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雨江湖洛阳小吏任务疑点(烟雨江湖洛阳小吏任务)

来源：微信公众号“燕七读诗词”

编辑：杭以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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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过亿，举国风流，这个朝代亡于钱多？

#头条创作挑战赛#

史学界对宋朝，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有人说，宋朝积贫积弱。持这一观点的有钱穆、翦伯赞等，他们认为，宋朝对外积弱不振，内部积贫难疗，十分菜鸡。

另外一些学者，如陈寅恪，却评价宋代为“造极之世”。那是一个经济总量占当时世界一大半的富庶之国，造就了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

这个商业发达、空前繁荣而又被动挨打的王朝，将其财富密码书写于东京梦华、武林旧事的宋词风流之中。

宋·张择端《清明易简图》（局部）

在一次科举放榜的名单上，宋仁宗看到了柳永（柳三变）的名字，说：“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于是把柳永的名字划掉了。后来听别人举荐此人，宋仁宗也毫不客气地说：“且去填词。”

此前，柳永所作的《鹤冲天》词有一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正是这一句，惹恼了宋仁宗。

出身仕宦之家的柳永只好“奉旨填词”，当了一段时间的专业词人，成为大宋流行乐坛的一哥。他的作品流传甚广，很受歌妓喜爱，被时人称赞为，“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

词，本是文人雅士自娱自乐的产物，一开始并不被当做正经文学来看待。

宋代商业文化的发展，给予了宋词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使之从士大夫的府中宴乐，走向市井的声色娱乐，在瓦子（瓦舍）、酒楼、茶坊、勾栏的轻歌曼舞之中传播四方。

柳永生活的北宋，城市化已经达到世界顶尖水平，路、府、州、县各级行政建制中的各类型城市，最多时数量达3000多个，比当时的西欧城市加起来还多。

正是在宋仁宗贬斥柳永的这一时期，宋朝开始实行“坊市合一”。

宋代以前，城市中的坊与市，即居民区和集市区是分开的，晚上到点就不许商人营业，这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坊市合一后，宵禁得到缓解，夜市集市日渐繁华，城市居民总算有了夜生活，恰似陆游在诗中写的，“近坊灯火如昼明，十里东风吹市声。远坊寂寂门尽闭，只有烟月无人行”。

唐代长安城市布局。图源/摄图网

一位不知名的宋代词人在流寓江南后，创作了这首《鹧鸪天》，描绘的正是北宋元宵佳节的不眠夜：

真个亲曾见太平。元宵且说景龙灯。四方同奏升平曲，天下都无叹息声。

长月好，定天晴。人人五夜到天明。如今一把伤心泪，犹恨江南过此生。

到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政府对商税进行统计，全年商税年入万贯的城市，有204座，其中，开封府达到年商税40万贯以上。

在北宋的权力中心开封府，各种行当自由发展，至少有160多行，酒店、香铺、妓馆、小食店、杂货铺、金银铺等各色商铺馆舍，分布于汴水虹桥两岸。各行各业的厨子、作匠、小贩、、闲汉等，每天都在上演真人版的《清明上河图》。

目前已知，宋代汴京最盛时人口已达150万左右，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大城市。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弛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

因此，尽管柳永仕途上不得意，饱受羁旅之苦，直到暮年才混了个小官，却能发挥一技之长，在青楼酒肆里得到风尘女子的关怀。

据《醉翁谈录》记载，柳永每到一处，歌妓皆爱惜其词名，请他为自己作词。得到柳永的作品后，歌妓的声价瞬间涨了十倍，她们也将所得财物的一部分用于资助落魄的柳永。

宋代士大夫以听歌看舞、携妓狎欢作为娱乐项目，而宋词正是在歌妓的美妙嗓音中得以传播。有的大臣还愿意娶几个歌妓为妾，作词给她们在酒席上演唱，当做一种业余爱好。

才子佳人，浅斟低唱，他们都是这场盛世狂欢中当之无愧的主角。

有一个故事，说宋代词人叶梦得登进士第后，调任到地方管理治安，受到上司青睐，职位类似于县级公安局长。

一天，叶梦得与同僚出游，在江边遇到一艘满载美女的彩船，知道对方是风尘女子，本想回避。但船靠岸后，烟雨迷蒙之间，走下十几个衣着华丽的歌妓。她们问一旁的小吏：“叶学士安在？妾身可否有幸拜见？”

叶梦得不得已出来相见，众歌妓大为惊喜，说：“早已听闻叶学士名声传遍江表。妾等为真州的歌妓，本来隶属乐籍，靠在酒宴演唱为生。最近郡守不允许官员私自聚会，故而我们只好沿江而下，能在此见到叶学士实在是天赐的幸运。”

听闻歌妓们的遭遇，叶梦得深感同情，况且对方还自称是自己的小迷妹，于是就留她们下来，举办了一场酒宴，并亲自作词，写了一首《贺新郎·睡起流莺语》，请歌妓演唱：

睡起流莺语。掩青苔、房栊向晚，乱红无数。吹尽残花无人见，惟有垂杨自舞。渐暖霭、初回轻暑。宝扇重寻明月影，暗尘侵、尚有乘鸾女。惊旧恨，遽如许。

江南梦断横江渚。浪黏天、葡萄涨绿，半空烟雨。无限楼前沧波意，谁采萍花寄取。但怅望、兰舟容与。万里云帆何时到，送孤鸿、目断千山阻。谁为我，唱金缕。

我们现在能欣赏到宋词，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当时的歌妓。她们是两宋城市化发展中的职业艺人，也是一个时代的歌者。

这些凭借声色才艺吸引文人的美人，将宋词传播到了每一处井水街巷，正如苏东坡在《减字木兰花·庆姬》所写：

天真雅丽。容态温柔心性慧。响亮歌喉。遏住行云翠不收。

妙词佳曲。啭出新声能断续。重客多情。满劝金卮玉手擎。

然而，歌妓的日子并非一直都风光无限。

无论是官妓、家妓还是私妓，她们都是被迫误入风尘，没有人身自由，命运不在自己掌控之中，也不一定能与文人雅士互为知音，更多的是遭到残酷虐待。

据记载，南宋权相贾似道，也是一个风流多情的主，养了不少家妓。

一天，贾似道与多位姬妾在湖上倚楼眺望，远远见两个身着道装、轻摇羽扇的少年乘小舟游湖登岸。

其中一个家妓感慨道：“美哉二少年！”

贾似道对她说：“你如果喜欢他们，我让他们来纳聘。”美人笑而不语，随后被贾似道命令退下。

没过多久，仆人捧着一个盒子来到众人面前，贾似道冷酷地说：“刚才已为某姬受聘。”打开一看，竟然是那个家妓的首级，在场众人不寒而栗。贾似道因为她有可能不忠于自己，就痛下杀手。

类似的故事散见于各种宋代史料之中。比如吕士隆为宣州知州时，有虐待狂倾向，他经常找各种理由鞭笞官妓，对她们施虐。官妓不堪受辱，四散而逃。

为大宋歌唱的风尘女子，大都没能改善生活，反而遭受更多的剥削，与其他百姓一同陷入了帝国的“中等收入陷阱”。

宋《蚕织图》

宋朝，可说是诞生于追求享乐的思想潮流中。

在北宋初年“杯酒释兵权”的大戏中，宋太祖赵匡胤举起酒杯，对老同志石守信等人说：“人生如白驹过隙，追求富贵的人，不过是想多聚金钱，使子孙后代免于贫乏而已。你们不如放弃兵权，多积攒金帛良田，为子孙立长远产业；同时多买些歌妓，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

此后，赵匡胤以和平方式解除了手下大将的兵权。

随着城市经济繁荣，有宋一代，上至皇帝贵族，下至市井百姓，都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甚至迷醉于奢侈享乐之中。

此即《宋史》记载的，“居室服用以壮丽相夸，珠玑金玉以奇巧相胜，不独贵近，比比纷纷，日益滋甚。”

皇帝有时以“撒币”为乐。

雍熙年间，宋太宗赵光义登上讲武台阅兵，有武艺超群者，就奖赏其布帛。后来登琼林苑，与大臣饮酒，宋太宗又掷钱币于楼下，让路过的人争抢，有钱就是任性。后来的宋徽宗也有类似这样撒币的爱好。

官员有时以泡妞为乐。

宋庠、宋祁兄弟俩是宋仁宗时的同榜进士。据说当年宋祁的名次原本在哥哥宋庠之前，但太后刘娥以为“以弟先兄”有违礼制，便擢宋庠为状元，将宋祁改为第十名。

这哥俩后来都成为北宋的名臣，但宋祁有个不良爱好，就是出于寒窗苦读多年的补偿心理，追求享乐，尤其是迷恋歌妓。

有一年上元夜，身居高位的宋庠仍到书院读《周易》，听闻其弟宋祁打着灯笼，拥抱着歌妓醉饮达旦。第二天，宋庠派亲信传话给宋祁，说：“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齑煮饭时否？”

齑，指捣碎的姜、蒜、韭菜等，可见宋氏兄弟读书时的辛酸。

宋祁却笑了，对传话的人说，你去告诉我哥，不知他是否还记得，我们当年同吃齑煮饭苦读是为了什么？

富商有时以买官为小目标。

宋真宗年间，有一年山东遭遇灾荒，由于官员谎报灾情，导致天灾险些演变成人祸，使受灾群众陷入倒悬之急。

登州富商郑河听说此事，大手一挥，给朝廷捐了粮食五千六百石，没别的要求，就是想帮弟弟郑巽要个官职。宋真宗本不想答应，大臣却劝他给富豪树立个榜样，好让他们都愿意赞助朝廷，于是就给郑巽补了个官。

到了北宋末年，卖官鬻爵的现象就更严重了。

商业贸易的发达，促使经商者嗜钱如命，甚至不惜造假。某位无名氏所写的《行香子》，就描写了欺骗顾客、卖假酒的奸商，堪称大宋版“315”打假：

物价廉平。一道会、卖个三升。打开瓶後，滑辣光馨。教君霎时饮，霎时醉，霎时醒。

听得渊明。说与刘伶。这一瓶、约迭三斤。君还不信，把秤来秤。有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

以上说的都是富人生活，那大宋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如何？

宋·苏汉臣《货郎图》

据统计，宋朝统治下的人口在北宋后期最盛时已经过亿。宋朝耕地面积更是超过了唐朝，将耕地面积换算成当代数字，宋朝的耕地最多时为511万顷，唐朝为485万顷。这是在宋朝疆域比唐朝小得多的情况下取得的成就。

随着人口激增，宋朝统治者最早在汴京进行了户籍改革，以完全租佃地主土地的农民为“客户”，而“主户”按照占地和财产多寡分为五等，并实行自由放任的土地政策，放任土地自由买卖。

种种举措促进了城市人口比例的提高，在宋朝的一些城市，城市人口多达20%以上，由此形成了市民阶级。

大批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宋朝的中产阶级。宋末词人蒋捷有一首《昭君怨·卖花人》，就是他日常所见小商小贩的生活：

担子挑春虽小。白白红红都好。卖过巷东家。巷西家。

帘外一声声叫。帘里鸦鬟入报。问道买梅花。买桃花。

宋代皇室贵族、富商巨贾的奢靡生活，豪车美女、金石书画一样不少。平民百姓与底层官吏的生活却更加脚踏实地，甚至仅能勉强糊口而已。

当时的贫富差距达到了十倍、百倍，甚至是更大的差距。就连一向乐观的苏轼，都有过如此感慨：“其一大富，千金日费。其一甚贫，百钱而已。”

据史料记载，北宋时期的底层官吏，每月工资只有一二贯，多不过三五贯。

聚集在城市中的，更多是普通市民。宋代打工人月工资也在三贯左右，如“负薪入市得百钱”、“卖鱼日不满百钱”、“佣不习书……力能以所工，日致百钱”。这些打工人每天都只能赚一百文钱，像富人那样一日千金的小目标，永远都无法实现，在大都市养活一家老小更是不容易。

即便是自己创业，有些小老板的生意也仅够糊口而已。如宋徽宗时期，江东饶州市民鲁四公，在东京开了一家小食品店，靠煮猪羊血售卖，养活妻儿老小，每日所得不过二百钱，却安贫守分。

还有世代卖面的许大郎一家，虽然有京城户口，“然仅能自赡”。

还有一名沧州妇人，因“幼年母病卧床，家无父兄，日卖果于市，得赢钱数十以养母。”这说明卖水果的收入，一天为数十文钱。

很多人年少时学过的那首《蚕妇》，写的是养蚕卖丝为生的普通妇女，其中有一句：“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像蚕妇一样的劳动人民，即使养一辈子蚕，也难以穿上蚕丝织成的罗绮。

繁华的大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也敲响了盛世的警钟。张择端的那幅《清明上河图》，据说也有以画曲谏的说法。

权贵却还不满足。宋徽宗为了在京城建造“寿山艮岳”，派爪牙搜刮天下名花奇石，加重对百姓的剥削。北宋灭亡前夕，为反抗剥削揭竿而起的方腊起义，吹响了亡国的前奏，随后被宋军精锐平定。

不久后，在1127年的靖康之变中，金兵铁骑南下汴京，攻灭北宋，艮岳奇石不是被毁，就是被运往金朝的燕京，徽、钦二帝当了俘虏，不少京城权贵跟着他们在被俘北上的途中，遭受前所未有的侮辱。

东京梦华，至此湮灭。

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南宋建立后，经过几番辗转，定都于临安（杭州）。从此，“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历经晚唐五代以来的中原离乱，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宋代的南方经济已实现对北方的全面逆袭。

杭州城，这个参差十万人家的三吴都会，代表南方大城市的繁华富丽，如有“张三影”之称的北宋词人张先，在《破阵乐·钱塘》所写：

四堂互映，双门并丽，龙阁开府。郡美东南第一，望故苑、楼台霏雾。

垂柳池塘，流泉巷陌，吴歌处处。近黄昏，渐更宜良夜，簇簇繁星灯烛，长衢如昼，暝色韶光，几许粉面，飞甍朱户。

和煦。雁齿桥红，裙腰草绿，云际寺、林下路。酒熟梨花宾客醉，但觉满山箫鼓。

尽朋游、同民乐，芳菲有主。自此归从泥诏，去指沙堤，南屏水石，西湖风月，好作千骑行春，画图写取。

政治、经济中心的东迁南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唐代安史之乱后，北方大受破坏，被誉为“天府之国”的关中在朝政混乱与环境恶化之中走向衰落。

中晚唐时，关中长期依赖于东边的运河与江南的粮食财富求生存。

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甚至发生了由于江南漕运来不及运送，禁军缺粮而险些暴动的事件。幸好有大臣及时运了三万斛米到关中，唐德宗这才转忧为喜，拉着太子的手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为了缩短物资运送的距离，中晚唐的皇帝常往来于西都长安与东都洛阳之间，到了五代十国时，中原进一步东移至临近运河的开封。

五代十国时期，北方如走马灯，你方唱罢我登场之时，南方都在专心搞钱。

比如占据岭南的南汉，就“广聚南海珠玑，西通黔蜀，得其珍玩”，利尽南海，与四方通商，像极了今日的经济特区。吴越、南唐、前后蜀、闽、楚，都处于当时的富庶之地，除了租赋收入外，皆取资于商利，凭借经济兴盛，据地以自雄。

宋太祖定都汴梁后，本想迁都回长安或洛阳，这一做法被皇弟赵光义与群臣反对，不得已继续留在开封。

但是，赵匡胤对于繁华的北方城市开封，心里也没底，曾经感叹道：“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赵匡胤应该知道，随着经济重心向东南转移，南方崛起的经济才是国家的未来。

宋·张择端《金明池争标图》

对此，北宋学者李觐直言道：“当今天下，根本在于江淮。”

李觐发现，杭州、苏州、京口（镇江）、扬州、金陵（南京）等江南市镇，不仅将南方的物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同时也为北方输入了江南的人文习俗，而当时北方在物质文化上对南方几乎没有什么回馈，所谓“不闻有一物由北来者”。

因此，南方人愈发讲究，大多数北方人反而变得节俭。

宋代有一则关于饮食文化的故事，发生于江西人黄庭坚与河北人刘挚之间。

每次黄庭坚请客吃饭，都会想尽方法，让厨师多准备几样山珍海味。刘挚却性情纯朴，常对黄庭坚说：“来日吃蒸饼。”蒸饼，类似于馒头。黄庭坚不喜欢刘挚的简俭，日子久了，二人渐行渐远，后来竟然成为政敌。

宋词的发展，也反映了南方经济文化对北方的碾压。

据唐圭璋先生统计，两宋300余年，有八成以上的词人来自南方。除了北宋都城开封之外，杭州、苏州、扬州、成都、南京等南方城市留下了词人活跃的足迹。

北宋僧人仲殊先后寓居苏、杭，与苏轼往来甚厚，年轻时考过科举，也曾寄宿于秦淮河畔。他写金陵的都市风光，有这首《诉衷情·建康》：

钟山影里看楼台，江烟晚翠开。六朝旧时明月，清夜满秦淮。

寂寞处，两潮回。黯愁怀。汀花雨细，水树风闲，又是秋来。

靖康之变后，金兵多次饮马长江，铁蹄踏碎了扬州梦。对于这座东南大都会饱受战乱的悲剧，南宋词人姜夔有一阙代表作《扬州慢·淮左名都》，感慨扬州的前后变化：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北宋的柳永不仅游历江南，还曾为西南的天府之国成都写了首《一寸金》：

井络天开，剑岭云横控西夏。地胜异、锦里风流，蚕市繁华，簇簇歌台舞榭。雅俗多游赏，轻裘俊、靓妆艳冶。当春昼，摸石江边，浣花溪畔景如画。

梦应三刀，桥名万里，中和政多暇。仗汉节、揽辔澄清。高掩武侯勋业，文翁风化。台鼎须贤久，方镇静、又思命驾。空遗爱，两蜀三川，异日成嘉话。

热闹繁华的巴蜀，在北宋时期开始流行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交子”，其诞生于民间，推动者是当时的名臣张咏。

早在当县令时，张咏就以刚正不阿著称。

有一次，一个管理官库的小吏偷了一个铜钱，被张咏下令杖打。小吏不服气，说：“我今天才拿了一枚铜钱，何至于杖打我呢？你敢揍我，那敢杀我吗？”

张咏当机立断，作出判决：“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当场将犯罪小吏处死。

后来，张咏两次到益州为官，治蜀颇有政绩。他对交子铺进行规范化治理，将这个行业交给当地16个有声誉的富商大户经营，提高了交子的信用度，使其真正成为一种流通货币。

因此，有人将张咏称为“纸币之父”。

《宋朝事实》记载，宋代商品交易频繁，上街买卖有时需要携带好几十斤的钱币，一串串、一袋袋的钱，手提肩扛、马驮车载，实在极不方便，做生意好像在健身撸铁，心好累。

交子通过发行纸币，代替铜钱流通，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从此，“货出军储推赈济，转行交子颂轻便”。

到了南宋，交子进一步升级，发展为会子，并深刻影响后世与周边国家。

宋代纸币的发明，一方面也可弥补白银与铜钱的外流。说起宋代经济，绝对离不开四通八达的海外贸易。

南宋会子

宋辽澶渊之盟后，双方在边境的雄州、霸州、广信军等地形成对峙，同时设置榷场，进行贸易。

辽对宋出口牛、马、羊和皮毛，换取北宋的茶叶、瓷器、香药等。有一段时期，北宋每年从榷场中获利超过40万缗，用来支付缴纳辽朝的岁币绰绰有余。

有宋一代，宋辽夏金，还有吐蕃、大理等，形成一个脉络贯通的经济圈，蔚为整体，绝难分离。有考古现象可以证明，两宋铸造的大量铜钱，在当时也是辽夏金各区域的通用货币。

宋人的商业视野远远不止陆上贸易，还有广阔的海洋。

北宋初年，不太会打仗的宋太宗，派遣内侍八人下海，携带敕书、金帛，分四路往南海各国，招揽蕃商，对来华进行大宗贸易的外商予以奖赏。

到了南宋初年，宋高宗抗金也不太行，却重视海外贸易。他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其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意思是，通过海上贸易赚钱，比向农民伸手收税强得多，还可以让老百姓更加富裕。

这么肥的油水，当然要捞。

《清明上河图》中，正在忙碌的船工

宋代造船业发达，南方商人竞相造船，训练水手，已经能造载重500吨以上的大船。

宋朝重视海上贸易，与宋通商的国家有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的50多国。从东到西，有东南亚诸国，过马六甲，到印度洋，是阿拉伯半岛上的国家。除此之外，还有非洲东岸诸国，再加上东方的老邻居高丽和日本等。

朝廷于泉州、广州、杭州、明州（今宁波）等港口城市设立市舶司，优待外国商人，在专门的侨民区（蕃坊）提供住房和饮食，其中一些蕃商子弟还可为官。

值得一提的是，宋朝不断调整关税，对货物的抽解，从北宋的1/10降到了南宋的1/15，甚至是1/25。关税不断降低，宋朝市舶司的收入却越来越高，从北宋初年占全国岁入的2%-3%，到南宋初年已经占财政收入的1/5。

各国的金银、珊瑚、玳瑁、犀角、珍珠、玛瑙、香料等货物源源不断地运来宋朝，换取宋人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甚至是火药等先进科技。占城稻等海外优良品种也在此时由海外引进中国，并分给各地耕种，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海外商品走进了词人的生活中，如辛弃疾的老友陈亮所作《采桑子》，其中的“蒲桃绿”，就是通过海外贸易传入的名酒：

桃花已作东风笑，小蕊嫣然。春色暄妍。缓步烟霞到洞天。

一杯满泻蒲桃绿，且共留连。醉倒花前，也占红香影里眠。

与积贫积弱的传统印象不同，有史料表明，直到南宋灭亡那一天，大宋朝廷都不差钱。

景炎元年（1276年），元兵攻陷临安，宋恭帝的两个兄弟赵昰、赵昺，在大臣的护送下开始了流亡生涯。二王出逃时带有大量金宝，每到一处，还有地方官、富商献上钱粮赋税，如潮州商人马南宝、文昌县令陈惟中、官宦子弟伍起隆等人，都在宋室倾颓时为二王送过钱粮。

因此，南宋流亡政府在临安失陷后，还养得起剩下的17万正规军。

但在泉州，二王吃了闭门羹。

当时，阿拉伯人是南海航线的主导，一些老外定居下来，成为大宋的子民。宋元之际，泉州是中国第一大对外贸易港口，当地的阿拉伯后裔蒲寿庚富甲一方，独霸泉州市舶司关税30年。

宋臣张世杰护送二王南下泉州，想凭借其城中数量可观的物资作为立足之地，因此向蒲寿庚索要军粮。蒲寿庚却有反叛之心，拒绝了张世杰的要求，还在与宋军争夺物资、发生冲突后，怒杀南宋宗室与士大夫多人。之后，蒲寿庚向元朝开城投降。

张世杰等人只好护送赵昰、赵昺入粤，最后转移到潮州，小皇帝赵昰在不断逃亡中惊惧而死。

1279年，宋元崖山海战前夕，护卫宋帝赵昺的军队缺乏粮食，但他们还有大量金银。

张世杰派心腹上岸购买粮草，想继续率领众船迎敌。但是，张世杰派去的人大都卷钱跑路，没几个带着粮草回来。

张世杰不禁叹道：“若弃之而去，后来何以用人？”

最后，元将张弘范步步紧逼，宋军断粮后被迫以海水解渴，但海水过于咸苦，宋军每喝一口即呕泄不止。

两军交战，宋军大败，宰相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昺跳海，用黄金系腰间，君臣一同自沉而死。

此时，还有大量财物在船上，大臣们不愿使其被元军夺取，纷纷倾倒海中。此战，百官、军民殉国者数以万计，海上浮尸无数。

宋朝江山日危，大都是因为朝政、军事腐朽无能，而非财力匮乏。自始至终，不差钱的宋朝都没能将其财力、物力转化为现实的战斗力。

宋·李公麟《五马图》

前文提到通过海外贸易传入西方的火药，在一路西传后炸碎了欧洲的封建城堡，而将火药成功运用到火器上的“黑色革命”，却是源自于孱弱的大宋。遗憾的是，宋朝没有建立起强大的军队。

钱塘江边的杭州，在元代仍是马可波罗口中“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

但在南宋遗民张炎的眼中，早已物是人非。这位南宋贵胄，前半生锦衣玉食，后半生颠沛流离，江南都会的华丽再也与他无关。他在《高阳台·西湖春感》中写道：

接叶巢莺，平波卷絮，断桥斜日归船。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东风且伴蔷薇住，到蔷薇、春已堪怜。更凄然，万绿西泠，一抹荒烟。

当年燕子知何处？但苔深韦曲，草暗斜川。见说新愁，如今也到鸥边。无心再续笙歌梦，掩重门、浅醉闲眠。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

宋朝，最终辜负了一个时代的繁华。那也许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