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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昌斌：吃派饭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漫画：《吃派饭》，作者：李二保

壹

小时候，村里来了公家人时，就会到家中吃派饭。

留在我最早记忆中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社教工作队员吃派饭。

当时我们村有十几户人家，来了四五个工作队员。因为有男有女，村里就腾出两眼窑洞，让他们住。

吃饭呢，则由每家轮流管。

说是每家轮流，其实不是每家。家庭成分高的，孤独无人做饭的，就不会给派饭。

每当轮到我家管饭时，头天母亲就开始忙碌起来，策划和准备饭菜。第二天早上，将我们早早叫起来，收拾窑洞，然后让我去请公家人来。

我从家中出来，沿着村里半山坡上的小道，走到公家人的住地，在窑门上敲几声，说：吃饭了！

因为我不知该怎么称呼，只好省略主语，直奔主题。好在人家见我是个小孩子，也不见怪，就起身跟着我到家中来。

一到家中，母亲就赶忙让客人上炕。炕上已铺上了羊毛毡，公家人上炕后，盘腿而坐。只有一个年轻的大学生，估计不是陕北人，不会盘腿坐，母亲就让他坐在炕沿边，双腿搭在炕栏下。后来不久，这位大学生也学会盘腿坐炕，不再享受特殊待遇了。

客人上炕坐好后，母亲在炕中间放好锅圈，然后将一锅冒着热气的大烩菜端上炕。接着用一个托盘将碗筷和各色调料端上来，让客人自己动手从锅里舀菜。然后用一个筛子，将白面馒头呈上，说：趁热吃！

这时的父亲，一直坐在炕上陪客人。他虽是农民，但年轻时曾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能和公家人对话。人家也趁机从他嘴里了解情况，吃饭工作两不误。

姐姐这时在地下帮着母亲操持。我和哥哥则在门外溜达。因为窑洞炕小，坐不下太多人。何况待客时，小孩不能上炕。

等人家吃完饭，起身出门后，我们才进入窑洞，或上炕，或就在地下，享受残汤剩羮。因为在陕北，要吃白面馍，除非是过年，或者村里谁家过大事。

正因为如此，我是希望常有公家人来吃派饭。我知道家中好客，就是自己吃糠咽菜，也要把公家人管待好。我当时年龄最小，只要有剩下的，那一定首先进我的嘴。

其实不光是我家好客，陕北人大都如此。或者说，越穷越大方。何况，当时生产队给管饭的家庭是有补偿的。有时是按人数记工分，有时是补粮食，到年底时一并结算。有的家庭实在困难，还可由生产队预支粮食，而且通常都是细粮。

当时的工作队员，每天饭后，每人还会给管饭的家庭放下一斤粮票和三四毛钱。这样，管饭的家庭就等于有了双份补偿。只是有的生产队规定，凡公家人已给粮票和钱的，队里不再补贴工分或粮食。

即使这样，人们还是愿意给公家人管饭。这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待遇。那些成份高的家庭，比如地主和富农想管饭还轮不上呢！

当时村里小孩们一起玩，常常会说，我家今天管饭，吃的是白面馍馍；我家管饭，吃的是荞面饸饹。而那些没有资格管饭家庭的孩子，往往会既羡慕，又失落，感觉低人一等。

当个公家人，能吃上派饭，是我少年时的梦想！

贰

20世纪70年代参加工作后，梦想成真了。

那时省地县乡都要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和工作组，到农村进行基本路线教育。大约有两年时间，我先后到关中和陕北农村，当工作队员。

延安小沟村饲养室，工作队员居住地

下去前，大家先要到银行和粮食部门，兑换零钱和小额粮票。起初每人每天吃完派饭后，给人家留下一斤粮票三毛钱，后来改为四毛钱。如果是一顿饭，就给一两毛钱，三四两粮票。我那时每月工资是34.5元，口粮30斤。年纪大一点的，也就是四五十元，口粮一样。

那时干部下乡，是要与群众实行“三同”的，即同吃、同住、同劳动。而同吃，就是吃派饭。

我第一次吃派饭，是在长安县的赤兰桥大队。

这是个典型的关中堡子，一个堡子是一个大队，下面有6个小队。每个小队大约有三四十户人家，我们几个工作队员，分别到几个小队吃派饭。一个月左右轮一遍，然后再变换小队，这样便于了解全村情况。

我虽然出身农家，对农村和农民并不陌生，但那是陕北，而这里是关中，风俗和饮食习惯不完全一样。

记得那天是男主人来到工作队员住地请我。他大概有四五十岁的样子，长得五大三粗，典型的关中汉子。一见面就说，你是省里下来的干部吧！走，跟我去咥饭！我忙起身，跟着到他家中。只见屋子地下摆着个小方桌，桌上几样小菜，一个饭盆，里面是冒热气的玉米籽稀饭，旁边一个洋瓷盆里，是几块白面烙的锅盔。他爱人见我进来，忙招呼入座，并给我舀了一碗玉米籽稀饭，又从瓷盆里拿起一块锅盔递到我手里，说，没啥好的，家常便饭，你要吃饱哟！

我知道，关中的家常便饭，就是陕北的年茶饭！

我注意到，他家的三个孩子，与我吃的饭是一样的。

这与陕北的情况有些不同。当年村上多数人家，在管派饭时，是要做两样饭的。给公家人吃好的。公家人走后，自己再吃另一样的饭。有时，家中小孩不懂事，老盯着干部的碗，嘴里流口水。有的干部懂得农村情况，会吃到半饱时，就把碗放下，说饱了。待干部走后，小孩就有机会吃口好饭了。

也有的干部不忍心吃两样饭，一进门就揭锅盖，拿起碗筷吃粗粮酸菜。但这样做，会使主人很尴尬。

后来在延安县（今宝塔区）的小沟村时，也曾遇到两样饭的情况。但我们通常采取第一种做法，即装作不知情，少吃一点，尽量给小孩和老人留一点，又不使主人难堪。

行走在延安小沟村山峁上，走在前头的是作者。

叁

小时光知道吃派饭有面子，吃得好。到自己也吃派饭时，才发现吃派饭也会犯难。

当时的农村普遍贫穷，一到冬天，大都只吃两顿饭。早晨起来，你得同大伙一起去干活，直到上午十点左右才能吃第一顿饭。之后又得去干活，到下午五点左右才能吃上第二顿饭。有的人家，晚饭做得迟，有时要等到七八点才吃得上。而且晚上通常吃稀的，关中叫“喝汤”，喝的是面糊汤；陕北叫“喝米汤”，喝的是小米稀饭，很难填饱肚子。有的工作队员就买些饼干面包之类，饿了时偷偷吃一点。

一个村里的人家，除了贫富略有差异外，就是卫生情况和饭菜味道的不同。有的讲卫生，屋里屋外，窑洞上下，拾掇得干干净净，饭菜也可口。特别是那些有人在外边工作的家庭，更懂得如何招待人，使你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而有的家庭，无论卫生和饭菜情况，就有些那个了。一进家门，炕上炕下都是杂物，鸡狗入门，还能跳上炕，令你无法立足。最尴尬的是，女主人怀里抱着个正在拉屎的孩子，一只手给小孩擦屁股，另一只手拿个苹果，在衣襟上一擦，就递了过来，说，这是刚下来的苹果，你吃一个！你愣在那里，不知道接还是不接，吃还是不吃！

有人以为，这可能与家庭的贫富有关。但据我观察和体验，并非如此。同样是贫困家庭，有的就很讲究卫生和饭菜品位。同样是蒸玉米面窝头，人家蒸出来的就松软可口，而有些人家做的像石头，还酸得倒牙。

在吃头遍派饭时，你不知情况。但轮到第二遍时，心里有了底。快到不讲究的那家时，就直发愁。不去吃吧，不行；去吃吧，难受。有时，可找个外出的理由，隔过去。因为当几个工作队员同时到一家时，你不去，他们得去，等你回来后，这家就算过了。

如果是你一个人轮吃，就只好“吃二遍苦”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装作身体不舒服，一天少吃一顿。这也算过了。

有的生产队长有经验，在派饭时会有意无意错过这类人家。理由要能说得过去，不能使人家有受歧视的感觉。

虽然那时普遍不富裕，但有的人家会过日子，加之有自留地，只要经营得好，生活就过得好些。

在延安时，就有那么一家，每到他家吃饭，总会给你变个花样，比如饸饹，揪面片，摊黄，抿尖，荞面搅团，凉粉，煎饼……，其中不少是粗粮细做，真是可口！

陕北有句话，叫“好吃难消化”。那意思，不光是说饭菜不好消化，而是吃了人家的好饭，就得给人家排忧解难。

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

一天，村干部给我反映，有的人经常偷偷出去卖豆芽！刚才又去了！我一问，犯事的正是很会过日子、饭菜也很讲究的那家。

这在如今根本不算个事，甚至要当作勤劳致富的榜样。但在那个年代，却属于典型的“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那家的成份是上中农，虽然属于团结对象，也有给工作队员管饭的资格，但毕竟成份高了些，与属于对象的富农，就差那么一点点。

听到这个反映，我作难了。村干部说他亲眼看见那家婆姨提着个盖了黑布的篮子出村了，赶紧派人去肯定能追上！

我对他说，这事重大，我得给工作组长汇报。本想拖延一下，不料村干部说，组长就在隔壁，咱俩一块去汇报！

组长听了后说，那派谁去好呢？

村干部说，再去找人就来不及了，干脆让我去吧！

组长不好再说什么。我想了一下说，我俩一起去！

他走得飞快，我在后面跟着。出了村口小路，快上村外大道时，追上了那个妇女。

村干部拦住她说，你做甚去？她有些紧张，说，不做甚！

我趁机训斥她说，生产队这么忙，你还提着个篮篮胡串！

她是个聪明人，从我的话中听出了意思。

村干部夺过篮子，揭开黑布，指着豆芽说，这是什么？她镇静下来说，我这几天发的豆芽！村干部问，你提着豆芽到哪去？她说，走亲戚。又问哪里有你的亲戚？她用手指了指前边拐过弯的一个村子说，娃她姨就在那里！

村干部有些尴尬，他明白这个妇女说的不是真话，但也知道人家在前村是有门子亲戚！

我见此情形，又大声喝斥道：农忙不要走亲戚！娃她姨家又不缺你那几根豆芽，赶紧跟我们回去！

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公社工作队员合影

肆

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又有一次吃派饭的机会。

当时在农村进行结为“四教育”，即路线教育、文化教育、科技教育、法制教育。我当时已是省政府研究室的副主任，被派到商洛地区的洛南县当工作队长。

洛南属陕南地区，在地理上却又属黄河流域。这在整个陕南三个地区中是唯一的。但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包括饮食，还是陕南味更多些。

因为是工作队长，我被安排在县城招待所住，除负责全县教育活动外，主抓城关镇。我本想在镇里吃派饭，但当地领导说不好安排，再者人家也不大欢迎干部到家里去吃饭。

后来我发现，那些县里和乡里抽调的工作队员，也很少有吃派饭的。有的在乡政府上灶，有的在村里相对固定一两家吃。那些离家近的当地干部，干脆回家吃。

下乡干部是有伙食补贴的，无论在那里吃饭，都应该交伙食费。我在县招待所就坚持按规定交，人家不要，直到我变脸了，才勉强接收。虽然我知道，那点伙食费与实际吃喝费用相比，实在有些少。

我问那些下派干部，是不是按规定交费。回答是肯定的。但私下了解时，大都没有交，或者人家不肯收。

当地一些干部和农民说，你们吃几顿饭值几个钱，只要给我们弄个项目来，比什么都强！说得实在一点，你们人来不来都没关系，只要项目和投资能来，就行！

在后来的单位对口帮扶中，我就十分注意跑项目，要资金。帮助村里修路、建桥、打坝等，只要这些事做到位，人去不去，住不住，吃不吃派饭，好像都无所谓。

据了解，进入新世纪的扶贫开发与脱贫攻坚中，包括下派乡村的“第一书记”，真正坚持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也很少。

虽然上级不时检查，但下面总会有应对办法。

这种情况的形成，有多方面原因。

比如：

人们普遍由务虚向务实转变。无论干部还是群众，都注重经济发展和脱贫致富实际成效，而非干部天天到农民家中去吃派饭的形式。

土地承包后，各家自主经营，尤其城镇化加速后，许多村庄成了空壳，使传统的“三同”不好实行了。

生活观和价值观发生变化，吃派饭已被不少人视为落后的做法，比如不符合现代卫生理念，等等。

不可否认，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干部深入农村，与农民实行“三同”，是了解民情、解决实际问题、密切干群关系的重要途径，意义不可低估。

即使在当今，如何保持干群之间的“感同身受”，也至关重要。

当然，在新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下，如何继承和发扬优良作风，需要在实践中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并形成制度化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