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殿是干什么的地方(太和殿是干什么的)

历史学家杨天石：为什么丢掉了中国大陆？

按：“在大陆，由鬼到人；在台湾，则从神打成鬼，再到人。”历史学家杨天石这样看待海峡两岸对评价的变化。

杨天石被称为“研究权威”，他对的研究缘起于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文学专业的他受命撰写并主编《中华史》中的一卷，以此为契机，他从一个业余研究者迈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殿堂。在研究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覆灭的过程中，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以及国共两党由合作而、从与并肩战斗到翻脸成仇的大事件，成为了他绕不过去的研究对象。杨天石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第一次看到了日记类抄本、仿抄本以及电报、书信、文稿等，他立即被吸引住了。在此前后，他又将留存在大陆的部分日记做成了若干专题研究论文。到2002年，杨天石以大量未刊日记和难得一见的原始档案为基础，出版了近50万字的著作《蒋氏秘档与真相》。

从2006年开始，美国胡佛档案馆的日记分四批陆续开放，杨天石在四年之内四次前去浏览，用长达10个半月的时间，读完了从1918年至1972年长达53年的全部日记，摘抄了高达尺余的资料。在这些生前从未公开的日记的基础之上，他又参考了保存在海峡两岸、美、日、英、俄等地的文献资料，做了一百多个专题研究，并陆续出版了《找寻真实的：日记解读》三辑著作。

杨天石看到，正确评价关系到的未来，可是，对的评价曾一度呈现出两极分化。在中国大陆，陈伯达曾写过一本书《人民公敌》，蒋被扣上了“人民公敌”、“头号战犯”、“民族败类”等等帽子；另一方面，过去吹捧他为“民族救星”、“世界救星”，但自从上台以后，台湾方面也出现了对的另一种完全相反的评价，将称为“元凶首恶”。

由于这种对历史人物的两极化评价，杨天石作为研究者也遭受到了来自海峡两岸的攻击。在《蒋氏秘档与真相》一书出版时，大陆的网络上出现了种种针对他的批评，部分网友认为本是“千古罪人”，杨天石对他的评价“将造成历史的根本颠倒，带来极端严重的混乱”。2014年台湾出现了一本名为《最后的侮辱》的书，全文批评杨天石“利用、阉割、歪曲日记，甚至打造符合迫切需要的理论”，“对进行再侮辱和再否定”。面对这些言论，杨天石提出，历史是已经发生、无可改变的事，我们无权以现实利害变造、歪曲历史，只有正确、全面地记载、评述，才能够让后人知兴替、明得失，总结和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近日，《找寻真实的》系列的第四辑《找寻真实的4：在台湾》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节选了《为什么丢掉了大陆？》一文，以期揭开、在抗战后威望正盛时丢失大陆的秘密，与此同时与读者们一同感受学者杨天石是如何通过解读等人的日记，来认识和评价这段历史的。

文 | 杨天石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那时是中国和威望最高的时期，如果我们用一句中国成语来说，就是“如日中天”。那时的、，就好像太阳到了中午的天空。但是过了不到4年，和就败退到台湾。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

抗战胜利，的威望空前提升。罗家伦（北大学生，后成为的高级官僚）写了一首诗《凯歌》：“胜仗！胜仗！日本跪下来投降。祝捷的炮像雷般响。满街炮竹，烟火飞扬。漫山遍野是人浪，笑口高张，热泪如狂！向东望，看我们百万雄师，配合英勇的盟军，浩浩荡荡，扫残敌，如猛虎驱羊。踏破那小小扶桑，河山再造，日月重光。胜利的大旗，簇拥着蒋委员长。我们一同去祭告，国父在紫金山旁。八年血战，千万忠魂，打出这建国的康庄。这真不负我们全民抗战，不负我们血染沙场。”罗家伦这首诗写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写的是当年中国人民为抗日战争胜利而欢呼的场景。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威望，蒋受到全国人民拥护和歌颂的情况。

1945年12月，到北京，受到热烈欢迎，那时城楼挂的是的肖像，他在故宫太和殿前做过一次演讲。那年12月16日，的日记记载：“北风凛冽，今午为甚。到太和殿对北平全市中学生以上学校学生训话，约二十分时，训毕先往场中巡阅，先时学生尚有秩序，与其数人握手以后，其他学生皆离队来前围住，不能前进。余仍登坛答礼，正向西阶步出时，未下阶而学生拥挤上来以后，围匝时紧，一时乃至不能吐气。侍卫心慌，拥余向外而愈不能出，余欲立定亦不可得矣。如此拥进拥出，拥在一圈之内，足有一小时之久。此为从来所未有试尝之滋味，青年之狂热有如此者，能不为之感奋乎！”这段日记记载，在太和殿前对学生讲话后，受到学生包围，被包围得几乎喘不气来，在侍卫的帮助下，他“奋斗”了一小时后才走出人群。

下面是1945年12月18日的日记，这一天离开北平，他当时住在交道口附近，他说：“回寓已十一时半。沿途见小学生已鹄立道旁，心甚不安，乃展早出发，自安定门起，直至正阳门前之天桥，人民夹道欢送，重叠拥挤，其狂热情态不减于前日之太和殿也。余何人斯，受民众如此爱护，能不自勉以感谢上帝乎？”当时受到北平民众如此热烈的爱护，因此很感动。

以上两段日记反映出抗日战争胜利后受到欢迎，被人民所拥护的情况。那么，和为什么又迅速失败，丢掉大陆，退守台湾呢？

丢掉大陆的速度很快，三四年的光景。其原因很多，可以做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这里从的角度来做一点考察。

一是丢掉了农民。中国农民处于社会最底层，他们有两个愿望：一个是求温饱，另外一个是求土地。和想过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想过减租和土改的问题。“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是提出来的，“二五减租”是在1925年广州召开的中央和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的决定。1927年国共后，国民政府曾颁布了一个《佃农保护法》，规定佃农向地主缴纳的地租不能超过总量的40%。1930年6月，政府又在《土地法》中规定，地租不能超过375‰，在历史上通常称之为“三七五减租”。

1927年年底至1928年年底，浙江省曾经打算执行“二五减租”政策，然而城乡地主们群起反对，省政府主席张静江也建议取消，中央派戴季陶调解，结果不了了之。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45年10月通令，减免佃农应缴地租的四分之一，但实际执行的仅江苏吴县等少数县份。也曾经设计过各种土地改革的方案，例如曾设想在全国成立土地银行，用“按揭”的方式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所有一切都只能停留在计划、停留在空谈的领域。

想学给农民分地，但遭地主反对，不了了之。1948年8月，思考着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部队打仗很勇敢，不怕死，而且每战必胜。读的著作，读的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说他明白了，的军队为什么打仗很勇敢，不怕死，是因为给农民分了土地，农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就勇敢作战。觉得也可以学，所以提出来要实行“耕者有其田”，要在收复区（这个地区原来被掌握，现在打回来了，收复了）学的做法，承认分给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承认给农民分地的成果，争取农民。不仅下了命令，而且在江苏的苏北选择了几个县做试验，做承认土地改革成果的试验。但试验区刚刚成立，地主们就群起反对，这个试验区很快就不了了之了。

再看1949年2月3日的日记，这一天，从南京下野，回到故乡浙江奉化，日记里感概游览城乡，可说乡村一切与四十余年以前毫无改革，甚叹当政廿年，党政守旧与腐化自私，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此乃党政军事教育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义之实行也。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也。这就是说，奉化乡村跟20年前没有变化。这时，才反省他当年由于的守旧、腐化，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相反，在农村重视农民要求，满足农民要求，土地革命时期，提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时期提出“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继续进行土改。由于采取了这些政策和方针，所以农民参军、支前，保卫胜利、翻身的果实。

二是丢掉了民族资产阶级。抗战胜利后，民族资产阶级在外资和官僚资本的挤压中艰难发展，战后，中国资本总值约142亿元，国家，包括官僚资本，占54%（抗战之前只占32%）。在产业资本里，官僚资本占64.13%，民族资本占24.66%。刚才讲到，在战后资本里，一种属于官僚私人资本，我们可以称为豪门资本。例如宋氏家族的孚中公司，孔氏家族的扬子公司。还有一种是国家资本，如资源委员属各企业，在生产量方面，电力占50%，石油占100%，钢铁占80%，中国纺织公司下属的85家企业，棉布产量占全国74%。从这些数字来看，抗战胜利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是外国资本，另外一种是官僚资本，中国民族企业是处在被挤压的狭小天地里。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讲过这样一段话：“中国的国家资本糟的很多，效能两字谈不到的更多。推其原因，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紊乱着、荒唐着、僵冻着、着。”的机关报《中央日报》也讲：“我们应该查一查，党内的官僚资本家究竟有若干？他们的财产从何而来？”在这种情况下民营资本自然非常困难，当时有这样两句话：“生产不如投机，投机不如囤积。”到1948年，上海工业一直处于长期下降的局面。

当时有一个政策——限期收兑人民所有的黄金、白银、外币。政府规定，老百姓包括资本家在内，私人不能够保存黄金、白银，也不能保存外币，所有保存的黄金、白银、外币都要卖给国家。这个政策首先打击的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比如陈光甫，陈光甫在中国近代史上创办了两个非常有名的企业：一个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第二个是中国旅行社。这两个民族企业都是陈光甫创办的。我们也可以看陈光甫的一段日记，1949年4月21日，官员谷正纲受委派到上海，召集上海资本家开座谈会，那时已风雨飘摇，所以谷正纲提出“拼命保命，破产保产”——要求资本家拿出钱支持，挽救的溺亡。陈光甫日记写道：“今日之争非仅与之争，可以说是一个社会革命。的政策是穷人翻身，土地改革，努力生产，清算少数分子——所以有号召，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反观执政二十多年，没有替农民做一点事，也无裨（没有帮助、没有好处）于工商业。”陈光甫总结执政二十多年，认为没有替民族资产阶级做一件好事。这次会开得很冷清，说话人不多。这是第二个原因，把民族资产阶级也丢了。

三是大打内战，经济恶化，丢掉全民。第一，滥发货币，由于要打内战，所以发了大量的货币，支持军费的支出。如果说，1947年军费占国家财政预算60%的话，到了1948年就发展到68.5%。这还是一个虚假的数字，实际军费占到80%。所以到1947年法币发行额，已经是战前的3430倍。第二，物价狂涨。上海商店每2-3小时就要换一次标签，更改价格。上海市议长潘公展说：“开了十天会，上海物价波动极大。十天比过去三个月涨得令人惊心。如米价，过去三个月涨了四倍，而这十天就涨了三分之一。”上海解放前夕，物价较1948年上涨11万倍。1949年6月金圆券5亿元才能兑换1块大洋（官价）。第三，增加税收。有人讲：“物质方面的生活，简直是无一不捐，无一不税。现在大家都说，中华万税，我想即使没有万税，千税是有的。”所以，经济上的恶化，把整个社会、全民都丢掉了。我们看一段蒋经国的日记，蒋经国说：“一般的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农因为小菜、蔬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很快就会崩溃。”《中央日报》的社论说：“国家弄成这个样子，老百姓仍然装着一肚子闷气，人心丧尽，如何得了！”

第四个原因是的贪污，惩治无力、无效。从抗战中后期开始，的情况就越来越严重，、对这个问题不是完全没有认识，也提出来要反贪污，甚至于也惩罚过一些贪污的舞弊官员。1942年8月16日的日记写道：“晚，见清泉、希圣与蔚文，批斥林世良（孔祥熙的亲信）与许性初（与孔祥熙有关系）舞弊判决文，改重其刑，非此不足以昭信与立国，庸之（孔祥熙）只知包庇所部，而不知政治与法律之重要，可叹之至。”结果，把林世良枪毙了。从这件事情看来，、国民政府曾经想反贪污，也曾经想惩罚一些贪污的官僚，但碰到两个人身上，的反贪污就反不下去了。其一是孔祥熙（孔祥熙美金公债舞弊案）。抗战中期（1942年左右）孔祥熙是行政院的副院长，财政部的部长，他发行一种公债叫美金公债，就是说，你可以用当时的通行货币（法币）买，将来还本用美金来还。在发行美金公债的过程里，有人检举孔祥熙有舞弊行为，知道后命令军统查，命令国民政府行政院查，自己也查，查的结果确实证明孔祥熙有贪污舞弊行为，当时的检察官表示，像孔祥熙这样的贪污舞弊行为一定要惩办，检察官向表示：我愿意出面提起公诉，把孔祥熙交给法庭审判。日记里最后写了这样一段话：“晚，检讨中央银行美债案，处置全案，即令速了，以免夜长梦多，授人口实，惟庸之之不法失德，令人不能想象也。”孔祥熙的贪污舞弊的严重情况，连也想象不到。最后是怎么处理的？让孔祥熙自己辞职，他当时是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是的高官，让他辞职，把他所有职务都免了，但并没有把孔祥熙交付检察院去审查、审判，也就是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抗战胜利后，的接收大员从重庆到南京、上海，搞“五子登科”，分别抢五样东西：房子、车子、条子（金条）、票子（钞票）、婊子（女人）。当时民间有一个民谣：“盼中央、想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在这种普遍贪污、的形势下，把他的儿子蒋经国派到上海解决经济问题。

当时，孔令侃（孔祥熙的儿子，用今天的话说是“太子党”）办了一个扬子公司，有人告状告到蒋经国那里去说：“你不能光打苍蝇不打老虎。孔令侃是大老虎。”在这个情况下，蒋经国派人查封了孔令侃的仓库。查封当天，在北平得到宋美龄的电话以后，就匆匆忙忙跑到上海。当晚也写了一段日记：“对于孔令侃问题，派更借题发挥，强令为难，必欲陷其于罪，否则即谓经国之包庇，尤以宣铁吾机关报专事攻讦为甚。余声斥其妄，令其自动停刊。”宣铁吾是蒋经国的亲信，当时的淞沪警备司令，他支持蒋经国打老虎，所以他的报纸也在那里揭发孔令侃。很生气，把宣铁吾找来大骂一通，而且让报纸停刊。

孔令侃案件揭发后，国民政府监察院派监察委员到上海调查，给上海市长吴国桢打电报：“关于扬子公司事，闻监察委员要将其开办以来业务全部检查，中正以为依法而论，殊不合理，以该公司为商营而非政府机关，该院不应对商营事业无理取闹。如果属实，可嘱令侃聘请律师进行法律解决，先详讨其监察委员此举是否合法，是否有权，一面由律师正式宣告其不法行动，拒绝其检查。并以此意约经国切商，勿使任何商民无辜受屈也。中正手启。”这就是说，监察委员要调查孔令侃囤积的不法案件，但给上海市长打电报说，不能查。为什么不能查？因为孔令侃不是公务员，不是政府机关人员，监察院没有资格查。这个电报实际上是抗拒监察院的监察，是在鼓动孔令侃对抗监察院。

一个是孔祥熙的案子，一个是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的案件，这两个案件都被压下来了。当时，《中央日报》曾发表殷海光执笔写作的社论《赶快收拾人心》，批判“豪门”贪财横行。社论说：“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人民莫可如何。靠着私人政治关系而发横财的豪门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依势豪强如故。”孔祥熙当时在美国，孔令侃在扬子公司被查封后不久也经香港去了美国。社论指认“豪门”为“人民公敌”，斥责和政府“甚至不曾用指甲轻轻弹他们一下”。社论说：“革命与的试金石，就看是走多数派的路线，还是走少数派的路线。如果走少数派的路线，只顾全少数人的利益权势，那么尽管口里喊革命，事实上是。”《中央日报》是当时的机关报，从刚才的社论里，很难分清楚这些话和当时批判的言论有多大区别。也就是说，由于的、贪污情况得不到制止，特别是豪门受到包庇和保护，就把人民的希望、人民最后一点希望丢掉了。当时北平的高级司令官傅作义听到这个消息后，讲了两句话：“爱美人（宋美龄），不爱江山，我们替他拼命干什么？”为什么孔令侃得到包庇？因为孔令侃是宋美龄非常喜欢的一个孩子。在这个过程里，宋美龄打电话，把从北平调到上海，赶快处理这件事。所以傅作义很气愤，讲了上面两句话。

第五个原因是、个人。早年就开始致力于“一个主义、一个党”的宣传和努力。1926年6月7日，在黄埔军校演讲说：“俄国革命所以能够迅速成功，就是社会从克伦斯基手里拿到了。”“什么东西都由他来定夺，像这样的革命，才真是可以成功的革命。我们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来和专制是不行的。”所以，在他的一生里，始终坚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

1944年1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了一个特别代表，叫赫尔利，到延安跟谈判。和赫尔利签订了一个协定，叫《延安协定》，其中一条是：“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政策。”另外一条是，“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当年美国人为了把力量调动进来参加抗日战争，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就跟讲：你们中国政府绝对不是一个现代化的政府，你们中国应该改造，改变成为联合政府，要允许参加政府。这是当年罗斯福的希望。所以罗斯福的代表到延安后签协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议国民政府变为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建议的军事委员会成为各个抗日军队的联合军事委员会。协定一共五条，是起草的。

文件中，“中国政府主席蒋中正”下面，留下了空白，让签字。下面一行是“中国中央委员会主席”。我曾在台北的档案馆发现了这份英文原件，在这个地方用毛笔写下了“”三个字，也就是说，同意这个协定。“北美合众国大总统代表”赫尔利在见证人一栏也签了字。这就是说，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成立各个抗日军队的联合军事委员会，美国人和都同意。可当赫尔利离开延安到重庆后，要请签字时，不签。这个空白格始终没有填上。

对“”是否有反思？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曾长期尖锐地批判的，派（中国同盟的人士）也尖锐地批判的，是不是完全无动于衷？不是，他在1944年12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如现在不死不活之党务，只居之恶名，而使党政皆受恶劣滞钝之影响，则不如早开，使其他党派公开成立，如此，或使本党在竞争中求得进步与发展也。”从这段日记来看，在被骂、被批判为专制、、后，受过影响，他想：与其被人家骂，与其蒙上的恶名，何不开放，让各个党派合法？这样大家一起竞争，还可以求得进步与发展。但这种想法只是昙花一现的认识，终其一生，始终未能突破的体制。

丢掉农民，丢掉资产阶级，丢掉全民，贪污腐化，、个人，这五个原因是丢掉大陆比较重要的原因。我还是引用傅斯年（著名历史学家）一段话：“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势力，而由于它自己的崩溃。”所以，丢掉大陆，有许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和自己。

书摘部分节选自《找寻真实的4：在台湾》一书《为什么丢掉了大陆？》一节，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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