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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野兽学堂》是作家汤汤的童话新作。

已经荒草丛生的百谷村，到了夜晚，学堂的钟声却会敲响。原来，是一群小野兽变成孩子来听老麦讲故事。当早早明晓真相，欲揭穿事实时，竟得知自己其实是一只野山羊，是人类抚养了他。他面临着回到人类还是留在山林的两难选择。

《小野兽学堂》，汤汤著，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年1月第一版，32.00元

这个童话让我好奇、讶异、担忧、感动，随即坐过山车般陡然一惊。故事的大幕合上了，我仍在咂摸，并引发很多思考。

阅读汤汤的童话，在被一个个精彩故事打动的同时，我总是被她那丝丝入扣的情节编织折服。众所周知，童话的故事是虚构的，是幻想的，当然，这样的虚构和幻想需要遵循一定的逻辑，即要合情合理。汤汤的作品正是这样的典范，她总能将故事的逻辑设置得格外严密，让读者常有一种“以假为真”的感觉。《小野兽学堂》同样如此。

《小野兽学堂》很大一部分内容以早早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当我们依循着早早的讲述进入故事时，按照生活常理，脑海中或许不时会冒出一个个疑惑，所有这些，作家都在一个个细节的交代中自然完满地解决了。

作品的开篇部分，一连串看似闲笔的交代与描述，让读者信服了早早与“小野兽学堂”发生关联的必然。

再如，作品中有一个偶被提及，并未正面出场的人物，老麦的养女青荷。看似寥寥几笔，其实对故事的圆融和老麦形象的塑造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老麦德高望重，村民们怎么忍心将他一个人“丢”在百谷村？原来，一开始，老麦也曾搬去百谷新村，但没几天身体就不舒服了，在上海工作的养女青荷接走了他。青荷拗不过老麦，只得将父亲送回百谷村。她隔一阵就来看望父亲一次。

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将青荷设置成老麦的养女而不是亲生女儿？为什么安排青荷在上海工作？那么，作家的匠心将被我们一一体会。

严密的逻辑同样表现在作品中不时洒落的一处处伏笔上。这种巧妙的埋伏，初遇时一般不会察觉，待得那个包袱忽然抖出，读者才会恍悟前后之间的此呼彼应。

早早竟是一只野山羊，这令读者深感意外，颇富戏剧性。其实，在此之前，作品中已经埋下伏笔：一开篇，就是“爸爸”的那句提醒，“你真像一只小野羊哪”，后文又用早早的口吻自我介绍，“我有小兽一样在里边穿行的本事。我腿长，四肢灵活，是学校里跑得最快、跳得最高的人”，“打小我就爱在山里玩”。

《小野兽学堂》由五章加尾声组成。五章的标题分别是“早早说”“还是早早说”“采采也想说”“早早说”“采采说”。可见，故事主要由早早和采采两个视角叙述。早早是主要讲述者，采采是补充讲述者。早早是个男孩，是一个由野山羊变成的男孩。采采是一只小松鼠，是老麦的第一个学生。因而，这两个视角也可以说分别是“人”和“兽”的视角，本质上属于两种视角。

视角决定了故事展开的角度与方式。两种视角较之由早早单独讲述，其价值和必要性在哪里？

首先，采采的视角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某些关键信息。譬如，这些小野兽为什么要来学堂？为什么晚间才来？他们怎么会变成人的模样？采采的讲述既回答了读者的疑惑，又给故事增添了奇幻神秘的色彩。更重要的是，这些信息与情景因为采采作为亲历人的身份，得到了格外真切的呈现。

其次，采采的视角让故事的层次更加丰富立体。采采的讲述，展示了小野兽们有趣自由的山林生活，表达了他们对故事、对像老麦这样的善良人的亲近与向往。

另外，“人”“兽”不同视角的交错既强化了故事的矛盾冲突，也给故事增添了脉脉温情。随着疑心的不断加重，早早对变为孩子的小野兽们屡屡试探与追踪，让故事趋向紧张。采采的讲述调节了故事节奏，展示了小野兽们的心路历程，其中，对老麦的真情尤为动人。老麦去世后，采采有一段讲述：“我想起和老麦的第一次见面，第二次见面，想起我用爪子握住他的一根手指头。我还想起那个夜晚，老麦牵着我走进学堂，他的手那么大那么暖，他为我点亮了一支蜡烛。那时他就知道自己牵着的是一只小松鼠呀。”朴实无华，没有丝毫煽情，却动人心弦，因为，这是真切的生命际遇。

《小野兽学堂》的故事并不复杂，却写得曲折起伏，发人深思，一个重要原因是，作品展现了强烈的矛盾冲突，作品中的“人物”面临着一系列重要的选择。这种选择，其实是一种价值判断。

“说与不说”，这首先指小野兽们是否告诉老麦自己其实是小野兽这一实情。这个问题让小野兽们格外纠结，到后来几乎成了煎熬。当小野兽们终于鼓足勇气，向老麦吐露实情时，老麦却告诉他们，其实他早已知道。至此，大家才明白，老麦只是一直“不说”而已。无论是小野兽还是老麦，对“说”与“不说”的选择，都出于珍惜、关爱。

“恨与不恨”，这是早早面临的难题。妈妈生早早的时候，后腿被村民布下的铁夹子夹断了，失血过多而死。“是人害死了我的亲妈妈，又是他们把我用心养大”。村民中，既有“把野兔捉回家里，放进锅里”的，也有老麦这样的。

“回与不回”。当得知自己其实是野山羊时，早早面临着人生的重要选择，“你可以留在人类的世界，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去”，“你也可以回山林来”。这样的选择是严峻的，更是残酷的，“我的心要碎了，我的头要裂了”。早早面临着艰难的身份认定。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永远是最为深刻的身份追问，也是难有终极答案的思辨。作品没有明确的交代，却在“尾声”里有一种暗示：“每到夜幕降临，学堂里的钟声就会敲响。”这自然引发读者思考，我们认同早早的选择吗？当然，是否还有一种可能，早早的选择已经跳出“人”与“兽”的两难，而获得了某种和解？我想，正是这种多义性，增加了作品的丰富性。（周益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