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杀于夫罗(于夫罗)

汉廷的效忠者：论南匈奴于夫罗的政治立场

于夫罗是东汉末年的南匈奴单于，活跃于初平年间。《晋书》则称于夫罗是前赵皇帝刘渊的祖父，即五胡十六国奠基者的直系先祖。

于扶罗死，弟呼厨泉立，以于扶罗子（刘）豹为左贤王，即元海（刘渊字元海）之父也。--《晋书 刘元海载记》

其实刘渊与于夫罗并非直系亲属，乃是刘渊发迹之后的冒认，借此自抬身价。关于这一问题，唐长孺、陈勇等学者已做出过明确考证，兹不赘述。

注：见唐长孺《魏晋杂胡考》、陈勇《刘豹世袭的造伪和刘猛起兵》。

由于于夫罗的记载过于散碎，又曾多次效力于不同军阀，因此其政治立场便显得尤其模糊。

梳理史料，可知于夫罗的立场其实颇为单纯，他可以被视作东汉朝廷的附庸。或者说，汉帝在何人手中，于夫罗便听命于何人。

本文想就于夫罗的事迹记载，论述其立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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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先简要谈一谈南匈奴的制度变迁，这有助于理解于夫罗继位的历史背景以及后续的行为逻辑。

东汉初年匈奴为南北两部，势力急剧衰弱。

东汉永元元年，窦宪率部北伐，大获全胜，至燕然山“刻石勒功，纪汉威德”。

（窦）宪、（耿）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后汉书 窦宪传》

北匈奴自此远遁不归，南匈奴则入驻汉地，成为东汉朝廷的附庸。

汉廷将南匈奴安置在并州诸郡，设置“护匈奴中郎将”与“度辽将军”以监视之。这种官职与护羌校尉、护乌丸校尉类似，均是负责监视边境的职务。

护匈奴中郎将（一作“使匈奴中郎将”）的地位很高，可以进驻单于王庭，“参辞讼，察动静”；而南单于则“遣使奉奏，送侍子入朝”。

令（护匈奴）中郎将置安集掾史将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随单于所处，参辞讼，察动静。单于岁尽辄遣使奉奏，送侍子入朝，中郎将从事一人将领诣阙。--《后汉书 南匈奴传》

换言之，东汉时期的南单于，实际是以“虚位”的形式存在，受到汉官的制约。

按余鹏飞、靳进《曹魏时期的匈奴族、乌桓族和鲜卑族》一文描述，匈奴王庭的实际权力，大多数时间掌握在左贤王手中。

东汉以护匈奴中郎将监视南单于

按《后汉书 南匈奴传》描述，东汉时期匈奴王庭的权力架构大抵如下。

单于为名义最高统率，但长期受到汉廷的监视与控制。

单于以下，大臣分为同姓和异姓两种。

同姓之中，左贤王最尊贵，一般由储君担任。左贤王以下，则是左谷蠡王、右贤王、右谷蠡王。以上四王被称作“四角”。四角之下，则是左、右日逐王；左、右温禺鞮王；左、右渐将王，号为“六角”。

四角和六角，是单于同族，有权继承南单于之位。

其大臣贵者左贤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贤王，次右谷蠡王，谓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温禺鞮王，次左右渐将王，是为六角；皆单于子弟，次第当为单于者也。--《后汉书 南匈奴传》

异姓大臣，按地位高低自上而下，分别是左、右骨都侯，左、右尸逐骨都侯，其余则冠以“日逐”、“且渠”、“当户”诸官号。西汉飞将李广曾擒获匈奴当户，因此给长子起名“李当户”。

异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余日逐、且渠、当户诸官号，各以权力优劣、部众多少为高下次第焉。--《后汉书 南匈奴传》

（李）广三子，曰（李）当户、（李）椒、（李）敢，皆为郎。--《汉书 李广传》

于夫罗是南单于之子，当时出任左贤王。在南单于“虚位”的背景下，于夫罗属于王庭之中的头面人物。

这里需要特别谈一谈于夫罗的头衔问题。

《后汉书 南匈奴传》称于夫罗为右贤王；但同传又称南单于曾遣左贤王助战汉廷；结合王沈《魏书》记载的“中平中，发匈奴兵，于夫罗率以助汉”的描述看，可知这里的左贤王就是于夫罗。

中平中，发匈奴兵，于夫罗率以助汉。--王沈《魏书》

灵帝诏发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刘虞讨之。单于遣左贤王将骑诣幽州。--《后汉书 南匈奴传》

学者陈勇在《去卑监国的败局与刘豹世袭的造伪》一文中，也勘定了于夫罗的实际头衔是“左贤王”而非“右贤王”。

左贤王于夫罗发兵助汉

东汉中平四年（187），前中山太守张纯，勾结乌丸、鲜卑叛乱，自称弥天将军、安定王；灵帝遂派遣刘虞镇抚幽州，同时诏发南单于出兵助战。

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张纯反畔，遂率鲜卑寇边郡。灵帝诏发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刘虞讨之。--《后汉书 南匈奴传》

当时于夫罗领兵进入幽州，协助刘虞讨伐叛军，结果战事尚未结束，翌年（188）南匈奴便发生了变乱，南单于羌渠（于夫罗之父）被杀。

当时滞留王庭中的实力派，拥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这个新单于在位一年即死，自此王庭便由匈奴的诸多“老王”代为摄政。

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虚其位，以老王行国事。--《后汉书 南匈奴传》

领兵在外的于夫罗，听闻王庭变故，遂自立为单于，并向汉廷“诣阙自讼”，希望能在汉军的帮助下讨回属于自己的单于之位。

于扶罗，中平五年立。国人杀其父者遂畔（叛），共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而于扶罗诣阙自讼。--《后汉书 南匈奴传》

不幸的是，南单于死后翌年（189）灵帝又死，随之而来的便是十常侍乱政、董卓进京等一系列变故，因此于夫罗的事情便被彻底搁置了。

于夫罗在失去单于之位以后，便在中原转战迁徙，曾与多方军阀合纵连横，其中包括郭泰、袁绍、张燕、董卓、袁术等人。

（1）郭泰

老单于死后（188），于夫罗由于继位的诉求得不到汉廷回应，心生怨恨，遂与并州地区的黄巾军联合，“破太原、河内，抄略诸郡为寇”。

会本国反，杀南单于，于夫罗遂将其众留中国。因天下挠乱，与西河白波贼合。破太原、河内，抄略诸郡为寇。--王沈《魏书》

于夫罗最初的合作对象，是并州西河郡白波谷中的黄巾支党郭泰。郭泰绰号“郭大贤”，即“大贤良师”，其麾下武装则号称“白波军”。

灵帝末，黄巾余党郭太（即郭泰）等复起西河白波谷，转寇太原，遂破河东，百姓流转三辅，号为“白波贼”，众十余万。--《后汉书 董卓传》

这支武装的战斗力很强，在并州以及司隶校尉部抄掠。

彼时（189）身在洛阳的董卓，担心失去河东之后会阻塞自己西入关中的去路，遂派女婿牛辅镇压白波军与于夫罗，结果大败而归。

（董）卓遣中郎将牛辅击之，不能却。--《后汉书 董卓传》

（2）袁绍

初平元年（190）关东诸侯起兵讨董，于夫罗离开河东，前往河内，与袁绍联合。

袁绍至河内，（张）杨与绍合，复与匈奴单于于夫罗屯漳水。--《魏书 张杨传》

袁绍、张杨与于夫罗屯漳水

当时袁绍、张杨、于夫罗等人屯兵漳水，伺机而动，不过在联军先锋曹操惨败于荥阳（190）之后，关东诸侯畏惧董卓威势，便没有继续发动大规模战役。

初平二年（191）四月，董卓焚毁洛阳，西迁关中。于夫罗遂与袁绍、张杨等人返回冀州，并卷入了袁绍与韩馥之间的内战。

初平二年（191）七月，冀州牧韩馥、渤海太守袁绍发生内讧，相互厮杀。韩馥幕僚赵浮宣称“袁绍军无斗粮，虽有张杨、于扶罗新附，未肯为用”。

（初平二年）秋七月，袁绍胁韩馥，取冀州。--《魏书 武帝纪》

（赵）浮等到，谓（韩）馥曰：“袁本初军无斗粮，各已离散，虽有张杨、于扶罗新附，未肯为用，不足敌也。”--《九州春秋》

照此记载，至晚在初平二年（191）七月时，于夫罗依旧处在袁绍麾下。

（3）董卓

韩馥幕僚赵浮动所说的“于扶罗新附袁绍，未肯为用”确系实情。因为初平二年（191）袁绍夺取冀州魏郡之后，于夫罗便“欲叛”，而袁绍、张杨“不从”。于夫罗遂胁迫张杨一起离开了冀州。

单于欲叛，（袁）绍、（张）杨不从。单于执杨与俱去。--《魏书 张杨传》

这里的“欲叛”指的是于夫罗想脱离关东诸侯阵营，投入董卓阵营。

佐证便是张杨在被于夫罗胁迫离去之后，立刻受到董卓重用，被授予建义将军，领河内太守。可知于夫罗的投效对象就是董卓。

（董）卓以（张）杨为建义将军、河内太守。--《魏书 张杨传》

袁绍由于张杨、于夫罗等人的离去，元气大伤，十分恼怒，遂派遣大将麹义（一作鞠义、麴义）追击，在邺县之南击溃叛军。

于夫罗兵败之后，南下黎阳县，并在此击破度辽将军耿祉，于是“众复振”。

（袁）绍使将麹义追击于邺南，破之。单于执（张）杨至黎阳，攻破度辽将军耿祉军，众复振。--《魏书 张杨传》

前文已述，“度辽将军”是汉廷监视南匈奴王庭的重要人物。不过按理来说，度辽将军应被设置在并州，而不应在魏郡黎阳。

鉴于袁绍曾拥立刘虞为帝，并多次借刘虞“领尚书事”的名目“承制封拜”，耿祉这个度辽将军很有可能是袁绍自封的，意在监视于夫罗。

（袁）绍等复劝（刘）虞领尚书事，承制封拜，虞又不听，然犹与绍等连和。--《魏书 公孙瓒传》

（4）张燕

于夫罗战败之后，便投靠了黑山张燕。

按《武帝纪》记载，曹操在初平年间（190-193）和袁绍联合的时候，曾共同“要击眭固，又击匈奴于夫罗于内黄”。

（于）毒闻之，弃武阳还。太祖要击眭固，又击匈奴于夫罗于内黄，皆大破之。--《魏书 武帝纪》

于夫罗与黑山军联合，为曹操所破

眭固是黑山军将领，曾与于毒等人围攻兖州东郡，后为曹操所破。内黄县在冀州魏郡，初平四年（193）黑山军攻破魏郡邺县，端了袁绍的老巢。

黑山贼于毒、白绕、眭固等十馀万众略魏郡、东郡，王肱不能御，太祖引兵入东郡，击白绕于濮阳，破之。--《魏书 武帝纪》

（袁绍）方与宾客诸将共会，闻魏郡兵反，与黑山贼于毒共覆邺城，遂杀太守栗成。--《英雄记》

由此可知，于夫罗背叛袁绍、投入董卓麾下以后（191），一直在冀州地区和黑山军头目张燕联合，并不断骚扰袁绍。

张燕与董卓存在合作关系，《臧》对此有明确记载。关于这一问题，后文还会详细分析。

（5）袁术

初平四年（193），南阳太守袁术联合长安朝廷（李傕、郭汜为代表）任免的兖州刺史金尚，发兵北上，准备与曹操决战。

献帝初，（金尚）为兖州刺史，东之部，而太祖（指曹操）已临兖州，尚依袁术。--《典略》

结果曹操联合袁绍、刘表，在兖州陈留大败袁术。袁术“迸走流离，几至灭亡”，被迫远遁扬州。

四年春，（曹操）军鄄城。荆州牧刘表断（袁）术粮道，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魏书 武帝纪》

当时袁术的盟军之中，除金尚之外，还有“黑山余贼及于夫罗”。

（袁）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黑山馀贼及于夫罗等佐之。--《魏书武帝纪》

“黑山余贼”指的是同年（193）在冀州被袁绍击败的黑山军，于夫罗则是黑山军的盟友。

于夫罗经此大败，遂不见记载。按《后汉书 南匈奴传》中“单于于扶罗立七年死，弟呼厨泉，兴平二年立”的记载看，于夫罗大约死于兴平二年（195），即兵败陈留的两年之后。

单于于扶罗立七年，死，弟呼厨泉立。单于呼厨泉，兴平二年立。以兄被逐，不得归国。--《后汉书 南匈奴传》

如果单纯从于夫罗的合作对象来看，会发现此人立场成谜，反复无常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实际其背后是有线索可循的。

于夫罗的核心立场，便是效忠于汉廷皇帝所在的。

灵帝死后（189），汉朝皇位一年之内数次更迭，从灵帝到少帝、再从少帝到献帝。

这一年的年号也屡次改易，分别经历了中平、光熹、昭宁、永汉四个年号，混乱无以复加。

诏除光熹、昭宁、永汉三号，还复中平六年。--《后汉书 献帝纪》

在此背景下，于夫罗勾结黄巾寇暴并州并不难理解。他背叛汉廷的直接原因便是“因天下挠乱”，换言之，只要政局稍微稳定，于夫罗便没有继续作乱的理由。

（于夫罗）因天下挠乱，与西河白波贼合。--王沈《魏书》

因此董卓西迁之后（191），与袁绍合作的于夫罗便立刻调转风向，携张扬出奔，归顺了控制汉帝的长安朝廷。

张杨之后被董卓授予河内太守，于夫罗则留在冀州配合张燕作战。

张燕是一个特殊人物，《魏书》习惯称之为“黑山贼”，但实际早在灵帝年间，张燕就接受了朝廷招安，成为了汉廷钦封的平难中郎将，他还有权“领河北诸山谷事，岁得举孝廉、计吏”，与地方刺史、郡守无异。

河北诸郡县并被其害，朝廷不能讨。（张）燕乃遣使至京师，奏书乞降，（灵帝）遂拜燕平难中郎将，使领河北诸山谷事，岁得举孝廉、计吏。--《后汉书 朱儁传》

灵帝封张燕为平难中郎将

灵帝死后，张燕又与董卓方面达成合作。《臧》记载传主背叛袁绍时，曾提到“飞燕之属悉以受王命矣”。

足下（指陈琳）讥吾（指臧洪）恃黑山以为救，独不念黄巾之合从邪！加飞燕之属悉以受王命（指归顺长安朝廷）矣。--《魏书 臧》

飞燕即张燕的绰号。《典略》记载“黑山、黄巾诸帅，本非冠盖，自相号字”，可知彼时的张燕已经成为东汉朝廷在关东地区的外援。

（张）燕剽捍捷速过人，故军中号曰飞燕。--《魏书 张燕传》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初平（190-193）、兴平年间（194-195）袁绍、曹操集团多次和张燕集团爆发冲突，这是因为两个集团分别隶属不同的势力。

当时董卓以及凉州集团控制着汉帝，以正统自诩；因此将袁绍、曹操等关东诸侯视作叛逆。

今日读者由于“成王败寇”的逻辑观念，以及《魏书》的书写立场，很容易把董卓视作叛逆，把袁绍、曹操视作义兵。然而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控制了汉帝的董卓一方，才是真正的正统所在。

了解到这一历史背景，便不难理解于夫罗为什么要抛弃袁绍，转而依附董卓、张燕等人。他的行为逻辑，其实就是投靠汉帝所在的政治集团。

至于于夫罗与袁术合作，亦不难解释。

袁术虽然在初平元年（190）参与过讨伐董卓的战争，不过他却拒绝参与拥立宗室刘虞。

（袁）绍议欲立刘虞为帝，（袁）术好放纵，惮立长君，托以公义不肯同。--《后汉书 袁术传》

虽然袁术的出发点并不单纯，不过他的这一行为还是给凉州集团留下了好印象。

《钟繇传》记载，凉州集团对关东“自立天子”的行为深恶痛绝，因此袁术拒绝参与拥立刘虞，便得到李傕等人的褒奖。

太祖领兖州牧，始遣使上书。（李）傕、（郭）汜等以为关东欲自立天子（指刘虞），今曹操虽有使命，非其至实。--《魏书 钟繇传》

董卓死后（192），李傕、郭汜曾大肆敕封天下诸侯。刘表从荆州刺史升荆州牧、加镇南将军；陶谦从徐州刺史迁徐州牧，加安东将军；袁术也被授予左将军、阳翟侯。

李傕、郭汜入长安，欲连（刘）表为援，乃以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假节。--《魏书 刘表传》

天子都长安，四方断绝，（陶）谦遣使间行致贡献，迁安东将军、徐州牧，封溧阳侯。--《魏书 陶谦传》

李傕入长安，欲结（袁）术为援，以术为左将军，封阳翟侯，假节。--《魏书 袁术传》

李傕、郭汜敕封关东诸侯

很明显，董卓死后，凉州集团已经不再把袁术等人视作纯粹的仇敌，而是可以拉拢、合作的对象。

与此相对的便是袁绍、曹操等人没有得到李傕、郭汜的任何封赏。侧面反映出了长安朝廷对待关东诸侯的不同态度。

因此，初平四年（193）袁术携带金尚讨伐曹操时，本身就是以汉廷的名义出兵（金尚是汉廷任免的兖州刺史），因此于夫罗此时助战袁术，其实便是助战汉廷。

综上分析，不难看出于夫罗的外在行径虽然反复无常，但内在立场却是始终一致的，即效忠于汉帝所在的集团。

于夫罗在东汉末年十分活跃，虽然没有独立列传，却能在大量的吉光片羽中觅得其身影。

由于于夫罗的合作对象过于庞杂且散碎，囊括了诸如郭泰、袁绍、董卓、张燕、袁术在内的诸多军阀，因此想要梳理其行为逻辑便显得十分困难。

其实在了解到东汉与南匈奴的君臣关系，以及“单于虚位”的历史背景，再结合于夫罗曾经助战汉廷的历史渊源，便不难看出他的本意并非割据自立，只是想在乱世之中挣扎求存而已。

因此于夫罗与郭泰、袁绍等人的合作，不过是“因天下挠乱”而浑水摸鱼的蟊贼行径，势难长久。

汉帝东迁长安之后（191），于夫罗便顺理成章地抛弃袁绍，倒向董卓，即汉廷一方。他之后相继与张燕、袁术等人合作，可以视作这一立场的延续。

从某种角度看，在“郡郡作帝、县县自王”的历史背景下，于夫罗对汉帝的忠诚，远比中原群雄要来得坚定。只不过他的逻辑观念更加朴素，并不因为汉帝是董卓傀儡而将董卓视作叛逆。

在司马迁笔下，西汉时代的匈奴乃是“苟利所在，不知礼义”的边地蛮族，但经历了内迁的数百年后，东汉末年的匈奴单于却一度成为汉廷皇帝的忠实附庸，令人不胜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