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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勋章”获得者伊莎白逝世：感谢父母把我生在中国

2023年8月20日，伊莎白在北京辞世，享年108岁。

在最后的日子里，伊莎白的白发仍然梳得齐整，依稀见得她年轻时光彩照人的容貌，她住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一栋老旧的家属楼里，家里装修简朴，餐桌后面的墙上是年轻时的黑白画，这幅画已经伴随了她七十多年，旁边的对联——“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已经泛黄，但字体依旧遒劲有力。

从1915年出生于成都起，她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生活了90多年，作为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伊莎白写出了可供后世参考的珍贵史料《兴隆场》和《十里店》，记录了20世纪中国乡村的变迁;作为外语教育的拓荒者，她和丈夫参与创建北京外国语大学，为新中国培养出一大批外语人才。

2019年，伊莎白·柯鲁克获颁国家对外最高荣誉勋章“友谊勋章”，“我真应该好好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把我生在中国”。在此前的采访中，她这样说。

青春岁月

即使已经年逾百岁，伊莎白都会在每天早晨8点之前起床，中午用过午餐，她自己扶着轮椅上下楼，不愿假手于人。二儿子柯马凯告诉新京报记者，“她九十多岁还穿着冰刀溜冰，一百多岁还要下海游泳”。

北外的老邻居们记得，每天伊莎白都会固定时间出门遛弯。蓝眼睛、高鼻梁的伊莎白混入满是中国老太太的人群中，看上去并不突兀。

1915年，伊莎白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加拿大传教士家庭。她的父母于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来华，深入中国西部，分别参与创办了华西协合大学(今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和弟维小学。

在伊莎白四五岁的时候，他们举家回了加拿大，1921年又回到中国。

当年，伊莎白在成都入读小学，晚年时她回忆，华西坝的生活平淡而美好，父母白天工作，晚上会给孩子们读一些小说、诗歌等英文著作，伊莎白还要练习一个小时的钢琴。

在成都，父母常带着伊莎白到川西山区度假，在那里，她接触到了藏族、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村落，内心里渐渐产生了对农村、对人的兴趣。

高中毕业后，伊莎白回到加拿大读大学，1933年，她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38年，她获得了心理学硕士学位，并在硕士期间修读了人类学课程。

1939年，她又回到战火里的中国，前往四川阿坝理县的村落，开始了她的人类学研究，那时，她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崇拜甘地，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

1940年—1942年，经晏阳初介绍，伊莎白参加了以帮助贫困人口为目标的重庆璧山兴隆场乡村建设实验项目。

1940年，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毕业后，伊莎白选择回四川从事人类学研究。 天地出版社供图

在兴隆场，伊莎白和同伴走访了1497户人家，田野调查中，她对中国的穷苦农民有了最基础的认识。

在社会调查之外，该项目还希望能够建立起盐业合作社，以期通过组织村民入股、批发等方式，降低用盐成本。

从1940年7月至1942年1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伊莎白与璧山人民同吃同住，深入到每家每户并记录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在后来出版的著作《兴隆场》中，她写道，“底层农民处于困境之中，经济状况非常紧张，时刻面临着各种危机，对现状不满”。也是在那时，她开始思索造成农村贫困的根源，试图寻找真正有效的解决办法。

在此期间，伊莎白遇到了此后一生的伴侣大卫·柯鲁克，这位英国的人同她一起去农村进行调查，讨论社会问题。渐渐地，伊莎白变成了支持革命的主义者，她接受了柯鲁克的观点：当时的中国就像一个得了肿瘤的重症病人，吃药，安抚，都无济于事了，只会被拖垮、拖死。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外科手术，彻底把这一块肿瘤切下来。革命就相当于外科手术，肯定会引起流血甚至牺牲，肯定要付出代价。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是必要的。

作为人类学家

两人订婚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柯鲁克和伊莎白分别参加了英国皇家空军和加拿大女子军团。

二战结束后，伊莎白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人类学教授弗思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此后，伊莎白决定奉行一个人类学家的使命，重新回到中国。

伊莎白回忆说：“当时斯诺的《西行漫记》在西方非常流行，但这本书出版于1937年，有些情况已经过时，于是，我和丈夫想写一本关于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书。”

1947年，带着一封英国的介绍信，经过香港工委负责人乔冠华、龚澎夫妇的接待和安排，夫妇俩来到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河北十里店村，对解放区土地改革进行考察。

1947年底，柯鲁克夫妇到中国晋冀鲁豫解放区考察。 天地出版社供图

他们参加党员和群众的各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与干部一起吃黍米和白薯。他们还和村里的一个党员，三人组成了一个党小组。伊莎白和丈夫分头调研，各自记笔记，晚上再整理。

原《人民日报》编委何燕凌曾与柯鲁克夫妇一起在十里店工作过，他回忆：“同我们工作队员一样，柯鲁克夫妇都穿着解放军的土布军装成了‘洋八路’。吃饭的时候,他们也按照当地农民的习惯,端着碗蹲在村里门外的‘饭场’上,和老乡们一起吃着谈着。我们和村干部没有把他们当作外人,老乡们也把他们看作自己人。”

她关注妇女的解放，也记录土改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根据这些笔记，两人写出了《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和《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两本书。

新中国英语教育开创者

伊莎白原本计划在中国待18个月，完成对解放区土地改革的考察后，就返回加拿大，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到了1948年，当时中央外事小组邀请她和丈夫留下来帮助工作。最终，他们选择到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任老师。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载良此前回忆，1951年，他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当时在国内几乎见不到外国人，伊莎白和她的丈夫，两个金发碧眼高鼻梁的“外国人”，穿着列宁装，拎着暖瓶去开水房打水。

张载良的第一位英语教师就是伊莎白。第一堂课,伊莎白站在讲台上用英语说话，张载良能听懂的不多，其中一句让他印象深刻，“You are Chinese, I am a Canadian”。

上世纪50年代初，伊莎白负责教授口语课，曾在北京外国语学校任教的应曼蓉曾回忆，当时可供参考的口语教材一无所有，伊莎白带着他们制作了口语教材，“她是口语教学的主要设计者、组织者和带头人。”

1950年11月21日，伊莎白给她的博士生导师弗斯先生写了一封信：“这三年间我们都改变了很多，来的时候，我们是想来看看这里发生了什么。而现在，我们越来越被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吸引了，因此，我觉得自己近期无法离开。”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梅仁毅曾回忆，三年困难时期，柯鲁克夫妇坚持与中国教师同甘共苦，“我们吃野菜，他们也在食堂与我们一起吃野菜;我们打榆树叶做蒸糕，他们也参加，也一起吃。”

1956 年，柯鲁克夫妇被教育部正式确定专家身份。对此他们极力反对，认为这会损害外国教师和中国教师之间的关系，不符合国际主义精神。他们还反对拿高于一般教师几倍的专家工资，反对设专家餐厅。最后院领导同意他俩只拿一半专家工资，周一至周六到学生餐厅或教师食堂吃午饭。

1994年，柯鲁克夫妇在北外。 天地出版社供图

伊莎白和柯鲁克有两次离开的机会，第一次是上世纪60年代，英国百年老校利兹大学聘请柯鲁克去该校任教。第二次是1974年，他们去英国、美国、加拿大探亲，当时许多人认定他们不会回来了。

有不少媒体采访时会问伊莎白，你们为什么选择留在中国。应曼蓉回忆，柯鲁克和伊莎白说：“我们俩都不是什么语言学家，也不是教育专家。我们之所以从事教学，纯粹是党的要求。”

1985年12月15日，伊莎白和她的丈夫柯鲁克举行了70岁和75岁寿辰会，会上，伊莎白说，“……我们在新中国做教师有三点体会：一是责任重大，二是伤脑筋，三是得到欣慰……我们感到做教师可以得到莫大的欣慰。我们看到自己工作的成果，也就是一批批毕业生，他们为建设新中国、新世界而贡献力量。我们为他们感到十分自豪…… ”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年事已高，柯鲁克夫妇相继退休。退休后的伊莎白也在继续走访基层农村，进行了解和观察。上世纪90年代，她回到璧山兴隆场（今大兴镇）发现很多当地学生因为家庭贫困，上到五年级就辍学了，1999年秋，她与好友、美国东北大学历史系教授柯临清一起设立“伊柯专项基金”，用于资助大兴镇贫困学生读书。

基金首批资助了10名贫困中小学生。当时的大兴小学校长巫智敏回忆，伊莎白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他们(受资助的孩子)都觉得自己必须拿高分，但是柯临清和我都只关心他们是否得到了良好的教育，以及他们的身心是否健康。

伊莎白唯一的要求是，每一位获得助学金的学生都要给她写信，她每年春节都会给孩子们寄去自己亲手制作的贺卡，还会写上鼓励的话。 “伊柯基金”先后资助了三批学生，最先得到资助的10名贫困中小学生中，三位考上大学后，继续得到“伊柯基金”的资助。

故乡在成都

2019年，104岁的伊莎白回到她心心念念的故乡——四川成都。

伊莎白的传记作者谭楷陪着伊莎白去弟维小学、白鹿镇等地参观，他记得伊莎白说，“我哪怕是死在路上，我也要回故乡。”

当时，伊莎白曾经居住的房子已经挂上了“成都市历史建筑”的牌匾。谭楷记得，到成都后，伊莎白的状态很好，沿途一直在和身边的人说话，走到曾经居住的地方时还喊着：“回家了，回家了!”

谭楷回忆，吃午饭时，有回锅肉，伊莎白用筷子一挑，看着没有豆豉，她就吃了一片没再吃;老冰棍，又硬又粗，她也要一根，“她的胃是中国胃。”

四川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退休干部向素珍曾回忆，从2008年开始，93岁的伊莎白开始为促进“中加民间外交”助力。

2019年，伊莎白获颁“友谊勋章”后和大儿子柯鲁在一起。天地出版社供图

2012年4月，在伊莎白和家人的帮助下，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成都生活老照片为主的画册《成都，我的家》出版发行。在首发式上，97岁的伊莎白说：“从我姥姥开始，我们家已有五代人生活在中国……我们，都热爱中国!”当年的10月15日，伊莎白的孙女生下一对双胞胎，成了伊莎白一家在中国生活的第六代人。

此前，媒体在采访伊莎白的时候问，你喜欢中国吗?伊莎白回答说：“当然。我愿意生活在那些处于行动之中的地方，在那里，会发生最有意义的变化，改变社会，同时对改造世界也有重大影响。”

2019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在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主题视频中，第一幕是104岁的伊莎白坐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的台灯下的画面，她手翻一本书——新中国最早的大学英语教材，伊莎白参与了这本书的编写。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李茂林回忆，当时他们邀请伊莎白参加视频的录制，伊莎白立即答应了，“她这么多年对学校的各种工作都很热心参与。前几年她能自己讲话、走动时，她自己会讲话、表达，这两年她状态没有以前好了，但也都会让她的儿子代替她发言。”北京外国语大学老师朱雯说，周末或者天气好的时候，都能在西校区看到柯马凯推着伊莎白在外面遛弯。

2019年，伊莎白·柯鲁克获颁“友谊勋章”。颁授词写道：伊莎白·柯鲁克，新中国英语教学的拓荒者，为我国培养了大量外语人才，为中国教育事业和对外交流、促进中国与加拿大民间友好作出杰出贡献。

7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世界宣告成立时，伊莎白和她的丈夫大卫·柯鲁克应邀登上观礼台。她亲眼看见第一面五星红旗在万众的欢呼声中冉冉升起。当时，她的大儿子出生不久，在观礼过程中，她不得不离开一会儿，瞅准游行方队的间隙，快速横穿东长安街，跑到东交民巷的住地，去给孩子喂奶。

2019年，伊莎白重返成都时，和家人、陪同的工作人员合影，前排右三为伊莎白，右五为伊莎白的传记作者谭楷。右六为伊莎白大儿子柯鲁，二排左一为三儿子柯鸿岗，最后排右一为二儿子柯马凯。受访者供图

70年后，在人民大会堂，伊莎白走到主席台中央，和主席握手，接受了主席亲手给她佩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

8月18日上午，伊莎白参加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陈琳的雕像落成仪式。柯马凯向新京报记者回忆，那天上午伊莎白的状态还很好，但是下午感到不适，送到医院，大夫诊断说情况不妙。在医院大概过了10个小时，伊莎白去世，“走得很安详。”

伊莎白喜欢诗歌，她和柯马凯经常一起吟诗，“闲着没事的时候，比如吃完饭，我们就会说，咱们一起看几首诗吧。”她的一生背了无数首诗，有奥斯曼，有雪莱。2018年12月15日，在伊莎白103岁生日庆典上，她背诵英国诗人威廉·亨利的诗《无敌》。伊莎白生前自述，她在12岁时初读这首诗，诗中的内容以及诗人的生平事迹给予了当年的她莫大的勇气。

这首诗的其中一段诗文是：遭受着无辜的蹂躏/我从未畏缩或嚎哭/面对命运无情的抨击/我头破血流但毅然昂首。

参考资料：

《我用一生爱中国》《就这样过了一百年》《柯鲁克夫妇在中国》《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十里店(一) : 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十里店(二) : 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

新京报记者 陈亚杰 李冰洁

编辑 胡杰 校对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