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ab团是什么意思(ab团是什么意思)

这位开国元帅后来回忆说：要不是毛主席，我的脑壳就给他们敲掉了

1926年底，北伐军攻占南昌，此时处于国共合作阶段，但发现及左派占优势，于是授意他派出的特派员段锡朋在南昌成立了AB团。

AB团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右派组织，宗旨是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取消主义，视左派、均为敌人。

1927年江西省三大召开，选举17名执委，结果和左派占了14名。"AB团"对这一局面极为不满，开始闹事。结果和稀泥，商量决定再报17名执委候选人，即一共34人，由上面圈定。结果，把"AB团"成员几乎全部圈进去了，于是"AB团"篡夺了江西省大权。并成立了江西省政府。

1927年4月2日，与左派联合发动"四二暴动"，组织群众围攻AB团分子控制的省党部，AB团骨干分子除少数逃脱外大部被抓，AB团作为一个组织亦不复存在。

然而，在1930年3至5月间，在江西莲花、安福、兴国等地区，发现了所谓"改组派AB团"和他们一些下级的"零碎组织"。10月，红军攻下吉安时，发现几年前的"AB团"旗帜、印章，便引起赣西南特委的高度重视。不仅发出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的紧急通告，而且捉拿被怀疑的对象大搞逼供信。

就这样，一大批人乱供，造成"AB团"满天飞的混乱局面。加上红一方面军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行事过左，酿成了"富田事变"之悲剧，卷入此事件的赣西南红20军过赣江，到永新、永阳一带，脱离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赣西南特委委员和赣南西河行委书记丛允中根据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的授意，采取了伪造毛主席信件的卑劣做法，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主席与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中制造矛盾，差点造成了红军的。

所幸，彭德怀、朱德和黄公略都识破了这一阴谋，没有上当，否则后果不堪设想。1965年9月23日，毛主席与彭德怀谈话时，特别提到这件事：:的富田事变，写出了3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3人。彭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来，三军团前委会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处理得好。

1931年初，中央苏区肃反大抓AB团之际，时任赣西南特委书记、南路工委书记的陈毅被当作AB团的重大嫌疑犯给抓了起来。

一天，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的毛主席正在散步，途经一座小庙，听到有人喊冤，声音很熟悉，进去一看，竟然是陈毅！

毛主席质问：为什么把陈毅同志也给抓起来了？

里边的开会的人问你是什么人？毛主席说出了自己的名字，严厉批评他们胡搞，说陈毅怎么会是AB团呢？要求放人。

陈毅遂得救。毛主席对被释放的陈毅说：你也不要回去了，就跟我走吧，免得还要被他们找麻烦。

陈毅后来回忆说：“1931年政治保卫分局的人抓了我，要不是主席，我的脑壳就给他们敲掉了。肃反扩大化害死人啊！”

毛主席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也说过这件事，他说：“江西的时候，肃反扩大化，把很多好同志都给冤枉了，陈毅同志就几乎被搞死，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恐怕也就完了。”

我们都知道，陈毅此前反对过毛主席，在1929年6月22日于福建龙岩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

这次大会由陈毅主持，他在发言中公开对朱德、毛主席二人同时展开激烈的批评，说毛主席是家长式管理，搞的是一言堂，谁也说的不对，只有他说的对，他说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联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低估和信任不够，是认识模糊……接着陈毅又批判朱德是旧军队里面出来的，江湖义气浓厚，什么都是一帮一伙的，搞的是家天下，不得人心。从来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总以为自己就可以包打天下，那么，还要党干什么？

会议选举时，陈毅被选为红四军的前委书记，取代了毛主席的职务。

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上，才改选了红四军前委，毛主席又回到了前委书记的岗位。

陈毅从此对毛主席很服气，出生入死战斗几十年追随之。他曾写下“万里长征不计程，指津自有北辰星”，“众星何灿烂，北斗住延安。大海有波涛，飞上清凉山”这样的诗句，歌颂毛主席是人心所向的北斗星，是行路依傍的指南针，是劈风破浪的掌舵人，是扭转乾坤的擎天柱。

建国后，陈毅成为了开国十大元帅之一，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等要职。

1972年1月6日，陈毅在北京逝世。年近八旬的毛主席，亲自前来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表达了对这位老战友的浓浓哀思。（刘继兴）

豫川说历史：红军团政委率部反叛，警示极“左”行为的危害

1930年12月，在中央苏区曾爆发了严重内卷的富田事件。红二十军第174团政委刘敌，率领部下先是包围了红二十军军部，然后赶到福田一个教堂，包围并收缴了红十二军两个排的武装，释放了近百个。这一恶性事件，在苏区固然影响恶劣，但也确实反映出极“左”行为的严重危害性。

我们不妨翻开历史的记忆，追述那段让人痛心疾首的历史，以史为鉴，警示后人。

1930年1月23日，从闽西回师赣境的红四军抵达了宁都县东韶。临近春节，红四军总前委在东韶召开会议，决定将部队分散行动，发动民众开展割据斗争，以扩大红域。斗争的中心，就是对土地的重新分配。

此时的赣西特委，围绕着是否推行土地革命而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分歧。时任赣西特委书记的刘士奇（湖南人），是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留在江西的，他极力主张推动土地革命，将土地实施平均分配；而时任特委秘书长的李文林（本地人），则是持不同意见，反对平均分配土地。原本正常的意见分歧，但由于李文林的父亲属于当地的地主阶层，就使其真实想法变得迷离惝恍。而江西省委特派员到达赣西后，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支持李文林等人，使得赣西特委的工作无常推进。

红四军进驻永丰后，刘士奇与时任苏维埃主席的曾山一起，从百里之外赶到滕田，向时任前委书记的做了工作汇报。从交谈中，感觉了赣西特委的问题关键所在，决定召开联席会议，处理分歧。

2月7日，在赣西特委所在地的吉安县陂头村，红四军前委召集红五、红六等军委与江西省委特派员江汉波、赣西特委和苏区政府主要领导等20余人，召开了联席会议。、红四军代理政治委员熊寿祺、前委委员宋裕和等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红四军前委书记主持。在前委《目前政治形勢及党的任务》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当前应落实报告的三项任务：深人土地革命，发展工农武装，扩大苏维埃区域。

在报告中所提出的三项任务，整合了解决赣西党内一系列争论问题的政治寓意，与会人员为此展开了激烈争论。

在攻打吉安、扩大苏区与分配土地两个方面，刘士奇、曾山等坚决支持，而江汉波、李文林等人则持不同意见。就在双方争执不下、相持难决之际，代表红四军前委做了表态性讲话：“赣西不打吉安和迟迟不分配土地，是严重的机会主义政治领导！当务之急是对吉安城先围再攻；对土地革命一要分，二要快！”最后，前委书记从政治高度严厉表态：“我看赣西党内有一种严重的危机，这就是地主、富农充塞在党各级内，致使党的政策逐渐转向机会主义。这种情况要彻底改变！”

这次会议，为日后清查“AB团”分子扩大化，埋下了隐患。

所谓“AB团”，其名字取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成立于1926年12月，是由段锡朋、程天放等人在、陈果夫的支持下，在南昌建立的极右组织。该团成立的背景是：处于国共合作时期的北伐军攻占南昌后，发现及左派占据优势，于是授意他派出的特派员段锡朋成立了AB团，其目的主要就是对付。1927年江西省三大召开，选举17名执委，结果和左派占了14名。“AB团”组织代表开始吵闹，认为不公。为维持团结局面，会议商议决定再报17人，一共34人报中央，由中央圈定。结果，把“AB团”成员几乎全部圈进去了，于是“AB团”篡夺了江西省大权，开始大肆排挤人和左派，并制造了多起镇压工农运动的血案。面对此情，江西省组织意识到必须铲除这颗毒瘤。1927年4月2日，借助左派的支持，在朱德“军官教导团”的配合下，南昌的工人纠察队和民众3000余人捣毁了“AB团”把持的省党部，并拘捕公审了“AB团”的骨干。经过“四二暴动”的荡涤，“AB团”彻底覆灭、销声匿迹。

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旧址

1929年底，位于上海的中央按照国际的指示，下发了“肃反”指令。受此影响，赣西南特委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AB团”分子是否存在产生了疑虑，并在1930年7月份，在苏区开展了肃 AB 团行动。起初，确实抓获了一些零散的原“AB团”下层人员，并破获了以谢兆元为首的“AB团总团”，但只是引起了赣西南特委的重视。接着，10月初红军攻克吉安后，在査缴敌人的档案文件时，发现了一个大地主所写的“ AB 团经费领条”，而这个大地主正是时任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的父亲！对此，红军总前委倍感震惊，联想到陂头会议上李文林坚决反对土地政策及攻打吉安的态度，便怀疑其可能是 AB 团头领。但由于缺乏其他相关证据，便将此事控制在只有、朱德、周以栗等少数人知道的范围内，并没有对李文林采取任何措施。但是，虽然仅凭一张“AB团费领条”无法确定李文林与AB团有关，但面对其父亲签收的领条，谁也无法提供排除与李文林无关的证据，使得总前委由此对赣西南党政领导机关存在“为 AB 团、富农所充塞”的情况信以为真。随后，总前委与江西行委召开了联席会议，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决议案，决议要求彻底肃清“AB团”成员，“改选原有全部苏维埃政府，不使有一个富农分子( AB 团）留在任何地方，留在任何一级苏维埃之内”。

联席会议关于肃清AB团的决议，使得赣西南的清肃“AB团”运动迅猛展开，并在一些极“左”人物的推动下，采取刑讯逼供，变得滥杀无辜，最终导致了红军将领率部反叛的恶性事件——“富田事变”。

运动之初，由于政治经验不足，从上到下对“AB团”的政策界定是模糊不清的。很多执行者大都是依据赣西南特委在《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中关于“AB团是豪绅地主的集合场。他们没有什么主张，只是一味以争权夺利，升官发财为主义”的定义，认定地主富农以及其家庭出身的苏区干部、知识分子都是“AB团”；有对红色不满、对分配土地抵制的，可能是“AB团”；甚至有些平常爱发牢骚的人也可能是“AB团”。一旦抓到了被怀疑对象，就使用“刑讯逼供”的手段，逼迫被怀疑对象“招供”、“揭发”，结果是许多人难熬酷刑，不得不违心承认自己是AB团成员，并捕风捉影的胡乱供报“上线”、“下线”。如此一来，各地的“AB团”分子越打越多，致使人人自危、惊恐不安。

在这种“AB团”成员越肃越多的迷乱情势之下，李文林父亲签收的“AB团经费收条”重新发酵，总前委主要领导不得不把李文林秘密拘押起来，形成一种“擒贼先擒王”的架势，以观局势。几天之后，红一方面军的肃反机关秘密逮捕了赣西行动委员会书记龙超清、组织部长江克宽，并通过对两人的审讯，获悉“省行委、省苏之李白芳、金万邦、段良弼，红军学校之曾国辉，遂川之刘万清都是‘AB团’的主要成员。”

这些口供，使得总前委倍感震惊，决心采取断然措施。但由于此时正值组织的10万大军对苏区实施“围剿”，敌情非常严峻，总前委主要精力在于布置第一次反“围剿”作战，无暇顾及肃反活动，便下放权力，委任时任第一方面军总部秘书长的李韶九，兼任肃反委员会主任，全权处理肃反事宜。12月5日总前委发出《总委前给韶九同志并转省行委的信》。信中写道：“特派李韶九同志率兵一连代表总前委及工农革命委员会，帮助省行委、省苏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线索给以全部扑灭。”事后看来，总前委对李韶九的任用存在相应制约的问题。

李韶九，湖南嘉禾人，1904年出生。1926年4月考入韶关湘军讲武堂。毕业后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五十五团机枪连，并随军北伐，途中加入中国。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被党组织安排从事地下工作。1928年春，李韶九受江西省委派遣，来到东固指导第七、第九纵队的工作。1930年1月成立红军第六军时，李韶九出任军委委员兼第一纵队政委。同年8月，李韶九升为红一方面军总部秘书长。

苏区保卫局正厅

12月7日，李韶九带了一个连的兵力赶到富田，包围了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驻地，对段良弼（省行委常委）、李白芳（省行委秘书长）、金方邦（省行委军事部长）、周冕（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实施了抓捕，同时把前来办事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也抓了起来。

当天晚上，李韶九便主持对段良弼等人进行审讯。起初，段良弼等人坚决否认自已与“AB团”有关，但架不住李韶九安排的酷刑折磨，屈打成招，违心供认李文林、丛允中（赣南行委书记）、段起凤（赣西南办事处主任）、刘敌（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等人“都是 AB 团首领”。

这些人的“招供”，为李韶九提供了大量的有关“AB团”成员的“新线索”。李韶九立刻指挥肃反专案人员在省委、省苏以及下属机关，抓捕了一大批被迫供出的所谓“AB团”分子。这些被羁押的人，在严刑拷打中承受不了皮肉之苦，被迫承认自己是“AB团”成员。为了起到震慑作用，李韶九还下令处决了其中的一批所谓“要犯”。

12月8日，总前委秘书长古柏也赶到富田，协助李韶九进行肃反工作。次日，李韶九把羁押的“AB团犯人”移交给古柏看守，自己则带着红十二军一个排，押着谢汉昌从富田来到红二十军军部所在地东固。

李韶九与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商议一番，开始了在该军捉拿“AB团”的行动。首先派人飞马送信，通知正在兴国、泰和边境指挥部队作战的第一七四团政委刘敌立即赶回。

12月11日上午10时，刘敌奉命带着该团第一营从前线回到东固。部队刚刚安顿好，刘敌就被李韶九单独扣押审讯。当刘敌听到李韶九说“这不是一个AB团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的话语时，心中暗自吃惊，马上意识到这里面恐怕会有 “政治阴谋”。由于刘敌不仅仅与李韶九是湖南嘉禾同乡，而且在江西红军独立二团、红六军第一纵队共过事，所以他对李韶九的为人和个人品性是非常清楚的。此时的刘敌心里很清楚，如果在这种场合争辩、坚持观点，恐怕难逃厄运。于是，刘敌用湖南话套近乎地说：“李秘书长，我过去是你的部下，一切只有仰仗你搭救了！有人提出对我不利的供词，那是栽赃诬陷，我怎么会参加AB团呢？今后我会完全遵照你的指示，会跟从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刘敌的这番看似无奈求助的话，还真起到了作用，李韶九放松了敌意，让他回到部队去听候通知。

脱身后的刘敌一回到部队驻地，就马上把营长张兴、营政委梁学贻叫到房间里，把李韶九狂抓“AB团”的事以及自己的遭遇细说一遍，张、梁二人非常震惊。三个人热切谋划起来，一致认为把这么多重要的党政军干部当成 AB 团来打，里面必有隐情。在他们仨人的认识中，“李韶九素来卑鄙龌龊，刘铁超军长经常腐化”,基于此，刘敌提出实行兵谏，以求救同志。(《刘敌于1931年1月11日给中央的信》）张兴、梁学贻当即表示支持刘敌的建议。

12月12日上午，刘敌率领第一七四团第一营300多人，包围了红二十军军部，把李韶九带来的一个排先缴了械，然后抓捕了李韶九和刘铁超，并释放了被关押的谢汉昌等人。但刘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当天下午，李韶九说通了看守的士兵，逃离了东固。

中午时分，刘敌、谢汉昌带着第一营从东固出发，一气赶了三十多里，冲到富田后，在“王诚教堂”收缴了红十二军两个排的，打开各个狱房，放出了近百个“AB团首犯”。

当天晚上，段良弼，李白芳、丛允中、周冕、谢汉昌、刘敌等人在富田召开会议，决定省行委与红二十军移至赣江以西的永田，并给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去信，说明兵谏的缘由，还决定由一七二团团长肖大鹏出任红二十军军长。

事情到此，刘敌的“反叛”行为尚可理解，其兵谏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反对李韶九利用肃清“AB团”成员而滥杀无辜，但其后面的所作所为，则发现了性质变化。

12月13日上午，刘敌、段良弼、谢汉昌等人在富田“列宁广场”召开军民大会，控诉李韶九在富田大搞刑讯逼供、滥抓滥杀的罪行，使得会场上群情激愤。由于李韶九是总前委派来的“钦差大臣”，所以富田事件的领导们把矛头引向了以为首的总前委，致使有人喊出了“打倒，拥护朱彭黄”的口号。当日下午，参与“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又带着原省行委、省苏机关人员及红二十军离开富田，开往赣江以西的吉安永阳，并宣布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更为龌龊的是，谢汉昌等人指示时任赣南行委书记的丛允中，模仿的笔迹，撰写了一封“致古柏的信”，该信的主要内容有两点：一是准备叛党投敌，“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与地方CP，同时并进。”一是要古柏在审讯“AB团”分子中，“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的AB团主犯，并已与某方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随即便将此信分别送给了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以此挑唆朱德、彭德怀等与之间的关系，挑唆红军军团之间的关系。

丛允中，江苏如皋人。 1924年1月曾加入中国。五卅惨案发生后，丛允中对产生失望，于1926年经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为通师支部负责人之一。1927年7月起，出任赣南特委书记。此人喜好书法，非常善于模仿的笔迹，并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在这次谋划挑唆红军内部矛盾中，丛允中的模仿特长派上了用场。

但百密一疏，终有一漏。尽管丛允中模仿的笔迹惟妙惟肖，但却忽略了落款的习惯。在写落款日期时，丛允中使用了大家常用的阿拉伯数字，而在书写落款时从不使用阿拉伯数字。更重要的是，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军事将领对非常信任，认为身为总前委书记，是不会搞这种小动作的。因此，这封仿造笔迹的假信当即就被揭穿。获悉此信后非常生气，代表总前委发布了《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对信的内容进行了批驳与否定，朱德、彭德怀等人也在黄陂联名发布了《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为富田事变宣言》，明确表示支持，呼吁应该巩周两个军团的团结。此时的尽管十分生气，但亦非常冷静。尽管富田事件给他的震动非常之大，但他还是采用了冷处理的方式。至此，总前委仅仅是把“富田事件”定性为“叛逆”行为。也许是看在李文林开创东固根据地的功绩份上吧，在审讯查无证据后，总前委还是把李文林放了，观察使用。

“富田事件”所导致的红二十军与红一方面军的情况，引起了上海中央的关注，特派时任政治局委员的项英到赣南苏区。项英抵达苏区后，先是成立了苏区中央局，消弱了总前委对地方的行政领导权，对李韶九也做了相应处分，然后对富田事件按照解决党内矛盾的方式进行处理。如此一来，暂时缓和了“富田事件”的领导人及所控制的红二十军与红一方面军的关系。但是，随着国际要求党内进行“肃反”的指令像寒风一样劲吹，当时已被王明等极“左”阵营所控制的中央政治局，借此发威，派出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三人组成中央代表团进驻苏区，全权代表中央处理富田事件。

苏区中央局旧址

1931年3月28日，可能又因闽西的“社民党”“泛滥成灾”的影响（日后另述），中央政治局对“肃反”更加强硬，讨论通过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明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行动”，严令“红军二十军的指挥部，应使全军回到整个红军的系统中来，并须毫无抵抗的执行红军总司令部的一切命令，它如果不这样办，应无情的与它作武装斗争。”4月17日，派驻苏区的中央代表团根据政治局决议精神，又做出一个《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暴动”。不久，便解除了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

王明所控制的上海中央以及驻苏区中央代表团对富田事件的定性，为“肃反”扩大化、做出更为极端的行为提供了温床。大概在四至五月期间，应项英之邀从河西来到苏区中央局拟做检讨并寻求解决问题的刘敌、谢汉昌、丛允中、李白芳、金万邦等人，一到苏区中央局驻地宁都青塘，便被拘捕，并相继被处决。随后，李文林重新被逮捕，并同周冕、王怀、刘经化、龙超清、段起凤、马铭、刘其凡、袁德生等一大批重要干部一样，先后亦被当作“AB团分子”处决。

由此可见，肃清“AB团”活动扩大化，固然有其当时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而且在那残酷的战争年代，不可能像现在和平时期，有充足时间去调查核实嫌疑人的证据；但是，极“左”行为依然是导致一大批干部被无辜杀害的罪魁祸首！依靠刑讯逼供而不是依靠证据的唯心定案，毫无疑问是对司法公正的亵渎。

2023.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