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妆歌词陈慧琳(嫁妆歌词)

苗寨的哭婚 哭的是嫁妆哦

苗寨。

大家以前是比武后期，现在我迷死了就和比武。现在两位阿哥比石头剪刀布，一句输赢赢的就是新郎官，输的就是伴郎。两位阿哥比试开始，石头剪刀布出拳，坐下来。这边阿哥输了坐下来，恭喜你阿哥到这里面对观众。

这位阿哥一表人才，有知识，有文化就是苗家的抢手货。像不像苗家女婿？像现在还不像，一会要给他打发打发给这位新郎官响亮的掌声。媒婆给新郎官打包打包喽。面对方刷，新郎官戴上红帽，鸿运当头，身披大红袍，一生红红火火。新郎官帅不帅呀？帅。哥转过来，接着红花，给阿妹送甜甜蜜。阿妹别哭了，我会对你好的大声说。吉时已到，新郎新娘拜天地。大哥起过飞没有？没有结婚就是一首过了，来一首过到这里拜天地，拜。二拜，新郎新娘。对，拜！想不想看新娘？想。新娘子揭盖的阿哥仔细看好，伴郎仔细看好，新娘子美不美呀？美。阿哥喜欢苗家阿妹吗？大哥喜欢表示高兴，就要跳舞，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扭起来，蹦擦蹦擦蹦擦跳起来呀。我自己给我留下的生命三年，不给手动吗？不给打包退货。新郎官扣菜来，坐在阿妈旁边去看到没有？今天恭喜你了，喜欢拍照的这个全家福就来了。要不要把新郎官留下来？要，声音就这么大，一群没良心的。不是你们家的都不心疼，反正也不是我的，我也不心疼。

按照苗寨的习俗接下来要干什么去了？想不想看入洞房？想得美，这里是苗寨。去阿妹家里面先干活，你干的好，三年过后喝台喜酒看看入洞房，干的不好就打包退货给你们了，所以三年过后的今天就可以接她回家了，也不要的，但是阿妹哭的嫁妆在哪里呢？试婚成功之后有很多被子，被子是阿爸阿妈给两个新人准备的，送多少床就希望两个人以后要生多少孩子，所以可以数一下。

信奉多个多福，最值钱是柜子里面的，柜子里面全部都是银嫁妆，所以苗族是无法不婚，视影如命，无影不花不成。姑娘，如果大户人家结婚一柜子的东西都有，那也不便宜，平民百姓家里面结婚的话，三个东必不可少。

·第一个苗族人自己象征性的结婚证手镯一对，守住婚姻抓住婚姻的意思。

·第二个杯子一辈子。

·第三个就是碗筷勺碗是圆的，它代表的是团圆圆，圆圆满满之意。接下来就把新郎官留下来好不好？好，我觉得不完美，把伴郎一起留下来搭个伴。这样就可以了。两个团的朋友就跟着我，

《人生》百姓回忆录 第二章 童年的我

第二章 童年的我

过往的椒江（原来叫海门，因江苏有个海门，所以称椒江），就像是一个朦朦胧胧的梦。有人说梦是过去的再现；也有人说梦是未来的预见，老椒江只能视为过去的再现喽。我想让这个梦，成为一页书，可以翻回来看，从中的回味，也是别具一番风貌。

老椒江的版图上躺着一条长龙，这条长龙的名字叫海门河。海门河的尽头是大埠头，也是这条长龙的脑袋，它的尾巴伸展得好长好长，一直伸向黄岩长潭水库的水系里。

大埠头日日夜夜忙碌不停，来自东海外的物资（主要是煤），通过椒江搬运公司工人，日以继夜的劳作，运输装卸到停靠在大埠头的内河机动船上；机动船的后面拖着许多条没有动力的船。这些满载货物的船只开始把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台州内地。海门河的河面上，除了拖着小长龙似的机帆船，还有全靠人来划桨运输的掏肥船，这些掏肥船大都来自椒江附近的农村，农民们划着掏肥船，进城购买城里人的粪便和发酵垃圾，作为改良农作土地当肥料使用；海门河上也有更像是一只蜗牛的内河小火轮，从椒江到黄岩沿途有许多个停靠站，到达黄岩需要走四五个小时。记忆中海门河上有许多条桥，从北到南依次排列的有大埠桥、通衢桥、万济桥、人民桥、马路桥、永泰桥、、、、、、它们就像是海门河这条大长龙身上的条条腿脚。

我从黄岩外婆家回到椒江，母亲牵着我的小手，从轮船码头走上通衢桥。通居桥拐个大弯，再往东不远处就是大埠头。在桥上，我停住脚步，好奇地看着河面上拖着小长龙般的机动船，一只一只船体基本上是贴着水面在行走，看上去就像要沉落水中。

“妈妈，这船快要沉了。”

“不会的，河不像海，它没有浪，不会沉下去的。”

我母亲心里肯定在想，这孩子真好奇。大约再往东走上几百米，就到了我的家。

我的第一个家就住在大埠头南面的一栋木结构畚斗楼的二楼。屋里放着两张床，一张是父母睡的大床，一张小床是我睡的；南边靠窗放着一张红棕色写字台；靠近父母床边立着一只特别精致的梳妆台，椭圆形的镜子镶嵌在雕工精细的木雕中，立面的两扇门和镜子两侧的小抽屉上，用象牙镶嵌着优美的图案。这张精致的梳妆台放在父亲的大床边显得很不协调；这一定是外婆给我母亲的嫁妆；这种精湛的家具只有和外婆家那张古老的大床相匹配。

我的父母白天在工厂上班，工作非常忙碌；晚上又要天天去工厂上红专夜校。红就是通过政治学习，提高思想觉悟；专就是通过业务学习，提高技术水平。他们怀揣着自己的梦想，每天拼命工作和学习。父母告诉我，那个年代，他们最大的理想就是争当铁人王进喜，早日见到毛主席。

记得我刚回到父母身旁，每天吃完晚饭，父母要去厂里上夜校，就把我一人扔在畚斗楼里（我弟弟住在爷爷奶奶家）。我每天晚上总是一个人孤零零的呆在畚斗楼里。我那小睡床里壁的墙上贴着母亲打太极拳的示意图，太极拳的每个动作下面都有1、2、3、4、5、6、7、、、、、、100的阿拉伯数字，母亲教我1数到10，我自个儿数着数着就会念1到100的阿拉伯数字，母亲总夸我聪明。我一人在家，最怕的是畚斗楼三角顶的根根木椽和瓦片上爬行的壁虎，那灰黑色身体上打着小白点的大小壁虎，爬满了屋顶和窗台，它们在吃着飞来的小蚃。我不敢看它们，只能孤单一人坐在红棕色写字台前，看着窗外的月亮，想着外婆。忽然，一只壁虎掉落在我小小的脑袋上，吓得我直喊救命！救命！但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我迅速跳到床上，用被子把小小身子裹起。我在被窝里卷缩着、颤抖着，小嘴不停地喊着，“外婆，您在哪里，快来救我！快来救救我呀！”这时，真的来了一位阿婆（大家平时都叫她掏马桶阿婆，每当凌晨，大家还在睡梦中，她就推着拉粪车，把家家户户夜里放在一起的马桶的粪便倒进拉粪车，再把马桶洗刷干净放回原地，让大家早晨起来领回家用。这是她赚钱养家糊口的工作，因此，大家都叫她掏马桶阿婆），可能是我的叫喊声震动了楼下的她，她才上楼，来到我的床前。她把我连被子抱起，哄着我：“不怕、不怕，到阿婆家玩，等你爸妈回来。”从此，每当父母夜里去工厂读夜校，我就来到掏马桶阿婆家，我们两家的关系也因此变得非常亲密，就像是一家人 。其实，我爷爷奶奶家就住在我家附近，我弟弟就在爷爷奶奶家，可是，为什么父母不把我放在爷爷奶奶家，让我一个人在小木屋里担惊受怕。长大了，我也曾有许多种猜想：也许、、、、、、也许、、、、、、、也许、、、、、、在那么多也许的包裹里，让人世间的感情（这个十分敏感而又脆弱的东西）变得十分复杂。假如可以虚构，这里就是很好的伏笔。

爷爷在浙江水泵厂退休后回到老家葭沚，住进老祖宗留下的葭沚朝东屋的两间老房子。我爷爷解放前是一名小铜匠（老祖宗房子里一直保留着爷爷谋生用过的小铜担），小铜匠和换糖客本是地位相仿的最底层行当，这样的家庭，过去是买不起房子的。听父亲说，爷爷是继拜给一位同姓的有钱人家做儿子，才得到这两间房子的。爷爷搬走后，我父母就住进了爷爷奶奶居住过的道台里（房子要比那间畚斗楼大一些，大约20多平米，加上一个8平米的小阁楼和阁楼底下的小灶间）。

这个道台里，靠近万济池，是40年代的老房子，它的主楼是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楼层中住着14户浙江水泵厂的工人。道台里其他三面被低矮的木结构畚斗楼包围着；这低矮的木结构畚斗楼也是14户人家的集体灶房。主楼底层中间开着两扇木门，进入木门便可见一个全部由石板铺垫的几十平方米的小院子，院子中央挖着一口老井，与几处花坛交相辉映。这间20多平米的长条形房子，我们家一住就住了二十多年，还成了我的婚房。按照我父母双职工在厂里的条件，早就应该分到七八十平米的大套房子，就是因为爷爷奶奶居住的那两间老祖宗留下的朝东屋（当时房屋产权是爷爷奶奶的），加之我父亲的老实（从不向组织伸手），直到万济池整体拆迁改造，我父母才分到厂里的一处50平米的小套房子。

万济池，顾名思义是万人救济的池塘。相传16年，本地乡贤丁介士为了解决当地居民用水，集资买田兴工开浚的水利工程（年代的沉淀，实现财富自由的人，多余的财富就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有远见、品德高尚之人，会把财富用于社会、服务人类，体现金钱乃是美德之水；目光短浅、心胸狭隘之流，会让金钱变成万恶之源。《圣经》上就是这么写的“金钱是万恶之源”），一直沿用至解放后。80年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家家户户用上了自来水，它的实用价值开始渐渐消逝（万物总是朝着人的需求而求生）。后来，因城市改造需要，万济池可惜的、毫无悬念的被填埋。假如城市改造中能把万济池这一有着历史沉淀的遗址保留下来，在城中央有那么一口奇特的“大井”，该是一道多么靓丽的风景线，这对于过来人，即使玛瑙砌高墙，翡翠绿铺路也无与伦比。

小时候我印象中的万济池，既美丽、有神秘。它仿佛坐落在居民集中区的一口正方形大水井（方圆五十多米），池塘四边的护栏用当地采石矿的石板和石柱围成，池的四壁用石块砌起，靠北的一方有两个埠头，可供洗涤人下水走动。池边清澈的水面上漂浮着绿油油的水葫芦、睡莲和自然生成的各种水草；尤为睡莲亭亭玉立、争奇斗艳。红绿黄黑色相间条状斑纹身躯的大小蜻蜓在这些绿油油的植物上嘻嘻、交配、繁殖；池塘中央不时地跳起几条鲤鱼，让水面掀起层层涟漪，景色怡人，美不胜收。周边几百户人家的洗用水全靠它；盛夏便成了周围邻居们的大泳池，邻居们快乐的在清澈的池水中嬉水、游泳、玩耍。说它神秘，万济池每年都会淹死几号人，有不小心跌落水中溺水身亡的；也有不顺心自缢的。这种死人现象给美丽、清澈的池水添加了许些神秘色彩。夜阑人静，经过池边，颇感阴森；凉风习习会让人毛骨悚然。听爷爷奶奶说，弟弟曾跌落池中，被池边的睡莲、水葫芦、水草托起，没有沉落水中。我小时候也曾跌落池中，但也莫名其妙地浮出水面，爬上笔直的石头池壁，没被淹死。那年我才八岁，不会游泳。那天中午，我一个人在池塘边玩耍，看见一只大蜻蜓趴在水草上，透明的长翅膀和五颜六色的身体深深吸引着我，我便悄悄地爬出约一米高的石板栏，双脚踩在约十几公分的石条延边，一只手扶住石栏，轻轻蹲下身子；另一只手伸向趴在水草上的大蜻蜓。我的手刚要碰到蜻蜓的翅膀时，敏捷的蜻蜓猛然弹着双翅起飞，我一揪心，便忘了那只扶住石栏的手，小小的身子一下子掉落一米多深的池塘中。像水井一样竖直的池塘壁，一个不会游泳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把我托出水面，让我的双手拼命趴住石头延边，一骨绿儿爬上了石栏。回到家里，我偷偷地把湿漉漉的衣裤换掉，生怕被父亲发现，招来一顿痛打。这件事，让我记得一辈子。我时常反复思考，一个不会游泳的我，掉落比我身高还深的池塘里，怎么会没被淹死？是什么力量让我这个不会游泳的小小身躯，从一米多深的水中浮起，还能爬上水井壁一样的石头池壁，也许是命不该绝的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护佑着我。

在万济池，九岁的我也曾无意间救过一个比我小不了几岁的孩子。一天下午，我和弟弟一起在池边玩，我弟弟忽然发现池边有个东西在游动，“哥哥，你看水中有只大猫。”我好奇地跑过去，只见一个小孩在水中挣扎。只有九岁我，脑海里想着赶紧把小孩拉上岸，真的也没顾及自己的安危。不会游泳的我，什么也没来得及想，便不顾一切的涉入水中，把溺水的小孩使劲往水埠头边拉，嘴里不停地喊：“救命、救命、、、、、、有人落水啦！”大人们听到我的喊声，纷纷跑来一起把溺水的小孩救上了岸。躺在地上的小孩吃了一肚子水，小肚皮圆鼓鼓的，一位大人给小孩做人工呼吸，我看到孩子嘴里吐出一口水，有了一点动静，便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现场。回到家中，自己又偷偷地换了湿漉漉的衣裤，仿佛自己做了什么坏事，生怕大人发现。隔几天的一个傍晚，对门的毕莲外婆（毕莲是邻居中出了名的小美女，大家都习惯于在大人称呼的前面加上一个家里的名人）手里拎着一大包东西，来找我父母。我父亲严厉的目光一下子落到我身上，父亲大概以为我又和邻居打架啦，“阿斌，你过来！”我顿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感觉又要大难临头，遭父亲一顿痛打。毕莲外婆指着畏惧在房间角落里的我，“这孩子救了我孙子的命，谢谢你们教出这么一个好孩子！”我父亲用怀疑的眼光呆呆地看着毕莲外婆说：“这么个小不点，能救人命？您是不是搞错了。”毕莲阿婆着急地说：“没错、没错，您的儿子是我独苗孙子的救命恩人，您得要好好表扬表扬这孩子。”并把一大包好吃的零食放在我父亲前面作为感谢礼物。

第二天，我来到学校，听到学校喇叭里传来我舍己救人的报道，喇叭中我听到，“、、、、、、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海斌脑海里忽然想起毛主席的教导，他便奋不顾身地跳入水中，救起水中的小孩。”那个年代，广播听到、报纸看到的有关舍己救人的报道都是这么写的，其实救人时，我什么也没想。然而，我小小的心灵，丝毫没有留下半点以此为荣的感觉，就像是做了一件及其平常的事。长大了我偶尔聊及此事，便有人调侃我，“你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呀！”以至于这种模糊的感觉伴我一生，一次又一次地化解人生的磨难。

我们的童年真的很自由，孩时的自由，当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用确切的语言表达那叫放任自由。因为那个年代，父母为了早日实现主义，也为了生计，工作都很繁忙，似乎没时间照料我们这些孩子。我们就像一只小野兔似的在漫山遍野中活蹦乱跳，一不小心跌落悬崖也是及其平常的事，不然，怎么会有我四岁的弟弟浮在万济池的荷花叶上；我八岁跌落池中，幸好没被淹死；九岁的我还能遇上舍己救人这桩事。

童年的我们，虽然没有电视看、没有电子游戏等各类电子产品玩，但是，我们那个时代童年的生活比起现在的孩子有更多的自由自在、更加的丰富多彩、更大的想象空间。我们的互动游戏很多，有的是民间流传的，如击鼓传花、跳绳、踢毽子（我们的毽子是自己用家里吃了的贝壳，拿铁钉敲个洞，用绳子串起了的）、躲猫猫等；有的是大家一起玩耍时创造发明的，如水鬼拔上岸（一大帮孩子在一起，通过石头、剪刀、布，选出最后一个输者当“水鬼”，大家站在两边的上沿街，“水鬼”站在下沿街，上沿街的孩子们来回对跑，充当“水鬼”的孩子在下沿街奔跑，来抓上沿街迂回对跑的孩子，一旦被“水鬼”抓住，就要表演节目，充当“水鬼”）、民兵抓落寇、讨救兵等；而更多的是玩游戏的雏形，孩子们的赌资随地都是，有糖纸、香烟壳、棒冰签、柿子核、啤酒瓶盖等等，孩子们每天上街头、巷尾、垃圾堆里捡，我们这帮孩子仿佛成了街头的清洁工。这些糖纸、香烟壳是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的收藏品，谁赢得一张“大将军香烟壳”就像是集邮爱好者得到一张祖国山河一片红邮票一样的惊喜。

那个年代，我们的父母似乎不太关心孩子的学习。这也不能怪罪我们的父母，因为他们正处在“重德轻学”的社会氛围中，不像现在的孩子有那么多学习兴趣班。在我们家中看不到一本藏书，小时候之多在街头的小人书摊上，拿一两分零花钱，租几本书，坐在街头看看。那个时候的小人书大多都是英雄人物的英雄故事，如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古代的岳飞、戚继光、杨家将等等，知识面也很窄。我们的父母根本觉察不到学习对孩子的一生，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当然，他们也没有指望孩子长大了有什么出息，干什么大事。让孩子自自然然成长，长大了与自己一样找个工作就行。他们觉得孩子们长大了找个工作也不是件难事。因为椒江，这个有着“小上海之称”的港口小镇，是整个台州地区的主要工业基地。这里有浙江水泵厂、浙江台州航运公司两家“浙”字带头的省级国有企业；这里集中了海东造船厂、7816军工厂、台州绣衣厂、台州麻帽厂、台州纺织机械纺、台州化肥厂、台州试压泵厂、等十几家“台”字带头的地区级国有企业；这里还有海门玻璃厂、海门制药厂、海门机床厂、海门电池厂、海门啤酒厂、海门糖果厂、海门橡胶厂等“海”字带头的县市级国有和集体性质企业几十家；这里还有许多商业、交通、医疗、文化等企业。当地有那么多国有企业，我们的父辈就不愁孩子们长大了找不到工作。

每当遇上劳动节、国庆节、元旦或遇上国家和当地政府重大喜事，这些企业都会抬着横额（前后四人扛在肩上、更大更重的横额需要六人或八人抬着走）、开着彩车、敲着锣鼓、吹着洋号、举着彩旗，喊着口号，举行大规模的游行活动。游行队伍先在灯光球场（老椒江篮球比赛的场所）或大高场（原海门中学前面的体育场）集合（灯光球场和大高场这两个广场，也是期间召开地、富、反、坏、右批斗审判大会，我们这些孩子看热闹的地方），再沿街举行大型游行活动。椒江那么多单位的游行队伍，出场顺序是按照单位的级别、阵型和规模的大小依次排列。浙江水泵厂总是在游行队伍中的最前面。我小时候在东方红大街（现在的中山东路）人行道上使劲挤出人群，站到前排。当看到游行队伍中出现浙江水泵厂的阵型，工人们抬着横额，横额上挂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打着“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红色字样的巨幅标语。紧跟着一辆张灯结彩的彩车驶来，彩车上高低分成几层，底层的工人在敲锣打鼓，上层是童男童女或工人化着妆，做着各式各样的造型或表演。接着是仪仗队伍走过来，仪仗队的领队走在队伍的前面，他戴着雪白的手套，手上举着仪仗指挥棒，时而前走、时而转身后退着走，手中的仪仗指挥棒上下左右有节奏的摆动着，显得特别的英姿飒爽、威武雄壮。垫底走来的是手举彩旗、喊着口号的工人队伍，当我在工人队伍中看到爸爸妈妈的身影时，小小的心灵感到无比的自豪，我心里的愉悦感不亚于春节穿上新衣裳。

每当传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所有的单位都会上街敲锣打鼓，喜庆、热闹非凡。这个时候，上街顺序就不用按照单位的级别、阵型和规模的大小喽，哪个单位得到的消息早，哪个单位就先上。每个单位都在争先恐后的上街敲锣打鼓、放鞭炮；哪怕在午夜，一听到消息，也会立即上街宣传，仿佛哪个单位上街早，那是单位的莫大荣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顺应国家的发展需要，以及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合资企业的崛起，这一大堆国有中小企业，一个个相继倒闭，渐渐推出历史舞台；留下的企业也是在奄奄一息中苦苦挣扎。这当中，唯一一家海门制药厂，改制成功，成为中国的上市公司（海正药业）。达尔文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法则，万物皆是如此，因此，也没什么值得留恋和惋惜的。然而，这一个个鲜活企业里面蕴藏着太多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等待有心人来挖掘。

记忆中，我的父亲在厂里工作起来是个拼命三郎，车间里有行车可以搬运加工的零件，他觉得费时、费电、又显麻烦，重重的零件总要用自己的手拎、肩扛。我的父亲在厂里争当先进是出了名的。我们家有只藤箱，藏满了他争当先进得到的锦旗、奖状和奖徽。小时候，我在街头宣传栏上经常看到他的先进事迹；电影院幻灯片播映过他的光辉形象。我的父亲帮助别人、亏了自己，做雷锋式的“傻子”也是出了名的。他喜欢帮助弱者，只要哪位工友家庭有困难，他就会用自己的工资资助他；谁家有矛盾，他会像老娘舅一样费尽心思去调解。他当月下老人，处成了多对婚姻；通过他处成的婚姻，他会惦记一辈子，夫妻矛盾，家庭困难，他都会积极帮助解决。厂里业务往来的客户，只要与我父亲搭上关系，他会把客人请到家里，用自己的钱，好酒好菜招待，临别时还会拿自己的钱，送礼物给客人，许多客人因此便成了父亲的知己朋友。他买的第一辆永久牌自行车（道台里，我家是最早拥有自行车的），谁来借，他都很慷慨，可谓自己买车让别人骑车。这样的例子真的举不胜举，因此，厂里工友都叫他“傻大”；因此，我母亲经常抱怨我父亲，“你总是讨好别人，亏欠家人。”我的母亲由于年轻时废寝忘食的工作，又遇三年的困难时期，捞了个胃下垂的慢性病（胃下垂十几公分），长期提着中药罐过日子。小时候，我们家弥漫着一股浓浓的中药味，久而久之，我们已经习惯于中药的味道，仿佛飘出的中药味，闻出了花儿一样香气，有种馨香宜人的感觉；久而久之，我母亲的那颗红心意志日益消沉，心身疲惫的她，脾气也变得非常躁、爱唠叨；久而久之，父母俩也变得三天两头吵。每次大吵，母亲就喊着要离婚，气得父亲离家出走，住进厂里，真正过起了以厂为家的生活。这个时候，母亲又会叫我们兄弟俩去找父亲。小时候我们兄弟俩经常怯生生地找爸爸，并在爸爸面前流着泪，苦苦央求爸爸回家。母亲对我们兄弟俩说，要不是为了你们，我早就跟你父亲离婚啦；仿佛维系父母的婚姻，纯属我们兄弟俩的因素。听母亲说，我母亲原本也是个上进青年，她初中毕业，在厂里算得上是个文化的；她当过厂里文书，钢笔字写得有模有样，是厂里的一朵花；她爱上父亲这样一位小学生，是因为父亲胸前的朵朵大红花。

父亲的工作繁忙；母亲的长期病恹恹，让小小年纪的我，早早操起了家务活。我六岁开始提着玻璃瓶，去小店买酱油醋；七岁就拿着热水瓶，去茶店泡茶（过去的茶店不是卖茶叶的，是卖开水的），小小身体，拎着大大的热水瓶，父母也不担心孩子一不小心碰碎热水瓶，烫着身体；八岁开始垫着小凳，趴在高高的炉灶上洗碗筷，母亲有点洁癖，她也不嫌弃我洗的碗筷干净不干净；九岁开始就帮着父母一起洗衣服、挑水。看看现在的孩子，我的大孙子，十一岁了还不会自己系鞋带；小学、初中甚至高中学生，上学都需要大人去接送。我们那个年代，幼儿园就开始独自一人去上学。

三年的幼儿园生活，岁月流逝，记忆随之变淡，有点印象的是，我记住了幼儿园的老师叫潘老师。她矮个子，瓜子脸，和蔼可亲。小时候，我也算得上是个老实听话的孩子。潘老师总在我父母面前夸我聪明，说我纸工做得好、认字算数也很快进。然而，有一件事，却让潘老师改变了对我的认知。一个身材比我高大的同学，要和我摔跤，他想把我摔倒在地，结果是我不仅没被他摔倒，反而把他的手臂摔成了骨折，这下我可闯大祸喽。我的父母连连道歉，还赔偿了一笔医疗费。潘老师对我父母说：“这孩子平时挺乖巧的，这次怎么犯了那么大的错误。”回到家里，父亲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痛打了一顿。我记得父亲把一根不大的木棍打成三段（变成了三节棍）。这顿毒打警示我以后不能做坏事、欺负人。父亲说：“不管别人怎么对你，你可以告诉老师，但决不能还手打别人。”父亲对我的这顿痛打，按现在的法律定义、和现在孩子的思想意识上讲，肯定够得上“家暴”。这种“家暴”，长期以往、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我们家的家训，“宁可别人负我、我也决不负别人。”成人了，我总把这一家训，作为我做人的准则。有了第一次“家暴”，就有第二次，一天傍晚，父亲在家做饭，他递给我一个玻璃空瓶和一毛钱，叫我去打酱油。六岁的我，小手捧着玻璃瓶，去烟酒店买酱油，小店阿姨打好酱油，找还给我几分钱。当时，我心里开心极喽，“爸爸对我真好，叫我买酱油，还奖励给我几分钱。”我就把多余的钱买了两块糖，一块含在嘴里，一块捏在手心。回来路上，经过万济池，我一边走，一边用玻璃瓶在池塘边的石护栏上轻轻地拖着，像钢琴师弹钢琴一样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既好玩又动听。嘴里的糖块开始融化，融在嘴里，甜上心头；加上这有节奏的敲击声，心里感觉美滋滋的。忽然，玻璃瓶碰到石护栏的石柱上，“砰”的一声，玻璃瓶碰碎啦，一瓶的酱油撒满我的衣裳。我在池塘边呆住了，这下怎么办？回到家里肯定要吃父亲的“三节棍”。呆了一会儿，我还是战战兢兢、慢慢吞吞地回到了家里。看见父亲在锅灶前着急，四方脸上露着气愤的样子，我愁眉苦脸的把手上那只碰碎底的玻璃瓶口提给父亲看。心想，父亲肯定要问我，玻璃瓶是怎么打碎的；打碎玻璃瓶，酱油又怎么会沾满一身？

“钱找回来了吗？”父亲大声呵斥道。

“噢，原来找回来的钱不是父亲给的奖励？”我只好把另一只小手摊开，露出掌心上的那颗还没来得及吃的糖块。

父亲的一脸怒气变成了火冒三丈。他一把抓住我的小领口，拉着我进了房间。这时天色已晚，房间里亮起了电灯。父亲找来一把鸡毛掸刷，抡起鸡毛掸刷就向我的身上抽来，“砰”的一声，父亲高举的鸡毛掸刷正好打着从木屋三角顶悬挂下来的灯泡上，顿时，灯泡的玻璃碎片像弹片一样炸满一地。父亲更是火上浇油，便毫无理智地大喝道：“今天我要打个灯泡钱回来！”话音刚落，鸡毛掸刷就在我小小的身体上噼里啪啦地敲响啦。这顿痛打，“疼”我忘了，却永远的记住了一句话，“今天我要打个灯泡钱回来！”这句话诚然不是出于父亲的本意，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却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让我幼小的心灵从此有了一种模糊的记恨。父母在打孩子时，气头上千万不要说出让孩子伤心过分的话语，不然孩子的心灵会留下阴影的。好多年过后，想想自己挨父亲的这顿毒打和父亲气头上说的那句伤心话：一是父亲肯定在炒菜的锅灶前等了好长时间，心里非常着急；二是玻璃瓶往石柱上敲，让酱油沾满一身；三是找回的钱没经过大人同意，自作主张买糖块吃。然而，父亲在气头上确实不该说，“今天我要打个灯泡钱回来！”这样的伤心话，让现象和本质产生了混淆，也极大伤害了我这颗小小的、稚嫩的心灵。

1966年，开始我上小学，我们这代人真的遇上千载难逢的“好时光”。

记得我刚上小学，物资匮乏，缺少课本。我读小学一年级使用的语文课本，是妈妈用钢笔抄写的。好在那个年代，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内容不多，我记得第一课学的是“毛主席万岁”这五个子；最后一课是《东方红》这首歌的歌词。我上的学校叫区中心小学，期间改为红旗小学，后来又称育才小学，等到我孙子读小学便成了椒江区实验小学。这所小学是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创办的，创办之初的校名叫文化小学，后改名希鲁国民小学，这所小学不愧为当地的一所百年名校。校名的演变，本身就包含着一段历史。

小学一、二年级，我的班主任叫钟老师。她是位教龄长、威望高、教学严谨、学识渊博、受人尊敬的好老师；她硕大的体型、圆圆的身材、圆圆的脸。我们见到钟老师的第一天起，幼小的心灵里，“圆”便成了美的代名词。她的声音清脆而富有磁性，同学们都喜欢听她讲课的音色。钟老师对我很好，她知道我父母工作忙，经常留我在她家里吃饭；每次家访都表扬我，说我听话、学习好。可是，教我们的第二年，钟老师就莫名其妙被打倒。班里来了个代课老师，她姓崔，学生们给她起个外号叫“吹吹饭”。她沙哑的声音和钟老师清脆悦耳的声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她在课堂讲课，嘴里发出的声响，变成了同学们耳朵里的噪音。她在黑板上写字，有个调皮的学生在一张白纸上写着她的外号“吹吹饭”，偷偷跑到讲台，用胶水贴在她的后背上，弄得全班同学都哄堂大笑。这种环境下我逃学了，我足足逃学一个月，却没被班主任发现。

这一个月的逃学生涯，我都做了些什么？岁月冲淡了我的记忆。我模模糊糊的记得，自己就在万济池西北角的大柴场（后来原地改造成万济池菜市场）玩。这个大柴场，当时是椒江的柴火交易市场。那个时候，居民炒菜做饭用锅灶，锅灶烧火主要用配节的煤（每户定量用煤票购买）；烧煤生火用的柴，或煤不够用，需要用的柴火，都到这个大柴场购买。而真正吸引我的不是这个大柴场，而是柴场西面靠近海门河的一座座小山似的垃圾堆；以及垃圾堆旁，被大孩子用镐子刨成的坑；因为这些垃圾堆和大大小小的坑，有我想要的“宝物”捞。这个大柴场，原先是浙江水泵厂前身台州铁工厂的遗址，地底下散落着许多厂里丢弃的废铜烂铁。这些大孩子用镐子挖走大块的废铜烂铁，我们这些小孩子在大孩子挖起的大小坑中寻找遗留下来的小块“宝物”。我们捞到“宝物”就去下街（现在的海门老街）的一家国营旧货商店卖，换来的小钱又在下街的小百货摊买来玻璃弹珠、橡皮楸、香烟人（印刷纸片）和小朋友们一起玩；那一座座小山似的垃圾堆也有我们小时候喜欢的“宝物”（糖纸、香烟壳）捡。玩累了，我就躺在软绵绵的松毛柴（给煤生火用的柴）堆上看着蓝天白云，偶尔也会想到学校，想到圆圆的钟老师，想到朱校长。我幼小的心灵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的班主任钟老师是位好老师，学校的朱校长（朱校长是幼儿园潘老师的丈夫，我能上这所名校也是妈妈托朱校长帮的忙）也是位好校长，为什么校园的墙壁上写满打倒他们的大字报。逃学好多天后，自己觉得一个人玩得无聊，还拉上刚上幼儿园的弟弟一起玩。一个早上，我叫弟弟先去后院的小弄堂等，我洗好碗筷再带着他一起玩。九岁的我，身体比锅灶高不了多少，只能拿一条小凳垫起，我刚好站上小凳准备洗碗筷，一眼瞥见弟弟幼儿园的王老师正向我家走来。我那小小的心脏一阵狂跳，怎么办？怎么办？我胡乱地洗刷好碗筷，赶紧跑到后院的小弄堂，拉着弟弟就往大柴场跑。到了柴场，我和弟弟便往软绵绵的松毛柴堆上躺。我仰头看着变化多端的白云，心里却惦记着父亲那张严厉的四方脸，好是害怕。还没等我想明白，忽然一只大手揪住了我的耳朵，疼得我嗷嗷直叫。我却生生地抬头一看，吓得我尿了一裤，“爸、、、、、、爸、、、、、、我不、、、、、、我不、、、、、、”语无伦次的我，心里害怕，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看来这顿痛打已是逃不啦！父亲却一反常态，竟然没打我。他先是把弟弟交给了幼儿园老师，然后把我带到学校。教室里还和一个月前那样乱成一团麻，崔老师在黑板上写，学生们在课桌上闹。父亲把我领进教室，所有的学生都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仿佛我成了一只大熊猫。我的同桌大喊道：“崔老师，海斌同学回来啦！”崔老师用陌生的眼光盯着我，仿佛看到一个外星人。崔老师不认识我可以理解，因为她上几天课，我就逃学喽；但作为班主任老师，班里的学生逃学一个多月，竟然没被发现，真的有些耐人寻味。可想而知，那个年代，我们的学习环境有都恶劣。长大了，我罗列自己小时候犯过的所有的错，觉得没有比我逃学所犯错，还能找到更大的错。为什么这最大的错，父亲却一反常态的对我没实行“家暴”。我时常调侃父亲道，“那次我逃学，你为什么没打我？”父亲总是用默默无言来应付我。

追忆当年，小时候道台里14户人家、三十多个孩子都很调皮，有的还很捣蛋，恶作剧也不断更新。我们兄弟俩在这些孩子中还算得上是老实听话的，我们的父亲就比其他孩子的父母管得严！打得狠！比如，我们兄弟俩和邻居们的孩子上街捡糖纸、香烟壳、、、、、、或玩游戏回家晚了，邻居家的孩子到了家里，等着他们的是父母的热菜热饭吃；我们兄弟俩回到家里，等着我们的肯定是父亲的“三节棍”、“铁砂掌”和“飞毛腿”。如果我和邻居孩子打架，邻居的父母总是护着自己的孩子；我的父亲肯定不问原因，抡起他的“飞毛腿”，一脚把我踢进邻居家，逼我认错。我小的时候，父亲总爱打我，说弟弟都是我带坏的；我心里觉得父亲偏心。等到我读高中，父亲开始专打弟弟。弟弟赶时尚，穿喇叭裤，父亲用剪刀“嗤”的一声，把喇叭裤剪成两半；弟弟养长头发，父亲用“铁砂掌”、“飞毛腿”把弟弟打到剃头店，逼他理掉长头发；弟弟不想读书，父亲就让14岁的弟弟跟着爷爷去农村机械厂当学徒。我们的父亲在学习上对我们要求不高，但在德行、品行上对我们要求真的非常严格，严格到近乎有些苛刻。

我的童年，假如没有遇上父亲的“三节棍”、“铁砂掌”和“飞毛腿”，长大了的我会是什么模样，命运会不会被改写，我不知道，也无从、也无法考证。正如我儿子长大了对我说，孩子打不打都一样，许多东西，本质上是靠自己悟到的。可是，我的儿子生气时，也同样打我的孙子，有时还打得让我心疼不已。

父母打孩子，本来是件通常事，这里我还想多啰嗦几句。孩子犯错或惹父母生气，打孩子几下，无可厚非，但作为大人一定要有个度，一定不能失去理智；一旦失去理智，一不小心就会伤着孩子，甚至可能会酿成无可估量、难以弥补的后果。打孩子的大人也许都有这种体会，每次打完孩子就后悔，后悔过后还要打（打孩子会上瘾？），我当了父亲也有同感。记得有一次，我儿子放学去电子游戏厅没回家（我儿子读小学就喜欢进电子游戏厅，上午放学不回家，进电子游戏厅被我打，下午他照样进电子游戏厅。每天如此，气得我天天用上“铁砂掌”），我挨家挨家的找，几乎把椒江电子游戏厅找了个遍，当我见到他时，气得我一个耳光重重地落在他的小脸上，打得儿子鼻子血流不止，吓得我立刻抱起儿子，拼命往附近的医院跑。我一路跑，一路在吃后悔药。当初父亲打我，我就暗暗下决心，等到将来我有了孩子，我决不打孩子；真的轮到自己当父亲，也是一个样。我在想，假如大人在打孩子时，想到站在你前面的不是自己的孩子，而是朋友的孩子，你还会下得了手吗？只因为你把自己的孩子当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自己才会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这也是自私的一种表现，是自我意识膨胀的结果。

孩子的行事，主观意识都是外部条件产生快感的结果；大人用打骂的方式教育孩子只是起到一时的作用，孩子过后便会忘得一干二净；所以要改变孩子的不良习气，必须首先改变孩子的外部条件；只有改变了引发孩子快感的外在条件，才能改变孩子的坏习惯，我是做了爷爷才悟到的。如何培养教育孩子，真的是一件非常难的难事。孩子有共性的一面，但更多的是每个孩子不同的个性；这种个性大多是与生俱来的。想想一个家庭有几个孩子，家庭环境相同，每个孩子的个性各有千秋，因此，就无法、不能、也没有固定的教育模式，来适应孩子千差万别的个性需求。强迫孩子去做自己不想、不乐意、不愿意，但对孩子有用、有益、有好处的事情；还是顺应孩子意愿，因势利导，让孩子自自然然的成长，这是两种没有结论的观点。比如，我的大孙子放寒暑假在我家，他爱玩，就是不愿做作业。我叫他做作业，喊破喉咙也枉然。大孙子答应我到很利索，“知道啦！”“马上！”“您不要说啦！”但就是不见他坐到书桌上，我也只能顺其自然喽。然而，我的大孙子，玩手机、玩电脑、玩溜啦；学编程学得有模有样；还能修理小电器。然而，我的大孙子，在遵守公共秩序方面，却做得比爷爷好：买东西，只要我还没付钱，他就不会去拿；进校门要排队，天上下着大雨，我叫他赶紧跑进校园，他却要淋着雨，退到最后面，老老实实排队进校园；我骑电瓶车，他坐在后面监督我，教我要遵守交通规则。读书的好处，我们天天讲，相信我的大孙子早已耳熟能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样的励志格言，我的大孙子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但他就是不好好念书，因为，他现在最大的乐趣、最大的快感，还是喜欢玩，你说怎么办？

童年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所受所教、所作所为；以及孩子的教育问题，由于自己水平有限，写到这里，到此为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