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务所所长的委托任务在哪里(事务所所长的委托任务在哪)

一起家庭悲剧引发“正当防卫”之争

犯罪嫌疑人刘东近照。

刘东所用的铁叉。

“刘东跑我弟弟家，和弟媳偷情，被捉奸在床后，我弟弟打他，他打死我弟弟。他竟想免于刑责?”9月12日，听到律师赵学会的意见后，河南南阳南召县的王大超气不打一处来。

刘东的代理律师赵学会却认为，刘东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所采取的制止行为，系正当防卫。

警方、检方和王大超代理人认为，因存在互殴情节，此事不属于正当防卫。记者了解到，检方将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对刘东提起公诉。

南召县县委一位主要领导表示，身为南召县自然资源局城关所所长的刘东偷情属违纪，将责成相关部门展开调查。

为捉奸，

丈夫装

并藏身杂物间

大约4年前，王超和赵莲这对结婚近20年的夫妻，感情出现危机，闹起离婚。王超笃定，赵莲和其他男子有不正当关系。他下定决心，要捉奸在床。

5月22日左右，王超将计划付诸行动。证据材料显示，王超谎称外出打工，赵莲送其上车。王超中途下车回家，藏在家中二楼南边面积约10平方米的杂物间内，只在赵莲离家后，才下楼活动。此时，他已在一楼卧室梳妆台后方装上了。

王超暗中监视发现，赵莲和一男子视频聊天次数频繁，有时会长达一个多小时；一开着黑色轿车的男子常上门来接赵莲。

妻子的异常举动刺激着王超，心痛和愤怒之下，亲哥哥的话他也听不进去。

5月23日上午8时许，哥哥王大超打电话给王超拉家常时得知，弟弟没外出打工，就藏在家里，要抓赵莲捉奸现行。

害怕弟弟因冲动酿祸端，王大超挂断电话后，驱车从县城来到老家，从上午9时一直劝至中午也无济于事。王超说，他不会和王大超走，否则这几天的努力就白费了。他一定要拍下照片，然后就能和赵莲顺利离婚。

5月25日下午，王超前往县城探望住院的二哥。当天晚上，三兄弟在王大超家中碰头。大哥和二哥轮番劝阻，抓到视频聊天就可以收手了，好聚好散，要是捉奸在床会引发混乱，后果不能掌控……

听不进去劝的王超大声告诉大哥二哥，他宁可站着死，也不愿跪着活。要这样，还不如死了算了。说到激动时，王超拿起烟灰缸朝自己头部砸去，顿时血流满面。

两位哥哥不敢再劝。5月26日，王大超送三弟王超回到了农村老家。

9月11日，王大超告诉记者，想到劝说一事时，他的心情复杂。“我自责，没能劝住弟弟；弟弟是冲动，可哪个男人能忍下自己的老婆偷情？而且赵莲的妈妈知道赵莲偷人，也不劝。”

捅死妻子后

丈夫被第三者铁叉捅伤后身亡

第三者是50岁的已婚男子刘东，他是南阳市南召县自然资源局城关所所长。

刘东称，2016年，他添加了赵莲的微信；2018年初，两人成为情人。2019年，赵莲母亲知道了两人的关系。5月27日上午，他开车来到王超家门口，接上赵莲和赵莲母亲，找到一村干部，帮赵莲母亲协调占地赔偿事宜。当日1时许，他回到赵莲家中，两人在一楼卧室发生性关系后卧床休息时，血案发生了。

证据显示，5月27日下午1时24分，王超致电王大超说:“我听着像是进屋了。”王大超听到后一下紧张起来，开车往老家赶。下午1时34分，王超再次来电，王大超劝说:“你别动，有啥事等我回去。”往老家赶回途中，王大超拨打110报警称，快点去王超家，要打死人了。

南阳鸭河警方查明，王超手持一把尖刀，从二楼来到一楼卧室，与刘东争吵起来。后赵莲抱住王超，刘东趁机试图上前夺刀。后王超捅伤刘东，并将赵莲捅倒在地，赵莲因失血过多当场死亡。

刘东趁机从卧室内跑出，跑到二楼西北角处拿起一把三叉铁叉，王超追至二楼，两人发生打斗，王超阻止刘东下楼，并和刘东谈判想问其要钱私了此事。后刘东用铁叉将王超左手腕部叉伤后逃离现场。王超被送往医院，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身亡。

王大超回忆，下午2时20分，他赶到王超家时发现，王超躺在卧室门口的地上，手腕上有个洞。王超被送上救护车不久后称，想睡觉。

经鉴定，赵莲系被他人持单刃锐器刺破头臂干及肺脏致失血性休克死亡；刘东腹部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额部、手部受轻微伤；王超系被他人持刺器刺破动脉致失血性休克死亡。

8月21日，南阳警方将刘东移送检方审查起诉:刘东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偷情所长的辩护律师：

所长系正当防卫

血案发生后，河南民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学会接受刘东的委托，向检方提交了《刘东构成正当防卫的意见书》。

意见书提及，王超在卧室内，用刀砍伤了刘东。刘东为制止王超对其追砍，拿起干农活用的铁叉，朝王超持刀的手臂还击，意图打掉刀，在此过程中不慎击中王超的手腕动脉血管。基于此，刘东的行为属于“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所采取的制止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意见书还称婚外情属于道德调整的范畴，与是否构成正当防卫没有法定的因果关系。

记者了解到，刘东被抓后向警方供述时多次强调，他受伤后多次向王超求饶，王超不依；他拿铁叉的原因是因为王超一直抓着刀不放，他是为了自保；他没有刺王超其他部位，只刺了拿刀的手。

9月11日，南阳市卧龙区检察院告知赵学会，警方和该院一致认为，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追究刘东刑责准确无误。此案因有“互殴”事实，不构成正当防卫。

值得注意的是，刘东的身份为所长。9月12日，南召县一位主要县领导向记者表示，刘东身为党员干部，追求低级趣味，破坏别人家庭，还引发血案，应当受到纪律处分。“按规定，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情节严重的，可以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我将责成相关部门展开调查，尽快拿出处理意见。另外，刑事部分我相信司法部门会公平公正处理。”

死者家属：

所长不仅是道德上的凶手

该案受害方代理人是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广松，他不认同赵学会的观点。周广松介绍，刘东与有夫之妇存在不正当关系，违背基本的社会伦理，违公序良俗。

案发现场的三人之中，两人都死亡，只有第三者刘东活着。刘东进入卧室后，真实的过程如何，不能完全相信刘东的供述，需要更多的鉴定和现场勘察等细节来确定。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王超和刘东存在互殴的情形。此外，刘东被捉奸在床后为了从现场脱逃，其心理状态更有压制王超的情形，进而存在故意伤害的心理状态。

周广松认为，刘东的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刘东和赵莲的行为不正当，名不正言不顺。刘东是为了从现场脱逃，而王超是为了捉奸在床，控制刘东，所以存在互殴，最终导致刘东受轻伤，而王超死亡。“刘东闯入他人住宅，与户主子发生性关系，这才是最大的行凶。”

王超的大哥王大超亦兄亦父。得知刘东一方向媒体反映，其行为属正当防卫后，王大超难以接受。“他跑到我弟弟家去，和赵莲发生性关系，还把我弟弟打死了，他和赵莲是道德上杀害我弟弟的凶手，还想不坐牢？他想得太美了。我相信检察院和法院会给我一个公道。”文图 据上游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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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权推荐丨杨矿生：委托协议中不能模糊的几个事项

杨矿生 北京中同律师事务所主任

引子

律师事务所和客户之间的委托协议，多数都是在事前已拟好的模板或框架的基础上，经过讨论修改后签订的。

有些律师在起草和讨论委托协议的条款内容时，喜欢简单，不喜欢复杂，有的委托协议内容很简单，还不到一页纸。他们的理由是合同内容简单些，客户容易理解，讨论时也容易达成一致意见，自己也能够主动些。

这种做法对于客户来说显然不太公平。因为他们是非专业人士，对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不熟，对律师的工作内容、工作特点和工作方式都不清楚，不知道委托协议应该签什么内容，只关心交多少律师费，所以，这样的合同是不公平的。

实际上，委托协议的内容太过简单，对于律师也是不利的。比如，有些案件中，律师已经辛辛苦苦忙了很久，客户却要解除合同，要求退回全部律师费用，如果合同中对这样的事项没有约定，处理起来就很麻烦。

因此，事务所与委托人签订委托协议时，除了合同应有的基本内容外，有一些事项也是非常重要的，对这些事项的约定，不能忽略，也不能过于原则、模糊不清。

为了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律师和客户在协商委托协议时，应当对以下三方面容易被忽略、容易模糊不清的事项，进行明确约定。

一、关于协议的解除

律师事务所与客户签订的委托协议中，关于是否设立委托协议的解除条款，以及如何设立这些条款，各个事务所的做法五花八门。有的没有约定解除条款;有的甚至约定不得解除，如果委托人无故解除合同，则律师费不予退回。这些做法都是不合适的。

特别是如果在协议中约定了委托人不得解除合同，委托人单方解除委托，律师费不予退回的条款，委托人起诉到法院后，相关的条款肯定不会得到支持。

合同解除条款的设立，不仅对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是一种保护，对律师的合法权益也是一种保护。

如果没有设立解除条款，一旦委托人提出解除委托，并因此与事务所产生了纠纷，这种纠纷解决起来就很麻烦，甚至有可能会被委托人起诉，不仅耗时耗力，对事务所的声誉多少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我们的做法是，在与委托人商谈委托协议时，针对司法实践中可能发生的合同解除的各种情形，先与客户进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再订立相对应的解除条款。

这样，一旦发生纠纷，也能找到相对应的处理条款，不至于因约定不明，必须通过法院判决才能解决纠纷。

二、关于工作完成的约定

关于律师辩护工作完成的约定非常重要，对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后期也会引起很大的争议和纠纷。

1.合同到期标志着律师辩护工作的完成

正常情况下，律师辩护工作的完成是以合同到期为标志的。

合同期限是合同的基本内容之一，事务所与客户签订的委托协议中，对于合同的有效期限，一般是按照诉讼阶段来签订的，每一个诉讼阶段结束时，都会有一个确定的行为标志，而这个行为标志的出现日期，就可以作为合同期满的日期。

比如，侦查机关出具起诉意见书，就表明侦查阶段结束，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出具起诉书，就表明审查起诉阶段结束，案件进入一审阶段;一审法院作出判决或者裁定，就表明一审阶段结束;二审判决或者裁定的日期就是二审阶段的结束日期。

上述司法机关作出决定或判决、裁定的时间，就表明律师在该阶段的辩护工作已经结束，也就是委托协议期限届满的时间。比如，一审委托协议的合同期限，一般是这样约定的，就是“本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至一审判决或裁定作出之日止”。

因为收到上述司法文书的时间通常较晚，所以，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或当事人对于律师在某个阶段辩护工作的完成时间，都以收到相应司法文书的时间为准。

刑事辩护实践中，当然也有以某个行为完成作为标志的单项委托。比如，家属仅委托辩护律师会见当事人一次，辩护律师在会见完毕后，该单项委托任务即告完成，就表明合同期限届满。

2.律师的某些行为完成，标志着辩护工作的结束

虽然各个诉讼阶段的结束都有特殊的日期作为标志，但实际上有很多辩护工作在那个特殊的日期之前就已经完成。

比如，在侦查阶段，律师已经多次会见嫌疑人，也向侦查机关反映了律师的意见，只是在等待侦查机关的处理结果，这种情况下，律师在该阶段的实质性工作可以说已经完成。

再比如，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已经复制卷宗，阅完卷宗材料，也与嫌疑人核实了相关证据，交流了对案件的辩护观点，也向检察机关反映了律师意见，只是在等待检察机关的决定，这种情况下，律师在该阶段的实质性工作也可以说已经完成。

在审判阶段也是这样，辩护律师参加了开庭审理，进行了法庭调查，发表了辩护意见，被告人也作了最后陈述，一审的流程已基本完毕，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一审的判决结果还没有宣告，但可以说，律师的实质性辩护工作在判决宣告之前已经基本完成。

结合辩护实践来看，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比如，某个诉讼阶段还没有结束，但是辩护律师在该阶段的主要任务已基本完成，在等待办案机关作出决定的这段时间里，委托人解除了对辩护律师的委托。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都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如何认定辩护律师辩护工作的完成状况呢?是否还需要退费，以及退多少呢?这些问题非常复杂，且经常会发生扯皮争议。因此，对于这些问题，也应当在委托协议中进行明确的约定。

三、关于发回重审的问题

案件进入二审阶段，当事人及其家属与律师签订二审委托协议时，大家想得比较简单，合同约定的内容也比较简单，双方约定的事项就是委托进行二审辩护，约定的合同期限，也就是到二审判决或者裁定作出之日止。

在二审委托协议中，一般很少考虑到发回重审的问题，但实际上发回重审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而且还是比较复杂的。

有些案件刚进入二审法院不久，二审法院就直接作出裁定，将该案发回原一审法院重审;有些案件进入二审法院的时间较长，而且二审律师也复制了卷宗，有的甚至已经提出了二审辩护意见，二审法院经过审理后，将该案发回原一审法院重审。

发回重审的案件，有些在经过原一审法院重新审理后宣判，双方不再提起上诉或抗诉，该判决就生效了，但是有些案件还有可能发生新的二审。

对于这些发回重审的案件，由于委托协议中没有考虑到这些情况，因此，对于辩护律师辩护工作的完成状况如何认定，是否需增加律师费，就会在双方之间产生很大的分歧和争议。

如果仅按字面上的理解，二审辩护工作的合同期限是到二审判决或者裁定作出之日止，那么，即使发回重审，原一审法院进行审理后，如果控辩双方提出上诉或者抗诉，发生新的二审，也依然包括在合同约定的期限之内。

在这种情况下，发回重审的案件，相比不发回重审的二审案件来说，程序要复杂得多，律师的工作量也要大得多。律师对这种理解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如果认为裁定发回重审就意味着律师二审阶段的辩护工作完成，发回重审后需另外计算律师费，客户肯定也不愿意，也确实不太公平。由于发回重审的情况比较复杂，事务所在与委托人签订二审的委托协议时，就必须把发回重审的各种情况也考虑进去，明确约定双方的责任和费用。

四、底层逻辑

我们应当记住：

●委托人随时会解除委托。

●辩护律师在不同阶段完成辩护工作的标准要明确。

●二审辩护案件可能会发回重审。

——杨矿生

来源： 刑辩十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