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拯救敌众我寡找出招募者(天国拯救敌众我寡)

近千人大军看见英国人集体逃跑，只有他一枪撂倒一个老外

时间过得真快，小编是从今年的1月23日开始写太平天国之镇江篇的，断断续续，这个系列也写了十篇了。它们分别是：

1、原来你是这样的翼王，从石达开的搞笑文书看太平天国真正的外交家

2、太平天国的爱丽丝漫游仙境――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奇幻之旅

3、因为一次赌钱，他从小军官升为一品大员，却用官位换了一匹马

4、比周立波还牛，皇帝定罪秋后问斩，他却在大状的辩护下官复原职

5、一个逃跑的将军，怎样在死缓后成为敌人心中的魅力男神？

6、太平天国名将vs百年一遇的清军战五渣，却是战五渣占了上风

7、咸丰说谁攻克天京谁封王？最有可能登上王位的不是曾国藩，是他

8、陈玉成和李秀成第一次合作，太平天国版智取生辰纲1

9、陈玉成和李秀成第一次合作，太平天国版智取生辰纲2

10、他如果不死在陈玉成和李秀成之手，或许可以把咸丰打造成一代明君

小编粗略估算了一下，大约还有2～3篇的样子，这个系列也就结束了。其实，让小编萌生写作镇列的初衷，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的名字叫做周兆熊。之所以直到今天才动笔，是因为周兆熊的故事结束于太平军占领镇江的后期。为了使得读者对故事的来龙去脉有更深入的了解，小编不得不写了十篇文章介绍前情。

然而，长长的前戏做足，想听周兆熊的故事，还需把时间的坐标轴向前再拉一大截，来到第一次战争时期的镇江。在这里，周兆熊第一次在历史的故纸堆中登台亮相。不错，与很多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清军绿营将领一样，周兆熊也曾经是从第一次战争中归来的民族英雄。

周兆熊在镇江这座城市，分别在战争和太平天国之战中都有着鹤立鸡群的表现。下面，小编就用两篇文章谈一谈这个小人物是怎样在大历史的缝隙中迸发出耀眼火花的。

今日镇江

到了1842年7月15日。第一次战争已经进入尾声了，还有20天，就是《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就在这一天，担任先锋的两艘英舰率先开到了濒临镇江的长江江面，拉开了第一次战争最后一战的序幕。之后，英国舰队还会载着攻城的7000陆军到来。

那么，守城的一方，清军是如何布置的呢？简而言之，满人军队守镇江城，汉人军队驻扎在城外，倚为犄角，总兵力约4300人。虽说敌众我寡，英国人的武器也比较先进，但镇江有着坚固的城池，我方为主，远来为客，如果满汉通力合作，还是颇能一战的。

英国人绘制的中官

然而，见英国人坚船利炮再加上红眉毛、绿眼睛，城外的汉军怕啊，纷纷想进城躲避。

“镇江是我们的！”城中的满军先占了窝，自然不肯答应。他们紧闭城门，让这些痴心妄想的家伙结结实实吃了个闭门羹。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早几十年，镇江汉军喊出了这句排满的口号。他们包围了镇江城，大炮对准城头的满军。不过，道光年间的清军与咸丰初年的一样，都是99.99％的战五渣。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情形下，火并并未发生，而是先来了一场骂战。

其实，说骂战并不准确，正确的说，是城外的汉军破口大骂，城上的满军荷枪实弹，又气愤，又害怕的听。

话说，我大中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即便骂人，也是花团锦簇，字字珠玑。然而，汉兵们骂到半夜，连满人的鼻祖，努尔哈赤的外祖母都被问候了好几遍，也就骂不出什么新花样了。于是，他们打着哈欠，陆陆续续回营睡觉，相约明天再来排满。

没有明天了，因为就在第二天，英国人发起了进攻。因为炮口对着该守护的镇江，仓促间无法回转，城外的清军只好陆陆续续向敌人放了几下抬枪，突然“呼喇”一声，便作鸟兽散了。他们的速度是那么的快，以至于一个英官诧异的记录：“敌军忽然不见，正如冰雪在大地上融化了一样。”

我们知道，后来的太平天国，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可是守了四年零九个月。那么清军守镇江持续了多久呢？

答：从最初的两艘英舰到达镇江开始算，共计6天。而从英军正式攻城算，是4个小时。当然，之后还有英军和满军的短暂巷战。

看到这组数字，太平天国镇江守将罗大纲与吴如孝估计会一齐仰天长笑：“老子就算用脚守城，也比那帮人强啊！”

镇江之战，清军的表现如此低能，就仿佛集体上演了一出荒诞剧。不过，倒是有个小人物在其中鹤立鸡群，几乎算得上是失败的耻辱簿上唯一的亮点了。

这个小人物，自然就是本篇文章的主人公——周兆熊。

周兆熊是四川人，在四川当兵吃粮，最初也是在四川本地服役。他在绿营中苦熬几年，混成了把总。把总，是一种低级武官，清制正七品，相当于现在的排长。如果把庞大的清帝国比作一个人，小把周兆熊就是神经末梢的一个小细胞。那么，这个远在四川的小细胞是怎么千里迢迢跑到镇江去的呢？

原因是第一次战争开始后，道光皇帝把四川提督调到战区当了参赞大臣。四川提督出马，自然要携带四川兵，小把总周兆熊荣幸地被选中，几经辗转，他与700名老乡一起，被提督大人带着，来到了镇江战场。

说句题外话，话说，小编一看四川兵这三个字，就预感镇江之战不妙。果然，英国人一来，四川提督先下了马。

这是要坚守阵地，决一死战的节奏吗？

非也，非也！原来，提督大人不善骑马，唯恐逃命之际马失前蹄，压坏了花花草草。于是，他命人抬来一乘小轿。虽然轿子必然不如马快，但提督大人深谙“不怕慢，就怕站”这一真谛。命包括周兆熊在内的700名部下顶住，自己先“风紧，扯乎”了。

提督大人逃之夭夭，700名川兵当然不会顶住，他们顺理成章的一哄而散。然而，只有小把总周兆熊一人没有匆忙加入逃跑的大军。不但不跑，他还卧倒、镇静自若的瞄准，冲追杀过来的英国人放了一枪，并且命中了。这名被古老黑火药打入肉体的英国人死没死，没有一个中国人知道。但巨大的轰鸣声过后，七百名逃跑的川军齐齐回头，一千多只眼睛见证了一个老外在周兆熊的枪口下颓然而倒，并被同伴抬走。

在镇江之战中，英军总计伤亡168人，剔除因中暑死亡的16人，是152人。小编有理由相信，其中151人的伤亡是由于城内的满军抵抗所致。

所以说，周兆熊这一枪是城外汉军在镇江之役中唯一的战绩。他的功劳立刻被包装、炒作。在送给皇帝御览的奏报中，是小把总周兆熊一枪打死了一个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的英官。什么鬼？参加镇江之战的英国人就没有骑马的。

道光皇帝

奏折千里迢迢送到北京，道光皇帝一看，立时龙颜大悦。他即刻传旨，把英勇击毙夷目的把总周兆熊升为五品守备。周兆熊连升四级，厕身大清帝国中级军官之列。

镇江，这座第一次战争中的屈辱之城，带给了周兆熊军事生涯中第一份荣耀。14年后，同样是大军溃败，周兆熊依旧没有选择离开。这次，他把生命的最后一份尊严永远留在了镇江。

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飞夺泸定桥22勇士结局如何？其中一人成上校，一人成大校司令员

飞夺泸定桥是红军长征中的一场重要战役。

泸定桥全长百米，红军到达之时，桥上的桥板大部分都已经被敌人拆掉了。

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中央军事委员会当机立断，迅速夺取泸定桥。

泸定桥对面，是以机枪和炮兵各一连人马组成的高密集火力，目的就是为了封锁红军登上泸定桥桥面。

红军内部进行了战斗动员之后，就选出了22名勇士组成了夺桥突击队。

不知后来，飞夺泸定桥的这22勇士各自的结局如何？

泸定桥位于四川省泸定县，于康熙四十四年动工兴建，由13根百余米的大铁链组成，横跨在大渡河之上，是四川内地通往康藏高原的重要通道，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泸定桥的桥身便是由这13根铁索和桥上的木板组成的，整个东西桥台之间，净跨百米，桥的宽度不足三米，踏上桥面之时，整个桥身都如泛轻舟一般起伏摇晃，而桥下便是奔流不息的大渡河。

大渡河自北向南而去，水流湍急，两岸是悬崖峭壁，险峰兀立，地势险要。

太平天国石达开一生鲜有败绩，却在1863年转战四川时败于此地，全军覆没。

1935年5月25日，红军在巧渡金沙江之后，决定继续北上，准备从大渡河进入四川西北部。

在得知红军的计划之后，便决定派兵围堵红军。

在派了两个团的兵力防守泸定桥之后，后来又派了两个旅过去增援，目的就是为了将红军消灭在桥头上，就连在大渡河对面也安排了川军把守。

红军的人数有好几万人，但能够用于渡河的工具却只有几只小船。

想要用这几只小船把红军全部都送到河对岸去，最快也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才够。

然而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红军正处于生死危急的关头。

若一个不慎，便有可能全军覆没。

等几位中央领导人在经过研究后，便当即作出了决定：势必要夺取泸定桥。

5月28日，红四团黄开湘团长及杨成武政委便接到了军团命令：要用最快的速度和坚决的手段，于明天完成夺取泸定桥的这一光荣任务。

此时距离29日只剩下二十多个小时的时间了，然而红四军距离泸定桥所在的地点却还有二百多里，敌人增援的兵力也正在泸定桥对岸向红军方向行进。

想要顺利完成中央布置的任务，关键就在于赶在敌人的援兵到来之前便夺取泸定桥。

为了革命的前程，红军是必须拿下泸定桥的。

当时红军的战斗部署是由和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团一师为右路军，由中央纵队及几个军团为左路军，两军队伍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

当时的天上还下着大雨，红军便这样一边冒雨行军，一边给战士们作战斗前的思想动员。

为了抢在援军到来之前到达泸定桥，红军既没有停下来休息，也没有停下来做饭，饿了就吃生米，渴了就喝凉水，就这样日夜兼程，在29日凌晨出现在了泸定桥的西岸边。

当时一百米长的泸定桥上面的木板已经大部分都被敌人抽走了，只留下十几根巨大的铁索在桥面上晃晃悠悠的，下方便是浊浪滚滚的大渡河，浪头涌起的时候，差不多都有一丈多高的大浪花，看起来十分瘆人。

在泸定桥对面的东桥头高地上，还有以机枪和炮兵各一连组成的密集火力。

见红军到来，敌人还在桥头放起了火。

在敌人看来，留下这十几条光溜溜的铁索在那里，红军是无论如何也跨越不过来的，然而他们却太低估红军的革命精神了。

29日中午的时候，红军部队一边休整，准备接下来的夺桥任务，红军的干部们也在此时召开了会议，决定先挑选一批勇士，在这场突击战中打头阵。

指挥官还制定了一条挑选的标准：凡是包括连长、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及排长这些干部级别以上的战士，都优先考虑，还有作战勇敢的、立过功的战斗英雄，也要挑出来。

在这些挑出来的人选当中，必须是团员或者党员的身份。

在这样的条件下，红军最终挑出了21位勇士。

在名单公布出去之后，红三连的战士刘金山得知突击队伍当中没有自己的名字，当即便找到指导员，强烈要求参加战斗，并且还咬破了自己的手指，按下血印以表示自己的决心。

刘金山是三连的党支部书记，组织上考虑到他有丰富的近战杀敌经历，最终便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这支突击队伍，便增加到了22位，由二连连长廖大珠同志担任突击队队长。

29日下午四点钟左右，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红军的夺桥战斗开始了，黄开湘团长和杨成武政委站在桥头上，亲自指挥战斗。

当时刘金山的身上都挂满了手榴弹，腰间还别着大刀，一边抓着绳索，一边就摇摇晃晃地往桥上冲去。

脚下的大渡河在疯狂地咆哮着，眼前的子弹从脸颊或者耳边飞过，有些子弹打到铁索上，当即便火花四溅、叮当作响，但红军战士却依然无所畏惧。

在敌人一排排的枪口下，有四名战士不幸在枪林弹雨中牺牲了，而后便坠入了一泻千里的江心里面。

但这却并没有把这些勇士们吓倒，反而使战士们夺取泸定桥的信念变得更加坚定。

桥对岸的轻重型武器也是火力全开，通通都对准了桥上的红军战士。

红军的勇士们便这样咬紧了牙关，一边冒着炮火，一边抱着光溜溜的绳索向桥的另一边猛扑过去。

有些勇士身上背着枪跟在战友的后面，一只手上抱着木板，一只手上抓着铁链，一边往桥上面铺木板，一边摇摇晃晃地前进。

的敌人在桥头的另一边，看着红军战士就这样不畏生死地走到了桥中央，竟又重新在桥东头点起大火来，就连铁索上也被敌人浇上了煤油，妄图以烈焰来阻止战士们夺桥。

桥头上瞬间便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战士们的前路就这样被堵住了，就连桥上的铁索也被大火烧得十分滚烫。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熊熊大火，黄开湘团长和杨成武政委对着战士们高喊道，“同志们！这是我们迎接胜利的最后时刻！敌人就要垮掉了！为了党的革命事业，莫怕这大火！冲呀！”

一时间，军号声、枪炮声以及火烧木头的噼啪声，在山涧里响成一片。

眼见突击队队长廖大珠突然从桥头上一跃而起，抓着锁链、踏着桥板，丝毫不顾自己的衣服和头发被烈焰点燃，瞬间冲上了东桥头上，与敌人奋战，勇士们也紧跟着冲了上去，抽出身后的与大刀，与敌人展开了搏斗。

杨成武政委率领的队伍也很快就从桥头那边过来了，这场战斗仅仅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红军便完成了“飞夺泸定桥”的惊险使命。

在打退了敌人的反扑之后，红军还迅速扑灭桥头的大火，占领了泸定城。

激战过后的泸定桥，早已是一副面目全非的模样。

元帅事后还在桥面上连连跺脚，感慨万千：“泸定桥啊泸定桥，你可知道，我们为你花了多少心血和精力！”

“飞夺泸定桥”是中国革命历史上一篇不朽的篇章，这次战斗，亦关乎着当时整个红军的生死存亡。

新中国的“十大元帅”，其中也有七位在红军长征之时经过了泸定桥。

这支由22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伍，在飞夺泸定桥的战斗中，一共有4名勇士在此牺牲。

1935年8月29日，中央军委通报并表彰了“飞夺泸定桥”的突击英雄，并奖励他们一套列宁服、一支钢笔、一本日记本、一个搪瓷碗以及一双筷子。

这些物品在今天看起来似乎并没有多大的价值，然而在当时物质匮乏的年代，这些奖品却代表了最高的荣誉。

红军战士们飞夺泸定桥这样一个类似于奇迹的壮举，很快也就传得家喻户晓。

然而因为当时战事频繁，在这些勇士当中，很多人的名字都还没有来得及被记录下来。

一直以来，人们熟知的，也只有突击队长廖大珠和指导员王海云这两位同志。

从上世纪50年始，一名叫王永模的同志，便决定去寻找这些突击泸定桥的英雄。

前前后后一共经历了二十多年，王永模同志终于确认了包括牺牲的四名勇士在内的十二位勇士的名字和身份。

其中，牺牲的四名勇士分别是：

红一军团2师4团1营2连的魏小三同志

红一军团2师4团1营2连的刘大贵同志

红一军团2师4团1营2连的王洪山同志

红一军团2师4团1营2连的李富仁同志。

另外还有八位没有牺牲的勇士分别是：

红一军团2师4团1营2连连长、突击队长廖大珠同志

红一军团2师4团1营2连政治指导员王海云同志

红一军团2师4团1营2连党支部书记李友林同志

红一军团2师4团1营3连党支部书记、突击指导员刘金山同志

红一军团2师4团1营2连副班长刘梓华同志

红一军团2师4团1营2连特等机赵长发同志

红一军团2师4团1营2连员、战士杨田铭同志

红一军团2师4团1营2连战士云贵川同志。

当时刘梓华同志是第一个被确认下来的。

1975年，王永模带领泸定县委成立的调查小组，在江西南昌走访的时候，在当地的革命烈士纪念馆看到了刘梓华同志的照片。

在这张照片底下关于生平介绍的文字当中，便写到了他当年飞夺泸定桥的战斗。

这一发现对王永模而言是个巨大的惊喜。

遗憾的是，刘梓华早在1951年的时候便已经病逝了。

王永模之后又多方辗转，终于联系上了刘梓华的子女，也从他子女的口中证实了，刘梓华当年便是飞夺泸定桥活下来的18位勇士之一。

因为常年征战，刘梓华身上落下了许多病痛，最终于1951年4月17日在北京因病去世，年仅39岁。

刘梓华的子女还拿出了刘梓华生前的从军日记，日记里也记录着泸定桥战斗时的经历。

1986年，王永模又从当年红四团党总支书记罗华生将军的口中，得知了另一勇士李友林的名字。

李友林是红军战士当中难得的有文化基础的读书人，在上一线战斗之前，还曾担任过师部的文书工作。

在完成飞夺泸定桥的使命之后，李友林还跟着红军队伍继续长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还先后参加过多场战役。

1947年4月至1948年3月期间，李友林在关东公安总局任局长职位。

1955年，李友林在被授予“上校”军衔。

李友林一生戎马，在长征途中，曾在一次在腊子口战斗中小腿中弹，这也是他军旅生涯中唯一的一次受伤经历。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李友林还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过。

1997年9月9日，李友林在北京去世，享年83岁。

从2007年的时候开始，寻找飞夺泸定桥勇士的信息便开始在网络上传开了，而后这些勇士的信息也陆陆续续地在世人面前浮现出来。

突击队长廖大珠是江西高安人，他留下的生平资料不多，可以确认的是，廖大珠同志也参与了红军长征的全过程，后来是在1935年的陕北战斗中不幸牺牲。

王海云同志的籍贯不详，但知情的战士说到，王海云也是在1935年的陕北战斗中牺牲的。

赵长发同志除了一个姓名之外，世人也几乎没有找到任何与其相关的资料，就连最后的逝世时间也不详。

杨田铭的相关资料也不多，是一位党员，于1963年在上海去世。

云贵川是个来自苗族的小伙子，王永模后来从一些老战士的回忆中，得知了一些关于他的事情。

夺取泸定桥战斗时，云贵川才只有十六七岁的年纪，个头中等，因为常年风餐露宿，因此皮肤也被日头晒得黝黑，但一双眼睛却是炯炯有神的，眉骨和颧骨很高。

夺桥胜利之后，他也继续跟随红军的脚步，参加完了长征，后来在腊子口大战中还立下了一个一等功。

在这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云贵川的消息了。

还有刘金山同志。

在所有的勇士当中，刘金山算是一位比较幸运的人物。

1929年，刘金山参加了赣州当地的农民暴动，之后还加入赤卫队，自此开始了自己戎马一生的战场生涯。

在之后两年的时间里，刘金山还先后入了红军和的队伍。

红军长征之时，刘金山还拖着自己重伤的身躯跟随部队前进。

当时部队是命令刘金山留下来养伤的，但刘金山却执意不肯，说道，“我是一个孤儿，部队就是我的家，让我离开家人，我还能够去哪里？”

凭借着惊人的意志，刘金山便这样连拖带架地跟着长征的队伍行进，而后伤势也开始慢慢地好转了。

考虑到刘金山重病初愈，因此在挑选飞夺泸定桥的突击勇士时，部队并没有将刘金山考虑进去，后来还是刘金山自己“以血明誓”，才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机会。

在全民族抗战的过程中，刘金山所在的队伍一直都是抗战的主力部队。

在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及反五一“大扫荡”等多个战斗中，刘金山不怕牺牲，表现神勇，因此经常而得到上级的表扬。

如此冲锋陷阵，刘金山身上也是受伤无数，经常与死神擦身而过。

其中受伤最严重的一次，便是刘金山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被敌人用刺刀划破了肚皮，里面的肠子也随着喷涌的鲜血一起流出来。

那个时候，刘金山也觉得，自己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好在那时候白求恩的医疗队从这里路过，白求恩冒着被日军轰炸的危险，第一时间给他做手术，而后终于将他从死亡的边缘线上拉了回来。

康复之后没多久，刘金山又继续在抗日战场的最前线战斗，在后来的黄土岭战斗中也立下了大功。

刘金山医生一共经历了将近一百场的战斗，功勋卓著。

1955年被授大校军衔，还曾任过八路军东北辽南分区团长、司令员职位。

1999 年 9 月，刘金山在苏州逝世，享年 91 岁。

新华网：八旬老人寻找飞夺泸定桥22勇士姓名 已确认12位勇士身份

《华夏文化》：飞夺泸定桥”的历史事实

《百姓说史》：飞夺泸定桥的勇士刘金山_罗雪梅

《特稿》：长征精神丰碑永存——记飞夺泸定桥22勇士之一李友林同志

历史不会忘记 镇丹边区国民抗敌自卫总团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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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之后，日军向西快速推进，在很短的时间内，京、沪、杭地带大片锦绣河山沦于敌手。苏南大地遭到日本侵略军铁蹄的蹂躏，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中国人民身处水深火热的灾难深渊。在这国破家亡的时候，中央号召全民族奋起抗战。

1938年4、5月间，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集结在皖南的新四军派部队向苏南进发，开展敌后抗日战争。1938年4月28日，新四军组建了400余人的先遣支队，在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的率领下，从皖南岩寺出发，揭开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序幕。

先遣支队一路餐风宿露，日夜兼程，冲破军队的重重封锁和土匪武装的阻挠，5月19日进入苏南茅山地区，下旬到达句容境内。为了迅速弄清敌情，先遣支队一方面派出便衣调查了解苏南沦陷后的状况，搜集敌人情报，一方面派出部队进行武装侦察，为尔后新四军主力挺进苏南茅山地区做准备。

6月17日，先遣支队一部在粟裕指挥下，在镇句公路韦岗附近伏击日军运输车，经过半个小时激战，击毁日军汽车4辆，毙伤日军土井少佐以下20余名，缴获长短枪10余支及日钞7000余元。韦岗战斗是新四军挺进苏南敌后的战，它戳穿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志，极大地提高了新四军的威信。先遣支队出发后不久，新四军第一支队在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的率领下，于1938年5月中旬从岩寺地区向苏南地区进发。第二支队在司令员张鼎丞的率领下，于6月中旬挺进苏皖边区的当涂、芜湖地区，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

新四军行进途中，在当地群众和地方游击队的援助下，以简陋的武器装备向敌人不断发起进攻。7月1日，一支队二团一营攻克京沪铁路新丰车站，全歼日军40余名。当地游击队和老百姓闻讯赶来助战，破路基、拆铁轨、割电线，使日军在江南最重要的交通运输线陷于瘫痪。7月6日，二支队三团一营在京芜铁路当涂段颠覆日军一列军车，缴获大批军需用品。7月14日，一支队一团夜袭南京近郊西善桥据点，并破坏了京芜铁路一段路轨。8月13日，一支队二团奇袭句容县城，毙伪军40余名，捣毁汉奸建立的维持会。此外，新四军一、二支队还取得了新塘、竹子岗、高资、仓头、华山、横溪桥、当涂等大小百余次战斗的胜利，连南京近郊日军重兵把守的飞机场和雨花台下也不断传来抗日游击健儿的枪声。

新四军一面以武力打击日伪武装，一面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扩大抗日力量。部队每到一地，广泛联系社会名流、开明士绅、民族资本家，采取多种形式，了解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动向，因势利导地进行团结、教育工作。茅山地区颇有资望的民族资本家纪振纲，在镇江、句容地区"开香堂"收有几千"徒弟"的实力派樊玉琳，爱国知识分子巫恒通、孔庆哲等许多人都团结在抗日救国的大旗之下，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

新四军每到一处，都积极开展群众工作。针对人民群众对新四军还不了解的实际情况，利用座谈会、军欢会、军民代表会，以及话剧表演、街头演讲等形式，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派出战地服务团、工作队，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公布减租减息办法，让老百姓体会到新四军是为他们办实事的。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各界抗敌自卫委员会和抗战动员委员会相继成立。

1938年7月7日，陈毅于镇江宝堰主持召开了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四县各界人士代表会议，筹备成立镇句金丹四县抗敌总会，推举樊玉琳为主任、王丰庆（新四军一支队指派）等为副主任。

新四军在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同时，对当地自发形成的民众游击武装实行争取和扶助的方针。一支队派出政治部主任刘炎到丹北，授予丹阳抗日自卫总团以丹阳游击纵队番号，委任管文蔚为司令。不久将它整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挺进纵队在新四军的援助下，迅速打开了丹北地区抗日斗争的局面。一支队战地服务团团长吴仲超带领一批干部到延陵自卫队帮助整训，迅速将这一地区二镇八乡的地方游击队统一起来，并授予该部丹阳独立支队的番号，从而使得丹阳延陵地区成为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区。

在此基础上，新四军一支队战地服务团又逐渐向北发展。在丹阳西乡的司徒、河阳以及丹徒南乡的上会、上党、辛丰等区域，宣传发动群众，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在司徒的曹甲、固村、大坟、黄庄、吴塘以及上会的盘荣、下会，上党的黄村、前村、铜涵、双牌、南岗（北南岗）等村，与当地乡绅和乡民自卫团广泛接触。镇句丹金四县抗敌总会对镇丹边区诸乡镇的民情、社情也十分掌握。四县抗敌总会樊玉林觉得，充分利用镇丹边区的民间自卫武装，组建一支由新四军直接掌握和领导的抗日武装是可行的，也十分必要。于是樊玉林向陈毅司令员提出后，并很快得到了陈毅的认可和支持。

第一节 镇丹边区国民抗敌自卫总团成立

1938年秋冬，樊玉林、王庆丰等主动拜会前村的李邦琴、（北）南岗的孔庆哲、双牌的李瑞芝、楼下村的钟麟等当地名士。孔庆哲、李邦琴等对组建地方抗日武装，十分赞同，并积极响应。半个月的功夫，孔庆哲利用自己在上海、苏州的关系，通过江南忠义救一次性购得捷克式轻机枪3挺、汉阳造中正式步枪100支；李邦琴则在前村及附近村庄拉起近100人的队伍。同年冬，“镇丹边区国民抗敌自卫总团”在丹徒上党的东贪村成立，总团团部设在河阳北陵村。为了加强这支地方武装的指导和管理，新四军一支队及“四县抗敌总会”选派王丰庆、陈洪、赵柏华有丰富、兵运经验的干部先后担任团副(即政委)。

总团成立初始，下辖1个直属中队，王楚恒任中队长；3个分队，一分队队长李邦琴，二分队队长张正才，三分队队长卢洪亮 。其战斗力也相对薄弱。进一步发展壮大队伍，是总团成立后的中心工作。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扩充兵源，就有了保证。在延陵战地服务团的战士们分成五个小分队走村入户，积极宣传发动，镇丹边区各村都有青壮年纷纷报名加入。其声势在镇江范围内，继丹北地区的“丹阳自卫总团”后，堪称宏大。

原镇江伪警察署的中队长刘鸿奎在受警署同僚排挤的情况下，率部17人携武器投奔镇丹自卫总团。除此以外，刘鸿奎还带领所部夜袭镇江五凤口警署，设宴智取辛丰警署；李邦琴率部打掉上党维持会和前村据点的伪军别动队。至此，镇丹自卫总团的人员和武器得到进一步补充。到1939年6月，总团扩编为2个大队。一大队大队长由刘鸿奎担任，全大队109人；二大队大队长由李邦琴担任，全大队200余人。每个大队都设有政治教导员（由新四军指派干部担任）。

第二节 主要战例摘要

总团成立后，先后与日伪武装交战二十余次。其中四例战斗较有影响。

一、参加贺甲战斗，迎头痛击前村、丁庄铺日伪据点的增援之敌

1939年11月8日清晨，驻丹徒宝埝日军一部到延陵地区扫荡返回途中，在延陵九里附近遭我地方抗日武装丹阳独立支队袭击，随即被驰赴增援的新四军一支队段焕竞团长率领的新六团一、三营包围猛攻，歼敌近20人。敌不支而向贺甲村退却，我军乘势追击。敌遂施放毒气，并以机枪猛射，我指战员当即牺牲20余人，敌我双方形成对峙。紧急关头，虎将王必成团长亲率第二团一营、二营增援强攻，“反复冲锋，白刃肉搏”，歼敌近半。是日黄昏，日寇亦有增援，除已伤亡者外，残敌八、九十人全部退据贺甲村南祠堂。我军继续围攻冲杀，遭敌负隅顽抗，双方激战，各有伤亡。

酣战至傍晚，骤降大雨，枪战暂息，敌我僵持。次日拂晓再战，凌晨至午前九时，我军两次发起攻击，与冲出祠堂向我突袭之敌浴血拼搏。我方勇士伤亡20余人，敌更死伤大半，退守祠堂残兵成瓮中之鳖。午前10时，我军第三次总攻开始。祠堂内残敌数十人，因弹尽援绝，深感震骇，遂迅速突围，被新四军围堵在祠堂附近的打谷场上，经我军一阵密集的枪弹射杀和双方惨烈的“白刃格斗、贴身肉搏”后，日军除3名躲在罱泥船边的鬼子被俘，1名藏身船内的鬼子逃脱外，全部被歼，战斗以新四军大获全胜结束。

这场恶仗从8日早晨7时敌我遭遇开战到9日午后1时我军得胜撤离战场，经历二昼一夜整整30个小时，“以火战开始，以肉搏终结！”(陈毅语)。新四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由伏击战转向运动战，直到最后围歼战，共毙日军精锐部队武村大尉中队。新四军一支队二团、新六团和丹阳独立支队以及镇丹边区自卫总团等地方武装，在贺甲村围歼折返驻宝堰的日军，并阻击各方援敌，激战30多个小时，毙敌168人，新六团三营营长刘玉林等94人牺牲。

当战斗进入胶着状态后，位于贺甲北面的前村、丁庄铺日伪据点的日伪军出动300余人奉命增援。镇丹边区国民抗敌自卫总团接到打援命令后，从北陵出发，奔袭20多里在屯甸、东贺一线设伏，进行阻击。300人对230人，镇丹边区国民抗敌自卫总团尽管兵力不占优，但打得英勇顽强。以牺牲21人的代价，成功阻击增援之敌。这在抗战初期，一支刚组建不到一年的地方武装，能有如此战绩，是很了不起的。 为表彰镇丹边区国民抗敌自卫总团在贺甲战斗中的功绩，陈毅授予亲笔书写的“铁的队伍”红旗一面。

二、骑马岗伏击战

1939年10月，驻镇江日军一个中队来北陵围剿，刘鸿奎率部在北陵村和后河阳村中间的骑马岗进行伏击。缴获日军战马8匹、轻机枪2挺。

三、黄庄阻击战

1939年春夏，日军由都观庙进发，围剿驻扎在黄庄的自卫总团团部。王楚恒带领直属中队二个班的战士共17人，在黄庄和大士院之间的高岗上进行阻击，掩护团部向北陵村转移。此战，15名战士光荣牺牲。

四、西麻突围战

1939年冬，丹阳、镇江、句容的日伪军得到情报，获悉自卫总团驻扎在西麻村，遂派重兵进行联合围剿。当自卫总团得知敌人来犯，鬼子已突破岗哨，进击至西麻村东。总团被迫分两路突围。一路由孔庆哲、刘鸿奎率一大队向北朝北陵转移；一路由赵柏华、李邦琴率二大队向西朝前村、小力山突围。因向西突围人员较多，日军集中优势兵力，重点进攻向西突围部队。战至当日黄昏，向西突围的部队，再次兵分两路，分散突围。赵柏华带病率领二大队主力向西南宝堰方向突围；李邦琴率30余人向西朝前村方向突围。过了前村时，李邦琴身边只剩4名战士了，自己也身中四弹。5人再分散突围。因伤势过重，突围后两天，李邦琴因出血过多而光荣牺牲。孔庆哲、刘鸿奎、赵柏华等都安全突围转移。

西麻突围战及李邦琴牺牲后，赵柏华等率领二大队剩余130余人，编入新四军新六团；孔庆哲出任丹一区区长；刘鸿奎所部改编为茅山保安警备旅警卫三营，刘鸿奎任营长。至此，“镇丹边区抗敌自卫总团”番号撤销。

第三节 主要人物简介

一、王丰庆

王丰庆烈士像

王丰庆(1907～1940)，江西弋阳人。家庭贫困，做过皮匠。17年(1928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中国，在皖、浙、赣苏区工作。23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时任挺进师(后为独立师)政委，奉命与皖赣特委书记柳吾真、师长匡龙海率部留守根据地，在反清剿中损失惨重，兵力锐减至300人，与闽浙赣省委失去联系。翌年春，突围后转移到婺源地区，开展游击战争。6月任江南(一说江边)特委书记。积极开展地方工作，部队迅速发展到七八百人，成立独立团，兼任政委。25年4月，任皖浙赣省委委员和皖赣特委书记。26年4月，率独立营攻打乐平、鸣山，遭敌包围，突围时被俘，押解途中乘机逃跑，不巧暴露目标，致使当地组织蒙受损失，为此他被撤销特委书记的职务。27年2月，皖赣边区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时，任支队科长。

同年春，随军挺进苏南敌后。7月7日，陈毅邀请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各界人士开会，四县抗敌自卫委员会成立。王丰庆为新四军代表，担任该会副主任，协助当地爱国人士樊玉林主持工作。9月，苏南特委成立，吴仲超任书记，王丰庆为委员、军事部长。28年12月，在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选出区党委领导成员，吴仲超、谭启龙为正副书记，王丰庆为候补委员。同年冬，镇丹边区抗敌自卫总团成立。孔庆哲任总团团长、王庆丰任团副（政委）。翌年3月，苏皖区党委与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党委召开联-议，决定四县总会代行政府职能，王丰庆即着手进行四县总会过渡为抗日的工作。6月，陈毅北渡长江，随后粟裕率新四军主力继续北渡，他则留在江南坚持斗争。考虑江南兵力不足，便将四县总辖地方武装编为独立一团，王丰庆为团长。

29年11月，苏皖区党委继任书记邓仲铭检查工作途经太(湖)滆(湖)地区转往茅山根据地。9日，王丰庆闻讯即率独立一团一部前往迎接，与沿途护送邓仲铭的独立二团副团长李复及所部一个连会合于武进县寨桥乡吊桥村。10日清晨，遭日伪军1000余人包围，王丰庆、李复等奋力掩护邓仲铭突出重围。终因敌众我寡，王丰庆、李复等壮烈牺牲。

二、陈洪

陈洪烈士像

陈洪 1906年6月出生，1924年在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读书时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加入中国。1925年任宁波支联干事。1926年任宁波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是宁波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后调上海吴淞总工会。1927年3月，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率领工人纠察队在闸北火车站同军阀孙传芳部队激战。“四·一二“后，曾被捕判刑六个月，出狱后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29年因叛徒出卖再次被捕，判刑十二年，关押于南京监狱；狱中因领导斗争，策划暴动未成，又被加刑十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经营救获释后到延安，分配在全国总工会工作。

1938年，到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五队任指导员，随陈毅挺进江南，开辟宁、沪、杭三角地带敌后抗日根据地，任江南服务团指导员、茅山特委书记、镇丹边区国民抗敌自卫总团团副（政委）等职，在丹阳、武进、金坛、镇江一带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斗争。1943年春调到浙东，任四明地委书记，9月，兼任四明自卫总队政治委员，为建设、发展、巩固四明山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同年11月19日，在余姚紫龙庙与田岫山部遭遇，在战斗中牺牲。

三、赵柏华

赵伯华，原名唐英，湖南零陵县人。1902年出生于贫农家庭，自幼寄养在伯父家中，由于长期脱离父母，他养成了处事深沉、豪爽、坚韧刚强的性格。年轻的赵伯华立志以身报国，1924年毅然离开家乡，到广州参加政府举办的政治训练班。1925年，他从训练班毕业，来到北伐军唐生智部队某团担任政治指导员，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

1926年秋，赵伯华随北伐军进驻宜昌一带，在附近农村发动民众参加国民革命，宣传革命道理。1927年4月12日，叛变革命，赵伯华愤然离开唐生智部队。1928年春，赵伯华到武昌，找到革命同志并参加了。此后，他在武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同年冬，地下党遭到派的破坏，敌人下令通缉赵伯华。他机智、沉着地隐蔽在群众之中，敌人搜捕十余日一无所获。后因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无法坚持斗争，他和妻子将出生才十几天的孩子送给群众，离开武汉南下寻找组织，未果后回到湖南老家。

回乡后，赵伯华继续坚持进行革命活动，组织筹建农民协会，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不久，他的活动引起了派的注意，农运工作遭到破坏。1929年，他被迫离开零陵，只身步行到广西桂林，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之后，党组织派赵伯华去李宗仁部做策反工作。不久，又引起该部特务的怀疑。他不顾个人安危，沉着冷静地应付复杂情况，最终策动了一个连上山打游击，并参加了广西百色地区的武装起义。在一次战斗中，赵伯华不幸身负重伤，伤未痊愈，他即到广州寻找党的组织。后受组织派遣前往海陆丰担任红军二团团长，参加了捍卫红色的斗争。

1932年，赵伯华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像失群的孤雁困在上海，忍饥挨饿，靠卖报维持生活。在熬过整整3个年头后，1935年春，他终于又找到了党，重新恢复了组织关系，在上海特科从事交通、情报工作。此时，他们夫妻已有3个孩子，因工作调动频繁，养育孩子不便。遂一狠狠心，含泪将3个孩子送给了别人，之后一直下落不明。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赵伯华在近郊青浦组织抗日地方武装。1938年5月，赵伯华由江苏省委派往常熟，重建常熟县委，任县委委员及“常熟县抗日人民自卫队”（简称“民抗”）参谋长，是创建苏常太抗日武装的领导人之一。这一时期，他举办了一期军事训练班，培养了三四十名地方武装干部。年底，他又被调到常熟新六梯团任参谋长，担负起改造和整顿这支地方游击队的任务。

1939年5月，新六梯团被收编为“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独立三支队，赵伯华任支队参谋长。7月，独立三支队改编为“江抗”二路三支队，赵伯华任支队长。在梅李伏击战中，全歼伪军一个班，俘虏十余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七八支。11月，“江抗”撤至扬中整训，赵伯华去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学习。1939年底，赵伯华担任丹阳西门外的民众抗日武装镇丹边区国民抗日自卫总团团副兼政委。1940年1月初，驻都观庙日军包围镇丹边区国民抗敌自卫总团驻地司徒西麻村。赵伯华和二大队大队长李邦琴奉命率部向西突围。边退边战，奋勇反击，掩护团部和其他部队安全突围。最后，赵柏华所率余部130余人，编入新四军第六团。

1940年春，随着苏南人民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需要大批军政干部，党组织派赵伯华回到常熟地区组建东路教导队，9月，与“江南人民抗日救”（简称“新江抗”）教导队合并建立教导大队，赵伯华任大队长，专门培养部队和地方军事干部，先后训练300名左右，陆续输送东路各县，加强地方抗日武装的领导力量。

赵伯华一直重视建军工作。1941年1月1日，他为《东进报》撰写了《庆祝新年要迎接创军的新任务》一文，特别指出：“我们‘江抗’军之所以这样壮大坚强，就是纪律好，爱护民众的利益，得到民众的爱戴，军民打成一片，这是革命军队绝对不可放松和忽略的一个问题。”1941年2月初，为加强地方武装工作，赵伯华被调到无锡县警卫营任参谋长。他工作踏实，治军极严。每次行军前，他总要作出周密的布置，并亲自下基层检查执行情况，发现不遵守群众纪律的问题，便及时解决。一次，警卫营驻在荡口东桥乡花园阁，准备转移时，发现有的战士借的被子尚未归还，他马上找到户主归还；得知有位战士损坏了群众一件炊具，他立即照价赔偿，受到群众的好评。5月下旬，无锡县警卫营编入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五十四团三营，赵伯华任营长，进入主力部队与日伪军作战。

1941年3月，新四军第六师以丹北地区地方武装为基础组建第五十一团，建制隶属十八旅。团长张开荆，政委陈光。7月初，赵伯华调任五十一团参谋长，率领部队在锡西北、澄西地区不断袭击日、伪、顽军据点，积极配合苏、常、太地区反“清乡”斗争。15日夜间，在团长张开荆指挥下，赵伯华率领五十一团4个连从武进县焦溪出发，直奔无锡玉祁镇西北面的北张巷，分路围歼“忠义救”高杏宝部。赵伯华身先士卒，在孙家村河西北部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9岁。

四、孔庆哲

孔庆哲 （1912---1942）原镇江县上党乡上南岗村人。自幼聪慧，1935年苏州东吴大学法学专业毕业。在校期间，学习勤奋，思想进步，交际广泛。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开律师事务所。苏州相继沦陷后，回到家乡，矢志抗日。新四军在丹徒宝堰镇成立“四县抗敌总会”时，他作为一方名士、乡民代表有幸参加成立大会，并由此结识了陈毅、王丰庆、樊玉林等人士。

1939年秋，当樊玉林、王丰庆等登门拜访，提出新四军决定在镇丹边区组建地方抗日武装时，孔庆哲拍手叫好。并利用其在上海、苏州的关系，购得机枪、步枪百余支。与此同时，他积极游说，使东贪、丰洛、北陵等村的乡民自卫队合并，组建自卫团。1939年冬，“镇丹边区国民抗敌自卫总团”成立，孔庆哲被乡民推举，并被“四县抗敌总会”任命为总团团长。

在这之后，孔庆哲和王丰庆、陈洪、赵柏华等新四军派遣干部领导镇丹边区自卫总团与日伪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历大小战斗20余次。为丹西的抗日斗争和巩固茅山根据地作出了很大贡献。

由于积极抗日，驻镇日伪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对其进行疯狂报复。1940年春，其上南岗村的三间走马楼楼房被日寇烧毁；1943年初，其父孔宪和被日寇抓至上党据点用刺刀活活捅死。

总团撤销以后，孔庆哲任丹一区区长。期间，遭东贪伪保长蒋宝华诬陷，称其与顽固派有勾结，叛变投敌，破坏革命。1942年秋，被四县抗敌总会在宝堰镇羁押，后被秘密处决。（蒋宝华建国后，在“镇压”运动中，被人民政府公审后处决。）

孔庆哲与夫人的合葬墓

五、李邦琴

李邦琴（1903--1939年冬）曾用名李法儿、郑林儿，上党乡前村（后划归丹阳司徒）人。家中兄弟五个，排行老大。自幼性格耿直、行侠仗义；平时沉默寡言，行为果敢。少年时便出道江湖，拜香堂，结交“香客”，除暴安良。在当地有一定声望。

1939年秋，樊玉林、王丰庆等登门拜访后，主动召集手下“香客”，带领前村、南岗等村的自卫队，组成乡民自卫团，加入“镇丹边区国民抗敌自卫总团”。并率领所部打掉前村据点“别动队”和上党治安维持会等武装。历任镇丹自卫总团一分队队长、二大队大队长等职。

1939年冬，丹阳、镇江、句容的日伪军得到情报，获悉自卫总团驻扎在西麻村，遂派重兵进行联合围剿。当自卫总团得知敌人来犯，鬼子已突破岗哨，进击至西麻村东。总团被迫分两路突围。一路由孔庆哲、刘鸿奎率一大队向北朝北陵转移；一路由赵柏华、李邦琴率二大队向西朝前村、小力山突围。因向西突围人员较多，日军集中优势兵力，重点进攻向西突围部队。战至当日黄昏，向西突围的部队，再次兵分两路，分散突围。赵柏华带病率领二大队主力向西南白兔方向突围；李邦琴率30余人向西朝前村方向突围。过了前村时，李邦琴身边只剩4名战士了，自己也身中四弹。5人再分散突围。因伤势过重，突围后两天，李邦琴因失血过多而光荣牺牲。孔庆哲、刘鸿奎、赵柏华等都安全突围转移。

建国后，党和政府没有忘掉这位曾为抗日而英勇牺牲多年的地方武装领导人。1950年1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李邦琴烈士墓

六、孔凤英

孔凤英（1921--2009）原镇江县上党乡上南岗村人，孔庆哲胞妹。自幼聪明伶俐，能说会道。父亲孔宪和视其为掌上明珠。跟哥哥孔庆哲一样，自幼接受良好教育，1939年国立苏州中学毕业后返乡，担任小学教员。镇丹边区自卫总团成立后，担任团部文书。在此期间，与团副（即政委）王丰庆相互爱慕。1939年夏，在王丰庆、孔凤英结婚的娶亲路上，刘鸿奎采用我们当地“抢亲”的陋习，强行在半路劫娶了孔凤英，“生米煮成了熟饭”。无奈，孔凤英成了刘鸿奎的老婆。并于1940年生下一女，取名“刘美玲”。

在镇丹自卫总团撤销以后，在1942年反“清乡”斗争中，刘鸿奎对革命胜利失去了信心，继而重走老路，祸害乡民，并叛变投敌，危害革命的紧要关头，孔凤英大义灭亲，通过“内线”及时向我地方党组织汇报刘鸿奎的活动轨迹和行踪，为新四军铲除匪性不改、恶贯满盈的刘鸿奎及其武装，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建国后，孔凤英在上海工作。2009年去世，享年89岁。

孔凤英之墓

七、刘鸿奎

刘鸿奎像

刘鸿奎 （1918--1942） 又名小刘成，原籍江苏海州（连云港）。初年随父母逃荒到江南，在丹阳河阳五龙村后山头落户定居。其父不务正业，因罪被捕入狱并死于宇狱中。刘十四岁到上海学徒剃头，后不务正业混迹上海。上海沦陷后，返回丹阳定居地，不守本分结交游手好闲之徒。其继父好心规劝，反遭其杀害。后召集同伙，拉起队伍，盘踞山头，打家劫舍，祸害乡民。

1938年冬，刘鸿奎带着人马投靠驻镇日军，任镇江伪警察署中队长。1939年3月带一个警察班投靠镇丹边区自卫总团，任中队长。同年秋，自卫总团改编，任一大队大队长。期间，与日伪军交战十余次。镇丹自卫总团撤销后，任茅山警备旅三营营长。自己匪性不改，怂恿部下胡作非为，排挤新四军派遣的政工干部；为一己私利与其他地方武装交恶，继续祸害乡里。

在1942年，日伪发动“清乡”，刘鸿奎对革命胜利失去了信心，藐视、敌视、新四军，并派心腹爪牙刺探新四军军情，对司徒马家庄、七庄等革命“堡垒户”打击报复。并公开叫嚣“三个月彻底消灭丹西地方游击队”。同年10月，新四军第十六旅派四个连，在地方游击队的支持下，剿灭其所部，刘鸿奎被活捉。于同年冬月初六，镇丹县委在司徒曹甲村（镇丹县委所在地）召开公审大会，后将其押至荻塘后亩山枪决。

第四节 后记及思考

镇丹边区国民抗敌自卫总团至西麻突围战之后，李邦琴等牺牲，赵柏华率二大队余部130余人编入新四军一支队新六团。至此，“镇丹边区国民抗敌自卫总团”番号撤销。从成立到撤销，历时一年有余。其抗敌战绩是可圈可点的。在镇江暨茅山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纵观镇丹边区国民抗敌自卫总团的兴衰，其功绩彪炳史册。但在部队建设和管理等方面，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疑惑和思考。

一、镇丹边区国民抗敌自卫总团成立，、新四军为了掌握好这支队伍，从人员组织和配置上，其规格还是较高的。三任团副（政委）都是久经考验的“老革命”且级别都不低。王丰庆、陈洪都曾是茅山特委书记，赵柏华则是“江抗”支队的支队长。其所属大队、中队的政工干部也都是营、连级干部。尽管其只有区区300多人枪，但却是实实的团级配制。由此可见，、新四军对这支地方武装的重视程度，不亚于丹二区的“丹阳独立支队”。

二、从总团成立到撤销，镇丹自卫总团在数次战斗中，也牺牲了许多战士。而这些牺牲的战士中，除李邦琴等少数人在建国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外，其他人甚至连姓名都没留下。其原因是什么？难道是战争年代出于保密，而部队《花名册》流失？

三、作为地方武装，镇丹自卫总团人员组成成分复杂。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尚不够完善，甚至较薄弱。对孔庆哲的帮助、教育；对刘鸿奎及其所部的管理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问题。三任团副（政委）在总团工作时间都不长，且王丰庆、陈洪、赵柏华都是以军事见长的干部（当然，也不能说他仨都不擅长政工）。

四、关于孔庆哲，果真是“灰色人物”？是否真有叛变行为？是否给革命造成危害和损失？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以上种种，地方史志部门暨新四军研究会等部门，可否给历史一个交代？给这些有名的和无名的先人及其后代一个公正、真实的答案？

作者：吴志阳 镇江新四军研究会 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