党卫队兼警察署最高总长训示，而耶克尔恩也说得很坦白。

他对我们说，我们的任务在于找出每个躲在我方战线后面，有可能危害我方弟兄安全的可疑分子，并加以歼灭。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党羽，每一个犹太人或茨冈人(14)，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有可能炸毁我军的指挥中心，杀害我们的弟兄，破坏我们的运输干道，或者将机密情报传递给敌军。我们的任务不是在等对方有所行动后，抓住凶手严刑惩罚，而是先一步破获他们的巢穴，不让他们有机会得逞。鉴于我军行进速度快，不可能设立集中营集中囚禁管理犯人，因此可疑分子一律杀无赦。你们当中或许有人学过法律，我在此特别指出，苏联拒绝签署《海牙公约》，我军西线将士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在这里并不适用。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也许会错杀无辜，可是，唉，这就是战争。我们轰炸一座城市时，平民老百姓还不是跟着受害。虽然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难受的情况，身为人，身为德国人，天性中感性和细腻的一面总是深受煎熬，这一切他都知道，我们必须战胜自己，他只能援引元首的一句话，以元首亲口说的一句话与大家共勉之：身为主将，为了德意志，绝对不容有一丝怀疑。谢谢大家，万岁。

最起码这话说得够坦白。无论是穆勒(15)还是施特雷肯巴赫(16)在普雷奇发表的训示，都说得冠冕堂皇，重点还不是要求我们一定要残忍冷酷，满口高调避重就轻，唯独不肯明讲的一点就是，我们即将被派往苏联。海德里希在杜本(17)誓师的校阅大典上，原本可以讲得更明白，可惜他才刚起头，天公却不作美，竟然下起倾盆大雨，他取消演说奔往柏林。

我们觉得茫然无所从，其来有自，更何况，我们这些人毫无实地作战经验。拿我来说，打从我进入国家安全局以来，我的工作几乎全局限在法律的相关文件归档，我敢肯定我绝对不是特例。凯里希负责有关组织方面的事务，连福格特，我们的第四小队队长也是来自文书部门。

至于布洛贝尔旗队长，他是从杜塞尔多夫(18)的国家秘密警察单位抽调过来的，被他逮过的人肯定都是些社会边缘人、同性恋者，顶多偶尔抓个羽。在普雷奇的时候，曾有人谣传他是建筑师——显然他没闯出什么名堂。

他这人不太好相处，处处咄咄逼人，对待同僚态度粗鲁，圆脸，下巴凹陷，招风耳，活像是盘踞在军服硬衣领上的秃鹰，而面孔中央的鹰钩鼻简直是活生生的鸟喙。每回从他身边经过，总会闻到一股酒臭，哈夫讷(19)宣称他正在接受痢疾的治疗。我很庆幸自己不必直接跟他打交道，凯里希博士则不然，因此似乎吃了不少苦头，似乎连他在这里都感到不自在。

在普雷奇的时候，托马斯曾跟我说，坐办公桌的文书官，绝大部分都是可有可无的闲差，上面派给他们党卫队的军职（因此我成为党卫队二级突击队中队长，相当于您的中尉军阶）。原本任职政府资深顾问，也就是类似内阁幕僚的凯里希，挟其高阶公务人员的身份，大约比我早一个月晋升为二级突击队大队长。看得出来，肩头新增的几条杠，一如他的新职务，让他浑身不自在。至于低阶军官和士兵，大多来自社会中下阶层，像是店东、会计师、一般文书职员，以及经济萧条时期投身突击队，希望找份差事养活自己，从此便回不了头的人。

还有相当多来自波罗的海国家或是罗塞尼亚(20)的德裔侨民，郁闷、阴沉、穿上军服如坐针毡，他们唯一的可取之处，就是他们懂俄语，但其中好些人甚至无法用德语表达。

的确也有像冯·拉德茨基这样的人脱颖而出，他精通家乡莫斯科的地方俚语和黑道行话，柏林地区的方言也同样朗朗上口，他为此深感骄傲，就算他闲着没事干，也能装出一副尽忠职守的样子。他还能说几句乌克兰语，他过去做的好像是进出口生意。他跟我一样，出身于国家安全系统，也就是党卫队的保安系统。他被调派到南部集团军时，着实令他沮丧了一阵子，他一直梦想留在中央集团军，以征服者之姿踏进莫斯科，用脚底的军靴踩皱克里姆林宫的地毯。

福格特安慰他说，基辅肯定也找得到乐子，冯·拉德茨基还是很不高兴：“洞窟修道院(21)的确很壮观，但是说穿了，也不过是个大洞。”耶克尔恩发表训示的那天晚上，我们获令整理行装，预定明日启程——卡尔森已经在前方准备妥当了。

我军抵达时，卢茨克仍是一片火海。国防军的勤务兵负责带领我们前往指挥总部，我军被迫绕过老城区和堡垒，路线曲折复杂。

古诺·卡尔森征用了坐落在大广场边上，城堡脚下的音乐学院大楼，那是一座气派的17世纪建筑，设计朴实，最早是修道院，上个世纪曾被拿来当作监狱使用。卡尔森和几名手下昂然站在门口阶梯上迎接我们。

“这地方很方便，”我们边卸下装备和行李，边听他解释，“地下室的牢房还可以用，只要换几把锁就行了，我已经差人去办了。”整座监狱里，我比较喜欢图书馆，可惜里面的书不是俄文，就是乌克兰文。

冯·拉德茨基也在图书馆流连，张着圆圆的狮头鼻，茫然的双眼，专注地欣赏墙面上的线脚装饰。他经过我身边时，我特意对他说这里没有波兰文的书。“真奇怪，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没多久以前，这里还是波兰的领土。”冯·拉德茨基耸耸肩，“您可以想象斯大林狂热分子肯定肃清了一切。”“在两年的时间里？”“两年就够了，特别这里又是音乐学院。”

先遣部队忙进忙出，忙得不可开交。国防军逮捕了数百名犹太人和趁火打劫的滋事分子，希望能交由我们处理。大火熊熊燃烧，火势丝毫不减，看来破坏分子蓄意不让火熄灭。再说，古堡那边也有问题。

凯里希博士正在整理档案，他找到了他那本旅游指南，手臂横过被炮火打得开膛破肚的文件箱，递给我，特别指出一段要我看：“鲁巴特城堡是一位立陶宛王子建造的，您看。”中央庭园尸体堆积如山，据说是人民公安局在撤退前枪毙的囚犯，凯里希命我去看看。城堡由厚重的砖墙砌成，四周是土砖堆砌的城垛，三座高塔倚天而立，国防军卫兵镇守城堡大门，我需要一位国防军的军官协助才能进入。“很抱歉，奉陆军上将之令，我们得确保本地的安全。”“当然，我了解。”

大门敞开时，一股恶臭迎面呛来，我没带手帕，只好拿一只手套掩住鼻孔，勉强呼吸。

“用这个，”军事情报局的一名上尉拿出湿纸巾递到我跟前，“多少有点用。”的确是有用，但还不够；我虽然改用嘴巴呼吸，效用依旧有限，臭味钻进我的鼻孔，温温的，闷闷的，令人作呕。我痉挛似的大口吞咽，努力不让自己吐出来。

“第一次吗？”上尉低声问。我垂下头。“很快就会习惯的，”他继续说，“说不定永远也习惯不了，谁知道。”他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脸色发白，嘴巴没有遮任何东西。说着说着，我们已经穿过长长的拱形走廊，踏进一座小中庭。“往这边。”

铺石板的中央大庭园里，尸体堆积成山，横七竖八，这里，那里，到处都是。扰人的嗡嗡虫鸣在空气中弥漫，成千上万的绿头大苍蝇，在死尸上，在凝结的血塘上，在排泄秽物上盘旋不散。我脚底的靴子黏住了石板地面。

尸体开始浮肿，我凝视着那些惨绿泛黄的皮肤、不成人形的脸孔，显然生前曾惨遭痛殴。令人窒息的尸臭，我很清楚，这股味道是一切的开始，也是一切的结束，甚至可说是人存在的意义。想到这里，我内心一阵揪紧。国防军的兵士分成小组，一律戴上防毒面具，试图清理杂陈的尸体，将其堆放整齐。一名士兵拉扯一条手臂，手臂忽地断落，垂挂在他手上，他无精打采地随手将手臂扔到另一堆尸块上头。

“少说也有上千人，”军事情报局的军官低声对我说，像在喃喃自语，“他们入侵乌克兰和波兰后，掳获的俘虏无一幸免，里面有女人，甚至还有小孩。”我真想闭上眼睛，或者用手遮住双眼，却又想看，想用尽全副心力，睁大眼睛看，我试图用视觉参透这幅无法理解的景象，在这里，就在我眼前，这是人类理性思考的盲点。

我心慌意乱地转头，问军事情报局的军官：“您读过柏拉图吗？”他愕然地望着我：“什么？”“没事，没什么。”我转身步出现场。刚经过的小中庭深处，左手边有一道门，我推开门，门后头是楼梯。

我爬上楼，在空荡荡的走道间随意晃荡，在其中一座高塔里，发现了一道螺旋阶梯，便拾级而上，阶梯通往一条钉在城墙上的木头便桥。站在便桥上，空气中飘浮着大火延烧的气味，起码比起刚才的尸臭好多了，我大口吸气。

接着，我掏出烟匣，拿出一根烟，点燃。我觉得死尸的腐臭味好像还黏在鼻腔里，张大鼻翼吸取烟雾，想借此驱赶尸臭，结果只搞得自己一阵猛咳，脸涨得通红。我俯瞰脚下的景物。古堡的后头有几座庭园、小菜圃和几棵果树；我的视线翻过城墙，外头是城镇以及斯特里河(22)蜿蜒的河道；这一边看不见战火烽烟，只有阳光洒落绿色乡间。

我平静地吸烟，然后下楼回到中央大庭院。军事情报局的军官还在那儿，他好奇地盯着我，眼里只有好奇，没有嘲讽。“好多了吗？”“嗯，谢谢。”我尽量保持公式化的口吻，“您有确切的数字了吗？我写报告要用。”“还没有，我想明天会有吧。”

“国籍呢？”“我先前说过多半是乌克兰人和波兰人，不过很难说，大部分的人身上都没带证件。这些人分批被枪毙，显然行事很匆忙。”“有犹太人吗？”他惊讶地望着我说：“当然没有，这是犹太人干的。”我苦笑：“哦，对，当然。”他转身望着堆积如山的尸体，静静地不发一语，好一会儿才嘟囔着说：“他妈的！”我向他告辞。门口，一群小孩挤成一团，其中一个开口问了我一个问题，可惜我听不懂他的语言。我默默离开，回到音乐学院向凯里希报告。

第二天，临时行动小组终于采取行动了。奉卡尔森和库尔特·汉斯的命令，一小分队在城堡庭院里，枪毙了300名犹太人以及20个趁火打劫的匪徒。我陪同凯里希博士和二级突击队大队长福格特开了一整天的谋略会议，与会的还有第六军团的军事情报专员尼迈耶，跟他的几位同事，其中一位就是我昨天在古堡见过的吕莱上尉，他负责情报业务。

布洛贝尔认为我们人手不足，希望国防军能借调一些人给我们，尼迈耶照例打着官腔，认定这类的问题应当交由陆军上将和他的上司，参谋长海姆上校来决定。

下午的另一场会议中，吕莱以僵硬的口吻宣布古堡发现的尸体当中，经证实有十名德人，均惨遭凌虐分尸。

“他们被捆绑，然后被割下鼻子、耳朵、舌头以及。”福格特随他前往古堡察看，回来时满脸寒霜。“是的，一点都没错，惨绝人寰，那些人是禽兽。”这个消息引起一阵哗然，布洛贝尔在走廊上破口大骂，回去见汉姆。

当天晚上，他对我们宣布：“陆军上将要我们展行惩戒行动，杀鸡儆猴，要让那些浑蛋不敢再胡作非为。”卡尔森为我们做了一份当天处决人犯的简报。

这部分没有引发任何争议，顺利完成，不过冯·赖谢瑙下令强制采取的行刑方法，也就是每位囚犯只用两把枪解决，有一些缺点。“这样的话，枪管必须瞄准脑袋，才能确定囚犯必死无疑，因为光射胸膛无法百分百确定，而脑门炸开时血和脑浆大量喷出，喷得我们脸上到处都是，大伙儿都在抱怨。”此话一出，立刻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哈夫讷冷不防说出：“你们等着瞧，最后大家肯定会在脖子上放枪，就跟布尔什维克党一样。”布洛贝尔的脸唰地通红，拳头重重捶击桌面：“阁下！您说这话太过分了！我们不是布尔什维克党！……我们是德国将士。我们是为了人民和领袖而战！妈的！”

他转头对卡尔森说：“如果你的手下这么嫩，就叫他们当伙夫去。”紧接着又对哈夫讷说，“总之，枪口绝对不能瞄准脖子，我不要有人因此觉得自己必须负责。要依照军队制定的方式处决囚犯，就这样，没什么好说的。”

第二天整个早上我都待在参谋部，军队攻陷本市时，查扣了多箱文件，我必须跟一位通译把这些文件浏览一遍，特别是从人民公安局(23)查扣来的数据，然后决定哪些该呈送临时行动小组，分析资料的紧急性。我们尤其希望能找到苏员名册，或者人民公安局等其他机构的成员名单，这些成员多半还待在城里，混在平民百姓之中，暗中从事间谍和破坏行动，把他们揪出来是当务之急。

接近中午的时候，我回到学院征询凯里希博士的意见。楼下的空气充斥着某种骚动，人群三三两两在角落里暴跳顿足，义愤填膺地耳语交谈。

我抓住一名三级小队长的衣袖问：“发生什么事了？”“我不清楚，二级突击队中队长，我想大概是跟旗队长有关。”“长官们现在在哪儿？”他指指通往总部的楼梯。

上楼梯时，我碰见凯里希念念有词地下楼：“乱七八糟，真是乱七八糟。”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抛来阴郁的眼神，破口而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怎样？”他继续往下走。

我往上走了几级阶梯，突然听见一声枪响，然后是玻璃碎裂和吼叫声。面对着布洛贝尔房间的楼梯间，有两名国防军人员在库尔特·汉斯的陪同下，气得跳脚。

房间门户大开。我问汉斯：“怎么了？”他抬抬下巴，指着房间的方向，双手十指交叠放在背后。我走进房间，布洛贝尔坐在床上，军靴还在脚上，外套已经脱下，挥舞着手枪，卡尔森站在他身旁，不去抓他的手，只是拼命将他手上的枪往墙壁方向推。一格玻璃窗已经散裂，我注意到地上摆着一瓶杜松子酒。

布洛贝尔脸色惨白，含混不清地鬼叫着，口沫横飞。哈夫讷跟在我后头进来：“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旗队长好像精神崩溃了。”“是啊，疯到见人就开枪。”

卡尔森转头看见我：“啊，二级突击队中队长，麻烦您向国防军的人打声招呼，请他们待会儿再来，可以吗？”我退回走廊，后面的汉斯刚好下定决心走进来，两人撞在一起。“奥古斯特，找个医生过来。”卡尔森吩咐哈夫讷。布洛贝尔不断怒吼：“这像什么话，不可能，他们脑袋坏啦，我要杀了他们。”国防军的两名军官远远躲在走廊那头，脸色苍白，全身僵硬。“长官……”我刚开口，哈夫讷撞了我一下，三步并作两步冲下楼。

上尉嗫嚅道：“贵单位的指挥官疯了！他想杀死我们。”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汉斯跟在我背后走出来：“长官，我们非常抱歉，旗队长病得很严重，我们已经叫人请医生了。我们待会儿再继续谈。”

布洛贝尔在房里尖声怒吼：“我要杀光他们，那些垃圾，让我去！”上尉耸耸肩：“如果党卫队的高阶将领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宁可不与贵单位合作。”

他转身面对同僚，两手一摊。“真是不可思议，他们不是已经摧毁所有的疯人院了吗……”库尔特·汉斯脸色霎时变白，“长官！党卫队的荣誉……”现在，变成他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我终于有机会介入，打断他的话。“各位，我还不了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显然牵涉到医疗方面的问题。汉斯，生气也没用。长官，正如我的同僚所说的，我想最好还是请您先离开一下。”上尉双眼炯炯发光，紧盯着我，“您是奥厄博士，对吧？好，我们走。”他对自己的同僚说。

他们在楼梯碰上了临时行动小组的医生施佩拉特，他正跟着哈夫讷往上走。

“您是医生吗？”“是的。”“小心，子弹可没长眼。”我闪开让施佩拉特跟哈夫讷过去，然后跟在他们后头走进房间。布洛贝尔的手枪已经放在床头柜上，嘶哑着喉咙对卡尔森吼道：“您知道，要枪毙那么多犹太人是不可能的。真要这么干的话，我们需要一台耕耘机，耕耘机才有办法把他们全埋进土里！”

卡尔森转身对着我们：“奥古斯特，麻烦你照顾一下旗队长，好吗？”说完，他抓住施佩拉特的手臂，将医生拉到一旁，两人热烈地低声交谈。“妈的！”哈夫讷高声咒骂。

我回头一看，布洛贝尔想拿回手枪，哈夫讷费力阻止。“旗队长，长官，安静下来，求求您。”我高声叫道。卡尔森立刻回到他身旁，心平气和地对他说话，施佩拉特也靠过来为他量脉搏。布洛贝尔朝放手枪的地方作势想拿回手枪，卡尔森转移了他的企图。施佩拉特接着对他说：“听着，保罗，您太疲惫了，我得给您打一针。”“不要！不要打针！”

布洛贝尔的手在空中乱舞，正好打中卡尔森的脸，狠狠地给了他一记耳光。哈夫讷捡起酒瓶给我看，随即耸耸肩——瓶子几乎空了。

库尔特·汉斯一直站在门口，不发一语地看着这一幕。布洛贝尔吼着含混的字眼：“该枪毙的是那些国防军的垃圾！全部枪毙！”怒吼接着转成喃喃自语。“奥古斯特，二级突击队中队长，过来帮忙。”卡尔森吩咐道。

我们三人合力抓起布洛贝尔的手脚，让他平躺在床上。他没有挣扎。卡尔森将他的外套卷成一团，塞到他的脖子底下，施佩拉特卷起他的袖子，给他打了一针。他已经安静许多。

施佩拉特拉着卡尔森和哈夫讷往门口走，三人私下交谈，我留在布洛贝尔身边。他睁大突出的眼睛盯着天花板，嘴边一抹唾液泡泡，还是不停喃喃自语：“掩埋，掩埋犹太人。”我悄悄把枪塞进抽屉，竟然没人想到要把枪收起来。

布洛贝尔看起来好像睡着了。卡尔森回到床边，“我们要把他送去卢布林(24)。”“为什么要送去卢布林？”“那里有家医院可以治疗这方面的疾病。”施佩拉特说明。“说得好听，不就是精神病院？”哈夫讷不假修饰地说。卡尔森怒斥：“闭嘴，奥古斯特。”

冯·拉德茨基出现在门框里：“这是在搞什么？”库尔特·汉斯回答：“陆军上将下了一道命令，旗队长就崩溃了，他承受不了。他想毙了那几位国防军的军官。”卡尔森补上一句，“今天早上他就不太舒服，在发烧。”短短几句话，便把刚刚的情况和施佩拉特的嘱咐交代得清清楚楚。

“好，”冯·拉德茨基做了最后决定，“就照医生的话做，我亲自送他过去。”他看起来脸色有点苍白，“至于陆军上将的命令，您开始准备了吗？”库尔特·汉斯说：“没有，什么都还没做。”“好。卡尔森，您负责安排调度一切。哈夫讷，您跟我一道走？”

哈夫讷气愤得涨红了脸：“为什么是我？”冯·拉德茨基生气厉声道：“因为，您得去吩咐底下的人，备妥旗队长的欧宝(25)车，必要时，搬几桶汽油过来。”哈夫讷还想争辩：“杨森呢，不能叫他去吗？”“不行，杨森要留在这里帮卡尔森和汉斯的忙。一级突击队中队长，”他转而面对卡尔森说，“您同意吗？”卡尔森表情凝重地点点头。

“二级突击队大队长，不如让我护送他去，您留在这里比较好，现在这里由您指挥了。”冯·拉德茨基摇摇头，“正因如此，我想还是我送他去比较好。”卡尔森满脸疑惑，“您确定您不留下来比较好？”“没错。总之，这个您不用操心，耶克尔恩副总指挥长跟他的幕僚马上就到。再说，行动小组大部分人马已经来了。他立刻就能进入状态，发号施令。”“因为我，您知道的，这种大规模的行动……”冯·拉德茨基脸上出现淡淡的微笑，扭曲了唇线，“不用担心，去见副总指挥长，然后确保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完成无误。我向您保证，不会有事的。”

一小时后，军官在大厅集合。冯·拉德茨基带着哈夫讷护送布洛贝尔离开，大伙儿扶着他坐进车时，他双脚不住地乱踢，施佩拉特只好再给他打一针，哈夫讷拦腰抱住他，不让他乱动。卡尔森说话了：“好了，我想您多少都了解现在的情况。”福格特打断他：“可以约略说明一下重点吗？”

“悉听尊便。今天早上，陆军上将下令，为了要替惨死在堡垒中的十名德国弟兄报仇，我军将采取报复的行动。布尔什维克党党羽每杀死一个人，我们将处决一名犹太人，这样估算下来，我们势必要处决上千名犹太人。旗队长收到命令后，好像加速导致他精神崩溃……”

库尔特·汉斯突然打岔：“说起来，军方也该负一些责任，他们应该派个手腕高明一点的人来，而不是派那个上尉，这样做简直是侮辱。”福格特说出他的想法：“我们得承认这件事对党卫队来说不太光彩。”

“各位，”施佩拉特尖刻地说，“问题不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各位，旗队长原本身体就不舒服。今天早上，他还发着高烧，我想这是伤寒的初期症状，一定因为这样，才加速导致他精神崩溃。”凯里希指出：“话是没错，但他喝得也太凶了。”

“是真的，”我大胆插嘴，“房间里有个空酒瓶。”施佩拉特反驳：“他有肠胃的毛病。他以为喝酒有助肠胃消化。”福格特打圆场：“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没有指挥官，甚至连副指挥官也不在，这样不行。冯·拉德茨基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回来之前，我建议由卡尔森一级突击队中队长执掌临时行动小组。”

“可是我的军阶不是最高的。”卡尔森不同意，“应该是您或是凯里希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来发号施令才对。”“话虽如此，但我们不是实战军官，分区行动支队里面，您的资格最老。”凯里希附议：“我赞成。”卡尔森脸部线条完全僵硬，锐利的目光从这个人身上扫到另一个人身上，最后望着杨森。

杨森先转过身，接着点点头：“我也赞成。”库尔特·汉斯加入声援：“中士，由您执掌这里。”卡尔森默然，随即耸耸肩：“好吧，既然您都这么说了。”

“我有一个问题。”第二小队队长，施特雷尔克从容不迫地提问。他转头面向施佩拉特：“医生，据您判断，旗队长的情况怎么样？可以确定他很快就能重回岗位吗？”

施佩拉特努努嘴：“我不知道，这很难说，他会变成这样，神经紧张当然是部分原因，不过应该也有器官方面的毛病，得等他烧退后再仔细观察。”“如果我没听错，”福格特轻咳一声，“您的意思是他不可能马上回营了。”“可能性很低，总之这几天不太可能。”“万一，他永远不能回来的话。”凯里希脱口而出。

大厅里一片静寂。

大伙儿的脑子里很明显全转着同一个念头，只是没有人愿意说出来：布洛贝尔不回来了，这或许不是件坏事。一个月前，我们这些人才认识他，归他指挥的时间更不到一个礼拜，尽管如此，我们已经明白和他共事绝对不轻松，甚至会是苦差事。

卡尔森打破沉默：“各位，事情还没完呢，我们得开始规划这次的报复行动。”凯里希忍不住发飙：“是啊，说到这里，这种事真是前所未闻，完全没有道理。”“什么事前所未闻？”福格特问。“报复啊，真是的！我还以为时光倒流，回到三十年战争(26)的时代了呢！首先我们要怎样揪出一千名犹太人？在一夜之间？”他轻敲鼻梁。“通过看吗？还是检查鼻孔？还是量身高？”“说得也对。”杨森附和，他之前一直保持沉默，“这可不容易。”

“哈夫讷有个想法，”库尔特·汉斯说得直接，“叫他们脱掉裤子检查。”凯里希忍不住暴跳如雷，“简直胡说八道！您都疯了不成！……卡尔森，您来告诉他们。”卡尔森一脸阴霾，但丝毫不动摇，“听我说，二级突击队大队长，请您镇静下来。这事一定有解决的办法，我待会儿要晋见副总指挥长，再跟他讨论看看。至于这件事，我跟您一样都不喜欢，但这是命令。”凯里希咬紧牙关瞪着他，看得出来，凯里希正努力控制自己的火气。

“拉斯彻旅队长呢？”他终于按捺不住，“他怎么说？再怎么说，他也是我们的直属上司。”“说到这里，又是另一回事了。我试着联系他，但是行动参谋部好像仍在行军。我打算派个信差到林姆堡，向他报告这边的情况，请他给我们指示。”

“您打算派谁去？”“我心目中的人选是奥厄二级突击队中队长，我能借用他一两天吗？”凯里希转头问我，“二级突击队中队长，您那些档案整理得怎么样了？”“大部分都筛选过了，我想我还需要几个小时收尾。”

卡尔森看看手腕上的表：“想在今晚以前赶去，时间上已经太晚了。”“好，”凯里希决定了，“这样吧，今晚把档案弄完，明天一早出发。”我问卡尔森：“好的……一级突击队中队长，您要我做什么呢？”“把总部的问题和现况向旅队长报告，说明我们的决定，还有麻烦转告他，我们等候他的指示。”凯里希加上一句：“您到那里之后，搜集一下当地的情报，那里的情况似乎相当混乱，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遵命。”

傍晚，我叫了四个人来帮忙，总算把筛选出来的文件抬上国家安全局的办公室。凯里希的心情恶劣极了。“喂，二级突击队中队长，”看见我搬箱子进来时，他叫道，“我好像记得是我吩咐您筛选这些文件的！”“您真该看看我留在那边的那堆，二级突击队大队长。”“说不定我们还得向外借调几位通译。好吧，您的车子已经准备好了，去找霍夫勒，早点出发。现在，先去找卡尔森。”

我在走廊遇见了另一个下级军官，三级突击队中队长佐恩，他常在哈夫讷左右转来转去。“啊，奥厄博士，您运气真好。”“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运气好才能离开这里啊，明天有烂差事。”我点点头：“是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不知道，我只负责准备绳索。”“佐恩只会发牢骚。”杨森走过来加入我们，他埋怨道。

我问：“您想到解决的方法了？”“什么解决方法？”“犹太人啊，要怎样才能揪出犹太人啊？”他苦笑着说：“哦，这个啊！其实简单得很，参谋部已经开始印制海报，要求所有的犹太人明天到中央大庭院来报到，以尽公民的义务。来多少，我们就抓多少。”“您认为凑得出这么多的人数吗？”“副总指挥长说可以，这一招据说屡试不爽。要不然，我们先逮捕那些犹太领导人，威胁他们如果不凑出足够的人数，就叫他们脑袋开花。”

“我懂了。”佐恩呻吟似的说，“啊，这真不是人干的差事。幸好我只要把绳索搞定就行了。”杨森愤愤地说：“最起码您人还在这里，不像哈夫讷那只猪猡。”“那不是他的意思。”我反驳，“他本来想留下的，是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坚持要他陪同前往的。”“对，说得对。为什么他就可以离开？”他满脸寒霜地瞪着我看，“我也很想乘机到卢布林或者到林姆堡(27)去玩玩。”

我耸耸肩，径自离开去找卡尔森。

卡尔森正弯腰望着桌上的本市地图，一旁还有福格特和库尔特·汉斯。

“有什么事吗，二级突击队中队长？”“听说您找我。”卡尔森现在看起来比下午自在多了，也更有把握。“您见着拉斯彻旅队长时，跟他说耶克尔恩副总指挥长已经再度确认命令，并决定亲自指挥这次行动。”他神情肃穆地望着我，看得出来，耶克尔恩做出了决定，他肩上的重担终于得以卸下。“他也认可由我接任临时指挥官，直到冯·拉德茨基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回来为止。”他接着说，“除非旅队长有别的人选。总之，为了这次行动，他借调了乌克兰后备军以及警备处第九营的警力给我们。就这样了。”我一语不发，敬完礼后退出办公室。

那天夜里，我辗转难眠，老想着明天前来报到的犹太人。我觉得这个方法很不公平，受到惩罚的都是善良守法的犹太人，他们信任德意志帝国；至于其他人，那些懦夫、叛徒、布尔什维克党人，他们还是会躲着不出面，我们也找不着他们。

就像佐恩说的，这真不是人干的差事。我很高兴能够离开这里，前往林姆堡，这回出差可能会很有意思。不过，我对于自己借着这种方式逃避这次任务感到不满，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我必须勇敢面对，至少为了自己，找出最佳解决方案，而不是转身逃避。

其他人，好比卡尔森、佐恩都不想蹚这浑水，免得日后被追究责任。就我的认知，这是不对的。如果我们下的命令违反了公平正义，就该好好思索，决定这道命令是有绝对的必要呢，还是只是贪图一时方便、偷懒、不想花脑筋？这才是该正视的问题。我知道这些命令来自比我们高的层级，但我们不是机器，该做的不仅是奉令行事，更要全心投入。然而，内心出现了疑惑，让我很困扰。最后只好看书，勉强睡了几小时。

凌晨4点，我已经整装待发。司机霍夫勒早已在军官食堂等我，手上捧着难喝的咖啡：“二级突击队中队长，如果您想吃点东西，我这里还有面包和起司。”“不用了，我不饿。”我默默喝着咖啡。霍夫勒睡眼惺忪，外头万籁俱寂。此行的勤务官波普也走过来，唏里呼噜地大嚼早餐。

我离开餐桌，走到外面中庭抽烟。天空清澈，繁星如斗，在古老修道院高耸的屋檐上闪烁，在清晨微亮的曙光中，修道院更显得与世无争，神秘厚重。我没看见月亮。

霍夫勒走出来，向我敬礼：“都准备好了，二级突击队中队长。”“汽油搬了吗？”“有，搬了三桶。”波普站在上将车(28)的前门旁，一脸笨拙地看着自己的配枪，扬扬得意。我挥手叫他钻进后座。“报告二级突击队中队长，按照惯例，勤务兵坐在前面。”“对，可是我更愿意你坐在后面。”

穿过斯特里河，霍夫勒方向盘一转，车子朝南方奔驰，从我们刚拿到手不过几小时的地图来看的话，沿途都有标示牌。

一个晴朗的星期一早晨，平静祥和，沉睡的村落似乎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沿途的管制站迅速放行，没有刁难。左边的天空逐渐泛白，没多久，树林后头隐约可见红色的太阳。团团雾气黏附地面，一个个村落之间，大片田野平原绵延天际，其中偶尔点缀几丛小灌木，间或草木茂密的低矮丘陵。天空渐渐转蓝。

“这里的土壤一定很肥沃。”波普开口，见我没搭腔，他也就乖乖地闭上嘴。我们在拉杰霍夫(29)暂停，吃点东西再上路。再一次，马路两边随处可见装甲车残骸散落在人行道和排水沟，木屋烧毁，市容残破。交通流量逐渐增多，我们遇上载送士兵和粮食的卡车，队伍排得好长。

快到林姆堡的地方，我们碰到管制，被迫停车让装甲车队先行通过。路面震动，尘土飞扬，灰尘不仅完全遮蔽了车窗的视线，甚至还钻过缝隙溜进车厢。

霍夫勒给我和波普一人一根烟。他为自己点烟的时候，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这些‘体育生’牌子的烟真他妈的够呛。”我说：“还行，不要太苛求了。”

坦克车队过去了，一名国防军战地警察走过来朝我们挥手，示意不要发动引擎，他大声说：“另一个装甲车队马上要过来。”我吸完手中的烟，打开车门把烟屁股扔到车外。“波普说得对，这是个好地方。”霍夫勒突然开口说，“战争结束后，我们可以到这里来养老。”

“你会来这里定居吗？”我笑着问他。他耸耸肩：“看情况。”“看什么情况？”“官僚。如果这里跟我们那边一样官僚，那就不必了。”

“你打算做什么？”“报告二级突击队中队长，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做个小生意，跟我在家乡的时候一样。舒适的烟酒专卖店，还要有吧台，也可以兼卖一点水果蔬菜什么的，再说吧。”他突然用力一拳打在方向盘上，“可惜，我在家乡开的店被迫关门，1938年就撑不下去了。”

“怎么了？”“这还用得着说吗？还不是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大财团雷姆茨马(30)，他们决定不供货给每年营收少于5000马克的店家。我的家乡全村加起来有六十来户，要卖5000马克的香烟……没办法，供货商只有他们一家。我是全村唯一的一家烟酒专卖店，村里的纳粹党员代表出面声援我，还写了许多信四处为我说项，能做的我们全都做了，还是没办法，最后只好告上商业法庭，我败诉了，只好关门大吉。光卖蔬菜，收入不够养家糊口，没多久征召令就来了。”

“所以，你们村里没有烟酒专卖店了？”波普以低沉的声音追问。“就像你说的，没啦。”“我们那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

第二批装甲车队轰轰逼近，大地又开始震动。上将车有一面车窗玻璃没有装好，在窗框上疯狂地哐啷作响。我指给霍夫勒看，他点点头。坦克车一辆接着一辆开过去，绵延无尽——前线部队八成还在全速前进。终于，国防军战地警察朝我们挥手，示意道路开放通行了。

林姆堡一片混乱。管制站的士兵没有一个能告诉我们，国安警察署或国家安全局的指挥所在哪里。这座城虽然被我军拿下两天，好像还没有人想到要竖立一些战时标示牌。我们随便沿着一条大街走，马路的尽头是一条被公园一切为二的大道，公园的外墙是淡淡的粉彩色，还有华丽繁复的白色线角装饰。街道上万头攒动。

除了德用车，还有敞篷货车和汽车，车身挂着蓝黄相间的旗帜或布条，每辆车上都挤满了穿便服的男人，偶尔也可看得见身着制服、佩带长枪或手枪的军人，他们大声叫嚷、唱歌，或朝空中鸣枪。两边的人行道和公园里，则有另一群人，混杂在神情冷漠的德国士兵当中，不管有没有带武器，一律大声欢呼。

在一名空军少尉的指点下，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分区指挥部，到了那里，我们被带到十七军参谋部。军官在楼梯间冲上冲下，进出办公室，甩门声不绝于耳，走廊上到处是被翻倒践踏的苏联文件。大厅里有一群人，便服外套和长枪上都挂着蓝黄色臂章，他们神情激动，我不确定是以乌克兰语还是波兰语，跟一群佩戴夜莺浮雕徽章的德国士兵交谈。

最后，我终于找到一位隶属军事情报局的年轻少校。“B特遣部队？他们昨天才到，驻扎在人民公安局办公室。”“那是哪里？又有谁在那里？”他疲惫地望着我，“我完全不知道。”他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一位去过那里的部下，请他带我们过去。

大道上，车流以龟速行进，后来又出现一大群人堵住了所有的交通。我走下欧宝，想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人们声嘶力竭地叫嚣，用力鼓掌，甚至有些人索性把咖啡厅的椅子或箱子搬到外面，站到上面好看个清楚，还有人将小孩举上肩头。

我挤在人群中奋力前进。围观群众的中心，一个净空的大圆圈里，一群人穿着不知是从戏院还是从博物馆抢来的服装，在大街上搔首弄姿，极尽夸张之能事。他们头戴法国摄政时期的假发，身穿1812年的仆役外套，或是有白鼬皮饰带的法官长袍、蒙古人的盔甲、苏格兰格子呢服饰、半罗马半文艺复兴时代的笑闹歌剧的戏服，外加脖子上一圈大绉领。一个男人穿着布琼尼(31)的红色骑兵队制服，头上却戴了一顶大礼帽，脖子还包了一圈毛皮领，不停地挥舞着一管毛瑟长枪。每个人手上不是步枪就是木棍，他们脚下有好几个人跪倒在地，穿戏服的人偶尔会给他们踹上一脚，或拿枪托砸他们，倒地的人大多血流如注，围观的群众更是大声叫好。

在我背后，有人开始用手风琴演奏小曲，很快就有十几个人加入大合唱，穿苏格兰格子呢裙的那个男人不知从哪儿拿出一把小提琴，因为没有琴弓，便当成吉他弹奏。

围观的一名观众扯着我的衣袖，着魔似的对着我喊：“Yid，yid，Kaputt！(32)”这一点，我早就明白了。我用力挣脱，再度穿过人群回到车上，这段时间，霍夫勒已经将车掉头。“我想我们可以走这边。”军事情报局的弟兄指着直角交叉的另一条路说。我们迷路了。霍夫勒急中生智，停下向一位路人问路：“人民公安局？人民公安局？”“人民公安局Kaputt（去死）！”那名路人雀跃地欢呼。他比手画脚为我们指点路线，这里距离参谋部不到两百米，只是我们走错了方向。

我打发为我们带路的士兵回去，上楼说明来意，他们告诉我，拉斯彻正和他底下的小队长及军官开会，没有人能确定他何时可以接见我。终于，有一名一级突击队中队长上前来帮我脱离窘境。

“您是从卢茨克来的？我们已经接获通知，旅队长跟耶克尔恩副总指挥长通过电话，不过我敢确定他一定很想听听您的报告。”

“好的，那我在这里等他。”

“哦，不用了，这个会议起码要开两个小时，您大可到城里四处逛逛，尤其是老城区，非常值得一看。”

“城里的人似乎非常兴奋。”我说。

“这个嘛，是啊，人民公安局在撤离监狱前，了3000多人。后来乌克兰国家主义分子和加利西亚(33)人通通从森林里跑出来了，大概是吧，天知道他们躲在哪里，所以他们有点兴奋过头了。这15分钟，犹太人可难过了。”“国防军就这样袖手旁观？”他眨眨眼睛，“上面的命令，二级突击队中队长。当地人民清除叛徒和叛徒的党羽，这不关我们的事，这属于内政事务。好了，待会儿见。”他走进一间办公室，我转身离开。

市中心传来的枪响像是露天园游会施放的排炮。我把欧宝留给霍夫勒和波普，自己走路去中央大道。条列式廊柱下，处处薄海欢腾，门户大开的咖啡馆，门和窗早已被拆下丢了，人们大口灌酒，高声喧闹，不时有人趋前与我握手。

有个狂欢过头的人递了杯香槟给我，我一饮而尽，酒杯还来不及还，他已经消失不见。人群中混杂着一些穿着戏服的人，仿佛欢庆嘉年华会的游行队伍，其中有些人还戴着面具，有的滑稽，有的恐怖，还有的古怪。我穿过公园，公园的另一边就是老城区，老城市容与奥匈帝国风格的大道截然不同，这里处处是文艺复兴时代的狭窄高楼，盖着尖尖的屋顶，外墙颜色各异其趣，但大多斑驳褪色，有的还有巴洛克式的石雕装饰烘托。这边的巷弄人潮明显少很多。

一家没开业的商店橱窗上贴着一张毛骨悚然的海报，看得出来这是一张死尸照片的放大照，下方有一行用西里尔字母(34)书写的文字，我勉强拼出“乌克兰”、“犹太人”这两个词。

我顺着一座雄伟壮丽的教堂绕了一圈，看样子是天主教的教堂，大门紧闭，敲门也没人应声。沿着马路往下走，一扇门敞开着，里面传来玻璃碎裂、敲打和叫嚷的声音，再走远一点，地上倒着一具犹太人的尸体，脸孔埋在排水沟里。一小队一小队身怀武器、挂着蓝黄色臂章的人盘查一般老百姓，他们有时走进一户人家，随即传出叫嚷声，甚至几声枪响。就在我的面前，二楼，一个男人突然冲破一扇十字窗棂，伴随一阵如雨下的玻璃碎屑，砰然摔在我脚下，幸好我及时往后跳开，才免去一场撞击。他的头撞上石板地面时，我清清楚楚地听见他脖子“咔”的一声被扭断。一个只穿衬衫没穿外套，头戴军帽的男人从打破的窗户中探头出来，一看见我，立刻高兴得用一口破德语跟我说：“很抱歉，德官大人！我没看到您。”

我内心的忧虑加剧，我绕过脚下的尸体，默默继续我的路程。再往前一点有座古老的钟塔，一位身穿神职人员长袍的大胡子从底下的大门走出来，一看见我，立刻转身朝我走过来。“军官大人！军官大人！请过来，过来，拜托，拜托。”他的德语说得比刚刚那个把人扔出窗外的老兄要高明许多，但是夹着奇怪的口音。他几乎是使劲把我拉到大门边。我听见里面传来野兽般的惨叫与哀号，教堂的中庭里有一群人，人手一条木棍或铁条，朝趴在地上的犹太人死命地打。有些人禁不起这般折磨，一动也不动地奄奄一息，有些人还惊恐得不住地发抖。

“军官大人！”神父高声叫着，“求求您，想想办法！这里是教堂啊！”我停在大门边上，犹豫着该不该介入，神父一直拉我的手臂，我脑筋一片空白。其中一名乌克兰人看到了我，一边朝我点头致意，一边向旁边的同伙说话，他们下手的动作明显迟疑了许多，最后终于停止殴打。神父连珠炮似的跟他们说了一大串，我一句也没听懂。

他转身对我说：“我跟他们说，您命令他们停止。我跟他们说教堂是神圣的地方，他们简直猪狗不如，我还说教堂归国防军保护，如果他们还不走，就要被逮捕。”“我只有一个人。”我说。“没关系。”神父答道。接着他以乌克兰语大声地又说了几句，那些人慢慢放下手中的木棍。其中一人还热情地对我说了一大段话，我只听得懂“斯大林”、“加利西亚”和“犹太人”几个词而已。另一个人朝地下的人吐口水。

有一段长长的时间，空气中飘浮着不确定的因子，神父又大吼了几句，那批人终于丢下犹太人，不发一语鱼贯往回走，最后消失在街道上。“谢谢。”神父感激地说，“谢谢。”他慌忙跑过去看看那些犹太人的情况。教堂中庭的地面微微倾斜，低处有一排漂亮的列柱支撑整座教堂，柱顶点缀青铜飞檐。

“帮帮我。”神父对我说，“这个人还有气。”他撑起那个人的腋下，我则抬起他的脚，我看到一张年轻的脸，胡子长得还不是很茂密。他的头软软地仰天垂挂，血沿着发卷滴落，在石板地面上留下斑斑的一条血迹，闪着亮光。我的心跳得飞快，从来没有像这样搬过一个垂死的人。我们得绕过教堂，神父一边倒退着走，一边用德语发牢骚：“先是布尔什维克党，现在是发狂的乌克兰人。您的军队为什么不管一管？”

最里面有一道拱门，通往另一个中庭，穿过中庭，随即来到教堂门口。我帮神父把这名犹太人搬到前厅，安置在一张长椅上。他高声呼唤，两个男人听见了，从正厅里走出来，他们跟神父一样都是大胡子，脸色同样难看，不同的是，他们穿着西装。他跟那两个人说话，用的是一种奇特的语言，既不像乌克兰语，更不是俄语或波兰语。

三人一同走进门口的中庭，其中一人往后面的小巷子走，另外两人则回到先前那些犹太人被殴打的地方。

“我叫他去找医生。”神父说。

“这里是什么地方？”我问他。

他停下动作，定定地望着我：“这里是亚美尼亚教堂。”

“林姆堡也有亚美尼亚人吗？”我惊讶地问。

他耸耸肩：“比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来得更早。”

他和同伴忙着抬另一个气若游丝、低声呻吟的犹太人进来。犹太人的鲜血沿着倾斜的中庭石板地面，慢慢流进一整排的柱子。交错的拱梁之下，我瞥见一些墓碑，用水泥砌在墙上或者镶嵌入地面，墓碑上面覆盖着神秘的镌刻铭文，无疑是亚美尼亚文字。

我凑上前，砌在地板上的石碑，上头的文字一笔一画都流溢着鲜血。我迅速别过头。觉得全身上下每一条神经都受到压迫，六神无主，我点燃一根烟。那排柱子下方清凉宜人，阳光照耀着中庭地面上形成的血泊，以及血迹斑斑的石板块，照耀着犹太人沉甸甸的尸体，照着他们身上的粗布衣裳，或黑或棕，全都被血浸得湿透。大群苍蝇在他们的头上嗡嗡盘旋，停在他们的伤口上。神父走过来，站在这些人旁边。“这些死者怎么办？”他对我说，“我们不能把他们丢在这里。”但是，我一点都不想帮他，一想到要去摸这些僵硬的死尸，全身一阵鸡皮疙瘩。

我绕过这堆尸体，踏过门槛，走出教堂。外面街上空荡荡的，我信步往左，走了一阵子，没路了，右边竟出现了一座巍峨的巴洛克式教堂，门前还有广场。洛可可风格的雕琢装饰，高耸的列柱大门，覆盖铜铸的圆顶。我踏上门前阶梯走进教堂，正厅的巨大拱形天花板由细细的螺旋状石柱支撑，日光穿透彩绘玻璃流泻，轻抚金箔包覆的木头雕像；黑得透亮的长椅整齐排列绵延到尽头，只是不见任何人影。

一处刷上石灰的小厅堂侧边，我注意到一扇低矮的门，古老的木头门扉滚着皮边，我推开门，脚下是几级石阶，然后是一条低矮宽敞的通道，开着小小的十字窗借光。另一边的墙面是满满的玻璃柜，里面摆满了做礼拜用的圣具，有些看起来相当古老，做工细腻，令人叹为观止。出乎我意料的是，柜子里也摆着一些犹太教的用具：希伯来文经卷、祈告巾，还有一些以犹太人聚集在会堂主题的古老浮雕。一些希伯来文的典籍还用德文加注了印刷者的名讳：利沃夫，1884；卢布林，1853，贝·施谬尔·贝伯斯坦。

我听见脚步声，抬头张望，一名剃发僧人朝我走过来，他身上穿着多明我会的白色教服。他来到我跟前，用德文跟我说：“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吗？”

“这里是什么地方？”

“您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一座修道院。”

我指着玻璃柜问：“不，我说的是这些东西。”

“那个？是我们的宗教博物馆，展示的物品都是本地的文物。如果您想参观的话，非常欢迎，通常我们会请参观者奉献一点心意，不过今天免费。”

他继续往前走，悄然消失在一扇铁门后面。接着，他的身影重新出现在更前面的地方，通道往右拐。

我发现自己置身在清修院里，四周有矮墙包围，石柱间的窗户都已封死。一片低矮的长方形玻璃窗吸引了我的目光。一具小型探照灯挂在墙上，照亮玻璃窗里面的东西，我弯下腰，底下是两具交缠的枯骨，有一半的身躯还埋在干硬的泥土中。比较大的那一具应该是男性，虽然他的头盖骨上摆了一副硕大的黄铜耳环，他脸朝上仰躺着；另一具看得出来是女性，蜷曲着身子侧躺，双手抱胸，双腿交叠。太神奇了，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东西。我努力想读懂说明卷标上的文字，却一无所获。

他们两人互拥睡着，到底睡了多少世纪？这两具骸骨的年代应该非常久远，也许可以追溯到原始时代。女子应该是殉葬牺牲，跟着死去的主人被送进坟墓，我知道这种习俗在远古时代确实存在。不过，这种推理也不一定对，不管怎么说，他们躺着的姿势，显然是经过一番缱绻和甜蜜的后彼此相拥小憩的模样。

我想到我姐姐，喉头不禁一阵酸涩，她要是看见这一幕，一定会忍不住当场掉下泪来。

我走出修道院，一路上没碰见任何人，一走到室外，直直朝着广场的另一边走。走出这边的广场，映入眼帘的是另一座宽阔的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一栋大型建筑，与一座尖塔并列，周围还种了几棵树。广场四周挤着一栋栋狭窄的屋舍，外墙的装饰华丽繁复，每一栋都有不同的风格。

正中央的建筑后面聚集了喧闹的人群，我避开人群，弯进左边的小路，接着绕过一座大教堂，从一位手持十字架的温柔天使底下穿过去，路经无精打采的摩西跟他的十诫石板，然后是一位衣衫褴褛的沉思圣人，他站在一颗头颅和交叉摆放的两节胫骨上，这跟绣在军帽上的军徽几乎如出一辙。背后的一条小巷子里，有人搬出桌子和椅子。

我觉得又热又累，那家小酒馆似乎没有半个客人，我坐下来。一个女孩跑出来，用乌克兰语招呼我。“有啤酒吗？啤酒？”我用德语问。

她摇摇头：“Pivo nye tu(35)。”

这句，我懂。“咖啡呢？Kava？”

“Da（有）。”

“Voda（水）？”

“Da（有）。”

她走回店内，拿了一杯水回来，我一饮而尽。然后她端来咖啡，咖啡已经加了糖，我没喝。我点燃一根烟。女孩再度出现，看着咖啡。

“咖啡？不好喝？”她以简单的德文问。

“糖。Niet（不要）。”

“啊。”她笑了，把桌上的咖啡端走，另外端了一杯给我。浓浓的黑咖啡，不加糖，我边喝边抽烟。

右手边大教堂的下方，是一座小礼拜堂，屋顶上满满的浮雕，黑黑的层层排列，挡住了底下的大广场。

一名穿着德服的男子刚好绕着礼拜堂转，细细品味着繁复的雕工。他注意到我，随即朝我走过来，我瞥见他的肩章，立即站起来向他敬礼。他还礼后说：“您好！您是德国人？”“是的，上尉。”他掏出手帕擦拭额头，“啊，太好了，您不介意我坐这里吧？”“一点也不，上尉。”女孩再度走出来。“您的咖啡要加糖还是不加糖？他们只有这个。”“要加糖，麻烦您了。”我比手画脚说明，希望女孩能给我们两杯咖啡，外加糖罐，我和上尉一起坐下。

他伸出手，“汉斯·科赫，军事情报局。”我也自我介绍。“啊，您在国家安全局啊？是啊，我竟然没注意到您的军徽。太好了，太好了。”这名上尉看起来相当平易近人，应该已经超过50岁，鼻梁上架着圆框眼镜，小腹略显突出，说话时带着淡淡的南方口音，却也不完全像维也纳那边的口音。“我想您是奥地利人，上尉？”“对，我来自施泰尔马克(36)。您呢？”“我父亲世代居住在波美拉尼亚(37)，不过我是在阿尔萨斯(38)出生的，之后便四处漂泊。”

“是啊，是啊。您四处随便走走？”“可以这么说。”他点点头，“我到这儿来开会，那里，就在旁边，刚刚开完。”“开会，上尉？”“您看，他们邀请我们来，说是要开个文化会议，照我看啊，根本是政治会议。”他弯身凑到我面前，好像有悄悄话要说，“他们之所以派我来，是因为大家认定我是乌克兰问题的专家。”

“那，您是吗？”他靠回椅背，“根本连边都摸不上！我是神学教授，对东仪天主教会(39)有一点涉猎，仅此而已。他派我来，肯定是因为我曾经在皇家军队服役，第一次大战时官拜少尉。您看，他们认定我懂得乌克兰的国政，可是当时我人在意大利前线打仗，而且还是后勤部队。我的确是认得几个克罗地亚籍的同胞……”

“您会说乌克兰语吗？”“半个字都不懂，不过我有一名翻译官。他现在跟几个乌克兰国家主义组织的家伙在广场那边喝酒。”“乌克兰国家主义组织？”“您不知道他们在今天早上取得了吗？总之，他们占据了广播电台，自行颁布了公告，宣称新的乌克兰已经诞生，如果我没听错的话。正因如此，我才被叫来参加刚刚的会议。听说东正教的总主教已经为新国家祈福了，谣传都是因为我军施压，总主教才不得不这么做，实际的情况我也不清楚。”“什么总主教？”“东仪天主教会的啊。东正教信徒讨厌我们，也讨厌斯大林，相较之下，他们更讨厌我们。”

我正想提出另一个疑问时，冷不防被人无礼地打断——一个略显丰腴的女子，丝袜破了，衣不蔽体，伴随着大教堂后面传来的一声惨叫突然冲过来，在桌子之间横冲直撞，翻倒了一张桌子，叫嚷着跌在我们跟前，白皙的肌肤有几片淤血，不过流的血不多。

两名别着臂章的彪形大汉大摇大摆地跟过来，其中一名操着一口破烂的德文对我们说：“很抱歉，军官大人，没事儿。”另一个家伙拉扯女人的头发，把她拖起来，顺势朝她的肚子就是一拳，她闷哼一声，不再叫嚷，唾液流出嘴角。头先那个家伙则朝她的屁股狠踹一脚，女人又开始跑，两个家伙笑着小跑步跟上去，消失在礼拜堂后面。

科赫脱下军帽，再次擦拭额头，我则把翻倒的桌子扶正。我随口说道：“这里真是野蛮。”“我完全赞同，但是，我认为是您在纵容他们。”“上尉，您说这话真让我吃惊，我才刚到这里，什么都不知道。”科赫滔滔不绝地说下去，“我在参谋部听到了一点风声，据说国家安全局叫人印了许多海报，鼓吹人民暴动，他们称之为彼得留拉(40)行动。您知道，就是那个乌克兰领袖，我记得他好像是被一名犹太人刺杀身亡，好像是1926或1927年的事。”

“您瞧，您知道得还是挺多的。”“哦，我只是看了几篇报告。”少女从酒馆出来，微笑着对我说咖啡算店里请客，反正，我身上也没有当地的货币。我看看手表：“很抱歉，上尉，我得告辞了。”“哦，哪里，哪里。”他握住我的手说，“加油。”

我循最短的路走出老城区，费劲地穿越一群狂欢的民众。行动参谋部里人声鼎沸，原来的那名军官出来接待我：“啊，又是您。”最后，我终于见着了拉斯彻旅队长。他诚恳地与我握手，一张大脸上却满是严厉。“请坐，布洛贝尔旗队长在搞什么？”他没戴军帽，高耸饱满的额头在灯泡的照耀下显得特别油亮。我把布洛贝尔崩溃的情况择要说明：“根据医生的判断，肇因是高烧和过度操劳。”他厚厚的两片嘴唇不悦地噘起。

他翻找办公桌上的文件，拉出一张纸。“六军团参谋部的情报专员已经写过信跟我抱怨了，他真的拿枪威胁国防军的军官吗？”“报告旅队长，这样说太夸张了。他的确有点发狂，嘴里嘟囔着语意不清的话，但是，他没有针对任何人开枪的意图，都是生病的缘故。”“好吧。”他又盘问我一些问题，最后示意会面结束，我可以走了。“冯·拉德茨基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已经从卢茨克出发，在回营的路上了，他将代理旗队长的职务，直到他身体复原为止，我们会发布正式命令和相关文件。至于今天晚上，去找行政处的哈特勒，他会安排您的住宿。”

我退出旅队长办公室，寻找第一小队的队长办公室，他的手下发了一些粮票给我。之后我下楼找霍夫勒和波普，在楼下大厅碰见了托马斯。“马克斯！”他轻拍我的肩膀，我内心涌起一股欢喜。“真高兴在这里遇见你，你在做什么？”我向他说明了事情的经过。“你会待到明天吗？太好了。我要跟军事情报局的人一起吃晚餐，在一家小餐馆，据说菜非常棒，你也一起来。有人替你安排床位了吗？这里当然不会有什么豪华饭店，但起码床单是干净的。幸好你不是昨天来，真是乱得一塌糊涂。红军撤退时，把全城洗劫一空，乌克兰人又抢在我们抵达前先搜刮了一阵。我们捉了一些犹太人，清理残局又花了好几个钟头，一直到今天凌晨才合眼。”我跟他约好待会儿在大楼后面的花园碰面，然后才分手。波普躺在欧宝里打鼾，霍夫勒跑去跟战地警察玩纸牌，我跟他们说明了接下来的行程安排，就一个人躲到花园抽烟，等着托马斯。

托马斯是个好弟兄，我真的很高兴能遇见他。我们的友情可以追溯到好几年前，在柏林的时候，我们经常一起吃饭，他偶尔还会带我上，跑知名的演奏厅。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凡事都难不倒的大男孩。何况，我会到俄国来，他也是一大原因，最起码这个建议是他提的。不过，我们之间的故事可以往前追到更远。

1939年的春天，我刚刚获得法律博士学位，加入国家安全局的行列，那时候大伙儿开口闭口都是战争。先是波希米亚(41)，然后是捷克东部的摩拉维亚，接着，元首开始将注意力转到但泽(42)，法国和英国两方会有什么反应是重点。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英法两国不会为了区区一个但泽而卷入战争，就像他们对布拉格的态度一样，没想到他们却铆尽全力加派驻兵，确保波兰西部边境安全无虞。

我和我的上司贝斯特(43)博士针对此事商讨了很久，他算是我在国家安全局的良师。他认为，理论上我们不应该害怕战争，战争是为了要达到世界观的理想必然衍生的结果。他引用黑格尔和荣格的论述，进一步申论，除了通过战争，和处在战争的状态下，没有国家能够达到它所谓的乌托邦式的统一。

“如果个人是国家的反义，那么战争就是对这种反义的否定。战争时期是人民、是大众的集体存在的绝对社会化时刻。”不过，让我们忧心的反而是琐碎的小问题。冯·里宾特洛甫主导的政府、军事情报局，以及我们本身的外事部门，各有一套观点。

有一天，我们的总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召见我。被大头头点名召见，我可是头一遭，踏进他办公室的那一刻，内心交杂着兴奋与忐忑。他直挺挺的，一脸专注，正在审阅桌上成堆的报告，我立正站好，等了几分钟，直到他发现我，然后叫我坐下，才得以从容地近距离观察他。

当然，我已经见过他好几次了，像是在军官汇报时，也曾在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城堡的回廊里碰过他，隔着一段距离看，他简直是尼采笔下超人的化身，近看他给人一种奇特的印象，有点捉摸不定。我告诉自己，他叫我来肯定是有大事。在他超乎寻常高耸饱满的前额下，嘴显得太大，两片嘴唇摆在狭长的脸上则显得太厚，手指太长，像是萎缩的海草搭在手臂上。

他抬头看我时，细小的双眼靠得太近，好像不肯乖乖待在原本的位置上，而他开口说话时，嗓子尖细，不像是位高权重的男人应有的声音。他带给我一种困惑的女性化意象，反而让他显得更可怕。他说话速度快，简洁有力，每句话都只讲一半，要表达的意思却清楚明白。

“我有个任务发派给您，奥厄博士。党卫队大元帅对于关于西方强国的动向报告非常不满意，希望另做一次评估，完全不要外事部门的参与。我们都知道那些国家主张和平的舆论声浪非常强大，尤其是国家主义分子和亲法西斯主义分子，但是很难判断这些人对政府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您对巴黎的了解似乎很深。您的档案数据显示，您曾和参与法兰西行动的中心分子走得很近，那些人这几年来也逐渐开始得势。”

我开口想说话，但海德里希不让我说：“不必多说。”他要我赶往巴黎，跟老朋友叙旧攀关系，以便评量主和派有多大的政治影响力。我要拿完成学业、出国度假散心为借口。想当然耳，我也必须同时进行工作，对那些听得下去的法国人民再三保证，德国纳粹党力主和平的决心。“豪泽博士会跟您一起去，不过您必须分别交报告。陶贝特旗队长会给您一些外币和必要的文件，都清楚了吗？”老实说，我觉得自己如坠五里雾中，浑然不知所以然。而我毫无招架之力，只能说：“遵命，地区总队长。”“很好，尽可能在7月底前返国。下去吧。”

我跑去找托马斯。我很高兴能跟他一块儿去，学生时代他曾在法国住了好几年，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嘿！你怎么一副苦瓜脸。”他一见到我就说，“你应该觉得高兴才对，一项任务啊，上面交付你一项任务，这可不得了。”我突然发觉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大好机会。“等着瞧，如果我们成功完成任务，将来肯定能飞黄腾达。局势很快就会改变，懂得捉住机会的人，好处绝对少不了。”

他跑去找施伦堡(44)，据说他是海德里希的首席外交顾问。施伦堡不厌其烦地说明我们此行的任务，巨细靡遗。

“看报纸就可以知道哪些人是主和派，哪些人主战，比较棘手的是精确评估两派真正的影响力，特别是犹太人真正的影响力。元首似乎很确定他们想把德国卷进另一场战争，法国人究竟支不支持他们？这才是关键所在。”他笑得真诚，“再说，巴黎的食物很不错！女人也漂亮。”

任务进行得很顺利。我联络上了所有的老朋友，罗贝尔·布拉齐亚克(45)，他正准备跟姐姐苏珊娜，以及姐夫巴尔代什(46)一起开露营车绕西班牙一周，以及布隆(47)、勒巴泰(48)，以及几个名气没那么响亮的人。总之，我找到了我上预备科，以及在政治自由学院求学时那几年的同窗好友。

一天晚上，勒巴泰喝得有些微醺，他拖着我穿过拉丁区，来到索邦大学，指着墙上新喷的涂鸦MANE，THECEL，PHARES(49)向我发表高论。

他白天偶尔会带我去塞利纳(50)那里，人家现在可是全球知名的名人，刚发表第二篇抨击文章，言辞尖锐激昂。布拉齐亚克的朋友普兰(51)，在地铁上朗诵了其中的几句给我听：

法国和德国之间，没有所谓的无法化解的深仇大恨。当今存在的问题，其实是英籍犹太人长久以来，不间断、不留情的恶意操弄，目的在于尽一切力量阻止欧洲团结，联合组成类似公元843年之前的德法联盟。英籍犹太团体绞尽脑汁，不惜以任何手段让我们连年征战，生灵涂炭，每一回，好不容易脱离战乱的法国人民和德国人民只落得家园破败，一无所有，白白地流血，完完全全被掌权的犹太人玩弄于股掌之中。

至于加克索特(52)和罗贝尔本人，据《人道报》的报道，已经沦为政府的阶下囚，但仍然持续向赞同他们想法的人发出呼喊，说法国政治被特拉里厄·德·爱格蒙(53)的星座占卜彻底牵着鼻子走。爱格蒙曾经预言《慕尼黑协定》(54)签署日，恰巧被他说中。法国政府厄运当头，却拣在这个时候驱逐阿贝茨(55)跟其他的德国使节。

我的说法也引起广泛的注意。“凡尔赛合约已经是历史了，对我们来说，法国问题根本不存在。德国人民对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也不存有任何幻想了。但是波兰，那边的问题根本没有解决，我们不懂法国为什么一定要来蹚这浑水。”我说的是事实，法国政府的确想要干预。不相信是犹太人在背后操作的人，则把一切归咎给英国，“他们只想到保卫他们自己的帝国，从拿破仑那时候开始，这一直是英国不变的政策——不容许欧洲大陆出现单一强权。”

有些人则持相反的看法，认为英国并不那么想干涉，反倒是法国政府成天梦想着跟苏联结盟，及早击溃德国。我的朋友们虽然满腔热血，对前景却相当悲观。“为了保住颜面，法国右派分子四处造谣生事。”

一天晚上，勒巴泰告诉我，人人心知肚明战争迟早会来，却也无可奈何。右派指责左派和犹太人，而左派和犹太人，想当然耳，怪罪到德国头上。我和托马斯很少见面。有一次，我带他一起去《无处不在》(56)那伙人常去的餐馆，推说他是我的大学同学。

“是你的皮拉得斯(57)吧。”布拉齐亚克用希腊文尖酸地说。“一点都没错。”托马斯也用希腊文顶了回去，淡淡的维也纳口音袅袅，“他是我的俄瑞斯忒斯。不要小看了袍泽之间的力量。”他倒是与商业界建立了不少关系，当我窝在挤爆了激昂的年轻人的顶楼公寓，喝红酒、吃通心面时，他则上市区最棒的馆子，大啖鹅肝酱。“有陶贝特买单。”他笑着说，“干吗不趁机享受一下？”

回到柏林后，我开始写报告。

我的结论偏于消极，但条理清晰——法国右派分子基本上反对参战，然而，他们对政治的影响力非常薄弱。政府在犹太人和英国财阀的把持之下，认定德国势力就算扩张的范围局限在所谓的自然大空间内，对法国的国家重要利益依旧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他们将不惜参战，参战的名义不是为了捍卫波兰，而是因为他们对波兰政府许下了保证。

我将报告呈给海德里希，应他的要求，也送了一份副本给沃纳·贝斯特。“我认为您说得很有道理。”他跟我说，“但是，上面想要听的不是这些。”

我没有和托马斯讨论过报告的内容，后来我把报告的内容说给他听，他听完轻蔑地噘起嘴。“你真的没搞清楚状况，人家还以为你是从德国南方弗兰肯那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冒出来的呢。”他的报告内容与我的大相径庭——为了不破坏出口工业，法国企业界反对参战，法队也持同样的立场，法国政府再度被迫接受既成的事实。

“可是，你明明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的！”我大声反驳。“谁在乎真实的情况如何？对你和我来说，又有什么差别？党卫队大元帅要的只有一个：向元首保证，他可以放心入侵波兰。至于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到时候再说。”他点着头说，“大元帅以后不会再理你的报告了。”

他果然一语成谶。海德里希对于我之后呈递的东西再也没有响应。国防军入侵波兰一个月后，法国和英国对我国宣战，托马斯被分派到海德里希麾下，新设立的精英特遣部队，我则被丢在柏林发霉。我很快便领悟到，纳粹党那帮跳梁小丑正无止境地玩弄政治游戏，而我落入了陷阱，完全迷失了方向，我错估了上层模棱两可的指示，没能正确忖度上意。

我的分析是正确的，托马斯是错的，但他却获得了人人称羡的派任，往后升官晋爵机会大增，而我被打入冷宫，这一切的确值得深思。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察觉到一些确切的线索，认为贝斯特虽然名义上是国安警察署和国家安全局两个部门的负责人，不过他在这两个部门私下合并重组而创立的国家中央安全局中，影响力逐渐消减；相反地，施伦堡的幸运星却光芒万丈。

就是这么刚好，今年开春左右，托马斯开始与施伦堡走得很勤：我的好友的确具备特殊天赋，不必等到时候到了的那一刻，就提前能正确感应到风向的转变。因此每一回，他似乎都能搭上顺风船，官场动荡也始终影响不到他。

如果我能稍加注意一点，我应该早就有所觉醒。现在，我怀疑我的名字已经跟贝斯特连在一起了，跟官僚、眼光狭隘的法学人士、不够积极、不够强硬等字眼画上等号。我大可继续撰写法律论文，这些事总得有人做，不过，我的事业生涯大概就到此为止了。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我所料，来年6月，沃纳·贝斯特辞去职务，离开了几乎是他一手建立的国家中央安全局。我申请自愿调派法国，上面的回答是，我继续留在法务部门，更能发挥所长。

贝斯特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也有朋友在别的地方，有人罩他。这几年来他潜心写作，论文涵盖刑法、宪法、国际法，甚至论及“大空间”理论，联合以前的教授莱因哈德·霍恩(58)和几名学者反对卡尔·施密特(59)的看法，仗着高明的手腕，后来在法事政府坐拥高位。我呢，没有一篇论文获准发表。

托马斯休假的时候，再次对我痛下针砭。

“我已经跟你说过，你做了件蠢事，所有的重量级人士都跑到波兰去了。”他接着说，现下他无法为我做些什么。施伦堡是当今政坛的明星，也是海德里希的爱将，可是施伦堡不喜欢我，他也无能为力。至于奥伦多夫(60)，他连保住自己的位置都忙得自顾不暇了，哪有余力想到我。或许我该去找我父亲以前的老长官。不过，每个人都很忙。

说到最后，还是托马斯帮我开启了再出发的大门。他去了波兰之后，又去了南斯拉夫和希腊，回来时已经是数度荣获奖章的一级突击队中队长了。他身上总是一身笔挺的军官制服，跟以前总不离身的整套西装一样，剪裁合宜。1941年5月，他请我到侯切尔餐厅(61)吃饭，那是很有名的餐厅，位于路德街。“我要大吃一顿。”他咧开嘴笑得开怀。

他点了香槟，我们举杯为胜利而干杯。“祝胜利，干杯！”为过去的胜利，还有将来的胜利。他加上一句，问我是否知道苏联那边的事。“我听说了一些传言。”我承认，“只是传言而已。”他笑了，“我们下个月就要进攻了。”他故意卖点关子，好让这个消息的效力发酵。

“天啊！”我不禁脱口而出。“不关老天爷的事，只有阿道夫·，我们的领袖，以及所向无敌的德意志帝国。我们正在集结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兵力，不出几个礼拜，就能一举击垮他们。”我们又干了一杯。“听着，”最后他说，“你们的大头头奉命成立几团特遣部队，随国防军的突击队出征，跟在波兰一样，都属于特别单位，我敢说他们非常欢迎有才干的年轻党卫队军官自愿加入。”

“我试过加入自愿军，法国那次我被打了回票。”“这次，他们不会拒绝你的。”“你呢，你也去吗？”他轻摇手中的香槟杯。“当然了，我已经被派到那里的一个行动参谋部，每一个行动小队下面有数个特派小组。我敢打包票，他们会把你安插到特派小组司令部。”“这些部队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他笑了笑，“我不是说了吗？特殊的行动啊。国安警察署和国家安全局的工作，战线后方军队的安全、情资之类的事，还有监视军队的行动。军方在波兰的时候有点不太听话，这些也不是新鲜事了，上面不希望再有这种事发生。你愿意考虑看看吗？”您也许会觉得惊讶，我竟然没有丝毫犹豫。我觉得托马斯的提议非常有道理，我甚至非常感兴趣。请您站在我的立场想想，有哪个神志清楚的人会想到去挑选学法律的人执行不经审判的枪决？

我的思绪很清楚，没多思索就回答：“不用考虑了，我在柏林快闷死了。如果你能够让我加入，我立刻出发。”他再度展开笑靥，“我就知道你是个好人，值得信赖。你等着瞧，肯定会很好玩。”我打心眼里笑了，我们又干掉一杯香槟。魔鬼就是这样扩张了它的版图，就是这样。

这些，不是我来到林姆堡之前能想象得到的。

夜幕降临大地，托马斯将我拉回现实，偶尔还听得见几声不连贯的枪响，从大道那边传过来，不过情况已经趋于稳定。“你来不来？还是你想留在这里继续发呆？”“什么是彼得留拉行动？”我问他。“就是你在街上看到的啊。你从哪儿听到的？”我假装没听见他的话。“这计划真的是你们策划推动的？”“这么说吧，我们没有出面阻止，我们做了几张布告。不过，我想乌克兰人不需要我们帮他们开第一枪。你没看见乌克兰国家组织的海报吗？你们手捧鲜花迎接斯大林，我们则拿你们的头颅献给，恭迎他大驾光临。这可是他们自个儿想出来的。”“我懂了。我们走路去吗？”“就在附近。”

餐馆在一条小巷子里，隐身大马路后面，大门紧闭。托马斯伸手敲门，门先是打开一条缝，接着大开，幽暗的室内全靠烛光照明。

“他们只做德国人的生意。”托马斯微笑着说，“啊，教授，晚安。”里面坐着几位军事情报局的军官，除了他们没有其他客人。我立刻认出体形比较壮硕的那名男子，托马斯跟他敬了礼，他看起来很有教养而且还算年轻，一双细细的褐色眼睛在如朗朗明月的椭圆形大脸中央闪耀，淡色头发似乎长了些，侧分梳往后面，蓬蓬地突起，看起来不像军人。我接着上前与他握手，“奥伯伦德尔(62)教授，很高兴能再次见到您。”

他睁大眼睛瞪着我看，“我们认识吗？”“几年前您在柏林大学演讲时，承蒙我的指导教授莱因哈德·霍恩博士的引见，我们曾经见过面。”“啊，您是霍恩的学生！太好了。”“我的朋友奥厄博士可是国家安全局耀眼的明日之星。”托马斯狡狯地插上一句。“如果是霍恩的学生，那当然没话讲，有人说整个国家安全局都是霍恩调教出来的。”他转身面对同伴，“还没给您介绍我的助理，韦伯上尉。”我注意到眼前的这两个人都佩戴着铸有夜鹰的徽章，下午我也在某些士兵的袖子上见过同样的徽章。

“请原谅我的无知。”大伙儿依序就座的时候，我开口问，“这个徽章代表什么？”“这是‘夜鹰部队(63)’的标志。”韦伯回答，“军事情报局中的一个特殊战斗小队，成员多从加利西亚西部地区的乌克兰国家主义分子当中招募而来。”“奥伯伦德尔教授是‘夜鹰部队’的指挥官，所以我们算是竞争对手。”托马斯抢着回答。“您太夸张了，一级突击队中队长。”“这话可不夸张，您把班德拉(64)当成行李似的带上带下，我们支持的是梅尔尼克(65)和柏林委员会。”气氛随即变得非常热络。侍者送上酒。“班德拉对我们很有用。”

“请问在什么地方有用？”托马斯立刻接口问。“他的拥护者发狂般四处发布公告，也不问问别人的意见。”他高举手臂，“国家独立！漂亮！”“您认为梅尔尼克可以做得更好？”“梅尔尼克是个讲理的人，他想要的是欧洲的支持，不是煽动。他是个政治家，愿意长期与我们合作，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拥有更多的筹码。”“也许吧，可是街上那些人可不听他的。”“暴民！如果他们还不快点安分下来，我们会给他们好看！”我们一起品尝葡萄酒。这酒味道很棒，有点涩但浓郁香醇。

“这是哪里的酒？”韦伯伸出手指，轻敲手上的玻璃杯问。“这个啊？乌克兰西部的喀尔巴阡吧，我想。”托马斯回答。“您知道的，”奥伯伦德尔教授紧咬住话题不放，“乌克兰国家组织成功对抗苏联长达两年之久，要一举歼灭他们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发泄一下，然后接收他们的力量。最起码，那些人听班德拉的。他今天见到了斯特茨柯(66)，会谈进行得非常顺利。”

“谁是斯特茨柯？”我问。托马斯语带讽刺地回答：“雅罗斯拉夫·斯特茨柯是未经我们同意，径自宣布独立的乌克兰政府总理。”“如果我们正确运用手上的牌，”奥伯伦德尔继续说，“他们很快就能粉碎那些狂妄分子。”托马斯反应激烈，“谁？班德拉吗？他现在是恐怖分子，将来也会是，本性难移。他骨子里就是恐怖分子，那些街头暴民才那么爱戴他。”

他转头对我说：“你知道军事情报局是从哪里请出班德拉这位仁兄的吗？牢里！”“在华沙。”奥伯伦德尔特别补充说明。“1934年他因为杀死一位波兰部长被判入狱。不过，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托马斯转头望着他，“我想说的很简单，这个人无法驾驭，您等着瞧。他是个不顾一切的狂人，梦想有一天建立东起喀尔巴阡山脉(67)，西至顿河的大乌克兰独立国，自称是德米特里·顿斯科伊(68)再世。梅尔尼克，最起码他很务实，而且他获得相当广泛的支持，一些资深的老将都公开拥戴他。”

“说得对极了，年轻人都不挺他。再说，您必须承认，他在犹太人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不积极。”托马斯耸耸肩，“这个嘛，我们用不着他费心。反正，乌克兰国家组织一路走下来，向来不反犹太。若不是斯大林，他们根本没有想过这个。”“您说得也许有道理，”韦伯悠悠地开口，“不过，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历史背景，譬如犹太人和波兰地主之间的关系就相当亲密。”

菜送来了，是苹果馅脆皮烤鸭跟火烤甜菜泥。

托马斯替大伙儿布菜。“人间美味。”韦伯赞叹。“是啊，味道棒极了。”奥伯伦德尔表示赞同。“这是本地的招牌菜吗？”“对。”托马斯趁着嘴空的空当说明，“鸭子先用大蒜和小叶薄荷腌过。一般多搭配鸭血汤当前菜，不过今天他们没有。”

“对不起，”我打岔道，“您的‘夜鹰部队’在这当中又如何定位呢？”

奥伯伦德尔停止咀嚼，擦擦嘴然后回答：“他们又是另一回事了，算是罗塞尼亚精神。就意识形态而言——某些老一辈的人，甚至亲身经历过——他们的祖先是一支接受国家训练的旧时皇家军旅，叫作‘乌克兰自卫队’。他们是来自希蚩的乌克兰步枪兵，可以大致归类为哥萨克(69)的一支。战后他们在此定居，1918年的时候，他们绝大多数曾跟着彼得留拉出生入死，对抗红军，同时也抵抗德国。乌克兰国家组织的人不太喜欢他们。就某种程度来说，他们比较偏向于寻求自治，并非想搞独立。”

“跟布尔巴维奇人一样。”韦伯补充说，他看着我，“在卢茨克没发现他们的踪迹吗？”“就我所知没有，目前为止都是乌克兰人。”“是沃里尼亚(70)人才对。”奥伯伦德尔特别指出，“他们是为了自保，团结对抗波兰的一群人。1939年开始，他们抵抗苏联入侵，跟他们搞好关系说不定对我们大有帮助。不过，我认为他们主要盘踞在罗夫诺(71)地区，尤其是平斯克沼泽区(72)。”

大家又低头大啖美食。

“我不懂的是，”奥伯伦德尔拿着叉子对我们继续说，“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党镇压波兰人，却放过犹太人？就像韦伯说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我认为答案其实很简单。”托马斯说，“斯大林背后有犹太人操纵。布尔什维克党征服本地之后，取代了波兰人的领主，但是基本的架构却维持不变，换句话说，就是继续让犹太人剥削乌克兰农民。才会引起全民公愤，演变到今日我们看到的局面。”韦伯打了个酒嗝，奥伯伦德尔干干地冷笑两声。

“全民公愤，既然您说到这个，一级突击队中队长。”他挺起胸膛坐直，拿着餐刀敲击桌缘，“对那些走上街头的人来说是很中听，而我们的盟军跟美国人也或许可以接受，但是您跟我一样清楚，这股正义的怒火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托马斯报以亲切的微笑，“教授，至少这样的说法打动了人民的心。否则，他们怎么会鼓掌欢迎我们接下来要导入的措施呢？”“这一点，我倒是不否认。”

服务生上前收拾餐桌。“咖啡吗？”托马斯问。“好啊，不过要快一点才行，我们今晚还有得忙呢。”上咖啡的时候，托马斯给大伙儿敬烟。“不管怎么说，”奥伯伦德尔一边屈身靠近托马斯递过来的打火机点烟，一边说，“我非常好奇，想横越兹布鲁奇河，到另一边看看。”

“为什么？”托马斯一边替韦伯点火，一边问。“您读过我的书吗？关于波兰乡村人口过剩的那本。”“很可惜没有，很抱歉。”奥伯伦德尔转头望着我说：“您，既然您是霍恩的学生，想必您读过吧。”“那当然。”

“好。如果我的立论正确，我相信当我们抵达真正的乌克兰境内时，那里的农民应该是富足的。”“怎么说？”托马斯问。“这都要感谢斯大林推行的政策，在十几年之间，把2500万户农民整合成255000个大规模的农产经济体。去富农化政策，尤其是1932年有计划施行的大饥荒，据我猜测，是为了找出能够生产粮食的有限土地和消费人口之间的平衡点。我有足够的证据推测他们办到了。”

“如果失败了呢？”“那么，就轮到我们来让它成功。”韦伯做了个手势，饮下最后一口咖啡。“先生们，”他鞋跟用力踩地起立，然后说，“非常感谢您给了我们这么美好的夜晚，我们该分摊多少钱？”“不用了，”托马斯接着起身，连忙说，“这是我们的荣幸。”“那么，下次算我们的。”“好的，看是在基辅还是在莫斯科？”大伙儿放声大笑，握手告辞。“请代我向拉斯彻博士致意。”奥伯伦德尔说，“在柯尼斯堡(73)的时候我们常见面，希望能够找一天晚上一起聚一聚。”

托马斯目送两位客人离开，坐回位子上。

“要来杯干邑(74)吗？反正是队上买单。”“乐意之至。”托马斯点了酒。“说真的，你乌克兰语说得不错嘛。”我对他说。“哦，在波兰的时候我学了一点波兰语，跟乌克兰语几乎一样。”干邑送上来了，我们互碰酒杯。

“关于计划那档事，他到底在暗示什么？”托马斯默默不回答，过了好一会儿，终于下定决心开口。“你一定要保守秘密。”他特别强调，“你知道我们在波兰的时候，跟国防军的将领起了不少冲突，问题的关键出在我们采用的特殊方法。那些大人拿士气低落为借口拒绝采用，他们认为我们在无事生事。所以这一次，我们事先采取了防止误会产生的措施，大头头和施伦堡和国防军协商，定下了明确的约定，在普雷奇的时候，他们应该跟你们解释过了。”

我点头表示确有其事，他继续往下说：“然而，我们还是必须防着点，怕万一他们临时后悔，改变心意。因此，这些计划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让国防军了解党卫队和国安警察心手相连，可以在后方制造混乱，扯他们后腿。军队里流行这么一句话，对军人来说，若有什么比不荣誉更令人厌恶的事，非混乱莫属。混乱的局面再持续个三天，他们就会跑来求我们做好我们的工作了，干净、低调、利落。”“奥伯伦德尔怀疑这个计划的功效。”“哦，他呀，他才不担心这个呢。他只想确定一下，我们对他耍的政治小把戏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他嘴角漾开一朵微笑，“该管的时候到了，我们也不会放任他为所欲为。”

我躺在床上，心里想着，真是个奇怪的男孩。虽然他常常让人感到如沐春风，今晚他那讥讽的玩世口吻却让我觉得难受。我知道我不能单就他的话来评断他的行为，我百分百信赖他，在国家安全局，他永远在我身旁，坚定地对我伸出援手，不等我开口要求，甚至明知我对他日后的仕途发展没什么利用价值。

有一次我干脆开门见山，老实提出这个问题，他听了放声大笑：“你要我说什么呢？我笼络你是为了某个长远的计划吗？我很喜欢你，就这么简单。”这番话深深打动了我，他迅速补上一句，“反正，像你这么迟钝的人，我可以肯定，将来绝对不会对我造成任何威胁，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我会加入国家安全局，他也是一大因素，实际上，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事情发生的情况相当特殊，不过，很多事情往往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我参与隶属国家安全局的机密互信网体系已经好几年了，组织的秘密干员从德国的各个生活阶层中招募，有产业界、农业界、公务员体系、大学。

1934年，我初到基尔(75)，手头拮据，于是听从我父亲旧时长官曼德尔布罗德教授的建议，报名加入党卫队，可以免缴大学学费。有老长官撑腰，我很快获准加入。两年后，我出席奥托·奥伦多夫一场针对纳粹主义的偏差为主题的特别演说，演说结束后，我的经济学教授耶森教授介绍我们认识，耶森教授早年也教过他。

奥伦多夫原来早就从曼德尔布罗德教授那里听说过我了，他们两位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几近公开地大力吹嘘党卫队的国家安全局，并当场招募我加入。

我的工作很单纯——记录所有针对纳粹主义激进分子的看法、传言、反应，甚至玩笑话，做成报告。在柏林的时候，奥伦多夫对我解释数千位互信网成员呈送上来的报告在经过汇总归纳后，国家安全局会分送给党的各个不同机关，以利于他们评断人民的感受，继而依此制定政策。就某种意义而言，这种做法取代了选举，奥伦多夫是这个制度的创办人之一，因此他备感骄傲。

一开始我觉得很兴奋，奥伦多夫的演说令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很高兴能够以具体的方式加入纳粹主义建设的行列。回到柏林，我的指导教授霍恩却当头给我浇了一盆冷水。他在国家安全局的时候，就像许多人一样，如教父般呵护奥伦多夫，然而，他和党卫队大元帅意见不合，最后索性离开。他很快就让我明白，投身军事情报局或者间谍工作，纯粹只是浪漫主义的天真行为，再说，我可以为国家做出更有用的贡献。我和奥伦多夫虽然保持联系，但他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常和我说国家安全局的事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也一样，跟党卫队大元帅闹得不太愉快。

我继续缴纳党卫队的会费，也参与活动，但是已经不交报告了，报告这档事很快就被我抛诸脑后。我把全副心力都放在我的论文上，心情有些烦躁，此外我迷上了康德，大量吸收黑格尔和理想主义学说。受到霍恩的鼓励，我打算在政府部会谋职。不过我得老实说，我想留在柏林，还有其他的因素，纯属私人的因素。

一天晚上，我在手边的古希腊哲人普鲁塔克(76)的资料里，圈下了关于阿尔西比亚德斯(77)的一段文字：如果从他的外表来评判，我们可以说“不，你不是我的儿子，你根本就是阿喀琉斯(78)”，他是那种受到来古格士(79)般的教育熏陶的男子。不过，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他的内心世界和行为，我们可以大声说：“这简直就是现在和过去的女性典型。”

这段话您也许会觉得好笑，或者不屑地撇撇嘴，然而时至今日，我已经不在乎了。在柏林的时候，虽然有盖世太保四处巡察，但在柏林想要这种东西的话，多半都可以找得到。著名的廉价酒吧都还营业，比如“克莱斯特俱乐部”和“身影”，警察就很少上门盘查，他们大概收买了某些人。要不然，蒂尔加滕公园附近还有几个地方，动物园正前方，靠近新湖那一带，入夜后警察很少进来。林子后面等着一群年幼的娼妓，或者一群孔武有力的年轻工人。大学时期，我曾经有过一两段被迫躲在暗处的关系，反正时间也不长。不过，我偏好无产阶级的情人，可以不用多说话。

虽然我很小心地不让关系曝光，终究还是惹上了麻烦。我应该要更小心点才对，不时有人会警告我。

霍恩叫我——装作不知情似的——针对鲁道夫·克拉尔律师写的一本书《同性恋与刑法》，做一份意见调查报告。这位先生搜集了详细的资料，精准描述了同性恋者的行为类型，令人拍案叫绝，并据此进一步划分各类犯罪行为的等级，首先是意淫或神交（第一级），然后是用裸露的贴着伴侣的身体（第五级），再来是大腿、膝盖或腋下规律性的摩擦与抚摩（第六级），最后是舌舔、将塞进嘴里或肛门里（分别是第七、八和第九级）。罪行每往上跳一级，刑期也跟着加重。显然克拉尔应该上过寄宿学校，不过霍恩说内政部和国安警察署非常看重他对此书的意见。

我呢，我只觉得好笑。某个春天的夜晚——1937年——我又跑到新湖后头溜达。我搜索着树林间的暗色人影，直到目光与一名年轻男子的眼神交会，我抽出一根烟，趋前向他借火，他举起打火机，我弯身凑上他的手，然后隔开那只手，扔掉香烟，环抱他的脖子，印上他的唇，细细品味他呼出的气息。

我跟在他后头，一前一后躲进林间，刻意保持一段距离，我的心，每次都一样，在我的喉头，在我的太阳穴，疯狂弹跳，呼出的气息笼上一层干涩的白雾。

结束后他立即走人，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我气喘如牛，软绵绵地靠在树干上，调整呼吸，点燃一根烟，努力不让双腿发抖。等我能如常行走时，我朝着后备军运河的方向走，盘算着过河后再转搭市郊铁路动物园线。

我踩着无比轻快的步伐，步上列支敦士登桥，看见一个男人倚着栏杆。我认得他，他是一个朋友的朋友，名叫汉斯·P。他脸色苍白，一脸憔悴，衬衫没系领带，幽暗的路灯照耀下，惨绿的脸上渗着水亮的细细汗珠。我原先无比的喜悦之情顿时一扫而空。

“您怎么会在这里？”我出声叫他，口吻严厉，不太友善。“哦，是您。”他咧嘴苦笑，夹带着一丝歇斯底里的狂态，“您想知道吗？”这次的相遇似乎变得越来越不寻常，我愣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我点点头。“我想往下跳。”他咬着上嘴唇说，“可是我没胆，我甚至，”他拉开外套，露出一截手枪枪柄，“连这个都带了。”

“老天，您从哪里弄来的？”我压低着嗓门问。“我爸是军人，我从他那里偷来的，里面装了子弹。”他忧心地盯着我，“您不想帮我吗？”我四下张望，就我目力所及，运河两岸杳无人踪。我缓缓伸出手，从他的皮带里抽出那把枪。他两眼闪着精光，定定瞪着我，仿佛石像般动也不动。我检查弹匣，好像装满了子弹，我把弹匣压回枪托内，发出“咔”的一声清脆声响。

接着，我左手用力顶住他的喉头，把他整个人架上栏杆，把枪管压住他紧闭的双唇。“张开！”我怒吼着，“张开嘴巴！”

我的心跳得飞快，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大叫，其实我正尽全力想压低声音。“张开！”枪管贴上他的牙齿，“你要的不正是这个吗？吸！”汉斯·P怕得简直快要崩溃，突然飘来一股酸臭的尿味，我往下看——他尿湿裤子了。我的怒气顿时消失，跟来时一样突然。我把手枪插回他的皮带里，拍拍他的脸颊。“没事了，回家吧。”

他留在那里，我穿过桥，右转沿着河岸继续走。几米开外的地方，不知打哪儿来了三名警察。

“喂，那个，你！你在这里干吗？证件。”“我是学生，我在散步。”“是吗，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在散哪门子的步啊。还有他，桥上那个，是你的女朋友吧？”我耸耸肩：“我不认识他，他看起来有点古怪，他还想威胁我。”

他们彼此互看一眼，其中两名快步走上桥。我想乘机走开，但是第三名警察抓住我的手。桥上传来吵闹与叫嚷，然后是几声枪响。两名警察走回来，一个脸色苍白，单手按住肩膀，鲜血从指缝里流出来。“啊，那个浑蛋开枪打我，不过他已经被我们制伏了。”他的同僚恶狠狠看了我一眼。“你，跟我们回局里。”

他们把我带回位于德弗林格街和选帝侯街转角的警察分局。到了那里，一名警察睡眼惺忪地接过我的证件，问了我几个问题，把我的回答逐一填进表格，然后叫我坐在长椅上等。

两小时后，我被带到位于对街的蒂尔加滕区指挥局，本区的警察总局。我被带到一个房间，一个胡子没刮干净、西装却烫得笔挺的稳重男人坐在桌子后头。他隶属于联邦刑事警察署(80)。“年轻人，您麻烦大了。有人枪击警察，结果被击毙，那个人是谁？您认识他吗？有人看到您和他在桥上。您在那里干什么？”

我坐在长椅上等待的时候，从头到尾仔细想过了，我决定采用简单的说辞——我是博士候选人，喜欢在夜里到外面走走，思考论文的内容。我离开普伦茨劳厄堡区的住处，沿着菩提树大街(81)走，经过蒂尔加滕公园，然后想搭市郊铁路回家。我过桥的时候，那个男人走过来跟我搭讪，嘴里嘟囔着一些话，我也听不太清楚，他的表情很怪，我有点害怕，我以为他出言威胁，决定继续走我的路，没多久就遇见了警察，就是这样。

他问了一些刚刚警察问过的问题：“那个地方是有名的花街，您确定他不是您的朋友吗？不是恋人之间发生口角？警察很肯定地表示您在桥上交谈。”我否认，再次重复博士候选人之类的说辞。这样一来一往过了好久，他问话的口吻粗鲁又严厉，甚至好几回试图挑衅，但我不为所动，我知道我最好保持冷静。

我开始觉得尿急，最后忍不住了，只好请求上厕所。他冷笑着说：“不行，问完了再说。”接着又继续盘问。终于，他大手朝空中一挥。“好吧，律师大人，请先到走廊外面稍坐一下，稍后再继续。”我走出办公室，坐在大门口。除了两名警员和一个躺在长椅上呼呼大睡的醉汉，就只有我一人。灯泡不停闪烁。四周干净、整齐、悄然。我静静等候。

又过了几个钟头，我大概迷迷糊糊睡着了，凌晨的曙光照亮入口的地砖，一名男子走进来。他的穿着很有品位，条纹西装，剪裁高雅，浆得硬挺的领子，珍珠灰的羊毛领带，领带背面别着党徽，腋下夹着黑色真皮公文包，乌黑浓密的头发整齐地往后梳，闪耀发油光泽，虽然脸上表情严肃，他看着我的时候，眼底似乎藏不住笑意。他低声跟值班警员说了几句话，一名警员带着他消失在走廊里。几分钟后，那名警员走回来，伸出一根粗粗的手指示意我过去。“那边那个，你，过来。”我从椅子上站起来，伸展一下四肢，然后跟着他走，竭力克制想上厕所的欲望。

他带我回到之前我接受审讯的那个房间。没看到原先那名刑事警察署的调查员，取而代之的是穿着讲究的那个年轻人，他一只手从浆得笔挺的西装袖子里伸出来，摆在桌子上，另一只则随意放在椅背上。黑色公文包就放在他的手肘旁。

“请进。”口气礼貌但不容违抗。他指指桌子前面的椅子，“请坐。”警员关上门，我走上前坐下。走廊传来铆钉靴清脆的踏步声，逐渐远离。温文儒雅的年轻人有温柔的嗓音，却掩盖不住他话中的尖锐，“刑事警察队的同僚哈尔贝，认为您违反了第175条规定。您有吗？”我觉得他问得很直接，所以我回答得也很坦白。“没有。”“我也这么认为。”他说。

他看着我，隔着桌子伸出手。

“我叫托马斯·豪泽，很高兴认识您。”我弯身上前握住他的手。他的手腕结实，肌肤干燥光滑，指甲也修剪得一丝不苟。“我姓奥厄。马克西米连·奥厄。”“我知道。您运气很好，奥厄先生。刑事警察队哈尔贝小队长已经把这件不幸的袭警事件的初步报告呈交上去了，报告推定您涉案的可能性很大。这份报告的副本刚好呈给了迈辛格(82)参议。您知道谁是迈辛格参议吗？”“不知道。”

“迈辛格参议是反同性恋及反堕胎中央公署的首长。换言之，他专门对付第175条规定。他可不好惹，来自巴伐利亚。”他停了一下，“算您好运，哈尔贝小队长的报告先送到我的办公室。今晚我刚好值班，及时挡下这份要呈递给迈辛格参议的副本。”“您真是太好了。”“是啊，的确。您知道的，哈尔贝小队长对您有所怀疑，但是迈辛格参议要的是确凿的事实，不是怀疑。他有一套方法可以获知实情，他的做法跟警察的做法不尽相同，不过基本上同样有效。”我摇摇头：“请听我说……我不懂您在说些什么，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托马斯嘴巴“啵”地迸出一声响：“目前看来，您说得对，这其中似乎是有误会。或许您会比较喜欢哈尔贝小队长快速骤下的另一种说法，只是不幸的巧合。”我张开手臂往前靠：“这一切实在太蠢了。我是学生，也是党员，加入党卫队……”他打断我的话：“我很清楚您是党员，也是党卫队的一员。我和霍恩教授也很熟，很清楚您的底细。”我恍然大悟：“啊，您是国家安全局的人。”托马斯给我一个友善的笑容。“算是吧。平常我跟西克斯(83)博士共事，也就是接替您的指导教授霍恩博士职务的人。不过这个时候，我隶属国家警察体系，担任贝斯特博士的助理一职，贝斯特博士则匡助大头头处理国安警察署内的司法事务。”当时我已经注意到他提到大头头时，特意强调的语气。“党卫队国家安全局的人都是博士吗？”我问。他再度笑开，笑得灿烂、真诚。“几乎都是。”“那么您也是了？”他点一下头，“法律博士。”“我懂了。”“不过，这位大头头却不是。他比我们这些人更聪明，懂得利用我们的聪明才智，来达到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托马斯蹙起眉头，“您跟着霍恩研究什么？想必是防卫国家安全吧。”他话说到这里停住。我静静不发一语，两人四目相望。他好像听见了什么声音，弯下腰，下巴贴上掌心，指甲修剪完美的另一只手轻敲桌面。他不耐烦地问：“您对国家的安全防卫不感兴趣吗，奥厄先生？”我迟疑着，不知如何回答。“我不是博士……”“您很快就会是了。”

几秒钟的沉默。

“我不知道您到底有什么意图？”最后我忍不住问。

“我没有任何意图，只是想帮您避掉一些无谓的困扰。您知道，早先您为国家安全局撰写的那些报告得到激赏，写得非常好，简单扼要，非常具有国际观，而且思虑周密无误。很可惜您没再继续下去，不过，这是您个人的问题。当我看到哈尔贝小队长的报告时，我不禁要想，这将会是纳粹主义的一大损失。于是我打电话给贝斯特教授，老实说，他是被我从睡梦中吵醒的，他很同意我的看法，授命我过来这里，建议哈尔贝小队长大事化小。您懂了吗？这起事件很快会展开刑事调查，因为涉及一条人命，这是必要程序。更何况，一名警员还受了伤，您起码会被列为目击证人。

“由于案发现场是著名的同性恋聚集场所，就算我能够说服哈尔贝小队长把您涉案的程度一笔带过，但是您的事依法迟早必须知会迈辛格参议统属的部门，咨询他们的意见。到时候，迈辛格参议可能会盯上您。像他那样粗鲁的野兽肯定会翻清楚您的底细，不论最终结论为何，这些一定会在您的个人档案里留下无可磨灭的痕迹。据闻同性恋是党卫队大元帅挥之不去的梦魇。他怕同性恋。他讨厌同性恋。他认为同性恋者会把身上的病传染给数十名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将是民族的一大损失。他还认为同性恋是天生的骗子，对自己的谎言深信不疑，因而衍生出不负责任的心态，使得他们不知忠贞为何物，胡言乱语，谎话连篇，最后走上背叛之途。在党卫队大元帅的眼里，潜伏在同性恋者的潜在危机不仅仅是医学上的病症和治疗方面的问题而已，而是个政治议题，需要以国安警察署的方法来处理。

“最近，他甚至非常欣赏一位我国最优秀的法律史学家，也是党卫队的三级突击队中队长埃克哈特教授的建议，回归日耳曼的古老做法，把这些娘娘腔全丢进泥淖里淹死。我打从心底认为这是极端的看法，虽然其中的逻辑无懈可击，不过，每个人看事情的角度未必是这么非黑即白。据说元首本人对这个议题并不那么关心，但也因为他对这个议题没有太多的意见，所以留给党卫队大元帅相当大的挥洒空间，用扭曲的看法制定出目前的政策。如果迈辛格参议对您这个案子做出不利的结论，就算他没办法依据刑法的第175条或第175a条规定来定您的罪，各式各样的困扰还是免不了。情况演变到最后，万一迈辛格参议坚持己见，他可能对您声请羁押，果真如此，我会感到非常遗憾，相信贝斯特教授也是。”

他的话我只听进去了一半，因为想上厕所的欲望又来了，而且这次来得比任何时候还猛还急，我勉强克制，反问道：“我不知道您到底想怎么样？您这是在提交换条件吗？”“交换条件？”托马斯眉毛上扬，“您以为您是谁？您真以为国家安全局需要威胁利诱才能招募到人才吗？想都别想。”

“不，”他咧开嘴，露出友善的微笑，然后继续说，“我只是基于同志的情谊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上忙，本着纳粹党党员要互相扶持的精神。当然了，”他语带嘲讽地补上一句，“我们的确怀疑霍恩教授常警告他的学生要小心防范国家安全局，他应该劝过您打消往这边发展的念头吧，真是可惜。您知道我是他招考进国家安全局的吗？他变了，变得忘恩负义。如果哪一天您对我们的观感改变了，那很好。如果我们的工作在您眼里不再这么负面，我想贝斯特博士会很高兴与您见个面交换意见的。我想请您好好考虑一下。不过，这些跟我今晚的举动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必须说，他直接而坦诚的态度很得我心。托马斯灵活的手腕、四射的活力以及从容的自信在在令我折服。这些跟我脑袋里对国家安全局的既定印象完全不符。这时，他已经站起来：“您跟我一起离开，没有人会为难。我会知会哈尔贝小队长，告诉他您之所以出现在那儿附近，是因为任务在身，事情就此告一段落。有需要的话，您可以朝这个方向录制口供，这样一来，事情将获得文明的解决。”此时我全心只想上厕所，会谈结束，托马斯很有耐性在走廊等我解放完毕。我终于可以从容考虑一下了。走出厕所的时候，我已经拿定主意。外头，天光大亮。托马斯陪我走到选帝侯街才告辞，他紧紧握住我的手。“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拜拜(84)！”就这样，屁股上还沾满黏答答的，我决定了，决定加入国家安全局。

与奥伯伦德尔教授晚餐后的第二天，一大早起床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去见汉尼克，部队的参谋长。“啊，奥厄二级突击队中队长，要送往卢茨克的特急件准备好了，请您去找旅队长，他人在布里日第监狱。贝克三级突击队中队长会为您带路。”这位贝克还非常年轻，相貌堂堂，但显得阴沉，内心仿佛有一股莫名的怒火在闷烧。他向我敬礼打过招呼后，几乎没再跟我说半句话。街上的群众似乎比昨天更激动，到处都能看到国家主义分子组成的巡逻队，要四处走动变得非常困难。同时，街上的德国士兵人数也明显增多。“我得先绕到火车站领取一件包裹。”贝克说，“希望您不介意。”司机已经探听好路线，他九十度急转，弯进一条垂直岔路，好避开街上的人群。

没多久，车子开始绕着一座小山丘蜿蜒而行，山边一栋栋中产阶级住宅，豪华而宁静。“真是座美丽的城市。”我赞叹着。“这不足为奇，基本上，这座城本来就是德国城市。”贝克答道。我闭上嘴，不再多说。到了火车站，他独自下车，我坐在车上看他消失在人群中。

一辆辆电车吐出车厢内的乘客，吞入另一批乘客，启动出发。左手边的小公园里有几户吉卜赛人家，皮肤黝黑污秽，衣衫褴褛，懒洋洋地坐在树荫下，对周遭的喧哗视若无睹。另外，有几个人在车站附近徘徊，没有乞丐，连小孩也安静不玩闹。贝克拿着一小包东西回到车上，他顺着我的视线望过去，发现了那批吉卜赛人。

“与其浪费时间对付什么鬼犹太人，我们更应该优先处理这些人。”他恨恨地啐了一口，“他们更危险。您不知道他们为红军做事吗？反正，我们迟早会找他们算这笔账。”

从火车站回来的漫长路程中，他再度开口：“犹太教就在这里，这附近，我想去看看，看完后我们再去监狱。”犹太教的位置很隐蔽，躲在一条巷子里，从通往市中心的大道往左拐进巷子里才看得到。门口有两名德国士兵站岗。外观很不起眼，不说完全看不出来，唯有门楣上的六芒星标示此地的特殊性质，没看见犹太人出入。

我跟着贝克走小门。中央正厅有两层楼，上层回廊沿墙环绕，大约是供妇女使用，墙上是色彩鲜艳的壁画，笔触童稚却栩栩如生，画着犹大的大狮子，身上中了好几枪，奄奄一息地躺着，四周点缀犹太教的五芒星标志，还有鹦鹉和燕子。里面没有长凳，反倒是摆满了一张张小学生用的带桌小椅子。

贝克盯着那幅壁画看了好久，然后才走出来。监狱前的道路人潮汹涌，比菜市场还吵。男人拉开嗓门咆哮，女人歇斯底里地撕扯身上的衣服，在地上翻滚胡闹；犹太人一律跪着擦洗人行道，旁边有战地警察看守；路旁的行人偶尔会朝犹太人踹上一脚，一名满脸通红的中士大声咆哮：“Juden，Kaputt！（犹太人，去死！）”围观的乌克兰民众赞赏地报以热烈的掌声。

一到监狱大门口，我必须侧身闪开，让长排的犹太人走出来，他们或上身，或只穿着衬衫，搬运腐臭的尸体，放在推车上运走。此时，一些全身黑衣的妇女冲过来，对着死尸号啕大哭，接着团团围住这些犹太人，疯狂地抓扯他们，一直到一名士兵作势制止她们才停。贝克完全失去踪影，我独自走进监狱的中庭，那里的情形跟外面没两样，惊魂不定的犹太人正在清理死尸，有些则在士兵的吆喝下擦洗石板地面。

士兵们一个箭步上前，赤手空拳或举起枪托痛殴犹太人，犹太人痛苦地哭号、倒地，再挣扎着爬起来继续工作；有一些士兵用相机拍下这些景象；更有一些兴高采烈的士兵高声叫骂或鼓噪。偶尔，会有些犹太人倒下去，再也没爬起来，几个人一窝蜂上前对他一顿踩踏，一两个犹太人再过来拉着尸体的双脚，将尸体拖到旁边，其他犹太人只好再次擦洗弄脏的地板。

我终于找到一名党卫队的人员。

“您知道拉斯彻旅队长在哪里吗？”“我想他应该在监狱的办公处，在那边，我刚刚看见他走上去。”长长的走廊，士兵人来人往，里面比外面安静许多，墙面是绿的，油腻发亮，血迹斑斑，而且像是最近喷上去的，上面还黏着沾了脑浆的头发和骨头碎屑，地板上因为拖拉尸体的关系，一摊摊血迹清晰可见，大伙儿踩踏其上，司空见惯。拉斯彻在一位身材高大、娃娃脸的区队长陪同下，正和几位支队的军官一起走下最里面的楼梯。我向他们敬礼。

“啊，是您。很好，我收到了冯·拉德茨基的报告，我要他一有空就过来一趟。您负责亲自向耶克尔恩副总指挥长当面报告这里行动进行的情况。请特别强调，这里的国家主义分子和人民非常响应此次的行动。林姆堡的人民公安局和犹太人残害了3000名无辜百姓，人民愤而群起报复，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已经要求参谋部给他们几天时间发泄。”“遵命，旅队长。”我跟在他后头一起离开，拉斯彻和区队长一路上热烈地交谈。

到了中庭，死尸的腐臭和鲜血的恶心黏腻形成鲜明的对照。出来的路上我遇见两个犹太人，他们在士兵的戒护下回到街上，其中一个非常年轻，他静静地走着，鲜血一股股地从他身上涌出。我在车子旁边看见贝克，两人一起返回行动参谋部。

我命令霍夫勒备车，准备上路，并命他叫波普回来，我则去找第三小队队长拿特急件和其他邮件。我顺便问他托马斯人在哪里，我想跟他打声招呼再走。“在大道那边，”他告诉我，“有一家大都会咖啡，就在西克斯图斯卡街上，您一定可以找得到。”

回到下面，霍夫勒和波普已经准备好在等我了。“我们现在出发吗，二级突击队中队长？”“是的，不过我们要先去一个地方，你车子沿着大道走。”大都会咖啡很容易找，一走进去，就听见一群人高声谈笑，有些人喝醉了，猛打哈欠。靠近吧台的地方，一群军用物资运输处的军官一边喝啤酒，一边讨论时事，我看到托马斯坐在最里面，旁边还有一位金发的年轻人，那人穿着便服，脸颊浮肿，脸色非常难看。他们喝着咖啡。

“嗨，马克斯！来，我给你介绍，这位是奥列格，学富五车，聪明绝顶的人。”奥列格起身匆匆握了一下我的手，他看起来简直像个大笨蛋。“嗯，我要走了。”托马斯用法语回答我：“很好，反正我们很快就能再见面，根据计划，你的特派小组将跟我们一起驻扎在日托米尔。”“太好了。”我接着用德文说：“加油！保持激昂的士气。”我向奥列格致意，走出咖啡馆。我军离日托米尔还有一段距离，听托马斯的口气，好像胜券在握了，他大概听到了什么好消息。回程路上，我愉快地欣赏加利西亚美丽的乡村风景，我们的车行速度很慢，经常被运送物资上前线的补给车队卷起的烟尘笼罩。游走天空的层层白云绵延天际，穿透云层的阳光越来越罕见，大片的凉荫天幕，愉悦而安详。

我回到卢茨克已经是下午了，据冯·拉德茨基看，布洛贝尔一时半刻是回不来了，哈夫讷私底下跟我们透露，布洛贝尔被送到国防军所属的一所精神疗养院。报复行动进行得很顺利，但是没有人愿意多谈。“您可以说您运气很好，躲过了这一次。”佐恩悄悄跟我这样说。

7月6日，始终紧盯着第六军团行进速度的临时行动小组，迁移至罗夫诺，没多久又要移往兹维亚赫尔，亦称斯娃哈格尔，也就是苏联后来改称为沃伦斯基新城(85)的地方。我军每往前推进一步，就会设立一处分区行动支队，负责找出潜在的反对分子，将之逮捕处决。坦白说，其中大部分都是犹太人，不过被我们枪决的还有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工或代表，只要我们发现盗匪、趁火打劫的暴民、私自暗藏粮食的农民和吉卜赛人，都必须立刻知会贝克。冯·拉德茨基详细解说过，我们必须客观地评估威胁，以作为行动基准，想找出每一个罪犯，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转而区隔出最可能破坏我军行动的社会和政治阶层，然后伺机行动。

在新派的地方指挥官伦兹将军的领导下，林姆堡逐渐恢复秩序，民愤慢慢平息。尽管如此，后来这里分别由第六和第五特派小组接手管理，又有数百人在城外被处决。我们和乌克兰人民的关系开始产生嫌隙。7月9日，独立分子搞的实验政府如昙花一现般忽然垮台，国安警察署逮捕了班德拉及其得力助手斯特茨科，重兵押解到克罗地亚，同时削去他们的武装兵力。

然而，在其他地方，乌克兰国家组织的班德拉派开始反抗，乌克兰西部的德罗霍贝奇(86)民众甚至朝军队开火，导致数名德国士兵伤亡。从那时候起，我们开始把班德拉的拥护者视为客观的威胁，梅尔尼克派(87)乐得为我军提供可疑名单，积极取得了当地政府的权力。7月11日，我们隶属的行动参谋部与隶属中央集团军的小队互换称号，从今以后，我们这一团特遣部队便冠上了“C”。同一天，我们的三辆欧宝上将跟着第六军团的坦克车驶入日托米尔。几天后，我获令前往支持该先遣部队，等候部队的主力前来会合。

从兹维亚赫尔再往前走，景色丕变。这里是乌克兰大草原，农耕密集，波浪般的草地绵延千里一望无际。小麦田里番红花刚枯萎，黑麦和大麦开始成熟，还有绵延几公里无穷无尽的向日葵花田，高耸着朝向天空，随着太阳的轨迹转动金黄花冠。

田野间偶尔可见排排恍若空屋的木屋，躺在洋槐树或是一小片榉木、槭木、白蜡树林子底下，令这幅美得令人屏息的自然图画减色不少。乡村小路旁长满了椴树，河畔垂着杨柳，走进市区，马路两旁栽的是栗子树。我们手上的地图显然早已不符现况，地图上标示的道路不是不存在，就是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空荡荡的草原。我军巡逻队发现了一些苏联设立的集体农庄，有大片棉花田、瓜田、甜菜田，小小的城镇已经成为发达的工业中心。

相较于加利西亚落入我军时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破坏的景象，红军在这里采取了坚壁清野的撤退政策。乡镇、田野熊熊大火延烧，水井不是放置了炸弹，就是塞满了杂物，道路四处埋了地雷，建筑物内设置陷阱，集体农庄里还有牲畜、鸡鸭和妇女，男人和马匹则早已撤走。

他们几乎放火烧光了日托米尔城，幸好在浓烟四起的废墟中，仍有不少建筑屹立不倒。城里的一切仍然掌握在匈牙利盟军的手中，卡尔森非常火大，“他们的军官对犹太人非常友善，甚至还受邀到犹太人家里吃饭！”另一个军官波尔在一旁加油添醋，“听说甚至有些军官本身就是犹太裔。您能想象吗？德意志的盟军！我不敢再跟他们握手了。”

当地居民很欢迎我们，但对占领乌克兰领土的匈牙利军却辄有怨言，他们说：“在历史上，德国一直是我们的友邦，反之，马扎尔(88)民族总是想要吞并我们。”

紧张的对峙局面导致每天小规模的意外冲突不断。一个工兵连杀了两名匈牙利人，搞得我方将领还得出面道歉。此外，匈牙利军常常阻挠我军的地方警察队执行公务，先遣部队最后只好通过行动参谋部向南区集团军的参谋总部向联军总部抗议。

到了7月15日，匈牙利军队终于获令他调，由第六军团参谋部驻防日托米尔，没多久我军指挥部和C行动参谋部也跟着进驻。此时，我奉命回到兹维亚赫尔，负责联系沟通事宜。各分区行动支队分别归卡尔森、汉斯和杨森指挥，各自负责一个区域，我军武力长驱直入，几乎直达最前线，一直到基辅附近才停止。

在南边，我们和第五特派小组的管辖区重叠，我们必须互相协调、统合行动，因为每个分区行动支队可以说是一个自治单位。在这种情况下，我和杨森在兹维亚赫尔和罗夫诺之间、加利西亚省界附近相遇。夏日的短暂雷阵雨，雨势又急又大，将细如面粉的黄土尘灰揉成黏糊糊的烂泥巴，又浓又黑，士兵们戏称之为橡胶泥浆布纳(89)。这样的泥淖到处都是，战死沙场的人和马掩埋其中慢慢腐化。

大伙儿不断拉肚子，虱子肆虐，甚至连卡车都陷入泥淖，寸步难行。为了支持陷入困境的部队，招募了许多乌克兰籍的临时佣兵，我们将那些出入非洲战场的老佣兵称为阿斯卡里(90)。他们的军饷来自当地政府的资金援助和我军没收的犹太人财产。

佣兵部队中有很多人是布尔巴分子（Boulbovitsi），也就是奥伯伦德尔提过的沃里尼亚民族的极端分子（他们这个名字的起源来自《塔拉斯·布尔巴》(91)）。乌克兰国家组织班德拉派被肃清之后，残余势力有两条路可以走——加入德军或者蹲集中营，其中大多数人仍混迹寻常百姓之中，不过跑来加入我军的人也不在少数。

更往北走，情况截然不同，在立陶宛大公国的平斯克、莫济里(92)和奥列夫斯克(93)三个城市之间的地区，有个名叫塔拉斯·博罗韦茨(94)的家伙成立了“波利西亚乌克兰共和国”，国防军对此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人原先在科斯托皮尔(95)开驯马场，马场被布尔什维克党收归国有，他四处突击落单的红军以及波兰的拥护者，我军乐得省下不少军力，因此对他也比较纵容。然而特遣部队担心他包庇乌克兰国家组织班德拉派的余孽，我们戏称OUN-B为“OUN（布尔什维克派）”，故意与梅尔尼克的“孟什维克派”做对比。

我们还招募了一些在当地找到的德裔侨民，充当市长或是警察。犹太人，我们所到之处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全都被抓过来强制劳动，无法工作的一律枪决。不过，在兹布鲁奇河对岸，属于乌克兰领土的那一边，我军的行动经常因为当地人同情犹太人而受到阻碍，他们不愿出面举报犹太人的藏匿地点，犹太人得以非法迁移，躲进北边的森林里。拉斯彻旅队长于是下令，犹太人上刑场前，必须当街游行示众，以便彻底摧毁乌克兰农民对我军是否坚定施行犹太政策抱持的怀疑。不过，这项措施成效似乎相当有限。

一天早上，杨森邀我加入一次行动。这事迟早会来。我早已了然于胸，也彻底想通了。老实说，我对我军采取的方法的确有所怀疑，曾敞开心胸诚实地探讨过，却还是无法完全理解。我曾和牢里的犹太人谈过，那些人对我说，在他们心里，亘古以来，所有的恶皆来自东方，所有的善皆来自西方。1918年，他们欢欣鼓舞迎接德军到来，把德军当作解放他们的救世主，那些人也以极为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们；德军拔营后，彼得留拉领导的乌克兰军又回到这里大肆。至于布尔什维克党，只带来饥荒。现在，我们又要杀他们。

无可否认我们杀了很多人，尽管无法避免，也非这么做不可，我仍然觉得这整件事非常不幸。不幸归不幸，来了还是要面对，对于无法避免的必要行动，我们只能做好心理准备，随时随地准备面对它，接受它衍生的后果。闭上眼睛回避，绝对不是办法。

我接受了杨森的邀约。这次行动的负责人是他的副官纳格尔，三级突击队中队长，我跟他一同从兹维亚赫尔出发。昨天夜里下了一场雨，不过路还算好走，我们在两片高耸的绿树墙篱间缓缓行进，阳光点点，树林阻隔了我们的视线，田野躲在林子后头。

我已经记不清那座小城叫什么名字了，它坐落在一条大河畔，距离以前的苏联边境只有几公里远。两大民族共居于此，一边是加利西亚农民，另一边则是犹太人。我们抵达的时候，现场已经围起封锁线。纳格尔指着小城后方的树林：“刑场就在那里。”他显得有些紧张迟疑，肯定也还没有杀过人。

那些阿斯卡里已经把犹太人集中在城中广场上，有成年人，也有青少年，他们都是从犹太人居住的巷弄里一小群一小群抓过来的，被迫跪在地上，一旁有绿衣警察(96)看守，偶尔会吃上几记拳脚。有几名德国人也跟在一旁，格努克也在其中，挥舞着马鞭，鞭打他们、催促他们往前走。除了几声哀号，一切显得颇为平静有序。没有看热闹的民众，广场的角落偶尔有小孩探头探脑，盯着跪在地上的犹太人，然后一溜烟跑掉。

“我想，大概还要半小时。”纳格尔说。“我可以四处看看吗？”我问。“当然可以，不过还是要请您带一名勤务兵在身边。”他派波普跟着我，打从林姆堡之行后，波普就没离开过我身边。他还命人为我准备办公的地方，煮咖啡、擦鞋，甚至叫人帮我清洗制服，这些事没有一件是我开口要求的。我往加利西亚人的小型农场那边走，直直朝河边的方向，波普在我身后，距离大约几步之遥，肩上扛着步枪，亦步亦趋地跟着。

屋舍狭长而低矮，大门锁得紧密，十字窗棂后见不着半个人影。一扇木门漆着俗气的淡蓝色，门前挤着三十几只鹅，呱呱呱地聒噪不休，等着回家。我走过这一排的最后一户人家，往河岸走，但是河边全是摊摊烂泥，我只好又往回走上来一点，再远一点的地方有一片树林。空气中回荡着响亮的蛙鸣，受不了暑热的青蛙呱呱鼓噪，声声入耳挥之不去。更往上走是淹水的田野，水洼反射阳光，十几只白鹅排成一列摇摇摆摆走着，骄傲地摆动肥胖的身躯，一头看似快要哭出来的小牛跟在它们后头。

我有幸参观过几个乌克兰小城，每个看上去都比这个小城贫穷、悲惨，奥伯伦德尔的理论恐怕是站不住脚了。

我顺着原路走回去。那扇蓝色的门前，那群白鹅还在那里耐心等着，同时留意那头眼睛闪着泪光的母牛。母牛泪水盈眶的眼睛前，苍蝇成群飞舞。回到广场，阿斯卡里大声叫嚣，高举木棍粗暴地将犹太人推进卡车，虽然如此，犹太人也默默地逆来顺受。我的前面，两名乌克兰人强行拖着一名装木头义肢的老人，义肢脱落，两人若无其事地把老人草草扔进车内。纳格尔已经走远了，我抓住一名阿斯卡里，指着那根义肢：“把那个放进他的卡车。”乌克兰人耸耸肩，弯腰捡起义肢扔给老人。每辆卡车挤了大约30名犹太人，总人数是150多，但是我们只有三辆卡车，得来回走两趟。等卡车装满人之后，纳格尔挥手叫我上车，欧宝驶进林间小路，卡车在后面跟着。

我们来到一片林中空地，封锁线已经围起。卡车卸下乘客，纳格尔下令挑几个犹太人先去挖坑，其他的则在一旁等候。一名一级小队长选了几名犹太人，一人发一把铲子，纳格尔组织了一组押送队，小队立即深入树林。卡车发动引擎开回去。我望着那些犹太人，离我最近的那几个脸色苍白，但看起来还颇镇静。

纳格尔走过来，大声地斥责我：“这是必要的，您懂吗？要从大处着眼，人类的痛苦根本算不了什么。”“说得是没错，但生命总还是有那么一点意义。”我搞不懂的就是这一点，我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景象，杀人之易，受死之难，两者之间绝对不兼容。对我们来说，这只是另一个惨淡的工作日，对他们来说，却是一切的终结。

树林里传来尖叫。

“怎么了？”纳格尔问。“报告三级突击队中队长，我不知道。”下面一个小军官回答，“我去看看。”他走进林子。犹太人来来回回、无精打采地踱步，两眼直视地面，笼罩在等死的郁闷寂静中。一名少年蹲着，好奇地望着我，口中哼着儿歌。他伸出两根指头贴上嘴唇，我递了一根香烟和火柴给他，他用微笑表示感激。

小军官走出林子，大声叫道：“报告三级突击队中队长，他们挖出一个掩埋死尸的坑了。”“什么意思，埋死尸的坑？”纳格尔大步走进树林，我跟着他进去。树底下，那个一级小队长正左右开弓打犹太人耳光，怒吼着：“你早就知道了，对不对！浑蛋。为什么不早说？”“发生什么事了？”纳格尔问。

一级小队长停止掌掴，回答：“您看，我们挖到了布尔什维克党之前挖的壕沟。”我走近一点，想仔细瞧瞧犹太人挖出的壕沟，沟底能清楚地看见发霉的尸体，萎缩得跟木乃伊差不多。“这些人大概是在冬天枪决的，”我开口说，“所以才没有腐烂。”一名士兵从壕沟底下钻出来：“报告三级突击队中队长，他们好像都是在脖子的地方中弹，一枪毙命，应该是人民公安局干的好事。”

纳格尔叫人找通译。

“问问他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通译翻译了问题，犹太人接着说话。“他说布尔什维克党在城里抓了很多人，但他不知道他们把人埋在这里。”“这些该死的人渣会不知道？”一级小队长破口大骂，“这些人都是他们杀的，一定是这样！”“一级小队长，冷静一点。把这个坑重新埋好，找别的地方挖洞。记得要在这里做个记号，方便日后回来展开调查。”

我们回到封锁线旁，卡车又载来了剩下的犹太人。20分钟后，一级小队长满脸通红地跑过来。“报告三级突击队中队长，我们又挖到死人坑了，这样不行的，整座树林底下都是死人。”纳格尔随即召开小组会议，秘密商讨。一名低阶军官说：“树林里没有几处空地，才会选到同样的地方挖洞。”

他们展开热烈讨论，我注意到好多细细长长的小刺刺进了我的手指，就在指甲下面。我用手轻轻触摸，发现刺遍及第一和第二节指节，幸好只伤及皮肤。不可思议。这些刺是怎么上来的？我怎么都没有感觉？我开始专心拔刺，一根接着一根，小心翼翼避免流血，还好这些小刺很容易拔。

纳格尔似乎做出了结论。“树林里还有一个地方，那边地势比较低，我们去那边试试看。”“我在这里等你们。”我说。“好的，二级突击队中队长，我待会儿派人过来找您。”我全神贯注在我的手指头上，刺拔完了，指头往内缩放几回，好像没事了。我离开封锁线，沿着缓缓的斜坡往下走，脚下踩着荒芜的杂草和几乎干枯的花朵。下面是小麦田，一只展翅的乌鸦标本权充稻草人竖立在那里。我躺在野草上仰望天空，闭上了眼睛。

波普过来找我：“报告二级突击队中队长，他们那边快要准备好了。”封锁线以及犹太人都转移到树林低矮的那一边。受刑者耐心在树下等候，三五成群，有些人干脆背靠着树干休息。纳格尔和乌克兰籍的手下站在稍远处，在林子里，等着。几米长的壕沟底下有几名犹太人，正一铲一铲把烂泥往周围堆。

我探头往下看，沟底开始积水，泥黄的污水深及膝盖。“这哪是壕沟，根本是在挖游泳池。”我怏怏不快地对纳格尔说。纳格尔显然对我的话很不满：“我能怎么办？二级突击队中队长。这里碰巧是含水层，我们一边挖，水就一边渗出来，这里离河岸太近了，总不能一整天在林子里四处乱挖洞吧？”

他转身对一级小队长下令：“好，可以了，叫那些人出来。”他脸色铁青，问道：“枪击手都准备好了吗？”我明白他们要让乌克兰人开枪。“报告三级突击队中队长，都好了。”一级小队长回答，他随即转身面对通译，详细说明行刑步骤，通译接着把命令翻译成乌克兰语。大约20名乌克兰人走上前，在壕沟前面站定，另外五名则把沟底的犹太人拉出来，他们全身沾满了烂泥。乌克兰人将他们推倒，跪在沟边堆高的土方上，背对着枪击手。

一级小队长下达口令，阿斯卡里步枪上肩，瞄准犹太人的颈部。但是，人数没算好，每名犹太人需要两名枪击手，挖洞的犹太人却有15个。一级小队长再次清点人数，然后吩咐乌克兰人把枪放下，叫人拉走五名犹太人，在一旁等着。他们之中有几个人口里低声念念有词，应该是在念祈祷文，除此之外，他们什么都没说。

一名小军官建议：“我们最好增加阿斯卡里的人数，这样比较快。”大伙儿又是一阵七嘴八舌讨论，乌克兰人总共只有25人，小军官建议加派五名绿衣警察担任行刑手，一级小队长则坚持封锁线附近的警力不能少。纳格尔变得不耐烦，当下决定：“就维持这样，继续。”一级小队长咆哮着喊口令，阿斯卡里再次举起步枪，架上肩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