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霸霸盘盘麻辣烫(虎霸)

连续3年50%涨幅 虎霸建机“智”出9亿元年产值

走进结构车间，只见一位工人在这头给完“指令”，那头的十台电焊机器人设备便开始了自动化焊接……昨日，记者来到位于长安镇（高新区）的浙江虎霸建设机械有限公司，看到企业车间内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其中，投资约600万元、今年全面投入使用的自动化生产线让人眼前一亮，依靠机器人作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产品质量更加优质。

“我们这条新生产线的优势就在于引进了机器人负责焊接塔式起重机的标准节，实现机器换人后，整条生产线的工人可以从原来40人减少到10人。”虎霸建机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人少了，可是生产效率反而增加了30%左右。

据了解，浙江虎霸建设机械有限公司以生产和销售各类塔式起重机为主，是长安镇（高新区）一家典型的传统制造企业，在行业内颇有知名度。近三年来，公司业绩稳步增长，2017年年产值达3.7亿元，2018年超6亿元，今年截至10月已达8亿元，年底预计可突破9亿元。

虎霸一年一大步，产值连续三年保持50%以上的增长，霸气十足，其秘诀何在？在虎霸人看来，也许可以用八个字概括——看准市场、练好“内功”。

众所周知，塔式起重机主要用于建筑行业。一个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建筑业的发展，而现代化的高楼建造自然离不开起重机的存在。“近三年来，我国建筑行业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起重机的市场需求也较大，这是我们的机会。”公司相关负责人说，老机型的二次置换需求以及装配式建筑的逐渐增多，给了公司发力的“空间”。

随着行业监管的升级，一部分使用年份较长的塔式起重机，因存在部分结构老化磨损等现象，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所以逐渐面临着更新换代。另一方面，有着环保、高效优点的装配式建筑正在推广，这就要求塔式起重机有更大的起重量，起重能力需要大幅度提升。

因此，这几年，虎霸一直将研发中大型塔机作为核心。“不只是近三年，再往前三年，我们已经未雨绸缪，加大投入开始研发大塔机并取得很大突破，如目前一款用于核电站建设的塔机的起重能力，是以前普通塔机的十几倍！”据悉，公司目前大塔机的生产占比在60%以上，未来占比还将增加。而且从建筑公司和设备租赁公司这些客户的反馈情况来看，大塔机确实市场前景更广。

虎霸不仅要造大塔机，还造出了智能塔机。定距离毫米级精确定位技术、载荷速度自适应技术、载荷自动平稳技术、起重专用安全制动技术等一个个难题，都被虎霸人攻克。具备这些技术优势的新产品显然更受市场欢迎，就拿定距离毫米级精确定位技术来说，在起重超大重量的装配建筑构件时，必须要精准定位，才能成功实现拼装。

“在生产上我们也开始更多地依托信息化和智能化，实现机器换人，提高自动化流水线的运用。”公司相关负责人说，今年新上的MES（制造执行系统）给生产制造带来很大变革，不进车间，也可以实时掌握产品制造的进度等，完全提高了制造执行能力。

此外，公司还着眼未来发展，开发了“虎霸云”系统，这为自身发展、客户使用以及政府监管都带来益处。在“虎霸云”上，可以实现设备实时工作状态远程可视化动态监管，远程维修、人脸识别等人机智能交互，全生命周期运行管控，还有一些设备资料查询、配件查询购买等贴心服务。

“未来企业的发展空间还很大，但需要攻坚的难题也很多，我们将继续找准市场需求，做好新技术开发应用，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同时不断提升内部管理，激发员工潜能，努力向着行业领先地位冲刺。”公司负责人说，植根长安镇（高新区）这块沃土，虎霸未来将坚定不移将塔机制造产业做到更精更专更强。

鲁迅、傅斯年、顾颉刚：三位“大佬”是如何走向水火不容的？

叶胜舟

“九·一八”事变前夕，郑振铎告诉顾颉刚，“沪上流言，北平教育界有三个后台老板，一胡适之，一傅孟真，一顾颉刚也”。三个老板都兵强马壮，各据一方，名扬全国学界。胡适有银子，是北大文学院院长，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掌握美庚款；傅斯年有机构，通过史语所一手抓胡适的美庚款，一手抓朱家骅、杭立武的英庚款；顾颉刚有成就，擅长办学术刊物，能出学术成果。

三位老板招揽“员工”的风格也各有千秋，“胡适凭名诱人，傅斯年借势挖人，顾颉刚以情动人”。傅老板与顾老板是北大同窗、新文化运动干将，并肩奋战在新潮社，一起筹备中山大学语史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令人惋惜的是，两人矛盾不可调和，相背而行。傅斯年霸气侧漏，先后与鲁迅、顾颉刚闹掰。

鲁迅负气出走中山大学

鲁迅对顾颉刚成见极深，势同水火，多次对顾进行嘲讽、攻击：“此辈的阴险性质是不会改变的，自然不久还是排挤，营私。”顾颉刚鼻红，俗称“酒糟鼻”。鲁迅在私人通信中，经常不厚道地以“红鼻”、“鼻”、“赤鼻”代称顾；甚至把顾恶喻为“梅毒”，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楣之至”。

鲁迅

1921年底，鲁迅在《阿Q正传·序》中影射，“阿Q”之名为“阿桂还是阿贵呢？”“只希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将来考定。顾颉刚女儿顾潮在《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书中回应，“这便是讥讽那年春天胡适著《红楼梦考证》而父亲助其搜罗曹雪芹家世等史料之事。”

鲁迅又在小说《理水》中，塑造一个可笑的“鸟头先生”，“鼻尖涨得通红”、“鼻子红到发紫”、“红着耳轮和鼻尖”，影射挖苦顾。所谓“鸟头”，由“顾”（顧）字拆分而来。据《说文解字》，“雇”是鸟名，“頁”本义是头。鲁如此憎恨顾，甚至以顾的生理特征反复进行人身攻击，主要缘由是涉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一桩公案。

《中国小说史略》是鲁迅原创的史学名著，例如一针见血批评《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鲁迅去世之后，苏雪林恶毒攻击他。经常被鲁迅骂的胡适，依然公正地为鲁辩护：“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顾颉刚却认为，此书引用日本学者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大意，却未注明，涉嫌抄袭，告知鲁迅的论敌陈源（按：笔名陈西滢）。陈如获至宝，1926年1月30日，在《晨报副刊·致志摩》中公开披露，指责鲁迅抄袭。

鲁迅极其愤慨，视为奇耻大辱，一直难以释怀。顾颉刚在日记中分析，鲁迅“妒我忌我”、他受鲁迅“排挤”的原因有四条，居首之条就是“揭出《小说史略》之抄袭盐谷氏书”。

2月1日，鲁迅发表《不是信》公开回应，“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

1935年12月31日跨年之夜，鲁迅重提此事：“‘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交‘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离世前44天又说：“我的怨敌可谓多矣，……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1918年5月15日，周树人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发表，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傅斯年在《新潮》上（按：发表时署名“记者”）称赞《狂人日记》，“诚然是中国第一篇好小说”。

“五四运动”前三天，傅斯年又在《新潮》上称赞，“《新青年》里有一位鲁迅先生和一位唐俟先生是能做内涵的文章的。……实在是《新青年》里一位健者。”其实，“鲁迅”、“唐俟”都是周树人的笔名。一般而言，周树人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署名“鲁迅”；发表杂感和新诗，署名“唐俟”。

1919年4月16日，鲁迅回函傅斯年，自谦“《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同时对《新潮》办刊提出多条意见，如：纯粹科学的文章“不要太多”；最好是“对于中国的老病刺它几针”，“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新潮》里的诗，写景叙事的多，抒情的少，所以有点单调”。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猛将、战友，无论是鲁迅的“呐喊”，还是傅斯年的“新潮”，都有一个默契的共识：“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破破中国的寂寞。”

傅斯年恃才傲物，领袖欲很强。留学前，他相对收敛，对鲁迅以师礼恭之敬之，回函鲁迅，落款是“斯年敬复”。留学时，已流露出对鲁迅不敬，或者说鲁迅的光环，对他而言已不复存在。他致函罗家伦说，“盖尖酸刻薄四字，通伯得其尖薄（轻薄尖利），大周二周得其酸刻，二人之酸可无待言。”（按：通伯为陈西滢字，大周指周树人，二周指周作人）留学后，傅斯年回国任中山大学文科学长，羽翼未丰，就与中文系主任、教务主任鲁迅直接过招，正面冲突。1927年6月27日，顾颉刚在致傅斯年信中评论，傅在中大“以其纵横捭阖之才，韩潮苏海之口，有所凭籍，遂成一校领袖，虽鲁迅不能胜也”。

傅斯年在朱家骅的坚持下，不顾鲁迅的坚决反对，坚持要把鲁迅“向来瞧不起”、“眼中钉”的顾颉刚，聘为中大教授，“办中国东方语言历史科学研究所，并谓鲁迅在彼为文科进行之障碍”。1927年4月初，听到顾可能要来风声的鲁迅，就在中大扬言：“鼻来我走”、“顾某若来，周某即去”、“他来我就去”；同时抱怨“傅拜帅而鼻为军师，阵势可想而知”，“先前竟想不到（傅）是这样人”。

顾颉刚心中有数，他能顶住鲁迅的强压，进入中山大学，幸亏“骝先先生（按：朱家骅字）及孟真相待之厚”。他向胡适老师报告，“来粤后，孟真强我为史学系主任”；也自嘲在厦大、中大“到处受排挤，精神上没有一天安宁”，“我真不知道前世作了什么孽，到今世来受几个绍兴小人的播弄”。

鲁迅不仅与顾颉刚的矛盾难以调和，更与朱家骅、傅斯年和中山大学校方的政见分歧日益扩大。1927年至1928年，用暴风骤雨的手段血腥“清党”，“对的不同态度（傅斯年赞同，而鲁迅反对）使他们逐渐疏远”。时任中山大学教授何思源回忆：“我曾见傅斯年与鲁迅吵闹，傅大哭大叫。”

继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清党之后，留守广州的李济深、李福林等发动“四·一五”清党。4月15日，中大学生被捕数百人。下午，鲁迅以教务主任名义召开营救被捕学生的紧急会议，说：“我们应当像是学生的家长，要对学生负责。希望学校把他们保出来。”

坐在鲁迅对面的朱家骅反对：“学生被捕，是政府的事，我们不要与政府对立。”鲁迅反驳：“‘五四’运动时，学生被抓走，我们营救学生，甚至不惜发动全国罢工罢市，那时候朱家骅、傅斯年、何思源都参加过，我们都是‘五四’时候的人，都是‘北大派’，为什么现在成百成千的学生被抓走，我们不营救呢？”朱家骅继续坚持：“那是反对北洋军阀，现在是我们自己的天下，教育要有领导地进行。”

紧急会议不了了之。4月18日，顾颉刚抵中大，火上浇油又刺激鲁迅。4月21日，鲁迅提出辞职。傅斯年随即因鲁迅反对顾入中大、学生抱怨他挤走鲁迅，也提出辞职。鲁、傅两人各自以辞职要挟中大，主持校务的朱家骅是“和稀泥”的高手：准许鲁迅请假离校；派顾颉刚携款到上海、北京为学校收购旧书避风头；又让学生表决鲁、傅、顾的去留。三人皆名师，“中大学生开会结果，主张三人皆留”。鲁迅负气未复职。

1927年5月30日，鲁迅在致章廷谦信中否认他离开中山大学和政治有关，指责顾颉刚、傅斯年“为攻击我起见，当有说我关于政治而走之宣传”，他对“因‘’而逃避”等流言懒得一驳，“‘管他妈的’可也”。

但据当今的中山大学官网“学校概况·中大校史·掌校人·朱家骅”专栏披露，鲁迅来到中山大学，和政治密切相关。他受聘中大教授，是陈独秀之子、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力挺。1926年8月，陈延年决定，恽代英、邓中夏代表广东区委，请朱家骅出面电报邀请鲁迅到中山大学“指示一切”。1927年9月27日，鲁迅与许广平离开广州，赴上海定居。

傅斯年与顾颉刚分道扬镳

一山难容二虎，尤其已有一“霸虎”。傅斯年评论，“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顾颉刚的“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曾对罗家伦、姚从吾等研究史学的行家称赞，“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又告诉中山大学的同学，“顾是北大文科十余年中毕业学生最能学问，最有成就之一人，我自己断不敢望。”

顾颉刚

作为《新潮》战友，顾颉刚曾对傅斯年说：“我在师友中，最敬爱的是你。……希望你有暇时再常常拿我教诲教诲，教我勉向正当的路上去。”又自称“是一个忠实的社员”，多次致函与傅讨论杂志的风格、内容。例如与傅共勉，“总希望我们的《新潮》杂志有真挚浓密的感情，去感动社会”；直言“这几期你同志希（按：罗家伦字）都倾向文学方面去，我有些失望”。

排挤走鲁迅后，傅、顾只共事七个月，就因性格冲突和学术分歧交恶。1928年，顾颉刚在给两人老师胡适的信中，多次表达对傅斯年的不满。“孟真为人，能读书，能办事，而太不上轨道”，“他的多材多艺适使他毁坏了自己。我们屡屡讽他，但他终不能听”。拜托胡适“请勿把我对于他不满的话告他，因为他的脾气太坏”。

4月29日，两人矛盾总爆发。顾颉刚当天日记写道：“予之性情有极矛盾者，极怕办事，而又极肯办事。孟真不愿我办事，又不愿我太管事，故意见相左，今晚遂至破口大骂。”1973年7月，顾颉刚又补记1928年4月29日两人恶语相骂的原委：“孟真乃以家长作风凌我，复疑我欲培养一班青年以夺其所长之权。予性本倔强，不能受其压服，于是遂与彼破口，十五年之交谊臻于破灭。”

8月20日，顾颉刚写五千字长信向胡适诉苦、告状，傅斯年反对他去燕京大学，“骂我忘恩负义”，甚至威胁“你若脱离中大，我便到处毁坏你，使得你无处去”。顾也不是吃素的，倔强地表明，“孟真对于我的裂痕已无法弥缝，差不多看我似叛党似的。我决不愿把身子卖给任何人。我决不能为了同党的缘故而把自己的前程牺牲了”；“一定要我在他的支配下过生活。结果不但支配无效，翻激起我回想在北大研究所时的甜梦，怨恨我的自由已为名缰利锁囚禁了！”

这封信是回复两天前收到的胡适来信。胡适在信中“疑我因骄傲致树敌”，似乎偏向傅斯年有理些，更让顾颉刚心里憋屈，堵得慌。他在当天日记中记载：“写适之先生信，约五千字，直陈两年中痛苦”；“耿耿此心，每不为师友所解，强予办事，失其故我，奈何！”

1929年2月，顾颉刚不辞而别，悄悄离开广州，来到北平。同年9月，被聘为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再分别致信戴季陶、朱家骅，辞去中山大学教授。傅斯年念念不忘这位才华横溢、不听指挥的同窗，一直想把他再网罗至麾下。

顾颉刚毫不动摇，好马坚决不吃“回头草”，3月25日请求胡适“劝孟真不必拉我，我非与孟真有意见，盖急欲在种种束缚中拔出此身也”。中间这句话言不由衷，也糊弄不了胡适，两个学生何止有意见？矛盾不可调和，已闹得一拍两散。

傅斯年不死心，趁10月10日与顾颉刚一起去陈建功家看滦州皮影戏时，劝顾回中研院史语所专任研究员，月薪四百元。顾依然拒绝，在当天日记中流露真实想法：“予既已脱离是非圈矣，何苦复投入耶！”

1931年，傅斯年又琢磨聘顾颉刚为北大教授，顾还是拒绝，并写信告诉胡适三个理由：一、听说孟真有意聘钱穆为北大教授，我问了钱，钱也愿意；二、我所能教的功课，钱都能教，而且钱的学问比我笃实；三、北大如请钱，比请我为好，因为我有流弊而他没有流弊。

傅斯年、顾颉刚这两朵“奇葩”爱恨交织，性格都有刚烈倔强一面，矛盾螺旋式深化。相互知根知底，性格缺陷也了如指掌，所以互掐极其情绪化，典型的“针尖对麦芒”。有时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般，为日常琐事抠气，也会故意为对方“挖坑”。

傅斯年

顾颉刚铁了心不再和傅斯年在广州的史语所共事，摆脱傅的束缚和行政事务，只做中研院史语所特约研究员，一门心思留在美国人主办的燕京教会大学做学术、写专著。在教会大学教书、念书，不等于做亡国奴，更不等于，这是常识。傅斯年怒了，写信给顾，故意找茬：“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顾在1931年6月12日的日记中反唇相讥：“我入燕京为功为罪，百年之后自有公评，不必辨也”；“中国学校聘外国教员亦多，岂此外国教员亦为作亡国之准备乎？”

六天之后，顾颉刚没憋住，还是要辨一辨。他在为燕京学生期末监考时，起草一封致傅的回函，开篇就抱怨“知我者莫如兄，不知我者亦莫如兄”，还新账老账一起算，宣泄不满：“弟生平从未受过此等气，眼前为之发黑。兄对我既如此，论理正当绝交”，“此事兄或忘之，弟则深记”，“弟非奴颜婢膝之流，决不会成洋奴”。

顾信中翻出的“老账”，被气得“眼前发黑”、“论理绝交”，就是一个接站的琐事，在旁人看来，并不严重。傅斯年从上海到北平，顾有感于他数月前曾长堤相送，“往而不来，非礼也”，自己到火车站迎接。

没想到傅斯年把他的好心当成驴肝肺，当着他和赵元任的面，提议次日一起到车站接清华教务长杨振声，谋个清华学校的职位。其实是拐弯抹角讥讽顾钻营，来接站有其他目的，想谋清华教职。因为傅本人是史语所所长，不会向清华求兼职；赵元任已是清华教授，无需向清华求职。顾当然听出傅的弦外之音，现场隐忍不发飙，却一直憋在心中，憋到6月18日，终于憋不住，累积怨气一并爆发。

6月18日这封监考时写的长信没有发出，相当于写了篇日记。原来是顾颉刚的原配殷履安“劝勿寄，免多口舌，（予）听之”。傅斯年却没完，6月24日向顾坦白交代，他6月12日写信，是想挑逗刺激顾回信。竟然没收到回信，出乎意料之外，不像顾“斗士”一贯的态度。顾在日记中承认，傅斯年“此诚知我，非履安之阻，固早如其所料矣”。

1941年，傅斯年因严重高血压症，在重庆中央医院住院，自己、友人都对病情不乐观，更不能动怒。顾颉刚前来探病慰问，这两个极其自负、极其倔强、极其急躁的“老板”，竟然在病房中，因争夺学者、人才而吵架，闹个不欢而散，关系更僵。

顾说气话，“非破坏北大不可”。傅也光火，你既然以破坏北大为目的，“今后不能不与之绝交”。6月18日，傅斯年还致函朱家骅，指责顾颉刚“近年负其名字之文，多出他人之手，编辑亦是人代为之”，“凡与颉刚共事，最后总是弄到焦头烂额”。

中研院首届院士提名

1943年8月22日，顾颉刚最信任的学生和助手赵贞信致函老师，谈及当年中山大学同人评论顾颉刚、傅斯年：“论居心之忠厚当推吾师，若任人之适当则吾师不如傅先生，以吾师每行煦煦之仁而傅先生则断制严厉而赏罚分明也。”

赵的个人之见，傅斯年、陈垣的问题在于，“彼数人皆量小、有私、好专”；顾颉刚的问题在于，“感情极易冲动，使所行之事未能恰当”，“既不能识人，又不能察势”，“小材大用，常材奇用”，“谦虚其外，倔强于中，恣情任性，直意孤行，致多方树敌，亲近解体”，“于爱之时，则任之必过，及其衰也，又恨之极甚”，“好大喜功之性情，今与昔同，故每立一业，创一事，必有一张许多人之名单，必有一个大而难成之计划”，最后这个计划又“打水漂”，被人讥笑。

一周之后，赵贞信又致函顾，感慨老师“颇受书生气之累，其得罪人之处，亦颇多意气用事”，“机权二字，吾师远不及冯芝生（按：冯友兰字）、傅孟真诸先生”。1943年9月7日，顾颉刚记下“良友之言，当铭座右”。

1946年12月16日，为庆祝次日的北大校庆和胡适生日，在南京的百余名教育界人士餐叙。傅斯年出席并致词，和顾颉刚握手时，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摔转了头颈”。敏感而自尊的顾难以释怀，当晚10时在给续弦张静秋的家信最后，直呼其名痛斥：“傅斯年真不是东西”，“这个傲慢的人迟早要失败的，他失败之后必然又来趋奉我了”。

1947年5月，中央研究院开始遴选首届院士，胡适和傅斯年分别有一个推荐人文组候选院士的名单。温润谦和、广结善缘的胡适不提名自己，而在美国治病的傅斯年一点不矫情，当仁不让。他致信胡适，列出人文组21位候选院士名单，其中史学6位，在著名的“史学二陈”（陈寅恪、陈垣）之后，第三人就是“傅”。由此可见两者性情、为人、处事的差异。

傅斯年确实“霸”，但瑕不掩瑜，很多时候“霸”是基于公义、公心、公事。虽然傅、顾关系早已恶化，疏于往来，但在傅斯年的推荐名单中，不计前嫌，只论学术，依然提名顾颉刚，而且在“史学”中排名第四，在他本人之后。反而是胡适的推荐名单中，未提名顾颉刚。结果没有悬念，胡、傅、顾这“三个老板”，都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客观而言，胡适、傅斯年在教育界、学术界形成了以他们为中心的派系、圈子，未“入圈”的学者容易被边缘化，学术资源、学术进步的空间小很多。幸好他俩的人品、眼光相当过硬，重才、识才、举才。以中研院首届院士提名为例，胡适提名院士17人，有14人当选；傅斯年提名院士21人，有19人当选。

（原文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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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关注极度濒危的马来亚虎

这是2月27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附近的国家动物园拍摄的马来亚虎“威拉”。

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目前共有8只马来亚虎。根据马来西亚相关部门一项调查，受盗猎、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影响，当地野外生存的马来亚虎已剩不到150只。马来亚虎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入“极危”物种。有鉴于此，马来西亚政府成立了“国家老虎保护特别工作组”，制定了十年保育计划，通过加强执法、永续管理、加强资金投入等6项措施，拯救濒危的马来亚虎。

新华社记者 朱炜 摄

这是2月27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附近的国家动物园拍摄的马来亚虎“威拉”（左）和“黑霸”。

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目前共有8只马来亚虎。根据马来西亚相关部门一项调查，受盗猎、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影响，当地野外生存的马来亚虎已剩不到150只。马来亚虎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入“极危”物种。有鉴于此，马来西亚政府成立了“国家老虎保护特别工作组”，制定了十年保育计划，通过加强执法、永续管理、加强资金投入等6项措施，拯救濒危的马来亚虎。

新华社记者 朱炜 摄

2月27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附近的国家动物园，马来亚虎“威拉”在水池里游泳。

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目前共有8只马来亚虎。根据马来西亚相关部门一项调查，受盗猎、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影响，当地野外生存的马来亚虎已剩不到150只。马来亚虎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入“极危”物种。有鉴于此，马来西亚政府成立了“国家老虎保护特别工作组”，制定了十年保育计划，通过加强执法、永续管理、加强资金投入等6项措施，拯救濒危的马来亚虎。

新华社记者 朱炜 摄

这是2月27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附近的国家动物园拍摄的马来亚虎“黑霸”。

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目前共有8只马来亚虎。根据马来西亚相关部门一项调查，受盗猎、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影响，当地野外生存的马来亚虎已剩不到150只。马来亚虎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入“极危”物种。有鉴于此，马来西亚政府成立了“国家老虎保护特别工作组”，制定了十年保育计划，通过加强执法、永续管理、加强资金投入等6项措施，拯救濒危的马来亚虎。

新华社记者 朱炜 摄

2月27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附近的国家动物园，马来亚虎“威拉”在水池里游泳。

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目前共有8只马来亚虎。根据马来西亚相关部门一项调查，受盗猎、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影响，当地野外生存的马来亚虎已剩不到150只。马来亚虎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入“极危”物种。有鉴于此，马来西亚政府成立了“国家老虎保护特别工作组”，制定了十年保育计划，通过加强执法、永续管理、加强资金投入等6项措施，拯救濒危的马来亚虎。

新华社记者 朱炜 摄

2月27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附近的国家动物园，家长带着孩子观看马来亚虎。

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目前共有8只马来亚虎。根据马来西亚相关部门一项调查，受盗猎、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影响，当地野外生存的马来亚虎已剩不到150只。马来亚虎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入“极危”物种。有鉴于此，马来西亚政府成立了“国家老虎保护特别工作组”，制定了十年保育计划，通过加强执法、永续管理、加强资金投入等6项措施，拯救濒危的马来亚虎。

新华社记者 朱炜 摄

2月27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附近的国家动物园，家长带着孩子观看马来亚虎。

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目前共有8只马来亚虎。根据马来西亚相关部门一项调查，受盗猎、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影响，当地野外生存的马来亚虎已剩不到150只。马来亚虎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入“极危”物种。有鉴于此，马来西亚政府成立了“国家老虎保护特别工作组”，制定了十年保育计划，通过加强执法、永续管理、加强资金投入等6项措施，拯救濒危的马来亚虎。

新华社记者 朱炜 摄

2月27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附近的国家动物园，游客们与马来亚虎合影。

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目前共有8只马来亚虎。根据马来西亚相关部门一项调查，受盗猎、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影响，当地野外生存的马来亚虎已剩不到150只。马来亚虎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入“极危”物种。有鉴于此，马来西亚政府成立了“国家老虎保护特别工作组”，制定了十年保育计划，通过加强执法、永续管理、加强资金投入等6项措施，拯救濒危的马来亚虎。

新华社记者 朱炜 摄

这是2月27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附近的国家动物园拍摄的马来亚虎“威拉”。

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目前共有8只马来亚虎。根据马来西亚相关部门一项调查，受盗猎、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影响，当地野外生存的马来亚虎已剩不到150只。马来亚虎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入“极危”物种。有鉴于此，马来西亚政府成立了“国家老虎保护特别工作组”，制定了十年保育计划，通过加强执法、永续管理、加强资金投入等6项措施，拯救濒危的马来亚虎。

新华社记者 朱炜 摄

2月27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附近的国家动物园，马来亚虎“黑霸”在喝水。

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目前共有8只马来亚虎。根据马来西亚相关部门一项调查，受盗猎、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影响，当地野外生存的马来亚虎已剩不到150只。马来亚虎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入“极危”物种。有鉴于此，马来西亚政府成立了“国家老虎保护特别工作组”，制定了十年保育计划，通过加强执法、永续管理、加强资金投入等6项措施，拯救濒危的马来亚虎。

新华社记者 朱炜 摄

2月27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附近的国家动物园，饲养员投喂马来亚虎。

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目前共有8只马来亚虎。根据马来西亚相关部门一项调查，受盗猎、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影响，当地野外生存的马来亚虎已剩不到150只。马来亚虎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入“极危”物种。有鉴于此，马来西亚政府成立了“国家老虎保护特别工作组”，制定了十年保育计划，通过加强执法、永续管理、加强资金投入等6项措施，拯救濒危的马来亚虎。

新华社记者 朱炜 摄

2月27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附近的国家动物园，马来亚虎“威拉”望着来往的游客。

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目前共有8只马来亚虎。根据马来西亚相关部门一项调查，受盗猎、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影响，当地野外生存的马来亚虎已剩不到150只。马来亚虎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入“极危”物种。有鉴于此，马来西亚政府成立了“国家老虎保护特别工作组”，制定了十年保育计划，通过加强执法、永续管理、加强资金投入等6项措施，拯救濒危的马来亚虎。

新华社记者 朱炜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