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黑2扭曲的苦痛精华只能地狱掉吗(暗黑2扭曲的苦痛精华)

大牛市、JK制服、平成废柴：美国金融绞杀如何玩坏日本

2018年11月，一个身穿白色婚礼西装的男人，在朋友的欢呼下面带微笑地走进会场。

他的名字叫近藤显彦，他的怀里抱着的是是自己结婚的对象，彼时极为火爆的虚拟歌姬——初音未来的布偶。

这场“跨次元”的婚礼得到了多方面的关注和祝福，近藤显彦不单单得到了运营初音未来全息投影形象的GateBox承认的“结婚证”，他怀里的初音未来的布偶，还穿着初音未来的“妈妈”——未来遥亲自设计的婚纱。

这场婚礼在一片欢乐的氛围中一直进行到结束，似乎没有人问过初音未来“本人”的想法。

同样也鲜有人关注的是，这个今天看起来无比幸福的37岁的男人，在前一天晚上还跪在自己的父母面前，请求他们的理解而不得。

在日本，昭和与平成两代人的差距，已然如此明显。

二战后的日本因为战败国的身份一片民生凋敝，可偏偏以美苏为代表的两大阵营的冷战，让日本成为了西方阵营在亚洲，尤其是东亚的桥头堡。

在当时世界格局的影响下，美国的大力扶持，让日本很快从轰炸后的满目疮痍重新焕发生机。

不少我们今天熟知的企业就当时开始了他们的成功之路，在极短的时间里，日本的就成为了GDP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可在美国自己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身为世界货币的美元陷入了“特里芬悖论”中。

布雷顿森林体系让35美元固定兑换1盎司黄金，其它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这就让美元成为了世界货币，各国的交易都依据美元结算。

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各国就必须大量储备和使用美元，这就导致了美国势必要出现长期的贸易逆差，即进口额大于出口额。

更简单地来说，就是美元必须源源不断地流出去，各国才能有足够的储备金来进行国际交易。

而因为黄金的总储量是有限的，美元过多就会自然贬值。

为了维持“35美元兑1盎司黄金”这样必须的稳定，美国不能发出去太多的钱，相反要成为长期的贸易顺差国，才能让美元少于黄金。

这就是“特里芬悖论”，而这种困境事实上在70年代已经影响了美国的整体经济，进入80世纪，更是使得国内滞涨严重。

为了缓解危机，美国提高了利率，使得美元升值，逆差进一步扩大，于是美国希望通过贬值来缩小经济逆差。

好巧不巧，彼时的日本就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

尤其是在80年代，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更是一度达到了500亿美元。

而日本的出口产品，同时也在挤占着原本属于美国的市场：汽车、电子设备、钢铁。

这些原本属于美国的海外市场，几乎都被日本抢去了一席之地。

有的人出名是为了赚钱，有的人赚钱是为了出名，经济腾飞的日本，也想要让自己说话的声音大一些。

可身为战败国的日本并没有进行完全的战后清算，即使经济再怎么发展，事实上也是美国的驻军的“殖民地”。

恰在此时，美国日渐令人担忧的经济困境给了日本人希望。

一边是最大贸易顺差国没有名分，另一边是西方领头羊陷入了危机死循环，一边想要个名分，另一边想要贬值。

再加上西方世界的其它几位都要保着美元平稳，一拍即合下，1985年9月22日，英美法德日签署了《广场协议》，保护美元有序贬值。

美国赚到了实质，日本也因为参与了这场“救助行动”刷足了面子。

这之后，日元兑美元的汇率迅速升高，可美国期望的逆差没有可观有效地降低。

如果你的特效药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怎么办？

最直接的选择就是再来一份。

于是1987年2月，加码的《卢浮宫协议》被签订了。

很多人说，就是《广场协议》让日本的经济失去了二十年、三十年，可当时的签署协议的所有国家，包括日本人自己，都不会这么认为。

两个协议的签署并没有使美国的危机解除，而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从1:250一路涨到了1:80，这使得日企的对外扩张近乎疯狂。

以前要花380万日元才能进1万美元的货，现在80万日元就能轻松拿下。

这使得日本的很多企业选择直接去美国进行投资，还有了充足的资金进行创新研发和企业转型，日本产品摇身一变，从廉价的山寨货变成了可靠的品牌产品。

也是在《协议》签署之后，日本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债权国，美国成为了最大的债务国，日本的人均GDP甚至比美国人都要高2000美元。

显而易见的，在经过了短暂的滑行之后，日本这价堪称奇迹的飞机在1985年离开了跑道，一跃而起。

当时日本人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出国四处旅游和购物。

中年男人会在休假时带着妻子乘坐飞机前往美国旅游和购物，去马尔代夫游泳；去加拿大打高尔夫；欧洲各个国家也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

黄金饰品和钻石，是他们最爱带回去的东西。

当日本人到了电影中浪漫又梦幻的巴黎，迎接他们的却是脏乱的香榭丽舍大街和冷漠的法国人。心理和现实的巨大反差让他们抽搐、恶心、失眠。

日本人甚至成规模地出现这种症状，以至于发展成为了一种叫做“巴黎综合症”的心理疾病。

上了些年纪的人，更青睐于购买美国的土地。

洛杉矶一半以上的闹市街区都被日本人买下，洛克菲勒中心51%的股份也成了日本人的资产。

1943年日本人用飞机没能踏上阿留申，而1989年，日本人用钱占领了纽约。

彼时美国的大城市，随处可见的不是日系车，就是日本人。

飞速膨胀的日本经济，也让他们的政府陷入了盲目且短视的乐观，当自己的国民在美国疯狂买买买后，带来的是整个日本自上而下的自信。

“日本人可以买下几个美国人？”

这个话题即使在日本街头的小酒馆里，都有着争论不休的声音。

二战阴影？早就被堆积成山的美元推进了日本海里。

1989年，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找到了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一起写了一本书：《日本可以说不》。

整本书的内容核心就是：日本要成为美国之下的第二大国。

这本书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流通，或许是无心之举，也大概是有所预感，盛田昭夫并没有署名授权，这似乎也冥冥中暗示了日本接下来的命运。

1989年，注定是一代甚至两代日本人铭记的一年。

这一年，裕仁去世，明仁继位，日本人从昭和进入了平成。

这一年，盛田昭夫的《日本可以说不》出版，日本人的自信心空前膨胀；这一年，日本政府出台了一个经济政策，让无数的日本人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

回看刚刚过去不久的历史，我们知道日本在马上进入新世纪的前夕，戳破了那梦幻般的泡沫，爆发了严重的危机。

那么，在更早之前，那些躺在美元里的日本人，有意识到他们的危机吗？

应该是有的，但是日本政府没有。

乐观的日本政府似乎并没有想得那么长远，事实上，日本兑美元的升值，客观地阻碍了日本的出口贸易。而经济上依赖出口贸易的日本政府，乐观地认为自己的海外投资可以弥补这其中的损失，甚至还会比之前赚得多。

而在国内，为了营造一种“欣欣向荣”的表象，日本政府做了两件事：印钱，放贷。

这使得日本国内利率骤降，吸引了大量的国内投资，同时还吸引了许多国际投资。

不得不说，日本政府走了一步臭棋，因为无法控制的资本，流向的必然是最投机，也是最暴利的部分。

实体行业这样有着较高时间成本的投资对象被抛弃，金融这种见效快的对象则格外受到青睐。

大量的资本涌入股市，1985年到1989年，东京的股票证券涨了又涨，房地产价格更是一路走高。

许多有着金融属性商品被赋予了不切实际的价格，东京主要市区的房价更是涨到了天文数字。大量的投资让原本的商品价格极速膨胀，这就是金融泡沫。

和1985年之前不同的是，那时日本的财富，是努力甚至拼命的日本人，一件一件地造出来的商品；

而如今的财富，是玩一些数学和文字游戏就轻易换来的一串数字。

泡沫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脆弱，就在1989年，这个泡沫破裂了，而破裂的原因，是日本政府感觉金融市场的规模过大会让他们的经济增长不稳定，选择进行收缩性的货币政策。

是的，一直到这个时候，日本政府仍旧乐观地认为自己的经济在增长，而且是高速增长。

因为日本政府的连续加息，加上日本央行不断上调的贴现率，日经指数开始下滑，房地产价格也出现下跌。

原本控制金融市场是一个合理的举措，可是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股市和地价在跌，却跌得太快了。

仅仅到了1992年，日经指数的跌幅就超过了60%，房地产价格也直接腰斩。

骤跌的资产价格让银行开始加快收回贷款，资金的流动性降低，造成许多企业的债务状况恶化，许多日本家庭和公司的财产瞬间缩水以至于负债。

因为之前极为宽松的贷款政策，无数人因为泡沫破裂而变得负债累累，巨大的压力之下，不少人走上了天台，一跃而下...

乐观的日本政府似乎无视了这些，因为日本对美元的汇率还在升值，他们马上又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这一次，没有人敢再去贷款了。

当年在美国一掷千金买下的土地，终究为了弥补债务漏洞而低价卖出，日本人去了又走，留下的是来回之间的差价，却什么都没能带走。

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更是让还没有从泡沫破裂中缓过神来的日本经济一蹶不振。

日本人无奈地闭上了眼睛，似乎想睡倒在新世纪到来的前夜，沉醉于十年前美妙的换梦中，不愿醒来。

如果关注日本的文化产品，可以发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之间的大为不同。

八九十年代的日本文化作品，说一句争奇斗艳都不为过，无论是小说、电视剧、还是日本特色的漫画、动画，都充满着自信。

无论是作者还是制作人，他们讨论着未来、宇宙、人类、哲学和梦想，以及高速增长的经济形式下的迷茫、困顿和思索。

而影视剧中各形各色的女主演，更是引领了当时东亚的女性风尚。

可当美丽的幻梦骤然惊醒，他们又想起了自己素来悲戚的物哀文化，越来越多的作品向着黑暗、扭曲、痛苦和折磨里探索。

文化市场反应的是社会审美的趋势，日本的动漫和漫画市场，则是反应了日本年轻受众群体的审美方向。

他们将目光投忘过去，虚幻的娱乐，成为了他们的寄托。

穿着JK短裙的少女偶像，在那个充满了绝望的年代，诚然给了无数人坚持下去的鼓励。那些在舞台上无限的活力，正是他们生活中缺少的。

而在那一片死气沉沉中成长起来的平成一代，亦是如此。

尤其是95年以后出生的日本年轻人，他们对于当年的繁荣只有模糊的印象，从懂事开始，这个世界就已经是一成不变的了，所有人都有被安排好的位置。

那么奋斗还有多大的意义呢？得过且过地活下去，尽可能地每一天都让自己开心似乎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这些年轻人沉迷漫画、网络，逃避社交，这与他们的上一代，那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日本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一如本文开篇提到的与虚拟人物结婚的近藤显彦，他们宁愿寄情于被创造出来的虚假，都不愿面对冰冷的真实。

年轻人和老一辈，已经出现了难以跨越的鸿沟，最终，这些年轻人被定义为“失去”的一代，“平成废宅”。

遗憾的是，即使是虚假的寄托，却也难逃现实的残酷。

尽管近藤显彦没有出现“夫妻感情破裂”的问题，可他们还是被迫分开了，因为GateBox没有续费版权，初音未来的全息投影停止运营了。

幻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太大了，无论是动漫还是小说里，主角从来都是最耀眼的那个，含着金汤匙，有着金手指。

可现实里，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职员，不敢跟女生讲话，找不到自己的特长。

再加上压抑的日本职场氛围，被逐渐堵死的向上的通道，找不到未来的年轻人们，除了绝望的沉沦，似乎别无他法。

2002年，《名侦探柯南》的剧场版《贝克街的亡灵》上映，这部影片里讨论了日本社会一个致命的问题：阶层的固化，或者说，血统论。

其实仔细想想不难发现，日本近些年的文化作品，尤其是面向年轻人的动漫作品里，常常会给主角设定一个特殊的身世或者来历，来解释他的特殊性的来源。

更有许多作品，索性就是各种“豪门家族”之间的争斗，掌控权力的是几大家族，闯出名堂的主角倚仗的似乎还是自己的家族。

这好像也是在告诉日本那些广大的普通年轻人：

主角强大是因为他的血统，而你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普通人，就不要妄想能有什么作为了。

令人叹息的是，现实中的日本就是如此。

二战没有彻底的清算，加上美国彼时在东亚应对苏联的需求，许多战犯及其后代换了一身“右翼政治家”的衣服，就匆忙地重新登台，而向上的通道就全部被他们所代表的家族团体以及利益集团给垄断了起来。

2018年世界杯，日本队小组赛对战强队比利时，开局连续进了两个球，2-0的比分让他们忘乎所以，甚至忘记了怎么防守。

于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细小的失误，错误的跑位，让他们连连丢球。

一直到最后，比利时用14秒完成了从门前防守到最后进球的过程，2-3，日本队被比利时反超。

这段记忆被他们记住，反复钻研，反复揭开伤疤，制成了纪录片。

不断重复观看自己的错误，总结、学习、改正。

从难以置信的成功，到由于骄傲和膨胀而失败，这个过程跟日本从经济腾飞到骤然衰落是何等的相似，可是对于之前的岁月，日本人不愿意回忆。

我们讨论这段历史时，总是会说“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来表示日本经济的一蹶不振。

我们从日本腾飞的经济和骤然崩塌的幻梦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以免发展的路上重蹈覆辙。

可在日本，并不是“失った30年（失去的30年）”，而是“失われた30年（被失去的30年）”。

日本人不愿意承认，是当时日本政府的短视和过度的乐观，让日本人将自己亲手创造的繁荣亲手毁掉。

这也影响了我们早先的许多公知，他们坚定地认为，是美国的手段让他们走到今天这一步，广场协议就是美国绞杀日本的绞绳。

事实果真如此吗？

当年同时签订协议的，还有英、德、法，为什么他们没有骤然崩溃？难道因为他们早早就成了发达国家？还是说这是四国联手做的一个针对日本的局呢？

我们回过头来，作为旁观者看这段历史，《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的确对日本的出口贸易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也客观上帮助日本规范了出口商品的定位。

日本商品从低端到中高端的转型，就是在两份《协议》签订后才有的机会。

而彼时冷战的世界格局以及美国自身严重的滞涨危机，美国更没有理由设下这么一个杀猪盘。

美国给日本带来的，好像并不是什么高明的全套，反而是创造辉煌的条件。

《广场协议》更像是美国给自己和几个国家在树上栓了一根绳子，来躲避树下那头被叫做“经济危机”的野狼。

其他人都用自己的方法抓紧了绳子，而日本自作聪明地为了保险，把绳子绕了个圈儿，却系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在“失去了三十年”之后，日本整体仍旧不愿面对这个事实：当年是他们自己走上了这个绞刑架。

作为见证者的文学：赫塔·米勒的文学后视镜

2009年，赫塔·米勒因“以诗的凝炼，散文的率直，描绘流离失所者的处境”，从一个罗马尼亚的小村庄走向了诺奖领奖台。很多读者自此跟随这位诺奖得主的笔触，了解写作这种沉默的行动，如何赋予弱小者以尊严。

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1953—），200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生于罗马尼亚，1973年入蒂米什瓦拉西部大学。毕业后进入机器工厂任译员，后以任职于幼儿园、教授德语谋生。1982年，出版作《低地》，此后陆续有多部重要作品问世。先后获得过二十多个奖项，包括德语文学界重要的克莱斯特奖。其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

今年，《独腿旅行者》《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呼吸秋千》等多部赫塔·米勒的经典作品再版上市。作家双重异乡人的身份、由此而来的旁观者视角，以及她对语言媒介的敏感性，使这些作品在今天读来依旧意蕴深远。

在日新月异的技术不断颠覆日常生活的当下，赫塔·米勒的这种不妥协的个人化记忆，以及对记忆书写的坚执尤其值得我们致敬。本文作者指出，尽管赫塔·米勒的文字常常被当作证词来阅读，作家本人却保持着一份难得的清醒：她只将自己的文学写作视为后视镜。

1

赫塔·米勒的人生有如反转极强的戏剧。

她的祖父曾经很富有，有很多土地，是个开杂货铺的粮商。她长大的那座房子房顶上有个很大的拉粮食的升降机，有四层楼高。“可是后来，一九四五年之后，所有的东西都被弄走了，我家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此后，只有那架升降机还竖在那儿，空荡荡的。”米勒2014年接受《巴黎评论》撰稿人菲利普·贝姆的访谈时追忆道。我记得2009年见到米勒的情形，斯德哥尔摩的隆冬，白雪覆盖街道，璀璨的圣诞树随处可见。在瑞典学院的会议厅，灯光明亮，嘉宾行礼如仪。晚七点，米勒准时出现在会议厅，与会者掌声欢迎，米勒站到讲台。她穿一件深黑西服套装，齐耳的短发，眼镜架在高挺的鼻梁上。她看人的时候眼睛越过眼镜，只有在读稿的时候眼睛盯着纸页。米勒的文学演讲稿都提前提供给现场的嘉宾，演讲厅座无虚席，嘉宾都耐心聆听她的演讲。

赫塔·米勒。

在诺贝尔文学殿堂发表文学演讲，是杰出作家能享有的殊荣。在世界瞩目的时刻，赫塔·米勒追忆她的奇崛人生。1953年，出生于罗马尼亚一个讲德语的乡村，中学毕业后在特美思瓦（Temcswar）大学学习日耳曼文学和罗马尼亚文学，毕业后进入工厂担任译员。因为写作受到权力的骚扰和迫害，曾经被禁止出版作品。后离开工厂在幼儿园任教，当德语家教谋生，直至宣布为国家公敌驱逐出境。罗马尼亚生活带给米勒的，是终生纠缠着她的噩梦，那些恐惧、耻辱、惊慌、挫败都被她写到书里，也被世人读到。荣耀的光芒照耀到赫塔·米勒，驱散现实生活投射在她内心的阴影。

作为诺奖得主，诺贝尔周是最忙碌的时间，也是获奖作家最辉煌的时刻。在瑞典学院和诺贝尔颁奖现场的蓝色音乐厅外，停着很多来自国际新闻机构的转播车，现场的摄影师群体携带着重型器材如特种兵围堵获奖者。再见米勒是在诺贝尔纪念馆的读者签售仪式上，纪录百年诺贝尔奖历史的纪念馆，闻讯前来购书的读者在寒风中排列着很长的队伍，我看见男女老少都有，甚至有人坐着轮椅排在队列里。人们手持购买的书籍，耐心等待着走到米勒面前，等待她在书页签下名字。作家的写作与生活，构成反差巨大的剖面。显赫的荣耀，世界性的美誉赞词。然而打开赫塔·米勒的书，满页皆是噩梦、恐惧与创伤性的书写。

《呼吸秋千》，[德] 赫塔·米勒著，余杨 / 吴文权 译，后浪｜贵州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

2

伊蕾娜坐在临时难民营的等候室里。

她的号码是501，没有居留签证，没有工作许可，什么都没有。作为一部小说的主人公，伊蕾娜的孤独命运，飘零身世和困顿的境遇，展现了生活的异态。读者很容易在伊蕾娜身上看到赫塔·米勒的身影。“车站位于墙的另一边，在另一个国度。”出现在小说情境的这面墙，即是阻隔着东西德来往的柏林墙。“光秃秃的警戒带上，什么也不长，甚至寸草不生。在那里，望远镜等于眼睛。”赫塔·米勒写道。边境线上的人在阳光灿烂的午后骑车出门，行进在瞭望塔和铁丝网之间。灰暗，畸零，边缘化。这是读赫塔·米勒小说时看到的场景和情境。深陷情感与欲望的旋涡，伊蕾娜同时也坠入存在的深渊。“你把你的祖国放在哪里，如果它突然不合你的意。”伊蕾娜在漂流中的沉思，也是赫塔·米勒的自我追问。

小说《独腿旅行者》经由伊蕾娜的视角摄录和扫描着她所经历的生活。这是严峻时刻，1987年，赫塔·米勒离开罗马尼亚，前往德国。“在德国，人们总喜欢打听我是哪儿来的。每次走进杂志店、裁缝店、鞋店，打过了招呼，告诉对方我要买什么，售货员去取货，报价，然后喘口气就会问我：您是哪儿人？我把钱放在柜台上，在找零的间隙说：罗马尼亚人。”米勒在自述中写道。逃出店铺，逃到大街。这是米勒所能做的。罗马尼亚的生活带给米勒的体验如噩梦纠缠，然而来到获得自由的德国令她深陷虚无。灰暗看不到希望的生活，追寻的爱情成为破碎的幻影，遇到的每个人都深陷混乱平庸的泥潭。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不仅在于飘零，困顿、边缘、没有着落。还有无法消除的压力——那些恐怖在解除之后，又有新的危机复现，堕入存在的困境。然而噩梦般的过去依旧纠缠于心。

《独腿旅行者》，[德] 赫塔·米勒著，陈民、安尼 译，后浪｜贵州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

“我在罗马尼亚生活了三十年，每个人相对别人来说都是一个岛，国家是个大岛——一片对外隔绝，对内严格监控的疆域。在国家的广阔岛屿上，遍布着许许多多的个人小岛。”1989年《独腿旅行者》出版，这是赫塔·米勒在新的环境下的书写，也必然面对新的境遇。冷战结束前或转型时期的现实境况。

米勒在《国王鞠躬，国王杀人》里解析深隐在她精神内部的恐怖的生成。“最初恐怖场景只发生在陌生人身上，我只在一般意义上感到害怕。离得近，为了不看见，远远躲开。看到围观的人群中有人被逮捕、被殴打、被践踏，我攥紧拳头，紧闭双唇，指甲深深嵌入掌心，直到掐疼为止。”

赫塔·米勒。

后来恐惧降临到自身。家人被骚扰，亲近的朋友被跟踪、审问，住所遭搜查，手稿被没收，米勒被大学开除，被拘捕。迫害开始一步步走进她的生活，政府要求米勒刺探工厂的同事并向他们报告，她在拒绝之后，厄运降临到身上。频繁跟踪、审问、搜家、死亡威胁。

审视祖国在铁幕另一边的野蛮状态，反思其畸形病况，这是赫塔·米勒多年来的写作方向和表达主题。她忠实于个人记忆，坚持深入剖析病态社会下人的命运与境遇的实相，这是赫塔·米勒的文学制造秘诀。“我曾希望自己疯掉，这样不必干掉自己就能将自己遗弃。我期待疯狂能带给我另一种理所当然，它不再需要我，因为我已面目全非。”米勒说。

她曾经去过一个精神病院。有位昔日的摇滚歌手带她去。在罗马尼亚摇滚乐被禁止。摇滚乐手只能为病人做音乐治疗。他带了些唱片，有打击乐、爵士、摇滚、讽刺小调。病人们听到音乐，反应各不相同，有跟着唱的，有摇头晃脑的，有心不在焉的。这些政治病人在癫狂中不断用他们从正常生活中带来的恐惧折磨自己，他们会颤抖、哭泣、扭曲肢体，极端的痛苦中是全然的精神缺席。“观察一段时间就可以看出，谁是因个人原因，谁是因国家恐怖主义变成精神病的。去过精神病院之后，我不再想疯掉了，努力保护自己的理性。我不应该把身体送给疯狂，即便不认识自己，也不再折磨自己。”米勒写道。

“罗马尼亚三部曲”是米勒的重要作品，也是构成她写作风格的奠基之作。《狐狸那时已是猎人》（1992）、《心兽》（1994）、《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1997），从写作的时间来看，这些作品都是在米勒移居德国完成的。生存背景的转换，生活环境的变化，显然使米勒有了对祖国更好的审视距离。自由表达使她获得的最根本的心灵解放，写作意识更为强悍。米勒显示出流亡作家的特质，她不倦地书写罗马尼亚昔日的灰暗生活。

赫塔·米勒“罗马尼亚三部曲”书封。

因不堪于迫害，米勒曾想过在河里结束自己的生命。她像伍尔夫一样，在河岸捡起两块大石头放在大衣口袋里，走向河流的中心，以自溺寻求生命的解脱。然而罗马尼亚的语言里没有水尸这个词，“既然罗语中没有水尸这个词，那他们根本不可能淹死我，我不可能成为他的语言中根本不存在的一个东西。罗语词汇表的这个无语之处就成了我逃生的洞口。”自此米勒开始远离河流，甚至看不见那里的石头。

“我永远不再尝试淹死自己。”她说。

3

“风推着我，整个大草原如溪流一般流进我的身体，催促着我垮下来，因为我是那么单薄，而大草原是那么贪婪。”在《巴黎评论·作家访谈》里，菲利普·贝姆念出了这段出现在小说《饥饿天使》里的段落，我的心弦被这精微的文字感打动。米勒的答问，以下的话也令我钦佩：“我创作总是很慢，我需要很多时间，因为我要用很多方法。每本书我都写二十遍的样子。”可以说《巴黎评论》访谈，为我们提供了认识鉴别赫塔·米勒的新维度。

赫塔·米勒的身上有显而易见的标签，语境指向20世纪一个特殊时间，异议作家的角色是外界给她的定评。然而这些标签很容易简化一个作家的深度和文学品质。如果我们不接受对一个作家的简化认知，能做的就是更深入地阅读，甚至重读。

赫塔·米勒书写的笔触，不仅指向社会的权力运行和社会制度的灾难，她还深入到日常生活以及语言内部，深入到精神核心剖析国家悲剧带给人的痛苦和威胁。

“家园不是语言，而是被说出者。”赫塔·米勒在随笔《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里深入到语言内部，观察和思考权力对语言的控制及影响：“假想的恐惧不是单纯的幻象，人们与它纠缠不清时，它同来自外界的恐惧一样真实，一样对我们发生作用。”

“我没有选择，我的书桌不是鞋店。”她在自述里写道，”我从罗马尼亚走出来已经很久了，但没有走出操控下的人性荒芜，统治的遗产总是变换方式闪现眼前。我的写作必须停留在我受伤最深的地方，否则我不需要写作。”

《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德] 赫塔·米勒著，李贻琼 译，后浪｜贵州人民出版社2023年4月。

喉咙里的黑暗面。意为言说与表达的困境。

这个中译的词语极为形像地显现出米勒的个人记忆以及书写经验。比喻可以激发联想，循着作家的书写路径走下去，可以看见如恶魇纠缠的记忆。米勒命定无法逃脱她的记忆。无论在哪里，昔日的记忆会引领她回到过去的时间。缠绕着她的是故乡，家族，乃至整个国家的厄运和悲剧。她常用的句式是：“我的村子，我的族群，我的国家。”

作《低地》出版后，村里人在街上遇见赫塔·米勒，会朝她脸上吐唾沫，从此她就不敢回村子了。给九十岁的外公刮了几十年胡子的理发师宣称，以后再也不伺候他了。社员们不再和母亲同坐一辆拖拉机和马车，在辽阔的玉米地里用孤立来惩罚她，只为她那个可耻的女儿。母亲进城来找女儿，流着泪说：“别再给村子添堵了，你就不能写点别的？你以后不用回去，但我还得在那里生活呀。”警察带走赫塔·米勒审问时，母亲也被警察关了一整天。“我不为家人的劝说所动，我不能让别人左右我该写什么，该说什么。让我收回我对他们说的哪怕一个字，我都做不到。”

作家作为思考者，也作为审察者，这个角色在某个族群的出现意味着他（或她）所生活的周遭，有了生活的观察者，同时也有了书写者。重要的，或有价值的写作。如果说存在着写作类型，这必定是。当一种历史（其实也是现实经验）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渐被稀释，被遗忘，甚至被有意地屏蔽，对这种历史的个人化记忆及书写就变得重要。尤其对于20世纪人类最残酷的历史，比如对的记忆与书写，顽强的个人记忆，坚执的书写，就显得重要而有价值感。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化贡献，或者文明贡献，就在其对重要又显冷僻的作家之冠冕加持，它是强有力的价值判断，它对作家的鉴定和识别会将作家运送到光荣的颠峰。

在文化交流的现存秩序中，存在着一种世界文化，它由杰出者构成，具有创造力的优异作家，良好的职业出版人与媒介形成精神共同体。那些杰出的文化英雄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比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汉娜·阿伦特、苏珊·桑塔格，尽管今日文明在衰落，文化遭遇失败，新技术日新月异，迅速改变也颠覆人类的生活，然而世人还是有机会再度看到新的文化之星的诞生，赫塔·米勒就是其中之一，她的不妥协的个人化记忆，以及对记忆书写的坚执值得我们致敬。

然而米勒也保持着难得的清醒。《巴黎评论》的前记说，米勒曾经为斯德哥尔摩的一个论坛撰文，主题为“文学能作为证据吗？”她写道，尽管她的书常常是被作为证词阅读的，但是她本人认为写这些书的时候，并不是在提供证词。米勒将她的文学写作视为后视镜，在访谈中，她追忆写作缘起时诚实地说：“我那时在工厂写作，是不得已而为之，实际上是作为一种自我安慰，因为所有的门都关上了。我不知道要转向何处，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我父亲去世了，我不可能回到村子里去，我丝毫没有任何前途，还经常担惊受怕。那是一个荒谬的处境——他们已经把我从办公室踢了出去……于是我就开始写作了，我并不是在试图写文学作品，我只是把它在纸上写下来，为的是获得一个落脚点，抓住我的生活，如此而已。”

撰文／夏榆

编辑／李永博 朱天元 王铭博

校对／陈荻雁

大牛市、JK制服、平成废柴：美国金融绞杀如何玩坏日本

2018年11月，一个身穿白色婚礼西装的男人，在朋友的欢呼下面带微笑地走进会场。

他的名字叫近藤显彦，他的怀里抱着的是是自己结婚的对象，彼时极为火爆的虚拟歌姬——初音未来的布偶。

这场“跨次元”的婚礼得到了多方面的关注和祝福，近藤显彦不单单得到了运营初音未来全息投影形象的GateBox承认的“结婚证”，他怀里的初音未来的布偶，还穿着初音未来的“妈妈”——未来遥亲自设计的婚纱。

这场婚礼在一片欢乐的氛围中一直进行到结束，似乎没有人问过初音未来“本人”的想法。

同样也鲜有人关注的是，这个今天看起来无比幸福的37岁的男人，在前一天晚上还跪在自己的父母面前，请求他们的理解而不得。

在日本，昭和与平成两代人的差距，已然如此明显。

二战后的日本因为战败国的身份一片民生凋敝，可偏偏以美苏为代表的两大阵营的冷战，让日本成为了西方阵营在亚洲，尤其是东亚的桥头堡。

在当时世界格局的影响下，美国的大力扶持，让日本很快从轰炸后的满目疮痍重新焕发生机。

不少我们今天熟知的企业就当时开始了他们的成功之路，在极短的时间里，日本的就成为了GDP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可在美国自己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身为世界货币的美元陷入了“特里芬悖论”中。

布雷顿森林体系让35美元固定兑换1盎司黄金，其它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这就让美元成为了世界货币，各国的交易都依据美元结算。

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各国就必须大量储备和使用美元，这就导致了美国势必要出现长期的贸易逆差，即进口额大于出口额。

更简单地来说，就是美元必须源源不断地流出去，各国才能有足够的储备金来进行国际交易。

而因为黄金的总储量是有限的，美元过多就会自然贬值。

为了维持“35美元兑1盎司黄金”这样必须的稳定，美国不能发出去太多的钱，相反要成为长期的贸易顺差国，才能让美元少于黄金。

这就是“特里芬悖论”，而这种困境事实上在70年代已经影响了美国的整体经济，进入80世纪，更是使得国内滞涨严重。

为了缓解危机，美国提高了利率，使得美元升值，逆差进一步扩大，于是美国希望通过贬值来缩小经济逆差。

好巧不巧，彼时的日本就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

尤其是在80年代，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更是一度达到了500亿美元。

而日本的出口产品，同时也在挤占着原本属于美国的市场：汽车、电子设备、钢铁。

这些原本属于美国的海外市场，几乎都被日本抢去了一席之地。

有的人出名是为了赚钱，有的人赚钱是为了出名，经济腾飞的日本，也想要让自己说话的声音大一些。

可身为战败国的日本并没有进行完全的战后清算，即使经济再怎么发展，事实上也是美国的驻军的“殖民地”。

恰在此时，美国日渐令人担忧的经济困境给了日本人希望。

一边是最大贸易顺差国没有名分，另一边是西方领头羊陷入了危机死循环，一边想要个名分，另一边想要贬值。

再加上西方世界的其它几位都要保着美元平稳，一拍即合下，1985年9月22日，英美法德日签署了《广场协议》，保护美元有序贬值。

美国赚到了实质，日本也因为参与了这场“救助行动”刷足了面子。

这之后，日元兑美元的汇率迅速升高，可美国期望的逆差没有可观有效地降低。

如果你的特效药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怎么办？

最直接的选择就是再来一份。

于是1987年2月，加码的《卢浮宫协议》被签订了。

很多人说，就是《广场协议》让日本的经济失去了二十年、三十年，可当时的签署协议的所有国家，包括日本人自己，都不会这么认为。

两个协议的签署并没有使美国的危机解除，而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从1:250一路涨到了1:80，这使得日企的对外扩张近乎疯狂。

以前要花380万日元才能进1万美元的货，现在80万日元就能轻松拿下。

这使得日本的很多企业选择直接去美国进行投资，还有了充足的资金进行创新研发和企业转型，日本产品摇身一变，从廉价的山寨货变成了可靠的品牌产品。

也是在《协议》签署之后，日本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债权国，美国成为了最大的债务国，日本的人均GDP甚至比美国人都要高2000美元。

显而易见的，在经过了短暂的滑行之后，日本这价堪称奇迹的飞机在1985年离开了跑道，一跃而起。

当时日本人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出国四处旅游和购物。

中年男人会在休假时带着妻子乘坐飞机前往美国旅游和购物，去马尔代夫游泳；去加拿大打高尔夫；欧洲各个国家也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

黄金饰品和钻石，是他们最爱带回去的东西。

当日本人到了电影中浪漫又梦幻的巴黎，迎接他们的却是脏乱的香榭丽舍大街和冷漠的法国人。心理和现实的巨大反差让他们抽搐、恶心、失眠。

日本人甚至成规模地出现这种症状，以至于发展成为了一种叫做“巴黎综合症”的心理疾病。

上了些年纪的人，更青睐于购买美国的土地。

洛杉矶一半以上的闹市街区都被日本人买下，洛克菲勒中心51%的股份也成了日本人的资产。

1943年日本人用飞机没能踏上阿留申，而1989年，日本人用钱占领了纽约。

彼时美国的大城市，随处可见的不是日系车，就是日本人。

飞速膨胀的日本经济，也让他们的政府陷入了盲目且短视的乐观，当自己的国民在美国疯狂买买买后，带来的是整个日本自上而下的自信。

“日本人可以买下几个美国人？”

这个话题即使在日本街头的小酒馆里，都有着争论不休的声音。

二战阴影？早就被堆积成山的美元推进了日本海里。

1989年，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找到了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一起写了一本书：《日本可以说不》。

整本书的内容核心就是：日本要成为美国之下的第二大国。

这本书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流通，或许是无心之举，也大概是有所预感，盛田昭夫并没有署名授权，这似乎也冥冥中暗示了日本接下来的命运。

1989年，注定是一代甚至两代日本人铭记的一年。

这一年，裕仁去世，明仁继位，日本人从昭和进入了平成。

这一年，盛田昭夫的《日本可以说不》出版，日本人的自信心空前膨胀；这一年，日本政府出台了一个经济政策，让无数的日本人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

回看刚刚过去不久的历史，我们知道日本在马上进入新世纪的前夕，戳破了那梦幻般的泡沫，爆发了严重的危机。

那么，在更早之前，那些躺在美元里的日本人，有意识到他们的危机吗？

应该是有的，但是日本政府没有。

乐观的日本政府似乎并没有想得那么长远，事实上，日本兑美元的升值，客观地阻碍了日本的出口贸易。而经济上依赖出口贸易的日本政府，乐观地认为自己的海外投资可以弥补这其中的损失，甚至还会比之前赚得多。

而在国内，为了营造一种“欣欣向荣”的表象，日本政府做了两件事：印钱，放贷。

这使得日本国内利率骤降，吸引了大量的国内投资，同时还吸引了许多国际投资。

不得不说，日本政府走了一步臭棋，因为无法控制的资本，流向的必然是最投机，也是最暴利的部分。

实体行业这样有着较高时间成本的投资对象被抛弃，金融这种见效快的对象则格外受到青睐。

大量的资本涌入股市，1985年到1989年，东京的股票证券涨了又涨，房地产价格更是一路走高。

许多有着金融属性商品被赋予了不切实际的价格，东京主要市区的房价更是涨到了天文数字。大量的投资让原本的商品价格极速膨胀，这就是金融泡沫。

和1985年之前不同的是，那时日本的财富，是努力甚至拼命的日本人，一件一件地造出来的商品；

而如今的财富，是玩一些数学和文字游戏就轻易换来的一串数字。

泡沫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脆弱，就在1989年，这个泡沫破裂了，而破裂的原因，是日本政府感觉金融市场的规模过大会让他们的经济增长不稳定，选择进行收缩性的货币政策。

是的，一直到这个时候，日本政府仍旧乐观地认为自己的经济在增长，而且是高速增长。

因为日本政府的连续加息，加上日本央行不断上调的贴现率，日经指数开始下滑，房地产价格也出现下跌。

原本控制金融市场是一个合理的举措，可是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股市和地价在跌，却跌得太快了。

仅仅到了1992年，日经指数的跌幅就超过了60%，房地产价格也直接腰斩。

骤跌的资产价格让银行开始加快收回贷款，资金的流动性降低，造成许多企业的债务状况恶化，许多日本家庭和公司的财产瞬间缩水以至于负债。

因为之前极为宽松的贷款政策，无数人因为泡沫破裂而变得负债累累，巨大的压力之下，不少人走上了天台，一跃而下...

乐观的日本政府似乎无视了这些，因为日本对美元的汇率还在升值，他们马上又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这一次，没有人敢再去贷款了。

当年在美国一掷千金买下的土地，终究为了弥补债务漏洞而低价卖出，日本人去了又走，留下的是来回之间的差价，却什么都没能带走。

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更是让还没有从泡沫破裂中缓过神来的日本经济一蹶不振。

日本人无奈地闭上了眼睛，似乎想睡倒在新世纪到来的前夜，沉醉于十年前美妙的换梦中，不愿醒来。

如果关注日本的文化产品，可以发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之间的大为不同。

八九十年代的日本文化作品，说一句争奇斗艳都不为过，无论是小说、电视剧、还是日本特色的漫画、动画，都充满着自信。

无论是作者还是制作人，他们讨论着未来、宇宙、人类、哲学和梦想，以及高速增长的经济形式下的迷茫、困顿和思索。

而影视剧中各形各色的女主演，更是引领了当时东亚的女性风尚。

可当美丽的幻梦骤然惊醒，他们又想起了自己素来悲戚的物哀文化，越来越多的作品向着黑暗、扭曲、痛苦和折磨里探索。

文化市场反应的是社会审美的趋势，日本的动漫和漫画市场，则是反应了日本年轻受众群体的审美方向。

他们将目光投忘过去，虚幻的娱乐，成为了他们的寄托。

穿着JK短裙的少女偶像，在那个充满了绝望的年代，诚然给了无数人坚持下去的鼓励。那些在舞台上无限的活力，正是他们生活中缺少的。

而在那一片死气沉沉中成长起来的平成一代，亦是如此。

尤其是95年以后出生的日本年轻人，他们对于当年的繁荣只有模糊的印象，从懂事开始，这个世界就已经是一成不变的了，所有人都有被安排好的位置。

那么奋斗还有多大的意义呢？得过且过地活下去，尽可能地每一天都让自己开心似乎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这些年轻人沉迷漫画、网络，逃避社交，这与他们的上一代，那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日本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一如本文开篇提到的与虚拟人物结婚的近藤显彦，他们宁愿寄情于被创造出来的虚假，都不愿面对冰冷的真实。

年轻人和老一辈，已经出现了难以跨越的鸿沟，最终，这些年轻人被定义为“失去”的一代，“平成废宅”。

遗憾的是，即使是虚假的寄托，却也难逃现实的残酷。

尽管近藤显彦没有出现“夫妻感情破裂”的问题，可他们还是被迫分开了，因为GateBox没有续费版权，初音未来的全息投影停止运营了。

幻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太大了，无论是动漫还是小说里，主角从来都是最耀眼的那个，含着金汤匙，有着金手指。

可现实里，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职员，不敢跟女生讲话，找不到自己的特长。

再加上压抑的日本职场氛围，被逐渐堵死的向上的通道，找不到未来的年轻人们，除了绝望的沉沦，似乎别无他法。

2002年，《名侦探柯南》的剧场版《贝克街的亡灵》上映，这部影片里讨论了日本社会一个致命的问题：阶层的固化，或者说，血统论。

其实仔细想想不难发现，日本近些年的文化作品，尤其是面向年轻人的动漫作品里，常常会给主角设定一个特殊的身世或者来历，来解释他的特殊性的来源。

更有许多作品，索性就是各种“豪门家族”之间的争斗，掌控权力的是几大家族，闯出名堂的主角倚仗的似乎还是自己的家族。

这好像也是在告诉日本那些广大的普通年轻人：

主角强大是因为他的血统，而你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普通人，就不要妄想能有什么作为了。

令人叹息的是，现实中的日本就是如此。

二战没有彻底的清算，加上美国彼时在东亚应对苏联的需求，许多战犯及其后代换了一身“右翼政治家”的衣服，就匆忙地重新登台，而向上的通道就全部被他们所代表的家族团体以及利益集团给垄断了起来。

2018年世界杯，日本队小组赛对战强队比利时，开局连续进了两个球，2-0的比分让他们忘乎所以，甚至忘记了怎么防守。

于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细小的失误，错误的跑位，让他们连连丢球。

一直到最后，比利时用14秒完成了从门前防守到最后进球的过程，2-3，日本队被比利时反超。

这段记忆被他们记住，反复钻研，反复揭开伤疤，制成了纪录片。

不断重复观看自己的错误，总结、学习、改正。

从难以置信的成功，到由于骄傲和膨胀而失败，这个过程跟日本从经济腾飞到骤然衰落是何等的相似，可是对于之前的岁月，日本人不愿意回忆。

我们讨论这段历史时，总是会说“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来表示日本经济的一蹶不振。

我们从日本腾飞的经济和骤然崩塌的幻梦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以免发展的路上重蹈覆辙。

可在日本，并不是“失った30年（失去的30年）”，而是“失われた30年（被失去的30年）”。

日本人不愿意承认，是当时日本政府的短视和过度的乐观，让日本人将自己亲手创造的繁荣亲手毁掉。

这也影响了我们早先的许多公知，他们坚定地认为，是美国的手段让他们走到今天这一步，广场协议就是美国绞杀日本的绞绳。

事实果真如此吗？

当年同时签订协议的，还有英、德、法，为什么他们没有骤然崩溃？难道因为他们早早就成了发达国家？还是说这是四国联手做的一个针对日本的局呢？

我们回过头来，作为旁观者看这段历史，《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的确对日本的出口贸易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也客观上帮助日本规范了出口商品的定位。

日本商品从低端到中高端的转型，就是在两份《协议》签订后才有的机会。

而彼时冷战的世界格局以及美国自身严重的滞涨危机，美国更没有理由设下这么一个杀猪盘。

美国给日本带来的，好像并不是什么高明的全套，反而是创造辉煌的条件。

《广场协议》更像是美国给自己和几个国家在树上栓了一根绳子，来躲避树下那头被叫做“经济危机”的野狼。

其他人都用自己的方法抓紧了绳子，而日本自作聪明地为了保险，把绳子绕了个圈儿，却系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在“失去了三十年”之后，日本整体仍旧不愿面对这个事实：当年是他们自己走上了这个绞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