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奥战争又名(普奥战争)

普奥战争，列支敦士登派80人参战，不仅无伤亡，回国时还多1人

只要提及战争，必然是一个让人感到压抑的词语，因为随着它的往往都是死亡。可纵观人类发展史，战争又是无法避免的一种方式。在人类有效记载中，二战是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经济损失最为严重的战争。无数军人在家人不舍的目光下走向前线，谁也不知道是否还有安然无恙归来之日，所以有无数军人甚至至今也没能回到祖国。但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奇妙，有些战争就是没有造成伤亡，甚至还有国家派兵出国打仗，回国时还多了一人。

世界上有许多的中立国，列支敦士登就是其中之一。一个小到似乎大风一吹，就能被摧毁的中立国家。其从1866年宣告独立，并且力求保持中立之后，好似这里宛如人间仙境，再也不受战争冲突波及。其所打的最后一场仗，在一普奥战争期间。普奥战争打响，是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帝国之间，为了争夺德意志领导权而站在了对立面，也称德意志战争。从战争角度出发，此战和列支敦士登完全没有关系，甚至其80人兵力和意大利军队之间这场较量，都不足以被载入史册，因为确实规模太小，而且连伤亡都没有过。

列支敦士登本身就是一介小国，领土面积少，人数总数也少，军事建设方面也不在其发展规划重点里，军队人数自然也少得可怜，武器装备方面就更上不了台面。当然，这一切也和自身被“团团包住”，属于世间仅有的两个双重内陆国之一有关系。其总面积近160.5平方公里，连我国首都百分之一都不到。不过发展至今，该国不管是经济还是工业上，发展都不错，超高质量的生活水平，让人民幸福指数稳居世界前列。或许这种乐天派生活方式，是列支敦士登人民与生俱来的，甚至在军队参与的极少数战争中，也表现的很乐观，从头到尾一副顺其自然的样子。

普奥战争打响后，周围邻国都面临着靠边站的选择，列支敦士登在爱好和平观念下，本身就不想参与，可随着意大利王国选择靠向普鲁士王国后，终究要做做样子。于是在约翰二世亲王安排下，80名列支敦士登士兵出发前往奥地利帝国管辖的“提罗尔地区”，负责防卫任务。别看这80名士兵少得可怜，实则这已约等于列支敦士登国内八成兵力。况且这群士兵出国作战，也并非直接和奥地利帝国敌军正面交锋。其所驻扎的提罗尔地区，本身就不属于战略要地，士兵到此也不过对意大利士兵起提防作用。

从抵达到战争结束，此地确实也没有真正交过火，说是来打仗，实则这80人更像来度假。随着战争结束后，他们便收拾好行装踏上回国之路，回去之后首都万人空巷，纷纷前来迎接他们的凯旋。这一切都显得如此正常，直到一切庆祝活动结束，长官清点人数时才发现多了一个人。不过他并非战争期间敌方士兵，而是奥地利的一名联络军官和大部队走散了，便和他们一起来到了列支敦士登。其实就算是敌方士兵，估计依着列支敦士登人的习性也没什么影响。而该名士兵在列支敦士登也一直生活到1939年才去世，可谓算是离奇了。

俾斯麦三部曲：以公约之名的普奥战争

《加斯泰因公约》是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为了解决关于石勒苏益格公国、荷尔斯泰因公国以及劳恩堡的归属问题而签订的一个条约。

关于这份条约，其历史渊源上可溯及第一次王朝战争，即1864年的丹麦战争。丹麦战争涉及普鲁士、奥地利以及丹麦三个主要国家，其但其爆发的历史原由则涉及英、法、俄、瑞典等多个国家。

上述的各国曾在1850年协商缓解德国民族和丹麦因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问题而紧张的民族感情，并签订了《伦敦议定书》，"1852年5月8日，上述各国同普鲁士、奥地利再次签署了伦敦条约，重申1850年伦敦议定书的原则，并确认格吕克斯堡的克里斯田亲王为丹麦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同时将继承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三公国，作为条件，丹麦必须保留荷尔斯泰因劳恩堡的传统特权。"

荷尔斯泰因历史上是属于德意志的一部分，而石勒苏益格则是形成了以德语为官方语言的独立公国，并且混居有大量的德意志人和丹麦人。

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是传统意义上的德意志领地，因而其面临的情况于石勒苏益格完全不同，大量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决定了对于此二者归属问题和权益问题上的敏感性。

第一次王朝战争爆发的导火索是1863年丹麦王及其政府打破协定，在其制定的《十一月宪章》中合并石勒苏益格，此事在德意志引起哗然一片。

普鲁士将其作为实现自己走向强大和树立威信的重要契机，而奥地利出于维护其在德意志各公国中的特殊地位和维护自身威望，亦不允许普鲁士独自干涉。

“普鲁士必须积聚自己的力量并将它掌握在手里以待有利时机，这种时机已被错过好几次。维也纳条约所规定的普鲁士国界是不利于健全的国家生活的。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议决所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 普鲁士宰相俾斯麦抓住这个检验其铁血政策的机会并联合奥地利共同对丹麦开战。

但其对于所要实现的最后的目标则是这样阐述的， “在丹麦问题上可以达到的分阶段解决办法，……我认为各公国并入普鲁士是它们的顶点。”在经历过丹麦战争之后，丹麦战败被迫放弃对荷尔斯泰因、石勒苏益格以及劳恩堡的权力，并通过1864年的《维也纳和约》确认将其归由普奥两国协商处理。

1865年，普奥两国就此问题进行协商，并在谈判中签订了《加斯泰因公约》，条约大意石勒苏益格归由普鲁士管理，荷尔斯泰因则归由奥地利管理，而劳恩堡则由普鲁士赎买所有。公约表面上解决了普奥在三地的争端，但实际上则为1866年的普奥战争埋下了种子，并成为第二次王朝战争爆发的关键切合点。

从《加斯泰因公约》中管理权的划分和两个公国的地理位置上进行相关的分析，普奥两国在其对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所有权和管理权上的划分实际上便为其埋下了冲突的隐患。

"和约规定两个公国交给奥地利和普鲁士共管;因此，就形成一种纯粹暂时的局面，这种局面不能不使冲突接二连三发生，使稗斯麦完全能够随心所欲地对奥地利进行严重打击。"

荷尔斯泰因在地理位置上处在石勒苏益格和普鲁士本土之间，这实际上对于奥地利而言，荷尔斯泰因便成了为普鲁士及其控制公国所包围的奥地利"飞地"了。

尽管奥地利当局在荷尔斯泰因上建立其属于自己的行政机构，但对于与本土相分离的飞地而言，其安全的决定权并不在于奥当局而在于普鲁士，这亦决定了荷尔斯泰因将会成为普奥之间发生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切合点，同时亦成为了普奥矛盾的爆发点。

《加斯泰因公约》最终演化成为了普奥矛盾爆发的重要导火索。俾斯麦为了推行其"铁与血"的策略，在国际上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政策手段，并于1866年与刚刚建立不久的意大利王国达成同盟条约。

其后，俾斯麦在德意志邦联上提出议案，意图在邦联中建立亲近普鲁士的全德议会，以能够提高德意志在各公国中的地位。俾斯麦此举刺激了奥地利政府当局，此举带来的削弱奥地利在德意志邦联中的地位对其构成不利威胁的危机感迫使奥地利政府就此事做出强烈反应。

因此于1866年6月1日，奥地利政府宣布无法再两公国问题上与普鲁士达成协议，并宣称决定将此项关于两公国前途的议案交由全德议会处理。

随后，奥地利政府进一步宣称召开荷尔斯泰因会议以讨论关于本国的地位，意图通过这个手段以维护其在德意志邦联中的地位。但奥地利此举反而使其陷入了被动并最终导致普奥战争的爆发。

普鲁士在得知奥地利的措施后，当即宣称其无法与奥地利当局达成协议，并且以奥地利已经破坏了《加斯泰因公约》为由，于1866年6月7日将军队开进荷尔斯泰因从而完全控制了奥地利的飞地，并由此揭开普奥战争的序幕。

其后，普鲁士解散全德邦联议会，进而进军各公国。一方面，普鲁士通过其盟友意大利拖延奥地利军队，另一方面其本土军队则不断进军并于最终打通了通向维也纳的道路。最终与奥地利签订《布拉格协定》，赢得第二次王朝战争的胜利。

可以说，《加斯泰因公约》实际上是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爆发矛盾的一个主要冲突点，而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在实际上亦是成为普奥之间争霸的一个重要的筹码。首先借用两公国问题发难的是奥地利，而实际上收益的是普鲁士，这固然与普鲁士出色的外交和军队有关，但同时却也反映了两公国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特殊性地位，而在《加斯泰因公约》中对于两地的划分亦十分耐人寻味。《加斯泰因公约》在实际上成立普鲁士扩张的重要筹码和借力，其与普鲁士自身的外交策略亦关系密切，而其核心便在于俾斯麦，因此读懂了俾斯麦的外交策略，也就读懂了《加斯泰因公约》对于普奥战争的关系。

1866年普奥战争：一场典型的内外线对决

1866年普奥之战。此战双方在波西米亚战场的决战兵力大致相当，均为二十多万。普军主力分成第一和第二两个军团，后者在西里西亚边界展开，另有一个较弱的易北河军团（三四万人），位于普鲁士萨克森边境，其前期任务是逼降萨克森，尔后向波西米亚进军。普军各军沿边境线分散布置，呈一巨大弧形，整个正面达二百五十英里之宽。而奥军正面则仅约四十英里宽，可谓典型的内外线对决。

之所以如此，全在于毛奇打破当时偏重内线的传统，以广正面布势而实施分进合击，这可以借助新兴的电报技术，以及普鲁士相对优越的铁路系统，从而抢占先机。而由于普军是依凭弧形边界居于外线，奥军则按照常规采取内线，则普军两个主力军团只须合理协同，第一军团吸引敌人，待第二军团侧面包抄，即可能一举合围奥军。这大概正是毛奇最初的设想和期望。

战幕拉开后，普军易北河军团很快占领萨克森首府德累斯顿，尔后向东南行进，进入波西米亚（当年腓特烈也是这么干的，大国凌霸，小国悲哀），并与其左侧第一军团逐渐靠拢，6月22日二者建立联系且合并，从而与左冀第二军团形成两路分进之势。但普军整个正面仍宽过奥军数倍，且两个军团相隔甚远，其兵力仍属相当分散。则对于奥军而言，自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为上，并且要尽可能快速接敌决战，这是内线取胜的基本途径。

然而事实却是奥军向边境开进过程中，与普军左右冀前锋各作接触，即行后撤，均未经过严重战斗。应该说奥军统帅贝奈德克是察觉了普军意图，以避对方合击之势，但其决定却未免过于保守。当时其部下曾有人建议进攻，但贝奈德克开战前即缺乏信心，决定谨慎行事，声称要“以绝对优势击败入侵者”。从后来的事实看，此人不仅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可惜的是放不开手脚，反而被对方所击败。

贝奈德克率奥军主力于30日向东南方退却，7月1日夜，奥军到达易北河上游西北河畔的萨多瓦高地地带。从后续发展来看，贝奈德克似乎是想在该地区借助地利，迎击当面而来的普军第一军团，将其击退或歼灭以后，再转向东北，应对由此方向而来的普军第二军团，以集中击分散，再加上地利，的确是“绝对优势”了，于是即命奥军布置阵地，展开为迎敌之势。贝奈德克的设想和布置，或许有其合理的考虑，但既是内线作战，不求快速出击各个击破，反而后退以待敌，未免理路不合。此前的撤退尚可说是因局势混乱而持重以对，这一次可大大不该了。

奥军主力在萨多瓦依托既设阵地，等到7月3日晨，尚未能等至普军第一军团来攻，而普军第二军团虽相距尚远，但带来的侧面威胁却日趋严重，于是贝奈德克又即决定于当日向南渡过易北河撤退。其主要考虑仍是避免遭到合击，徐图破敌之策。可惜的是，奥军未及撤退，普军第一军团已至，战斗随之打响。原来普军之前由于奥军主动撤退，预想的合击不但落空，并且还失去了敌军踪迹，7月2日夜才得知奥军动向，这一下可说正中下怀，于是毛奇即令第一军团于此日清晨进攻敌人，正面牵制奥军，尚在行军途中的第二军团则火速向战场位置前进，到达后直接向奥军右翼攻击。

3日早晨，普军第一军团向当面奥军发起攻击，但为奥军炮火所阻，双方激烈大战。普军第一军团和当面奥军相比，兵力处于一比二的劣势，且奥军又占有地利，自然战况不顺。当时普军大本营里气氛紧张，俾斯麦掏出雪茄盒递向毛奇，毛奇便从容挑选了一支，俾斯麦后来回忆说：“当我看到毛奇如此镇定，便相信一切都将好转。”

而普王威廉一世更是沉不住气，甚至想要撤退，却又不好意思出口，便问毛奇是否有撤退的安排。毛奇则简短回答：“不会撤退。”当普王再次表示担忧时，毛奇便说：“普鲁士的前途就在今日。陛下今天不仅将赢得战役，还将赢得战争。”有趣的是，据毛奇后来说，战争期间每当发生意见分歧时，他便会对普王说，“陛下现在要亲自下达命令，我没有任何意见”，然后普王便让步了。这个军将的，也难怪普王想撤退而不好意思说了。于是大家便都盼望第二军团早些赶至，从而扭转战局。俾斯麦更伸长了脖子眺望第二军团赶来的方向，那是真正的翘首以盼了。

而这时的贝奈德克，恐怕是更加的矛盾而痛苦。因为如果全力对抗当面的普军第一军团，则很可能尚未将其击败，普军第二军团便从侧面而至，毕竟已过了一日两夜，此事殊堪可虑；而若依照刚作成的决定向南撤过易北河，则须摆脱眼前战斗与对方尾随追击，亦殊非易事，何况奥军一撤再撤，早已对士气产生颇大影响。战至中午时分，普军第二军团终于赶到，随即向奥军右翼发起攻击。至此奥军大势已去，贝奈德克即以骑兵掩护，率主力向东南柯尼希格雷茨方向撤退。

而普军出于多方面的原因，也已无法组织有效追击，致奥军十五万人安然撤走（此战普军伤亡约万人，奥军连被俘损失约四五万）。奥军虽败而主力安然撤走，从这样的结果来看，贝奈德克大抵还是作了两手准备，欲放不放，没敢全力反击，再次显示此人是个谨慎有余，胆略不足的将军。

这场战役，双方兵力相当，却形成典型的内外线对决，可谓异常罕见。而奥军的指挥固然存在问题，普军实际上也是险胜，其不但正面过宽，平分兵力，而且两个主力军团相隔过远，假使遇到的是拿破仑或隆美尔这种果敢的将军，普军恐怕要大败亏输。尤其是由于各军广正面远距离分进，受到复杂地理环境、后勤补给跟进以及指挥通讯等多方面影响，无论开进还是进攻都协同不佳，颇为混乱，以至常有评论说毛奇根本就不曾指挥，而是听令部下各自为战。毛奇本人也承认，萨多瓦之胜有不少偶然因素。

当然，普军的作战过程不如预期的顺利，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毛奇的原有计划遭到了不合理的修改，其最初计划是在边境展开四个军团，结果被抽掉一个去掩护西南国境，而为了掩护下西里西亚，以及便于侧击敌人，第二军团的展开位置亦未向第一军团靠近，致使二者间隔过大。毛奇曾称萨多瓦之战为其最成功的会战，但此战计划并非杰作，这话是有内涵的；他还说过“兵力若在原始集中（其实是原始展开）时犯错误，则在作战整个过程中都很难矫正”，这话显然也是有感而发。毛奇这个人，也算颇有涵养了，本事自然也是有的，尽管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的对手都比较差劲。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本文选自晨星兵史作品，仅代表作者观点，谢绝转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也可留言评论，交流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