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信达雅翻译理论(严复信达雅)

百岁“老顽童”去世！你童年的快乐都是他给的

岁月面前不弯腰，

大病面前不低头，

他拥有的是一颗快乐童心。

作者：楼乘震 魏宇

编辑：许晔

9月22日，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任溶溶在睡梦中离世。

很多人或许对这个名字并不那么熟悉，但提起《安徒生童话全集》《彼得·潘》《夏洛的网》《长袜子皮皮》《小熊维尼》……谁都不陌生。而将这些经典童话带入中国的人，正是任溶溶。

这位童心永驻的快乐“老顽童”，不仅搞翻译，也搞创作——陪伴了几代人童年的“没头脑”和“不高兴”，便出自他的笔下。

文学评论家刘绪源曾说：“任溶溶改变了中国的儿童文学。”

2013年，《环球人物》记者曾专访任老。

当时，他住在上海泰兴路任家的老房子里。房子是1942年他的父亲为了他读书方便，花好几根金条所购。此前听说这一片要拆迁，80多岁的任溶溶伤心不已，跑到好友草婴家大哭一场。好在最后没拆成。

那次采访前两年，一场大病让原本喜欢出门的任溶溶闭门不出，并谢绝了几乎所有的采访和活动。但后来，他答应接受《环球人物》记者的采访，讲述了自己的“快乐生活法则”。

他说，有一句广东俗语他很受用：“摔倒了也抓把沙子。”

翻译《木偶奇遇记》曾是他毕生最得意的事，“那时候一边译，一边哈哈笑”。

以下是任老先生当时与《环球人物》的对话。

“出于抗日情绪，

我的日语是‘半吊子’”

环球人物：您是中文系毕业的，后来如何转入外国文学领域？

任溶溶：我中学上的是英国人在上海办的雷士德中学，除了国文和地理，其它课程都是英文讲授，所以我在中学就过了英文关。中学期间，读了《鲁迅全集》，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我又喜欢上外国文学，还看了很多外国小说。

我小时候念过3年私塾，旧文学根底不错，但总觉得古文比较难。念大学时，就特地选了中文系，因为觉得外国文学可以自修，还是读中文好。

读书时，我同时也学俄文。翻译家草婴是我在雷士德中学的同学，他很早就学俄文了。因为他俄文很好，我就向他请教，从字母开始学，他等于是我的启蒙老师。后来我又找俄国人教我。这样我就学会了英文和俄文。其实我也学过一些日文，但出于抗日情绪，不愿意好好学，所以日语是“半吊子”。

我还学了意大利语，前几年学西班牙语时，觉得很方便，因为这两种语言有很多相通之处。

环球人物：您掌握这么多门语言，为何后来选择儿童文学这个小领域？

任溶溶：我毕业后遇到一个机会，一个大学同学到儿童书局当编辑，他缺少稿件，就请我翻译些作品。我就去外文书店买书，先看到的是迪士尼童话，美国运来的，彩色画页，漂亮极了。之后，就为同学翻译了不少童话书。

环球人物：这么说，此前您并没有有计划地翻译儿童文学作品？

任溶溶：没有，我是从头开始的，成年人的文学倒是翻译过，比如我喜欢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的作品，翻译过也在杂志上发表过。后来翻译儿童文学成为我的兴趣爱好，也解决了我的生活问题。当时稿费不错的，比现在好。

环球人物：新中国成立前，您就翻译过苏联儿童文学作品，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

任溶溶：我和翻译家姜椿芳先生关系很好，当时并不知道他是地下党文教方面的领导人。他对我讲，你既然懂俄文，就翻译些苏联儿童文学，我翻一本他就出一本。姜先生是我的引路人。他翻译了很多诗歌，我也译了不少儿童诗，走的就是他的路子，每个音节都和原文保持一致，原文哪里押韵我就在哪里押韵。1949年后，我好像就成了儿童文学的专门人才。后来就一直搞这行了。

半个小时写出

《“没头脑”和“不高兴”》

环球人物：很多人都是读您翻译的作品长大的，比如《彼得·潘》《木偶奇遇记》《洋葱头历险记》等。您自己偏好什么样的童话？

任溶溶：我翻译的书五花八门，比如我翻译过瑞典女作家林格伦的很多作品，她把儿童的顽皮写得很可爱。可是刚发表的时候还引起过争议。《长袜子皮皮》里的小主人公皮皮，撒谎、反抗老师……这就要经过时间考验，现在大家都认可了。我自己很喜欢《木偶奇遇记》，这跟我的个性有关。我喜欢热闹、轻松活泼的，看电视就要看大团圆的，不喜欢悲剧，受不了。

环球人物：您觉得翻译儿童书籍和翻译其它文学作品有什么不同？

任溶溶：我认为只能用游戏的态度来译童话书。我最大的本领大概就是对付文字游戏。比方说原文是简单得就像ABC，但中国人又不说ABC，我就翻译成简单得就像一二一，这就是文字游戏。

有一本书我至今觉得无法翻译，就是《爱丽丝漫游奇境》，最好的译本是语言大师赵元任的。他可是玩文字游戏的行家，光看他写的《施氏食狮史》就知道了。全文92个字，发音都是“shi”：“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

大学问家、翻译家严复讲“信达雅”，他是用文言翻译的，而儿童书籍既然是写给儿童的，语言很浅，所以翻译时就照样应该用浅显的语言。

环球人物：您在翻译的同时也自己创作，是受到翻译的启发吗？

任溶溶：开始我没有想过创作，但不知不觉就在学习。比方说，翻译之后我常常觉得不过瘾，就想如果自己创作的话，会怎么写。我觉得自己可以写得更好，所以后来把生活中看到的好的素材都用本子记下来。童话集《“没头脑”和“不高兴”》是上世纪50年代写的。

60年代没书可译的日子，也是我创作欲最旺盛的时候。那时候主要是写儿童诗，诗歌发表以后影响很好，一些老朋友写信来说我写得好，就应该这么写。因为受到了鼓励，我开始大量地创作，一直坚持到现在。后来出了两个集子：《小孩子懂大事情》和《给巨人的书》。

环球人物：在您创作的诸多作品中，《“没头脑”和“不高兴”》以独特的幽默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据说您创作时一气呵成，只用了半个多小时？

任溶溶：这部作品主要是受俄罗斯童话的影响。1956年1月，我在南京西路上著名的“文艺俱乐部”——上海咖啡馆里为《少年文艺》赶稿。当时距离截稿时间只有两个小时，所以不快也不行，半个小时就写了5000多字。

环球人物：您创作的时候只考虑儿童，还是也想到成人？

任溶溶：我主要想到儿童，儿童是否喜欢是我所想的。

环球人物：现在很多人看不起儿童文学，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大作品。

任溶溶：这不奇怪，但是不能怪儿童文学，因为它历史很短，儿童文学和整个文学相比，是一门新学问。《格林童话》是最早的，也不过两三百年，所以大作品恐怕要慢慢积累。

环球人物：儿童文学作者怎么才能写出好作品？

任溶溶：这是个大问题。儿童文学作者在中国处境比较难。他们中我最佩服张天翼，《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我都看过很多遍，我喜欢他的作品，他是天生的儿童文学作家。

一套“快乐生活法则”

谈起翻译与创作，任老略显严肃，但生活中，他是一位非常有童心的人。也可以说，他的童心从来就没丢失过。

年轻时，他教儿子下棋，儿子学会了快赢他时，他就让儿子另请高明，以便让自己始终保持不败的地位。

他爱极了美食，在妈妈怀里时就开始学吃西餐，到老都和小时候一样，是个馋嘴猫。哪怕餐厅关门，他也要在家自己烹调。母亲曾说他是“脱底棺材，吃光算数”。

80多岁时，任溶溶还是爱吃，但因为身体原因很少出门了，好友去他家，会带上自家烧的绍兴霉干菜烧肉和茄汁明虾等他爱吃的菜。

60岁退休后，任溶溶被上海译文出版社返聘，又工作了20年。

2004年，作为安徒生诞辰200周年庆典活动最重要的项目之一，丹麦官方授权他翻译新版《安徒生童话全集》。任溶溶花了一年多时间，对自己早年翻译的近百万字译稿进行全面修订和增补，于2005年完成了唯一的官方授权中文版本。

丹麦驻华大使米磊先生见到他译的安徒生童话后，赞不绝口，称之为“高品质翻译”。

从上海译文出版社“退休”后，任溶溶已是耄耋老人，却还是在家闲不住，又迷上了韩语。

“以前还请教译文社的韩文编辑，不去社里后，也就没人指导了，发音不标准，但看到韩文我总想着试拼一下发音。”他开玩笑说：“电视里朝鲜火箭发射，我跟着拼火箭上刻的几个字，但还没拼出来，火箭就飞走啦！”

他喜欢与孩子们围成一团，给他们读童话、读诗。

儿童文学作家周锐说，爱说话的任溶溶走到哪里都是焦点。他能不停地说，总是很幽默，而且“像苏东坡一样，没有一事、一物不能写进诗里”。

后来，不能出门的任溶溶也有一套自己的“快乐生活法则”：只看高兴的东西，坏的事情不听、不看，也不想知道。

“发白红心在，豪情似旧时，愿穷毕生力，学写儿童诗。”这是任溶溶数十年前在自己小本上写下的一首诗，也成了他一生的映照——这位百岁老人，岁月面前不弯腰，大病面前不低头，所拥有的只有一颗快乐的童心。

总监制： 吕 鸿

监 制： 张建魁

主 编： 许陈静

编 审： 苏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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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驾校”出身，提出翻译的“信达雅”，自己却做不到

他“驾校”出身，提出了翻译的“信、达、雅”，但自己做不到；他创作了中国第一首法定国歌，作词并译成英文；他是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后又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

他就是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严复。

严复（1854.1.8—1921.10.27） 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

01

学“驾驶”出身

1854年1月8日，严复出生于今福建省侯官县盖山镇阳岐村一中医世家。在他12岁的时候，父亲病逝，他只好辍学，第二年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

福州船政学堂并不是什么三流专科驾校，而是中国最早创办的专门培养造船技术和海军人才的学校，1867年由左宗棠创办，用法文和英文教学，学制5年。福州船政学堂是洋务运动的一面旗帜，也是近代中国海军教育的开端。这里走出了不少名人，比如中学西传第一人陈季同，最早把外国小说介绍到中国的林纾和王寿昌，中国铁路界第一人詹天佑，北洋水师将领、民族英雄邓世昌等。

福州船政学堂

严复是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毕业五年后，1877年赴英国伦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Royal Naval College）学习。1879年回国后被聘为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教习，一年后赴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所属驾驶学堂“洋文正教习”。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一待就是十年，1890年升为学堂总办。但因与李鸿章不合，有意退出海军界。

中日甲午战争后，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五篇政论，主张变法维新、武装抗击外来侵略。他陆续资助过张元济、梁启超等人办学堂、办报纸。1897年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这份报纸与上海《时务报》分掌南北舆论界的领导地位，是维新派的重要宣传工具。

《国闻报》除了刊登要闻，还译载重要政论及名著，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严复译赫胥黎的《天演论》。

02

“做”出来的《天演论》

《天演论》，即严复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于1897年12月在《国闻汇编》刊出，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影响空前绝后。

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是英国著名博物学家、教育家，达尔文进化论最杰出的代表。1893年，赫胥黎应友人邀请，在牛津大学举办了一次有关演化的讲演。讲稿经过整理，形成《进化论与伦理学》。

翻译的“信（faithfulness）、达（expressiveness）、雅（elegance）”就是严复在《天演论》成书后的“译例言”中提出的。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已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

很多人都认为“信”（即忠实原文）是翻译最基本的要求，但严复并不这么认为。他明确说只做到“信”而不“达”，就跟没翻译一样。而他对《进化论与伦理学》的翻译也是如此。他是怎么做的呢？

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将原文融会贯通，再用自己的话写出来，表达原文的“意”。这样就做到了“达”，而做到“达”就是做到“信”了。

实际上，严复对于一只动物是如何变异的并不感兴趣，他翻译该作品是为了阐释进化论对中国有何意义。虽然他将作品冠以赫胥黎之名，但内核却是斯宾塞的思想。

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社会学家，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他提出一套学说，把进化理论、适者生存应用在社会学上尤其是教育及阶级斗争。代表作《社会静力学》。

《进化论与伦理学》是一本宣传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通俗小册子，书的前半部分讲进化论，后半部分讲伦理学。严复只选译了部分导言和讲稿的前半部分，翻译时有选择地意译、甚至借题发挥，写了三十多条“复案”，占全书近三分之一篇幅。你说“信达雅”？不，严复做不到……

这样一本“译作”，在当时可谓畅销书，无数名人为其代言：

康有为读译稿后，称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

为《天演论》作序的文学家吴汝纶读后为之倾倒，致函严复：“得惠书并大著《天演论》，虽刘先主之得荆州，不足为喻。”甚至“手录副本，秘之枕中”。他不仅对译稿提出了中肯的建议，还帮忙销售刊载报纸……正式出版后，他将《天演论》列在《学堂书目》中，作为教材供学堂使用。

胡适读书时，老师让学生们买吴汝纶删节的《天演论》作为读本。胡适在文章中回忆说：“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而他的名字，就是从“适者生存”里来的（他二哥起的）。

青年鲁迅对《天演论》爱不释手，“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不过后来他去日本留学读了达尔文原著《物种起源》，了解到真正的“进化论”，对严复的评价是“毕竟是做过《天演论》的”。一个“做”字，尽显“脱粉回踩”本色。

那么，严复的翻译水平究竟如何呢？我们来看看《天演论》的导言开篇就知道了：

“

英文：

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 two thousand years ago, before Caesar set foot in southern Britain, the whole countryside visible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room in which I write, was in what is called "the state of nature".

译文：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景，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

”

王佐良先生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评价过他的《天演论》，称严复的译文比赫胥黎的原文更有戏剧化。就拿第一句来说，原文是：

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

而译文则是：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

王佐良认为，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是近代中国最有名的翻译理论，但他又说：

“

他之所谓“信”是指为这样的读者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他们所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他们。吸引心目中预定的读者一一这是任何译者所不能忽视的大事。

——《严复的用心》

03

严复的“是非成败”

1905年，严复在上海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第二年担任复旦的第二任校长。之后他在各处任职，并于1911年创作大清国歌《巩金瓯》。

《巩金瓯》是中国第一首法定的国歌，“巩”为巩固之意，“金瓯[ōu]”在中国古代比喻疆土之完固。歌曲由爱新觉罗·溥侗谱曲，严复填词并译成英文。

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袍，清时幸遭。

真熙皞，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Firm and Stable be the "golden cup" (which means the empire) domed by the Celestial concave. In it men and things happily prosper. Glad are we who live in the time of Purity. May Heaven protect and secure us from enemies and help us to reach the truly golden age! Oh! The Blue firmament is infinitely high and the seas flow everlastingly.

”

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严复任首任校长，不过11月就辞职了。

1915年，他与杨度等五人成立筹安会。该政治团体支持当时的中华大总统袁世凯，公开支持恢复帝制，实行君主立宪。此举为世人诟病。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及筹安会六君子，严复只有避祸于天津。

五年后的1921年10月27日，严复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终年69岁。

严复墓 位于福建福州郊区盖山镇阳岐村北鳌头山东麓

功过是非，成败得失，岂能一言以蔽之。这里主要谈谈严复在翻译学上的成就与贡献。

严复在翻译学上为一时之先，风格思想影响了后期一大批著名翻译家。除了《天演论》，他还译有亚当·斯密的《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斯宾塞的《群学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和《名学》（A System of Logic），甄克斯的《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孟德斯鸠的《法意》（De l'esprit des lois），耶方斯的《名学浅说》（Primer of Logic）。

严复的译作多为意译，经常就原作某一思想或观点，脱离原文，抒发自己的见解。因此，他的译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他自己的著述。

尽管一生译作两只手就能数过来，但严复在翻译界占有的这“一席之地”，后人能够超越的也是寥寥无几。他不仅厘定了翻译的“信、达、雅”标准（虽然自己未曾做到），还在选书的品位、译书的态度上，给那个外有列强包围、内有清廷封闭的旧中国带来了曙光。一面介绍西学，一面不忘国本，也不失为他的翻译特色。

严复：一个启蒙者的突破与矛盾

近代有句话很出名，“晚清风流出侯官”。地处东南一隅的福建侯官县，在近代涌现出了不少知名人物，如林则徐、沈葆桢、萨镇冰、林觉民等，其中也包括严复。

1879年，严复从英国学成归国，正赶上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创建另一所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他便被调去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总教习（教务长），长达20年。

本来海军是严复的专业，而他融通中西学术，正好可施展抱负，但在该学堂任职期间，严复深感“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他这个总教习不过是徒有虚名，根本没有实权。

更不如人意的是，严复与上司李鸿章有明显的分歧。

官场黑暗，世态炎凉，严复黯然神伤。年近不惑的他只好去参加科考，想靠博取功名，改变自己人微言轻的现状。然而， 这位格林威治的高才生显然与八股文无缘，考了多次都名落孙山。直到宣统年间，朝廷才给成名后的严复赐进士出身，象征性地结束了他的尴尬。

正当严复感到郁闷时，甲午战争成为击垮他幻想的最后一记重拳。洋务派训练多年的北洋水师，在此战中全军覆没。甲午战争后，知识分子寻求新的救国之路，严复常年积累的思想终于爆发。

甲午战争后，直到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严复最主要的工作是创办《国闻报》，与南方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唱和，为维新变法宣传造势，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改造中国。

《国闻报》（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国闻报》不仅模仿《泰晤士报》，汇编各国新闻，还刊载了严复本人的大量译著，介绍西方思想文化。在赫胥黎《天演论》的译本中，严复根据自己对原文的理解，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句总结达尔文主义，阐明自然、社会、国家的演化规律，为闭关自守的封建士大夫与彷徨的国人敲响警钟。这句话成为当时最响亮的口号，鼓舞着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中国人奋起抗争。

翻译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法意》）时，严复想起当年与郭嵩焘游历欧洲，曾参加过法庭审判，感受法治社会的先进性，得出结论：“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并由此认定，只有合理的法律制度，才是保障社会秩序和国家强大的基础。书中的三权分立学说，也深刻影响了以为代表的革命者。

严复在译书时擅长使用古雅文体，一方面也是为了招徕那些在封建迷梦中酣睡的士大夫，犹如在难以下咽的苦药上涂了一层糖衣，使得那些对西洋文化有所反感的人也能读下去。一时间，康德、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达尔文等西方名人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民权、平等、自由、进化论等新词，成了爱国志士的口头禅。

在官场沉寂20年的严复，至此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政论家与翻译家，也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在此期间，严复提出了他的“三义”——开民智、兴民德、鼓民力。他将翻译工作的标准总结为著名的三条原则——“信达雅”。可以说，严复的译著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戊戌变法后，严复虽未遭到捕杀，但被打入“另册”，官场是混不下去了。1900年，庚子国难，京津一带大乱，严复为求自保而南下，离开了他任职长达20年的北洋水师学堂。

尽管此后几年，他在学部、币制局、海军部等新开的部门四处兼职，参与了清末立宪运动，但他也知道，朝廷所谓的 “预备立宪”，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并依旧厌恶与官员们的礼节往来。

1905年，与严复有过一次会面。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曾撰文承认，革命志士也受到严氏“物竞天择之理”的影响。与严复见面，自然要聊起关于中国前途的问题。

然而，此时的严复倾向于“教育救国论”，重视思想启蒙，而注重政治革命。于是，对严复说，等到河水清澈，人的寿命有几何？您是思想家，我是实干派。

辛亥之后的严复，成了很多人眼中的矛盾体。他名列“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似乎从引领时代潮流的启蒙学者转变为守旧派，一度被盛传为帝制“祸首”，遭到国人诟病。严复本人对这段经历也讳莫如深。

严复主要著作和手稿，图片来源：福建纪检监察

从严复的著作可知，他晚年依然坚持“主权在民”等西方思想，之所以趋于保守，陷入新法与旧制的矛盾心态，可能与他再次游历欧洲诸国有关。

辛亥革命前几年，严复出国游历，时隔30年重返欧洲。但这一次，严复发现，自己魂牵梦绕的“伊甸园”并非想象中那么美好，当时欧洲工潮此起彼伏，列强钩心斗角。

1914年，一战爆发后，严复身在中国，密切关注欧洲战事，甚至了解1917年发生在俄国的革命。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列强“尚武爱国，各奋其私”的后果。他不得不重新评估西方国家的示范作用，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未来世界的价值。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复古守旧，但也有学者指出，其实不过是他“谋求沟通中西文化的再一次努力”。

晚年的严复并没有成为历史的旁观者，他坚守“教育救国论”，凭一己之力保住了北大。1912年5月4日，严复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原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校长。

初年，百废待兴。财政部连工资都凑不齐。严复大为愤慨，向袁世凯和教育部据理力争，确保北大教职员工薪水全额发放，并利用个人关系向外国银行贷款七万元，作为北大的办学经费。

严复在北京大学的任期虽然只有5个月，但对这座学府的存续功不可没。尽管他晚年在政治上趋于保守，但这位维新派人物，并没有主张无条件地承继传统文化。

后来，陈独秀领衔的新文化运动兴起，传播西方的、科学，对守旧派发起冲击。严复对此的态度是“听之任之”。更别说，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鲁迅等人，年少时都受过严复的影响，从某些方面来说，他们也是在继承严复的未竟事业。

位于福州南郊阳岐村的严复陵园，图片来源：福建纪检监察

严复就是这样一位矛盾的人物，他是思想启蒙者，也是传统士大夫，他率先将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逻辑学等西方思想引进中国，后期却被当成了守旧派，还沉迷于占卜八卦之学。

他批判八股文，自己四度参加科举，不幸都没考上。他批评贸易，自己在北洋水师学堂当差时，为了解闷，却染上烟瘾。他大力提倡女子教育，自己却实践多妻制，反对婚姻自由。

一战结束后，严复离开京津，回到家乡养病，就此告别政治生涯。1921年10月，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严复离开了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