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刚车是谁发明的(武刚车)

漠北之战，武刚战车杀得匈奴鬼哭狼嚎，卫青差点抓到单于？

漠北之战，卫青支开李广和赵食其的两万骑兵，催兵北进，行数百余里，至大漠西侧，来到燕然山东南方向的蒲奴水，意外遭遇伊稚斜单于大队人马。匈奴每年正月春祭，各部落首领小会单于庭。而从边塞俘虏口中得知，伊稚斜单于应该在单于庭，而不是龙城。

实际情况令汉军惊讶，伊稚斜单于不仅人在龙城，而且还挥兵南下到蒲奴水阻截，严阵以待，可见厉兵秣马、有备而来。

卫青作战喜欢用前军轻骑突进，用后军拉着辎重和兵器，前军则随时可撤回补充骑兵、战马、粮草、箭矢等，如此前军战力源源不断。自次王赵信熟悉卫青的战法，他建议伊稚斜单于，破此阵的关键，是将前军引开，再夺取后军的辎重，如此前军必成孤军。

为以防万一，赵信又建议单于，将龙城的辎重送到北方，就算在卫青军兵临龙城前，匈奴仍未攻破其战车辎重，也有足够的时间与其。

前将军李广、右将军赵食其率领两万骑兵，由东路进兵，军中鲜有匈奴降卒，路途不熟。伊稚斜单于派了一支五千人的骑兵，假装迎战李广和赵食其，实则一步步将这支汉军带入大漠深处。卫青这个分兵的动作，后来遭到质疑，等于自断臂膀，丧失生擒伊稚斜单于的大好机会。分兵可以，是否有更好的方式呢？比如留下赵食其那一万骑兵。

图-漠北之战卫青战单于

卫青现在没有前军了，只好令公孙贺率左军一万骑急近，到中军的左前方，蒲奴水对岸呼应。

卫青坐镇中军，目送公孙贺军渡河，只见北方不远处尘土蔽天，无数轻骑奔驰而至，人喧马嘶，不计其数。

匈奴几排兵马势若奔雷般冲将过来，汉骑立即前冲迎敌，不让对方靠近武刚战车。

忽然数十支牛角号齐声吹动，匈奴骑兵大声欢呼：“大单于来啦！”双方骑兵都试图退出战场，却不住转头向北方张望。

只见黄沙蔽天之中，一队人马急驰而来，数骑并举一根长杆大纛[dào]，顶端挂着一整张狼皮。欢呼声由远而近，匈奴骑兵勇气百倍。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汉子策骑越众而出，他头戴铁盔，下颏生了一丛褐色胡子，双目精光四射，正是伊稚斜单于。

原来单于用五千骑引开李广、赵食其军，派赵信率万骑缠住汉军左翼公孙贺军，然后亲率五万余骑，在蒲奴水上游截住卫青中军。

伊稚斜单于和赵信策划多时，几乎是卧薪尝胆，如今用五万匈奴骑兵，包围汉朝大将军卫青的一万骑兵两万步兵。

伊稚斜单于先按兵不动，用一万骑移到东边上风处，一时万马践沙扬尘，战场四周涌起了一团团黄雾。此时日已将没，大风忽起，吹得尘沙滚滚，扑面而来，两军对面不能相见。

伊稚斜单于这么做，显然看破了汉军的弱点，一旦视野不清，汉军的强弩根本不知道往哪儿射。

单于这才下令，一万骑逼近汉军，然后绕汉营寻薄弱处突破。匈奴战骑的马蹄声逐渐形成巨大的轰鸣声，骑兵大军就像决堤的洪水一般一泻如注，气势磅礴，战场随着地面的剧烈抖动而震颤起来。

卫青下令用武刚战车环绕为营，令公孙敖领骑兵五千，守在外围。汉军战鼓擂响，铁骑启动。公孙敖无法判断匈奴铁骑从主攻何处，便绕着大营走，一时刀光矛影，箭矢飞射，杀声震天。

激战了半个多时辰，天已黑下来，汉军折损上千骑兵，战马损失三千多匹。还好卫青营中备有两万匹战马，失去战马的战士跨上战马又是骑兵。匈奴的损失也不相上下，但这次匈奴骑兵多，战马多，如此打下去汉军必亡。

卫青派骑哨通知后将军曹襄，立刻率军逼近中军，但不要贸然攻击匈奴，布阵牵制敌人即可。

汉匈双方不断投入援军，又过了半个时辰，汉军总计折损骑兵三千多，战马损失过万，而且人困马乏。汉军骑射的本领不如匈奴，很多人一个照面就被匈奴的狼牙棒扫跌落马背，接着身披厚重的盔甲，与来去如风的匈奴骑兵搏命。这还是卫青中军精锐，要是曹襄那种后军，在没有弩箭掩护的情况下，战力根本无法与匈奴抗衡。

此时已经有匈奴骑兵，接近武刚车阵。但闻车阵中兵戈铿锵，马鸣萧萧，气场慑人。

武刚战车长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车箱四围包裹着一层铁壁，内藏兵器粮草辎重。上开小窗了望，下留弩眼，四围横排枪头，各车用铁钩连在一起。武刚战车使敌骑不得冲突，弩箭不能贯穿，当真是防御利器，只是太过笨重，只能用于防御。

又过半个时辰，外围骑兵战场越发接近武刚车阵。汉军一万骑兵系数登场作战，总计损失六千多骑兵，余者人人负伤，三万战马损失超过两万。汉军的武刚车阵却毫无反应，像一头熟睡的巨兽，安静地俯卧着，全然不在乎人类你死我亡的厮杀。

借着月色，战阵内的汉军利用武刚战车掩护，不时抛出长矛攻击匈奴骑兵，可见公孙敖的骑兵快要顶不住了。几个汉军把满身是血的公孙敖抬进车阵，公孙敖用力抓住卫青的手道：“大将军，快吹号吧，兄弟们死伤惨重。”

卫青差点落泪，紧握公孙敖的手道：“好兄弟，我欠你很多！再等等，胡人还不够近。”

眼见外围守将重伤，西河太守常惠和云中太守遂成自告奋勇，卫青便令二人各率五百骑投入战阵，与匈奴骑兵血战。

忽然“轰”的一声，匈奴人用骡子拉着一根断木，将一辆战车轰出一个凹陷，但没有击穿。随着多处响撞击声，匈奴人用断木持续冲击汉军的战车和铁锁，这样下去迟早会冲破大阵，那时汉军步兵面对匈奴骑兵，卫青这次麻烦大了。

“咚咚咚”，汉军营地传出击鼓声，接着武钢战车上燃起火炬，它们像刚睡醒的猛兽睁开眼睛。然后急促的号角声此起彼伏，武钢车阵里发出惊天动地的厉啸，弩箭破空而起，呈抛物线射向匈奴骑兵，敌人一个个坠马或人马一同轰然倒地。

这是卫青的一个新阵，当战鼓敲响，所有外围骑兵都向武钢车阵靠拢。当号角声响起，武钢战车每五辆为一组，间隔点燃火炬。也就是说五辆燃起火炬的战车两侧，各有五辆黑灯瞎火的战车。汉军骑兵立即躲到无火炬的战车前，而匈奴骑兵由于本能，会向有火光的区域靠拢。接着汉军点燃火炬的战车，犹如嗜血猛兽张开血盆大口，强弩连发，吞噬敌人。

武钢战车上的火炬时明时暗，汉军骑兵的首要任务不是杀敌，而是根据灯光信号躲闪弩箭。匈奴骑兵成批中箭坠地，半炷香功夫，汉军射杀四五千匈奴人，余者惊魂未定，再不敢恋战，立即带伤撤出弩箭射程之外。

每辆武刚战车上都藏了一辆弩车，平时弩车只在城头和关隘配置，看不出它有多大威力。卫青料到这次攻击龙城，很有可能是一场遭遇战，因此装备了数百台弩车。几百台弩车轮番交错发射，那种惊天动地的威力连汉军都瞠目结舌。

弩箭破空的厉啸声停了下来，到处是重伤的匈奴人死亡前的哀嚎声，汉军步兵知道打退了敌军，欢声雀跃。

汉军左翼，蒲奴水对岸，左将军公孙贺夜战自次王赵信。公孙贺布阵密不透风，双方你来我往，互相攻杀了大半夜，各自折损上千骑。公孙贺不是没能力，是没动力，真逼他打起来，不说所向无敌，起码也是铜墙铁壁，匈奴人很难讨得便宜。赵信曾多次与公孙贺跟随卫青出征，一向觉得公孙贺只是个跟着卫青捡战功的纨绔子弟，这次以为能捏个软柿子，想不到一脚踢在铁板上。

汉军后方，后将军曹襄，摆出防御方阵过夜，而伊稚斜单于派了一万骑伏击。曹襄军前部，由一名校尉率千骑，试图打通与大将军卫青之间的通道，结果遭伏击全军覆没。这夜任凭麾下校尉如何请命，曹襄一直谨遵大将军号令，不派一骑增援。若曹襄派少股人马前往增援，不但起不了作用，大概率还要被匈奴伏兵吃掉。有时候心怀畏惧，才能活的长久，战场上尤其如此。

清晨，汉军放眼望去，四周原野上敌军人马遗尸遍地。卫青并曹襄军，清点战果。此战汉军一共斩首匈奴约一万四千人，损失约一万二千人，战马折损三万匹。其中卫青军斩首敌军万余人，损失九千余人，三万战马仅剩四千多匹。公孙贺军斩首上千骑，折损上千骑，无功无过。曹襄军有一千人覆没，杀敌甚少。

伊稚斜单于收拾兵马，总兵力不足四万骑。昨夜如梦魇，在某个时刻汉军忽然有如神助，令匈奴瞬间折损四五千骑，大军气为之夺。

匈奴大军一路撤到龙城，四万五千骑，摆出死战到底的态势。

卫青军还有三万八千人，其中一万八千骑兵，两万步兵。战马数与骑兵相当，再打下去，马就要比人少了。卫青重组大军，把后将军曹襄请到中军大帐，名为请其运筹帷幄，实际收其兵权。卫青以校尉郭昌、荀彘为前部，各率两千骑兵试探虚实。左将军公孙贺率本部八千多骑，仍沿蒲奴水西岸与卫青军平行北上。卫青的中军只有五千多骑兵，两万步兵，带着武刚战车缓缓北进。

其实龙城的匈奴骑兵只有一万五千骑，由自次王赵信统率。伊稚斜单于亲率三万骑，隐藏在燕然山西麓，匈奴人花了数年时间选择合适的山谷山洞，这次派上用场了。

等公孙贺的骑兵过去后，伊稚斜单于的三万骑悄然下山，渡过蒲奴水，与首战相隔五天后，从后方袭击卫青的中军。

伊稚斜单于特意派一队人马，赶到此前的战场，从汉军阵亡将士身上剥下两千多套战甲。伊稚斜单于打算用两千多穿戴汉军战甲的匈奴骑兵，作为先锋冲击武刚战车，只要打开一个口子，后队匈奴骑兵一旦杀入车阵，就如狼入羊圈，里面的汉军步兵绝无活路。

首战是夜战，匈奴人看不清武刚战车阵，输得莫名其妙，还是不甘心就此战败退兵。

汉军骑兵很快不敌，拨转马头纷纷向武刚战车阵内撤离。汉军打算用武刚战车对付匈奴骑兵，这也正中匈奴人下怀，他们可不想浪费时间在外围与汉骑鏖战。

两千多匈奴骑兵，武装了汉军的战甲，向车阵狂奔杀去，只要能冲破外围战车阵，匈奴便可大开杀戒。武刚战车交错列阵，抖擞精神，见匈奴骑兵转瞬即至，弩箭呼啸而出。

只见战马上的匈奴骑兵凌空后飞，战马则栽倒在地，有的骑兵被弩箭钉在马背上。原来汉军的弩箭有两种规格，首战用的是短箭，可穿透皮甲，此战用的是长箭，可穿透铁甲。

后面的匈奴勒住战马，目瞪口呆地望着恐怖的战车，双耳充塞弩车的轰鸣声，人畜被践踏的骨肉碎裂声。

伊稚斜单于魂飞天外，眼睁睁看着两千多骑损失殆尽，再无打下去的斗志。

伊稚斜单于乘坐六骡战车，率领数万惊骇不已的骑并，向西北退兵去。匈奴不仅牧马，还有不少骡、驴，马在沙场驰骋，驴在营中劳作。

战马的优点是高大帅气，速度快，冲击力强，适合冲锋陷阵。缺点是耐力一般，食量大，在恶劣环境中抵抗力一般。

驴的缺点是体型小，四肢短。优点是吃的比马少得多，体质健壮，皮粗肉厚，抵抗能力极强，吃苦耐劳。

马骡，是指公驴和母马杂交所声的后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骡。驴骡，是公马和母驴杂交所生的后代，体型似驴，一般不如马骡好。

马骡个头比马还大，力量也比马大，比马省草料，具有驴的负重能力和抵抗能力，壮年期比马和驴都长。弱点是速度不如战马，灵活性也稍弱。

伊稚斜单于的战车，就是六头马骡所拉，动力十足。

卫青得知单于逃了，令校尉郭昌、荀彘率四千骑追击。春天草原沿河北上，无穷无尽地伸展，连接苍穹。郭昌、荀彘追击二百余里，到安侯水上，彻底失去单于踪迹。二人不敢孤军深入，等卫青和公孙贺军接近，才继续北走。

四日后，卫青大军来到龙城，这里早已是空城一座，伊稚斜单于不但把人口都转移走了，连战马的草料都没给卫青留一点，可见早有准备。

卫青从匈奴降卒口中得知，单于沿安侯水北上逃了，便令公孙贺守住龙城，自己亲率大军北追。然而沿安侯水走了两日，卫青忽然转向西侧一条支流，杀向赵信城。

这次漠北之战，匈奴处处占得先机，只因赵信此人曾是汉朝前将军，卫青的嫡系，他对汉军和卫青了如指掌，正因如此伊稚斜单于才封其为自次王，以其姐嫁之。

赵信可能没想到，卫青不追单于，反而来袭击自己的老巢。汉军抵达寘颜山赵信城，虽城中人马已经跑了，但获得不少积谷。卫青令大军生火造饭，人马皆得饱餐。不过城中积谷尚多，次日便放火，把带不走的粮草辎重都烧了，将赵信城烧个罄尽，这才班师。

此时李广和赵食其的军队来到龙城附近，卫青立即派大将军长史前去通知李广，不得追击伊稚斜单于。大将军长史官职五品，相当于助理，官不算大却代表将军说话。秦朝时上将军章邯的长史司马欣，后来封塞王，与雍王章邯共掌关中，足见将军长史的重要性。

大将军长史先去赵食其大营，收其右将军印，这才进入李广大营。李广听长史说要收其前将军印，还要追究失道误期责任，气得一声不吭，却拒不交出前将军印，仍想追击单于。

长史早有准备，掏出右将军印，对大帐中校尉道：“右将军已经交出大印，诸位失道有罪在先，若执迷不悟，将来连坐，个个都是重罪。”

李广领兵，对将士宽缓不苛，与士卒同餐食，每得赏赐立刻分与部下，与帐下将士情同父子兄弟。李广见长史故意拿帐下校尉出气，怒道：“诸校尉无罪，是我自行失道，不必累及他人。”说罢便交出前将军印。

长史走后，李广对诸校尉道：“我年少与匈奴战，四十多年来，大小七十余战，今日想必是最后一战，天意竟让我不能封侯。而后还要面对刀笔之吏，任其舞弄文墨，诬加罪名。”

接着李广支走帐中校尉，拔出佩刀，自刎而死。

图-卫青出道时与李广等配合

卫青并李广、赵食其之骑兵，有五万五千人，其中三万六千骑兵，一万九千步兵，战马只剩三万匹，骑兵穿戴沉重的战甲，只能轮流乘马，这又加大了战马的负荷。

卫青不让李广追击，大家的焦点都在伊稚斜单于，卫青却一直惦记一个人，右贤王。

卫青大破右贤王罗姑比后不久，军臣单于强行用一个儿子替换，不过一年后军臣单于就去世了。伊稚斜单于夺位后，顺势派人进入河西走廊，意图控制浑邪、休屠等部新的右贤王率部退居右地科布多盆地，不怎么把叔叔伊稚斜单于放在眼里。

右贤王越是没有声音，卫青越忌惮，军臣单于不会安排一个碌碌无为的儿子去做右贤王。匈奴没有孬种，当年的冒顿单于，连阏氏（夫人）都被迫送给东胡王，后来还不是割了东胡王首级当尿壶。

卫青军南归至蒲奴水，果然遭遇右贤王的人马。右贤王不敢与汉军正面硬撼，而是化整为零，用数百个小队不断骚扰，专射汉军战马。

卫青军行军速度大减，花了半个月才抵达长城之下，这一路没有大战，战马损失却达到万匹。西路卫青军入塞，斩首和掳获一万九千级，折损万余人，战马损失五万匹。

不久后右贤王才得知，汉军连破龙城和单于庭，而伊稚斜单于一时下落不明。右贤王视左贤王乌维为无物，自立为大单于。一年后右贤王见伊稚斜单于实力尤在，才宣布退位。

大将军卫青回到长安后，其战法遭到门阀集团群起攻之，主要有三点质疑，首先是将李广和赵食其两万骑兵支开，导致遭遇单于主力时兵力不足。其次是与李广会师后，拒绝追击，否则与霍去病会师单于庭，从匈奴左地撤兵，根本就不用提防右贤王。最后就是李广之死，卫青难辞其咎。

漠北之战西路卫青军打得还不错，按理说卫青可以益封，公孙敖也能再度封侯，然而武帝却顺应门阀集团，长平侯卫青没有益封，帐下亲信公孙敖、公孙贺等也没有封赏，西河太守常惠赐爵关内侯，食邑200户；云中太守遂成赐爵诸侯相，食邑200户。

右将军赵食其失道，去官，免为庶人，也算是给卫青背了黑锅。

漠北之战，武刚战车杀得匈奴鬼哭狼嚎，卫青差点抓到单于？

漠北之战，卫青支开李广和赵食其的两万骑兵，催兵北进，行数百余里，至大漠西侧，来到燕然山东南方向的蒲奴水，意外遭遇伊稚斜单于大队人马。匈奴每年正月春祭，各部落首领小会单于庭。而从边塞俘虏口中得知，伊稚斜单于应该在单于庭，而不是龙城。

实际情况令汉军惊讶，伊稚斜单于不仅人在龙城，而且还挥兵南下到蒲奴水阻截，严阵以待，可见厉兵秣马、有备而来。

卫青作战喜欢用前军轻骑突进，用后军拉着辎重和兵器，前军则随时可撤回补充骑兵、战马、粮草、箭矢等，如此前军战力源源不断。自次王赵信熟悉卫青的战法，他建议伊稚斜单于，破此阵的关键，是将前军引开，再夺取后军的辎重，如此前军必成孤军。

为以防万一，赵信又建议单于，将龙城的辎重送到北方，就算在卫青军兵临龙城前，匈奴仍未攻破其战车辎重，也有足够的时间与其。

前将军李广、右将军赵食其率领两万骑兵，由东路进兵，军中鲜有匈奴降卒，路途不熟。伊稚斜单于派了一支五千人的骑兵，假装迎战李广和赵食其，实则一步步将这支汉军带入大漠深处。卫青这个分兵的动作，后来遭到质疑，等于自断臂膀，丧失生擒伊稚斜单于的大好机会。分兵可以，是否有更好的方式呢？比如留下赵食其那一万骑兵。

图-漠北之战卫青战单于

卫青现在没有前军了，只好令公孙贺率左军一万骑急近，到中军的左前方，蒲奴水对岸呼应。

卫青坐镇中军，目送公孙贺军渡河，只见北方不远处尘土蔽天，无数轻骑奔驰而至，人喧马嘶，不计其数。

匈奴几排兵马势若奔雷般冲将过来，汉骑立即前冲迎敌，不让对方靠近武刚战车。

忽然数十支牛角号齐声吹动，匈奴骑兵大声欢呼：“大单于来啦！”双方骑兵都试图退出战场，却不住转头向北方张望。

只见黄沙蔽天之中，一队人马急驰而来，数骑并举一根长杆大纛[dào]，顶端挂着一整张狼皮。欢呼声由远而近，匈奴骑兵勇气百倍。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汉子策骑越众而出，他头戴铁盔，下颏生了一丛褐色胡子，双目精光四射，正是伊稚斜单于。

原来单于用五千骑引开李广、赵食其军，派赵信率万骑缠住汉军左翼公孙贺军，然后亲率五万余骑，在蒲奴水上游截住卫青中军。

伊稚斜单于和赵信策划多时，几乎是卧薪尝胆，如今用五万匈奴骑兵，包围汉朝大将军卫青的一万骑兵两万步兵。

伊稚斜单于先按兵不动，用一万骑移到东边上风处，一时万马践沙扬尘，战场四周涌起了一团团黄雾。此时日已将没，大风忽起，吹得尘沙滚滚，扑面而来，两军对面不能相见。

伊稚斜单于这么做，显然看破了汉军的弱点，一旦视野不清，汉军的强弩根本不知道往哪儿射。

单于这才下令，一万骑逼近汉军，然后绕汉营寻薄弱处突破。匈奴战骑的马蹄声逐渐形成巨大的轰鸣声，骑兵大军就像决堤的洪水一般一泻如注，气势磅礴，战场随着地面的剧烈抖动而震颤起来。

卫青下令用武刚战车环绕为营，令公孙敖领骑兵五千，守在外围。汉军战鼓擂响，铁骑启动。公孙敖无法判断匈奴铁骑从主攻何处，便绕着大营走，一时刀光矛影，箭矢飞射，杀声震天。

激战了半个多时辰，天已黑下来，汉军折损上千骑兵，战马损失三千多匹。还好卫青营中备有两万匹战马，失去战马的战士跨上战马又是骑兵。匈奴的损失也不相上下，但这次匈奴骑兵多，战马多，如此打下去汉军必亡。

卫青派骑哨通知后将军曹襄，立刻率军逼近中军，但不要贸然攻击匈奴，布阵牵制敌人即可。

汉匈双方不断投入援军，又过了半个时辰，汉军总计折损骑兵三千多，战马损失过万，而且人困马乏。汉军骑射的本领不如匈奴，很多人一个照面就被匈奴的狼牙棒扫跌落马背，接着身披厚重的盔甲，与来去如风的匈奴骑兵搏命。这还是卫青中军精锐，要是曹襄那种后军，在没有弩箭掩护的情况下，战力根本无法与匈奴抗衡。

此时已经有匈奴骑兵，接近武刚车阵。但闻车阵中兵戈铿锵，马鸣萧萧，气场慑人。

武刚战车长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车箱四围包裹着一层铁壁，内藏兵器粮草辎重。上开小窗了望，下留弩眼，四围横排枪头，各车用铁钩连在一起。武刚战车使敌骑不得冲突，弩箭不能贯穿，当真是防御利器，只是太过笨重，只能用于防御。

又过半个时辰，外围骑兵战场越发接近武刚车阵。汉军一万骑兵系数登场作战，总计损失六千多骑兵，余者人人负伤，三万战马损失超过两万。汉军的武刚车阵却毫无反应，像一头熟睡的巨兽，安静地俯卧着，全然不在乎人类你死我亡的厮杀。

借着月色，战阵内的汉军利用武刚战车掩护，不时抛出长矛攻击匈奴骑兵，可见公孙敖的骑兵快要顶不住了。几个汉军把满身是血的公孙敖抬进车阵，公孙敖用力抓住卫青的手道：“大将军，快吹号吧，兄弟们死伤惨重。”

卫青差点落泪，紧握公孙敖的手道：“好兄弟，我欠你很多！再等等，胡人还不够近。”

眼见外围守将重伤，西河太守常惠和云中太守遂成自告奋勇，卫青便令二人各率五百骑投入战阵，与匈奴骑兵血战。

忽然“轰”的一声，匈奴人用骡子拉着一根断木，将一辆战车轰出一个凹陷，但没有击穿。随着多处响撞击声，匈奴人用断木持续冲击汉军的战车和铁锁，这样下去迟早会冲破大阵，那时汉军步兵面对匈奴骑兵，卫青这次麻烦大了。

“咚咚咚”，汉军营地传出击鼓声，接着武钢战车上燃起火炬，它们像刚睡醒的猛兽睁开眼睛。然后急促的号角声此起彼伏，武钢车阵里发出惊天动地的厉啸，弩箭破空而起，呈抛物线射向匈奴骑兵，敌人一个个坠马或人马一同轰然倒地。

这是卫青的一个新阵，当战鼓敲响，所有外围骑兵都向武钢车阵靠拢。当号角声响起，武钢战车每五辆为一组，间隔点燃火炬。也就是说五辆燃起火炬的战车两侧，各有五辆黑灯瞎火的战车。汉军骑兵立即躲到无火炬的战车前，而匈奴骑兵由于本能，会向有火光的区域靠拢。接着汉军点燃火炬的战车，犹如嗜血猛兽张开血盆大口，强弩连发，吞噬敌人。

武钢战车上的火炬时明时暗，汉军骑兵的首要任务不是杀敌，而是根据灯光信号躲闪弩箭。匈奴骑兵成批中箭坠地，半炷香功夫，汉军射杀四五千匈奴人，余者惊魂未定，再不敢恋战，立即带伤撤出弩箭射程之外。

每辆武刚战车上都藏了一辆弩车，平时弩车只在城头和关隘配置，看不出它有多大威力。卫青料到这次攻击龙城，很有可能是一场遭遇战，因此装备了数百台弩车。几百台弩车轮番交错发射，那种惊天动地的威力连汉军都瞠目结舌。

弩箭破空的厉啸声停了下来，到处是重伤的匈奴人死亡前的哀嚎声，汉军步兵知道打退了敌军，欢声雀跃。

汉军左翼，蒲奴水对岸，左将军公孙贺夜战自次王赵信。公孙贺布阵密不透风，双方你来我往，互相攻杀了大半夜，各自折损上千骑。公孙贺不是没能力，是没动力，真逼他打起来，不说所向无敌，起码也是铜墙铁壁，匈奴人很难讨得便宜。赵信曾多次与公孙贺跟随卫青出征，一向觉得公孙贺只是个跟着卫青捡战功的纨绔子弟，这次以为能捏个软柿子，想不到一脚踢在铁板上。

汉军后方，后将军曹襄，摆出防御方阵过夜，而伊稚斜单于派了一万骑伏击。曹襄军前部，由一名校尉率千骑，试图打通与大将军卫青之间的通道，结果遭伏击全军覆没。这夜任凭麾下校尉如何请命，曹襄一直谨遵大将军号令，不派一骑增援。若曹襄派少股人马前往增援，不但起不了作用，大概率还要被匈奴伏兵吃掉。有时候心怀畏惧，才能活的长久，战场上尤其如此。

清晨，汉军放眼望去，四周原野上敌军人马遗尸遍地。卫青并曹襄军，清点战果。此战汉军一共斩首匈奴约一万四千人，损失约一万二千人，战马折损三万匹。其中卫青军斩首敌军万余人，损失九千余人，三万战马仅剩四千多匹。公孙贺军斩首上千骑，折损上千骑，无功无过。曹襄军有一千人覆没，杀敌甚少。

伊稚斜单于收拾兵马，总兵力不足四万骑。昨夜如梦魇，在某个时刻汉军忽然有如神助，令匈奴瞬间折损四五千骑，大军气为之夺。

匈奴大军一路撤到龙城，四万五千骑，摆出死战到底的态势。

卫青军还有三万八千人，其中一万八千骑兵，两万步兵。战马数与骑兵相当，再打下去，马就要比人少了。卫青重组大军，把后将军曹襄请到中军大帐，名为请其运筹帷幄，实际收其兵权。卫青以校尉郭昌、荀彘为前部，各率两千骑兵试探虚实。左将军公孙贺率本部八千多骑，仍沿蒲奴水西岸与卫青军平行北上。卫青的中军只有五千多骑兵，两万步兵，带着武刚战车缓缓北进。

其实龙城的匈奴骑兵只有一万五千骑，由自次王赵信统率。伊稚斜单于亲率三万骑，隐藏在燕然山西麓，匈奴人花了数年时间选择合适的山谷山洞，这次派上用场了。

等公孙贺的骑兵过去后，伊稚斜单于的三万骑悄然下山，渡过蒲奴水，与首战相隔五天后，从后方袭击卫青的中军。

伊稚斜单于特意派一队人马，赶到此前的战场，从汉军阵亡将士身上剥下两千多套战甲。伊稚斜单于打算用两千多穿戴汉军战甲的匈奴骑兵，作为先锋冲击武刚战车，只要打开一个口子，后队匈奴骑兵一旦杀入车阵，就如狼入羊圈，里面的汉军步兵绝无活路。

首战是夜战，匈奴人看不清武刚战车阵，输得莫名其妙，还是不甘心就此战败退兵。

汉军骑兵很快不敌，拨转马头纷纷向武刚战车阵内撤离。汉军打算用武刚战车对付匈奴骑兵，这也正中匈奴人下怀，他们可不想浪费时间在外围与汉骑鏖战。

两千多匈奴骑兵，武装了汉军的战甲，向车阵狂奔杀去，只要能冲破外围战车阵，匈奴便可大开杀戒。武刚战车交错列阵，抖擞精神，见匈奴骑兵转瞬即至，弩箭呼啸而出。

只见战马上的匈奴骑兵凌空后飞，战马则栽倒在地，有的骑兵被弩箭钉在马背上。原来汉军的弩箭有两种规格，首战用的是短箭，可穿透皮甲，此战用的是长箭，可穿透铁甲。

后面的匈奴勒住战马，目瞪口呆地望着恐怖的战车，双耳充塞弩车的轰鸣声，人畜被践踏的骨肉碎裂声。

伊稚斜单于魂飞天外，眼睁睁看着两千多骑损失殆尽，再无打下去的斗志。

伊稚斜单于乘坐六骡战车，率领数万惊骇不已的骑并，向西北退兵去。匈奴不仅牧马，还有不少骡、驴，马在沙场驰骋，驴在营中劳作。

战马的优点是高大帅气，速度快，冲击力强，适合冲锋陷阵。缺点是耐力一般，食量大，在恶劣环境中抵抗力一般。

驴的缺点是体型小，四肢短。优点是吃的比马少得多，体质健壮，皮粗肉厚，抵抗能力极强，吃苦耐劳。

马骡，是指公驴和母马杂交所声的后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骡。驴骡，是公马和母驴杂交所生的后代，体型似驴，一般不如马骡好。

马骡个头比马还大，力量也比马大，比马省草料，具有驴的负重能力和抵抗能力，壮年期比马和驴都长。弱点是速度不如战马，灵活性也稍弱。

伊稚斜单于的战车，就是六头马骡所拉，动力十足。

卫青得知单于逃了，令校尉郭昌、荀彘率四千骑追击。春天草原沿河北上，无穷无尽地伸展，连接苍穹。郭昌、荀彘追击二百余里，到安侯水上，彻底失去单于踪迹。二人不敢孤军深入，等卫青和公孙贺军接近，才继续北走。

四日后，卫青大军来到龙城，这里早已是空城一座，伊稚斜单于不但把人口都转移走了，连战马的草料都没给卫青留一点，可见早有准备。

卫青从匈奴降卒口中得知，单于沿安侯水北上逃了，便令公孙贺守住龙城，自己亲率大军北追。然而沿安侯水走了两日，卫青忽然转向西侧一条支流，杀向赵信城。

这次漠北之战，匈奴处处占得先机，只因赵信此人曾是汉朝前将军，卫青的嫡系，他对汉军和卫青了如指掌，正因如此伊稚斜单于才封其为自次王，以其姐嫁之。

赵信可能没想到，卫青不追单于，反而来袭击自己的老巢。汉军抵达寘颜山赵信城，虽城中人马已经跑了，但获得不少积谷。卫青令大军生火造饭，人马皆得饱餐。不过城中积谷尚多，次日便放火，把带不走的粮草辎重都烧了，将赵信城烧个罄尽，这才班师。

此时李广和赵食其的军队来到龙城附近，卫青立即派大将军长史前去通知李广，不得追击伊稚斜单于。大将军长史官职五品，相当于助理，官不算大却代表将军说话。秦朝时上将军章邯的长史司马欣，后来封塞王，与雍王章邯共掌关中，足见将军长史的重要性。

大将军长史先去赵食其大营，收其右将军印，这才进入李广大营。李广听长史说要收其前将军印，还要追究失道误期责任，气得一声不吭，却拒不交出前将军印，仍想追击单于。

长史早有准备，掏出右将军印，对大帐中校尉道：“右将军已经交出大印，诸位失道有罪在先，若执迷不悟，将来连坐，个个都是重罪。”

李广领兵，对将士宽缓不苛，与士卒同餐食，每得赏赐立刻分与部下，与帐下将士情同父子兄弟。李广见长史故意拿帐下校尉出气，怒道：“诸校尉无罪，是我自行失道，不必累及他人。”说罢便交出前将军印。

长史走后，李广对诸校尉道：“我年少与匈奴战，四十多年来，大小七十余战，今日想必是最后一战，天意竟让我不能封侯。而后还要面对刀笔之吏，任其舞弄文墨，诬加罪名。”

接着李广支走帐中校尉，拔出佩刀，自刎而死。

图-卫青出道时与李广等配合

卫青并李广、赵食其之骑兵，有五万五千人，其中三万六千骑兵，一万九千步兵，战马只剩三万匹，骑兵穿戴沉重的战甲，只能轮流乘马，这又加大了战马的负荷。

卫青不让李广追击，大家的焦点都在伊稚斜单于，卫青却一直惦记一个人，右贤王。

卫青大破右贤王罗姑比后不久，军臣单于强行用一个儿子替换，不过一年后军臣单于就去世了。伊稚斜单于夺位后，顺势派人进入河西走廊，意图控制浑邪、休屠等部新的右贤王率部退居右地科布多盆地，不怎么把叔叔伊稚斜单于放在眼里。

右贤王越是没有声音，卫青越忌惮，军臣单于不会安排一个碌碌无为的儿子去做右贤王。匈奴没有孬种，当年的冒顿单于，连阏氏（夫人）都被迫送给东胡王，后来还不是割了东胡王首级当尿壶。

卫青军南归至蒲奴水，果然遭遇右贤王的人马。右贤王不敢与汉军正面硬撼，而是化整为零，用数百个小队不断骚扰，专射汉军战马。

卫青军行军速度大减，花了半个月才抵达长城之下，这一路没有大战，战马损失却达到万匹。西路卫青军入塞，斩首和掳获一万九千级，折损万余人，战马损失五万匹。

不久后右贤王才得知，汉军连破龙城和单于庭，而伊稚斜单于一时下落不明。右贤王视左贤王乌维为无物，自立为大单于。一年后右贤王见伊稚斜单于实力尤在，才宣布退位。

大将军卫青回到长安后，其战法遭到门阀集团群起攻之，主要有三点质疑，首先是将李广和赵食其两万骑兵支开，导致遭遇单于主力时兵力不足。其次是与李广会师后，拒绝追击，否则与霍去病会师单于庭，从匈奴左地撤兵，根本就不用提防右贤王。最后就是李广之死，卫青难辞其咎。

漠北之战西路卫青军打得还不错，按理说卫青可以益封，公孙敖也能再度封侯，然而武帝却顺应门阀集团，长平侯卫青没有益封，帐下亲信公孙敖、公孙贺等也没有封赏，西河太守常惠赐爵关内侯，食邑200户；云中太守遂成赐爵诸侯相，食邑200户。

右将军赵食其失道，去官，免为庶人，也算是给卫青背了黑锅。

《满江红》究竟是谁写的？

// 编辑按语

”

岳飞（1103-1142），字鹏举，南宋时期抗金名将、民族英雄。

对于许多大小朋友来说，岳飞之名可谓如雷贯耳。他是振顽起懦的巨大历史存在，他的事迹不断在古今诗文、戏曲、小说，乃至影视作品中演绎，令多少人的童年为之梦寐不舍、目遇耳追。对于岳飞史实的追索和了解，一代代学人矻矻用力不能罢休，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于童年美好记忆的不舍、对岳飞精诚之心的无限推崇，另一方面是因为历史文献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人们朴素的认识。具体而言，《满江红》这首词的作者问题，便是诸多复杂问题中的一个。看似小，却让人有治丝益棼之感。许多先辈学人对此问题，不断追问，都体现了求真务实的情怀，但因为问题本身存在着诸多难点，涉及材料存在各种问题，因此各有所得，而未尽得历史真实之全貌。我社出版的由蒋寅教授、巩本栋教授主编的《中国诗学》第二十九辑首篇推出的朱志远《岳飞〈满江红〉词再辨伪——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文学经典地位的变迁》一文，对此前的学术研究，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归纳，重新检讨已见材料，并试着从一个新的视角进行关照，开拓了认识《满江红》词的新视野。它不仅对于我们阅读、认识一首词有所引领，对于我们研究其他领域的问题，也具有非常有价值的启示。岳飞《满江红》词再辨伪——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文学经典地位的变迁朱志远提起曹操，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句旷世名言，一个白脸奸臣的形象跃然纸上。正史里的曹操从没说过这句话，它其实出自小说《三国演义》，白脸曹操的视觉印象则来自民间戏曲“大花脸”的脚色设定。由此可见，正史人物因时代不同、阐释者身份的不同，其形象会被不断重构，反映各时代的精神。考察岳飞这个已成为民族英雄、军神的经典人文形象，除了相关史实辩证之外，还涉及文本接受时读者阅读心理、主观情感层面的考量，从而加深对于“经典”的阐释空间的纵深化。文学“经典”的确立，是具备了人类共通审美的本质存在，还是后天政治因素、历史因素建构的形成﹝1﹞？似乎向来各执一端。对于岳飞形象而言，同样面临着这两种情况的辨析。

引言：岳飞形象的重构

一直以来，普通老百姓都对岳飞壮志未酬、身陷囹圄的悲剧性结局抱以深切同情，体现在戏曲、小说作品里的情感就十分具有代表性，比如有人不惜彻底改写历史，将岳飞故事的结局一变而为岳飞父子未曾蒙难，最后竟收复汴梁，攻破黄龙府﹝2﹞，最终将其上升为“还我河山”式的文本政治符号。在南宋孝宗和宁宗二帝对金政策从和谈转趋强硬的政策转向中，朝廷就追谥岳飞“武穆”、追封其“鄂王”，为之平反，代表着官方意志与下层意愿的悄然合流。可见在历史人物演变为文学形象不断经典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受到人们美好愿望与政治诉求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朝堂之上所主导的意识形态的干预，上行下效，很自然地就被重构成为一个艺术典型，一个胡适说的“箭垛式的人物”﹝3﹞。南宋 刘松年《中兴四将图》岳飞据《历代神仙通鉴》叙，宋徽宗时，相州汤阴岳和妻姚氏有娠昼寝，梦见一铁甲丈夫入曰：“汉翼德，当住此。”﹝4﹞即是说岳飞乃是张飞转世。关于穆为张飞或神人转世的说法，一直广有流传。在明人小说《列仙全传》中说到，宋政和年间吕洞宾帮助皇帝捉鬼，特召金甲丈夫现身，竟为真君关羽。皇帝问及张飞何在，羽遂言张飞如今“已为陛下生于相州岳家矣”﹝5﹞。在清代短篇小说集《西湖佳话》中也说到岳母分娩时，梦见一金甲红袍身长丈余的将军走进门来，大声道：“我是汉朝张翼德也，今暂到汝家。”﹝6﹞更如流传广泛的清人说部《说岳全传》中，因为佛祖身边的大鹏鸟啄死了女星官，被如来罚入凡尘转世轮回，后转世投胎到了河南相州一户员外家庭，其人正是岳飞﹝7﹞。这些神话传说在民间口口相传，风行不已。凡此种种，皆为岳飞形象在民间文化“小传统”中的真实反映。除了民间神话传说之外，正史与雅文学的作者文士也参与到了岳飞的形象建构中，表明代表精英叙事的“大传统”同样显示出这一情感趋向。相传为岳飞手书的“还我河山”石刻，根据张政烺在《岳飞“还我河山”拓本辨伪》一文中的精审考证，其实此四字出自八年（1919）童世亨的《中国形势一览图》增修十四版。张政烺说：“我曾见过古往今来著录石刻文字的书无数，和碑帖铺打交道已五十年，所见拓本成千上万，内中曾见伪造的岳飞书《前后出师表》的各地刻本。但是没有岳飞‘还我河山’四字的拓本。可以肯定地说，‘还我河山’石刻二十世纪以前不曾有过。”﹝8﹞确定了这是一个建构过程。又如“岳母刺字”这一在《说岳全传》中大肆渲染的刻画，同样史源堪忧。纵观有宋一代史籍，此说并无切实出处，惟见岳飞子岳霖、孙岳珂两代人“毕其心力”搜集父祖遗文事状撰成的《金佗粹编》、《鄂王行实编年》等书彰功辩冤的正面记载中。在《鄂王行实编年》中看到：“绍兴三年(1133)九月，岳飞因剿寇有功，高宗赐宸翰于旗上，曰‘精忠岳飞’，令先师行之次建之。”﹝9﹞直到元朝脱脱修纂《宋史》，其中《何铸传》和《岳飞传》多依《鄂王行实编年》，才有“尽忠报国”刺字的记载﹝10﹞，其说流行，正在小说通行之后。清石刻《后出师表》（伪）岳飞款识又如世传南阳卧龙岗岳飞手书武侯《出师表》石刻，上有“绍兴戊午年秋岳飞识”草书跋语，笔法飞腾，苍劲峻拔，堪称卧龙一景，可最早出现却在明代，联系到岳飞本出身行伍，忙于行军打仗，并不以书法闻名，所以历来备受争议﹝11﹞。岳珂当年也并没有提及与此有关的任何信息。即便是岳飞生平最为人传颂的大战兀朮的朱仙镇大捷，其实亦为岳珂在《金佗粹编》和《续编》中精心编造、子虚乌有之事，此后更为小说家敷衍流传。宋史泰斗邓广铭早有专文揭之﹝12﹞。实际上，岳飞距朱仙镇尚有四十五里时已班师南旋。李裕民亦有专文指出岳珂在《金佗粹编》和《续编》中加工、夸大之处甚多，包括参战金兵人数、死伤人数、岳家军人数（并非十万）、岳飞由未参战到参战（郾城之战）、颍昌之战的战绩等﹝13﹞。为了使岳飞形象高大完美，岳珂在记述中肆意拔高，前后矛盾之处不胜枚举。由上可知，不管是民间“小传统”，还是精英“大传统”，对事件的书写都未逃过主观情感因素的左右，有关岳飞形象的演变随着阐释与建构的介入已成为一个层累的文化符码。因此，世传《满江红》一词是否是岳飞所作，也就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三百多年的文献断层始终是最大的疑点，必要用实证精神继续叩问之。三百余年间，撰诗话、词话者罕言其文采，金石学家们则不愿考校其碑文（此词较早见于碑刻）拓本，按照梁启超古书辨伪法第六法：“后人说某书出现于某时，而那时人并未看见那书，从这上可断定那书是伪。”﹝14﹞以此观之，此词自当在怀疑之中。由于“求真”始终是学术范畴内最重要的考量，考察岳飞形象在后世被“重构”、“经典化”的过程，进一步体会其背后文学阐释、阅读经历的发生机制、历史成因，在文学史上亦具重要意义。

一、证伪：《满江红》作者非为岳飞

《满江红》（怒发冲冠）词作者之真伪的辩争，历时漫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余嘉锡率先提出《满江红》真伪问题﹝15﹞，为何此作三百多年来不见流传？之后半个世纪，词作真伪就成了文史学界争论不休的一段公案。概言之，所有论争要皆分为“证真派”和“辨伪派”两大阵营。“证真派”的代表人物：唐圭璋、程千帆、姚雪垠、邓广铭、王曾瑜、王瑞来、缪钺、周汝昌等；“辨伪派”的代表人物：余嘉锡、夏承焘、钱锺书、饶宗颐、刘子健、张政烺、杨镰等。对阵双方可谓旗鼓相当，词学宗师、文史巨匠都一一出手。孰是孰非？从情感上来说，岳飞作为一个经典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但“求真”始终是考证的根本目的，正如余嘉锡所说：“考证之学之于古书也，但欲考其文之真伪，不必问其理之是非。疑之而其词不因我而废，听其流行可矣。”﹝16﹞其言自是。于右任书《满江红》早在1964年，饶宗颐就撰《贺兰山与满江红》﹝17﹞一文，对这首词在明代出现的时间轨迹作过梳理。《满江红》首次出现于载籍并以岳飞署名，是从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袁纯《精忠录》开始——这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文献来源。袁纯，典汤阴教谕，编辑此书的年代大概在1451、1452年，书成则在1455年。如这个时间轨迹没有问题，《满江红》之撰作至少应在景泰六年（1455）或者二年（1451）之前。这就与继余嘉锡之后扛起证伪大旗的夏承焘所力主的明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后“明人发愤而作说”时间上正好接榫，二者相距仅三、五年，换言之，这当是一首应时而作的时政词、悲愤诗。“辨伪派”的主张，目前的主要思路及观点有三：1.此词宋、元三百年不见载籍，突然在“土木堡之变”后的明代中叶出现（余嘉锡、夏承焘等）。2.此词受到元杂剧《东窗记》的影响，在明初经元杂剧唱词“怒发冲冠”等改编而成（王霞等）。3.此词杂糅了前人词作如宋词、元曲等相关词作句法，在明代中叶另行创作而成（钱锺书等）。第一种看法，夏承焘认为作者是王越或其幕府文士，已被后人推翻，不须论矣﹝18﹞。第二种看法，王霞等人提出，尤具代表意义。王霞在其《岳飞作〈满江红〉词“新证”辨析》一文中指出《满江红》词是借鉴、改写了〔女冠子〕的唱词创作完成。传统文学经典的成型其实一直是这样一个漫长的层累过程，此词亦应作如是观。元杂剧《岳飞破虏东窗记》（简称《东窗记》）的〔女冠子〕唱词为：“怒发冲冠，丹心贯日，仰天怀抱激烈。功成汗马，枕戈眠月，杀金酋伏首，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言愁绝，待把山河重整，那时朝金阙。”﹝19﹞这就是《满江红》词所本来源之一。《东窗记》明显带有明人的风格，系明人改编本﹝20﹞，故而王曾瑜所论《东窗词》抄袭《满江红》的说法﹝21﹞确如王霞所论，是“本末倒置”﹝22﹞。唱词本身与世传版本如此不同，很大可能只是草创，而后出者转精。由于始终不能确定《东窗记》诞生的年代，在没有更多证据证明此词与元杂剧之确凿关系的前提下，本文更倾向于认同并补正第三种说法：它杂糅宋词、元曲、明初传奇而成句，至明代中期特定的时代下最终定型﹝23﹞。“辨伪派”主张的真正作者的身份，目前讨论的基本结果也有三：1.夏承焘说是王越或其幕府文士，否，已被实证推翻。2.惠康祐说是于谦，此说证据不足，但具启发意义。3.张政烺、刘子健认为词作内容与岳飞身份不合，或出于明代下层文士之手。对于真正作者的身份的看法，本文亦倾向于第三种说法，并进一步补正。综上，本文力求对此词进行一次全面证伪，其中质疑要皆为目前“证真派”无法绕开的诸多“症结”，有关文献及传播上的辨疑归诸外证，有关词作内容与风格等文本论析归诸内证，主要观点如下：1.从外证看，无论从史实，还是时间背景上，词作内容皆无法与岳飞其人生平吻合，当为托名岳飞之制作。2.从内证看，依《满江红》词作内容、风格分析，此词绝非出自下层文士之手，观其流露出的胸襟抱负与政治识见，应是身当明代“土木堡之变”的动荡时局下某一未受重用的上层官员所作。词人借古讽今，影射时事，并对大力发展战车用于宁夏边防战、靖边强国的军事决策寄以无限希望。因此，他在当时的身份应是一个“谪臣”。关于外证，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作进一步伸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从文献流传上看，宋人或载岳飞其他诗词或录其生平事迹，却独不录此词。诸多学者指出，宋人对岳飞《小重山》词、《满江红》（遥望中原）词、《池州翠微亭》诗、《题青泥市萧寺壁》诗等都有记述提及，独不涉这首《满江红》。比如南宋人陈郁在《话腴》中提到了《小重山》而未及 《满江红》﹝24﹞。“证真派”则提出清代沈雄在《古今词话》中引用南宋陈郁《话腴》时就有“（岳飞）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的记载，可补不见于宋元载籍之憾﹝25﹞。而王霞等人已著文对其版本、文献内容作了全面反驳，事实是《话腴》的旧本、善本皆无这句话，只有后来的几种清刊本才有，问题出现在引录《话腴》的清人沈雄这里﹝26﹞。《话腴》本由其好友岳珂作序，若陈郁见过《满江红》，作为陈好友的岳珂又怎么可能闻所未闻？ 钟振振曾在《〈古今词话〉批评》一文里详细论述了沈雄《古今词话》的种种谬误，明确指出其中不乏张冠李戴、人我杂糅之语， “对这部书中的资料，在未经核查无误之前，切不可贸然使用”！﹝27﹞（二）从文献“禁毁”上看，论者云蒙元时代文禁森严，并非实情。“证真派”学人林玫仪认为岳飞作品在宋代被禁，“故时人亦不敢录之于册”，及至元代“蒙古入主中原，自亦不容许‘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之言流传”﹝28﹞。考诸史实，实犯了以今视古的直觉错误。元代可谓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文字狱的王朝，由于蒙元统治者出身游牧，汉化不深，对读书人的“春秋笔法”体会不切，对意识形态管控松懈，反而造就了元代社会相对自由开放的风气。即便风行的“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其文献来源也仅有两处：一是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滑稽之雄以儒为戏”﹝29﹞，二是郑所南在《心史》中说：“鞑法：一官、二吏……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30﹞一个是开玩笑的口吻，一个说的是十种户籍，并无特别涵义，反是二人宋遗民的身份令人遐想。明人王世贞尝慨叹“当胜国时，法网宽，人不必仕宦”﹝31﹞，言下之意明代比元代更为专制。蒙古铁木真时期大肆杀戮，落下了被后人妖魔化的口实，但元代统一天下后，情形已然发生了变化。同样地，宋史泰斗刘子健在《岳飞》一文第二节“岳飞在历史上地位的升降”中也说到，岳飞在元代并不是被压抑，相反是被颂扬的，原因有四：“第一，官修的《宋史》，多半是尊崇朱子以来的道学思想的宋代遗老，和受他们影响的史家……第三，元代并不太注意去统治民间的思想。因此祭祀岳坟岳庙，有增无减。”﹝32﹞其中就指出元代社会意识形态控制比较松弛的特点。一方面，理学在元代成为国学，修史的大多是理学家、遗民，情感上自然一面倒地偏向岳飞。另一方面，民间讲唱文学对岳飞事迹的推波助澜并没有停止，戏曲的影响直接延续到明初，出现了许多跟岳飞有关的作品。所以，从意识形态上看元代对岳飞作品的所谓“封禁”并不符合事实，岳飞在元代是被普遍揄扬的。（三）从“文史互证”来看，揆其作词时间，难与岳飞生平轨迹吻合。按常理，最有可能见到《满江红》的地方理应是岳霖、岳珂两代人“毕其心力”撰成的《金佗粹编》及《鄂王行实编年》，然二书偏偏都未收录。由于岳飞生前常有岳霖等亲人伴其左右，即使入狱后陪侍在旁的还有另一个儿子岳雷。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岳飞赐死于大理寺”条下“小帖子”载，据《帖黄》称：契勘岳飞次男岳雷系同岳飞一处送下，今来照证得岳雷别无干涉罪犯，缘为岳飞故节饮食成病，合依条召家人入侍，已就令岳雷入侍看觑，候断下案内人日，所有岳雷亦乞一就处分降下。﹝33﹞记载并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小帖子，指当时的公文名称，系当时主审岳飞谋反案卷宗的诸多上级的“批示”，这个上级自然应是主审官万俟卨和授权予他的秦桧。故而王曾瑜道，当时秦桧和万俟卨以“入侍看觑”为名，将与案情无关的岳雷也投入囹圄，直至飞死﹝34﹞。试想，若岳飞果有此作，无论秦桧如何毁灭文献、掩盖真相，也很难绕过事后岳雷对家人的口头追述。而岳雷出狱之后，却未对家人包括岳霖、岳珂留下任何相关信息。既然“证真派”坚持为岳飞正名，《满江红》当作于何时？王曾瑜认为在绍兴四年（1134）岳飞第一次北伐时期，时年32岁﹝35﹞；邓广铭则认为在岳飞第二次北伐时期绍兴六年（1136），岳飞34岁﹝36﹞。这是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试来与岳飞生平作一印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二 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第490页绍兴四年（1134），岳飞32岁，被授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飞年纪轻轻成为军区大司令，自然是意气风发的。据张政烺考察，此时秦桧尚未用事，岳飞“如果想练兵杀敌，收复失地，足可以施展抱负”﹝37﹞。既如此，岳飞如何会写出“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无限低沉之句？平心而论，这个七字句其实是对功名最终化为乌有的悲叹，这与当时岳飞意气风发的心境实难相副。同理，绍兴六年（1136），岳飞34岁，并无太大差别。揆乎岳飞心态，能让其志消神惰的不外乎两件事：北伐受阻（上层和议谈成）、兵权被夺（己身有志难申）。事实上，和议渐成，岳飞公开面斥秦桧，反对高宗，乃是绍兴八年（1138）以后的事，此时却无此等忧虑，故而两个时间点都有天然的硬伤。或说作于下狱后，也不太可能，一是下狱后岳飞备受折磨，他已没有机会舞文弄墨；二是岳飞在备受折磨之际，根本无法再写出“待从头，收拾旧山河”这样的壮志豪情，因此又有人提出作于“下狱前不久”的折衷说法。回到文学创作本身，其中“自己用自己事迹的典故”﹝38﹞，尤不符合一般填词习惯，它更像一个后来者对照岳飞一生事迹创作完成的酣畅淋漓的书愤、怀古之作。以上是从词作背景外部文献考察，力图扫清作品外部环境上文献中的症结。下面从词作内容、风格等文本内证来进一步辨析：（一）“靖康耻，犹未雪”句是用典而非实写，不然于礼、法不合。“靖康耻，犹未雪”句太过实写犯忌。揆诸岳飞生平及诗词作品，皆以遵循儒家思想为圭臬，表现忠君忧国之思想。而《满江红》词毫无顾忌，“靖康耻”中“耻”字的使用，令人惊诧，它将矛头直指赵宋朝廷，可以说欺君犯上，于礼、法皆不合。纵观宋代人记录靖康之变的，并无人敢用“耻”字，前引冯铁金文对此已有详细梳理。南宋时人对靖康二年（1127）徽、钦二帝被虏的记述与评价的词汇有：“靖康之祸”、“靖康之乱”、“靖康之难”，用词皆能注意分寸。记载这些文字的作者包括洪迈、周密、陈鹄、曹彦约等人，比岳飞生活的年代已晚，用语尚且纾缓得多，更不用说“靖康之变”、“二帝播迁”这些更为尊者讳的说法了。退一步说，秦桧在没有铁证的状况下，反而可以据此“愤词”诬陷岳飞欺君、心有怨恨而治其罪，拥有这么好的“文证”，何须用“莫须有”的托辞欺瞒天下？（二）“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句是对明代“战车”用兵于“宁夏镇”的实写。“贺兰山”与“驾长车”有着现实语境的联系，前人已论。由于贺兰山当时位于西夏境内，与宋、金地理上皆无关涉，故而“证真派”认为与“阴山”“玉门关”等词同类，皆为泛指匈奴犯境。夏承焘等人则坚执实指，宁夏镇作为明代边防，正是明军与瓦剌作战关口，当时瓦剌就在宁夏一带，贺兰山正是该地的主要山脉。明代魏焕《九边考》卷八“宁夏镇”曰：“九年,复设宁夏等伍卫于上郡,东南距河,西北抵贺兰山,盖四塞之地……所隶贺兰山后,虏贼出没无时。”﹝39﹞可见，明边境与北虏的分界岭正是贺兰山。不过，真正要坐实“贺兰山”词意，还要深刻理解“驾长车”这一关键句。可惜前人误解多多，就连证伪主将张政烺虽一边认为此词为明代文人杜撰，一边却又指“中国自战国以下久无车战”，况且驾长车登山作战十分危险并不符军事常情， “真是文人不切实际，想入非非”﹝40﹞。考古代战争史，词中所云“长车”即“长毂”，指古代的兵车、战车﹝41﹞，早在西周时就已是战争决胜的法宝。据历史和考古发现，武王伐纣即投入了三百辆战车，并因此取胜。《史记》载：“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42﹞但是到了战国时代，由于井田制的破坏，宜于平原车战的战车逐渐被以快速机动而著称的骑兵所取代。之后，自秦汉至明一千多年，很少再有使用战车的记载。沈克尼遂因此质疑宋人使用战车的可能﹝43﹞。林玫仪则就“长车”问题引用了《史记》、《汉书》、《晋书》及《宋史》中四则记载“战车”的文献，如宋神宗熙宁间“诏试车法”、“造战车以进”等，提出“宋代亦非全不用战车”﹝44﹞，试图证真。不过，这里犯了一个太过执信文字证据，忽视了实际操作性的问题。宋熙宁间虽有“造战车以进”的提议，可并未见有何实际举措用于军中。相反，从汉、晋直至宋，面对北方异族骑兵的袭扰，中原汉族始终都没有拾起这唯一对骑兵有致命威胁的车战之法。文学是生活的反映，除非战车在作者身处的时代特别强盛并广泛用于实战，不然词人很难有这种强烈的代入感，对这一非诗词常用语产生青睐。王曾瑜在考察“岳家军的兵力和编制”时指出，岳家军的兵种包括骑兵、步兵、弓箭手还有水师，唯独没有车兵，岳飞最主要的亲兵主要还是八千“骑兵”﹝45﹞。宋代既无什么战车发展史可言，岳家军又无车兵与车营的兵种配置，有关创作语境的缺乏自不待言。而一旦将“驾长车”放在明代大背景下的“贺兰山”军师要地，二句连用，所有的疑问与不和谐都将得到冰释。有明一代“边无宁岁”，古代战争史到这时发生了彻底改变。火器在明代出现并大规模使用，装备火器的战车又重新回到了暌违千年的战场，所谓“用车在用火（火器）”。车兵也在明代成为明军一个正式兵种，有车兵也就有了车营（戚继光）。据《明史》载：“中原用车战，而东南利舟楫，二者于兵事为最要。自骑兵起，车制渐废。洪武五年造独辕车，北平、山东千辆，山西、河南八百辆。永乐八年北征，用武刚车三万辆，皆惟以供馈运。至正统十二年，始从总兵官朱冕议，用火车备战。自是言车战者相继。”﹝46﹞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一战，五十万明军惨败，明英宗被俘，面对也先的劲捷虏骑，举朝文武一致认为惟造战车之法可以应对，这是明代边境危机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朝堂之上发出的时代强音﹝47﹞。“土木堡之变”遂成为明代军事史的转捩点，擅用车战的明主将们的不朽军功永远被载入史册：1.明成化年间（1465—1487），延绥巡抚都御史余子俊上书言边务谈到在宁夏车战的情况：“追忆天顺年间，臣守西安，曾办车料，送至宁夏，成造兵车，用无不利，至今赖之。”﹝48﹞2.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俞大猷在大同和巡抚李文进一起造战车、建车营，据《明史·俞大猷传》载：“尝以车百辆，步骑三千，大挫敌安银堡。文进上其制于朝，遂置兵车营。京营有兵车，自此始也。”﹝49﹞3.隆庆二年(1568)十二月，一代名将戚继光统车兵青山口大捷：长昂与董狐狸犯边，戚继光“闻警即统车兵策应。于岁除日督兵驰青山口，用磕石、弓矢、枪炮将前哨贼击退，遂引兵出口，擒斩大获全胜”﹝50﹞。清樵子在《万胜车营·序》中评说：“戚南塘备兵北平，制‘偏厢车’以御敌，一战而擒朵颜长秃，孙高阳用其制而拓地数百里。”﹝51﹞戚继光造“偏厢车”御敌，正是防御战中使用“重车”的一个明确记载。由于北方多山，地势险峻，战车笨重难以推挽，防守易进攻难，论者遂怀疑战车行军的可行性。但是明军因地制宜，为了适应冲锋陷阵的需要，相比于前代进行了改良﹝52﹞，制造了几种小车。用于山地行军的“长毂”（长车）又有“轻车”、“重车”之分，有评价说“明代的战车及其车营可谓初期的坦克及装甲兵团”﹝53﹞。长于突击的“轻车”即为冲锋陷阵的古代版轻坦克。明军凭借“轻车”冲锋陷阵，叱咤疆场，写词者自然能有“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的军旅书写与豪情想象，词作背后是一出明人关于宁夏边防战的“冰与火之歌”﹝54﹞。明白这首词诞生的背景之后，对此词作者身份的认识可能更接近历史真相。此词作者极有可能是参加过宁夏边防战，或是密切关注时局的朝堂大臣，甚至曾在宁夏一带任过职，正因此故，以惠康祐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词作者很有可能是于谦﹝55﹞。（三）词意主旨：借“古典”影“时事”，抒发羁旅贬谪之情。在清晰梳理相关史实后，重新体会词意就会有新的发现，再读“踏破贺兰山阙”句就会有强烈的现实语境之默会。整首词上片写实：写词人在坎坷的旅途中，于大雨中登高远眺、凭栏抒愤。词作情感契机首先来自于“功名”的消歇。司空图《榜下》诗“三十功名志未伸”，最早以“三十功名”的约数连用指代落榜。功名消歇不外乎两种情况：革职或贬谪。韩愈被贬时有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可知《满江红》词里“三十”、“八千”，实受前人诗句影响，其底蕴则主要在贬谪之情。下片展开想象：联想到时局动荡不堪，皇帝北狩、被异族俘虏的事再次发生，词人不由义愤填膺、怒发冲冠，“靖康耻、犹未雪”句则轰然出笼。这首词，是一位“谪臣”写下的郁郁怆怀的“贬谪诗”。词作者身当朝堂党争失利而被贬，通过此词抒发个人爱国情怀与内心愤慨。前有惠康祐认为是于谦，虽不能中矢，但已近乎真相。作者真实姓名自难详考，但词人创作大致应是借鉴了宋词、元曲里的相关词句。钱锺书《容安馆札记》第七一七则“岳飞《满江红》”条，对全词各句的借鉴出处作了详细爬疏：按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三谓此词来历不明，疑是明人伪托，是也。窃谓伪撰者亦是高手。“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本之《汉书·王莽传》中韩威曰：“臣愿得勇敢之士五千，不赍斗粮。饥食虏肉，渴饮其血，可以横行。”他语亦挦撦宋人长短句，而浑成无迹。﹝56﹞“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也有借鉴关汉卿《单刀会》、无名氏《岳飞破虏东窗记》的可能；“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应是借鉴南宋僧人晦庵《满江红》词“漫教人，白了少年头”，词见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四﹝57﹞。词人怀着悲愤的感情，上阕写实，下阕用岳飞典，气势磅礴，把对自身的坎坷和对时局的愤慨倾泻无余。由于它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共同意愿与时代呼声，所以词一出世，即引起文人注意并渐渐流传。

二、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文学经典地位的变迁

一般来说，“经典”是经过淘择具有永恒性的、超越时空的优秀作品，在艺术审美、道德价值上成为典则。但是，“谁之经典”？有关文学经典化的讨论遂从本质的抑或建构的两个角度予以辩难。调和二者的学者所认为，文学经典既是可以变动的，又是相对稳定的；既是建构的，又是客观的﹝58﹞。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经典”的概念在西方理论界同样发生争执，他们认为“经典”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审美建构，“审美只不过是政治之无意识的代名词”﹝59﹞，“文化不能免于政治的内容，而是政治的一种表达”﹝60﹞。“经典”裹杂着复杂的意识形态，也是文化权力博弈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文学作品“经典化”与“被经典化”的历程，受到了权力话语的掌控，即受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力支配。再来理解岳飞以及《满江红》二者“经典化”的过程，可知不但有作品内在的本质规定性原因，更有一个文化权力博弈的背景存在。南宋时人对岳飞的评价并不那么崇高，其后的元明清三代，文人笔记所载也褒贬不一。随着政府（朝廷）主导的意识形态介入，文史批评标准也随之发生变换，与此相关岳飞渐渐由人成为神，成为文本符号与政治偶像。其人如此，《满江红》词作更是如此。今从文学经典所处的历史场域，深入考察意识形态对经典生成的支配，提出岳飞形象被重构、《满江红》作品价值被不断拔高的背后，要皆暗合着文化权力话语的变动。明 《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武穆像（一）岳飞形象从边缘到中心的地位变迁。南宋时期，时人对岳飞的评价毁誉参半。绍兴十一年（1142）十二月，岳飞死于狱中，秦桧对交好岳飞以及为岳飞说好话的人大肆迫害，时人一时皆莫敢谈论岳飞，岳飞成为罪人的身份被坐实，当时记载其事迹的文献也大多湮没不彰。岳飞死后二十年，金兵又来进攻，高宗下令亲征，开始追赦岳飞，但在诏书中却将他与人人痛恨的奸臣蔡京、童贯并列﹝61﹞。绍兴三十二年（1162），高宗退位。隆兴元年（1163），孝宗即位，情况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孝宗皇帝一心要恢复祖宗基业，收复被金人掳掠的北方领土，欲借推扬岳飞、韩世忠等人的声望来鼓励诸将，金国，才决定为岳飞正名。乾道六年（1170），孝宗应鄂州地方人民的请求，立岳飞庙纪念，诏给忠烈庙额。淳熙五年（1178），追谥岳飞为“武穆”。按照后人的理解，时人大多应该是推崇主战派的言论的，对于岳飞被冤杀也应持同情态度﹝62﹞，似乎这也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事实却并非如此，在当时人的一些笔记中另有看法，对于秦桧是否冤杀岳飞，以及和战的是非对错等问题都持有一些相反的意见。洪迈《夷坚志》是最早收录岳飞传说的文言小说集，洪迈撰作《甲志》的时间恰好在高宗时期，代表了当时人对岳飞的看法。《甲志》中有两则写岳飞故事的，一是《辛忠中丞》，一是《猪精》﹝63﹞。其中《辛忠中丞》言岳飞梦中得知将有牢狱之灾,“辛中丞被旨推勘”，遂几次三番求见赴任湖南提刑的辛企李，以望日后下狱时辛能救护之。辛拒绝了几次，不得已方得见之；及后于大理狱时才知是“命新除御史中丞何伯寿铸治其事”，是“新中丞”而非“辛中丞”。细谙这则故事，作品几乎是在揶揄岳飞，并不无挖苦之态，意在讥讽岳飞拉拢关系，却又没派上用场。另一则《猪精》，言善相人说岳飞乃猪精托世，他日“建功立业，位至三公，然猪之为物，未有善终，必为人屠宰”，“君如得志，宜早退步也”。这个传说更加说明一个问题，当时人对岳飞的印象并不都是很好，不然也不会将一代大将污蔑为“猪精”。这与后来明清两代小说里说岳飞是大鹏转世完全不同。宋末周密《齐东野语》记载了对久患兵灾及对擅开边界战争者的厌恶：洪焘仲鲁……途中,因扣绿衣所见大蟒为何物？厉声答云:“此开边喜杀之人也。”……又问:“何罪最重？”曰:“开边好杀罪重,豪夺次之。或谓其说尚多。”因问:“金紫者何人?”拱手对曰:“商公飞卿，字翚仲,乾淳间从官。”﹝64﹞商飞卿，字翚仲，淳熙二年（1175）进士。乾淳间，即孝宗时期。商飞卿不满韩侂胄兴兵开边被罢。此则故事显露当时人对武将“好杀”的憎恶心理不言自明，对岳飞的态度也好不到哪去。夏承焘曾即此发表看法：“谈宋代和战事，今所传之文献，十九皆主战派言论。然观《齐东野语》内地域巨蟒为主战者之业报一事，亦可见民间反战心理之一斑矣！”﹝65﹞再如王明清《玉照新志》卷四中明确指出，高宗念天下百姓久厌兵战，遂起用秦桧，遂得安定天下二十余年：（桧）投闲屡岁,吕颐浩、赵鼎、张浚前后为相,皆主战者也……思陵兴念疆场生灵,久罹锋镝,亦厌佳兵。桧起帅浙东,入对之际,揣摩天意,适中机会,申讲和之谋,遂为己任焉。大契渊衷,继命再相,以成其事。凡敌中按籍所取北客,悉以遣行,尽取兵权,杀岳飞父子,其议乃定。逮太母回銮,卧鼓灭烽逾二十年,此桧之功不可掩者也。﹝66﹞言之凿凿，是说南宋能偏安一隅实与秦桧定鼎之功不无关系。卷五还记载，秦桧虽然杀岳飞，但对于岳飞后人并没有赶尽杀绝，还供给钱米。相反一些欲阿附秦桧的官员建议“叛逆之后不应存留”，却遭到秦桧拒绝，可见岳飞“逆臣”的身份在当时是十分明确的了﹝67﹞。细察王明清祖上实与秦桧相左，本不会偏袒秦桧，可见秦桧并非如《宋史·岳飞传》里讲的那么坏，一无可取。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解释道：“盖当时相去甚近，毁誉纠纷，尚未论定……非好诋正人。”﹝68﹞不论王明清还是洪迈，当时文人有这种识见并不足怪。宋朝素来严守“祖宗家法”，以文人立国。作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宋朝文人士大夫，对于武人拥兵自重本就持一种天然的警惕心。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官僚士大夫们对此交口称赞。王船山在《宋论》卷十“高宗”卷论及宋代立国之本“祖宗家法”，即是指此：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无猜忌之家法，高宗犹足似唐德之任李晟。故坏千万世中夏之大闲者，赵普也……祖宗之家法定，奸邪虽逞，而天子不为之移。﹝69﹞王船山将宋亡的根本原因推究到宋代立国的“祖宗家法”，始作俑者即是赵普。因为如何保证长治久安，使宋代不致成为五代之后短命的第六代，始终是萦绕在宋初统治者心间的重大问题，邓小南即说“两宋对于‘祖宗之法’的重视与强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70﹞，在此背景下，王船山《宋论》引胡安国“兵权不可假人”之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其实是宋代君臣一致的看法，故而狄青、岳飞、韩世忠这些大将才会相继被猜疑而最终兵权被收、身死囹圄：然此非胡氏专家之说也。宋之君臣上下奉此以为藏身之固也，久矣……夫岂知疑在岳、韩，而信在滔天之秦桧，其子弟欲为之盖愆，徒触怒以窜死，而终莫能挽哉。﹝71﹞刘子健论及岳飞被杀时亦说，这是“君主，官僚辅佐，共享权利的制度下，必然的结果”﹝72﹞。君臣上下都有这样一个遵守“祖宗家法”的默契，这即是王明清为何对岳飞颇有微词、对秦桧有几分回护的真正原因。因此，秦桧之所以杀岳飞，跟宋仁宗时期欧阳修、文彦博请罢大将狄青一样，都是尊崇“祖宗家法”，防止武人拥兵自重，采取了防微杜渐的措施。随着朝堂政治风头的转向，文人笔下对岳飞的赞扬慢慢出现。中兴四名臣之一的胡铨就有《吊岳飞》诗：“匹马吴江谁着鞭，惟公攘臂独争先。张皇貔貅三千士，搘拄乾坤十六年。”以及陆游《书愤》诗：“山河自古有乖分，京洛腥膻实未闻。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陆游《感事》诗：“堂堂韩岳两骁将，驾驭可使复中原。庙谋尚出王导下，顾用金陵为北门。”到了南宋后期，文人写诗追叙岳飞、赞扬岳飞抗金事迹的情况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一个高潮。总的来说，岳飞在南宋的地位因毁誉参半，地位由不显渐渐得到肯定，但总体还停留在历史人物的层面上。元代是中国第一次被异族统治，元代统一中国后，对岳飞的评价不但丝毫未减，反而第一次在正史中获得崇高的地位。儒学正是在元代第一次被定为“国学”，加上编撰《宋史》的大多是尊崇朱子儒家思想的宋代遗老，他们根据岳珂的《金佗粹编》、《续编》撰成正史。由于岳珂对亲人有意回护与夸张，到了《岳飞传》中，岳飞的地位自然被无限拔高。岳飞形象在宋末、元代的戏曲话本里有了虚构的迹象。明始，已经慢慢被拔高乃至神化。明洪武九年（1376），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将岳飞列为历代三十七名臣之一，“从祀历代王庙，配宋太祖享”。正统十四年（1449），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变中被俘，不少人开始以岳飞为题，写了许多《满江红》词。景泰五年（1454），武功伯徐有贞创岳飞庙于汤阴故土，景泰帝御题为“精忠之庙”，明代对岳飞的“造神运动”由此拉开序幕。明代中后期，政府肆力推扬岳飞，最终在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1615）将岳飞置于神的地位，加封其为“三界靖魔大帝”，完成与关帝同一规格的社会影响力﹝73﹞。这种情形对当时的戏曲、小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到了清代，岳飞的形象开始渐渐从明代的顶点回落。满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一方面希望继续借岳飞来宣扬忠顺，感化汉人；一方面又因自身本来属于金国（后金），不愿意看到岳飞这个抗金名将被顶礼膜拜。雍正四年（1726），雍正下令将岳飞移出供奉了几百年的武庙，不再祀享，同时追封汉将关羽三代，在全国普建关帝庙，想借关羽之名将汉人对岳飞的尊崇全部转移出去。这样一来，岳飞地位自然大跌，各地武庙多为关羽独占。此后清朝的官方评价体系里，岳飞则被仅仅定型在一个“精忠”的框架里，成了“精忠岳飞”。 “精忠岳飞”的官方概念，又体现在当时影响广泛的小说《说岳全传》中。正是钱彩、金丰的《说岳全传》，实现了史传原型向章回小说的彻底转变，使岳飞故事更为深入广泛地传播到社会各个角落。时期，国民政府于1928年将岳飞与伏羲、神农、黄帝、孔子、孟子、关羽等十二位历代名人列为“先哲类神祀飨祭”，并列入法典。20世纪以来，国家受到外来入侵，岳飞更是被抬出来歌颂，成为当时人们的精神图腾。由此可见，岳飞形象随着时代的变迁“经典化”的过程，背后始终有一个文化权力博弈的背景存在。清 《历代帝王圣贤名臣大儒遗像》穆（二）《满江红》词由不显到经典的地位变迁。《满江红》在南宋、元、明一直至清代都不怎么被人关注，它成为人们一致认可的经典之作并广泛流传，同样有一个在时代审美意识影响下渐渐成型的过程。前文已考《满江红》词作的传播接受史，它是从明代中期才开始发轫（袁纯《精忠录》）﹝74﹞。除了一些诗词选本，明代文献收有此词的还有田汝成《西湖游兰志》，以及后人增补《桯史》附录。这与自明始，岳飞形象从正史人物变成虚构英雄走向神坛有密切关系。令人注意的是，元明戏曲里出现的《满江红》词与今传版本字句出入较大（如《精忠旗》、《香囊记》）﹝75﹞，可知当时流传版本不同，流传度也很有限。至清代康熙间刊行的《西湖佳话》，其中收有《岳坟忠迹》一篇，引《满江红》词句为“壮志饥餐仇寇肉，笑谈渴饮刀头血”，亦是异文，可见在清代，受文字狱影响，还不敢使用“胡虏肉”、“匈奴血”这样的字眼。同时也说明，此词通行版本直到清康熙年间也未能完整流行，影响反而不如明代。到了时期，随着岳飞形象被鼓吹，此词入选朱祖谋《宋词三百首》，成为名副其实的“宋词”经典，流传至今。张政烺即道：“朱祖谋用一首岳飞《满江红》来教育青年爱国，补自己不足，总算鼓了最大的勇气，但是，从词学发展史看，中间却怎么放得下岳飞《满江红》？”﹝76﹞张政烺对词作的精神意义表示认同，但对词作的真伪及质量提出质疑。为了精确考察此词的流行度，可借助“E考据”的方法，用数据说话。王兆鹏长期致力于用“文学定量分析”法研究唐宋文学，著《宋词排行榜》综合考察出千百年来流传至今的宋词经典一百首，设定科学考察五项标准，较大限度排除个人主观印象。在此设定之下，北宋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词当仁不让地登上冠军的榜首，而被认为系岳飞所作的《满江红·怒发冲冠》赫然排名第二。这与一般读者的感知大致相吻合。但王兆鹏同时指出，与苏词在“五项指标”中有三项指标，如历代词选入选数、唱和次数、20世纪研究皆排名第一不同的是，《满江红》“则主要因为在20世纪备受关注而地位飙升”﹝77﹞。换句话说，《满江红》词主要是在20世纪以来才备受推崇，而在宋、元时代并不见流传，明清之后才有所记载：收录此词的明代选本有二、清代选本有三，仅此而已。因此，正是在20世纪以后的中国近现代文学语境中，它才真正深入人心。20世纪以来近代中国多灾多难，饱受列强的欺凌，类似于岳飞这样的民族英雄被唤出，背后正迎合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张政烺在论及此词由不显到彰著时又道：“时至近代，始多热情称道者，推测其原因不外几点：一是清末兴起的革命，有些参与者只是排满，借岳飞《满江红》词作宣传，抒发民族主义思想感情。二是战争之后，外国侵略者日多，因此怀念古代的民族英雄，珍惜其作品，岳飞《满江红》词气壮义明为历史所罕有，正符合大家的要求，足以鼓励人心。这是一个时代的需要，政治性很强，一唱百和，无可非议，所以作品之真伪，艺术质量之高低，都不是重要的问题了”﹝78﹞。由此可见，由于时代的变迁，文学作品的阅读、传播乃至经典化，始终寄托着人们强烈的主观愿望与特定的情感希冀，对于真实历史的“改编”与“重构”倒是常态了。

结 语

由于传统的忠君、节义观在上层儒家经典和下层通俗文学小说、戏曲里的传布，岳飞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传播越来越广，最终成为一个忠君报国形象的集大成者，一个政治偶像，一个文本符号；又由于明代特定背景下出现的《满江红》词，艺术品质最能表达出岳飞“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一往无前的悲剧英雄气概，所以成为精忠岳飞的附着体、一部分，一个艺术典型。就文本意蕴来说，词作集中反映了明代中后期人们积极备战、保家卫国的共同意愿与时代呼声，加之文本不断被修葺、提炼，其在流传中终成文学经典。综上，通过文学的、历史的考察，可以见出岳飞形象被重构、《满江红》作品价值被不断拔高这一过程的背后始终暗合着文化权力的变动。在这个过程中，民间“小传统”与精英“大传统”不期然合流。出于对词作不同的审美标准，裹挟着政治意识形态介入的因素，在随后的文学经典化价值评判中，文史书写者与一般读者共同创造并见证了这一经典的变迁与成型。更就这一文学经典化历程而言，诚然，建构经典的因素是复杂的、多元的，可以是历史文化的特定时代语境下的形成，但同时至少包括了文本、读者接受等各种合力因素的糅合，如何辩证地、历史地看待文学艺术本身价值和文化权力之间的协作关系，才是面对经典所应持有的达观，也是对经典最大的尊重。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满江红》的作者是否是岳飞，都不影响岳飞的第二个分身抑或面孔，作为我们民族伟大的生存智慧“英雄”的存在。这一“英雄”，彰显着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不屈精神，引导着中华民族永远屹立在世界东方。

注 释

﹝1﹞﹝58﹞童庆炳，陶东风主编《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页。

﹝2﹞岳飞题材的戏曲在晚明至清代出现了很多翻案剧，如明末祁麟佳《救精忠》，清张彝宣《如是观》（又名《翻精忠》、《倒精忠》），周乐清《碎金碑》（又名《岳元戎凯宴黄龙府》）等等。

﹝3﹞胡适《〈三侠五义〉序》，见《胡适文存》三集卷六，黄山书社1966年版，第342页。

﹝4﹞ 徐有期、张继宗《历代神仙通鉴》卷十九，台北中华世界资料供应出版社1976年版，第17页。

﹝5﹞王世贞《列仙全传》卷六，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7年版，第218页。

﹝6﹞古吴墨浪子《西湖佳话》，华夏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

﹝7﹞钱彩编次，金丰增订《说岳全传》，齐鲁书社1995年版。

﹝8﹞﹝37﹞﹝38﹞﹝40﹞﹝76﹞﹝78﹞张政烺《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32—740页。

﹝9﹞ 岳珂编，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粹编 续编校注》卷五《鄂王行实编年》卷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17页。

﹝10﹞脱脱《宋史》卷三百六十五，中华书局1977年版。

﹝11﹞早有《光绪南阳县志·艺文》云：“考《宋史》本传，绍兴十年，飞授少保，此帖称戊午，实绍兴八年飞未授此阶，不应有此印章，殆浅人赝为之欤？”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页。又邓拓《燕山夜话》：“历来相传的岳飞字迹，如‘还我河山’、张政烺前后出师表’等，现在也已经证明并非岳飞真迹。”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481—484页。

﹝12﹞﹝36﹞邓广铭《〈鄂王行实编年〉中所记朱仙镇之捷及有关岳飞奉诏班师诸事考辨》，1980年《文史》8辑；邓广铭《岳飞传》之《后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3﹞李裕民《岳家军三大问题考辨》，《浙江学刊》2016年第1期。

﹝1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合集》第73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

﹝15﹞﹝16﹞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47页。

﹝17﹞饶宗颐《贺兰山与满江红》文，原名《论穆满江红词》，属稿于1959年，1964年春改定，发表于《斑苔学报》第2期，马来西亚大学华文学会主编，1964—1965年版。

﹝18﹞夏承焘在《浙江日报》1962年9月16日发表《岳飞满江红词考辨》一文，指出“贺兰山阙”的问题不应出现在宋代，而应在明代，但对于作者系王越之说有失偏颇。邓广铭在《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一文中，根据线索把王越排除，见《文史哲》1982年第1期，第29—36页。

﹝19﹞ 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卷十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5—219页。

﹝20﹞康保成曾著文考证能证明《东窗记》时间点的《精忠记》的诞生时间，最终也未果。见康保成《从〈东窗事犯〉到〈东窗记〉、〈精忠记〉》，《艺术百家》1990年第1期。

﹝21﹞王曾瑜《岳飞满江红词真伪之争辨及其系年》，《文史知识》2007年第1期，第33—37页。

﹝22﹞﹝26﹞﹝57﹞王霞《岳飞作〈满江红〉词“新证”辨析》，《古典文献研究》第2009年期，第190—191页。另，早有梁志成在《〈满江红〉词非岳飞作又证》一文中就指出沈雄《古今词话》径添“故作《小重山》……又作《满江红》”的问题（《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

﹝23﹞﹝56﹞《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717则，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24﹞ 详细梳理见冯铁金《也谈〈满江红〉（怒发冲冠）词的作者问题》，《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第24—26页。

﹝25﹞郭光《岳飞的〈满江红〉是赝品吗？》，郭光《岳飞集辑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89页。王曾瑜采信其说并进一步护辨。

﹝27﹞钟振振《〈古今词话〉批评》，《文学遗产》1996年第6期，第88—89页。

﹝28﹞﹝44﹞林玫仪《词学考诠》，台北联经1993年第2版，第312、279页。

﹝29﹞曾枣庄等主编《全宋文》第355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

﹝30﹞郑思肖《心史》，《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1﹞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292页。

﹝32﹞﹝72﹞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1987年，第188—189、200页。

﹝33﹞﹝6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296、2302、3352页。另，同样的记载还见诸《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条，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90页。

﹝34﹞王曾瑜对此条材料的释读见《岳飞新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2页。

﹝35﹞王曾瑜《岳飞〈满江红〉词真伪之争辨及其系年》，《文史知识》2007年第1期，第33—37页。

﹝39﹞ 引魏焕书，见薄音胡、王雄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5页。

﹝41﹞据《周礼》中《考工记·车人》：“行泽者欲短毂，行山者欲长毂；短毂则利，长毂则安。”亦即在沼泽之地行军打仗用“短毂”，比较便利；在山地行军打仗则用“长毂”，比较安全。

﹝42﹞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岳麓书社2011年版。另，相关考古发现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123页。

﹝43﹞沈克尼《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也谈〈满江红〉不是岳飞所写》，《宁夏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45﹞王曾瑜《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页。

﹝46﹞﹝49﹞张廷玉等《明史》卷92、卷100，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66页、第5605页。

﹝47﹞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三二“兵考”也说：“自骑兵兴，而车战渐废。”“夫自正统以来，言车战者多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8﹞《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所收黄瑜《双槐岁钞》，其中“车战器械”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页。

﹝50﹞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七，隆庆二年十二月青山口大捷，《续修四库全书》本。

﹝51﹞引自范中义著《戚继光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9页。

﹝52﹞重日《略述明代的火器和战车》，《历史教学》1959年第8期，第31页。

﹝53﹞陈刚俊《明代的战车与车营》，《文史知识》2007年第7期。

﹝54﹞明人面对北方民族骑兵的侵扰发明的“车战”应对之法一直用到明末。明末抗辽督师熊廷弼在分析后金骑兵作战特点时曾说：“奴贼战法，死兵在前，锐兵在后，死兵被重甲、骑双马冲前……惟火器战车一法可以御之。”（《明神宗实录》卷五八〇）只不过由于后来后金掌握了明朝这一“长技”，反过来成为制胜明朝的军事武器，致使明朝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最终覆亡。

﹝55﹞惠康祐《〈满江红〉作者应为于谦》，《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54—56页。

﹝59﹞伊格尔顿著，王杰等译《美学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

﹝60﹞斯沃茨著，陶东风译《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62﹞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728—738页。

﹝63﹞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1—133页。

﹝64﹞周密《齐东野语》卷七《洪端明入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6—129页。

﹝65﹞《夏承焘集》第6册，1938年10月20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5页。

﹝66﹞﹝67﹞王明清著，朱菊如等校点《投辖录 玉照新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4、95页。

﹝68﹞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9﹞﹝71﹞王夫之《宋论》卷十、卷八，中华书局1964年版。

﹝70﹞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85页。

﹝73﹞李汉魂《穆年谱》，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337页。

﹝74﹞明嘉靖十五年，焦煜编《岳王集》，由徐阶删定，似始见此词于此集。

﹝75﹞康保成《岳飞〈满江红〉词在元明戏曲中的衍变》，《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

﹝77﹞王兆鹏、郁玉英《宋词经典名篇的定量考察》，《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第79—86、82页。

本文原载蒋寅、巩本栋主编《中国诗学》第二十九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引用请参考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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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志远，1982年生，河南尉氏人，文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先后获得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硕士、博士学位，河南大学文艺学博士后，台湾大学访问学者。目前任职于扬州大学文学院。主要代表论文有《“楝亭图咏”与清初江南诗风嬗变》《岳飞〈满江红〉词再辨伪——意识形态支配下的艺术经典的重构与变迁》《红楼梦的清单诗学》《红楼梦的金玉之争——红学研究新典范之中心线索的文本考察》《〈板桥杂记〉的作者余怀与曹寅交游考》《〈天机余锦〉新考》《〈花镜隽声〉考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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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诗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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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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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辑录】

冯溥佚序辑考 张秉国

耐充室词话·论清人词 陈应群著 仇俊超整理

秦选之《评注词比》评姜史词汇辑 袁晓聪

说岳全传（上下，中国古典小说藏本精装彩图本）

（清）钱彩编次；（清）金丰增订；竺青校点

《说岳全传》（精装彩图本）是“中国古典小说藏本（精装插图本）”中的一种。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成立之初即致力于中国古典小说的整理与出版，半个多世纪以来陆续出版了几乎所有重要的中国古典小说作品。这些作品的整理者，均为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如聂绀弩、张友鸾、张友鹤、张慧剑、黄肃秋、顾学颉、陈迩冬、戴鸿森、启功、冯其庸、袁世硕、朱其铠、李伯齐等，他们精心的校勘、标点、注释使这些读本成为影响几代读者的经典。“中国古典小说藏本（精装插图本）”丛书将这些优秀的经典之作集结在一起，再次进行全面细致的修订和编校，以期更加完善；所选插图为名家绘画或精美绣像，如孙温绘《红楼梦》、孙继芳绘《镜花缘》、金协中绘《三国演义》、程十髮绘《儒林外史》等，以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

《说岳全传》，全称《增订精忠演义说岳全传》，共八十回，由清代钱彩编次，金丰增订。全书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的生平事迹为故事框架，汲取了民间传说、说唱伎艺、戏剧演叙中的岳飞故事素材。小说浓墨重彩地渲染了岳飞父子精忠报国、英勇杀敌的文韬武略，鞭笞了昏君佞臣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氏父子的历史悲剧。构思缜密，情节曲折，语言生动，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说岳”系列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集大成之作。稿件初审：周 贝稿件复审：王 薇稿件终审：王秋玲

单纯的“以步克骑”从来都是谎言

虽然在战争史上，“以步制骑”是个常被津津乐道的话题，但完全的“以步克骑”在中外古代历史上却几乎没有出现过。因为在冷兵器条件下，纵然武装到了牙齿的步兵，面对拥有绝对机动力优势的骑兵，也只能是困守原地，被动的防守，而骑兵却拥有绝对的战略战术主动。

虽然在历史上有过很多似乎可以“以步制骑”的战斗方式，例如刘寄奴的却月阵，大唐的陌刀队，宋朝的重装步兵配合“强弓劲弩”，汉朝的武刚车阵等等。

看上去骑兵也不是那么难对付，其实不然。

​以上这些基本都是属于不可复制的产品，而且最关键的还是在于以上“以步制骑”能够成功或者不能够成功的关键还在于骑兵是否选择主动冲击军阵，以及是否有己方骑兵。

例如却月阵，这个世界精锐的北府军和出色的将军刘寄奴都是只此一家的。再说也是背水结阵等等原因造就了却月阵的神话。

再说陌刀队，先不说陌刀的价格以及这种兵种的选拔训练难度，单单说机动能力，没有谁能够穿着两层重甲再扛上一把两三米的大刀去追击敌人。大唐的陌刀能够横行西域的前提是有着足够的马匹，包括重甲，陌刀，平常都是有马匹驮着而不是士兵带着的。这也是宋朝无法复制陌刀的最大原因，宋朝不缺重甲，也不缺陌刀，缺的是能够大规模投送陌刀队的能力。

再说大汉朝的武刚车阵，对于武刚车可能不熟悉的朋友不知道，但是熟悉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最著名的即使卫青在漠北决战中使用武刚车击败了匈奴主力。但是同样我们要明白武刚车是和骑兵同时配合使用的。用车阵消耗敌军的锐气和战力，最终还是为了己方骑兵的决战和追杀做准备。没有骑兵，难道用武刚车去追击对方的骑兵？

​例如宋朝特别是南宋，后人常想到“积贫积弱”，但很负责任说南宋的步兵也真不弱。毕竟常年要防备北方金国，金国亡国后又要防蒙古，战斗力和装备早就磨练出来。

到了金国灭亡后，宋理宗也启动了“端平入洛”计划，打算趁着蒙古北退的机会收复开封洛阳。蒙古反扑怎么办？当时南宋执行这个军事计划的淮西兵，正是以骁勇善战出名。

可到了真打起来，才发现理想和现实差距太远。在当时南宋君臣的脑海里，淮西步兵防御力极强，硬杠北方骑兵没问题。可实际上，中原一片残破，部队出发后就多次断粮，待到拖得人困马乏后，蒙古骑兵才疯狂冲杀过来。

必须说的是，即使在近乎绝路的情况下，面对蒙古铁骑，南宋步兵依然打得有声有色。比如洛东之战，在被蒙古骑兵切割成三段的情况下，决死一拼的南宋步兵，硬是从早晨死磕到中午，但无奈步兵跑不过骑兵，部队陷入到人家合围里，断水断粮情况下死拼，到底坚持不下去。最后只能在重创敌人后全军覆没，只有三百多人突围出来。

如果这个时候宋朝能够如汉唐一般数万人的大规模骑兵从侧翼加入战场，毫无疑问这会是一场空前的胜利。但是没有，所以即使是打出最高士气状态的步兵，在这种纯粹“以步制骑”的古代野战里，也绝望无比。

可以毫不客气的说，单纯论步兵来说，宋朝倚靠其富裕和长期与骑兵对战的磨练已经基本达到了冷兵器时代的巅峰。但是在没有骑兵配合的情况下依旧打的十分艰难。

我们可以看看宋军几个成功的例子。

​北宋太宗年间的满城之战。北宋监军李继隆以坚固的步兵方阵，给辽军扎了口袋。然后故意找辽军诈降，骗的喜气洋洋来“受降”的辽军，全伙扎进宋军的口袋里。这下局面反转：坚固的步兵方阵形成阵线，口袋牢牢扎紧，你骑兵就算再能跑，也是跑不及时，只能白白被宋军追着屁股打。结果一场恶战，辽军全线崩溃，伤亡精锐数万，上千匹战马被宋军缴获。可以说是北宋历史上最高光的时刻。

但能够做到这高难度表现的统帅，都堪称战争史上的大智慧人物。比如给辽国这次挖坑的李继隆，就公认北宋开国“四大名将”之一。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步兵对抗骑兵最基本的就是要克制对方级机动性，成功了哪怕再不济也不会打败战。

所以中国历代王朝，在军事发展方略上，都必须重视骑兵的作用，哪怕战马数量有限，也要尽力打造强大的骑兵力量。而无论汉唐，或者是大明，一个真正堪称伟大的帝国至少都要保证上百万匹的马匹供应，能够支撑数万乃至十数万骑兵。大明也正因为如此，在马政已经败坏到引起农民起义的程度依然坚持马政就是因为冷兵器时代，军队的强大离不开马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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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战争中骑兵那么厉害，古人用什么“招数”克制它

骑兵，凭借高机动性，完成突击、侧击、包围、穿插和撤退等战术，依靠各种武器，造成敌人伤亡，是古代军事史上重要的快速反应部队。

纵观中国古代战争史，骑兵那么厉害，古人用什么招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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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车制骑

西汉时期，出现了专门克制骑兵的武刚车，“以车制骑”曾经昙花一现，引人注目。古籍吴孙《兵法》有云：“有巾有盖，谓之武刚车。”其车长二丈，阔一丈四，汉朝一丈相当于现在的2.13米，也就是说，武刚车高4.26米，高2.98米。

武刚车在使用时，环结自守，外捆长矛，内置大盾，车身蒙上牛皮或犀甲，有的车上还留有射击孔。平时，武刚车能够运送士兵、粮食和辎重，具有很高的实用性。武刚车在三国和东晋依然活跃在战场，蜀相诸葛亮、晋将马隆曾用武刚车多次克敌制胜。

西汉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将李陵率五千步卒在浚稽山，与三万匈奴骑兵遭遇。汉军环结武刚车和辎重车，形成营垒，前排握戟护卫，后排持弩射击。匈奴骑兵恃勇围攻，汉军千弩齐发，匈奴“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汉军斩首匈奴三千多级。

受到技术的限制，武刚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车，本身属于消极防御装备，“车之用在守而不在攻”，从而限制了它的推广普及。“自骑兵起，车制渐废”，骑兵的兴起改变了战争的方式，各个朝代纷纷将目光转向骑兵的建设，武刚车风光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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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制骑

建安十六年（211年）闺八月，曹操西征关陕，为将来平定东吴解除后患。关陕统帅马超与曹军在潼关对峙，双方战事焦灼，难分胜负。曹操见状，不忧反喜，他派徐晃、朱灵带四千人马暗渡浦阪，进入关中，对潼关前线的马超形成前后夹击之势。马超闻讯，迅速回援，意图全歼曹军。

九月，曹操故布疑兵，声东击西，渡过渭河，在渭南建立了桥头堡。由于当地缺乏建筑材料，加上马超的骑兵不时骚扰，曹军无法建营立寨。不久，天气突变，气温骤降。谋士娄圭提出利用严寒，掘沙泼水，筑垒固守。曹操采纳了娄圭的建议，组织曹军连夜筑城，不久后，曹军据垒固守，挫败了马超骑兵的进攻，取得了战争的主导权。

骑兵的优势在于速度快、冲击力强，运用地形的优势，遏制骑兵的速度，使其动能降低，为步兵歼灭骑兵创造条件。曹操巧妙利用天时，创造地利，转危为安。“以地制骑”不失为扭转战局的奇谋良策，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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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步制骑

战争中，野战在所难免。骑兵对战步兵，拥有碾压性优势，不过，只要战术得当，以步制骑并非没有可能。南宋绍兴十年五月中旬，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撕毁和约，亲率十余人马进攻南宋。金军和“八字军”在顺昌不期而遇。

“八字军”主帅刘锜两次夜袭金军，取得初步战果。完颜宗弼不甘失败，指挥金军主力合围顺昌。六月九日，金军主力陆续抵达顺昌。金军作战高度依赖马匹，针对这一情况，刘锜事先派人在顺昌城的颍河上游以及河边草地投毒。

十一日，宋军准备就绪，出动一万步兵，分成两队，轮番上阵。宋军阵型前有鹿砦盾墙，中有手持麻扎刀、重斧、钩枪等武器的士兵，后有弓弩叠阵，可以在不同距离上射杀金军骑兵。在实战中，宋军下砍马脚，上刺骑手，重创金军引以为傲的铁浮屠和拐子马。战斗间隙，金军人马在颍河饮水，纷纷中毒。宋军抓住机会，迅速反击，大获全胜。当天夜里，天降大雨，金营一片汪洋，完颜宗弼被迫撤退。

事实证明，“战术制骑”是可行的。宋军采用车轮战，出城与金军硬刚，以逸待劳，底气十足，阵型合理，战术得当，同时，用投毒消耗金军人马，加上当时正值南方梅雨季节，湿热难耐，金军客境作战，水土不服，弓弦潮解，战力也随之下降。岳飞、韩世忠等名将效仿刘锜的战法，宋军应对骑兵的能力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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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弓制骑

对战骑兵，不得不提东晋名将刘裕。他的却月阵是“以弓制骑”的经典案例。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刘裕以王镇恶为先锋，攻掠后秦，自己率水师辎重，入淮泗，转清河，意欲北渡黄河，兵锋直指后秦都城长安。

北魏担心刘裕假途伐虢，派兵骚扰。刘裕在黄河北岸选择有利地形，派大将丁旿建立桥头堡，以百乘战车为屏障，环扣成营，两头枕河，车辕上布置盾牌，保护士兵和战车。丁旿竖立白毦旗，与水师呼应。

战阵布置妥当，刘裕增派朱超石率两千人，携巨弩增援丁旿。每辆车配置的士兵增至二十人。三万北魏骑兵见晋军人少，三面围攻。朱超石“先以软弓小箭射虏”，晋军“百弩俱发，又选善射者丛箭射之”，北魏骑兵逼近后，朱超石再命巨弩发射三四尺长断戟。断戟势大力沉，能洞穿三四名骑兵，有效遏制了对手的进攻，魏军“众不能当，一时奔溃”，主将阿薄干也被斩首。

刘裕利用了河岸突出部，作为却月阵的主阵地，此举避免了骑兵的穿插包围。武器配备上，晋军发挥弓弩的优势，远距离射杀魏军，以此保障自身的安全。危急时刻，朱超石随机应变，用断戟代替箭矢，给魏军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创造了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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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枪制骑

第二次战争爆发中，骑兵遭遇了强劲对手。清军在通州以西的八里桥，筑垒挖壕，计划在此抵御八千英法联军。清军共有三万，其中一万蒙古精骑。9月21日凌晨5点半，双方集结待命，战争进入倒计时。

联军有燧发枪和线膛炮，还有最新研制的康格里夫火箭助阵，装备精良，严阵以待。清军骑兵率先进攻，联军枪炮大作，清军人马纷纷倒地，康格里夫火箭在马队中爆炸，造成马匹受惊，转身逃窜，冲散了清军的阵型。

激战一小时，清军始终未能穿透联军密集的火力网，自身遭遇重大伤亡。战斗结束，清军阵亡人数超过1200人，联军战死5人，47人受伤。八里桥之战的失利，标志着骑兵时代的落幕，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以枪制骑”坐拥技术硬核，专治骑兵各种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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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骑兵在战场并非无所不能的。在战略上，秦国统一六国，修筑了万里长城，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防范游牧民族的进攻和骚扰。在战争中，综合利用战术、武器、环境等因素，就能达到克骑制胜的目的。

文：计白当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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