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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白居易诗歌与紫氏部《源氏物语》探究二人文中女性的地位（上）

文丨笔杆先生

编辑丨笔杆先生

紫氏部（约973年或978年－约1014年或1031年）是一位日本宫女，她在大约一千年前写了《源氏物语》。

她的《源氏物语》是日本文学经典中最受欢迎和最广泛阅读的虚构叙事。源氏因表达了日本人的审美和身份而备受推崇。

白居易（772-846)，中国唐朝（618-907）最受尊敬的诗人之一，留下了大量的诗句，影响了东亚文学。

本文试图通过紫氏部与白居易的对话，展现一段文学翻译与创作的历程。

紫氏部将白居易诗歌的感官或本质转化为诗歌的境界。作者认为紫氏部的语言翻译实践并不是简单的文献借鉴；这是一种超越本土美学的改写，从而拓展了文学创作的可能性。

这种方法也将使翻译研究人员能够追踪影响的有形证据，作为连接日本和中国传统文学研究与当代翻译理论的线索。

本文试图分析白居易诗歌与文化的相互关系。

紫氏部的《源氏物语》，写于10世纪日本平安时代（794-1185)。

白居易是中国唐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不仅受到中国人的喜爱，而且受到韩国和日本人的喜爱。白居易在日本受欢迎的故事是惊人的。

公元838年，日本官员大斋寿尼（大斋府第二司令）藤原冈森（808-851）在从中国进口货物时发现了元白诗笔（元稹和白居易的诗）。他把这本书献给了仁明天皇（810-850)，天皇非常高兴，并提拔了冈森。

白居易的受欢迎程度也可以从《源氏物语》中大量恰当的借用中推断出来。日本学者丸山详细地列出了《源氏物语》中106处引用白居易诗歌的地方。

与此同时，笹木敦子（Sakaki Atsuko）指出紫氏部“对中国资料的使用是战略性和系统性的，而不是随意和零碎的。”

笹木敦子还强调，《源氏物语》中实际的故事情节是从中国小说中借用的，因为“从中国引用有助于叙事的使用”。显然，白居易的诗歌为平安时代的文人提供了复杂的、重要的、深远的营养来源。

正如大卫·达姆罗什在《何为世界文学》一书中所阐述的那样，“要使不同作品之间的比较具有情感，就需要基于某种第三术语或一组关注点，从而为分析提供共同的基础。”

在本文中，作者主要受到达姆罗什跨文化阅读技巧的启发，通过将《源氏物语》中的三个女性角色与白居易诗歌中的女性角色进行比较，探讨了《源氏物语》中隐含的性别和阶级问题。

在这种分析中，宋惠慈教授的“共振理论”是理解历时性历史主义概念的基础。

迪莫克曾提出“文学文本的传播频率”的理论概念，这种概念以表明它们在时间中持续存在，就像声音“在时间中被接收和放大，从它们的起源点移动得越来越远，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引起意想不到的振动”。

作者认为，不仅跨越时间，而且跨越空间，文学的频率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振动。共振就像鼓皮一样：在该区域一侧发生的事情会对另一侧产生影响，产生回响。

我们可以从紫氏部诠释和充实白居易诗歌的方式中，或者从白的诗歌似乎与紫氏部的主题相呼应的方式中，看出迪莫克“共鸣”理论的一个理想案例，尽管紫氏部的创作时间比白居易晚了近200年，而且是在一个遥远的日本群岛上。

对紫氏部的《源氏》和白居易诗歌中的女性角色进行比较研究是必不可少的，这样才能发现女性作家从男性诗歌中汲取灵感创作散文的转化过程。

具体而言，本文旨在了解紫崎司部在翻译白居易诗歌的过程中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

加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在她开创性的著作《一门学科之死》中指出，比较文学应该与区域研究相结合，才能重获新生。对文本的分析应与文化和历史一起考虑。根据笹木敦子的论证，笔者认为紫氏部与白居易的比较研究不应局限于书面文本。

要梳理紫氏部散文与白居易诗歌的差异，需要考虑文化和历史语境。因此，在讨论《源氏物语》和白居易诗歌中的性别和阶级之前，有必要根据这些作品的地点和时间的不同来了解这些概念（性别和阶级）的差异。

一方面，阶级。如《源氏物语》中所考察的，只涉及日本宫廷中的阶级。在那里，皇室有最高的可达到的等级，在它下面排列着各种更高或更低等级的贵族。

请注意，平民根本不是平安时代贵族关心的对象，也不是紫氏部关心的对象。另一方面，白居易诗歌中的阶级，或者在中国一般来说，并不局限于贵族，而是考虑到整个社会等级，从君主到平民。

紫氏部的故事和白居易诗歌中阶级观念和表现的不同，是由于他们生活条件的不同，包括他们的地位，以及这两位作者积极关注的问题，当然，还有他们的性别差异。

紫氏部作为后宫宫女，只能与贵族女往，平民远远超出了她的界限。然而，作为中国的一名男性知识分子和诗人，白居易经常遇到平民，他认为他对被压迫者的实际状况的写作是宣传他们痛苦的重要方式，然后可以通过政府来减轻痛苦。

白居易对女性的关注并不仅限于贵族阶层的女性，就连级别较低的女性也包括在内。与白居易不同的是，紫氏部对出身较低的贵族感兴趣。综上所述，白居易更关注政治，而紫氏部的关注点始终在性别本身和女性的处境上。

平民不是源氏世界的一部分。在平安时代贵族的心目中，都城之外只有未开垦的乡村。来自中心以外的任何事物或任何人（即下层贵族）都被认为是粗俗的，甚至是野蛮的，他们离城市越远，就越野蛮。

因此，这种对阶级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地域观念，这就是为什么在即位时期，地方长官级别的男性贵族都急于被任命到城市附近的省份。日本宫廷对“中心”的高度重视，与中国人以牺牲“外围”为代价尊重“中心”有着密切的关系。

古代汉族基本生活在黄河沿岸肥沃的平原地区，逐步建立起繁荣的农业社会，这是汉族经济文化的基础。由于他们在大陆上的统治地位，汉人对远不如他们发达的少数民族产生了一种轻蔑的态度，他们称之为夷人，意思是野蛮人。

对汉人来说，这些少数民族是不文明的。与此同时，少数民族非常尊重汉文化，即使在汉族统治中国的时候，少数民族也学习汉学，并向汉族统治者寻求奖学金。

正如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孟子所说：“我听说过用汉族文明来改变野蛮人，但我从未听说过相反的说法。”

日本与中国建交后，日本朝廷为了巩固王权，采用了中国的等级制度和儒家思想。他们还接受了来自欧洲大陆的“中心对抗外围”的概念，从而实现了与中国朝廷的某种形式的平等。和汉人一样，日本朝廷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中心，尤其是文化和美学的中心。

正如Shirane Haruo Shirane所指出的，甚至就连日语单词miyabi，意思是优雅，也来自miyabu，意思是以一种适合皇室的方式行事。他认为，正如词源所暗示的那样，miyabi不仅意味着优雅和精致，而且还意味着以王座为中心的文化母体，其中文化之所以崇高在于君主，在于他的宫廷。

这种对首都和中心的偏爱在《源氏物语》的第十四集和第十五集中生动地表现出来，出现了一个厌恶农村妇女的男性朝臣。

我们在第十四集看到男主角在思考“住在大洲（大洲市）的女人”，这是日本主岛东北部的一个地方。他自信地认为这个女人“一定很看重我，因为我来自首都”，而他抱怨道：“唉！甚至连她的诗也是如此质朴”。

在接下来的故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对乡村妇女同样的蔑视，它告诉我们，“虽然这个女人高度评价这位绅士，但这位绅士认为看穿一个乡下人的心是没有用的，他很快就会厌倦她。”

这种对中心（更准确地说，是宫廷）吸引力的强调，说明了古代日本的阶级观念是如何受地理因素支配的。

农村的女人可以和城里的男人发生关系，但她不能因此改变自己的阶级，而那个男人也很难提高她的地位。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女性实际上并不是平民。他们是贵族阶级的一部分，尽管地位低于首都的贵族阶级。

在《源氏物语》中，男主角源氏发现他最心爱的几个女人都来自出身较低的贵族阶层。他在北山找到了紫崎，在明石的海边找到了明石夫人。不仅是源氏，他的私生子薰也在平安时代被遗弃的宇治发现了Ōigimi（冲绳岛北部森林）的存在。

在《源氏物语》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模式：男人为了寻找那些看起来无足轻重的女人而踏上艰难的旅程，而这些女人必须等待男人把她们从危险的僵局中解救出来，就像睡美人必须等待她的王子把她救活一样。

然而，如果这些睡美人不是出身高贵，那么她们与王子的婚姻就不太可能幸福地持续下去，至少在紫崎部的时代是这样，因为当时的阶级差异是如此重要。

如果紫崎诗部的意图是探索出身低微的女性所面临的现实，那么是什么促使她借鉴白居易的女性悲剧诗来塑造自己的角色呢？她身边有很多故事可以借鉴，那么她为什么会选择白居易这样一位旅居异国的男诗人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了解为什么她的日本前辈的作品不能达到她的目的。在源氏之前，类似灰姑娘的故事很流行。例如，《大久保的故事》讲述了一个不幸的女人如何被继母折磨，然后被一个男人救了出来。

这些由男性朝臣所写的早期小说反映了男性对男女关系的看法。通过这些灰姑娘主题的故事，男性作家提供了一个叙事框架，通过这个框架，女性可以“维持”，正如鲍勃·鲍姆所说的那样，她们有着“对财富、美丽和复仇的集体女性信仰”。

在这些持久的信念中，最重要的是对男人和爱情的幻想。这种男性编造的虚构叙事更多地代表了男性，而对揭示女性的真实状况毫无帮助。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