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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羿射日”的神话是怎么演变来的？

大家好，这里是趣历史小编，今天给大家说说“后羿射日”的神话来源，欢迎关注哦。

一、射日神话

“后羿射日”的神话传说几乎家喻户晓，但历史上有两个叫“羿”的人物未必人人知道：一个是帝尧时期的“大羿”，一个是夏太康时期的“后羿”。

1.先说“大羿”：

传说蚩尤被杀之后，东方各部落方国又陷于长期的内战之中，烽火连天，民不聊生。大羿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临危受命，担负起统一东方各部族的历史使命。《山海经·海内经》记载:“帝俊赐羿彤弓素缯，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今本《山海经》不见大羿射日的故事，但古本中有记载。唐人成玄英《山海经·秋水》疏引《山海经》云: “羿射九日，落为沃焦”。这里的九日应当为“九黎”或多个部落方国的代名词。宋代的《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一引《山海经》云:“尧时十日并出，尧使羿射十日，落沃焦”，说明古本《山海经》中有大羿射日的故事，但在后来失落了。

以《山海经》为蓝本，《淮南子·本经训》将大羿射日的故事做了总结:“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希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

据史料记载，大羿统一了东方各部落方国，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由于该国家为众多崇拜太阳的部落方国所组成，在《山海经》中被称为\"十日国\"。十日国的地望位于东海之滨的山东省日照市南部(见“《山海经·海外东经》地望考证”一文)。现在的国家级历史文物保护单位尧王城遗址就是十日国的都城。大羿和她的妻子死后就葬在尧王城遗址南侧的天台山上，当地人称之为大羿陵。现为此地成为日照汤谷太阳文化源旅游风景区的一部分，景区内还有太阳石、太阳神陵、老母庙、老祖像、日晷等许多太阳崇拜的遗迹。

2.接下来说“后羿”：

后羿生活在夏代前期，他所在的有穷部落早在帝喾以前就祖祖辈辈做着“射正”这一官职。帝喾仍然让有穷氏执掌射正，并赐给红色的弓和白色的箭，封地于鉏(chú)地，从虞到夏一直没有改变。

后羿身高臂长，力大无比，拜吉甫为师，学到一身射箭的好本领，使有穷部落的优良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当时夏王“启”的儿子“太康”耽于游乐田猎，不理朝政，被后羿所逐，立太康之弟仲康为夏王，而实权操纵于后羿之手。然而后羿也不是一个好领袖，他自恃善射，淫于田猎，不修民事，且亲小人远贤臣，结果被寒浞(zhuó)杀死在桃林，并烹其肉，让他的儿子吃。其子不忍吃，死于穷门。善射、好猎、好战在那个年代本无可厚非，但若过度就会走向反面。后羿得国失国的寓意即在于此。

好在后羿在民间还有一个较为美好的结局，说他是“嫦娥”的丈夫。后羿在的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烧得草木、庄稼枯焦，后羿为了救百姓，一连射下九个太阳，从此地上气候适宜，万物得以生长。他又射杀了猛兽毒蛇，为民除害。民间因而奉他为“箭神”。

3.“射日”有无可能?

天上会出现十个太阳?人能凭弓箭射落太阳?以现代物理学标准评判，这无疑是些愚蠢的问题，但若从文学、史学角度看，“射日”不但可能，且很必要!

先说天上有没有可能出现10个太阳?然也!

据《哈尔滨日报》(记者 杨明)报道：2001年12月15日上午，哈市市区及双城等地天空出现“三个太阳”的奇特景象，一时间引得市民争相观看。据观赏效果较佳的双城市目击者秦国介绍：上午9时许，西南方天空的太阳两侧各出现一个小太阳，一左一右，极为对称，且真太阳上方还倒悬一弧形七色彩虹。约11时左右，小太阳的亮度达到顶峰，看起来最为清晰。此后逐渐暗淡，到中午12时基本消失。市天文馆专家在市区也目睹了这一奇观。据他们介绍，上午这一幕在天文学中被称作“双挂耳”，更为特殊时天空会出现4个太阳，而且全部为假日，真太阳反而看不到。但无论哪种，都是因为大气中水汽密度高，且分布不匀，太阳在水汽中折射产生的“太阳海市蜃楼”，较为少见。

对于这种“多日并出”现象，其他地区也多有记载：

1933年8月24日上午9时45分，在我国四川峨眉山的上空，出现一种奇异的景象，在太阳的左边和右边，各有一个太阳，人们惊奇不已;

1934年1月22日和23日的古城西安，早晨9时以前人们看到太阳周围出现无限日晕，光线灿烂，构形奇特。过了9时，天空竟有3个太阳并排高悬，直到下午5时许才慢慢消失;

1965年5月7日下午4时25分和6月2日晨6时，在南京浦口盘城集的上空，接连两次出现三个太阳并出景观;

1981年4 月18日8 点半，我国海南岛东方县板桥的居民，突然看到天空中间同时出现了五个红艳艳的太阳，三个在东，两个在西，从地面上看去，它们之间相隔百米，中间有一条绚丽多彩的光圈相连结。在这五个太阳中以东西居中的那个最为明亮，其余的均略暗淡。这一奇景一直到10时左右才慢慢地消失;

2007年11月14日下午3时许，同样是在哈尔滨，许多市民惊奇发现，天空中出现了两个“太阳”，在正常的太阳南侧，还有一个暗一些的“太阳”在云中光芒四射。

既然可能出现2个、3个、5个太阳，凭什么就不能出现10个太阳?又因为这种现象极为罕见，古人觉得神奇乃至恐怖，于是奔走相告，代代相传。因此说，天上出现10个太阳的传说颇为可信。

人有无可能射落太阳?否也!

说大羿或羿射落9个太阳，一方面是因为大羿或羿善射，又是部落首领，人们自然会异化之、神话之。天上的10个太阳只存在了很短时间，最后只剩下1个，这大概是让我们伟大而善射的领袖给射落的吧!不是大概，根本就是!一传十，十传百，估计这事就这么传开了，并且让人深信不疑。21世纪的今天，东北亚某一国家的子民深深爱戴他们的三代领袖，从小接受的教育更使他们坚定不移地认为，他们的“将军”能用一把步枪将敌人的飞机给打下来;时下的抗战神剧中也不乏“手撕鬼子”、手榴弹炸飞机的桥段，都与大羿射日有异曲同工之妙。

还有一点必须说明，大羿射日的美好传说很可能是一种隐喻或映射，意即政出多头，百姓不知所措，因此需要有人站出来剪除佞妄，归于正统。因此可以将射日的传说理解为“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的滥觞。《淮南子·本经训》中的“十日并出”，“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是否可以理解为诸般豪强轮番压榨百姓呢?尧派出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希于桑林”的记载，解读为在某地消灭了某个部落，于是万民皆喜，会显得更为顺理成章。

让我们再看看广州“羊城”的传说，似乎能印证以上猜测：

据当地人传说，周夷王八年(公元前887年)，广州曾一度出现连年灾荒，田野荒芜，农业失收，民人不得温饱。一天，南海的天空忽然传来一阵悠扬的音乐，并出现五朵彩色祥云，上有五位仙人，身穿五色彩衣，分别骑着不同毛色的山羊，羊口衔着一茎六出的优良稻穗，降临楚庭。仙人把稻穗给了广州人，并祝愿此处永无饥荒。祝罢仙人腾空飞逝，五只仙羊化为石头留在广州山坡。从此，广州便成了岭南最富庶的地方。这就是广州有“五羊城”、“羊城”、“穗城”名称的由来。

二、齐人善射

无论是“大羿”还是“后羿”，都反映出好战好猎是东夷人的时尚，骁勇善射为齐人的传统。

“夷”之称谓，大约产生于夏代，是与华夏区别而对称的，是一种泛称，指以王畿之地为中心，以一定的距离为半径，依次向外画圆，从而形成不同的环形区域。夷人就是生活在距离中心较远的某一层次区域内的人，并没有东南西北的定位，如古人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莅中国而抚四夷”(《 孟子·梁惠王上》)。将南蛮、北荻、西戎、东夷同列并举最早始于《礼记·王制》，其中明确地说：“东方曰夷”。东夷拥有很多部落，被称为九夷，极言其多。其中土著居民东夷人的后裔中有一支以玄鸟为图腾的部族入居中原，取代夏朝，建立了商朝，商人即为夷人。

东夷人在狩猎活动中发明了弓箭。《说文》云：“古者牟夷初作矢”，段注：“牟夷作矢，挥作弓”。“夷”字即大与弓的合写，可见东夷人发明了弓箭并且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说东夷人好猎善射是有根据的。《说文通训定声》中说，“夷，东方之人也，从大持弓之意，大，人也。”大羿和后羿都是神射手，东夷人的这种风尚对后来的齐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请欣赏《诗经·齐风·猗嗟》，猗(yi)，美好、盛大的样子。

生来多美貌啊!

身材高又高啊，

漂亮宽额角啊。

美目向人瞟啊，

舞步多巧妙啊，

射艺真正好啊!

长的多精神啊!

美目如水清啊，

准备已完成啊。

打把一天整啊，

箭箭射的准啊，

不愧我外甥啊!

美貌令人赞啊!

秀眉扬俊眼啊，

舞有节奏感啊。

箭箭都射穿啊，

连中一个点啊，

有力抗外患啊!

听，这是东夷人对尚武善射的英俊男子的由衷赞美，充满了阳刚之气，满满都是正能量!后来的齐国人继承了这种优良传统，齐人普遍能征善战，勇武难当。

姜齐的创始人姜子牙就是位能征善战的奇人，先后辅佐文王、武王二帝西荡、北伐南征，建立起宏伟的西周大业。桓管时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苏秦称之为“齐之强，天下莫能当”。即便在齐国即将灭亡的时刻，尚有勇武善战的田单仅以五百只火牛成功复国，更有不贪恋高官厚禄以身殉国的“田横五百士”。

隋唐时期的秦琼以勇猛彪悍著称，在秦王李世民帐下历次征战，每战必先，常于万军之中取敌将首级。因青年时期历次作战负伤太多，晚年的秦琼疾病缠身，常对人说：“少长戎马，所经二百余阵，屡中重创。计吾前后出血亦数斛矣，安得不病乎?”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秦琼去世，追赠徐州都督，陪葬昭陵。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秦琼翼国公改封为护国公。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秦琼与长孙无忌等人被图形凌烟阁，封为唐开国二十四功臣之一。

《水浒传》中的花荣为梁山108将之一，有“百步穿杨”的功夫，在梁山泊英雄中排行第九，为马军八兼先锋使之首。他原是清风寨副知寨，使一杆银枪，一张弓射遍天下无敌手，生得一双俊目，齿白唇红，眉飞入鬓，细腰乍臂，银盔银甲，善骑烈马，能开硬弓，被比作西汉“飞将军”李广，人称“小李广”。还有双拳打猛虎、单臂擒方腊的武松，手持两把大斧有万夫不当之勇的李逵等等。这些小说中的英雄豪杰，想必在齐鲁大地上都能找到鲜活的人物原型吧?

三、“五射”与“ 五御”。

姜子牙因功首封于齐，自然会将周朝的礼制带到齐国来。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只不过做了一些变通和校正，“因其俗，简其礼”嘛。既然要因俗而教，想必齐人善射勇武之风会得以保存和发扬。而始于公元前1046年的周朝贵族教育体系，则要求掌握包括射箭和驾车在内的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据此推测，姜子牙封齐之后，以射箭、驾车为代表的西周军事教育在齐地能自然地落地生根，茁壮成长。

《周礼·保氏》记载:“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这就是所说的“通五经贯六艺”的“六艺射”。对于射箭，有五重标准，足见要求之高，分别是：白矢、参连、剡(yǎn)注、襄尺、井仪。白矢，箭穿靶子，露着镞白，透着寒光，表明发矢准确而有力;参连，前放一矢，后三矢连续而去，矢矢相属，若连珠之相衔;剡注，谓矢行之疾，贯物而过;襄尺，臣与君射，臣与君并立，让君一尺而退;井仪，唐代经学家贾公彦注疏：“井仪者，四矢贯侯，如井之容仪也。”侯，指箭靶，四只箭都射中箭靶，而且要成“井”字形状，象征西周的井田制、分封制。

同样，对于驾驭马车的技术——御，也有五种标准：鸣和鸾、逐水曲 、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周礼·地官·保氏》:“乃教之六艺……四曰五驭。”郑玄注: “五驭: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鸾鸟即传说中的凤凰，谓行车平稳，车上的铃铛碰撞和缓有序，发出悦耳的声音，犹如鸾鸣;车随曲岸疾驰而不坠水;经过天子的表位有礼仪;过通道而驱驰自如;之所以要“逐禽左”，是因为西周的战车上一般有三人，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间人驾车，将禽兽赶到左边以利于箭射，是出于实战的考虑。

那么，对于西周的射御之术，在齐鲁大地上推广地如何呢?在笔者看来，应该是广泛普及推广，乃至有提升与飞跃。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与姜子牙一同分封到齐鲁大地上的还有一位，他是周武王的兄弟周公旦，但因周成王年幼需要摄政辅佐，只能派他的儿子伯禽到鲁国赴任。伯禽到鲁国后全盘照搬西周的文教礼乐，即所谓的“变其俗，革其礼”，据此推测，六艺教育在鲁国应该开展地如火如荼。孔夫子非常崇拜周公旦，认为天下最好的政治莫过于恢复到西周的大同社会，由此可见，对于西周的六艺，孔子应该是精通的，不然，也没法教育那三千多学生。《论语》中也曾记载：“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躟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因此，“射”不但是一种体育活动，更是一种修身养性培养君子风度的方法。孔子周游来到齐国，跟齐景公谈得很投缘，说礼仪、讲治国、谈音乐，娓娓道来，侃侃而谈，却唯独没有提到射和御。这其中首要的原因是孔子主张以德治国，反对武力杀伐争霸。另外一个原因会不会是：自古骁勇善射的齐国人对于射箭之术早已走在了六国的前列了呢?

再来看御。御的内容就是驾驶，但是无论在现代和古代，御都包含交通工具的“驾驶学”和管理学领域的“驾驭学”。齐国人不但驾驶技术出众，而且已经由“术”而“道”，总结出一套驾车竞赛的规则和克敌制胜的法宝。著名的“田忌赛马”就说明，驾驭之术不仅仅是一种斗勇，更是一种斗智，包含对某一问题在运筹学、驾驭学、领导学方面的综合最优化。

中国古代的“射艺”，从最初的“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发展到后来的射箭和弹弓，再到春秋时期的弩。由于射箭在军事和狩猎活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历史上更受人们的重视。唐代武则天设立了武举制度，规定了九项选拔和考核人才的标准，其中有五项是射箭，包括长跺、马射、步射、平射还有筒射等等。清朝康熙年间，山东长山县(今周村、邹平)出过一位响当当的武状元——王应统，曾受命随康熙大帝一同剿灭葛尔丹，可谓战功卓著。如今的“射”艺，其实应该综容古今，既包含现代的手枪、步枪、等实弹射击运动，也应该包括古代的射箭和弹弓、射弩等，以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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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D\u0026G事件说起：东方又成为了被西方观看的“他者”

暂不讨论后续的一系列事件，无论如何，这并不是一部让中国乃至华裔观众观看时觉得舒服的短片，羞辱或许谈不上，但已经显得足够傲慢。毕竟视频场景只能显现出西方指导手足无措的东方时的无奈，而对于东方的理解，却表现的如此刻板和浮皮潦草。

（D&G “起筷吃饭”宣传片）

这亦不是Dolce&Gabbana首次体现出这种傲慢，2017年Dolce&Gabbana所放出的一组标签为#D&G爱中国#的宣传照，同样受到质疑。身着D&G华丽衣服的模特们，突兀地出现在衣着朴素的北京市民的旁边，以自信的笑容迎接着镜头。市民们则失焦沦为暗淡的背景，唯一的作用是，帮助营造了一种格格不入的视觉氛围。

（D&G 2017 #D&G爱中国#宣传照片）

这样的视觉逻辑，似乎回到了19世纪末的西方对于东方的呈现脉络——将中国表现为一个麻木、空洞，作为猎奇对象的“他者”，陪衬、听从作为主体的西方。这让人遗憾地意识到，来自西方的“同志”们在20世纪试图推翻的“东方主义”的视觉抗争，或是冷战结束后的西方曾经主动积极的融入姿态，都已被遗忘。更悲观一点，这似乎说明作为异域图景的“东方主义”，在这样的消费时代，只能被无可避免地裹挟于camp媚俗的时尚潮流，自此更有生生不息、难以告别的理由。

构建他者：被作为视觉奇观兜售的China Man

摄影术被发明于西方。自然，西方有机会抢先将镜头对准了东方。

然而西方对东方——这种单向度的“凝视” （Gaze）的诞生，即宣告着一种不平等的观看/被观看的权力结构被无可避免地构建，也仿佛一种天然的隐喻——19世纪的西方早已不伏地仰望中国这马可波罗笔下的“天朝上国”，而是直起身子，仰仗着坚船利炮，傲慢地细细估量东方潜在的肥美殖民地。

这一俯视，反之又成为了西方找到自己、构建自身主体性的过程。在“粗野、麻木”的东方映照下，西方认为自己无疑是“文明、先进”的，以西方之长日，照耀世界，仿佛天经地义，正如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阐明的，“东方”作为他者被构建，以凸显出西方自身。

19世纪末，殖义进入了高潮，摄影机也已变得足够便携。进入中国的西方人，随身携带着枪和相机。毕竟，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两者都是可以进行“shoot”、于草莽村夫甚至是身着蟒服的清廷官员前，炫耀强力的工具。

他们驻留在本国的同胞，急于领略同样的异国漫游。因此，拍摄遥远神秘的中国人（China Man）成为了一门火热的生意。作为满足猎奇的“视觉奇观”，最早进入外国摄影家镜头里的中国人，往往衣不遮体，抽着或是承受着酷刑，眼神往往麻木空洞，和镜头绝无几丝有感情的交流。与其说是“人物摄影”, 不如说是“景观摄影”。

西方摄影家拍摄的抽的中国人

而当拍摄者和被拍摄者进入同一张相片时，代表“西方”的衣冠楚楚的拍摄者，则往往占据中心，强势地盯着镜头，而作为被拍摄者的中国人，木讷地窝于一角，眼神躲避，几乎和背景合而为一。著名的西方摄影家，在1873年出版了皇皇四卷《中国和中国人图片集》的苏格兰人John Thomson和中国人的这张合照，即是典型的一例。这或可说明，彼时西方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体性的侵略逻辑，同样折射到了视觉文化中。

（John Thomson和中国人的合影）

来自西方的“同志”：从埃德加·斯诺到尤里斯·伊文思

到二战时，“共同的联盟”超越了“民族”，加之左翼运动兴起，来到中国的拍摄者，不再是“东方奇观”的盗猎者，而是试图忠实记录下中国战场的情况，例如大名鼎鼎的马格南传奇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荷兰导演大师尤里斯·伊文思。其中一些更是以自己为中国人民的“同志”，只是来自于西方，例如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

埃德加·斯诺

埃德加·斯诺本想以中国作为他世界旅行的起点，但在1928年抵达上海后，他足足在中国停留了13年。对于同胞们的傲慢，他深有体会，在1930年所写的一篇稿件中，他尖锐地讽刺了这一点：“‘（在上海的）白人们，常用傲慢来描述中国人的态度，但事实正好相反，这些这上海的外国人，除了当自己的种族虚荣心和自负的表皮，被新的中国的独立和骄傲戳痛之时，对于生活在他们周围的中国人的所思所想，根本无动于衷”。在他的描述中，很少有美国人会说中文，在中国生活了三代的美国家庭也是如此。他们从未听说梅兰芳、陈独秀的名字，甚至避开中国菜、听到中国音乐就会尖叫。

不同于这些从来没有到过上海以外城市的外国人，作为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了广泛的旅行，穿越大大小小的城市、乡村，以平等的视角用文字和图像，记录下中国的社会现实：洪水、饥荒里，中国人坚韧而灵动的脸。作为拍摄者，他也乐于融入于中国人之中——会身着马褂拥着中国的儿童，也会穿着军装、骑在马背上和军人合影，与他们共同望向镜头，相视而笑。

（埃德加·斯诺和上海儿童的合影）

（埃德加·斯诺和士兵们的合影）

这一时代中国在西方视觉文化中形象如此大的变更，也可有几分归因到纪实影像潮流正在进入中国。左翼运动者、纪实影像先驱尤里斯·伊文思，结束了反映西班牙内战影片《西班牙的土地》的拍摄，因受左翼组织的委托，来到了“东方战场”拍下了著名的《四万万人民》。正如纪实运动所强调的，记录的目的是为了关注传达，乃至介入改变社会。在抱持这一思想的伊文思的镜头里，中国人不再被作为距离遥远的“他者”被高傲地加以凝视，而是作为主体本身，在银幕上展现顽强抗击侵略的生活百态。观看/被观看、西方/东方的天然结构，也因而被无形地消解掉了。

不过，假设来自西方的“同志”伊文思，也如埃德加·斯诺一般因为机缘成为“中国通”，无疑是一种浪漫的幻想。伊文思虽然一生以记录中国为己任（抗战时期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新中国成立后的12集长片《愚公移山》），末了仍不得不通过影像承认，中国对于他，终究是神秘的、难以理解的。

在他九十多岁时拍摄的《风的故事》中，他自省却也陶醉地让自己和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影像同框出现：孙悟空乔装成医生，进入了他的病房，为他送来灵丹妙药；衣袂飘飘的嫦娥，在他身边翩翩起舞，西方面孔的他困惑地看着，试图跟随上她的引导——必须注意，在呈现自己西方面孔的同时，他坚持将银幕上的自己包裹在中山装之中。这一幕，几乎是他一生的隐喻。

（《风的故事》尤里斯·伊文思）

别后重逢：试图融入的姿态，总归动人

“冷战”阴影笼罩世界时，西方和东方都向彼此重重地关上了大门，却又忍不住通过门缝，捕风捉影地想象对方。

沉寂了25年之久的神秘邪魅的东方博士“傅满洲”的形象，借克里斯托弗·李之躯，重新回到了银幕。从1965年起的五年间，上映的傅满洲系列电影足有五部之多：《傅满洲的面孔》（The Face of Fu Manchu 1965）、《傅满洲的新娘》（The Brides of Fu Manchu 1966）、《傅满洲的复仇》（The Vengeance of Fu Manchu 1967）、《傅满洲的血》（The Blood of Fu Manchu 1968) 以及《傅满洲的城堡》（The Castle of Fu Manchu 1969）。

（傅满洲系列电影）

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西方观众方有机会通过大众传媒，看见彼时真实的中国。

名为“ In China Now” 的VOGUE 1979年8月刊，刊载了随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的其夫人Nancy Kissinger在中国游玩的诸多瞬间。上海街头的这一幅图，国务卿夫人自然是画面重心，真正的视觉主体仍是虽然全员身着的确良，但是神色鲜明各异的中国群众。

（Nancy Kissinger在上海）

VOGUE也俏皮地将拍摄到的Nancy在广场上挥手的动作，和中国大爷们练气功的动作，拼贴到了同个画面中，找到了某种近乎诗意的相似性。久别重逢的西方镜头里，中西能够和谐共存，也从另一个侧面，有所反映西方试图融入、加以合作的诚意。虽说文化曲隔总归是会存在的，试图融入的姿态，其实已足够动人。

（Nancy Kissinger挥手、中国大爷练气功）

无法告别的“东方主义”：消费主义时代永远需要的“异域图景”

消费主义时代伴随着全球化浪潮呼啸而来，强力地骑劫了“民族”、“阶级”等等议题，只为自身服务。更琳琅满目的速食“他者”，为时尚业这样的快速消费业所挪用、建立，成为源源不断被生产出来的“异域图景”，加之于工业流水线产品之上，试图伪造作为艺术品的“光晕”。看似刻奇，实则坎普。

“中国性”，被西方商业浓缩为性感纯良的旗袍、吉祥热闹的龙凤富贵，一经提炼，便被大批量生产。

旗袍输出“中国女人”的性感、温顺，西方时尚业将之兜售给西方顾客，帮助她们cosplay《苏斯黄的世界》中性感兼具纯真的China Doll，添情加趣。

（《苏斯黄的世界》中身着旗袍的China Doll）

龙凤富贵从中国出口之后，又转往内销，帮助西方商家，贴上懂得中国的标签，只是效果往往不佳：2015年Burberry推出的限量版Heritage喀什米尔围巾，绣上了一个大大的“福字”，本想讨好数量猛增的中国消费者，最后也要被中国顾客认为是“尴尬且难看”的。

（上有“福”字，2015年Burberry推出的限量版Heritage喀什米尔围巾）

不过也不必过于自怜，“中国”不是唯一被消费的民族意象，同在东亚的日本人、西方内部的黑人族裔，乃至少数族裔的形象，都难逃被挪用消费的宿命。作为维多利亚的秘密“Go East”系列的一部分，一套被起名为“性感小艺伎”的装扮，被指将日本身份简化为异域幻想、的刻板印象，挑动起对于亚洲女性的种族化迷恋。

（维多利亚的秘密 “性感小艺伎”套装）

“他者”也在西方文明内部被构建出来，以供消费。D&G在13年登上米兰秀的作品，充满了关于黑人女性的过时种族主义意象，大多数人认为印花形象实际来自于美国奴隶时代种植园的黑人女奴隶的形象（Jemima），实际上严重地浪漫化了奴隶制和种植园生活。

（13年 D&G米兰秀的作品被指充满过时的黑人种族意象）

此外，正如人们往往将萨义德及其“东方主义”基于字面，误解为针对中国提出的概念，实际上，故土中亚才是他所指向的“东方”。更需指出的，倘若将“东方主义”仅仅指向到具体而固定的对象，无疑则是对“主体”、“他者”这样值得探讨、广泛存在的对立关系的极大窄化。

毕竟，之于“东方”，往往还有“东方的东方”这样的存在，而我们往往对其漠不关心。审视回自身，中国的商家不知何时起，也将消费非裔“他者”作为了潮流。例子很多，从朋友圈里异常尴尬的黑人小朋友举牌广告视频，到堂而皇之在大众媒体上播放的将“黑人”洗“白”，难以摆脱种族歧视嫌疑的洗衣凝珠广告，只是作为普通观看者的我们，往往无动于衷。

在消费主义高涨的时代，“东方主义”似乎永远难以告别，但仅仅将质疑和批评投向被傲慢征用的“中国意象”，是不够的。要警惕作为消费对象被创造出来的一切“他者”，警惕消费主义对于一切有价值议题的骑劫，这是我们在当前时代，对抗消费主义、避免社会窄化必须的自省。

作者：逢舟

编辑：宫子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