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以后美国发动的战争有? A 科索沃战争(冷战以后美国发动的战争有)

时间:2024-02-27 02:51:01 来源:网络 编辑:旧人陌兮

温铁军:简述冷战的三阶段

迈克尔·赫德森(左)、温铁军(右)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和苏联试图分割控制世界。对于中国,在美苏两霸的原有计划中应是划长江而治,然而“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魄力使其未能如愿。但朝鲜半岛却埋下了热战的隐患,同时在欧洲形成了尖锐的战略对立。

为了保持地缘竞争的优势,美国、苏联各自向前线国家输送产业资本与重装备工业。接受重装备制造业的转移是战后国家工业化进程的重要特殊阶段,因为在此之后,工业转移所带来的是劳动密集型、落后、高污染产业。老冷战的阵营对立是清晰的,彼时我们紧密地依附于苏联,朝鲜战争的爆发为苏联向中国输出重装备工业提供了契机。1953年的嘎斯汽车,1954年的东方红拖拉机,1956年的国产喷气式飞机……中国从一穷二白到能够生产自己的工业装备,这次产业转移意义重大。

在冷战对峙的进程中,美苏之间有一个重要差异——苏东体系是非货币经济。在198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对外大量转移产业,对内进行私有化改造,本土经济逐步金融化,这意味着它们可以用纸创造所谓的经济增加值。而苏联的经互会体系仍然依靠资源经济和实体经济,因此,在80年代苏联改为GDP统计时,苏联在经济指标上落后了。自1980年代美国转向金融资本主导以来,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苏东则相对比较平稳,甚至没有明显的增长。在意识形态的宣传攻势下,苏东体制逐渐意味着落后与僵化。

不仅如此,1969年珍宝岛战役之后,中国在苏东体制上撕开一个巨大的战略缺口,这使得苏联方面极为紧张,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紧急求见周恩来总理。虽然苏联的整个战略体系仍在维持,但事实上很难恢复,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变化都成为苏联失败的原因。苏联解体后,世界从“一个世界两个体系”变为“一个世界一个体系”,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霸权,试图实现对世界的单极霸权控制。

国家崩溃之后遭遇的便是金融体系崩塌。留下了大量尚未货币化的资源性资产和实体资产,以卢布表示的资产价格和劳动者的积蓄变得一文不值。欧洲的硬通货滚滚流入苏东完成货币化(Monetization),货币化的收益进入欧共体,为欧盟一体化提供了基础。1994年,欧元区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准备,作为后冷战时期美国主要对手的欧元集团正式登场。美元集团与欧元集团,这两大金融资本集团的对垒成为世界进入后冷战阶段的主要矛盾。90年代中后期,欧洲边缘地区冲突不断,同时中东、北非等地的区域性冲突不断爆发,乃至于在欧洲内部引爆巴尔干冲突等,这些地缘冲突都是为了压制欧元崛起的势头。

虽然小布什政府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但美国资本流向中国后的外贸盈余又主要投向了美国的国债市场,这意味着中国一方面用廉价商品帮助美国维持较低的CPI,另一方面又大量注入资金,这一双重输出可谓“从一头牛身上扒两张皮”。也因此,在这个阶段中国成为了美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国务卿鲍威尔坦言中美关系处于最好时期,美国高盛集团甚至提出“Chimerica”(中美国)的说法,并期待中美共治的G2格局。

美国的麻烦从不来自中国,而是来自内部。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世界,美国自身的问题不断冲击着霸权秩序。经济危机导致美国转向量化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它不负责任地向世界倾泻流动性,向全球转嫁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做出应对性的调整,如“一带一路”倡议,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东盟十加一自由贸易协定(ASEAN Plus One FTAs)以及东亚自贸区等陆续推进,甚至亚元也呼之欲出,但这些自我保护性的动作在美国的霸权规则下就意味着动了美国的奶酪。于是,2009年奥巴马高调宣布美国重返亚太,提出将60%的军事力量部署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

以此看来,我们试图保护自己的利益就一定会与金融资本阶段的霸主美国发生对抗性的矛盾冲突。从2010年开始,中国成为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实际的利益对抗,无论用何种意识形态都是无法逃避的,但最终还是要感谢“政治老白”特朗普,他毫不遮掩地说出了美国的诉求,如果不是他帮助我们认清美国的本质,恐怕仍有很多人心存幻想。

中国遭受西方的批判、制裁并不奇怪,因为产业资本竞争本质是竞劣。上世纪70年代,当日本车大量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底特律的汽车工人集体砸毁日本汽车;当80年代日本电器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美国的政治家们在国会山前面表演砸毁日本电器。1987年,我在美国学习时,一位中国留学生被底特律工人用棒球棒打死,在他们眼中分不清谁是中国人谁是日本人,而美国与日本的产业竞争使得美国人最恨日本人。

现在,美国霸权的重要支柱美元的币值事实上在不断下降。作为结算货币,俄乌冲突爆发时,美元与欧元的占比甚至一度持平,人民币也处在缓慢上升的态势;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虽占据绝对地位,但下降趋势明显。这些现象说明金融资本阶段的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改变,矛盾将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回顾历史,每当西方的债务与GDP的比重上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注定不会太平,往往走向战争。最近中国做出的一系列反应中,最为关键的是大规模地减持美国国债。因为中国对于美国,不可能行使债权人的权力,也得不到任何好处,还要承担美国滥觞债务大规模增发货币的代价。

美国的金融游戏更是没有什么规矩,一边扩张债务,一边滥发货币,用货币购买自身的债务,美联储甚至可以直接进入股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主义国家深陷金融漩涡之中,并没有能力进行结构调整,因此只能选择不断推高债务,甚至于耶伦提出要在10年内将美国国债上升至51万亿美元,并明确要求中国必须购买。中国与美国的债务关系并未理顺,美国既想要好处,还想要指教我们,甚至不断地挑战中国底线——在周边制造各种事件,中美之间的谈判恐怕美方是不具有诚意的。美国的债务增加计划如若得不到债权国响应,其未来的动作将不可能理性,战争或者其他极端手段都是可用选项。从代理人战争到所谓新八国联军并非空想,更何况后者已经在中国南海地区做了预演。当然,今年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到访,以及他关于独立自主政策的宣称,已经是外交层面的重大胜利。

面对如此紧迫的形势,我认为中国应该抓紧做好自己的事情,练好内功,夯实基础,打造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乡村振兴。

温铁军:简述冷战的三阶段

迈克尔·赫德森(左)、温铁军(右)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和苏联试图分割控制世界。对于中国,在美苏两霸的原有计划中应是划长江而治,然而“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魄力使其未能如愿。但朝鲜半岛却埋下了热战的隐患,同时在欧洲形成了尖锐的战略对立。

为了保持地缘竞争的优势,美国、苏联各自向前线国家输送产业资本与重装备工业。接受重装备制造业的转移是战后国家工业化进程的重要特殊阶段,因为在此之后,工业转移所带来的是劳动密集型、落后、高污染产业。老冷战的阵营对立是清晰的,彼时我们紧密地依附于苏联,朝鲜战争的爆发为苏联向中国输出重装备工业提供了契机。1953年的嘎斯汽车,1954年的东方红拖拉机,1956年的国产喷气式飞机……中国从一穷二白到能够生产自己的工业装备,这次产业转移意义重大。

在冷战对峙的进程中,美苏之间有一个重要差异——苏东体系是非货币经济。在198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对外大量转移产业,对内进行私有化改造,本土经济逐步金融化,这意味着它们可以用纸创造所谓的经济增加值。而苏联的经互会体系仍然依靠资源经济和实体经济,因此,在80年代苏联改为GDP统计时,苏联在经济指标上落后了。自1980年代美国转向金融资本主导以来,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苏东则相对比较平稳,甚至没有明显的增长。在意识形态的宣传攻势下,苏东体制逐渐意味着落后与僵化。

不仅如此,1969年珍宝岛战役之后,中国在苏东体制上撕开一个巨大的战略缺口,这使得苏联方面极为紧张,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紧急求见周恩来总理。虽然苏联的整个战略体系仍在维持,但事实上很难恢复,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变化都成为苏联失败的原因。苏联解体后,世界从“一个世界两个体系”变为“一个世界一个体系”,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霸权,试图实现对世界的单极霸权控制。

国家崩溃之后遭遇的便是金融体系崩塌。留下了大量尚未货币化的资源性资产和实体资产,以卢布表示的资产价格和劳动者的积蓄变得一文不值。欧洲的硬通货滚滚流入苏东完成货币化(Monetization),货币化的收益进入欧共体,为欧盟一体化提供了基础。1994年,欧元区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准备,作为后冷战时期美国主要对手的欧元集团正式登场。美元集团与欧元集团,这两大金融资本集团的对垒成为世界进入后冷战阶段的主要矛盾。90年代中后期,欧洲边缘地区冲突不断,同时中东、北非等地的区域性冲突不断爆发,乃至于在欧洲内部引爆巴尔干冲突等,这些地缘冲突都是为了压制欧元崛起的势头。

虽然小布什政府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但美国资本流向中国后的外贸盈余又主要投向了美国的国债市场,这意味着中国一方面用廉价商品帮助美国维持较低的CPI,另一方面又大量注入资金,这一双重输出可谓“从一头牛身上扒两张皮”。也因此,在这个阶段中国成为了美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国务卿鲍威尔坦言中美关系处于最好时期,美国高盛集团甚至提出“Chimerica”(中美国)的说法,并期待中美共治的G2格局。

美国的麻烦从不来自中国,而是来自内部。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世界,美国自身的问题不断冲击着霸权秩序。经济危机导致美国转向量化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它不负责任地向世界倾泻流动性,向全球转嫁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做出应对性的调整,如“一带一路”倡议,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东盟十加一自由贸易协定(ASEAN Plus One FTAs)以及东亚自贸区等陆续推进,甚至亚元也呼之欲出,但这些自我保护性的动作在美国的霸权规则下就意味着动了美国的奶酪。于是,2009年奥巴马高调宣布美国重返亚太,提出将60%的军事力量部署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

以此看来,我们试图保护自己的利益就一定会与金融资本阶段的霸主美国发生对抗性的矛盾冲突。从2010年开始,中国成为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实际的利益对抗,无论用何种意识形态都是无法逃避的,但最终还是要感谢“政治老白”特朗普,他毫不遮掩地说出了美国的诉求,如果不是他帮助我们认清美国的本质,恐怕仍有很多人心存幻想。

中国遭受西方的批判、制裁并不奇怪,因为产业资本竞争本质是竞劣。上世纪70年代,当日本车大量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底特律的汽车工人集体砸毁日本汽车;当80年代日本电器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美国的政治家们在国会山前面表演砸毁日本电器。1987年,我在美国学习时,一位中国留学生被底特律工人用棒球棒打死,在他们眼中分不清谁是中国人谁是日本人,而美国与日本的产业竞争使得美国人最恨日本人。

现在,美国霸权的重要支柱美元的币值事实上在不断下降。作为结算货币,俄乌冲突爆发时,美元与欧元的占比甚至一度持平,人民币也处在缓慢上升的态势;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虽占据绝对地位,但下降趋势明显。这些现象说明金融资本阶段的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改变,矛盾将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回顾历史,每当西方的债务与GDP的比重上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注定不会太平,往往走向战争。最近中国做出的一系列反应中,最为关键的是大规模地减持美国国债。因为中国对于美国,不可能行使债权人的权力,也得不到任何好处,还要承担美国滥觞债务大规模增发货币的代价。

美国的金融游戏更是没有什么规矩,一边扩张债务,一边滥发货币,用货币购买自身的债务,美联储甚至可以直接进入股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主义国家深陷金融漩涡之中,并没有能力进行结构调整,因此只能选择不断推高债务,甚至于耶伦提出要在10年内将美国国债上升至51万亿美元,并明确要求中国必须购买。中国与美国的债务关系并未理顺,美国既想要好处,还想要指教我们,甚至不断地挑战中国底线——在周边制造各种事件,中美之间的谈判恐怕美方是不具有诚意的。美国的债务增加计划如若得不到债权国响应,其未来的动作将不可能理性,战争或者其他极端手段都是可用选项。从代理人战争到所谓新八国联军并非空想,更何况后者已经在中国南海地区做了预演。当然,今年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到访,以及他关于独立自主政策的宣称,已经是外交层面的重大胜利。

面对如此紧迫的形势,我认为中国应该抓紧做好自己的事情,练好内功,夯实基础,打造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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