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6自然学家怎么建公园(文明6自然学家怎么用)

作者：曹兵武

中国考古的中国特色首先就在于中国考古面对一个非常独特而体系宏丰的研究对象，这个对象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尤其是具有时空广阔、丰富系统的优势，在世界国别考古中都是独一无二的。

总书记指出，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百年来的中国考古已经揭示了我们的民族、文化和文明具有约两百万年的根系，从直立人甚至使用奥杜威石器技术的能人开始，就有古人类在中国这块大地上生存繁衍。当现代人从南方沿海和北方草原地带迁徙而来后，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成功实现“南北会师”，融合发展，而且和多样的环境中生存的更早期的古人类也发生过较其他地方更多的交流融合，甚至较多地保留着主要活跃在欧洲和西亚的尼安德特人基因。不同族群古人类能够较为充分地融合发展，是由东亚丰富多样的地理环境及其塑造的人类适应和生存方式的多样性与包容性所决定的。在距今万年左右全新世到来之际，早期中国人因地制宜，率先驯化了旱作的粟、黍与水作的稻米作为主要农作物，还驯化狗、猪、鸡等与农业形成互补，较早发展了制陶攻玉、养蚕缂丝以及发达的竹木漆器等独特文化，进而形成若干定居性区域文化传统，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农业发达、人口众多的文化圈之一。到距今五千年左右，经过区域性农业文化的充分发展，在气候波动、文化交互作用加强，以及对西来的大麦小麦、牛羊马以及冶金等新文化因素的吸收采纳，黄河中下游的中原一带由于位居东西地势与南北气候交汇处的地理环境优势，逐步建立起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不同族群和文化熔铸一体的王朝国家，跻身于文明古国之列。经过夏商周赓续和秦汉一统，这个文明体系犹如海纳百川，不断融合、壮大、更新，今天仍然矗立于中华大地。

前工业时代的中华文明其实是包括了旱作与稻作两大农业体系、东北亚的渔猎经济圈、北方与青藏高原的游牧与农牧文化圈以及西北的游牧和绿洲文化圈等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深根巨型文明体系。这样一个不同人群、生业和文化交叠交融、反复融合、合之又合而形成的超大型文明体延续至今，确实堪称人类文明百花园中的奇葩。这就是中国考古学独特的研究对象。而百年来的中国考古，也以实证的考古发现揭示了中华文明具有族群上的融合性、经济上的多样性、文化上的包容性，以及文明上的连续性等突出特点。

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中国实践

最近，考古学科受到高度重视，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被提上日程。其实，早在1980年代，考古前辈苏秉琦与夏鼐曾经就有无或者何为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或者考古学的中国学派有过争论。1984年，俞伟超和张忠培在《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中概括考古学的中国学派主要内容为：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科学发掘基础上运用由我国学者进一步发展了的考古类型学方法，分区、分系、分类型地研究各考古学文化发展过程，通过考察我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来研究中国这一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研究这一总过程中各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以苏秉琦为代表的影响广泛的考古学的区系类型学说，显然被俞伟超和张忠培等人认为是中国学派中的核心内涵，也被一些人认为是构成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及中华民族形成的多元一体学说的重要基础。

这样的归纳引起过夏鼐的质疑，他曾严肃地质问道：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与所谓“中国学派的考古学”是否是一回事?显然在夏鼐看来，中国考古发掘和研究对象的特色、区系类型理论方法等等，当然有中国特色，但未必能构成所谓的中国学派，它们总体上仍属于文化历史学派和进化论的考古学重建地域性人类及其文化发展时空框架和谱系一脉，是在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指导的科学考古学诞生之后，以考古发现与研究构建时空框架的普遍性探索的中国表现。

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也不为中国所独有，而是从考古发现研究社会关系和发展阶段的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指导与实践。马克思主义考古学者柴尔德的新石器革命、城市革命等理论在中外都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古代社会时受到摩尔根等人类学家所用材料与方法的很大影响，中国考古学并未系统吸收人类学的考古学的内涵，以更为系统的四大分支开展古代人类物质遗存、人体遗存、语言谱系以及文化模式的考古学研究，而更倾向于借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与文明形成标准论，来分析考古材料的社会意义。

中国考古学研究具有历史文献的显著优势

当然，除了如此宏富而独特的研究对象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成果表达，从学科理论与实践角度来看，中国考古实际上确实有其他国家考古研究所无法拥有的突出优势。就一般的考古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来说，作为一门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家基本上是相似甚至是一样的。但是，在中国从事考古显然具有历史文献的优势，得益于从甲骨文产生以来的持续记录，中国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历史文献。按照现代史学的标准，它们可能不系统甚至不准确、不真实，有的甚至属于神话传说或者杜撰，文献之间也有相互抵牾矛盾之处，但它们毕竟是古人对古物古事的看法，是一重难得的证据，不能把它们当做包袱。张光直在其代表作《商文明》的绪论中提出探索商代历史的五条途径，包括传统历史文献、青铜器、卜甲和卜骨、考古学、理论模式，并认为经此五道门径，方可比较全面地对包括生产、分配、祭祀、权力等在内的商代文化全貌进行系统分析，窥视商代文明的堂奥。这五道门径中，考古学指地层学与类型学；理论模式主要指民族学等相关社会科学中提炼的关于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性理论，是复原考古遗存所能代表的古代社会的史影参照；而青铜器和卜甲、卜骨不仅是商文明中突出的物质文明成就，更因为其上的甲骨文与金文可以提供难得的信息；传统历史文献如《史记?殷本纪》等尽管是后世对商代历史的追记，但其中包括的商代历史信息也是研究商代文明重要的参考资料。因此，传统历史文献、青铜器、卜甲和卜骨不仅是商古独特的资料，也具有方法与理论方面的意义，因此被张光直视为通往商代的材料与方法之门。

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

其实张光直概括的前面几点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考古学的独特之处。就特色来说，中国考古学独特之处还有更多，即便是地层学与类型学，也有针对中国情况中国化的问题。中国考古遗址连续复杂的堆积状况，南北方的黄土、红土等沉积环境中文化层及其所含各类遗迹的形成及其辨识，就经过较长时间的摸索才找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与概括。而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考古遗存，苏秉琦等以区系类型理论进行分类与概括，与国际同行既相似也受到从先秦列国竞逐到秦汉一统各地域性文化演进过程和特点的历史文献记载和认知的启发。何况百万年的人类生活史、万年农耕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与国家史，包括其间演进替变方面显著的连续性本身，都有中国自身的特点。连续性中的文化内涵，比如陶瓷器、玉石器、漆木器、纺织品等等，以及自然观、生命观、道器观、世界观及其孕育的家国观与天人合一、古今一体、为道以德等精神文化特点，为考古学以今求古、以古鉴今，以及礼失而求诸野等阐释理论和方法，都能提供其他地区考古难以获取的资料与视角方面的特色优势。

记录文献的汉字作为人类几大早期象形文字系统之一，包括后来在象形之外发展出来的会意、指事等造字法则，特别是形声造字法，解决了汉字繁衍与记音的难题而不断发展增多。整个汉字系统的连续性保留了较多造字初时拟象、指事、表意等古代事物记忆和古人思维方式遗痕，也是今人认知早期社会、文化与精神生活的难得门径之一。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是自己在考自己祖先的古，作为中国考古对象的文化、文明、人民和血脉连绵不断，包含了太多心照不宣的内涵。而发达如英美考古，他们当然也考自己的古。英国就率先提出工业考古和工业遗产概念及相关学科，但往更早期追溯，面对国家形成、文明起源、农业起源、早期人类形成与人群的扩散融合等重大问题，他们就得研究欧洲考古、希腊考古、埃及考古、美索不达米亚考古，乃至欧亚大陆考古和非洲考古等。美国人的美洲考古很发达，美洲印第安人也经历了农业和文明的形成与演进的早期阶段，但基本上是面对一个在文化传统上被中断和再嫁接的文明，美洲古代文明和美洲现代文明之间缺乏连续和贯通性内生性视角。几乎所有早期文明都没有逃脱类似命运。所以说中国文明是未曾中断的一个文明标本。

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多视角优势

文化和文明视野中的主位与客位、他者与我者的眼光，常常会看到不同的问题和结果。这不仅使中国考古具有了较多的主位视角与思维定势，礼失而求诸野，张光直大力倡导借鉴西方人类学到民族学田野中去提炼的理论视野和参照模式，中国考古学家也可以到传统的乡土社会甚至自我的传统中去发现一二。我们可以从自己的环境、民俗、民间文化、历史记载和经典文献、文字中，找到很多可以启发我们去认识考古发现的难得线索，这和西方新考古学从民族考古学、实验考古学等提炼的一些中程理论不完全相同。面对丰富的古代物质性遗存，中国考古学有能力从大量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获得启发。从考古遗存中揭示古代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中国考古确实可以提供一些自己的独特的理论方法和具有特色的解释成果。就中国学派的理论方法来说，除了地层学、类型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及通用的科技考古手段等之外，中国考古应该加强对历史文献内涵的系统挖掘与深入研究，加强对活态的风俗习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成果的借鉴比较，加强对连续不断的汉字资源库中思想和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借鉴。这些不仅可以为考古资料的解释提供其他地区没有的视角与参考，更重要的是，这些方法里包含了一种难得的主体性视角和理论生长点。

因此，在中国，争论作为“舶来品”的考古学是历史学的考古学还是人类学的考古学，其实无关紧要，关键是要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在借鉴国际先进理论方法，不断汲取相关科技手段之后，充分发挥中国文明特色赋予中国考古的潜在优势，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方法的考古学，对中国的考古发现做出更加立体、全面、系统、深刻的解释，能够与其他地区的考古发现展开比较研究并对其有所启发。中国考古学不应为特而特，而应成为视野广阔、方法科学、手段先进、理论精深、解释合理的有特色的中国学派而自觉努力；不仅在地层学、类型学和科技手段的运用与解释方面与国际先进同行可以有效交流对话，更应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方法，将中国考古对象体系的博大连续以及中国文明的鲜明特色转化为系统而深刻的话语理论，为对人类及其文化、文明的认知提供具有原创性的贡献。

当下国际考古界高度关注的后过程阶段的考古学非常注重从不同的维度来看待考古实践和发现，包括科学考古之后的考古以及考古与现代乃至未来社会的关系问题等，中国考古可以在相关方面进行一些独特的探索。考古从前都是考别人之古——今人考古人之古、殖民者考殖民地之古，等等，缺乏学科内外视角的自觉。而在全社会具有了普遍的文化遗产意识之后，也要求人们以更多的、交互的视角来看待和处理宝贵的考古遗存。中国考古应该加强对考古学术成果的社会普及与遗产资源化转化，即所谓的公共考古学。这些直接与新考古学之后的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精神相通。后过程的考古学倡导对考古资料解释的多重视角与多元价值，强调科学考古是考古遗产资源化和保护利用的价值基础。我国历史类博物馆、地方史志性博物馆发达，把考古出土文物移交并摆进博物馆、建设考古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一直较受重视，实际上正是公共考古的构成部分。我国在考古人才培养与社会事业方面与文博事业的全链条衔接，以及考古与文博的一体化结构，也是相当独特的一大特色。

因此，中国考古应明确学术目标、强化学术基础、回应时代需求、追赶国际先进，通过倡导学科自觉，凝练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方法，用先进的方法手段、全面的理论视野，把中国特色和优势的考古资料解释清楚；应该加强考古学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加强文明的比较研究，加强考古成果的社会共享，将古迹遗址发掘研究好、保护利用好，让文物古迹活起来，助推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百年中国考古揭示了人类在中国筚路蓝缕创造丰富多彩的演化与适应方式，从多元到一体汇聚形成共同的中华文明的宏大叙事。至今未曾中断的中国文明自身就是一份宝贵的经验参照。中国考古应把中国文明研究纳入世界文明形成、演进与交流、对话、融合的时代洪流之中，努力成为世界一体化中具有建设性的一元。

简言之，未来的中国考古在世界考古的百花园中，在人类文明从地方性到国际性、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进程中，应有能力发挥重要的学术支撑和积极的引领作用。

（作者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

参考消息网9月12日报道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9月9日报道，长久以来，发育形成更大的脑容量一直被视为我们这个物种智力增强并得以统治地球的标志。人类进化这最后200万年来，脑容量增加到原来的近4倍。

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的脑部最近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在上一个冰川期结束后的某个时候，它们的尺寸缩小了。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古人类学教授杰里米·德席尔瓦说：“大多数人认为脑部进化以这种线性方式发生。它不断增大，然后进入平台期，最后停止发育。但我们失去的脑组织有一只青柠那么大，可不只是一点点。”

后冰河期脑部缩小发生的确切时间仍然是个谜。德席尔瓦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利用化石和现代标本资料确定，这种灰质流失发生在3000至5000年前。这项研究于6月份发表在瑞士《生态学和进化前沿》杂志上。

许多人类学家最初认定，这些变化与大约1万年前出现农业活动以及全球范围内放弃狩猎和采集活动同时发生。

德席尔瓦团队最近确定的日期指向北非、中东和南美洲古代文明的繁荣时期——他们认为，这些复杂的社会可能对脑容量缩小起到一定作用。

他们猜测，人类社会组织的合作性在最近的3000年来大大增强，我们开始依赖研究人员所说的集体智慧。

波士顿大学生物学教授、德席尔瓦研究文章的合著者之一詹姆斯·特拉涅洛说：“这种观点认为，一群人比这个群体里最聪明的那个人要聪明。所以，大体说来，如果你生活在一个群体里，那么你在解决问题时比单独的个体都更快、更有效、更准确。”

特拉涅洛说，他们把这种想法用于解释人脑缩小的原因，是受到了蚂蚁等“高度社会化的”昆虫的启发。由于社会组织水平先进，劳动分工有利于头脑简单的个体，因而蚂蚁形成了高度合作的社会。

这些研究人员认为，我们需要保持较大脑容量以跟踪有关食物、社会关系、捕食者和所处环境的信息，但这种需求在过去数千年中也有所降低，因为我们可以把信息存储在体外，并依赖所在社交圈、城镇和群体的其他成员。

德席尔瓦说：“我们的社会性很强，以至于不再需要知道所有一切。我们作为一个功能相当完备的社会集体运转。”

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人类学家克里斯·斯特林格和西雅图艾伦研究所的神经学家克里斯托夫·科克说，书籍、个人设备和互联网被用作类似的信息接收器，这很可能也加剧了上述趋势。他们两人都没有参与最近的这项研究。

斯特林格说：“我们的脑部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努力工作。”

德席尔瓦的研究小组算出，人脑平均容量在大概15万年中基本保持在约1450毫升。而在过去数千年里，这个数值迅速下降了约10%，降幅多达150毫升。

斯特林格说，尽管数百年来人类的平均身高似乎有所增加；但在气候变暖后的1万年里，人类明显变得更矮、更轻、骨架更小，脑容量也相应缩小。他还说：“但这可能不是全部情况。”

德席尔瓦的研究小组发现，人类的脑容量不仅总体上在缩小，而且相对于我们的体型也在缩小——这表明脑容量的缩小不仅是身体缩小的副产品。（编译/赵菲菲 选报/沈昌胜）

科学家认为，人类脑容量缩小发生在数千年前。图为在德国大弗雷登瓦尔德出土的可追溯到7000年前的人类头骨和石器。(路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