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兽有哪些图片(瑞兽有哪些)

对于公平正义的心理追求，是古今共通的人性，为此要设立法律制度来维护社会秩序。

汉代的法律有“承秦制”之说，这在文献中有明确记载。传世文献如《汉书·刑法志》《晋书·刑法志》等，清晰说明了汉代法律的渊源及流变。出土文献则如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荆州胡家草场汉简、湖南云梦睡虎地秦简等律令简，也充分显示了秦汉法律间的继承关系。

除了社会层面的制度保障，在精神层面，汉代人还追寻终极意义——天命的昭示，以神判来维护内心世界的绝对正义。因而他们设计出相关的神话故事，比如幻想出一种能够公正执法的神兽——獬豸，来演绎和寄托他们的理想。这一传说中的神兽，是何种形貌，又是如何来承担它的使命的呢？

獬豸长成什么样？

关于獬豸长什么样，文献中并无一定的记载，有说似牛，有说似羊，也有说似鹿，不一而论。相较之下，似羊说较为多见。比如南梁任昉《述异记》曰：“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人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而无论到底像哪种动物，有一点却是不变的，即其头顶总有一角。

为何獬豸头顶要长一角？这是汉代造神的普遍做法。汉代创造神兽的方法有多种，其中一种是给现实动物形象增添一些想象性元素，如翅膀、角等，以此凸显出神兽的不凡。而增加的角可能不仅能够彰显动物的祥瑞特性，而且它在中西方古文明中都有驱魔辟邪的巫术含义。中野美代子曾指出，角是中国具象表达妖怪本质的象征。这早在先秦《山海经》中的怪物世界中就已是造神怪的传统，而角的这一古老秘义可能也为汉代人所延续。

我们可以了解到，獬豸之所以为神兽，是因为它能够明忠辨奸、惩处罪恶。如《宋书·符瑞志中》曰：“獬豸知曲直，狱讼平则至。”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支动》也曰：“獬豸见斗不直者触之，穷奇见斗不直者煦之，均是兽也，其好恶不同。故君子以獬豸为冠，小人以穷奇为名。”獬豸正义明辨之天性深入人心，以至于它长期成为后世法官的形象代表。

而獬豸所凭借的武器即头顶独角。《异物志》曰：“东北荒中有兽，名獬豸，一角，性忠，见人斗则触不直者，闻人论则咋不正者，楚执法者所服也。”以头顶角抵触不直不正的人，乃獬豸神力所在，独角成为辨识它的一个关键性外形特征。

汉代的獬豸画像

汉代图像资料中獬豸的形象表现符合文献所记，但多以独角牛为标准形象。它低头俯身、头顶独角往前刺，背部高耸，四肢分向前后蹬立、蹄足触地或偶有一两蹄翻跃，长尾扬起，全身呈现出向前相抵的动态。

獬豸图像可分作二维平面画像和三维立体雕塑两类。画像以壁画、画像石等为代表。

（一）獬豸壁画

内蒙古的獬豸壁画极富特色，造型生动，绘色浪漫，如它的身体上多绘有斑点，体现出与其他地区獬豸图像不一样的风采。鄂托克旗米拉壕23号汉墓墓室右壁，画面上部绘红色帷幔图，下方绘一前一后相随的鹅，鹅颈背部为墨色、上缀有绿斑，腹部洁白、缀以墨斑；双鹅的前方绘一壮硕的独角牛，背景饰有云气纹。牛头俯下，头顶一只弯角向前抵刺，瞠目开口；牛背高耸，身形向前，肩生双翼，白底牛身上缀有墨色斑点，如若奶牛的毛色；牛尾高翘，三足抵地，左前蹄扬起冲天（图1）。

图1 内蒙古鄂托克旗米拉壕23号汉墓墓室右壁獬豸图

鄂尔多斯高原凤凰山1号汉墓墓室北壁上方、东壁，也各绘有一只俯首前抵的獬豸。该墓墓室东壁绘画分为左右两部分，左部分为兵器武库图，右部分则为庄园生活图，在画面的中央绘一只右向前抵的獬豸，俯首扬尾（图2：1）。墓室北壁下方的主体画面为，顶垂绣有云气纹的帷帐，帷帐下左右各有仕女及其仆女端立；北壁上方利用墓顶起坡处至背顶作画，画面形制呈三角形，以云气纹作为背景，画面正中绘一俯首前抵的獬豸，前方有一只手舞足蹈的熊与之相呼应（图2：2）。

图2：1 鄂尔多斯凤凰山1号汉墓墓室东壁壁画

图2：2 鄂尔多斯凤凰山1号汉墓墓室北壁壁画

（二）獬豸画像石

刻獬豸图像的画像石多见于陕北、晋西北、南阳等地。画像石上的獬豸不比壁画上的体态雍容，而更多了一分凛冽肃杀之气。

画像石墓墓门流行以铺首图像为饰，铺首上、下方再装饰不同的神兽，常见的搭配为上方刻朱雀，下方刻青龙或白虎，也有的是刻獬豸。朱雀乃祥瑞神鸟，铺首可辟邪，青龙白虎獬豸一类猛兽亦有镇墓辟邪之功效，这些图像组合在一起，意在为墓门设置牢固防线、以阻止邪灵侵犯。

如绥德王得元墓左、右门扉，石面从上往下依次刻展翅朱雀、铺首衔环和前抵獬豸图像。獬豸俯首耸背，尾巴高扬，四蹄刨动，气冲云天。画像石久经时光的沧桑，石面已被风霜所侵蚀、有磨损残缺，使得其画面的拓片明暗不一，缕缕尽是洇染出的渺渺古韵（图3）。

图3 绥德王得元墓左、右门扉拓片

山西吕梁也有这一类型的墓门门扉。东汉中期，因汉匈之战，汉朝被迫把临边境的政府机构内迁，如把陕北郡治迁到吕梁山一带。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陕北绥德、米脂的画像石技艺也传至晋西，所以我们发现晋西北的画像石，无论是在其题材、形式、风格等哪方面，皆受到陕北画像石的直接影响。

如吕梁中阳叉上汉墓的左、右门扉石，石面所刻图像也为朱雀、铺首衔环和獬豸，只是图像的细节与风格与陕北画像石又有区别。吕梁画像石上的獬豸，整体轮廓比陕北獬豸尖锐，除了保持独角牛身的基本造型特征，还背生纷然羽翼，增添几分翩翩之气（图4：1、图4：2）。

图4：1 吕梁中阳叉上东汉墓左右门扉石拓片

图4：2 门扉石局部的獬豸图像

南阳类似的画像墓门门扉，其基本构图元素也为朱雀、铺首衔环和獬豸。但南阳画像石整体的艺术风格不如陕北那样孔武锋利，线条更为流畅简洁。如该地汉墓的一件画像门扉石，画面上的獬豸低头触地，头顶独角锋利前刺，背部高耸，尾巴高扬，三足立地、左后肢向后抬起；与陕北獬豸图像不同的是，它还肩生双翼，更富有神话想象色彩（图5）。

图5 南阳汉画像石墓门扉拓片

南阳还常见一种画面上一对獬豸相组合，一左一右形成相斗状态的画像石。

如南阳桑园路东汉画像石墓东主室门槛正面，刻一对獬豸互相角抵的图像。画面上的獬豸具有南阳地域特色，也肩生双翼。它们颈背部深躬以至于头低几乎触地，头顶独角弯曲互抵，牛尾飞扬，前两肢弯曲、左后肢撑地、右后肢高抬，激战情形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图6）。

图6 南阳桑园路东汉画像石墓东主室门槛石拓片

有的画像石上，一对獬豸中间夹有其他神兽。如南阳一块画像石上，画面四周有边框纹饰，中央的主体画面为一左一右两只獬豸相向而对，它们中间有一只白虎正纵身扑向左边的獬豸（图7）。

图7 南阳獬豸斗虎画像石拓片

也有的情况是相邻两块画像石上各刻一獬豸图像，由于这两石有相互组合的关系，所以其上图像也形成了组合。如南阳高新区标准厂房汉画像石墓南、北后室的门槛正面，各刻一獬豸，如此在空间上形成两幅画面互斗相抵的状态。画面上的獬豸身形较长，角尖而直，肩生双翼（图8）。

图8 南阳高新区标准厂房汉画像石墓南、北后室门槛石拓片

汉代的獬豸雕塑

汉代獬豸还有三维立体雕塑的形制，以木雕、青铜像和陶兽为代表，獬豸雕塑也作低头、独角前刺的战时状态。

獬豸木雕和铜像集中在甘肃河西地区，该地确实对于这一艺术文化的创造和保存提供了较好的支撑条件。首先，自汉代张骞通西域以后，河西走廊长期是中国内地通往西域的要道，既具有重要的战略交通地位，又成为中外文化、艺术的集中交流处。其次，东汉末年虽然天下大乱，但河西一带却并未受到中原地区战乱的影响，反而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政治稳定，农牧物产丰富，持续与西域交易，当地百姓相对能够安居乐业。另外，该地区的自然环境也较为特殊，天气干燥，为獬豸木雕的保存提供了良好条件。

武威磨咀子汉墓多有獬豸木雕出土，被甘肃省博物馆收藏了多件。这些木雕具有颇强的造型能力，线条简练，风格古朴，又神采飞扬。

比如1972年出土于磨咀子54号汉墓的一件木獬豸，于1973年3月入藏甘肃省博物馆。它高35、长93.7厘米，角、身、蹄腿、尾等部位分别削制，再粘合而成，以黑、红两彩描绘五官及皮毛，身体一侧还涂以白底。它的姿态雕作前行冲刺状，头顶角前伸，四足立地、前伸后蹬，身体曲线十分分明：头低、背弓、腰凹、尾巴略呈S形，如此从头到脚的轮廓线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图9）。

图9 武威磨咀子54号汉墓出土獬豸木雕（图片来源于甘肃省博物馆官网）

另一件1955年出自武威磨咀子7号汉墓的木雕，虽在制工上不如前一件精致，全身保持了木头原色而无彩绘，但在气势上却更威猛有力。这件木獬豸在制作时，工匠巧妙地运用了木头原本的肌理和结构，不多加修饰，只在关键部位以刀雕刻，却愈发凸显出獬豸的力量感。它有尖利的独角，尾巴笔直向上翘，四肢左右两两各向外扩，四条大腿肌肉强健，前肢直伸、后肢则在膝盖处有一弯曲弧度，如此呈现出身躯重心压低放前、力量集中在头前尖角上的动感（图10）。

图10 武威磨咀子7号汉墓出土獬豸木雕（图片来源于甘肃省博物馆官网）

陶獬豸不如木雕、铜像般矫健精细，而是更加浑圆朴厚，少了一份凌厉逼人的锐气。如南阳征集一件当地出土的陶獬豸，红陶质，高12、身长22厘米。此陶獬豸的头首俯下，头顶独角突出向前刺，双耳向前，瞋目，鼻孔微张；颈上一条鬃毛竖起，颈背部耸起，显得后半身略向下凹；肩部似有双翼，粗短的四肢立地，尾巴根部略向上翘、尾尖下垂（图11）。

图11 南阳征集陶獬豸

（图版承李桂阁先生提供）

汉代人的法制思想

那么，汉代人为什么要创造獬豸这一神兽？这要从汉代法律及其精神说起。

汉法虽是继承秦法，但并非完全照搬。孙家洲先生注意到秦汉法律制度的设立与实践之间是有间隙存在的，他认为这个话题可分为两个层次来理解。一是在立法领域内，汉代法律是明确继承秦代律法的；二则是在执法实践中，汉代人却能够重视法律与人情、人心之间的协调，从而体现出有别于秦代的理性因素。汉代“执法宽平”“依法从轻”，是其执法的特色。

法律与人情的关系，可由当时的“循吏”与“酷吏”之说而推知。有意思的是，《史记》《汉书》皆专为这两类法官单独立传，可知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他们之间的区别何在呢？孙家洲先生认为是，重不重视“执法平”：酷吏唯君主命是从，把国家的法律视为贯彻君主个人意旨的工具；循吏则致力于维持法律自身的尊严和稳定，并且在执法过程中尽量兼顾合乎人情。

比如武帝朝第一“铁憨憨”汲黯，出身世家，曾在任景帝朝的太子洗马时，就已以威严而著称。武帝即位后，他从谒臣升至九卿，常耿直谏言让武帝下不了台；却又妙语如珠而让武帝无可奈何，只能朝左右抱怨几句“汲黯怎么如此愚蠢”作罢。能令唯我独尊的武帝容忍甚至礼敬自己，除了才干、忠诚，汲黯无可替代之处在于就连武帝也不得不承认他乃“社稷之臣”。

太史公屡书汲黯秉公办事，体谅民情，颇有邪不压正之风。比如淮南王谋反时，就只怕汲黯，知其“守节死义，难惑以非”，却对丞相公孙弘不屑一顾。大将军卫青炙手可热之时，趋炎附势者众，偏汲黯与之亢礼，反倒令卫青生敬；卫青每每以国事请教汲黯，待之如平生知己。

巧的是，可列为有汉一朝酷吏之首的张汤，恰与汲黯同时，且后来居上位至御史大夫。汲黯深恶张汤聪明有余，责此“刀笔吏”毫无公心专门奉迎圣意，利用法令条文搅得天下不安，乃“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威重”。从汲黯张汤二人的对峙中可知，“执法平”才能真正得到主流舆论肯定。尊重法律而非曲法阿主，是判断执法官责任感的核心要素。

汉代能得到认可的法官，并不以通晓法律文书为唯一标准，相反都具有鲜明的个性。比如西汉晚期封为高阳侯的薛宣，虽不精于经术，但为官赏罚分明、用法平，办事皆遵循法度条教，仁厚而有人情味。又如朱博乃武吏出身，本身并不精通法律，却出任廷尉。他也担心难以服众，所以召见掌管法典的下属正监和掾吏，让其列出之前的数十件疑难案件，由他来作答。让众人意想不到的是，朱博审案所下的判断，竟“十中八九”，以此服众。朱博所凭，乃二十余年的治政经验，认为“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说明法律与人情有内在一致性，这乃专业司法官员的共识。

除了官方委任的法官，基层社会还依赖宗法组织自治，且宗法组织的威力往往更加有效。如一块出土于酒泉市果园乡高闸沟砖厂墓葬的画像砖，摹绘了宗长听讼的一幕。砖面上方绘有红色帷幔，帷幔下绘小几，勾勒出厅堂的样貌。画中人物有三，正中央是主角宗长，身形最大，头戴纳帻的高冠，着交领长袍，拱手端坐于铺在地面的坐席上，头偏向一方，正凝神听取跪在画面左侧一人的禀报；画面右侧，立有一名戴介帻、着袍的人（图12）。

图12 酒泉出土宗长听讼画像砖

从以上故事我们可知，汉代人重视法律，但能得到赞誉的法官不一定要刻板遵法律文书、甚至不一定是由官方任命，而是除了才智能力以外，关键要能明辨是非，彰显公平和正义，此乃汉代人所孜孜以求的心理诉求。

这一心理就解释了獬豸为什么会被创造出来，因为獬豸最重要的功能即协助法官公平断案，让正义得到彰显。

中西方的独角兽有何不同？

我们知道，西方神话中也有独角兽，那它与我们本土的獬豸有没有渊源呢？

西方最早的独角兽出现在古希腊克特西亚斯（Ctesias）的著作《印度史》中。到了中世纪教文化中，独角兽的形象逐渐固定为额前长有一只尖角的马，圣洁而灵动。它的地位变得重要，在《圣经》里它被塑造为贞女的臣服者，以此隐喻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而其被捕甚至牺牲的命运，也成为牺牲的隐喻。

比如中世纪的挂毯上，独角兽伴随少女或被狩猎的图像是常有的题材（图13），这些挂毯在法国巴黎德克鲁尼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分馆曼哈顿修道院等著名博物馆中，都有收藏。

图13 中世纪少女与独角兽挂毯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航海业发展，独角兽又从陆生马的形象转变为海兽，它的角也变成神奇的药物（实际只是独角鲸的长牙），经由医师、商人的推广吹捧，受到贵族们追捧。如法国医生安布鲁瓦兹·帕雷（Ambroise Pare）的《怪物与惊奇》，描绘了两栖独角兽（camphur），但他认为独角鲸是某些独角兽角的来源；而法籍医师、药剂师皮埃尔·皮马特（Pierre Pomet）的《药物通史》，则专门区别海中独角兽和独角鲸，并描绘了两栖及多种陆生独角兽。

独角的药用价值也被质疑，特别是生长在丹麦医生世家的托马斯·巴托林1645年发表《独角兽新观察》一书，出于维护家族事业的目的，书中重新定义独角鲸为海中独角兽，维系其药物和商业价值，却客观将独角兽祛魅。

因此，西方独角兽与我国獬豸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前者主要存在于教教义的语境中，而后者则是我国古代法制精神的象征，二者唯一的共同点仅在于头顶长独角。

那么，象征公平的獬豸图像为什么会被设置到墓葬中，它对于汉代人的精神信仰空间有什么作用？

我们认为，獬豸的神力在于能够辨奸识恶，并且对之施以惩罚，那么丧葬礼仪可能吸取了它的这一重要功能，将之设置在汉墓中，是将其神力引申作抵触抗衡冥冥中的恶灵，防止它们打扰到墓主人死后的宁静。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獬豸画像多被刻在墓室门扉、门槛等上面，雕塑也多被放置在墓门及其附近。墓门这一位置很是特殊，因为它是墓室与外部接通的最后一道防护线，往往人们会在墓门上或周围设置能够镇墓的神灵图像。而獬豸，正好凭其威猛的外形和尖锐的独角，可能起到震慑入侵者的作用，以守护墓室的安全与墓主人灵魂的平静。

结语

后世有诗云：“苍鹰下狱吏，獬豸饰刑官。”“屈轶无佞人可指，獬豸无繁刑可触。”汉代獬豸的形象与精神内涵，一代代流传下去，成为我国古代法制史的一种象征、心理史的一个写照。在古今共通的人性中，我们迎面望见明月之下是通往古人心灵的道路。

来源：中国新闻社

作者：郝凌宇

走进今天的故宫，无论是近距离欣赏宫殿建筑还是参观文物陈列，观众可以看到包括麒麟、獬豸(xiè zhì)、甪(lù)端在内的很多“瑞兽”“神兽”，甚至有游客专程进故宫打卡这些出现在宫门、殿内、广场、屋檐的知名“动物景点”。

作为大型宫殿建筑群和博物院的故宫早已被人们熟知，但很少有人知道故宫还附载着很多关于“神奇动物”的故事。这些“神奇动物”有何渊源？古人为何将它们请进故宫？这些关乎故宫、又与动物研究相关的交叉领域已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资料图：北京故宫博物院。陈一年 摄 图片来源：CTPphoto

近日，带着上述问题，记者走进故宫实地采访了《故宫里的博物学》一书作者潘婧(笔名小海)。潘婧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后从事出版工作，在深入研究故宫馆藏文物《鸟谱》、《兽谱》和《海错图》基础上，她编写出版了《故宫里的博物学》丛书。

《故宫里的博物学》，编写自故宫馆藏文物《兽谱》、《鸟谱》、《海错图》 资料方供图

“其实，观众如今走进故宫打卡的很多‘瑞兽’‘神兽’，都可以从乾隆皇帝的‘枕边书’《鸟谱》《兽谱》《海错图》里面找到原型。”潘婧说。乾隆皇帝喜欢书中所绘种类丰富的鸟、兽和海洋动物，它们共同反映了一个物产丰富、幅员辽阔的中国。书中的一些“瑞兽”能成为故宫建筑群的一部分，则与古人对于动物的认识理解有关。

实地搜索故宫中的“神奇动物”

“慈宁宫门前是镏金麒麟，御花园那边我们还能看到一对儿獬豸。”为了更好了解故宫中“神奇动物”的故事，潘婧和记者一同走进故宫，开始现场交流。在古代中国，麒麟被认为是四灵之首，象征祥瑞、荣誉；而獬豸是能明辨是非的神兽，会用头上独角顶奸恶之人，被古人寄予了公正不偏倚、光明正大的意蕴。

故宫御花园门口的獬豸。董泽宇 摄

除了出现在殿外，殿内自然少不了“瑞兽”的身影，太和殿内就陈设有甪端。“甪端也是一种传说中的神兽，相传可通四方语言。陈设殿内，象征着皇帝是有道明君，通晓天下大事。”潘婧说。

她告诉记者，除了《鸟谱》《兽谱》中提到的生物外，故宫中还有一些没有收录在书中的神兽，如太和殿屋脊上排行第十位的“行什”，被古人认为可以逢凶化吉、消灾去祸，甚至有避雷的功效。

资料图：图为故宫“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展上所展示的太和殿上的脊兽。中新社记者 杜洋 摄

记者发现，故宫中一些“瑞兽”的动物形象基本难以辨别其动物原型。面对记者的提问，潘婧介绍称，这与中国古代人对待动物的态度有关。“古代人不是不了解动物，而是不想把动物描述得过于详细。如果把观察结果描述详尽，人对动物就没有了想象空间，没办法赋予动物深层寓意了。”

比如，红腹锦鸡就可能是被古人所神话的动物之一。潘婧表示，古代人认为的“凤凰”原型之一就是红腹锦鸡。据了解，中国古书《山海经》中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的记载。潘婧解释说，“古人看到红腹锦鸡时，联想到相关记载，就会把它当做神鸟。”而在现代，红腹锦鸡已被彻底认识，也进入了野生动物保护名录，成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从故宫“瑞兽”到身边的动物保护

从故宫中的“瑞兽”到古人眼中的“凤凰”，动物在古代中国政治、宗教、哲学等方面扮演着多重角色。比如，故宫中的一些“瑞兽”受到礼制约束，成为皇家秩序乃至古代文化的一部分。

太和门与乾清门两对铜狮即为一例。据潘婧介绍，太和门前的铜狮身材魁梧，是故宫所有铜狮中最大的一对，象征着皇权一统寰宇，子嗣昌盛。仔细观察，能发现它们的耳朵竖立，颇有威严。而在乾清门前的一对铜狮，个头更小，耳朵下垂，寓意后宫不得干涉朝政。

故宫中的竖耳铜狮。董泽宇 摄

故宫中的垂耳铜狮。董泽宇 摄

“再比如明清时，官员补服上的禽兽图案与官阶息息相关。文官用飞禽，武官用走兽，不同生物与不同品级都是一一对应的。”潘婧表示，古人有时会从文化意义上去理解动物，进而传达理念。

而故宫中的“神奇动物”所反映的远不止是动物知识和古代历史文化。潘婧说，将“瑞兽”请进故宫、将“瑞兽”与古人生活融为一体，其实也体现了古人对于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朴素理解。

中国古代典籍中也有不少关于保护动物、保护自然的记载。《孟子·梁惠王上》中记载道：“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这种不违天时、保护自然的理念在古代典籍中并不鲜见，对于生物保护与环境保护的重视也是中国古代有识之士一直传承的理念。

无论是研究《鸟谱》《兽谱》《海错图》中的“瑞兽”，还是观察和打卡故宫里面的“动物世界”，都能让人感受到古代中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敬意和诚意。潘婧建议，今天的人们应该从传统文化中学习这份敬意和诚意，以更好的方式与动物和谐相处。

她举例说，近些年公众提高了对动物保护的意识，但有时候做的还是不到位。比如因灯光污染导致夜间飞行的鸟类死亡。疫情以来世界范围内口罩使用数量激增，而随意丢弃的口罩最终很可能会进入海洋，威胁海洋生物生存。

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20》显示，由于自然环境遭到破坏，造成包括新冠疫情在内的人畜共患病蔓延，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哺乳动物、鸟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和鱼类的全球种群数量平均下降了约三分之二。

“与动物和自然和谐相处，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今天更该被发扬光大。”潘婧说，“人们要以更科学的视角保护动物和自然。”

资料图：北京故宫角楼。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摄

从博物到博学

有了对生物的关怀和热爱，潘婧在接触到故宫馆藏《鸟谱》《兽谱》《海错图》时便萌生了要把书做成给孩子看的“博物学”的想法。

“博物学其实反映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衣食住行、民俗、神话等，这些具有人文属性的知识是博物的一部分。而天文、地理、自然等具有科学属性的知识也是博物的一部分。”潘婧对记者说。

“万事万物都是有联系的。一个人的认知应该建立在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的基础上。各学科间融会贯通，更容易激荡认知，爆发创新。”潘婧表示，对于现代人来讲，从古人的角度去认识自然或许会和如今科学所发现的现象本质有所差别。但《中庸》也写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古人认为博学多识的人能融会贯通，进而看到事物的本质，这一朴素的认识论实际上是与现代科学中的博物学不谋而合。

“我希望大家认识了书中的各类生物之后，对其背后的故事也要有所了解。书中的科普只是给孩子们的‘抛砖引玉’，希望这些内容能引发他们自主学习的兴趣。当他们有机会向外国人介绍我国生物的时候，这些知识能让孩子们更有自信。”潘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