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姓什么叫什么(孔子)
孔子到底长什么样
孔子像 柯琦 图片由作者提供
东平汉墓彩色壁画孔子见老子（局部） 图片由作者提供
又到了每年一度的孔子诞辰日，人们在纪念孔子之时，恐怕也会好奇，孔子到底长什么样？作为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既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位古圣贤，也是最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人之一。他的理念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中国人的气质，还深刻影响了东亚、东南亚等儒家文化圈。
孔子是西方人最熟悉的中国人。在美国最高法院的门楣上，孔子与古埃及的摩西、古希腊的梭伦的塑像并排站立。法国1793年宪法所附《宣言》，写入了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就是这样一位现代人最熟悉的古人，我们对他的相貌如何，却知之甚少。翻开《论语》，我们可以看见孔子的笑——“莞尔而笑”，孔子的哭——“颜渊死，子哭之恸”，孔子的怒——“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的骂——“朽木不可雕也”，甚至孔子如何穿衣、吃饭、如何睡觉的细节都有，但是对孔子的相貌少有论述。
孔子是“反宇”的“长人”吗
距离孔子两百多年的荀子说，孔子“面如蒙俱”。杨惊注：“俱，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俱。”说孔子的脸像驱鬼的神像。这是一个比喻，喻体和本体有不止一个相似之处，关键看取的是什么相似。一般理解为孔子的脸长得和驱鬼的面具一样，给人以凶神恶煞的感觉。也有人认为，是说孔子的脸有威仪感，就像驱鬼面具一样，具有威慑力。结合《论语》中说孔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后一种解释似乎更接近实情。
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被后世看作信史。他距离孔子已有三四百年。当时经学兴起，带有迷信色彩的谶纬之学中就有关于孔子容貌的内容。比如“孔子反宇，是谓尼甫（一作尼邱）”（《礼纬·含文嘉》）。
班固《白虎通·姓名》篇记载：“孔子首类鲁国尼丘山，故名为丘。”所谓“首上圩顶”，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解释，“圩顶，言顶上窳也”，窳通洼，凹低的意思。“圩顶”即指头顶凹陷。由于圩顶取象于尼丘山，所以被称作“尼首”。《后汉书·高获传》记载，高获“为人尼首方面”，唐代李贤注曰：“尼首，首象尼丘山，中下四方高也。”
司马迁说，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名曰丘云”，应该是受到当时民间传说的影响。在《孔子世家》中还有孔子父母“祷于尼丘得孔子”一句。这似乎说明，孔子得名有两种说法，一是得名于出生后头部的生理特征，二是得名于家乡的一座山名。如果孔子出生前，父母确实“祷于尼丘”，那么得名于尼丘山似乎顺理成章。反驳此说的人则考证古人“不以山川”命名的原则。
持前一说的学者，认为孔子得名于生理特征，征引了现代医学来解释，婴儿期如果患有腹泻等症，会引起婴儿前囟门凹陷，明显低于周围颅骨。学者推测孔子出生后患病，导致前囟门凹陷。孔子父亲叔梁纥在孔子出生时已经年过六旬。由于父亲年龄偏大，可能影响了孔子先天体质。学者引用晋成公名“黑臀”（“黑臀”当为胎记）来佐证孔子之命名。类似的还有郑庄公名“寤生”（“寤生”近似今天“逆产”）。
如果孔子的名字得自山名，那就和相貌无关。如果得自生理特征，则与相貌密切相关。以上两种说法，各有道理。在没有更加过硬的证据之前，只能两存之。
再说孔子的身高。《孔子世家》说孔子“长九尺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根据战国、汉代出土实物，一尺约合23.1厘米，这样孔子就有2.2米多高，和前篮球健将姚明相当。这应该也和当时的谶纬之学有关。汉代《春秋纬》：“孔子长十尺，大九围，坐如蹲龙，立如牵牛，就之如昴。”这样看，司马迁还是比传说中少说了一点。孔子的身高在《论语》中同样找不到佐证。不过，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春秋时鲁国的一员猛将，曾扛起落下一半的城门，放同伴出去。《春秋左传》载叔梁纥：“身长七尺，武力绝伦。偪阳之役，纥抉悬门以出诸侯之师。”
孔子也有类似父亲的功绩，《吕氏春秋·慎大》载：“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关，指门闩，国门之关，指用一根巨大横木做成的门闩。孔子力气虽然不及他父亲，只身托举起城门，但举国门之关的力气，也非常人可比。《淮南子·主术训》篇记载孔子有多项本领：“孔子之通，智过于苌宏，勇服于孟贲，足蹑郊菟，力招城关。”“力招城关”，即“举国门之关”，可见孔子并不是一身书生气的夫子，而是英杰。
在民间，相传孔子相貌有“七露”之说，即“耳露轮，眼露白，鼻露孔，口露齿”，这种说法最早见于金代孔元措所撰《孔氏祖庭广记》。民间流行的许多孔子像都具备上述特征。
历代画家如何描画孔子
塑造孔子形象，是历代艺术家的一项重要任务。他们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
传说历史上最早的孔子塑像是孔子弟子子贡在孔子去世后雕刻的孔子夫妇楷木像。
西汉时，蜀郡太守文翁修学宫，作石室，刻孔子坐像供奉。东汉时，桓帝建庙，在壁上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
汉代海昏侯墓漆器屏风，绘有孔子生平文字及孔子画像，被认为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孔子画像。东汉灵帝建鸿都门学，命画工刘旦、杨鲁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这两位画工是已知最早的创作孔子形象的职业画家。山东嘉祥武氏祠“孔子见老子”是我们今天见到的最早的孔子石刻形象。山东东平县“孔子见老子”汉墓彩色壁画，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孔子彩色壁画。
魏晋以后，孔子成为文人画家喜欢表现的人物。西晋太康中，益州刺史张收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东晋顾恺之、王廙、戴逵等，南朝陆探微、刘滇、张僧繇等都画过孔子。
唐代时孔子被封为“文宣王”，各地建孔庙，为孔子塑像。孔子画像和塑像大量出现。阎立本、吴道子、周昉等都画过孔子。吴道子的《先师孔子行教像》有“双绝”之誉，盖孔子为“文圣”，吴道子为“画圣”，一图见两圣，是为双绝。这幅孔子像是迄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孔子“标准像”。
为孔子画像代不乏人。明代出现了按编年顺序反映孔子一生言行事迹的连环画册。这些画册被称作“圣迹图”。今天我们见到的各种“圣迹图”，应以明正统九年（1444年）张楷序刊的“圣迹图”木刻本为最早。清代改琦手绘的《孔子圣迹图卷》现存10幅，属名家真迹。
两幅明代佚名画家的《孔子燕居像》是流传较广的孔子像。
近代以来孔子画像更是数不胜数。任伯年、徐悲鸿、黄羲、戴敦邦、刘国辉、毕建勋、马振声、黄发榜、冯远、于受万、孔维克等名家都创作过相关画像。
今天我们如何描画孔子
如何呈现孔子的样貌，是摆在历代画家面前的一个难题。头顶凹陷在画像中不好呈现，呈现出来也不好看，不能体现孔子的威仪。所以这一特点几乎在历代孔子画像中都难以看到。
此外，孔子孙子子思曾有“先君生无须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损其敬”（《孔丛子》）这样的话。如果属实，那么孔子连眉毛和胡子都几乎没有。但是我们看到的孔子像，几乎都有浓密的须眉。如果在画像中呈现没有胡子的孔子，实在是有违古人心目中孔子高大的形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身高很出众，但是这一点也几乎没有体现在画像中，如果真把孔子画得有两米高，他周围的人都比他矮半截，在构图上实在难看，显得很不协调。
总之，绘画不同于学术研究，学术研究追求的是“真”，绘画追求的是“美”和“善”。归根结底，真善美是一体的。但还是各有侧重。通过学术研究来探求孔子的真实相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孔子，也有助于画家更好地呈现孔子。而画孔子像和雕塑孔子像，一方面是艺术创作，要追求“美”的效果，另一方面也是价值观的宣扬，要追求“善”的效果。
我认为，历史人物画创作，不是以物质材料来描绘人物，而是画家用心灵穿越时空的帷幕，与我们辉煌文明史中的不朽灵魂对话，以现代人的心智和情怀诠释历史和历史人物。那些我们在史籍上读过并想象过千百次，但始终朦胧模糊的形象，被绘画者充满情感的画笔塑造出来，辉耀于读者眼前，这是画家神思妙想的结晶。这是我研究孔子画像三十多年的心得。
当代画家创作历史人物画，已有很多成功先例。如蒋兆和创作的张仲景、孙思邈、张衡、祖冲之、曹操、杜甫、李时珍；刘旦宅创作的秦始皇，李斛创作的关汉卿，都被大众所接受和认可，教科书上以他们创作的形象为这些历史人物的画像。
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杰出人物，是我们当代艺术家创作的重要宝藏。我相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艺术家可以创作，也应该创作出新的形神兼备的孔子形象。新的孔子形象应该既能体现历史上孔子的神韵，同时也能被现代广大读者所接受和认可。新的孔子形象既是赓续传统的，又是符合时代审美的。
（作者：柯琦）
资料｜伽利略提出反对“地心说”的那封信，找到了（附英语译文）
图片来源：De Agostini
近日，科学家公布了对伽利略信件的新研究。在最初的一封信中，伽利略首次提出了反对教会关于太阳绕地球运行的学说。科学家在英国伦敦填错日期的图书馆目录中发现了这封信。它揭示了1633年导致这位天文学家被谴责存在异端邪说的传奇故事的关键细节。
这封长达7页的信是伽利略在1613年12月21日写给朋友的，署名为“G.G.”，提供了迄今为止最有力的证据，表明伽利略在与宗教当局的战斗开始时，曾试图淡化自己的主张。
后来，这封信被复制了很多份，有两种不同的版本。但由于原信被认为已遗失，因此尚不清楚愤怒的牧师是否篡改了这封信，以凸显伽利略的异端邪说，或者是伽利略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但之后又决定放缓语气。
看起来是伽利略又进行了编辑。这封新发现的信中有修改痕迹，笔迹分析表明是伽利略写的。他将经过编辑的版本发给朋友，并敦促后者把它送到梵蒂冈。这封信已经被英国皇家学会持有至少250年了，但没有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直到意大利贝加莫大学博士后、科学史学家Salvatore Ricciardo于今年8月2日在图书馆里重新将其发现。
Ricciardo说：“我真不敢相信自己发现了这封信，几乎所有的伽利略学者都认为这封信丢失了。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封信不是放在一个不起眼的图书馆里，而是在皇家学会图书馆。”
于是，Ricciardo和导师Franco Giudice以及意大利卡利亚里大学科学史学家Michele Camerota，在皇家学会期刊《笔记与记录》上发表文章描述了这封信的细节和含义。
英国牛津大学科学史学家、天文学历史学会会长Allan Chapman表示：“它非常有价值，能让人们对这个关键时期有新的见解。”
作者也对自己的发现感到震惊。“伽利略写的（这封）信是关于科学自由的最早的世俗宣言之一，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参与如此令人激动的发现。”Giudice说。（鲁亦）
《自然》相关报道（英文）
It had been hiding in plain sight. The original letter — long thought lost — in which Galileo Galilei first set down his arguments against the church’s doctrine that the Sun orbits the Earth has been discovered in a misdated library catalogue in London. Its unearthing and analysis expose critical new details about the saga that led to the astronomer’s condemnation for heresy in 1633.
The seven-page letter, written to a friend on 21 December 1613 and signed “G.G.”, provides the strongest evidence yet that, at the start of his battle with the religious authorities, Galileo actively engaged in damage control and tried to spread a toned-down version of his claims.
Many copies of the letter were made, and two differing versions exist — one that was sent to the Inquisition in Rome and another with less inflammatory language. But because the original letter was assumed to be lost, it wasn’t clear whether incensed clergymen had doctored the letter to strengthen their case for heresy — something Galileo complained about to friends — or whether Galileo wrote the strong version, then decided to soften his own words.
Galileo did the editing, it seems. The newly unearthed letter is dotted with scorings-out and amendments — and handwriting analysis suggests that Galileo wrote it. He shared a copy of this softened version with a friend, claiming it was his original, and urged him to send it to the Vatican.
The letter has been in the Royal Society’s possession for at least 250 years, but escaped the notice of historians. It was rediscovered in the library there by Salvatore Ricciardo, a postdoctoral science historian at the University of Bergamo in Italy, who visited on 2 August for a different purpose, and then browsed the online catalogue.
“I thought, ‘I can’t believe that I have discovered the letter that virtually all Galileo scholars thought to be hopelessly lost,’” says Ricciardo. “It seemed even more incredible because the letter was not in an obscure library, but in the Royal Society library.”
Ricciardo, together with his supervisor Franco Giudice at the University of Bergamo and science historian Michele Camerota of the University of Cagliari, describe the letter’s details and implications in an article in press at the Royal Society journal Notes and Records. Some science historians declined to comment on the finding before they had scrutinized the article. But Allan Chapman, a science historian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UK, and president of the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 says “it’s so valuable — it will allow new insights into this critical period”.
本文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8-09-27 第3版 国际), Nature
转自：双一流高校（ID:gaoxiaoxue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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