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台地图位置(仙台地图)

《藤野先生》，一张“文学地图”

鲁迅在仙台的第一处居所“伊藤屋”，现存房屋系在原址上改建

1909年，鲁迅从日本回国，迄今已经整整110周年。从东京到仙台再到东京，鲁迅在日本生活了将近7年的时间。正是在日本期间鲁迅初步形成了对于文学革命、对于国民性问题的思想框架，并在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做出了“弃医从文”的选择。

在今天的日本，鲁迅仍有相当广泛的影响。《藤野先生》《故乡》也被选入了日本的语文课本，和鲁迅有关的内容还被改编为四格漫画。让我们循着《藤野先生》，寻访鲁迅在仙台的故迹，重温他的留学时光。

“此地颇冷，晌午尚温。其风景尚佳”。1904年9月，清国留学生周树人入读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10月份在给友人蒋抑卮的信中谈到对仙台的初步印象。其实仙台的风光称得上旖旎多姿，仙台的牛舌也很美味，在日本举国闻名，而且仙台如今是日本重要的大城市，是日本东北地区的行政、经济、文化中心。可是提起仙台，恐怕人们首先想到的还是鲁迅和他那篇著名的《藤野先生》。假如不是因为《藤野先生》，我可能没有机会知道日本北陆还有个为藤野严九郎立馆塑像的芦原市；假如不是因为《藤野先生》，不是为了去看看和鲁迅有关的那些故迹，可能也没有多少人会为了美景美食而专门跑一趟仙台。所以把《藤野先生》看作是指引人们在热门景点之外发现新景致的人文路书也并不为过。鲁迅没有写过回忆录，《藤野先生》直接涉及他在仙台留学时的部分经历和交往，所以一直备受重视。而以《藤野先生》为原点展开扩展阅读、梳理线索，不但可以发现一些有意思的话题，还能充分理解青年鲁迅的思想转变。所以说《藤野先生》还是一部体会鲁迅、思考鲁迅的精神地图，是双重意义上的“文学地图”。

因何要学医，何以去仙台

从东京出发，坐“新干线”一个半小时左右就能到达仙台，这个距离差不多相当于从北京到石家庄。出站后直奔日本东北大学。1915年，鲁迅曾经就读的仙台医专升格为旧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2004年鲁迅到仙台留学100周年之际，东北大学决定永久保存鲁迅当年读书时的一间阶梯教室，每周二、周四下午对外开放供人参观，但是要提前预约。教室非常宽敞，四壁似乎都是木质，通体白色。教室里面，讲台上有块可以上下推拉的黑板，讲桌左侧还有一个洗手池，和讲台正对的前后共有十排座位分作三列，鲁迅经常是坐在第二三排的中间。就是在这里，周树人“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又最终弃医从文，若干年后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文豪。当天当值的工作人员是位法律专业的女老师，恭敬又热情，主动提出为我照相，并且不厌其烦地在教室内外从不同角度照了许多。在这个特殊的纪念场所，藤野先生对鲁迅的关爱似乎隐隐成为某种强大的磁场，参观者如同朝拜，而接待者似乎也有义务维护那种跨越国界和时间的师生情谊。或许这也是鲁迅及《藤野先生》作为文学地标的意义之所在。

因为有太多的文章被选入语文课本，所以鲁迅一生当中的许多事件、片段都成为人所共知的文学常识乃至历史常识，这其中就包括在仙台“弃医从文”。但不知道是我的语文老师没有讲过，还是时间太久我已经忘记了，鲁迅为什么要到仙台来，又为什么要学医呢？

我在东京的时候每天都要路过文京区的“讲道馆”，那里是柔道的圣地，门口立着一尊嘉纳治五郎的塑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知道这座塑像的本尊和鲁迅还有一段师生之谊可论。1902年4月，鲁迅抵达日本东京开始留学，他在日本读的第一所学校就是由嘉纳治五郎创办的弘文学院，那是一所专门面向中国留学生的速成学校。我曾经按照原址“牛込区西五轩町三十四番町地”去看过，校舍早已不存，取而代之的是一幢不动产公司的办公大楼。1904年6月鲁迅从弘文学院毕业，由于是官费生，按照原计划应该留在东京去旧帝国大学也就是东京大学的前身继续深造，读他在南京时的老本行工学系采矿冶金专业。在日本明治时期的学制体系中，帝国大学居于顶层，医专等专门学校、高等学校都是远逊于帝国大学的，而且如果选择学医的话，当时离东京远一点的长崎、冈山、金泽，近一点的千叶也都有医专。据说鲁迅还曾向金泽医专的留学生打听过，问哪个医专没有中国留学生，得到的答案是仙台。放弃帝国大学的锦绣前程，离开亚洲先进思想、技术的中心城市，离群索居到不过“是一个市镇”的仙台去，很明显鲁迅没有按常理出牌。

在《藤野先生》里，鲁迅没有解释自己为什么学医。综合他的一系列文章，主要是因为：其一，他发现“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其二，为前途着想，将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其三，他自己自幼饱受牙病之苦，中医丝毫未能医治；其四，中医不但耽误了父亲的病，而且近乎于“有意或无意的骗子”；其五，改良人种，等等。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从《藤野先生》来看，鲁迅对东京的印象并不见佳，而原因似乎主要出在“清国留学生”群体上。鲁迅尤其对他们的辫子极尽嘲讽之能事，盘着辫子的像富士山，解散了的又像小姑娘的发髻，临了丢了一句反语“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看来除非剪掉，不然实在没有办法了。鲁迅自己断发是在1903年3月，虽然是在日本，但剪掉辫子仍非无关痛痒之举，为此鲁迅不但受到了“富士山”们的讥笑，而且还受到清政府管理留学生的监督的斥责，扬言要停止官费资助并把鲁迅遣送回国。

鲁迅之所以剪掉辫子，当然是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当时章太炎、等先后来到日本四处奔走、宣传革命，鲁迅在课余也常常“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剪掉辫子之后，鲁迅曾参与了弘文学院留学生的退学风潮，下半年他迎来了创作上的一个小高潮，又是翻译又是创作，变换着笔名在《浙江潮》上发表了6篇文章。无论是行动还是思想上，鲁迅都和其他留学生一样显得非常积极、迫切，然而细究之下也不难发现，鲁迅高涨的热情和“革命”之间仍然有不小的距离，鲁迅这个阶段的著述所体现的主要是进步的科学思维和理性的爱国主义，和同时期章太炎、邹容式的革命宣讲并不一样。包括回国以后，鲁迅在革命历史的宏阔大戏中扮演的角色似乎更多的只是一个同路人。因而离开闹哄哄的东京，远离那些盲目的“庸众”，独自到“没有中国的学生”的仙台去，近乎于自我流放式的选择之中是不是还包含着这样一层考虑呢？

为何“退学”

1906年1月，鲁迅的课程表上多了一门由中川爱咲先生讲授的细菌学，每周三上午连上两节，中川先生曾在欧美留学，在教师当中较早开始用幻灯机教学，1932年鲁迅还念念不忘地说“用活动电影来教学生，一定比教员的讲义好”。当时正是日俄战争期间，接下来的事情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鲁迅遭遇到“幻灯片事件”，思想大受触动最终决定离开仙台弃医从文。

回到现实中来，离鲁迅上课的教室不远就是东北大学史料馆，一共两层，二层布置为展厅，常设展为“历史中的东北大学”和“鲁迅与东北大学”，后者占整个展厅三分之一左右的面积，所展出的都是鲁迅到仙台读书过程中的一些文书、课表、名册、照片以及那“大名鼎鼎”的幻灯片。虽然大多是复制品，不过做工倒是很精细，尤其是幻灯片，看立体的实物到底和看平面的图片感觉不同。展厅里唯一略微觉得“碍眼”的就是文字介绍中把《藤野先生》看成是一部“短篇小说”，而非我们所熟悉的“散文”。1934年，鲁迅曾和内山完造说起“日本人的长处就是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有像书里说的那样把生命都搭上去的认真劲儿”。在《藤野先生》的文体属性问题上，日本学界似乎也拿出了一股搏命般的劲头。比如说在关键的幻灯片上，1965年夏天，东北大学医学部教授石田名香雄在细菌学教室意外发现了一架旧式的幻灯机和一套反映日俄战争的幻灯片，而其中恰好没有鲁迅所描述的场景。又比如在行刑方式问题上，他们强调1926年的《藤野先生》里说是“枪毙”，而在1922年的《〈呐喊〉自序》、1925年的《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序传略》里则说是“砍下头颅”和“被斩”。1973年日本还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围绕仙台医专、鲁迅和藤野先生等做了大量的调查、采访和取证，极力用实证去对应《藤野先生》里的讲述。围绕《藤野先生》里的不少细节问题，中日学界不断抛出新证据、新看法，诉讼不已，彼此用的力道都很大。

其实在这些问题之外可能还有一些问题值得讨论，比如说也有学生和我聊起过鲁迅是如何看待“小说”和“散文”的边界的；忧郁的《野草》里有一篇插科打诨的《我的失恋》，那《朝花夕拾》里可以不可以有一篇“浑水摸鱼”的《藤野先生》？郁达夫的《沉沦》被界定为是“自传体小说”，萧红的《呼兰河传》也被视为跨文体写作的典范，那可不可以把鲁迅的《藤野先生》看作是一篇缝合“虚构”与“写实”的开创性、实验性作品？再或者，在“弃医从文”的问题上，把转变的关键完全归咎于“幻灯片”这个偶然事件，这是否把鲁迅简单化了？在仙台留学期间，对鲁迅造成伤害的还有“泄题风波”，风波固然渐渐平息，然而谣言对鲁迅的影响却可能会以“化学反应”的方式慢慢发酵，并因为一些预料之外的“添加剂”而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在东京弘文学院读书时，学监召集大家去东京御茶水的孔庙里祭孔，鲁迅对此的失望一直到1935年还专门在文章里提及，“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可鲁迅学医第一年的成绩里分数最高的却正是尊崇孔子的三好爱吉先生讲授的伦理学，分数最低的恰是得到藤野诸多关爱的解剖学。若换作你我，心里会做何感想？1905年9月鲁迅开始了二年级的学习，寒假里鲁迅又去了趟东京，恰逢日本文部省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协同清政府压制革命思想和行动，在东京的留学生遂罢课抗议，在此期间陈天华在东京附近的大森蹈海自杀，人们常常将其视为是一个和罢课相关联的醒目事件。留学生当中意见相左，许寿裳、鲁迅等选择继续留在日本，秋瑾等许多人则坚决回国。这样的背景下，对于何去何从，鲁迅会不会产生困惑和动摇呢？

无论怎样定义《藤野先生》其实都无损于鲁迅的伟大，鲁迅是中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的。如今在地铁仙台国际中心站外有冰上项目运动员荒川静香和羽生结弦的影像，东北大学校园里还有不少重要人士的塑像。仙台不但也为鲁迅塑像，而且已经有两座了，一座在东北大学的草坪里，另一座在仙台市博物馆附近，与之并列的还有一块郭沫若题写的纪念碑，不知道这在仙台算不算绝无仅有。显然，鲁迅已经成为仙台城市文化的重要元素，已经成为重要的文化地标。

鲁迅在仙台生活得怎样

在《藤野先生》里，鲁迅先是打趣儿说自己就像是北京的白菜运到了浙江、福建的芦荟运到北京，因为“物以稀为贵”所以受到了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接着写到“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后来“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许多资料里都有鲁迅读书时仙台医专周边的地图。这几年脑子里总装着“文学地图”这个想法，鲁迅在北京、上海、广州以及东京的几处故居都一一寻访过了，仙台的鲁迅故居可以算是“鲁迅文学地图”的最后一块拼图，自然一定要去找找看。

根据资料，鲁迅到仙台之后先是寄居在医专附近片平54番地的田中里雨（田中リウ）家，不久搬到片平丁52番地由佐藤喜东治经营的客店打算长住，日后人们把这里视为鲁迅在仙台的第一处故居，并俗称“佐藤屋”。和在东京时的住宿条件相比，佐藤屋要逊色很多，用鲁迅给蒋抑卮信中的话说那就是“大劣”。佐藤屋现在还在，无论是资料里还是手机导航里都能查得到，距离东北大学正门大概步行5分钟左右的路程。佐藤屋临街，大体上面朝东北，背倚断崖，断崖下不远处就是淙淙的广濑川，所以鲁迅在信中说“人哗于前，日射于后”。佐藤屋是一幢二层的小楼，面积不大，一个房间八帖榻榻米，一个房间六贴，只是房舍已经不是一百多年前的原物，而是鲁迅离开之后改建的，现在房子的地基明显下沉，看起来非常危险，因此“仙台市建设局‘百年之杜’推进部公园课”特地在房子前立了一块牌子说明情况，并告知将在2019年5月前后将之拆除。鲁迅居住时，和佐藤屋隔着马路的原是监狱署，所以佐藤屋的一层租给一家饭店“包办囚人的饭食”，鲁迅住在二层，每月只要八块日元，这个价钱在当时算中等水平。住在佐藤屋，楼下就是饭店，在《藤野先生》里鲁迅说“饭食也不坏”，不过“日日食我者，则例为鱼耳”，再美味的珍馐佳肴天天吃也会腻烦吧。

鲁迅并不在意这是给犯人的牢饭，不过仙台医专那些为他的食宿操心的职员却“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建议鲁迅搬家，鲁迅觉得“好意难却”，在给蒋抑卮的信中称“现拟即迁土樋町，此亦非乐乡，不过距离较近，少免奔波而已”。位于土樋町158番地的公寓为烟草商大泉幸四郎所有，他聘请了宫川信哉来代为管理，1905年改由海老名祖孙经营，但是通常人们还是把这一处称为“宫川家”，另外几个同学有中国人有日本人也一同住在这里。宫川家现在已经没有了，只能一遍遍地仔细看当年的地图，找到宫川家周围诸如鹿子清水、松源寺、米袋、土樋、佐佐木等地名，再通过手机导航拿自己的位置和地图上宫川家的位置去对比，最终确定一个大致方位了。宫川家和佐藤屋沿着同一条马路，佐藤屋是东北大学正门往右，宫川家则是往左，两处正好是南辕北辙，因此鲁迅说“离监狱也很远”，但到学校的距离都差不多。佐藤屋对着监狱，而宫川家则是位于住宅区，周围环境是更相宜一些。只是鲁迅却对宫川家的饮食却大为不满，《藤野先生》里说“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不过搏命般认真的日本人专门采访了宫川家的后人，获得的信息是宫川信哉也经营过别的旅馆，对餐饮是非常用心的，甚至还因为在餐饮方面投入太多而导致经营失败。也许像饮食评价这样的主观问题根本就无从考证吧，因为这和个人的口味习惯有关，我到东京之后饮食上也觉得不如在国内，日本人的口味偏甜，所以在东京的中华料理店里我还尝到过带甜味的麻婆豆腐，让人哭笑不得。当时鲁迅也不过23岁，一个来自富庶江南的年轻人发几句牢骚恐怕也并不能说明什么。

藤野为何唯独给鲁迅添改笔记

有意思的倒是《藤野先生》里那位“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建议鲁迅搬家的先生，经考证，那其实就是藤野先生。围绕藤野严九郎及其他老师的问题也很多，只不过多少都稍稍游离开《藤野先生》这篇文章。1934年、1935年，鲁迅曾多次和日本友人提起藤野，可见退学之后虽然并没有像藤野希望的那样时时通信保持联络，但他对于藤野却一直心怀敬重和感念，这自然和藤野给他认真添改笔记密不可分，这段情节也是文章当中最打动人的地方。

在东北大学史料馆我看到了这些笔记的复制版，但是只许翻看，不许拍照。笔记一共6册，第一册为解剖学，共305页；第二册为脉管学，共334页；第三册为组织学，共349页；第四册为器官学，共325页；第五册为病变学，共193页；第六册为有机化学，共296页。藤野先生“用红笔添改过”的主要是第二册，不是一行两行，也不是一幅图两幅图，几乎是从头到尾，添改的地方非常非常多，仅以大号粗体“注意”两字领起的批注内容就有15处，其中第133、134页的批注意见合起来差不多写了整整一页，红红的一片看起来真是蔚为壮观，这样认真的添改无论哪个学生看了都会心生敬意。除了第六册化学以外，其余五册尤其是第二册里有许多鲁迅亲笔画的骨骼、肌肉、血管等解剖图，有的只有黑白或黑红两色，有的还有绿色，看起来非常生动。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鲁迅饶有趣味地回忆了他在书塾里念书时趁先生读书入神之际用荆川纸描绣像的经历，说“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从他学医的笔记来看，此言不虚。鲁迅从文之后，在美术方面也很有造诣，或许一定程度上也要归功于仙台学医期间的“强化训练”吧。

“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藤野对鲁迅笔记的添改涉及专业内容方面的不多，主要侧重于措辞、标点等日语表达方面。至于拿到这样的添改会有什么感受因人而异，日本人、中国人、学生、老师——人们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有人反感也有人感激。藤野先生没有给其他日本学生添改笔记，何以唯独给鲁迅的笔记做了甚至堪称过分认真的添改呢？

鲁迅在《藤野先生》的结尾对藤野的热情帮助曾予以阐发，说：“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据鲁迅的同学回忆，这差不多是藤野先生在卷入“泄题风波”时对学生们说的原话，还有的同学说鲁迅也在场。当时学生上课没有统一的教科书，仙台医专的藏书又很少，连同杂志一共不过区区2000余册，学生只能阅览不得外借。这使我想起来东北大学史料馆的诸多馆藏里，还有鲁迅的学弟小野丰三郎的笔记和他自己购买的《药理学》和《人体解剖学》等几本书，或许这些书正是为了弥补学习资料不足而购买的吧，权作猜想。因为资料匮乏，所以学生上课认真做笔记、做好笔记就非常重要。藤野先生正是寄希望于鲁迅，想通过当时这唯一的留学生使解剖学在中国得以传播、普及。而藤野对中国如此友好，是不是以强者自居而对弱者施以怜悯呢？恐怕也不尽然。1937年在得知鲁迅去世后，藤野追忆往事时说：“少年时代我向福井藩校毕业的野坂先生学习过汉文，所以我很尊敬中国人的先贤，同时也感到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们。这大概就是我让周君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感激的缘故吧。”许寿裳曾经提到鲁迅的一个小插曲，1905年暑假期间，鲁迅由仙台去东京，途中在水户下车去悼念朱舜水，晚间在水户投宿，店主人以为他是日本学生便安排到普通房间，然而在登记时得知鲁迅是中国人时，店主人以为是贵客赶紧谢罪，同时安排了宽敞的房间和华贵的寝具给鲁迅。这些信息可能有助于激活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吧。就“添改笔记”而言，出于老师的职业道德、秉持着“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的理念，再加上日本自古以来对中国的崇敬，这些丰富的情感综合在一起，可能才促使藤野对鲁迅的笔记做了超乎寻常的细致添改。

《藤野先生》《故乡》，鲁迅的这两篇文章也被选入了日本的语文课本，和鲁迅有关的内容还被改编为四格漫画，即便在今天的日本，鲁迅仍有相当广泛的影响。1906年退学之后，鲁迅曾在东京本乡区西片町十番地乙字七号暂住，2014年东京文京区教委在这幢房子外挂牌予以明确地标注，东京神保町的内山书店一直在醒目位置悬挂着鲁迅的照片。而且不光鲁迅，名古屋大学的丰田讲堂外有郁达夫的纪念碑，东京附近的千叶县还有一座郭沫若纪念馆。当然反过来，还有许多地点和方位有待研究者去核实、寻访，比如平石淑子教授曾专门去查证过萧红1936年在东京的住址，鲁迅在东京的故迹也远不止《藤野先生》里提到的那几处。如果考虑到期间还有许多文人作家都曾客居日本，那中国现代文学地图的边界还可以大大扩展。这即使不能拓宽学术边界，我想至少可以为全球化时代背包客们的旅行计划多设定几个别具人文意义的“打卡”目标吧。

（作者：冯雷，系北方工业大学中文系教师，日本东京大学访问学者，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本版照片均由作者本人提供）

日本怎么会有个“中国地方”？这和中国有什么关系？

在大部分国家中，除了基本的行政区划外，还有一种类似地理大区的划分，比如中国，虽然有着省，自治区等行政区划；但也有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华北地区等传统地理大区。

而日本也一样，日本现在把全国分为47个行政单位，包括了43个县，1个都（东京都），一个道（北海道），2个府（京都府，大阪府），不过和我国一样，日本也有传统地理大区的划分，叫“XX地方”，这里的“地方”就是我国“地区”的概念。

日本把全国划分为什么东北地方（以仙台为中心），关东地方（以东京为中心），近畿地方（以大阪，京都为中心）等，不过这些“地方”中，有一个名称咱们中国人听着可能很别扭，叫“中国地方”。

别说中国人了，现在就连日本人都觉得尴尬，现在的日语语境单说“中国”，大家一般也都知道是指的咱们，所以为表示的区别，日本人发生误解时会特别以“中国地方”一词加注更正以明区分，有时甚至直接以 “山阴山阳地方”来称呼。

可日本这“中国地方”的名称到底是怎么取的？看地图这个地方也并不是位于日本的中央啊。

日本“中国地方”，是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山阳道、山两个地区的合称，包含鸟取县、岛根县、冈山县、广岛县、山口县等5个县；总面积31,917.37平方公里、人口约771.8万人。

这个名称其实还真的有很长的历史，由日本平安时代的《延喜式》（公元905年编纂了律令条文）所选取采用的，当时日本仿照中国唐朝方法，将日本全国分为五畿七道共六十八国。

这些“国”，按照人口多少分为“大国”、“上国”、“中国”和“下国”四等；同时又以首都京都（当时的首都是京都）为核心，依照驿站和京畿的远近，分类为“近国”、“中国”和“远国”。这种分类方式于康保四年（公元967年）正式实行，在大约从10世纪开始普遍使用。

而“中国地方”，就特指五畿七道中的山阳山阴两道，最迟在室町幕府（1338年）之后，就以“中国地方”来统称以上的地方。

作者：云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