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惠子慈禧(田中惠子)

疫情中，有一群想要回到中国的日本人

一天早上，在银杏林荫道上运动的我，突然听到有人亮着大嗓门在喊：“佐佐木桑！”我诧异地寻声望过去，喔，原来还真是在喊我呢。

我与她面对面地站住，我们彼此都戴着口罩，间隔有两尺左右。她疑惑地上下打量着我，然后用中国话问我：

“你不认识我啦？”

因为天刚蒙蒙亮，我们彼此又都戴着口罩，我一时还真的没有认出来面前这位矮胖的大姐到底是谁？她那张苍老的脸仰望着我身后的树梢，眼窝凹陷显得很深邃。只是单单因为中国乡音的缘故，我认定可能是我忘记了对方是谁，心里不免有些自责起来。

“你现在还去银座那里学日语吗？”

我没有纠正她，佐佐木这个姓既不是我的，也不是我老公的。估计她可能还是认错了人。可是，在银座学习日语这件事儿，我是有过的。

我急忙摇头，嘴里说着早不去了。心里断定：她肯定是和我曾经在那里学过日语的同学。就亲切地反问她：

“您还在那里学吗？”

她痛快地回答道：

“我也早就不去了，自从前年回中国去伺候了我养母大半年，就没有再去学过……”

她很善于找话题，问完我，就开始滔滔不绝的说起自己来，看上去，她也已经70好几岁了，她说：到现在人生没有什么特别的遗憾，唯一的愿望，就是临终前再回趟中国给养父母买块墓地。找个有山有水的地方……

清晨的银杏林荫道

一听说养父母，又说我们在过同一座日语学校，我心里立马猜到，她肯定也是归国孤儿，是与我老先生同命相连的人。我俩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聊了起来。

她向我自报大名：

“我叫田中惠子……”

惠子是个爽快的人，她皱着眉，直截了当地问我：

“你有多久没有回中国去了？”

“差不多快两年了。”

“我也是啊，都快急死我了，本打算今年回中国去给养母买墓地的，前一阵子，这机票都定好了，后来又通知走不了啦……这日本式的抗疫，简直是太坑人了。我就想呀，那就再等等看吧，哪里想得到，后来连签证都办不下来了。你说，这中国与日本，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怎么在转瞬间，就变成了几乎不能到达的天涯海角一般了呢？！”

我就安慰她说，现在日本正在大规模给高龄者打疫苗，等你打完第二针疫苗后就可以回去了。

她眼角上浮起控制不住的嘲笑来，作为对我的回应。紧跟着一撇嘴，哭笑不成地说，你那是梦想吧？

我一愣，心想她可真够直截了当的。

惠子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这新冠病毒给大家带来的恐惧与无奈。我就迎合着她，不住地点头称是。渐渐地，在我的脑子里浮现出当年那个爱说爱笑的惠子来。喔，请原谅我，不是我的记忆力不好，是她原来的名字叫王桂花啊。其实，这也不奇怪，回到日本的残留孤儿，哪一个不是有着两个，乃至两个以上的名字呢？残留孤儿如今虽然已经都成了老爷爷老奶奶辈分级别的人了，最小的也有75岁啦。

这批人刚回到日本的那些年，还都是青壮年呢，那时候还没有能预料到，在他们返回日本后的今天，在成为了行走天涯的日本人以后，再想返回中国去与养父母相聚，已成为不能逾越的障碍了。特别是在高龄的养父母临终前不能前去尽孝这件事，深深地折磨着已经衰老的孤儿们。

惠子那天跟我诉说最多的就是，在她的养母离世时，她没能如愿地赶回到大连去，陪伴老人家走完人生最后一程。那种无法挥去的内心痛楚。

我愕然，只觉得莫名地悲从中来，只觉得她和我先生一样，成长中背负了很多来自养父母的温暖和关爱。现在心里有的只剩下苦衷和忍耐了。无法回去尽孝这个冷酷的现实，在时时地折磨着已经衰老的他们自己。

惠子说，没能赶上送葬，本打算今年的清明回去给老妈妈买块墓地、上上坟的。现在都过去一年半了，这疫情反而越来越重了。现在不幸的是，即使在日本打了两次疫苗（无论是美国的疫苗还是中国的疫苗），回国也依然与没打疫苗者一样是需要隔离的。因为疫苗不是百分之百有效，所以并非打了疫苗就能证明决不会再感染了。所以国内各地都十分重视防止输入型病例以及可能引发的感染，这个消息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我们回国是要接受严格隔离的，这已经是必经之路啦。

是呀，听说很多想回去的游子，也只好望洋哀叹了。现在不要说惠子了，多少人都是这样的。本来很近、很容易到达的航线，大多数都被迫停飞了。还有很多航空公司甚至是破产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有心，也无法跨越太平洋飞渡过去的。不能如愿回家为有着养育之恩的爹娘送上最后一程，不能去参加亲人的葬礼，终究会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痛。

我们家的老先生也是如此，屈指算来，他也有两年没有回去给养父母扫墓了。自从退休以后，我家老先生就坚持着每年必须回一次中国，去帽儿山祭拜他的养父母。他的中国养父母无儿无女，只有他老哥一个，身上的担子他很清楚。这两年，由于疫情的原因，回东北的路途不得不中断了。每当清明前后，我就会发现：他常常会突然陷入到某种情绪里面而不能自拔……

我看他被苦苦地折磨着，在没有办法的境况下，只好拜托我的外甥，去帽儿山代替老先生他去祭拜一下，也好让远在日本的他，免去很多牵挂。

但是，这毕竟是暂时的，每年的一次扫墓，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感到渴望不可及了。年幼时在中国养父母陪伴下，孤儿们走过的那些年月，都已经成了每一位老年孤儿，一生温暖、感恩的烙印。也是不可能忘记的烙印。

同样的人生，不同样的命运，如果没有当年那些善良的中国老人的拯救，也就不会有这些人的今天。同样的丝丝海风，同样飘送来的淡淡清香，一瞬间就会让他们无端地想起当年的往事来……那种纠结的感觉，恐怕一生一世都会隐藏在每一位孤儿的心底里。

无独有偶，在日本供职的现代年轻人，也有现今的纠结。

乔乔是我在日本的忘年交。我俩性格相仿，都是那种盲目快乐型的人。因此，自从认识以后，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今，细算下来，大概有十多年的交情了。

乔乔聪明可爱，她属于高龄者妈妈，作为留学硕士毕业以后的她，如愿地留在了东京工作。为了工作，她一拖再拖，都到了30好几了，才想起要孩子来，终于盼来了个宝贝女儿。可是却生不逢时，该让女儿进幼儿园了，又偏偏没有指标。就在等待幼儿园指标的时候，前年还不满两周岁的女儿跟随奶奶暂时回到中国的老家去了。本打算待幼儿园指标下来后，马上再返回日本的。

祖孙二人

谁也不会想到，转年就发生了新冠病毒。也正是在那之后不久，女儿的幼儿园指标偏偏下来了。在这关键的时刻，只好等一等再说啦，可是这一等，就足足地等了两年。

孩子一天天长大了，每次与妈妈通话时，乔乔都是含着热泪的。

她跟我说的最多的，也都是她的宝贝女儿。我很能理解她那份发自内心的沉甸甸的思念。因为我也是一位母亲，我深知自己的孩子在那么弱小的时候，彼此之间需要的都是什么。好在乔乔有一位充满了爱心、通情达理的婆婆。

乔乔说，每次在电话里女儿奶声奶气地叫着妈妈时，她这边只好“嗯嗯”着，在默默地流着泪水。

我心疼地对她说，不行就想办法把孩子接回来吧。

哪里会有那么容易啊，原来孩子走后，一切手续均已作废了，想要回来必须要重新提交各种材料给入国管理局，至于什么时候可以批下来，就不敢妄想了。

即便把所有回来的手续全部办成后，都要一律进行隔离的。像乔乔这样在日本工作的人，是不会享受到那么长的假期的。先不要说能在中国的家里待多久，就说这一来一去的两个多月，恐怕早已经被公司给辞退了。

曾经的那种：早上在东京的家里吃早餐、喝咖啡，中午就可以在北京吃上美味的中国饭菜、喝上中国香茶的佳话，渐渐地要变成那遥远的传说了。

现代化的世界，竟然被这样一场看不见，摸不到的新冠病毒，在瞬间就给摧毁了。在残酷摧毁的同时，世界、生活、乃至人际关系也将都随之在不经意间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我在这一刻，强烈地想起了惠子说话时的愤怒，老先生无语的苦痛，乔乔脸上流淌下来的思念的泪水……

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专业作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随夫举家回归日本，现定居东京。

（本文为作者原创稿，原题《心中的无奈》，转载请留言获得授权。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本人提供。）

疫情中，有一群想要回到中国的日本人

一天早上，在银杏林荫道上运动的我，突然听到有人亮着大嗓门在喊：“佐佐木桑！”我诧异地寻声望过去，喔，原来还真是在喊我呢。

我与她面对面地站住，我们彼此都戴着口罩，间隔有两尺左右。她疑惑地上下打量着我，然后用中国话问我：

“你不认识我啦？”

因为天刚蒙蒙亮，我们彼此又都戴着口罩，我一时还真的没有认出来面前这位矮胖的大姐到底是谁？她那张苍老的脸仰望着我身后的树梢，眼窝凹陷显得很深邃。只是单单因为中国乡音的缘故，我认定可能是我忘记了对方是谁，心里不免有些自责起来。

“你现在还去银座那里学日语吗？”

我没有纠正她，佐佐木这个姓既不是我的，也不是我老公的。估计她可能还是认错了人。可是，在银座学习日语这件事儿，我是有过的。

我急忙摇头，嘴里说着早不去了。心里断定：她肯定是和我曾经在那里学过日语的同学。就亲切地反问她：

“您还在那里学吗？”

她痛快地回答道：

“我也早就不去了，自从前年回中国去伺候了我养母大半年，就没有再去学过……”

她很善于找话题，问完我，就开始滔滔不绝的说起自己来，看上去，她也已经70好几岁了，她说：到现在人生没有什么特别的遗憾，唯一的愿望，就是临终前再回趟中国给养父母买块墓地。找个有山有水的地方……

清晨的银杏林荫道

一听说养父母，又说我们在过同一座日语学校，我心里立马猜到，她肯定也是归国孤儿，是与我老先生同命相连的人。我俩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聊了起来。

她向我自报大名：

“我叫田中惠子……”

惠子是个爽快的人，她皱着眉，直截了当地问我：

“你有多久没有回中国去了？”

“差不多快两年了。”

“我也是啊，都快急死我了，本打算今年回中国去给养母买墓地的，前一阵子，这机票都定好了，后来又通知走不了啦……这日本式的抗疫，简直是太坑人了。我就想呀，那就再等等看吧，哪里想得到，后来连签证都办不下来了。你说，这中国与日本，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怎么在转瞬间，就变成了几乎不能到达的天涯海角一般了呢？！”

我就安慰她说，现在日本正在大规模给高龄者打疫苗，等你打完第二针疫苗后就可以回去了。

她眼角上浮起控制不住的嘲笑来，作为对我的回应。紧跟着一撇嘴，哭笑不成地说，你那是梦想吧？

我一愣，心想她可真够直截了当的。

惠子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这新冠病毒给大家带来的恐惧与无奈。我就迎合着她，不住地点头称是。渐渐地，在我的脑子里浮现出当年那个爱说爱笑的惠子来。喔，请原谅我，不是我的记忆力不好，是她原来的名字叫王桂花啊。其实，这也不奇怪，回到日本的残留孤儿，哪一个不是有着两个，乃至两个以上的名字呢？残留孤儿如今虽然已经都成了老爷爷老奶奶辈分级别的人了，最小的也有75岁啦。

这批人刚回到日本的那些年，还都是青壮年呢，那时候还没有能预料到，在他们返回日本后的今天，在成为了行走天涯的日本人以后，再想返回中国去与养父母相聚，已成为不能逾越的障碍了。特别是在高龄的养父母临终前不能前去尽孝这件事，深深地折磨着已经衰老的孤儿们。

惠子那天跟我诉说最多的就是，在她的养母离世时，她没能如愿地赶回到大连去，陪伴老人家走完人生最后一程。那种无法挥去的内心痛楚。

我愕然，只觉得莫名地悲从中来，只觉得她和我先生一样，成长中背负了很多来自养父母的温暖和关爱。现在心里有的只剩下苦衷和忍耐了。无法回去尽孝这个冷酷的现实，在时时地折磨着已经衰老的他们自己。

惠子说，没能赶上送葬，本打算今年的清明回去给老妈妈买块墓地、上上坟的。现在都过去一年半了，这疫情反而越来越重了。现在不幸的是，即使在日本打了两次疫苗（无论是美国的疫苗还是中国的疫苗），回国也依然与没打疫苗者一样是需要隔离的。因为疫苗不是百分之百有效，所以并非打了疫苗就能证明决不会再感染了。所以国内各地都十分重视防止输入型病例以及可能引发的感染，这个消息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我们回国是要接受严格隔离的，这已经是必经之路啦。

是呀，听说很多想回去的游子，也只好望洋哀叹了。现在不要说惠子了，多少人都是这样的。本来很近、很容易到达的航线，大多数都被迫停飞了。还有很多航空公司甚至是破产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有心，也无法跨越太平洋飞渡过去的。不能如愿回家为有着养育之恩的爹娘送上最后一程，不能去参加亲人的葬礼，终究会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痛。

我们家的老先生也是如此，屈指算来，他也有两年没有回去给养父母扫墓了。自从退休以后，我家老先生就坚持着每年必须回一次中国，去帽儿山祭拜他的养父母。他的中国养父母无儿无女，只有他老哥一个，身上的担子他很清楚。这两年，由于疫情的原因，回东北的路途不得不中断了。每当清明前后，我就会发现：他常常会突然陷入到某种情绪里面而不能自拔……

我看他被苦苦地折磨着，在没有办法的境况下，只好拜托我的外甥，去帽儿山代替老先生他去祭拜一下，也好让远在日本的他，免去很多牵挂。

但是，这毕竟是暂时的，每年的一次扫墓，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感到渴望不可及了。年幼时在中国养父母陪伴下，孤儿们走过的那些年月，都已经成了每一位老年孤儿，一生温暖、感恩的烙印。也是不可能忘记的烙印。

同样的人生，不同样的命运，如果没有当年那些善良的中国老人的拯救，也就不会有这些人的今天。同样的丝丝海风，同样飘送来的淡淡清香，一瞬间就会让他们无端地想起当年的往事来……那种纠结的感觉，恐怕一生一世都会隐藏在每一位孤儿的心底里。

无独有偶，在日本供职的现代年轻人，也有现今的纠结。

乔乔是我在日本的忘年交。我俩性格相仿，都是那种盲目快乐型的人。因此，自从认识以后，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今，细算下来，大概有十多年的交情了。

乔乔聪明可爱，她属于高龄者妈妈，作为留学硕士毕业以后的她，如愿地留在了东京工作。为了工作，她一拖再拖，都到了30好几了，才想起要孩子来，终于盼来了个宝贝女儿。可是却生不逢时，该让女儿进幼儿园了，又偏偏没有指标。就在等待幼儿园指标的时候，前年还不满两周岁的女儿跟随奶奶暂时回到中国的老家去了。本打算待幼儿园指标下来后，马上再返回日本的。

祖孙二人

谁也不会想到，转年就发生了新冠病毒。也正是在那之后不久，女儿的幼儿园指标偏偏下来了。在这关键的时刻，只好等一等再说啦，可是这一等，就足足地等了两年。

孩子一天天长大了，每次与妈妈通话时，乔乔都是含着热泪的。

她跟我说的最多的，也都是她的宝贝女儿。我很能理解她那份发自内心的沉甸甸的思念。因为我也是一位母亲，我深知自己的孩子在那么弱小的时候，彼此之间需要的都是什么。好在乔乔有一位充满了爱心、通情达理的婆婆。

乔乔说，每次在电话里女儿奶声奶气地叫着妈妈时，她这边只好“嗯嗯”着，在默默地流着泪水。

我心疼地对她说，不行就想办法把孩子接回来吧。

哪里会有那么容易啊，原来孩子走后，一切手续均已作废了，想要回来必须要重新提交各种材料给入国管理局，至于什么时候可以批下来，就不敢妄想了。

即便把所有回来的手续全部办成后，都要一律进行隔离的。像乔乔这样在日本工作的人，是不会享受到那么长的假期的。先不要说能在中国的家里待多久，就说这一来一去的两个多月，恐怕早已经被公司给辞退了。

曾经的那种：早上在东京的家里吃早餐、喝咖啡，中午就可以在北京吃上美味的中国饭菜、喝上中国香茶的佳话，渐渐地要变成那遥远的传说了。

现代化的世界，竟然被这样一场看不见，摸不到的新冠病毒，在瞬间就给摧毁了。在残酷摧毁的同时，世界、生活、乃至人际关系也将都随之在不经意间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我在这一刻，强烈地想起了惠子说话时的愤怒，老先生无语的苦痛，乔乔脸上流淌下来的思念的泪水……

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专业作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随夫举家回归日本，现定居东京。

（本文为作者原创稿，原题《心中的无奈》，转载请留言获得授权。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