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为什么成为直辖市政治考虑(重庆为什么成为直辖市)

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成立。在此之前，我作为四川省委常务副书记、重庆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参与了有关筹备工作。虽然时间已过去了十多年，但我对此仍然记忆犹新，不能忘怀。

知道重庆成立直辖市，我经历了三部曲。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其实是一种“回归”，因为历史上重庆曾两次直辖：国民政府时期，重庆为陪都，也是特别市（后改为行政院院辖市），同时也称为直辖市；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54年，重庆先为中央直辖市，后改为西南行政大区直辖市。20世纪60年代的重庆，虽然不再是直辖市，但仍然是四川省甚至整个西部地区最好、最大的一个城市。

当时重庆人口有400多万，而成都还不到200万。我是四川南部县人，但从1961年在重庆上大学开始，就长期在重庆学习、工作、生活，对重庆感情很深。

改革开放初期，重庆也是朝气蓬勃，给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很多。比如，1983年，重庆在全国第一个被列为计划单列城市，在试点过程中有很多改革。当时，我在重庆钢铁公司任总经理，率先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有很多创新。那个时候大家普遍工作很忙、很累，但心情很好，积极性很高。

20世纪90年代，重庆作为一个老工业城市，又是军工企业比较多的城市，进入改革的困难磨合期，一下子出现几十万下岗职工。与沿海地区甚至成都相比，重庆落后了。当时重庆很困难，经济发展上不去，老百姓生活水平降低，社会不稳定。

当时，我已经调任四川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我爱人娘家在重庆。春节去重庆探亲的时候，我目睹重庆交通拥堵、城市环境又是脏乱差，实在是看不过了，就主动找当时的重庆市市长刘志忠同志。我说：“志忠，重庆现在这个样子，你们要不顾其他任何事情，想想办法。你现在是市长，就得把这个责任担起来，把所有副市长召集到一起，找一个没有人上访的安静地方开个会，研究一下该怎么办。”

可以说，当时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老百姓都在探究解决办法，普遍希望重庆成为直辖市。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当时不知道的是，早在80年代中期，小平同志就提出了把重庆从四川分出来、单独建省的设想。

重庆直辖保密和我的三部曲

1985年1月19日，小平同志在参加了广东大亚湾核电厂有关合同签字仪式后，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的同志，详细询问了三峡工程的情况。当说“正在考虑成立三峡行政区，用行政力量来支持三峡建设，做好移民工作”时，小平同志提出，“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一个以成都为中心”。

中央正式酝酿设立重庆直辖市是1994年。1995年中央派人到四川进行调研工作。1996年6月19日，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重庆市改为直辖市的方案。这一阶段的筹备工作，写的三峡日记《众志绘宏图》里有所反映，我不是很清楚。我知道重庆成立直辖市，已经是1996年了。对此，我可以说是经历了三部曲，开始是不相信，然后是高兴，再后来就是直接参与筹备工作，到重庆任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先说说“不相信”。1996年1月，具体哪天记不清楚了，我找了时任四川省省长的肖秧，他以前是重庆市委书记。我说：“肖秧同志，我向你报告一下重庆经济发展情况，请你考虑。”我提出是不是专题研究一次重庆的工作，研究重庆如何深化改革？如何扩大开放？如何加快发展？这个时候，肖秧说：“海清，你不要着急。我告诉你个事，你不要告诉别人。我从总理那里听到，中央正在研究重庆成立直辖市，国务院已经研究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重庆要成立直辖市。回来以后，我想了一下，觉得肖秧讲的话很难说一定准确，不大相信。

再说说“高兴”。1996年4月，我作为四川省委常务副书记，到北京向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同志汇报干部工作和党建工作。他对我讲：中央原来准备让你作四川省省长，但是考虑到重庆要成立直辖市，重庆的工作任务更艰巨，中央准备调你到重庆市工作。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我说，能不能告诉一下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同志？说，对谢世杰同志也不要讲。因此，我当时没有向任何人讲，连老婆也没告诉。

回到四川以后，我就马上把重庆体改委副主任、党组书记赵公卿（后来曾任重庆市副市长）和社科院廖院长一起请来。我说：现在重庆和成都的差距，我个人体会，一是县域经济发展差，二是体制改革方面比较差。你们是体改委主任、社科院院长，帮我做点调查。要有调查报告，同时要理出具体政策措施。

我那时候还不敢说重庆成立直辖市。当时我是四川省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省长还没有免，研究重庆经济发展问题也算是很正常的事情。赵公卿非常高兴，问我什么时候要。我说越快越好。实际上，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考虑重庆的工作了。

四套方案，广安、南充、达州之争

不久，我就到重庆，直接参与筹备工作。1996年6月26日下午，总理在他的办公室开了一个会，参加的中央领导还有、李贵鲜（时任国务委员），四川省参加的有谢世杰书记、宋宝瑞省长、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和我。在这个会上，正式宣布成立重庆市直辖筹备领导小组，张德邻任组长，我任副组长。

中央考虑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原因，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四川省人口过多，1.1亿多人，相当于英国和法国的人口总和；面积大，有57万平方公里，管辖23个地级行政区、221个县级行政区，是中国管辖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单位最多的省。我在四川当了11年副省长、副书记，还没有把所有的县走完。汶川大地震的震中汶川县，我只到过县城，其他地方都没有去过。

其次，是为了便于三峡工程建设的统筹管理。

再者，重庆是长江上游最大的城市，成立直辖市可以充分发挥其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

关于重庆直辖市管辖范围，中央先后共提出了四个方案：

一个方案是以三峡库区为中心建立一级行政区，成立省或者直辖市，包括湖北宜昌，也就是和之前的“三峡省”模式差不多。但后来觉得牵涉地方太多，不能精简机构，中间管理成本过高，放弃了，没有怎么讨论。

第二个方案，即大方案，除了把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等划过来外，还把广安、达川、南充等也拿过来。

第三个方案，即小方案，直接把老重庆地区升格为直辖市，这个办法简单，不过无法解决三峡库区移民的问题，只能放弃。

第四个方案，即现行的重庆市区划，老重庆地区、黔江地区、涪陵市、万县市合在一起成立重庆直辖市。

1996年6月26日下午，在办公室就管辖方案展开了讨论。当时谢世杰、宋宝瑞提出了大方案，建议把广安、南充、达川都纳入重庆直辖市范围。中央不同意。说，这是小马拉大车，贫穷的县太多了，人口也太多了。按照第四个方案，重庆市就有3000万人，如果把达川、广安、南充划过来，南充当时800多万人，达川七八百万人，广安600万人，这加起来就是5000多万人。

我将到重庆工作，感觉要是按照谢世杰、宋宝瑞的意见办，压力太大了。当时四川省达川、涪陵、万县都很穷。四川有一句俗话“养儿不用教，涪达万去走一遭”，说明这几个地方的确很穷，妇孺皆知。但是，我想把广安划过来，因为当时广安产粮，而重庆缺粮（现在重庆农业发展了，实现粮食自给了）。当时四川省每年调一些粮食给重庆。要是重庆成立直辖市，四川省粮食就不能再按照国家粮价划拨了，必须要给补差。这中间就会有很多争议。

因此，我发言提出，不赞成大方案，南充和达川还是由四川省管辖，而黔江地区本来就是从涪陵市分出去的，可以纳入重庆市，同时把广安接收过来。说：广安现在不纳入，以后再研究。后来我才知道，小平同志多次讲“我是四川人”，广安如归入重庆市，也不合适。

经过讨论，作结论，意思是就按照现在涪陵市、万县市、黔江地区和老重庆市组建成立重庆直辖市。因为要成立重庆市直辖筹备领导小组，暂时不把涪陵、黔江、万县直接纳入，而是交给重庆代管。以后四川省开会，涪陵市、万县市、黔江地区还是去参加，重庆市开会，也可以列席，逐渐适应。

中央最后确定的方案是一个中间方案，从当时来说，是最好、最可行的一个方案。从目前来看，重庆实际上对广安的辐射很大，广安到重庆不到一个小时路程，而到成都要在高速公路上走两个半小时以上。重庆和广安经济往来频繁，广安的土特产在重庆销售很好，而重庆很多机械零部件也是在广安那边制造的。

地市级构如何化解人员编制？

1996年7月8日，四川省委正式下文件，成立重庆直辖市，传达到厅局级干部。同一天，同志打电话问我筹备的情况怎么样了。我说：报告总理，筹备工作正在抓紧进行，省委已正式下文重庆代管涪陵、万县、黔江，并正式向全省地厅级以上干部作了传达。重庆正在抓紧做工作，重点一是解放思想，做好深化改革的准备；二是计划安排下一步的工作。

7月25日，李贵鲜、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旭东、中央编办主任张志坚等领导，到重庆来谈行政体制问题，正式和重庆市直辖筹备领导小组成员交换意见。当时大家就提出，重庆成立直辖市以后，行政体制怎么安排，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还要不要？有的人主张重庆直辖市直接管县，取消两市一地委；有的人不同意，说一下子管四十几个县怎么能管得了？当时我主张地市级机构还暂时存在一段时间为好，毕竟我们对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下属的这些县还不熟悉，但我的看法也不好多说。

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县坚决要求重庆直管，不要地市级机构这一中间层了；而两市一地干部思想动荡，又特别提出县还要不要他们管，如果不管了，富余的干部怎么安排是个大问题。矛盾之下，我们同意中央的意见，作为过渡，地市先保留，县可以到地市级机构汇报工作，也可以到重庆来汇报。实际上，随着重庆直辖市机构编制的确定，我们很快就把地市这级中间机构取消了。地市这一级一大批干部怎么办呢？有的提前退休，有的逐渐做巡视员，有的去了人大、政协，通过10年全消化了。

李贵鲜同志要求我们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思路，减少编制。当时我的想法是：减少编制是好事，但减下来的干部怎么安排是个问题，所以希望中央能多给点编制，不能缩得太小。我提了这个意见，中央后来同意了。我还私下悄悄跟张志坚同志讲：你放我一马，我不一定把编制用完，编制会逐渐减下来。实际上，重庆直辖市编制控制得很好，我任职期间，只给重庆市外办增加了30个人，其他的部门都减少了职数。至今重庆市编制还没有用完。

新的重庆直辖市领导干部的配备，以原重庆市干部为主。中央也给我们提了一些建议，（曾任第一届重庆市委常委，现任国家民政部部长）、王云龙（曾任第一届重庆市委副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德水（曾任重庆市副市长、后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等同志都是中央统一配备的。

同时，我们也从涪陵、万县、黔江调了少数干部，安排到市委、市政府及市级有关部门。我在省政府工作过，两市一地干部都熟悉，也不便多谈。我主动出面做工作，逐步调来一些人做适当安排，很快、很好地进行了工作的交接，确保了工作的连续性、有效性。

为什么成立直辖市而不是省？

可能你们会问，为什么重庆成立直辖市而不是省？我觉得中央决策的英明就在这儿。按照我国现在的行政体制，省下面是市，市下面是县，县下面是乡镇，这就是四级体制；而直辖市不同，可以直接管县，是市、县、乡镇三级体制。从四川省来讲，要直接管221个县确实有困难；而重庆就可以，当时是管42个县。这样一来，重庆直辖市就没有地市级机构这一中间层了。地市这一级五套班子都是齐全的，公务人员不少，撤销了以后，整个直辖市的编制减少了三分之一，这样就初步形成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当然我只能说是初步形成，今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现在，我个人体会，设立直辖市而不是省有几大好处：一是去掉中间层，效率提高了。二是公务人员少了，现在重庆市公务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是全国最低的，比北京都低。这样就减少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可以把钱更多地用在建设上。三是干部责任感增强了，工作积极性提高。重庆成立直辖市十多年来发展很快，中央和全国各地给了很大的支持，但从我个人的工作经历来看，行政体制改革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是很大的，甚至更加重要。

9月18日，我被选举为重庆市代市长。9月20日至21日，同志视察重庆，主要是研究考虑重庆直辖市班子建设问题。他对我们的做法表示认可。这样，重庆直辖市行政体制就确定下来了。

如何抹去13亿上交中央补贴？

1996年10月14日到20日，总理带领李贵鲜、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财政部长刘仲藜等，到重庆和三峡库区视察，同我们一起研究了重庆财政体制问题。

当时重庆市的财政体制，是1983年被列为全国首批计划单列市以后形成的，简单来讲就是：上缴四川省1.8亿，上缴财政部13亿。10月19日，把张德邻和我叫到船上，同李贵鲜、陈锦华、刘仲藜等领导一起研究重庆财政体制。

说，既然重庆要设立直辖市了，财政体制直接和中央挂钩，交四川省的1.8亿就算了，给中央的13亿减1.5亿，一共减5年。我表示不能同意：重庆现在财政收入一年才74亿，人均财政收入在全国来讲是很低的，确实困难。我提出，交四川省的1.8亿就算了，由中央财政补给四川省；交中央财政的13亿减6亿。说着说着，我就和刘仲藜争论了起来。

一下子生气了，批评了我一顿，他说：蒲海清，你不要讲了。你老讲困难，现在中央这么支持你，你还叫穷。给你每年减少1.5亿，减5年，你还不同意。的意思是这个方案是集体先行研究过的。听完批评后，我说：总理息怒。今天总理在，财政部长在，计委主任在，李贵鲜同志在，这是我最好的发言机会。现在我不说，等到哪个时候说呢？我感谢中央的支持，但我的困难是实实在在的，不是叫穷，希望中央多支持一点。这时，陈锦华悄悄跟说了一句：再加个“倒板”吧？我在旁边听到了。对刘仲藜说：算了，这个不研究了，散会。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到那诚恳地说：总理请您批评我，我太冲动，话说得多了一点，不过实在是困难，现在也确实是一个机会，请您谅解。当时很客气，表示理解我的困难。后来他们又研究了一下，告诉我重庆每年上缴中央财政减少3亿。同时，还答应从总理预备费中拨给重庆1亿元，作为建直辖市的开办费。

12月13日至22日，副总理受中央委托，带领19个部委的同志，到重庆调研解决工业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我跟说，上次总理来，决定我们每年财政减少上缴3亿，但重庆实在太困难，我们建议全部减下来，不再上缴中央财政了。说做不了这个主，回去研究。后来财政部研究决定重庆上缴中央财政再减少3亿，就是重庆上缴中央财政总的减少6亿，还要上缴7亿。

后来，重庆市又一再向中央反映，同时这一时期的国家财政大为好转。最后，中央同意重庆免予上缴中央财政，开始时说免上缴5年，后来财政体制改革，到现在一直没有上缴。

重庆直辖后焕发魅力青春

1996年10月底，三峡工程四川库区移民工作顺利移交重庆市接管，到同年12月底，我们把四川省副省长甘宇平调到重庆任副书记、副市长，继续分管移民工作。实践证明，成立重庆直辖市的决策是正确的。

经过一系列的筹备工作以后，重庆直辖市的成立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投票通过国务院提出的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方案。我是全国人大代表，当时就在现场，现在还清楚地记得，2720个代表投票，赞成的2403票，反对的148票，弃权的133票，没有摁按钮的36票。方案通过以后，很多重庆的人大代表跟我拥抱，还有外省的代表跟我握手。大家都非常高兴。重庆整个城市沸腾了，老百姓到处放鞭炮、喊口号——“我们直辖了”。我也很兴奋，但相比较而言，我更大的感受是肩上的担子重了、压力大了。

1999年，我离开重庆到北京工作，至今已经10年。但我对重庆的感情还是很深，重庆哪怕有一点“伤风感冒”或者有一点什么天灾，我就和重庆人一样着急，想帮重庆解决好。我觉得，凡是在重庆工作过的人都对重庆有感情。

汪洋担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曾找我了解情况。我说，你要掌握重庆人的特点。重庆古代属于民风彪悍的巴国，又是一个水码头，水上运输比较发达，所以重庆人比较彪悍，敢于做弄潮儿，创新能力很强，感情非常真挚。你要是愚弄他们，他们可以造反；你要是真心对他们好，他们可以自己不吃饭把饭让给你吃。总之，重庆人彪悍、富有智慧和创造性、纯朴，交朋友是可靠的。

重庆人也没有忘记我。现在我有时候回去，碰到重庆人，大家都非常热情，常常拉着我合影。他们告诉我，重庆成立直辖市10多年来发展很快。1997年重庆城市化率只有29.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三四个百分点；2007年重庆城市化率达到4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三四个百分点。1997年重庆GDP才1400亿多一点，2007年是4200多亿。重庆财政收入1997年是74．5亿，2007年是788．5亿。老百姓的收入也增加很多，农村和城市年人均收入10年间都增长了2.1倍以上。重庆10多年的发展，老百姓是亲身感受到了，所以他们真心拥护、国务院，拥护改革开放。过去，重庆人出门，不敢说自己是重庆人，说自己是四川人；现在，他们出去都说自己是重庆人，不说是四川人了。

重庆设立直辖市10多年的发展，不仅使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上了一个台阶，而且对长江上游、整个西南地区的辐射作用也逐渐显现出来了。可以说，重庆市的发展前景一片光明。吃水不忘挖井人。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央的决策是伟大、英明的。小平同志是最早提出把重庆从出来的，他不愧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站得高、望得远。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认真贯彻执行，给重庆市各个方面大力支持，功不可没。

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成立。在此之前，我作为四川省委常务副书记、重庆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参与了有关筹备工作。虽然时间已过去了十多年，但我对此仍然记忆犹新，不能忘怀。

知道重庆成立直辖市，我经历了三部曲。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其实是一种“回归”，因为历史上重庆曾两次直辖：国民政府时期，重庆为陪都，也是特别市（后改为行政院院辖市），同时也称为直辖市；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54年，重庆先为中央直辖市，后改为西南行政大区直辖市。20世纪60年代的重庆，虽然不再是直辖市，但仍然是四川省甚至整个西部地区最好、最大的一个城市。

当时重庆人口有400多万，而成都还不到200万。我是四川南部县人，但从1961年在重庆上大学开始，就长期在重庆学习、工作、生活，对重庆感情很深。

改革开放初期，重庆也是朝气蓬勃，给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很多。比如，1983年，重庆在全国第一个被列为计划单列城市，在试点过程中有很多改革。当时，我在重庆钢铁公司任总经理，率先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有很多创新。那个时候大家普遍工作很忙、很累，但心情很好，积极性很高。

20世纪90年代，重庆作为一个老工业城市，又是军工企业比较多的城市，进入改革的困难磨合期，一下子出现几十万下岗职工。与沿海地区甚至成都相比，重庆落后了。当时重庆很困难，经济发展上不去，老百姓生活水平降低，社会不稳定。

当时，我已经调任四川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我爱人娘家在重庆。春节去重庆探亲的时候，我目睹重庆交通拥堵、城市环境又是脏乱差，实在是看不过了，就主动找当时的重庆市市长刘志忠同志。我说：“志忠，重庆现在这个样子，你们要不顾其他任何事情，想想办法。你现在是市长，就得把这个责任担起来，把所有副市长召集到一起，找一个没有人上访的安静地方开个会，研究一下该怎么办。”

可以说，当时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老百姓都在探究解决办法，普遍希望重庆成为直辖市。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当时不知道的是，早在80年代中期，小平同志就提出了把重庆从四川分出来、单独建省的设想。

重庆直辖保密和我的三部曲

1985年1月19日，小平同志在参加了广东大亚湾核电厂有关合同签字仪式后，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的同志，详细询问了三峡工程的情况。当说“正在考虑成立三峡行政区，用行政力量来支持三峡建设，做好移民工作”时，小平同志提出，“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一个以成都为中心”。

中央正式酝酿设立重庆直辖市是1994年。1995年中央派人到四川进行调研工作。1996年6月19日，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重庆市改为直辖市的方案。这一阶段的筹备工作，写的三峡日记《众志绘宏图》里有所反映，我不是很清楚。我知道重庆成立直辖市，已经是1996年了。对此，我可以说是经历了三部曲，开始是不相信，然后是高兴，再后来就是直接参与筹备工作，到重庆任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先说说“不相信”。1996年1月，具体哪天记不清楚了，我找了时任四川省省长的肖秧，他以前是重庆市委书记。我说：“肖秧同志，我向你报告一下重庆经济发展情况，请你考虑。”我提出是不是专题研究一次重庆的工作，研究重庆如何深化改革？如何扩大开放？如何加快发展？这个时候，肖秧说：“海清，你不要着急。我告诉你个事，你不要告诉别人。我从总理那里听到，中央正在研究重庆成立直辖市，国务院已经研究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重庆要成立直辖市。回来以后，我想了一下，觉得肖秧讲的话很难说一定准确，不大相信。

再说说“高兴”。1996年4月，我作为四川省委常务副书记，到北京向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同志汇报干部工作和党建工作。他对我讲：中央原来准备让你作四川省省长，但是考虑到重庆要成立直辖市，重庆的工作任务更艰巨，中央准备调你到重庆市工作。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我说，能不能告诉一下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同志？说，对谢世杰同志也不要讲。因此，我当时没有向任何人讲，连老婆也没告诉。

回到四川以后，我就马上把重庆体改委副主任、党组书记赵公卿（后来曾任重庆市副市长）和社科院廖院长一起请来。我说：现在重庆和成都的差距，我个人体会，一是县域经济发展差，二是体制改革方面比较差。你们是体改委主任、社科院院长，帮我做点调查。要有调查报告，同时要理出具体政策措施。

我那时候还不敢说重庆成立直辖市。当时我是四川省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省长还没有免，研究重庆经济发展问题也算是很正常的事情。赵公卿非常高兴，问我什么时候要。我说越快越好。实际上，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考虑重庆的工作了。

四套方案，广安、南充、达州之争

不久，我就到重庆，直接参与筹备工作。1996年6月26日下午，总理在他的办公室开了一个会，参加的中央领导还有、李贵鲜（时任国务委员），四川省参加的有谢世杰书记、宋宝瑞省长、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和我。在这个会上，正式宣布成立重庆市直辖筹备领导小组，张德邻任组长，我任副组长。

中央考虑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原因，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四川省人口过多，1.1亿多人，相当于英国和法国的人口总和；面积大，有57万平方公里，管辖23个地级行政区、221个县级行政区，是中国管辖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单位最多的省。我在四川当了11年副省长、副书记，还没有把所有的县走完。汶川大地震的震中汶川县，我只到过县城，其他地方都没有去过。

其次，是为了便于三峡工程建设的统筹管理。

再者，重庆是长江上游最大的城市，成立直辖市可以充分发挥其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

关于重庆直辖市管辖范围，中央先后共提出了四个方案：

一个方案是以三峡库区为中心建立一级行政区，成立省或者直辖市，包括湖北宜昌，也就是和之前的“三峡省”模式差不多。但后来觉得牵涉地方太多，不能精简机构，中间管理成本过高，放弃了，没有怎么讨论。

第二个方案，即大方案，除了把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等划过来外，还把广安、达川、南充等也拿过来。

第三个方案，即小方案，直接把老重庆地区升格为直辖市，这个办法简单，不过无法解决三峡库区移民的问题，只能放弃。

第四个方案，即现行的重庆市区划，老重庆地区、黔江地区、涪陵市、万县市合在一起成立重庆直辖市。

1996年6月26日下午，在办公室就管辖方案展开了讨论。当时谢世杰、宋宝瑞提出了大方案，建议把广安、南充、达川都纳入重庆直辖市范围。中央不同意。说，这是小马拉大车，贫穷的县太多了，人口也太多了。按照第四个方案，重庆市就有3000万人，如果把达川、广安、南充划过来，南充当时800多万人，达川七八百万人，广安600万人，这加起来就是5000多万人。

我将到重庆工作，感觉要是按照谢世杰、宋宝瑞的意见办，压力太大了。当时四川省达川、涪陵、万县都很穷。四川有一句俗话“养儿不用教，涪达万去走一遭”，说明这几个地方的确很穷，妇孺皆知。但是，我想把广安划过来，因为当时广安产粮，而重庆缺粮（现在重庆农业发展了，实现粮食自给了）。当时四川省每年调一些粮食给重庆。要是重庆成立直辖市，四川省粮食就不能再按照国家粮价划拨了，必须要给补差。这中间就会有很多争议。

因此，我发言提出，不赞成大方案，南充和达川还是由四川省管辖，而黔江地区本来就是从涪陵市分出去的，可以纳入重庆市，同时把广安接收过来。说：广安现在不纳入，以后再研究。后来我才知道，小平同志多次讲“我是四川人”，广安如归入重庆市，也不合适。

经过讨论，作结论，意思是就按照现在涪陵市、万县市、黔江地区和老重庆市组建成立重庆直辖市。因为要成立重庆市直辖筹备领导小组，暂时不把涪陵、黔江、万县直接纳入，而是交给重庆代管。以后四川省开会，涪陵市、万县市、黔江地区还是去参加，重庆市开会，也可以列席，逐渐适应。

中央最后确定的方案是一个中间方案，从当时来说，是最好、最可行的一个方案。从目前来看，重庆实际上对广安的辐射很大，广安到重庆不到一个小时路程，而到成都要在高速公路上走两个半小时以上。重庆和广安经济往来频繁，广安的土特产在重庆销售很好，而重庆很多机械零部件也是在广安那边制造的。

地市级构如何化解人员编制？

1996年7月8日，四川省委正式下文件，成立重庆直辖市，传达到厅局级干部。同一天，同志打电话问我筹备的情况怎么样了。我说：报告总理，筹备工作正在抓紧进行，省委已正式下文重庆代管涪陵、万县、黔江，并正式向全省地厅级以上干部作了传达。重庆正在抓紧做工作，重点一是解放思想，做好深化改革的准备；二是计划安排下一步的工作。

7月25日，李贵鲜、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旭东、中央编办主任张志坚等领导，到重庆来谈行政体制问题，正式和重庆市直辖筹备领导小组成员交换意见。当时大家就提出，重庆成立直辖市以后，行政体制怎么安排，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还要不要？有的人主张重庆直辖市直接管县，取消两市一地委；有的人不同意，说一下子管四十几个县怎么能管得了？当时我主张地市级机构还暂时存在一段时间为好，毕竟我们对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下属的这些县还不熟悉，但我的看法也不好多说。

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县坚决要求重庆直管，不要地市级机构这一中间层了；而两市一地干部思想动荡，又特别提出县还要不要他们管，如果不管了，富余的干部怎么安排是个大问题。矛盾之下，我们同意中央的意见，作为过渡，地市先保留，县可以到地市级机构汇报工作，也可以到重庆来汇报。实际上，随着重庆直辖市机构编制的确定，我们很快就把地市这级中间机构取消了。地市这一级一大批干部怎么办呢？有的提前退休，有的逐渐做巡视员，有的去了人大、政协，通过10年全消化了。

李贵鲜同志要求我们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思路，减少编制。当时我的想法是：减少编制是好事，但减下来的干部怎么安排是个问题，所以希望中央能多给点编制，不能缩得太小。我提了这个意见，中央后来同意了。我还私下悄悄跟张志坚同志讲：你放我一马，我不一定把编制用完，编制会逐渐减下来。实际上，重庆直辖市编制控制得很好，我任职期间，只给重庆市外办增加了30个人，其他的部门都减少了职数。至今重庆市编制还没有用完。

新的重庆直辖市领导干部的配备，以原重庆市干部为主。中央也给我们提了一些建议，（曾任第一届重庆市委常委，现任国家民政部部长）、王云龙（曾任第一届重庆市委副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德水（曾任重庆市副市长、后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等同志都是中央统一配备的。

同时，我们也从涪陵、万县、黔江调了少数干部，安排到市委、市政府及市级有关部门。我在省政府工作过，两市一地干部都熟悉，也不便多谈。我主动出面做工作，逐步调来一些人做适当安排，很快、很好地进行了工作的交接，确保了工作的连续性、有效性。

为什么成立直辖市而不是省？

可能你们会问，为什么重庆成立直辖市而不是省？我觉得中央决策的英明就在这儿。按照我国现在的行政体制，省下面是市，市下面是县，县下面是乡镇，这就是四级体制；而直辖市不同，可以直接管县，是市、县、乡镇三级体制。从四川省来讲，要直接管221个县确实有困难；而重庆就可以，当时是管42个县。这样一来，重庆直辖市就没有地市级机构这一中间层了。地市这一级五套班子都是齐全的，公务人员不少，撤销了以后，整个直辖市的编制减少了三分之一，这样就初步形成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当然我只能说是初步形成，今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现在，我个人体会，设立直辖市而不是省有几大好处：一是去掉中间层，效率提高了。二是公务人员少了，现在重庆市公务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是全国最低的，比北京都低。这样就减少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可以把钱更多地用在建设上。三是干部责任感增强了，工作积极性提高。重庆成立直辖市十多年来发展很快，中央和全国各地给了很大的支持，但从我个人的工作经历来看，行政体制改革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是很大的，甚至更加重要。

9月18日，我被选举为重庆市代市长。9月20日至21日，同志视察重庆，主要是研究考虑重庆直辖市班子建设问题。他对我们的做法表示认可。这样，重庆直辖市行政体制就确定下来了。

如何抹去13亿上交中央补贴？

1996年10月14日到20日，总理带领李贵鲜、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财政部长刘仲藜等，到重庆和三峡库区视察，同我们一起研究了重庆财政体制问题。

当时重庆市的财政体制，是1983年被列为全国首批计划单列市以后形成的，简单来讲就是：上缴四川省1.8亿，上缴财政部13亿。10月19日，把张德邻和我叫到船上，同李贵鲜、陈锦华、刘仲藜等领导一起研究重庆财政体制。

说，既然重庆要设立直辖市了，财政体制直接和中央挂钩，交四川省的1.8亿就算了，给中央的13亿减1.5亿，一共减5年。我表示不能同意：重庆现在财政收入一年才74亿，人均财政收入在全国来讲是很低的，确实困难。我提出，交四川省的1.8亿就算了，由中央财政补给四川省；交中央财政的13亿减6亿。说着说着，我就和刘仲藜争论了起来。

一下子生气了，批评了我一顿，他说：蒲海清，你不要讲了。你老讲困难，现在中央这么支持你，你还叫穷。给你每年减少1.5亿，减5年，你还不同意。的意思是这个方案是集体先行研究过的。听完批评后，我说：总理息怒。今天总理在，财政部长在，计委主任在，李贵鲜同志在，这是我最好的发言机会。现在我不说，等到哪个时候说呢？我感谢中央的支持，但我的困难是实实在在的，不是叫穷，希望中央多支持一点。这时，陈锦华悄悄跟说了一句：再加个“倒板”吧？我在旁边听到了。对刘仲藜说：算了，这个不研究了，散会。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到那诚恳地说：总理请您批评我，我太冲动，话说得多了一点，不过实在是困难，现在也确实是一个机会，请您谅解。当时很客气，表示理解我的困难。后来他们又研究了一下，告诉我重庆每年上缴中央财政减少3亿。同时，还答应从总理预备费中拨给重庆1亿元，作为建直辖市的开办费。

12月13日至22日，副总理受中央委托，带领19个部委的同志，到重庆调研解决工业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我跟说，上次总理来，决定我们每年财政减少上缴3亿，但重庆实在太困难，我们建议全部减下来，不再上缴中央财政了。说做不了这个主，回去研究。后来财政部研究决定重庆上缴中央财政再减少3亿，就是重庆上缴中央财政总的减少6亿，还要上缴7亿。

后来，重庆市又一再向中央反映，同时这一时期的国家财政大为好转。最后，中央同意重庆免予上缴中央财政，开始时说免上缴5年，后来财政体制改革，到现在一直没有上缴。

重庆直辖后焕发魅力青春

1996年10月底，三峡工程四川库区移民工作顺利移交重庆市接管，到同年12月底，我们把四川省副省长甘宇平调到重庆任副书记、副市长，继续分管移民工作。实践证明，成立重庆直辖市的决策是正确的。

经过一系列的筹备工作以后，重庆直辖市的成立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投票通过国务院提出的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方案。我是全国人大代表，当时就在现场，现在还清楚地记得，2720个代表投票，赞成的2403票，反对的148票，弃权的133票，没有摁按钮的36票。方案通过以后，很多重庆的人大代表跟我拥抱，还有外省的代表跟我握手。大家都非常高兴。重庆整个城市沸腾了，老百姓到处放鞭炮、喊口号——“我们直辖了”。我也很兴奋，但相比较而言，我更大的感受是肩上的担子重了、压力大了。

1999年，我离开重庆到北京工作，至今已经10年。但我对重庆的感情还是很深，重庆哪怕有一点“伤风感冒”或者有一点什么天灾，我就和重庆人一样着急，想帮重庆解决好。我觉得，凡是在重庆工作过的人都对重庆有感情。

汪洋担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曾找我了解情况。我说，你要掌握重庆人的特点。重庆古代属于民风彪悍的巴国，又是一个水码头，水上运输比较发达，所以重庆人比较彪悍，敢于做弄潮儿，创新能力很强，感情非常真挚。你要是愚弄他们，他们可以造反；你要是真心对他们好，他们可以自己不吃饭把饭让给你吃。总之，重庆人彪悍、富有智慧和创造性、纯朴，交朋友是可靠的。

重庆人也没有忘记我。现在我有时候回去，碰到重庆人，大家都非常热情，常常拉着我合影。他们告诉我，重庆成立直辖市10多年来发展很快。1997年重庆城市化率只有29.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三四个百分点；2007年重庆城市化率达到4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三四个百分点。1997年重庆GDP才1400亿多一点，2007年是4200多亿。重庆财政收入1997年是74．5亿，2007年是788．5亿。老百姓的收入也增加很多，农村和城市年人均收入10年间都增长了2.1倍以上。重庆10多年的发展，老百姓是亲身感受到了，所以他们真心拥护、国务院，拥护改革开放。过去，重庆人出门，不敢说自己是重庆人，说自己是四川人；现在，他们出去都说自己是重庆人，不说是四川人了。

重庆设立直辖市10多年的发展，不仅使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上了一个台阶，而且对长江上游、整个西南地区的辐射作用也逐渐显现出来了。可以说，重庆市的发展前景一片光明。吃水不忘挖井人。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央的决策是伟大、英明的。小平同志是最早提出把重庆从出来的，他不愧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站得高、望得远。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认真贯彻执行，给重庆市各个方面大力支持，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