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在哪(哈耶克怎么打)

时间:2024-04-21 01:50:02 来源:网友上传 编辑:未及挽留

真自由还是伪自由?揭穿美式自由的四大灾难

来源:朝阳少侠

自由是个好东西,但前提是“好的自由”。

中国人对自由的态度多是理性而务实的,既重视又不膜拜,拿“自由”解决发展问题,而不是奢谈什么主义。无限拔高、神化自由,成为一种毫无约束、不容质疑的教条,自由就会走向它的反面,就会从偏执走向灾难。这正是美国所经历的。

我们还是用事实说话,看看美式自由的四大灾难:

近来,美国精英频繁地表达对自由的危机感,担心疫情正在削弱世界对美式自由的信念。今年还是美国“9•11”事件20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20年、“阿拉伯之春”10年,加上疫情应对的教训,2021年应该成为西方反思自由之殇,共同建构全人类自由价值的历史契机。

2018年的阿富汗战场上,一枚未引爆的火箭弹意外爆炸,Hamisha Gul一家10个孩子中的3人被炸死,其余7人全部肢体残疾。

阿富汗战场上,疲惫不堪的美军士兵在夜间行动中打盹。

美国新政府从竞选时就反复在说——“美国需要反省”。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美国所谓的反省不是纠错与包容,而是对自由神像倒塌的恐惧,是进一步的偏执与激进。

美国近乎仓皇地从阿富汗撤军,抛弃当初建立自由天堂的承诺,对阿富汗人民没有一句解释和道歉。美国还在以“自由”之名对叙利亚的平民进行轰炸,对“阿拉伯之春”数以百万、千万计的生灵涂炭、流离失所没有任何自省和愧疚。

美国正在把疫苗作为自由体制的胜利大加宣传,而把所有抗疫失败的责任推到了“反自由”的特朗普一人头上。更可怕的是,当美国过量囤积疫苗,而盟友伙伴无苗可打时,这些国家的年轻人正在为拒绝严格防疫、践行美式自由生活方式,付出惨烈的生命代价。

“美式自由”实是建立在尸山血海、枪炮火药之上的“自由”。

最可怕是,美国正在以极大的热情和资源筹办“全球峰会”。可以预见,那将是一场宗教式的盛典,美国接受了“自由之神”的疫情考验,重新站在“历史终结”的上帝之门前。

美国唯一要“反思”的,是美国人对自由的信仰还不够绝对和彻底,是全世界对美式自由还不够虔诚和狂热,还有越来越多国家开始质疑美式自由这个“唯一的神”。阿门!自由保祐美国,美国终结历史!

自由是美国建国精神的一大支柱。但时至今日,美式自由已渐渐失色、变形、走样、幻灭。

哈耶克曾经写过一本书《致命的自负》,强调必须警惕极度自负的绝对理性,根本不存在全球普世的制度设计,好的制度要在各民族的实践中自然生长出来。

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面前永远保持谦逊是一种智慧。当时哈耶克批评的是苏联的体制僵化,而今天的美国正在走苏联后期的老路,在“普世价值”的自作聪明中不可自拔,在致命的自负中越陷越深。

自有文明以来,人类就一直在探索自由。在物质贫乏的传统社会,自由是内求而非外求的,要义在于通过修身养性、克己节欲的道德生活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儒家)、“逍遥游”(道家)、“大自在”(佛家)的自由之境。

西方亦是如此,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自制、从善就是自由。近代早期的欧洲仍在赓续传统,康德说“自由即自律”,黑格尔说“纪律是自由的第一条件”。

美国精神之源的清教徒移民,以“禁欲”而著称。19世纪末,社会学家韦伯更以一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系统论证,自律节制的伦理精神在西方兴盛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然而,今天的美式自由已经完全背弃了自律。假自由之名解构一切纪律与规范,达到了一种非理性甚至荒谬的程度。

去年疫情暴发后,西方年轻人无视封锁令,不戴口罩、不保持社交距离,开派对、搞狂欢,激进分子甚至拿着枪到市政厅外游行,抗议封锁措施,声称封锁夺走了他们的自由。一些无脑青年还在网上发起了匪夷所思的“挑战”,去厕所舔马桶盖、主动“拥抱”病毒,展示自己无知无畏的自由人形象。

2020年3月11日,约70名美国德克萨斯—奥斯汀大学学生不顾美国新冠病例激增,执意利用春假时间赴佛罗里达州度假并在海滩聚集,这批学生中有44人返程后确诊。

2020年3月,22岁美国网红Ava Louise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在飞机上舔马桶盖的视频,呼吁大家效仿自己发起“新冠病毒挑战”,有模仿者发布类似视频仅两天后就被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

美式自由的反伦理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引起普遍担忧。卡特总统曾警告美国人,美国已经被一种巨大的空虚所俘虏,成了“自我沉溺和消费主义的奴隶”。

但冷战的胜利改变了美国人的认知,美国曾经担心苏联利用性解放运动和艾滋病、性病泛滥攻击美国的自由制度,但苏联解体后,担忧变成了骄傲,挑战传统婚姻、家庭、社会伦理反而产生了迈向历史终点的进步感、高级感。

今天,性自由已经走到自由、性工作自由的地步,美国很多州已实现了合法化。文化的泛滥导致美国的非婚生子、单亲家庭的激增。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神秘死亡,但其卷入的俱乐部丑闻仍在进一步发酵。

去年12月,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在联邦层面将合法化。很多在美华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他们教育孩子远离磕药、早期性行为时,往往要承受被歧视的压力,被视作一种保守落后的亚细亚威权。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伦理与进步不是冲突的,自律与自由不是对立的,当美式自由走到不顾廉耻的地步,还谈何进步,只有堕落!

如果美式自由还做过一些好事,那就是曾经推动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一百多年前,美国为了保障市场竞争,出台了一系列打击寡头的反垄断法律,并在二战后推动建立了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把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原则推广到了全球。但令人遗憾的是,今天的美国正在走向自由竞争的对立面,在保护主义和寡头垄断的道路上狂奔。

美国纽约大学金融学教授托马斯•菲利蓬在《大逆转:美国是如何放弃自由市场的》中说,美国已经放弃了自由市场原则,成为一个受到操控的市场。各种游说集团就是既得利益者的代言人,他们最大限度地榨取各种市场价值,设置对后来追赶者的法律门槛。

当美国疯狂出台针对中国的各种科技禁令、单边制裁、准入壁垒、脱钩计划时,无论说辞多么冠冕堂皇,但其终极目的不过是垄断寡头利益,扼杀科技竞争,破坏自由市场,损害的不仅是美国消费者的利益,更是美国作为市场经济国家最后的声誉。当美国在竞争中怕输时,必然是它无可挽回的衰败的开始。

垄断者的暴利、不公平的竞争,同样发生在美国内部。自由女神像下靠竞争致富的“美国梦”,已经被金融寡头豢养下的“华尔街之狼”撕得粉碎。

2011年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者抗议矛头指向金融系统性投机、政府的监守自盗和日益拉大的贫富分化。今天,美国最富有的0.1%的家庭,已经几乎拥有了与90%的家庭相当的财富。1970年美国30岁左右年轻人中的90%,比他们的父辈在30岁的时候生活得更好,但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降到50%以下。

2011年9月,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数千名者高喊“99%的人不再沉默”等口号聚集在纽约华尔街等地,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以及社会不公正。该运动最终在10月遭到警方暴力清场。

美国有一种混淆是非的超能力,把大多数人对自由公正竞争的追求妖魔化,而把保护主义说成“维护公平竞争”,把99%反对1%的正义诉求说成破坏法制。

无论中国所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还是全世界一切遭遇不公不义的民众,大家维护的是自由竞争、诚实劳动、公正规则、公平分配的权利,那些靠着垄断、制裁、投机、枉法而获取暴利者,是自由的公敌。

美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曾嗟叹,“回顾初来美国,曾经佩服这一国家立国理想是如此崇高。在这里客居六十年,常常感慨如此好的河山,如此多元的人民,何以境况如此日渐败坏?”

许多依然对美国存有幻想的人往往会说,美式自由主义正在通过“平权”行动帮助弱者,实现权利的平等。但“平权”行动不过是难以实现的幻想,真实带来的却是社会极化撕裂的痛苦。

当美国进步主义者想要实现“人人生而平等”的信条时,却遇上“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另一天条。触及产权,意味着走向社会主义,于是美国找到了一条精神胜利法的捷径,那就是“身份政治”,不断放大各个弱势群体的身份意识和权利诉求,在媒体、选举、演说台上制造“我有一个梦想”的神话,营丽斯梦游幻境般的“平权”快感。

各个族裔、性别、残疾人、老年人、素食者、吸毒者、性少数族群、激进动物保护团体等各色人群,都举着权利的旗帜来诉求自己的利益。

随着身份政治浪潮像脱缰野马一般狂奔向前,美国社会仿佛回到了旧日“部落”时代。特定身份人群抱团取暖,与对立人群划清界限、针锋相对,大熔炉内也被加上了“隔离带”,摆上了一桌“九宫格”火锅。

“黑命贵”“Me too”“言论自由”“美国优先”……身份政治将美国社会割裂成一个又一个自说自话的派系,毫无共识可言。

梦想很丰富,现实很残酷。身份政治把公平正义的理想打得支离破碎、真伪莫辨、荒诞不经,与权利越来越远,与空想越来越近,结果沦落为竞选造势的气氛组、政客上位的垫脚石。

奥巴马政府在黑人、少数族裔的欢呼下当选,但八年后却是一地鸡毛,黑人的收入、教育水准、犯罪率不断恶化。同时,另一个严重恶果结出,越来越多的中下层白人在喧嚣中感到受辱,自己沦为弱势群体,报复性地选出了自己的代理人特朗普。

当美国新政府喊着相似的“平权”口号再次走上前台,美国社会的极化与撕裂在加深,弹劾特朗普、审判白人警察的戏码不过是再次消费底层人民的政治狂欢,是民粹主义强势回归前的尘土飞扬。美式自由主义的挽钟已经敲响,一遍遍念咒似地空喊共识、团结、和解、进步,都掩盖不了裂痕的加深和现实的惨淡。

当旭日东升,本身已千疮百孔的西方灯塔更显黯淡。(插画 | Yutao)

梁启超早在1902年的《论自由》中就提出:“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有真自由,有伪自由,有全自由,有偏自由,有文明之自由,有野蛮之自由”。

中国人对于自由并不陌生,我们追求的是真自由、全自由、文明之自由。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中国特色的自由汲取了古今中外合理的养分,同时包含了个性与共性、科学与实践、权利与责任,尊重自然和历史规律、把集体自由和个人自由相结合,坚守科学精神,秉持实践品格,弘扬创新理念,欢迎自由竞争,追求一切人的全面发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谁是真正的自由,谁是假装的自由,历史自有公论。

哈耶克为什么在中国这么红

高连奎

  哈耶克的一生的悖论很多,他终生反对社会主义,但他的经济学思想却是来源于马克思;他一生道德与社会正义,而他却曾是芝加哥大学的道德学教授;他三十多年不研究经济学之后,却获得了半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福利社会,但却因为芝加哥大学给的退休金太低而辞职;他的成长受到日耳曼文化的滋养,而他却一直为融入英美主流社会而努力。  哈耶克在大学期间主要学习了三个专业,分别是心理学、经济学和法律,这三个专业也影响了他的一生,他早期研究经济学,后半生研究法律,但贯穿他始终的是心理学,他的每个著作都散发着心理学的魔力。  哈耶克的一生也是一个移民在异国努力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哈耶克出生在奥匈帝国,在面积上这是仅次于俄罗斯的欧洲第二大国,在人口上,也仅次于俄罗斯及德意志,是第三大国。但他在英国呆的时间最长。  他进入英国时,凯恩斯早已是威望甚高的经济学家,而哈耶克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毛小子。  哈耶克进入英国后,一边利用通信的方式与凯恩斯交流学术观点,希望得到凯恩斯的提携,另一方面却写文章攻击凯恩斯。针对哈耶克对自己的攻击,凯恩斯认为:哈耶克并没有带着‘善意’读我的书。假如他确实有善意,那他起码也没有看明白我的意思,或者不清楚我是否正确。显然,有一种驱使他挑中了我来发动攻击,但我搞不明白,这种到底是什么。” 其实哈耶克挑战凯恩斯?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他认识到通过挑战凯恩斯,他可以迅速地在英国经济学界确立自己的位置,而后人认为当时的哈耶克是受到了罗宾斯的怂恿。后人总喜欢将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这段交往称为“论战”,其实这不过是一个知名学者对学术青年的答疑解惑而已,虽然哈耶克充满恶意,但凯恩斯却显示出了一个长者的风度,对来自哈耶克的每封来信都进行了耐心的回复。  其实凯恩斯对哈耶克的经济学著作评价甚低,凯恩斯认为“哈耶克的经济学代表作《价格与生产》是他读过的最为混乱不堪的东西,从第45页往后,几乎没有一句健全的命题。他的书证明了无情的逻辑学家如果从一个错误的命题出发,最后如何会以进疯人院而终结”。凯恩斯在哈耶克1932年写的一篇文章的打印稿上写道:“依然是胡言乱语的混乱的大杂烩”。  其实对哈耶克评价很低的不仅仅是凯恩斯,就连他非常好的朋友弗里德曼在谈到哈耶克作为专业经济学家的表现时也说:“我不赞赏他的经济学。我觉得《价格与生产》是一本漏洞百出的书。我觉得他的资本理论著作简直无法卒读。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对哈耶克的看法也基本上代表了专业经济学界对哈耶克经济思想的评价。  哈耶克的经济理论其实来源于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演绎,毕竟在当时的德语世界,马克思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初到伦敦经济学院时,哈耶克就讲授《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课。这对哈耶克影响很大,哈耶克在他的讲课笔记中称赞过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在他列举的参考书目中也突出了该书,哈耶克认为马克思“理论体系的这一部分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逻辑连贯性足以使作者跻身第一流思想家行列。他的著作的这一部分确实是无可挑剔的”。  通过对思想源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哈耶克就货币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所持的看法,更接近于马克思,而不是货币主义者。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谈到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时说:“前几讲阐述的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产业波动本质上是由资本设备的交替性扩张-收缩构成的,人们经常强调这一点……在德语文献中,这一看法主要是由卡尔?马克思的著述提出的”。  经济学分析家迈克尔·佩尔曼认为,马克思认识到了,“信用乃是导致经济混乱的核心因素……马克思将他对信用的分析整合进他的经济理论中。将这一分析联结起来的关键,就是虚拟资本的概念。”———即没有真实储蓄作基础,而由货币体系创造出来的资本。佩尔曼概括了马克思的理论:“虚拟资本对价格信号的扰乱越严重,人们越是无法得到有关经济的重要信息。关于生产活动的决策就越来越与其基本结构脱节。这会对经济构成压力,而这种压力却是看不见的。” 这也正是哈耶克的基本看法。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也曾提到过马克思这一思想,他说:“19世纪上半叶,这样的理论曾一度极为盛行,‘虚拟资本’是当时的财经记者经常使用的一个词,他所反映的基本上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观点。‘虚拟资本’被创造出来,使企业活动无法维持,或使新企业无法完工,最后,这些企业就倒闭了。”  非常客观的讲,马克思虽然认识到了虚拟资本对价格信号的干扰,但是马克思并没用对这一问题进行展开,也并没用将其看做是经济危机最主要的根源,这里面当然是因为马克思更看重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而对这些枝节性的东西不那么在意,而更实事求是的讲,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比佛利德曼(300289,股吧)的理论要准确,哈耶克强调的是货币价格对经济的影响,而佛利德曼强调的是货币数量,两相对比,显然货币价格对经济的影响要远远大于货币数量对经济的影响,但中国的哈耶克主义者们也很少提及哈耶克这一点,其实在中国也没有人真懂哈耶克,他们对哈耶克主义的阐释错漏百出。  除了攻击当时的学术权威凯恩斯外,哈耶克为了更好的融入主流社会,也开始从其他渠道入手,1933年春天的一篇文章中,哈耶克把纳粹等同于社会主义,他这样做其实是想帮助英国政府对抗德国的战争宣传,但被拒绝了。但不久到来的二战给了他千载难逢的机会, 战争帮助哈耶克完全融入了英国。他在自传笔记中写道,“战争岁月中在剑桥的那段生活对他“特别有益”,“完成了彻底融入”英国的生活”,“我虽然是奥地利人,但在战争状态下,我完全站在英国一边”。  1944出版《通往奴役之路》是哈耶克一生的转折点。这是一本通过妖魔化纳粹主义和社会主义而向资本主义献媚的书,在这之前,他是个不怎么知名的经济学教授。而在这本书出版后一年,他开始有了一些名气。《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后,继而在美国出版,但是找了三家出版社均遭到拒绝,出版社拒绝出版本书,是因为书里面充满了政治偏见,而且这种偏见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他们认为这本书‘不适合由一家有声誉的出版社出版’, 尽管他们充分意识到了这本书的销售前景。”其实这本书也不适合正人君子阅读。  当然这样一本与当时的主流意见唱反调的书,是不会有任何报刊发表书评的,《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等等,都不可能……,这一经历也充分地说明当时的思想氛围。”  在美国,这本书受到了广泛批评,其中最激烈批评来自赫尔曼·芬纳的《通往之路》。芬纳说,哈耶克“的学养不足,他的阅读范围也不全面;他对经济进步的理解是偏颇的,他对历史的叙述是错误的;他的政治学理论几乎不存在,他的用语也让人如坠云雾,他对英国和美国的政治程序和精神状态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他对平民百姓的态度是蛮横的权威主义的”。他是这样形容哈耶克和他的这本书的:“崇拜的人……逻辑错乱而自以为是……肆无忌惮的歪曲……无耻的、恶意的看法……暴露了最可怜的无知……恶意中伤,不科学……有意识的放肆……对人士彻头彻尾的式的轻蔑。”当时也有人认为哈耶克“已经不再是一位科学家了,而退化成了一位宣传家”。  不过哈耶克很自负,哈耶克曾对他的妻子提到,在凯恩斯去世后,他可能就是在世的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了。然而,实际情况显然不是这么回事。凯恩斯去世后仍然是大人物,而且由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变成了一个圣人,而渐渐地,再没有人还记得哈耶克这个经济学家了。”曾做过哈耶克助手的库尔特·洛伊贝和经济学家阿尔伯特?兹拉宾格尔写道,哈耶克的研究仅仅“在短暂的时间中沾了凯恩斯的新观念的光,因而才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东西”。  哈耶克被学术界被抛弃后,他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哈耶克决定去美国,最初打算在爱因斯坦呆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谋个职位,但这个大学不接受接受由其他机构资助的学者,他便去了芝加哥大学,在1962哈耶克也说,他之所以放弃经济理论,是因为他觉得,《通往奴役之路》发表后,他在经济学界已经声名狼藉了。之后哈耶克更多的是研究社会学问题。  《通往奴役之路》的销量并不好,也没有给哈耶克带来意想中的名望和收入,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直到1974年获得诺贝尔奖,这期间哈耶克从书籍出版中得到的版税没有一年超过5000美元,一位记者在1975年写道,“如果有哪年达到5000美元,就算很多了”。《通往奴役之路》刚出版的两三年卖出了10万本,哈耶克得到3万美元,到20世纪60年代初,哈耶克每年从这本书得到的版税已经很少了。  1950年,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后,哈耶克的头衔变成了社会与道德科学教授,这有点继亚当?斯密的后尘,因为斯密曾经是位“道德哲学教授”。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任教至1962年。在那儿,他写出了《自由宪章》,《自由宪章》出版后,哈耶克的世界观似乎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曾自负的认为,他的照片完全可以上《时代》杂志,但该杂志却甚至不愿意刊登他著作的书评。哈耶克最后因为财务方面的原因离开了芝加哥大学。因为芝加哥大学要求的退休年龄非常早,而且退休金也很低”,按这个规定,他还有两年,也就是到1964年他就该退休了。  哈耶克来到德国,接受了弗赖堡大学一个教职。在此,他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探讨和阐述经济社会行为中的“自发”秩序。哈耶克开始重建自由主义社会理论,提供了一种自由的个体间进行社会合作的洞见。  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中提出了他认为人类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将地方政府转变为准商业性公司,让他们为争取公民支持而展开竞争。他们不得不提供一种实现收益-成本平衡的方案,从而使他们管辖区域内的生活至少跟别的地方一样吸引人……将政府绝大多数服务活动的管理权重新交还给较小的治理单位,很有可能促使某种社群精神的复兴。”在一次访谈中他又说:“我倾向于将更多权力交给地方当局,而不让中央政府拥有这些权力,因为公民可以用脚投票,迫使地方政府按公民的意愿行事。”  自生秩序的概念是哈耶克最伟大的理论贡献之一。自生秩序的术语并非哈耶克发明,而这一观念来源于老子的《道德经》,哈耶克认为中国老子道德经中“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两句话,是对自发秩序理论最经典的描述。1966年9月,哈耶克在东京作《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诸原则》的演讲,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激动的反问道:“难道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57章的一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吗?从这里,可以看出老子的“无为思想“对哈耶克有着很深的影响,哈耶克对老子思想也熟悉到了信手拈来的地步。  哈耶克开始真正开始在媒体上出名是在1972年,这一年,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出版了由苏达?谢诺伊编辑的《处境比预料的艰难:凯恩斯的通货膨胀遗产》平装本,里面收录了哈耶克的思想,哈耶克于是又现身于大众思想舞台上了。很多大众媒体和学术刊物都对这本书发表了书评。《处境比预料的艰难》这本书产生的广泛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哈耶克获得了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其实诺贝尔奖颁奖颁给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这样的异端思想家,对于引导经济学研究走上新方向也发挥了某种作用。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根本没有料到,诺贝尔奖会颁给哈耶克。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哈耶克几乎被完全遗忘了。他最后发表的一本重要而完整的著作是《自由宪章》,出版时间是在遥远的1960年。此时十几年来,哈耶克生活在英语世界之外。而且大约有三十多年,他都没有写过经济学方面的论述了。从某种程度上诺贝尔奖是闹了一个笑话,但是本质却不是这样。  当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正处于最危险的对比之中,当时苏联正处于最鼎盛的巅峰时期,其核力量也由美国的六分之一上升至超过美国,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而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却陷入“滞涨”之中。受中国影响,欧洲不仅仅出现了年轻人领导的“文化革命”,而政治革命也在酝酿中,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和第三世界正纷纷走上苏联的道路,或者会“芬兰化”也就是非国家却采取苏联政策。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摇摇欲坠,而且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动摇,他们不再相信资本主义,而是开始倾心社会主义。这时候诺贝尔奖不得不将被雪藏30多年的哈耶克从历史的垃圾篓中再次请出来。哈耶克也许不能挽救资本主义,但其对社会主义的妖魔化,也足以让资本主义再抵挡一阵子,如果再加上诺贝尔奖多年积累的公信力,达到这一点并不难。哈耶克作为一个来自纳粹国家的知识分子,终其一生都在为资本主义献媚。而诺贝尔奖也继1970年将其文学奖授予索尔仁尼琴之后,再一次进行了政治投票。  1974年索尔仁尼琴和哈耶克同时出现在了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哈耶克将《通往奴役之路》的俄译本送给了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看过《通往奴役之路》后给哈耶克写了封信,他说“几乎无法相信,一个没有在俄罗斯生活过的人,却能跟他一样清楚地看清社会主义的后果”。  然而观念要发挥影响,未必需要大量读者阅读过记载这些观念的书,不过,要获得最高层次的影响,则一定需要某些掌握实权的群体来阅读赞成这些观念的书。哈耶克的思想是年轻时在奥地利形成的,他的青年和中年时期在英国度过,又在芝加哥大学呆了十几年,最后,在撒切尔夫人执政后,他才在英国大为出名。  1975年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保守党主席,哈耶克在英国的声望开始升高。人们不敢直接批评撒切尔,而是将矛头指向哈耶克。大众媒体把哈耶克视为撒切尔夫人的幕后大佬。人们指责“哈耶克是这届政府制订政策背后的鼓动者,这种政策将使失业人口达到两百万,导致众多企业破产,阶级战争将会再次降临。”  其实也确实是这样,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就经常卷入英国的公共政策辩论,他经常给伦敦《泰晤士报》写读者来信,出版多种小册子,发表评论文章。哈耶克认为英国成为一个富强、重要的国家就必须打碎工会的特权,控制通货膨胀,拒绝社会正义。  尤其是1978年他赞扬撒切尔夫人发出的不再接纳移民的呼吁,他写道:“任何一个人,如果经历过那场导致掌权的暴烈的反犹运动的崛起,都不会反对我们赞扬撒切尔夫人发出的勇敢而直率的警告。我在维也纳生活的那些岁月,那些有权有势的犹太人家族是一个受到大家尊敬的群体,所有正派人都会对少数民粹主义政治家煽动的反犹嗤之以鼻。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加利西亚和波兰犹太人的突然拥入……却在很短时间内就改变了人们的心态。他们看起来太不一样了,根本不可能逐渐被同化。”哈耶克把奥地利的反犹运动的兴起归罪于那些‘看起来太不一样’的波兰犹太移民,这封来信就招来不下五封批评性响应,人们批评哈耶克 “种族主义实际上完全是受害者的错,他们必须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太显眼,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很成功,要不然,他们就应该被消灭”。  1978年,哈耶克带有自我总结的评论到:“我对政治很感兴趣;事实上,我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政治。现在,我就投入精力,帮助撒切尔夫人向工会组织开战。我写了不少文章;甚至有一篇文章有幸刊登在伦敦《泰晤士报》专题报道的头版。在英国,人们把我看成撒切尔夫人的导师,其实我跟她只见过两次面。我喜欢这个样子。而撒切尔后来又将哈耶克引荐给美国总统里根,自从哈耶克成为了世界级红人。  抛开经济学专业,其实哈耶克对法律的认识颇有可取之处,他认为自由并不是不要法律,而是法律至上,这才是对自由的正确理解。个人主义最重要的制度屏障是法治。因为,在一个复杂社会中,任何类似于自由市场的东西,只有在获得法律、也即国家的保护后,才可能存在。因此,‘自由市场’这个词也必须永远放到引号中,因为它永远都接受法律框架的约束或限制,只有借助这一法律框架,它才能够正常运转。”以法治为本的政治秩序,具有最高生产效率。他的朋友波普声称,哈耶克学术生涯后50年的主要贡献是阐述了法律对于确立或创建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的秩序具有核心作用。其实对照哈耶克的原版思想,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的哈耶克主义者们只宣扬哈耶克主张自由至上的一方面,而刻意忽略了政府在立法或制定游戏规则方面的作用,好经都被念歪了。  另外哈耶克也认为逻辑上走极端是不可能的。必须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划出一条线来,但他一直致力于说服人们相信,只要向计划指令的方向移动一寸,就走上了一条收不住脚的路,必然会滑向悬崖峭壁。而对于线到底应该划在哪儿,他却语焉不详,他也始终没有划不出这条线来。  哈耶克的哲学方,强调终极的知识源于内心。在这方面,哈耶克是受维塞尔的影响。维塞尔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这种看法:“我们只能从外部观察自然现象,但我们却可以从内部观察我们自己。哈耶克就一直信奉这种认识论,我们要了解哈耶克的学术思想及写作风格也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哈耶克主义常常给人一种巫术的感觉,其实大部分看过哈耶克作品的人不是信服了哈耶克,而是被哈耶克吓住了。他的书往往不是在讲理论, 而是通过某些奇怪描述达到让人们恐怖。哈耶克也许并非一个成功的学者,但哈耶克确实是一个心理学高手。但类似巫术的东西终究只能在科学素养不高的人群中流行,而中国在社会科学领域整体素质不高的现状正好为哈耶克主义的流行,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这也就是哈耶克主义在世界上一直处于边缘状态,而在中国却成了香饽饽的原因所在。  不过哈耶克一生的沉浮也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昨天的异端会是明天的教条”。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会如何看待比特币?

这是20世纪两位货币经济学伟人之间的一场传奇性辩论。争论的焦点是“挑战者货币”是否将取代政府支持的标准货币,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支付媒介。虽然比特币发明才几十年,但这两位伟人对比特币有何看法?他们是否认为比特币可能崛起并成为合法货币的竞争对手

争论的一方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一位奥地利出生的英国经济学家,他主张古典自由主义,另一方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他主张自由市场。这两位经济学家通常都同意,但双方的对峙主要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当两位经济学家面对这个问题时,私人发行的竞争性货币是否会创造更稳定的货币体系?美元体系进入了二战以来最不稳定的时期。受阿拉伯石油禁运的影响,美国汽油、机票和家庭取暖的价格飙升。为了应对这一影响,美联储(FED)向市场注入了大量资金(货币量化宽松政策),这削弱了美元对几乎所有其他商品的购买力。消费物价指数一直保持稳定和适度的增长率,从1950到1962年间,芝加哥大学的教学年增长率达到了14%///哈耶克,这与弗里德曼在大学期间的长教期相重叠,所以两位经济学家彼此很了解。但两人并没有面对面地争论。哈耶克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发表的一系列演讲和论文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在1976出版了《货币非货币化》一书。据报道,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工业活动中,他们的观点没有受到反对。弗里德曼对哈耶克观点的第一次公开批评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他与经济学家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合作的作品中

当时,政治家、学者和普通民众都担心美元体系会崩溃。当时,美联储(Federal Reserve)正在推行一项与过去的“审慎货币”政策相反的政策,美元贬值速度快于美国工人的美元收入。哈耶克认为,在经济困难时期,央行将继续过度膨胀货币供应量,从而人为地迅速推动经济,这将引发美国当时正在经历的那种货币通胀。哈耶克认为,解决办法是让银行或其他公司发行的私人货币在公开市场上与主权货币竞争。哈耶克认为,如果美联储继续发行大量美元并削弱其购买力,一种甚至几种最有助于维持消费者和企业购买力稳定的货币将吸引最多的消费者,并赢得

根据哈耶克的说法,由私人发行和管理的竞争性货币将取代不稳定的美元。“让最好的货币获胜”的理念将使政府能够阻止这种鲁莽的货币政策,要么迫使央行改革,要么为新的、更稳定的货币上台铺平道路

Hayek,20世纪最杰出的两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左)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右)

弗里德曼并不反对让其他货币与合法货币竞争,但他认为哈耶克错了,“挑战者货币”将失败。对弗里德曼来说,个人和公司确实关心货币的购买力,但他们更关注是否与邻居和贸易伙伴使用相同的货币。弗里德曼认为,消费者和企业更愿意用一种货币做任何事情。即使另一种替代货币(我们不妨称之为XYZ货币)比美元更稳定,美国人也宁愿只使用美元,而不愿在XYZ货币和美元之间频繁兑换。因此,弗里德曼认为,由于其压倒性的广泛接受,合法货币享有巨大的优势,并将阻止其他竞争性货币取代它

对于比特币迷来说,哈耶克的地位使他成为这种具有最大市场价值的加密货币的“教父”。在2012年的一项关于虚拟货币的研究中,欧洲央行表示“比特币的根源可以在奥地利经济学派找到”,哈耶克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如果你使用谷歌搜索“哈耶克和比特币”,你会看到大量博客和学者发表各种文章,将哈耶克称为“加密货币的先知”,并引用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采访来证明这位著名经济学家曾经“预测比特币”。事实上,他们相信,市场最终将趋向于最稳定、最可靠、不会被央行侵蚀的货币,即比特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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