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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1 16:15:25 来源:网友整理 编辑:旧事重提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精武门”

“精武门”,华语影视剧的一个超级IP。自1983年港剧《大侠霍元甲》在内地开播以来,精武主题影视作品层出不穷,颇多佳作,霍元甲、陈真的名字深入人心,精武英雄的爱国情怀感人至深。

精武门的原型,是成立于1910年的中国精武体操会(1916年更名为上海精武体育会,现称上海精武体育总会),今年,是精武会诞生111周年。这111年,是并不亚于影视传奇的英雄史诗。

精武会并无“陈真”,但有太多真实的精武英雄

“696”——这是陈延年的精武会员证号。

陈延年,中国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因电视剧《觉醒年代》收获了无数当代年轻粉丝。陈延年在1918年12月加入上海精武体育会,一年后,他与弟弟陈乔年受上海精武体育会会长霍守华资助,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7年6月26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正在上海虹口区恒丰里召开会议时,被叛徒出卖。敌人涌进来,陈延年等人奋力反抗,以桌椅板凳为武器,与敌人英勇搏斗,终因寡不敌众,除2名同志逃脱,陈延年、黄竞西等4人被捕。《申报》事后报道了当时的情形:“双方扭打,以致精疲力尽,皮破血流,衣服等亦均为之撕破。结果,被逃二人,捕获四人。”陈延年牺牲前,拒不下跪,被敌人乱刀砍死。

陈延年在精武会取得了摄影结业证书。

作为全国创建最早的民间体育社团,精武体育会不只有武术,不只有体育,它是一个先进的文化社团,凝聚了一批批时代精英,在不少历史关键时刻,都不乏精英会员的身影。

曾任上海精武体育会会长的朱庆澜将军,“九一八事变”之后,致力于团结民众抗日。1933年初,热河抗战爆发,华北危急,朱将军以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会长和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的双重身份,多次奔赴热河前线,并出资赞助拍摄抗战电影《风云儿女》。影片中的主题歌,集合了田汉与聂耳两位大家作词作曲,主题歌并没有确定歌名,只是写了“进行曲”三个字,朱庆澜提笔加了“义勇军”三个字。从此,《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长城内外,激励无数国人。这首不朽的歌曲,1949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历史并不枯燥,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组成的。在上海精武体育会历史上,“陈真”是一个虚构人物,但是,有太多真实的热血英雄。

符保卢,一个今人已逐渐淡忘的英雄,在上世纪30年代,却是不折不扣的“流量明星”。

他是一个中俄混血儿,生于东北,17岁时就成为“撑竿跳大王”。“九一八事变”后,他毅然离开哈尔滨来到上海,成为精武会员。1936年6月,符保卢代表中国参加了柏林奥运会。今人提起时代中国人的奥运参赛历史,总会说起刘长春,他是第一个正式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符保卢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是第一个进入奥运会复赛的中国运动员。

但是,当时的孱弱国力,注定了他们奥运之旅的悲怆色彩。当时中国代表团竟然连一根撑竿跳的竹竿都没带,每次比赛前,符保卢都要点头鞠躬,向一个日本运动员借一根训练用的旧竹竿,这根竿仅长4.15米左右,当冲击4米高度时,就显得有点短,加上助跑速度不够,符保卢未能跳过4米,最终以3.84米获得第17名。他在国内的最好成绩是4.15米,当年柏林奥运会男子撑竿跳高前5名成绩分别为4.315米、4.3米、4.2米、4.15米和4米。假如,符保卢有一根属于他自己的竹竿……这就是旧中国的痛!

符保卢不仅有体育天赋,他外形高大俊朗,曾在天一影片公司1935年拍摄的电影《海葬》中饰演“虎子”一角。这是一部表现渔民苦难生活的影片,至今人们还能够在影片中看到符保卢健硕的肌肉。著名导演田壮壮的父亲田方,1949年4月任北京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曾在《海葬》中饰演“大毛”。他后来在回忆符保卢时说:“他非常有魅力,这种魅力很真实、朴素,不是像一些演出那样靠化妆得来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战爆发,符保卢加入中国空军,多次击落日寇飞机。1943年7月8日,他在重庆巴县白市驿机场附近驾机训练时,于转弯时失速坠地,壮烈殉国。值得一提的是,与符保卢一起参加柏林奥运会的4位中国拳击手,靳贵第、靳桂、王润兰、李梦华,均是河北籍军人,抗战开始后,他们全部在战场上壮烈牺牲。

符保卢殉国消息传来,上海精武体育会闭门哀悼,泪飞如雨,当时,上海已经沦陷。今天,在南京航空烈士公墓内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上,人们能找到符保卢的名字,一个生命永远定格在29岁的中国青年。

“爱国”二字,贯穿精武会111年的灵魂

“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江山秀丽叠彩峰岭,问我国家哪像染病?冲开血路,挥手上吧,要致力国家中兴。岂让国土再遭践踏,这睡狮渐已醒。”《大侠霍元甲》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一度家喻户晓,一直传唱至今。

这首歌的生命力,关键就在于“爱国”二字,这也是贯穿上海精武体育总会111年的灵魂。

众所周知,上海精武体育会之由来,源起1909年冬西洋大力士奥皮音的挑衅,当时此人在上海北四川路52号阿波罗影戏院(今虹口区中行大楼6楼)表演举重健美,蔑称华人为“东亚病夫”,并口出狂言要与华人较量。同盟会骨干陈其美邀请津门武林宗师霍元甲赴上海滩应战。霍元甲在《时报》上昭告天下:“世讥我国为病夫国,我即病夫国中一病夫,愿与天下健者一试。”此言一出,洋人奥皮音等不战而遁,国人欢欣鼓舞。

陈其美等人立即决定趁此风云际会之时,创办中国精武体操会。1910年6月,爱国志士以霍元甲的名义在《时报》上刊登了建会消息。7月7日,在陈其美、农劲荪等倡导下,中国精武体操会正式成立,农劲荪任会长,霍元甲任武术总教练。这是近现代中国第一个民间体育团体。

“今天看来,同盟会策动霍元甲迎战已经在上海家喻户晓的奥皮音,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借势公关’。”《精武志》主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仲富兰说,“大量精武史料证明,没有反帝反封建的仁人志士,就没有精武会;没有爱国武术家的崇高形象和号召力,就不会有精武会的昌盛和发展。”

令人痛惜的是,正当霍元甲主持中国精武体操会以图大展伟业之时,他却英年早逝。其死因有多种说法,也是精武系列主题影视剧的经典桥段。霍元甲的突然逝世,使精武体操会失去了支柱,会务一度出现停顿。为了继承霍元甲的遗愿,一大批志士能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他们的支持下,精武会的血脉艰难延续了下来。

1919年夏天,一位神秘人物来到上海精武体育会,他二话不说,交给陈公哲一口大箱子便转身离去。箱中附有信函一封,书曰:“精武能为社会谋幸福而无权利思想,故以此三万银元为赠。愿执事扩而充之,以期造福全国。”陈公哲读罢,为之动容,用这笔费用建造了一座精武公园。公园落成后,陈公哲将其夫人卢雪英女士的三十两金银首饰熔铸于铜,铸成了一口黄钟悬于精武公园内,目的在于“唤醒黄魂,注重武术”。

当年列强环伺,风雨如晦,中华民族孱弱不堪,任人欺侮,仁人志士,莫不对以“强国强种”为己任的精武体育会寄予厚望。第二次视察上海精武体育会时,为其题词“尚武精神”,还应邀撰写了《精武本纪》的序言。先生的两名贴身卫士马湘、黄惠龙,被誉为“左龙右马”,两人俱是精武会员,证号分别是777、778。

111年来,众多名人,虽非精武会员,却也与其有过关联。

1915年,一个刚满20岁的农村小学美术教师闯上海,投靠无着,盘缠耗尽,绝望之下,跑到黄浦江新兴码头准备轻生,所幸精武会员黄警顽拉住了他,为他争取到帮精武会绘制《潭腿图说》的业务,渡过了人生难关。这个小学美术老师,就是后来的美术大师徐悲鸿。

徐悲鸿曾作画《立马图》,赠上海精武体育会派驻马来西亚槟城的精武特使李志羲。他赋予画作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内涵,正如精武会会歌《精武颂》所唱:

“国不强兮招毁灭,人不强兮难自立。振我精神锻我筋骨,充我智能坚我魄力。百炼此身如钢铁,任何威武不能屈。大家齐努力,发扬精武式,卫国魂,尽天职。”

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精武会会员们确实“大家齐努力”:参与辛亥革命、投身五四运动、助力抗日战争……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精武会员积极劳军,组织乒乓、健美、摔跤、体操、武术表演队慰问演出,倾情投入,不取报酬。陈毅市长欣然题词:“劳军模范”。

消除门户之见,融合众家之长,中华武术方能发扬光大

1920年初春,上海精武公园正式落成,门口赫然写道:“凡属人类苟能守文明通则者,咸准入园游玩”。与租界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侮辱性招牌截然相反,这是何等难能可贵的精神境界!

从诞生起,上海精武体育会就具有“海纳百川”的气质,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武艺与西方体育的概念和内容有机结合,学习,融合,然后超越。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通史》主编熊月之曾总结过当年上海人的“赶超”心理:通过租界展示出来的西方文明,租界与华界的巨大差距,极大地刺激着上海人,推动着上海人学习西方的步伐,“‘崇洋’但绝不媚外”。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是在近代却陷入低迷,一大原因是门户之见、派别之争。老舍先生曾写有短篇小说《断魂枪》,讲的是清朝末年,列强入侵,镖局被洋枪取代后,身怀绝技“五虎断魂枪”的镖师沙子龙无奈把镖局解散,“五虎断魂枪”的枪法也决不再传。小说结尾,深夜,孤独的老镖师在后院耍起了枪法,望着星空,说了4个字:“不传!不传!”老舍先生写作此文,是痛感国难当头,国人还是自私保守,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拒绝更进一步。

上海精武体育总会会长颜建平说:“精武会的魅力,在于一诞生,就消除门户之见,融合众家之长,为复兴、推广、发展中华武术不遗余力。同时,鉴于传统武术派别彼此轻视、好勇斗狠的陋习,精武会倡导的‘我之拳头不许加在同胞身上’之口号,影响所及,万众风从。”

据1924年重订的国术总目所称,“精武”传播的武路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等各派的代表拳术,仅黄河流域派就有独习拳术69种,对手类拳术19种,独习兵器56种,对手兵器36种,空手入白刃类6种。武术名家如“查拳名师”李汇亭、“鹰爪王”陈子正、“太极名师”吴鉴泉、“摔角大王”佟忠义、“少林门师”赵连和、“七星螳螂”罗光玉、“技击名家”王怀琪,以及有“亚洲毒蛇”之称的拳击高手郑吉常、武术泰斗蔡龙云等,均前后任教于上海精武体育会,真正做到了“摒除历来技击家门户之见,冶各派于一炉”。除教授武术外,精武会还设有音乐部、戏剧部、摄影部、兵操部等,各部均有主持者与指导者。

仲富兰说:“精武会每年秋季都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运动会,在每次运动会结束之后,必定会迎来一次会员激增的高潮。在内部治理结构上,精武会在一百多年前就引进了西方的理事会制度。历来的武馆都是师傅带徒弟,人身依附关系甚浓,矛盾纠葛理也理不清,精武会废除了传统的师傅与徒弟的旧式关系,而采取了新式学校的师生关系。”

“精武”之名,取自“乃武乃文,惟精惟一”。“惟精惟一”四个字,意为一心一意,传说源自尧舜禹禅让的故事,蕴含着中华文明的智慧密码。既海纳百川,又专注极致。

上海精武体育会还是第一个有组织向海外传授中华传统武术的体育团体。1920年8月17日,上海精武体育会特派陈公哲、罗啸墩、陈士超、叶书田、黎惠生5人出访南洋,史称“五特使”。他们带着《精武本纪》《精武章程》等书,以及精武自拍的影片,先后到访东南亚多国,历时73天,大力推广国术及现代体育,还深入学校工厂演讲、传授国术、播放精武电影,所到之处反响热烈。之后,南洋各地的精武会纷纷建立。霍元甲的儿子霍东阁,终身在南洋传授武术。

如今,全球五大洲已有77个精武会组织,中华武术无不奉上海精武体育总会为母会。世界精武联谊会的秘书处设在上海精武体育总会,每两年举办一届的世界精武武术交流大会已经举办了十六届(第十六届因疫情改为线上举办),成为民间交流的重要平台。

上海虹口区政府高度重视精武文化遗产,积极支持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建立精武大厦、筹建精武博物馆、打造精武文化工程《精武志》、“精武学堂”国际文化之路及“精武文化资源研究与保护利用”等项目,并将虹口体育馆改名为“精武体育馆”,将曲阳公园改造为体育主题公园,园内立霍元甲等精武先贤铜像,重铸精武铜钟,增挂精武公园牌子,精武武术也走进校园……

“我们希望跟世界各国一起,为精武会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副会长薛海荣说。颜建平则希望,精武武术能够更广泛地进校园,助力“双减”,全面育人。“武术是世界公认的中华瑰宝,应该让更多青少年从小练习武术,强健体魄与精神。”

今天的精武人,正雄心勃勃,重振精武品牌,打造超级IP。

百年间,两幅画的命运

1919年,巴黎和会出卖中国,将德国在华权益转让给日本。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精武会员沈伯尘激愤之下,在《申报》以漫画讽刺协约国联军,结果触怒列强,被扣上“有污辱协约国作战精神”的罪名,租界当局无理判决《申报》罚以巨款,沈伯尘也被迫辞职,这件事“几乎闹成国际的大交涉”。

2020年,中国漫画师“乌合麒麟”创作漫画,犀利抨击澳大利亚士兵在阿富汗滥杀无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将这幅画在推特置顶,澳方恼羞成怒,要求道歉。中方直接怼回去:这些都是事实,你们干了还不认?值得一提的是,“乌合麒麟”组合的“乌合”是90后上海青年,他说:自己从小就受精武精神感染。

百年间,两幅漫画,不同命运,鲜明对比,怎不令人感慨万千?薛海荣在讲解精武历史时,常以此证明中国之巨大变化。

令人深思的是,就在今天上海精武体育总会一墙之隔,是学界公认的日寇在亚洲建立的第一个“慰安所”——“大一沙龙”。代表着中华民族光荣与耻辱的两处地标,紧挨如此,正是最好的历史警示:

国不强兮招毁灭,人不强兮难自立!(记者肖春飞、丁汀、许东远)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雪中悍刀行》:400万字网络小说和电影化思维的跨界爱恨

作者:马纶鹏

网络作家烽火戏诸侯逾400万字“爽文”大IP《雪中悍刀行》被搬上荧屏,本被寄托跨年度武侠扛鼎作之厚望,却在热播过程中毁誉参半——因武戏、滤镜等突出问题,一星差评不在少数;拥趸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想象丰富,角色丰满,意境深远,侠义精神塑造更是近年少见。

武戏、文戏评论呈现出巨大差异,不仅在于观众对剧中武打的高期望以及受到武侠/玄幻的类型固化影响,更深层症结在于文学创作和影像表达这两者之间的转化机制和跨界爱恨。导演宋晓飞之前在专访中明确说武侠部分“级别越高越看不清招数”,需要很大想象力去补充,他是在用电影化的思维和手段去塑造一部基于爽文的IP大剧。笔者认为,问题并不能单单归结于类型固有模式或受众的审美单一与疲劳,而是无论网络爽文,IP大剧,或者文艺电影,都不能脱离这个鲜活而奔腾的大时代,要在时代需求中找到不同艺术间最合理的分界线和契合点。

爽文原著,胜在想象力江湖与写意化武术

网络爽文最重要特色在于敢想,敢写,敢发挥,尽力弥补读者心中达不到的现实缺憾。《雪中悍刀行》原著第一章“小二上酒”把北凉王世子徐凤年刻意贬为满脸胡碴,市井衫麻,被父亲三年外放历练,逃荒般回城,被小二低看。但出生决定论,人凤终究是人凤,一步步从不会武功到江湖巅峰,终成北凉王接班人,所谓“白衣仗长剑,公子世无双”。

原著在历史想象力上也是恣意妄为。借助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历史背景,实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典章制度、文化精神等,并杂糅儒道释三者的哲学内涵。烽火戏诸侯刻意打通武侠和奇幻两个不同领域,虚实掺杂,独创了武功九品制,春秋十三甲;细摹了一品四境,金刚、指玄、天象、陆地神仙之奇妙。

小说《雪中悍刀行》行文随意中带着洒脱,戏谑中常有意外转折,爽文典型的短句和短兵相接的对话加快了节奏感。而其武打场面风格言简意赅,重写意,着神韵,几笔呵成,胜负刹那间已分。既没有金庸武侠中各种门派渊源和招式介绍,也少见古龙江湖中剑光斗法的细腻和你来我往。所谓“一招便败”在《雪中悍刀行》中是屡试不爽的套路,留下无数遐想空间。

IP剧改编,夹在网络爽文和电影化追求间

如何将这种想象力江湖和写意武术转为视听符号为主的电视剧,是横亘在《雪中悍刀行》面前的核心问题。虽然当下IP跨界改编,或者更具体说武侠、玄侠、修仙、神怪电视类型都是在观众的爱恨交织中收获流量和资本,但这次《雪中悍刀行》里“文戏在线、武戏坍塌”争议尤其和喧嚣。

改编的IP剧沿袭了原作的独特主观想象。徐凤年依然充满主角光环,膏粱子弟,武学奇才,王室继承,大黄庭一夕功成。对比同一时段湖南卫视播出的《小敏家》的再婚家庭打断骨头连着筋的纠葛,《雪中悍刀行》一路开挂,无限风光。但其人物塑造并非走《扶摇》《天盛长歌》这样“大男主/女主”路数,而是靠前后反差来完成,就像徐凤年从天下第一纨绔到世间奇侠的踏雪修炼之路,其父亲徐骁、第一配角老黄/剑九黄、武当掌教洪洗象、以及女主西楚公主姜泥皆张力巨大。

同时,《雪中悍刀行》在文化形式上出现了诸多有益尝试。如来自先秦的《土冠辞》与晋代的《抱朴子》的文辞,水墨国风片头,张渔手绘的丹青配合悠扬诡异笛声透出肆意潇洒的江湖味,而片尾“雪中说书”,不仅填补情节空白,还将剧情整体氛围拉向传统说书匠的章回体意境中。所以,文戏在角色塑造、感情发展、文化氛围,甚至服装、道具、舞美等方面都可圈可点。

但想象力不能拯救“武戏坍塌”的诟病。身肩跨年度武侠扛把子的重任,不少观众眼中《雪中悍刀行》的最大败笔就在这想象力过于丰富的武打场面。如果说新版《绝代双骄》和《倚天屠龙记》里的动作戏像“舞千年”,《雪中悍刀行》前十几集的武打如“慢动作”,悍刀成钝刀。张天爱饰演的南宫仆射一出场刀都没出鞘,就凭“内功”把一圈人掀翻,慢镜头动作再配合尴尬的Pose,很多打戏基本正反镜头都省了。

原著中省略式的武打场面被导演宋晓飞刻意转为“写意”风格,或者说他心中追求的“电视剧电影化”的浓烈体现。宋晓飞毕业于北电摄影专业,此前参与的都是电影,《雪中悍刀行》是他首次执导电视剧,他骨子里还是想用电影的灵魂和手段来淬炼剧集。

前段时间宋晓飞曾在访谈中谈到这种“电影感”在武戏上的体现是写意和留白:“可能人物一拳过去你看不到他是怎么挥的,但我们做了一些面部的变形等身体反应,让观众去不由自主地思考刚刚那一瞬间发生了什么,两者都是什么级别的高手。这其实是基于写实原则采取的写意手法”。宋导电影化的追求让剧中文戏更精炼、曲折、角色对比强烈,却可惜武戏处理得并不完美,写意有时显得随意,留白变成空白:武戏多采取快速断点剪接,省去短兵相接的过程,只有动作的发出、落点和结果;而升格摄影(拍摄时速度高于正常每秒24格速率以达到慢动作效果)则用来强化渲染原著中“一招落败”的感觉。这样刻意的“飘逸感”被反复使用,形式单一,几乎每一场打斗如出一辙,完全撑不起本该丰富多样、具有视觉冲击的江湖武戏。

其实,作为“最中国化”的武侠电影,从来都有“写意”和“写实”两种,此间转变既根植于艺术家的主观审美与执镜能力,也依赖于观众随着时代变化的接受意愿和程度。1920年代末《火烧红莲寺》系列的第一代武侠片就是神剑乱舞、大侠飞跃的特效展示,这种“怪力乱神”的影像表达反映了当时军阀的混战,也是对时代英雄的呼唤。李小龙在1970年代掀起的是写实风格,讲究硬桥硬马、拳拳到肉,风格硬朗扎实,充满力量感,“功夫片”一度风靡全球。而李安的《卧虎藏龙》在新世纪带来的则是武侠的回归,虽然当时在国内影迷中也遭到“不真实”的嘘声,但威亚运用、数码技术的创新、传统刀剑棍棒的招数展示开创了飘渺、唯美的新武侠。

在时代大潮中找到爽文、IP剧、电影的分界线和契合点

武侠的写实或写意并不是问题,关键是如何形成确定的个人风格,得到观众认可,并在风格之上契合时代大潮,平衡最时髦的爽文、最大众的电视,和最个人的电影三者之间的不同诉求与受众心态。

所有改编都是现实的反映。由是观之,就相对容易理解舆论对《雪中悍刀行》的口水仗和毁誉观:观众抱怨《雪中悍刀行》的武戏如此拉胯,慢镜头大招频出,因为我们生活在维利里奥所言的“加速”社会,各种视频号都强调“短平快”,只能象征性去怀旧“从前慢”;导演宋晓飞怀疑大数据推演和拒绝“注水”五六十集去扩大经济效益,是想在电视剧播映普遍浮躁的大环境中“敢把自己的诚意拿给观众”,实现电影的个人风格化追求。

快意江湖实则是时代映射。传统金庸、古龙味的“主流”武侠,其历史寄托和武功谱系都已成广陵绝散,各类新武侠和改编影视剧更像是喧嚣的社会寓言,而爽文、IP剧以及文艺电影之间的“跨界融合”“优势互补”才是这个时代的最优方案。前有李少红将古典美学和女性视角注入《大明宫词》《橘子红了》等一系列兼具艺术性与影响力的电视剧,海外有网飞、迪士尼、HBO不断用电影的标准来策划和制作各类剧集,同时吸纳优秀的爽文,由《冰与火之歌》改编的《权力的游戏》就是最好的例子。网络武侠的奇幻化、风格化是大势所趋,电视剧的精致化也是必然,如何把网络爽文拍成符合铁粉期待、极具个人风格又蕴含文化魅力的电视剧,是巨大考验。这一探索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可能就像如今的《雪中悍刀行》一样,但天下武功,万变不离宗,其秘诀就是向这个时代寻求最真实的答案,最热烈的受众,最合理的分界和契合。

(作者为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

来源: 文汇报

大侠张子健回忆萧逸“逝去的武林”

张子健饰演男主角尹剑平。

11月19日,台湾著名武侠作家萧逸去世,享年83岁。这位在武侠江湖与金庸以“南金北萧”齐名的大家,曾著有《铁雁霜翎》《饮马流花河》《甘十九妹》《长剑相思》等经典的武侠小说。其中《甘十九妹》曾在1996年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搬上大陆荧屏,风靡一时。曾在《甘十九妹》中饰演男主角尹剑平的演员张子健日前接受新京报独家采访,他坦言自己最大的遗憾便是从未和萧逸先生见过面,但他对先生却始终有一种微妙的情感,“《甘十九妹》是我演艺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部戏,正是因为这部作品的热播,才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戏来找到我。希望老爷子一路走好。”

没有替身,所有武打戏都亲自上阵

《甘十九妹》是张子健演艺生涯的第二部作品,第一部作品是1993年拍摄的武侠剧《白眉大侠》,他在剧中饰演紫面金刚王顺,由此开启了演艺道路,也与导演王文杰结缘。

当王文杰邀请张子健出演《甘十九妹》中的尹剑平一角时,张子健非常欣喜,“因为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看武侠小说,萧逸、金庸、古龙的作品都看过很多,这也是我第一部作为男主角出演的长篇武侠剧,所以特别兴奋。”

但没有任何戏曲、舞蹈、武术的功底,张子健也感到了莫大的压力。当年拍动作戏远不如现在有替身上阵,大多武打演员都是运动员或戏曲演员出身,有着一招半式的功夫,大部分动作都要自己完成。于是在拍摄前,张子健特意回到天津的体工大队突击学习了一个月的武术。

张子健犹记《甘十九妹》中,赤手空拳的打斗、在空中翻越等非常需要职业技巧的动作,几乎都是他自己完成,受小伤是常见的事,但这部戏也为张子健未来拍摄武打戏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威亚失控,半空坠落险出事

张子健回忆,在拍摄《甘十九妹》时曾发生过不少惊心动魄的事,最危险的便是威亚戏。当时的威亚设备和保护措施并不完善,开机第一天,威亚就断了两次,幸好没有人受伤。而张子健在《甘十九妹》中又有大量的“轻功”戏,仅是32米跨度、18米高的威亚,他最长时间连续“飞”了一整周。“工作人员一直跟我说没问题,但我几乎每天都悬着一颗心。”

在拍威亚戏的最后一天,张子健和“甘十九妹”需要拍一场从空中坠落的戏份,拍摄时需要张子健在最底下,女演员在中间,摄影师在最上面。但没想到威亚无法保护这么长的距离,在拍摄中突然失控,三人直接从半空中掉下来,落在了厚垫子上。

最下面的张子健是第一个跪着落地的,垫子下面就是坚硬的岩石。“我特别感激当时的副导演,本来我觉得飞了这么多天,肯定没事了,不用铺垫子,但是他坚持让我做保护措施,拿了两个最厚的垫子,不然肯定会出很大的事故。”

山中多变的气候条件,也为拍摄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张子健回忆,曾有一场男女主角从悬崖坠落后晕厥,被大雨浇醒的戏。当时拍摄的地方是在千佛山背后最阴冷的山石区,气温-19℃。拍摄时,张子健的头套、眉毛、眼睫毛上全是冰碴。“当时陈敏正老师过来把我脸上的冰碴都拍掉了,直接再拍第三条。我们是第三条拍过的。”

张子健坦言,《甘十九妹》经历的所有“惊心动魄”都为他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之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你会觉得没有克服不了的了。”

遗憾未能和萧逸先生见面

1996年,《甘十九妹》播出后火遍全国,张子健的朋友曾形容,一打开电视机无论什么台都能看到他。张子健说,那时候没有一剧几星,只要有广告商愿意投钱,电视台愿意播就都可以播,所以当时几乎所有台都在播《甘十九妹》。上世纪90年代末,国内电视剧也没有如今繁荣,演员并不会因一部剧的走红,就收到蜂拥而至的片约。但张子健坦言,《甘十九妹》是他演艺生涯中最重要的一部戏,正是这部剧的热播,让更多剧组来找他拍戏。

但张子健最大的遗憾便是在拍摄《甘十九妹》时,没能与萧逸先生见一面。“那时候听说老先生一直不在国内,制片方只是买下了这部作品的版权,所以我们也没能在现场有直接交流,非常遗憾。”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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