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杜甫是什么主义诗人(杜甫是什么主义诗人)

杜甫在唐代文坛究竟什么地位？没有地位

成都杜甫草堂

作者兰台，系头条号签约作者

唐朝人不喜欢杜甫的诗词。

是的，在今天大名鼎鼎的“诗圣”杜甫，在唐代，他的作品很不受人欢迎。

杜甫一生有许多朋友，但是他朋友里在“唐诗”这个领域名气最大的是李白、高适和岑参。

杜甫都曾写诗盛赞过他这三位诗人朋友作品水平高。

杜甫认为李白“诗无敌”，称赞岑参的边塞诗“结尾浑厚，气象阔大，把高适的作品评价为“清诗”（唐代以来，诗词最高评价就是“清”）。

然而他这三位大诗人“兄弟”，虽然都对杜甫很好，比如高适曾经在自己都困难的情况下坚持资助杜甫粮食和钱财；但是他们对“杜诗”却未置一词。

甚至李白还写诗取笑过杜甫“作诗苦”。

杜甫自己写诗也承认在当时大唐文坛，自己 “百年歌自苦，不见有知音。”

西安风景

为什么唐朝人这么不喜欢杜甫的诗呢？

当然不是因为“杜诗”水平差。

一个诗人如果他没有真正的才华，没有真正站得住脚的作品，是不可能上千年一直被后世文人墨客追捧和摩拜的。

唐朝人不喜欢杜甫和他作品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不喜欢“杜诗”批评现实黑暗的特点。

换言之，不喜欢杜甫作品的那些“负能量”。

唐朝人喜欢磅礴大气，喜欢气象恢宏，即使到了晚唐，诗人们还在作品里普遍怀念“开元盛世”。

西安仿唐景点夜景

可是杜甫在天宝末年，就在《兵车行》里批判唐玄宗为了满足自己“开疆拓土”的虚名，让唐朝普通老百姓生活在痛苦和贫困之中：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杜甫·《兵车行》

可以说，杜甫是唐代诗人里第一个醒悟到唐玄宗“穷兵黩武”，带给唐朝老百姓的并不是荣誉和财富，而是无尽的痛苦和贫困，所以他在这段时间写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要知道这可是后世历史学家统计，人口超过5000万的唐玄宗天宝末年，正是“盛世”的尾巴。可杜甫的作品却无情的揭露了所谓“盛世”，不过是贵族们骄奢淫逸，下层民众却在啼饥号寒。

这样的杜甫，怎么能受唐代主流社会的喜欢呢？

唐人选唐诗，根据明朝胡震亨《唐音癸签》记载，唐人选唐诗共有50多种，可惜现在保留下来的只剩十种。而经过学者努力搜集，又增加了三种，分别是初唐许敬宗等撰的《翰林学士集》、崔融编的《珠英集》中唐李康成的《玉台后集》。

在这十三种唐代学者、诗人自己编纂的《唐诗选集》里，李白的诗收录的是最多的，一共88首。

而后世与李白齐名的杜甫有多少首入选呢？只有可怜的七首。

晚唐诗人韦庄像

而且13部唐人选编的唐诗集里，只有唐末韦庄编纂的《又玄集》承认了杜甫“唐朝知名诗人”地位。

即使韦庄收录了杜甫七首诗，也只是收录了《西郊》、《春望》等七首应酬唱和的作品，相比《兵车行》、《三吏》《三别》，这七首诗显然不能代表杜甫最高水平。

韦庄编纂《又玄集》时，大唐荣光早已经散去，唐朝已日薄西山，只要不瞎不聋不傻的人都知道唐朝灭亡就在眼前，一百多年前杜甫诗词里的景象已经成为社会普遍现象，可即便如此，韦庄依然不愿意收录杜甫《兵车行》、《三吏》《三别》这样具有深刻批判现实黑暗的作品。

其实韦庄这种行为并不是个例，在唐代文坛，无视“杜诗”批评现实黑暗的特点，甚至无视杜甫这个传播“负能量”的士人，是常态。

人们不愿意去正视杜甫作品里强烈控诉的社会不公和黑暗，甚至不愿意去知道大唐居然还有这些“黑暗”。

唐代宗大历五年，也就是杜甫去世那一年，杜甫的“粉丝”樊晃当时正担任润州刺史，听到杜甫去世的消息，很悲痛，为了纪念杜甫，他自掏腰包给去世的杜甫出了一部文集，这也是第一部杜甫文集。

成都杜甫草堂

在这部文集序言里，樊晃提到当时的唐代文坛只知道杜甫写的风花雪月的作品，对于杜甫批判现实的，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根本没多少人知道。

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唐·樊晃·《杜工部小集序》

樊晃这番话当然不是个别现象，差不多同时期的唐代文坛著名诗人和诗评家高仲武正雄心勃勃准备编纂一部诗集，这部诗集主要收录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时期到唐代宗时期这25年来唐代文坛著名诗人们的作品。

事实上，这也是杜甫“杜诗”创作的一个高峰期，从760—770年，十年时间，杜甫创作了接近1000首诗歌作品。

可以说，高仲武没有任何理由忽略杜甫。

然而，高仲武编纂的这部收录了130首诗词作品的《中兴间气集》居然没有收录杜甫一首作品，完全“无视”了杜甫。

高仲武为什么“无视”杜甫，高仲武自己在《中兴间气集》序言里说的很清楚，他编的这部诗集主要是要歌颂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唐代宗父子励精图治，终于使得大唐“中兴”的这个“事实”。

唐兴一百七十载，属方隅叛援，戎事纷纭，业文之人，述作中废。粤若肃宗先帝以殷忧启圣，反正中兴，伏惟皇帝以出震继明，保安区宇，《国风》《雅》《颂》，蔚然复兴。所谓文明御时，上以化下者也。某不揆菲陋，辄罄謏闻，博访词林，采察谣俗——唐·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

所以，高仲武不但“无视”杜甫，还把专门写“粉饰太平，与社会现实相距较远”的赠别酬和、流连光景作品的钱起排在了诗集的第一位。

华山韩愈投书处

事实上唐人对杜甫这种“无视”乃至“不屑”的证据很多，如果当时唐代文坛不是有普遍轻视、鄙视杜甫的风气，韩愈如何为写诗怒斥“群儿愚”？

毕竟从北宋开始，杜甫备受推崇，后世即使有人心里对杜甫不以为然，也不会傻到公开说出来，所以也肯定不存在社会舆论意义上对杜甫的“谤伤”。自然也不会有人跳出来骂诋毁杜甫的人是“群儿愚”。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唐·韩愈·《调张籍》

事实上，杜甫作品另一个推崇者白居易在杜甫去世若干年后也痛苦的对友人表示，社会舆论只对他描写风花雪月和男欢女爱作品感兴趣，对他批判社会不公的作品没有任何兴趣。

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唐·白居易·《与元九书》

唐人对杜甫这样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的偏见乃至诽谤，甚至影响到了五代对他的评价。

众所周知，《旧唐书》编纂于后晋、后汉时期，主要材料除了唐代遗留下来的《国史》外，就是五代历代史官收集的关于唐代各方面的故旧传说。而《旧唐书》四年成书，这么快的成书速度，可想而知，当时后晋史官们对材料的甄别用心程度了。

杜甫生前既不是进士，最高官职不过左拾遗，他肯定是不可能出现在唐代《国史》里，只能出现在“故旧传说”里。

结果《旧唐书》里的《杜甫传》就出现了“甫性偏躁，无气度，持恩放恣…荡无拘检”的评价。

由此可见，唐人是真的一点儿也不喜欢传播“负能量”的杜甫。

END

李白和杜甫的不同人生选择：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比

#历史开讲#

李白和杜甫是唐朝中期最杰出的两位诗人，他们的诗歌风格迥异，他们的一生都是在不断地游历中度过的，他们的诗歌也是在不同的地方创作的，从他们的创作，到他们的流浪，再到他们的逝去，展现了一个诗意与悲凉的历史画面。

李白：浪迹天涯的诗仙

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出生于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他是唐朝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被后人尊称为“诗仙”。他的诗歌以豪放、奔放、清新、飘逸而著称，有“飞天遁地之才”。

李白从小就显示出超凡的才华和广博的学识，他曾经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十五岁时就开始游历四方，先后到过长安、洛阳、江南、江西、湖北、四川、云南等地。他在游历中结交了许多朋友，如高适、王维、孟浩然等，并与杜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也在游历中创作了许多名篇佳作，如《将进酒》《行路难》《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望庐山瀑布》等。

李白一生对仕途并不热衷，但也曾有过几次接近权力中心的机会。天宝三载（744年），唐玄宗赐金放还李白时曾说：“卿家诗赋可媲美太白星”。天宝十载（751年），李白因为得到太平公主和安禄山的赏识而被召入长安。天宝十一载（752年），李白因为得到高力士和姚崇的推荐而被任命为左拾遗。但是这些机会都没有让李白留在朝廷久待，他不久就因为得罪权贵或自己放弃而离开了长安。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逃往成都。李白也随之西行，在途中遇到了永王李璘。永王想要借助李白的才名来壮大自己的声势，就任命李白为从事中郎，让他随军东巡。李白虽然不满永王的野心，但也无法拒绝，只得随从永王。在江陵，李白写下了《永王东巡歌》，表达了他对天下大乱的忧虑和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不料，永王因为受到吴郡太守李希言的平牒而大怒，决意造反。李白被卷入了永王的叛乱之中，险些丧命。幸亏郭子仪和宋若思等人相救，才得以免罪。但是，李白也因此被流放到夜郎（今贵州境内），开始了他悲惨的晚年生活。

李白的晚年，是一段风雨飘摇的旅程。 他曾经是诗仙，是天子赏识的才子，是江湖上的侠客，是酒中的仙人。 他曾经纵情山水，畅游天下，与名士高人结交，与诗友豪迈相唱。 他曾经志在青云，想要报效国家，展现自己的治国才能，但是直到死都没有得到过重用。

安史之乱，打破了他的梦想。他跟随永王李璘出征，却遭到失败和陷害。他被捕入狱，差点丧命。幸亏有友人相救，才得以脱身。但是他也被流放到了边远的夜郎，与中原隔绝。他在流放途中，没有放弃诗歌。他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他用诗歌抒发了自己的思乡之情，也表达了自己的豪情壮志。他还保持了自己的洒脱和风趣，与人交流和赠诗。

后来因为朝廷大赦，他才得以返回中原。但是他已经老了，病了。他没有了仕途的希望，也没有了家庭的温暖。他只能依靠友人和亲戚的接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晚年来到安徽，寄居在当涂县令族叔李阳冰那里。他在病榻上把手稿交给了李阳冰，赋《临终歌》而与世长辞。他死后被葬在当涂。

李白的晚年，是一段凄凉的旅程。 他虽然有诗歌相伴，但是也有孤独相随。他虽然有友人相助，但是也有敌人相害。他虽然有豪情未泯，但是也有遗憾不尽。他用诗歌记录了自己的生活和心境，也留下了自己的声名和影响。他用诗歌抵抗了命运的不公和时代的动荡，也展现了自己的气节和风骨。 他虽然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但是却创造了自己的艺术和传说。他虽然没有登上青云之上，但是却飞到了诗仙之位。

杜甫的诗人之路，是一条从狂放到沉郁，从浪漫到现实，从理想到悲悯的道路。他的一生，也是唐朝盛衰的缩影。他的诗歌，以弘大的社会写实著称，被誉为“诗圣”。

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祖籍湖北襄阳，出自京兆杜氏的分支。他少年时代曾先后游历吴越和齐赵，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三十五岁以后，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官场不得志，目睹了唐朝上层社会的奢靡与社会危机。这一时期，他写下了《望岳》《兵车行》《丽人行》等诗篇，表达了他的雄心壮志和对时政的批评。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先后辗转多地。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弃官入川，虽然躲避了战乱，生活相对安定，但仍然心系苍生，胸怀国事。杜甫创作了《登高》《春望》《北征》以及“三吏”、“三别”等名作。这些诗歌以深刻的现实主义手法揭露了战争的残酷和社会的黑暗，表达了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关怀和同情。

大历五年（770年）冬，病逝，享年五十九岁。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他的诗歌不仅反映了唐朝的历史变迁，也展现了他的人格魅力和思想境界。他的诗歌风格沉郁顿挫，语言质朴雄浑，富有音乐美感。他的诗歌思想深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生等各个方面，表现了他的仁政思想和爱国情怀。他的诗歌艺术博大精深，创造了许多新的诗歌形式和技巧，对后世诗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杜甫的晚年，是一段充满苦难和流离的岁月。他在安史之乱后，失去了官职和家园，四处漂泊，经历了饥荒、瘟疫、水灾等灾难。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相继去世，他的亲友和同道也多有离散或殒命。他的身体也日益衰败，患有痔疮、风湿、眼疾等多种疾病。他的生活极度贫困，常常缺衣少食，甚至不得不卖掉自己的诗稿换取一点微薄的收入。他的心情也十分沉重，为国家的危亡、百姓的苦难、自己的无用而悲愤不已。他在这样的环境中，仍然坚持写诗，把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感都倾注在诗歌中，创作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的佳作。

毛主席评价杜甫：杜甫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人民诗人

【毛主席评价历代文人之杜甫】

在中国诗歌史上，李白与杜甫是站在最高一层的，所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杜甫则是现实主义诗人的代表，一生虽然郁郁不得志，但却表现出了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被尊为“诗圣”。

苏轼曾经评价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

司马光也说：“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也。近世诗人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

毛主席一生擅写诗词，对李白的诗歌非常推崇，那么，他对跟李白齐名的杜甫是如何评价的呢？

在1942年，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毛主席与鲁艺文学系主任严文井等人闲谈时，严文井问毛主席：“听说主席喜欢古典诗歌，那您喜欢李白还是杜甫呢？”

毛主席回答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到了1957年，毛主席与诗人臧克家谈起了诗歌，这次对杜甫的评价更不客气，说：“杜甫的诗有好的，但大多数并不怎么样。”

在1958年的南宁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再次提出：“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

由此可见，毛主席对杜甫的诗是有一些意见的，很不喜欢读。

那么，毛主席为什么不喜欢读杜甫的诗？当然是有原因的。

杜甫成长在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祖上世代为官，因此杜甫从小就立志入仕，四处求官，因此，毛主席把他定位在了“小地主阶级”。

而毛主席从小就立志推翻封建统治阶级，是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的，与杜甫的志向与追求是格格不入的，自然也就不会喜欢杜甫了。

毛主席曾经说过：“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我们读杜甫的诗也不难发现，杜甫虽然一生都郁郁不得志，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入仕求官的“追求”，甚至不惜拍皇帝的马屁，拍当权者的马屁，认为皇帝是“圣君”、“尧舜”，即使看到了社会的不公，自己也遭遇了磨难，他也从不认为是皇帝的错。

这一点，自然被毛主席所不喜欢，认为他太迂腐。

另外，毛主席对杜甫的轻看，也有替李白打抱不平的意思。

在上世纪70年代，国家开始组织《辞海》中国古典文学条目修订，其中一位学者采访了当时的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刘大杰在与他交谈的时候，回忆起毛主席与自己谈话时的内容，说：“毛主席之所以有扬李抑杜的想法，那是因为前人对杜甫的诗注家太多，号称‘千家’；李白的诗注家太少，同为大诗人，注家相差却如此悬殊，觉得有点不平，而在他看来，李白诗的成就与价值又并不在杜诗之下。”

当然，毛主席虽然不喜欢杜甫，但对杜甫的有些诗作还是非常推崇的，对他在中国诗歌历史上的地位也是持肯定态度的。

比如在1949年底，毛主席访问苏联，在列车上与苏联汉学家、翻译费德林谈话时，就对杜甫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说：“杜甫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人民诗人，他的作品是中国后人艺术哲学的不朽文献。杜甫的诗，代表了中国人民天才的独特风格，也是给全人类留下的优秀文学遗产。”

这段话，就体现了毛主席对杜甫的欣赏之意，并不完全是否定的。

而且，毛主席虽然不喜欢读杜甫的诗，但实际上他对杜甫的诗还是非常熟悉的，也经常引用。

在长征快要结束的时候，耿飚大队消灭了马步芳的一个骑兵团，战后，毛主席与耿飚探讨经验，耿飚说打骑兵要先打马，把马打趴下了，人就摔个半死。毛主席笑了，对他说：“这叫‘射人先射马’。杜甫的《前出塞》中有这么一句，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什么东西都有个规律，有一长必有一短。”

1965年7月21日，陈毅写了一首诗，送给毛主席斧正，毛主席专门回信，就诗词的写法与陈毅进行了探讨，他在信中说：“写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

毛主席专门用杜甫的诗做例子与陈毅讨论，可以看出来，他对杜甫的诗其实还是非常熟悉的。

毛主席对杜甫诗句的欣赏，还体现在他对杜甫诗句的化用上，比如在1930年9月，红军攻打长沙受挫，损失非常大，被迫于9月13日撤离。撤退时，为了鼓舞广大工农群众革命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毛主席专门创作了一首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最后一句“狂飙为我从天落”，就是化用了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中的“悲风为我从天来”一句诗。

还有1949年4月，毛主席作了一首《和柳亚子先生》——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其中的“落花时节读华章”，便是化用了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中的“落花时节又逢君”。

最著名的还要数在1961年，毛主席看到女民兵训练的照片时，诗兴大发，就在照片上题了一首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第一句“飒爽英姿五尺枪”，就与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的“英姿飒爽来酣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可见，在李白与杜甫之间，毛主席虽然更喜欢李白，但他对杜甫的诗也是非常熟悉的，对他的很多诗句也是持欣赏态度的。

（参考资料：《年谱》《诗词故事》《的诗赋人生》《杜甫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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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生平简介

杜甫（公元712年－公元770年），字子美，汉族，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

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

杜甫创作了《春望》、《北征》、《三吏》、《三别》等名作。759年杜甫弃官入川，虽然躲避了战乱，生活相对安定，但仍然心系苍生，胸怀国事。虽然杜甫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甫共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1生平经历

家世背景

杜甫出身于京兆杜氏，乃北方的大士族。其远祖为汉武帝有名的酷吏杜周，祖父杜审言。杜甫与唐代另一大诗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为晋代大学者、名将杜预之后。不过两支派甚远，杜甫出自杜预次子杜耽，而杜牧出自杜预少子杜尹。杜甫青少年时因家庭环境优越，因此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学，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少年时也很顽皮，“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年少优游

开元十九（731年）年十九岁时，杜甫出游郇瑕（今山东临沂）。二十岁时，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回故乡参加“乡贡”。二十四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杜甫的父亲时任兖州司马一职，杜甫于是赴兖州省亲，开始齐赵之游。

天宝三年（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同游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之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过了4年，秋天转赴兖州与李白相会，二人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友谊。秋末，二人握手相别，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长安。

仕途不顺

杜甫生活于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杜甫出身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家学渊博。早期作品主要表现理想抱负和所期望的人生道路。另一方面则表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期间许多作品 反映当时的民生疾苦和政治、揭露统治者的丑恶行径，从此踏上了忧国忧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随着唐玄宗后期政治越来越，他的生活也一天天地陷入贫困失望的境地。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

天宝六年（747年），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科举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但都无结果。他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著贫困的生活，“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天宝十年（751年）正月，玄宗将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宝九载冬天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然而仅得“参列选序”资格，等候分配，因主试者仍为李林甫所以没有得到官职。

天宝十四年（755年），杜甫被授予一个河西尉这种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的官职，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低阶官职，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长安也十年有余，为生计而接受了这所学无用之职。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杜甫刚刚进到家门就听到哭泣声，原来小儿子饿死了。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战乱流离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这时的杜甫已将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他听说了肃宗即位，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维被严加看管，杜甫因为官小，没有被囚禁。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时值安史之乱，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

为官时期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从成西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今陕西宝鸡）投奔肃宗，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不料杜甫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被贬到华州（今华县），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在今杏林镇老官台附近），以排忧遣闷。他在《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疏救房琯这件事，杜甫经宰相张镐力救而得释放。但“帝自是不甚省录”，从此之后，肃宗对杜甫不再重用。这一年九月，长安收复。十一月杜甫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虽忠于职守，但终因受房琯案牵连，于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乾元元年（758年）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均在今河南省）探亲。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今河南安阳）之战爆发，唐军大败。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并在回华州后，将其修订脱稿。“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

西南漂泊

乾元二年（759年）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写下《夏日叹》和《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这年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而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杜甫在华州司功任内，共作诗30多首。杜甫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 也称“浣花草堂”。后被严武荐为节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

广德二年（760年）春，严武再镇蜀，杜甫才又回到草堂，此前漂泊在外将近两年。严武表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做了严武的参谋，后人又称杜甫为杜工部。不久杜甫又辞了职。这五、六年间，杜甫寄人篱下，生活依然很苦，他说：“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狂夫》）“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东门。”他用一些生活细节来表现自己生活的困苦，他说他的孩子那种还没有懂事的孩子不知道对父亲很尊重，不知夫子礼，饿了的时候不管是不是爸爸，是不是要遵循父子之礼，饿了就吵着要饭吃，在东门外号哭，到了秋风暴雨之中，杜甫的茅屋破败，饥儿老妻，彻夜难眠，他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永泰元年（765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离开了成都。经嘉州、戎州（宜宾）、渝州（重庆）、忠州（忠县）、云安（云阳），于大历元年到达夔州（奉节）。由于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顾，杜甫得以在此暂住，为公家代管东屯公田一百顷，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买了四十亩果园，雇了几个雇工，自己和家人也参加了一些劳动。这一时期，诗人创作达到了高潮，不到两年，作诗四百三十多首，占现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这时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等大量名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句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而《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绝唱。

江舟长逝

大历三年（778年），杜甫思乡心切，乘舟出峡，先到江陵，又转公安，年底又漂泊到湖南岳阳，这一段时间杜甫一直住在船上。由于生活困难，不但不能北归，还被迫更往南行。大历四年正月，由岳阳到潭州（长沙），又由潭州到衡州（衡阳），复折回潭州。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臧玠在潭州作乱，杜甫又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阳，遇江水暴涨，只得停泊方田驿，五天没吃到东西，幸亏县令聂某派人送来酒肉而得救。后来杜甫由耒阳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里，这时洪水又未退，杜甫原一心要北归，这时便改变计划，顺流而下，折回潭州。大历五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去世。时年五十九岁。

2个人成就

诗歌

杜甫诗“有集六十卷”，早佚。北宋宝元二年（1039年）王洙辑有1405篇，编为18卷，题为《杜工部集》。钱谦益编有《笺注杜工部集》。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

在杜甫中年因其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的诗词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诗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流传下来的诗篇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杜甫作品被称为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

律诗在杜诗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杜甫律诗的成就，首先在于扩大了律诗的表现范围。他不仅以律诗写应酬、咏怀、羁旅、宴游，以及山水，而且用律诗写时事。用律诗写时事，字数和格律都受限制，难度更大，而杜甫却能运用自如。 杜甫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声律的束缚，对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对仗的痕迹。如被杨伦称为“杜集七言律第一”的《登高》，就是这样一首诗：“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全诗在声律句式上，又极精密、考究。八句皆对，首联句中也对。严整的对仗被形象的流动感掩盖起来了，严密变得疏畅。

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可以说就是在把这种体式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上四句用流水对，把春雨神韵一气写下，无声无息不期然而来，末联写一种骤然回首的惊喜，格律严谨而浑然一气。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杜甫关心民生疾苦的思想和他在律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直接影响了中唐时期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创作。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中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社会矛盾重重的宋代更是学习杜甫最兴盛的时代，出现了以杜甫为宗的江西诗派。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等人也有明显的学杜倾向，也像杜甫一样用律诗反映当时的抗清斗争，慷慨激昂。

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朝以后。王禹、王安石、 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倍至。研究资料近千年来，治杜之风不绝。宋代有许多杜诗的编年、分类、集注等专书，如王洙 《杜工部集》、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鲁编次、蔡梦弼会笺的《杜工部草堂诗笺》、徐居仁编辑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其中著作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春望》、《绝句》、《望岳》等等。后世注释杜集的亦在百种以上， 较流行的有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浦起龙《读杜心解》。新、旧《唐书》都有杜甫本传。两宋以后，诗话笔记中评 点、解释杜诗的文字非常丰富。中华书局1964年编有《古典文学研究资料 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明末王嗣有《杜臆》、清施鸿保有《读杜诗说》。 另外，中华书局还将五四运动以来较重要的论文汇编成《杜甫研究论文集》。 传记和新的研究专著有冯至《杜甫传》、萧涤非《杜甫研究》、傅庚生《杜甫诗论》、朱东润《杜甫叙论》。较详实的年谱有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四川文史研究馆的《杜甫年谱》。

书法

杜甫在书法的创作观上是非常成熟而有深度的。从记载来看，他的书体以楷隶行草兼工，整体以意行之，赞赏古而雄壮，注意书写中的速度、节奏、笔势、墨法等等内容，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书家了。同时，他对于唐代隶书家的赞扬、对于曹霸、张旭的评价都足以使他在书法史上留下声名，而他的“书贵瘦硬”说更是奠定了杜甫在书法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

3文学特点

诗文表述

语言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

意象

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风格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格律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内容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故号诗史。此说可取。另一说是，杜甫之诗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杨亿就不喜欢杜甫，刘放《中山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

主要思想

用杜甫自己的话来说，“穷年忧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他拿这些来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励朋友。他表彰元结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他对严武说，“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他对裴虬也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正是这些进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种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坚忍不拔的顽强性格，和胸怀开阔的乐观精神，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性最强的伟大诗人。当然，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也是分不开的。

杜甫出生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世家，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杜甫称做官是他们家族的“素业”——世代相袭的职业，他的各种文化教养以及以后的种种行为都是在为追求仕途事业和为官行道相联系。如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写道“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就是一种企望入仕，在仕途大业中实现自己“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抱负，即渴望在社会实际工作中建功立业，兼济苍生。三十五岁以前，是杜甫的读书和壮游时期。正当开元盛世，杜甫的经济状况也较好，这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时期。从二十岁起，他结束了书斋生活，开始了为时十年以上的“壮游”。在这长期的壮游中，杜甫接触到我们祖国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壮丽河山，不仅充实了他的生活，也扩大了他的视野和心胸，为他早期诗歌带来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望岳》诗可为代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正流露了诗人对一切事业（包括创作在内）的雄心壮志。但由于这种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现实，因此，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这只是他的创作的一个准备时期。

杜甫走向现实主义，是从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岁）十载长安的困守开始的。这是安史之乱的酝酿时期，当权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杜甫不仅不能实现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而且开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饿受冻：“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在饥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经想到退隐，作一个“潇洒送日月”的巢父、许由，杜甫没有回避艰苦，还是坚决走上积极入世的道路。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渐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杜甫也曾有这样的诗句“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又如“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等，这些诗句无一不反映出杜甫身上那种渴望济世扬名，渴望建功立业的雄怀大志，但是杜甫的这种理想和抱负建立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忧患意识之上的。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这才确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方向。

从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贼与为官时期。这是安史之乱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惨重，诗人也历尽艰险。安史之乱是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当时进行的战争乃是有关国家存亡的自卫战争。因此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对，而是积极号召。他哀悼那为国牺牲的“四万义军”，他告诫文武官吏要“戮力扫搀枪”，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还是勉励人民参战。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实际斗争，这就使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和“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如他的诗歌《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在这首诗歌当中，诗人站在岳阳楼上，通过远眺，想到了兵荒马乱、战火纷飞的社会状况，从而凭依窗轩，胸怀家园，不禁涕泪交流。又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而在这首诗中，由于听到朝廷收复失地的消息而惊喜若狂。这两首诗都是杜甫流落漂泊之时所作。由于安史之乱，社会显得一片狼藉，所以杜甫无时不期望着能够平息叛乱，社会归于安定。因此当他想到国家遭殃，战火不熄，生灵涂炭的时候就流泪不止，而当听说官军收复了蓟北，于是又喜极而泣，不能自抑。可见，杜甫的忧来自于国家，喜亦是来自于国家，这就是儒家知识分子身上所具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759年七月，杜甫弃官于这年年底到达成都，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开始他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经常过着“生涯似众人”的日子。他爱和劳动人民往来，而憎厌官僚，所以说：“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还因为避臧介之乱而挨了五天饿。可贵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论怎样苦，也不论漂泊到什么地方，他总是在关怀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时也从不曾忘记或放松自己的创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间，他写了一千多首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遭田父泥饮》、《诸将》、《秋兴》、《岁晏行》等都是这时期最优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地赋予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两三年，770年冬，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这是他对国家和人民最后的怀念。

（参考资料来源于杜晓琴《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第三节）

4后世影响

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甫的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运用的艺术手法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偁、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

杜甫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及他去世后的一些年，没有受到多少嘉奖和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在风格和格律上的创新所导致的，某些评论家认为其中的有些作品仍然很大胆古怪。在世时关于他的资料几乎没有，只有6名诗人共11首诗。而且这些诗关于他的影响这一方面，都没有提及他是诗歌和伦理观点的模范。

公元九世纪时他的作品开始出名，早期的正面积极评价来自白居易，他推广了杜甫部分作品伦理观点，尽管他只在杜甫的部分作品中找到这些观点。除了白居易，还有韩愈，他撰文以此批驳反对李杜的声音，捍卫了他们的美学地位。同时，这两位诗人的诗文中都有杜诗的影子。杜甫就像孔庆翔说的一样是“中国唯一影响随着时间不断增长的诗人”。

公元十世纪初，五代前蜀诗人韦庄找到了草堂遗址，重新修建茅屋，使之得以保存。这一个时期，中国刮起了“新乐府运动”的狂潮，杜甫作为这一次现实主义诗歌运动的启发者备受推崇。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响了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的创作，从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独领风骚。

到了宋朝，杜甫的声名达到了顶峰，黄庭坚、陈师道等，专门探究杜诗奇峭的一面，形成了“江西诗派”，之后的王安石、陆游、文天祥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响，文天祥在狱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而杜甫更广泛的影响是，杜甫的作品将律诗从文字上的游戏变成了抒发政治抱负的载体，对后来的诗人政治题材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宋朝理学的发展确保了杜甫作为诗的典范和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苏轼阐释了理由：“古今诗人众吴，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他思考的能力铸就了他的影响力，出于他对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向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学习他对穷人的悲悯，文学家学习他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

清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把杜甫所作之诗，与屈原的《离骚》、庄周的《庄子》、司马迁的 《史记》、施耐庵的《水浒传》、王实甫的《西厢记》，合称“六才子书”。在当代，杜甫对国家的忠心和对人民的关切被重新诠释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含义，而他本人因为使用“人民的语言”而受到现代研究者的赞赏。

杜甫对后人的影响还有道德方面的。二十世纪，美国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斯认为杜甫所关心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爱，人跟人之间的宽容和同情：“我的诗歌毫无疑问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响。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在史诗和戏剧以外的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和荷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亲切”。

杜甫不只在中国流名，还扬名海外。1481年韩国将杜诗翻译成韩文，叫《杜诗谚解》。他对日本文学影响相对较晚，直到十七世纪他在日本拥有和在中国一样的名声。杜甫对松尾芭蕉的影响尤深。杜甫也是美国作家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最喜欢的作家。

5人物评价

《杜工部诗话选》

诗人以一字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变化开阖，出奇无穷，殆不可以迹捕。如“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远近数千里，上下数百年，只在“有”与“自”两字间，而吞纳山川之气，俯仰古今之怀，皆见于言外。藤王亭子“粉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若不用“犹”与“自”两字，则余八言，凡亭子皆可用，不必藤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独雍容闲肆，出于自然，略不见其用力处。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仿用之，偃蹇狭隘，尽成死法，不知意与境会，言中其节，凡字皆可用也。

诗语固忌用巧太过，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妙，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七言难于气象雄伟，句中有力而纡余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与“五更鼓角悲声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等句之后，尝恨无复继者。

宋叶少蕴《石林诗话》

禅宗论云间有三种语：其一为随波逐浪句，谓随物应机，不主故常；其二为截断众流句，谓超出言外，非情识所到；其三为函盖乾坤句，谓泯然皆契，无间可伺；其深浅以是为序。余尝戏谓学子，言老杜有此三种语，但先后不同：“波浪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为函盖乾坤句，以“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为随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门回，五月江深草阁寒”为截断众流句。若有解者，当与渠同参。

宋司马温公《续诗话》

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也。近世诗人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他皆类此，不可遍举。

宋陈师道《后山诗话》

孟嘉帽落，前世以为胜绝，杜子美九日诗云：“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傍人为正冠”，其文雅旷达，不减昔人。谓诗非力学可致，正须胸中度世尔。

宋周紫芝《竹坡诗话》

余顷年游蒋山，夜上宝公塔，时天已昏黑，而月犹未出，前临大江，下视佛屋峥嵘，时闻风铃铿然有声，忽记少陵诗“夜深殿突兀，风动金琅铛。”恍然如己语也。又尝独行山谷间，古木夹道交阴，惟闻子规相应木间，乃知“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之为佳句也。又暑中濒溪与客纳凉，时夕阳在山，蝉声满树，观二人洗马于溪中，曰此少陵所谓“晚凉看洗马，森木乱鸣蝉”者也。此诗平日诵之，不见其工；惟当所见处，乃始知其妙。作诗正要写所见耳，不必过为奇险也。

凡诗人作语，要令事在语中而人不知。余读太史公天官书“天一枪培（注：改为木字旁）矛盾动摇角大兵起〔注：不知在哪断句，存疑〕”，杜少陵诗云：“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盖暗用迁语，而语中乃有用兵之意，诗至于此，可以为工也。

宋强幼安《唐子西文录》

古之作者，初无意于造语，所谓因事以陈词。如杜子美北征一篇，直纪行役尔，忽云“或红如丹砂，或黑如沾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此类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书乃是。

宋许顗《彦周诗话》

老杜不可议论，亦不必称赞，苟有所得，亦不可不记也。如唐太宗，相者如是之云：“龙凤之姿，天日之表。”而老杜诗云：“真气惊户牖”，可谓简而尽。又经昭陵诗曰：“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直辞宁戮辱，贤路不崎岖。”太宗智勇英特，武定天下，而能如此，最盛德也。老杜衡州诗云：“悠悠委薄俗，郁郁回刚肠。”此语甚悲。昔蒯通读乐毅传而涕泣，后人亦当味此而泣者也。齐梁间乐府词云：“护昔加穷裤，防闲托守宫。今日牛羊上邱陇，当时近前面发红。”老杜作丽人行云：“赐名大国虢与秦。”其卒曰：“慎勿近前丞相嗔。”虢国秦国何预国忠事，而近前即嗔耶？东坡言老杜似司马迁，盖深知之。

清《全唐诗》

元稹之言曰：“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白居易亦云：“杜诗贯穿古今，尽工尽善，殆过于李。”元、白之论如此。盖其出处劳佚，喜乐悲愤，好贤恶恶，一见之于诗。而又以忠君忧国、伤时念乱为本旨。读其诗可以知其世，故当时谓之“诗史”。旧集诗文共六十卷，今编诗十九卷。

刘大杰《鲁迅谈古典文学》

鲁迅对杜甫的评价：“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曾经加入《新青年》，以《狂人日记》等名作参与发动“五四”文化革命之鲁迅，到三十年代，岿然成为众望所归之革命文学导师，晚年与友人讨论中国文学史，以为中古之陶潜、李白、杜甫皆第一流诗人，继而又说：“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鲁迅晚年在政治上己与胡适分道扬镳，惟此评论杜甫之寥寥数语，仍然与胡适笙磐同音。他还曾经说过：“杜甫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6史书记载

《旧唐书·杜甫传》

《新唐书·杜甫传》

《唐才子传·杜甫传》

7轶事典故

愤斥皇亲

唐玄宗当政时期的唐王朝，在当时的世界上是一个大国。但就在这表面上看起来仍然强大的大国里，因上下其手等诸多原因，业已孳生着崩溃的征兆。终于唐王朝迅速走向倾覆的转折点——“安史之乱”的发生。杜甫获悉这种情况后，觉得当权者不顾民生只顾自己享乐的做法，定然会导致国家的败亡；于是他便大为愤慨地挥笔写下后来被选进著名选本《唐诗三百首》的诗作，亦即题为《丽人行》的七言长篇古诗。该诗由于把杨家那炙手可热的奢侈生活作了大胆的讽刺和深刻的揭露，成为一首名副其实的“史诗”；而人们还从中概括出一个成语“炙手可热”，用来表明气焰很盛，权势很大的那一号货色。

死因之谜

多少年来，杜甫给后人留下的最大疑惑是他的死因。文学、史学界针对杜甫的死因提出了五种死因：

一、病死说

翻阅莫砺锋、童强著《杜甫传》，关于杜甫的死，书中写道：“冬天到了，诗人病倒了。病倒在行往衡阳的舟中。……一颗巨星就在这无限的孤独、寂寞中陨落了。”

二、赐死

此说最早出自于假冒唐朝李观的名义写的《杜拾遗补遗》。这种说法自提出后，后来历朝历代的学者对此说进行批驳，并明确指出此段文字中最大的问题，即文中提到唐玄宗在770年赐死杜甫，而唐玄宗死于宝应元年（762）。

三、自沉于水而死

此说源于伪托唐朝韩愈名义撰的《题杜子美坟》提出“三贤（指屈原、李白、杜甫）同归一水”的说法。三人怀沙自沉，这显然是一种没有丝毫根据的想象。

四、食物中毒而死

提出此说的是现代著名学者郭沫若，郭沫若的这种说法同样具有猜测性，几乎没有文献作为依据纯属于个人的文学创作。

五、消化不良而死

杜甫的死和饥饿有着斩不断的联系，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9天（一说是连续饿了5天）。当地县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来，以牛炙（炙：烤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因许久未进食，肠胃难以承受，最终因消化不良而死。

8家庭成员

祖父

杜甫的祖父为唐初诗人杜审言。杜审言很有才华，但恃才傲世。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合称“文章四友”。唐高宗咸亨元年（670）擢进士第，为隰城尉。后转洛阳丞。武后圣历元年（698），坐事贬吉州司户参军。却在此时得罪同事郭若讷、长官周季重，两人合谋诬陷杜审言，定了死罪。杜甫的叔叔杜并年十三，刺杀周季重，事震朝野。杜审言因此不死，被武则天召入京师。又因欣赏其诗文，授著作佐郎，官至膳部员外郎。后因勾结张易之兄弟，被流放到峰州。但不久又被诏回。

父母

杜甫的父亲为杜审言长子杜闲，生母为清河东武城人，但在其出生后不久就去世，父亲续娶卢氏。杜甫由其姑母抚养长大。杜甫有兄长，早夭，三个同父异母弟及一同父异母妹，杜甫在诗中常提及他们。但杜甫极少提到继母。

妻子

杜甫于30岁时，暂时中断了在齐鲁燕赵间的漫游，回到洛阳，在偃师县西北的首阳山下筑就陆浑山庄，然后迎娶了弘农县（天宝年间改灵宝县）司农少卿杨怡之女为妻。司农少卿为主管农业和财政的副部长，与世代为官的杜甫家可谓门当户对。妻子小他十多岁。遗憾的是杜甫并没有为爱妻立传，杨氏夫人的名字也无从知晓，但杜诗中多处提及她。

儿女

育有两子宗文、宗武，一女凤儿。

9后世纪念

故里

主词条: 杜甫故里

位于河南郑州巩义市城区西北5公里处的康店镇康店村西部邙岭上。占地34亩，座北向南，主体建筑有大门楼、杜甫大型雕像、双层亭、诗圣碑林、杜甫墓、吟诗亭、望乡亭、草亭、献殿等组成。整个景区种植花木3000余株，奇花异草点缀、绿树成荫、松柏辉映，巍伟庄重，各种设施具有园林建筑风格，已成为邙岭上闪闪发光的一颗明珠。

杜甫故里建有纪念馆，陈列历代杜诗版本和研究杜诗的论文，杜甫世系表以及“三吏”、“三别”诗意画等。每年接待游客2万人次，门票收入10万元。1963年6月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墓地

主词条: 杜甫墓

在河南郑州巩义市南窑湾村，是一座清静雅致的小院落，靠山有一个砖砌窑洞，现为杜甫故里纪念馆。杜甫晚年穷困潦倒，代宗大历三年（768），全家经今湖北入湖南，沂沅湘以登衡山，溯湘江而上，大历五年继向郴州探亲，因耒水暴涨遇阻，寓居耒邑，耒阳聂令礼为上宾。是年，杜甫因贫病交加，死于耒阳至衡阳湘江舟中。聂令治葬筑墓，背经向南，墓周砌石栏，正面有南宋石刻横贴有“唐工部杜公之墓”。

唐天佑四年（907）环墓建杜公祠，背北面南，四合院式封山楼房，土木结构。正中主殿设杜甫檀香木雕像，东、西廊房10数间，供祭祀守墓用。宋代在杜公祠旁建杜陵书院。

草堂

主词条: 杜甫草堂

四川成都杜甫草堂，最初为杜甫所建草堂，后经五代前 蜀时诗人韦庄寻得草堂遗址，重结茅屋使之得以保存，杜甫草堂是经宋、元、明、清多次修复而成，其中最大的两次重修，是在明弘治十三年（1500）和清嘉庆十六年（1811），基本上奠定了杜甫草堂的规模和布局，演变成一处集纪念祠堂格局和诗人旧居风貌为一体的博物馆。历代仅杜甫墓、杜公祠题咏多达六十余首。

祠堂

主词条: 杜公祠

堂凡有数处，自成都﹑耒阳、夔州外，又存四祠。"四祠指江原、鄜州、同谷、剑门诸祠。今耒阳有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杜甫墓、杜工部祠、杜陵桥、杜陵书院等遗址，在杜甫遗址的基础上辟有杜甫公园。杜甫遗愿要归葬首阳山，但其次子宗武因穷困无力做到，只好暂时掩埋于耒阳，死后四十三年方由其孙杜嗣业扶柩归葬于河南洛阳偃师首阳山下，在首阳山下也有杜甫墓。今陕西省西安城南长安少陵塬有“杜工部祠”，为明代创建，解放后全面修整，辟为“杜甫纪念馆”。

江阁

主词条: 杜甫江阁

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属于园林仿古建筑，为纪念唐朝诗人杜甫所建。与橘子洲、岳麓山隔江相望，距天心阁不足一千米。江阁园林区占地6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3800多平方米，主阁共分四层，高18米。2002年长沙市政府决定正式修建，2005年9月19日整个建筑全面建成并通过专家验收，随后向市民进行试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