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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拉丝娜·捷维察：苏东军队帽徽发展史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初心演变（二）

导读：“红星”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象征，也曾照耀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随着苏联解体，有关“红星”的叙事也逐渐凋零，直到人们快要遗忘了那段岁月。 业余国际政治观察者科拉丝娜·捷维察发表系列文章：《苏东军队帽徽发展史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初心演变》，围绕欧洲社会主义国家革命文化建构、回顾和遍历苏东军队帽徽的起源和演变历程。本文为第二部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科拉丝娜·捷维察】

接下来我们将要说到1918年红星帽徽在俄国面临的最大的困难。

上图为1918年一部分时间里生产出的一枚典型帽徽。请注意，前文已经提到，早期锤子犁铧图案中锤子的锤头在上、羊角在上、锤面指右下，锤柄指向左下，因此这枚帽徽的缀订方向是正确的——五角星的单独尖角朝下。

没错，在1918年的混乱中有一段时期，一部分红星标志是按单角向下、双角朝上的朝向制造乃至佩戴的。这种倒置红五星也曾短暂出现在宣传海报（下左）和俄罗斯联邦共和国1918年9月16日制定的红旗勋章（下中）样式中；在曾短暂颁发了三年多的阿塞拜疆红旗勋章（下右）中，倒置红五星的五个角都被做了出来，可以更清晰地分辨。

但这些设计全都很快就被废除了。除红旗勋章图样里不完整的倒红五星得以残存外，所有红星标志的朝向被严格统一成了现在我们熟悉的单角朝上的样子。

这一方向转换是俄国（主流）社会浓重的东正教底色造成的。

早已抱定无神信念，要普及科学、扫除一切精神的俄国社会工党（布）革命者们忽略了一件他们自己不关心，在民间却有极大问题的事——倒五角星外观准确地撞上了敌的标志“倒五芒星”。这个符号可能源于16世纪的意大利黑魔法书《Grimorium Verum》，俗称“曼德斯的五芒星”，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带角的羊头，是魔鬼路西法和利维坦的象征。

与正教会深度关联的极其敏锐地抓住了红军的这个失误。开始在各地农村中宣传“红军是撒旦的化身，他们帽子上佩戴的是敌的倒五芒星标记”。由于布尔什维克确实相信无神论，而且内战初期，他们在很多地区一旦掌权，立即教条推行破除宗教节日、拆毁教堂（早期《红军最强大》中就有“把大教堂……都毁灭”的歌词）甚至肉体消灭神职人员的政策；而这一切又与1918年5月起颁行的余粮收集制（продразвёрстка）影响叠加，进一步恶化了布尔什维克在农村的形象。

结果是，这种宣传效果非常之好；人均胎教肄业、对任何自称捍卫东正教或天主教（苏波边境地区）的人怀着虔诚信仰的边远地区农民们一听就信，给苏维埃造成了极大困扰。

乌克兰苏维埃第1师政治部主任И·明茨在开会时曾无奈地指出：“青年农民都充满了偏见。不仅对公社，而且对我军新的红星帽徽……”

为了破除“敌符号”宣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部迅速制作了一份著名传单——《看，同志！这就是红星》（见下图）。《看，同志！这就是红星》是一份极其特别的文件。它只传达了一个实际信息——“明确并宣传红星帽徽须以单角向上的指向为正”，但它在俄国共运史中的地位恐怕被严重低估了。从文化建构意义上说，它的重要性几乎可以与1943年工农红军恢复帝俄式肩章相提并论——后者是另一个在苏内被淡化，但对苏联历史发展影响深远的事件。

传单全文如下：

“看好了，同志！

“这→

“就是红星：

《看，同志！这就是红星》传单原件的抬头部分

“红军士兵把它戴在帽子上，她是红军用来辨认的标志。

“每支军队都戴着象征它所服务对象的徽章。旧军队的徽章代表什么？那是一条闪耀光芒的沙皇旗色（注：黑黄白）丝带，代表士兵要为沙皇服务。昔日，军队吃着人民的脂膏，却为沙皇卖命，按沙皇的命令镇压工人农民、帮助压迫人民的资产阶级。

俄军1907式帽徽，士兵（左）、军官（右）

“那么，红星代表什么意思呢？

“听好了，同志：

“你知道一个关于红仙女——真儿（“普拉芙达”，字面含义和典故下面会讲到）的故事吗？她很漂亮，很可爱，额上和脖子上各有一颗星。在那星星光芒的照耀下，所有人都幸福地活在富足和真理中，每个人都拥有一切，没有人杀人，也没人冒犯别人。

“还有一个黑巫婆——克利夫达（字面义：谬误；谎言）。她想迷惑人们，夺走他们的幸福。

“克利夫达悄悄地接近真儿，偷走了她的星星，把它藏在了袍子下。

“世界立刻陷入了黑暗。黑暗之中，黑化的人们开始做坏事。他们开始欺凌弱者，夺走他们的全部财产，强迫他们为自己工作。

“谎言开始在大地上到处盛行。

“可怜的真儿发出了尖叫：

“‘好人们啊，找到我的星星吧。把它带回给我，把真理还给世界！’

“她找到了一个好人。他去寻找真理之星，向克利夫达挑战，与她战了许多回合，筋疲力尽，满身伤痕，血流不止。他击败了克利夫达，找到了那颗被藏起来的星星。

“他把这颗星星贴在自己的额头上，向着真儿走去……

“恶人们、克利夫达的附庸们，阻止他走向红仙女真儿，妄图把星星从他身上夺走，然后再把它熄灭。但好人击溃了所有敌人，来到了“真”面前，把星星带给了她。

“世界上又重新有了光明。克利夫达的附庸们，像（象征不祥的）猫头鹰或飞鼠一样被光明驱散，躲到黑暗的角落里消失了。红仙女真儿荡涤了所有人的恶念。一切重又变得美好，人们可以自由地在真理之星照耀下生活了！

“同志，你听说过这个寓言故事吗？

“我们红军的红星就是真理之星！红军就是与克利夫达、以及她那些压迫人民的附庸作斗争的好人，红军要让真理的光辉普照大地，让所有的劳动人民，让所有被压迫、被损害的人，都能自由而快乐地生活。

“因此，犁和锤镌刻在红军的星星上。犁铧代表着农民，锤子代表着工人。这意味着红军正在为真理之星而战，把犁铧带给农民，把锤子带给工人，让他们获得自由、面包、分红和休息的权利，而不是赤贫、穷困和无休无止的劳作。

“所有希望真理战胜克利夫达的人，要让真理之星永远照耀着劳苦大众，让他们过上轻松的生活。大家都应该去参加红军，在额上佩戴一颗红星，与克利夫达的追随者——沙皇、亲王、地主和资产阶级作斗争！

“同志们，在红星下集合吧！因为她是真理之星！它是把全体劳动人民从饥荒、劳作、战乱、贫困和奴役中解放出来的星，是工农和全民大众的幸福之星。

“这就是红军之星的意思！”

简单解释一下这份传单。如果意识到俄罗斯传统中的以下事实，这寓言并没它乍看上去那么中二。

1.前文已经提到，红色在俄国传统文化中自带“美好的”、“重要的”、“有价值的”等在西方甚至其他西斯拉夫、南斯拉夫国家并不具备的正面含义。虽然“美少女”有直白的说法（красивая девушка等），但同一意思常用“красна девица”（字面义“红姑娘”）来表达。

像“伊万王子”（Иван-царевич，“沙皇儿子伊万”，汉语有时音译为“伊万·萨雷维奇”）一样，红姑娘是俄国童话中最常用的泛称和形容说法之一，被这样形容的女主角自然也是英雄救美套路故事的常客。一个将安德洛梅达故事与俄式文化结合的民间传说中，海上依次出现了三只12头蛇妖，它们先后给沙皇送信，要他献祭自己美丽的大女儿、二女儿和小女儿。每一次，士兵的儿子伊万都来到锁绑一位红姑娘（其实是公主）的峭壁上，杀死了对应蛇妖，将对应公主救下；随后幸存的公主都被沙皇派来给她喂水的大臣发现并接走，但在半路上被拿刀威胁，被迫对沙皇谎称大臣就是拯救自己的英雄，然后被赐婚给大臣。直到最后一次，小公主也被赐婚给骗子，伊万自己却意外来到了婚礼上，于是欺君之罪被撞破，士兵的儿子伊万和第三位红姑娘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红姑娘意象有时也和“星星”联系在一起，带上神圣不容亵渎的清冷气质。19世纪俄罗斯作曲家М·П·穆索尔斯基的《小星星，你在哪里？》中唱道：“我是否不会再见到清澈的星星/我是否不能再见到一个红姑娘？”乌克兰童话《伊万王子和红姑娘——清澈之星》则讲述了擅长开后宫的王子伊万舍身救母闯入秘境，邂逅一位“像星星般清澈的绝美少女（仙女）”的故事。

2.红仙女的名字“普拉芙达”，这个词字面含义是“真理”（这就是苏共机关报《真理报》用的那个词）、“真实”，但在上古也用来表示“正义”——基辅罗斯的法典叫做«Правда Руськая»，字面义“罗斯真理”，或者“罗斯的正义”。

3.“普拉芙达”和“克利夫达”（真理与谬误）是俄语文学中的一对常见意象，可以追溯到古斯拉夫多神教传说中的诗篇：

“天空中有什么事物，会发出雷暴般的轰鸣？

“是天上飞翔的鸟儿汇聚在一起，是普拉芙达与克利夫达的战斗……

“……于是势不可挡的伟力收敛于斯，普拉芙达与克里夫达展开了激战……

“……普拉芙达飞上天堂，到达了高天之极的始祖。”

普拉芙达（真理）的统治只存在于天堂；大地则是“普拉芙达”与“克利夫达”斗争的舞台。谁选择克利夫达，谁就会为它付出代价。

在近代俄罗斯民间传说中，普拉芙达和克利夫达经常作为正邪两个极端的代言，被人格化为一对姐妹或表姐妹，有时（例如在阿法纳西耶夫《俄罗斯民间故事》收录的两篇寓言中）被人格化为两个商人；普拉芙达总是先遭到克利夫达的陷害，但最终总会获胜或获得更大的利益。

4.被翻译为“同志”的这个词——“达瓦里希”；1918年这个词的含义还未稳定。它原本指“同事”、“伙伴”、“（商业关系上的）盟友”；考虑到近代帝俄的主流称呼仍是与其等级制度挂钩的“主人”、“老爷”、“大老爷”、“大人”等，它更符合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平等主义思潮，但仍是有性别（男性，它本来有女性形式“达瓦尔佳”）、行业（商业法律术语）限制的。是早期的布尔什维克和红军不断在群众宣传中有意识地去性别化、去行业化、带文学色彩地运用这个称呼，才将其确立为无性别、行业、等级区分的普适称呼，并从而成功在其上附加了现在我们所熟悉的“认定被称呼者（也）为主义者”的意思。

《看，同志！这就是红星》是俄国革命早期用魔法打败魔法的经典外宣（1918年大多数农民对布尔什维克来说并不是自己人、至少不是基本盘，农村多为控制。这是典型的外宣）案例：

通过旋转五星朝向（用图片直接展示，不发一言）这一最简单的方案，不动声色驳回了敌人的“倒五芒星——羊角撒旦——敌符号”叙事，同时回避了陷入是非的直接辩解或硬碰硬争论；

面向教育水平客观低下的广大农民（实际上也包括许多农村出身的红军士兵）讲述了一个通俗易懂的动员故事，避免了重建无神论世界观需要的大量辩经；

所使用的寓言故事根植于受众（俄国农民）熟悉的、俄罗斯民族古老的历史文化传统中，能唤起共鸣，回避了引入“外国理念”（主义）可能引发的与受众朴素民族情感的冲突；

充分利用了受众精神上需要宗教替代品却并不是神学专家、民间传说与正教信仰对他们有近似亲和力的特点，采用了类似宗教风格但并不照抄教会语言的表述，提供了自己的宗教叙事代替品；

在群众工作时效性极端重要的情况下，避免了按部就班宣传无神论和自然科学教育、根除宗教背景阴谋论、再使自己获得接受所需的极高的时间成本和难度。

这一寓言很快衍生出了更生动形象的版本：克利夫达偷走了红仙女的星星，并且打碎了它！但世界并没有毁灭，那颗真理红星化成了万千小红星，每个为真理而战的人都得到了一颗。

同志们，为了真理，为了给千千万万的大众谋幸福，去做那个好人吧！

下图展示了1919-1922年生产的各种红星帽徽实物。可以看到，传单发布后一段时间，在“公章和帽徽必须正确、仔细并按图样制作！”的严令下，实际产品仍是五花八门，各地珠宝厂、铸币厂和其他任何能生产冲压零件工厂的匠师们按自己的理解随意制作模板（直到1922年7月11日的新条令中才明确，红星的十条边应取直线，而不再是弯曲的花瓣形），但至少五个角的指向终于统一了。

有一点值得一提：

上图实际制作的红星帽徽中，很多按俄罗斯传统工艺品审美（也可能是对命令图样中五角内接圆辅助线的误读）在锤头和爬犁图案外增加了一个圈。带圈的帽徽又有两种变体，有些把圈漆成红色，有些则漆成白色（如最后一个所示）。这种内嵌白圈的变体红星最终保留在了后来红海军、苏联武装力量海军的军官帽徽里（下图）。

俄国革命党培养干部队伍的历史并不长，更是只用极短时间就在名义上掌握了全国。在漫长危险的俄国内战中，为红军而战的士兵大多仍是普通人，像普通人一样信仰上帝，恐惧死亡，有农村年迈的父母、一大堆亲戚、未婚妻和土地。

“亲爱的妈妈向我告别时，我的亲人全都跑了过来：‘小伙子万纽克，你要去哪？你难道要去当兵！红军里多的是红茶和刺刀，布尔什维克缺你一个也不少！……妈妈为你伤透了心，愁白了头；家里、地里，都需要有人劳动……“我只好向着母亲深鞠一躬，向亲人们也鞠躬，然后踏出家门。

“‘看在上帝的份上，别抱怨我。如果全都像你们一样只看热闹，谁来保卫莫斯科，和俄罗斯？谁来保卫莫斯科和俄罗斯？……’”

他们都是这首《布尔什维克离开家》（创作于1919年）中的那个伊万（万纽克是伊万的爱称）。他们是苏维埃地区那些平凡、质朴、拖家带口，害怕死在战场后再也见不到她们的俄罗斯农民。他们听到了《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广播，看到了村口或教堂上贴着的《看，同志！这就是红星》，志愿参军，挤上闷罐车，坐进飞驰的搭枪卡，戴上了这颗小小的红星。

他们保卫的，正是嵌在这颗红星上的自己的劳动工具——犁铧和锻锤，是自己认可的真理（正义）、平等、幸福，以及那个永远摆脱贫困、建立地上天国的梦想。

从扶犁到镰刀：贫农地位的上升与意象的进化

上文提到的倒红五星就这样在苏联文化史中一闪而过。它留给后世的唯一一丝痕迹，就是前面提到的、继承1918年9月所设俄联邦红旗勋章样式的苏联红旗勋章（下图）。

值得一提的是，红旗勋章貌似也是后世苏联文化里配犁铧的锤子图案（犁头在倒红五星外侧右下角СССР缎带的Р字左上方，弯曲锐器代表犁铧）唯一残留下痕迹的地方。

最后一节就简单地说说犁和镰刀的故事。可以先下一个结论：犁是一种更有俄罗斯（东欧）特色的意象，而镰刀（齿镰）配锤子实际上是一种当时在世界上已零散存在、只是尚未赋予主义含义的文化组合；早期的苏联革命者们最终舍弃了复杂且比例错误的“犁锤”设计而普及了“镰锤”，可能有一些意外主观因素，但客观上带来了国际共运文化建构上的一次飞跃。

20世纪初期俄国西部的几种典型手扶犁，自上而下为鞑靼犁（上）、苏哈尼犁（中）、18世纪末兴起的梁赞犁（下）。它们多用一匹或两匹马牵引。

俄罗斯最早的犁大约出现在10-11世纪的基辅罗斯时代，是从东欧和南方突厥地区引进的，属于西方犁（与中国古代常见的犁结构差别很大）。由于恶劣的气候和农奴制下近乎无偿的劳动力，俄国地主们从来没有创新农业机械的动力，1802 年才出现了第一家生产犁的近代工厂，大多数地方按照偶然形成的传统制作自己的扶犁式样。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各地农村对“犁”这个东西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印象各自不同；1885年，光维亚特卡省（今基洛夫）一地，就有多达 30 种不同名称的犁在使用。这种认知差异直接反映到了红军帽徽的制定中：

再次回顾这段时期的各种帽徽图可以看到，几乎每个模具都对应了一把不同的犁。要识别出这个意象，需要找到扶手、犁铧、犁刀、犁刀轮和连接耕马挽具的挂钩等一系列特征，并识别相互关系才能辨认出来；这种对精度的高要求决定了，它既不利于缩小尺寸（例如，用在1919年1月规定工农红军应当佩戴的袖章上）、用刺绣或金销绣等较粗线条的手法表现，也不利于整个概念的传播——当时俄国的城乡分化已经很严重，大城市里从没见过耕犁长什么样的工人、知识分子大有人在。对帽徽上这个完整图案还好，对于前述红星勋章露出的那一点弯曲形状，没有知识准备的人，谁能看出来这是什么？铲子？大斧？钩镰枪？事实上，这东西是лемех плуга，也就是犁头。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如上面几幅图所示，欧式犁复杂而沉重，不是每个农家都买得起的；对于无地或地不够多、或者无马可用的小户贫农来说，甚至也不一定用得着。而由于前面提到过的农村地区对余粮收集制乃至整个苏维埃的抵触，布尔什维克逐渐将农民细分，除地主外，不愿交粮的富农也被逐渐排除到党的依靠力量之外。而1918年6月19日起，苏维埃政府已经通过了用镰刀（齿镰）和锤子拼接而成的标志。

镰刀配锤子作为一个十分简洁、美感极强的图案，不仅在俄国革命中的引入先于军队，而且在世界范围内的最早诞生也早于俄国革命。现在已知的第一个镰刀锤子并在一起的形象来自1894年后几个版本的智利1比索硬币（下图左二、左三），象征工人和农民的联合。不过这就是一个装饰符号，没有政治立场，当时也没有获得任何名气，俄国革命者使用的镰刀锤子形象很可能是独立设计出来的。

1919年后，新成立的奥地利共和国也设计了一个带有镰刀铁锤形象的国徽（下左图，这个图案架构一直延续到现在），镰刀铁锤象征构成奥地利人口的工人农民两大阶级，但没有包括主义在内的特殊含义。这个国徽出现的时间不仅晚于俄国革命，而且也稍晚于奥地利的诞生（1918年11月3日），但当时并未在奥地利人中造成任何困惑。这可以作为“1919年前后欧洲世界里镰刀锤子图案的文化含义还未定型”的判断依据之一。

至于奥地利——自成立以来，它同样毫无压力地使用了镰刀锤子图案，下中图为其近年常用的一种标志。作为奥地利现存第二古老的大政党，奥共挺过了苏东剧变，坚持不改党名、不改旗号，并在2021年成为奥地利第二大城市格拉茨的执政党。

比较有趣的是，一个产生稍晚于奥地利国徽、尚不清楚是否受到前者影响的苏联国徽拟议版本（上右图）尝试了同一种将镰刀和锤子分离置于下方的结构。这个独特构型唯一残存至今的实例是莫斯科中央电报大楼上的彩色浮雕，不同于后来的苏联国徽浮雕，该雕塑上的地球曲率是写实的。

1918年中至1922年这段时间里，红军军徽与政府的徽记用以表达同样象征的意象不同；虽然本来有“将红军现役人员与其他信仰主义者区分开来”的含义，但随着上述的战时主义政策和一系列排除富农政策的实施，红军这边恰好“富农感”强烈的扶犁被作为农民象征，这种区分的必要性就变得越发可疑了起来。

1922年4月13日起，根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953号令，红星军徽中的扶犁图案被移除，改为一把东欧地区常见、任何人都负担得起的齿镰。命令是这样说的：“现在红军佩戴的帽徽上是‘锤子和耕犁’图案，但宪法建立的俄罗斯共和国国徽（注：下左图）用的却是‘锤子和镰刀’的形象。

“（为统一规范，）供给部应负责制作带有宪法建立的国家徽记（注：即‘锤子和镰刀’）的红军帽徽。红军帽徽应佩于盔形帽上根据1922年革命军委第322号令所设之兵种色布质大星的中央（注：命令附图见上右图）。”

在欧洲，齿镰（Серп，下左图）和直板镰（Коса，又称“钐刀”，下右图）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不同于和耕犁一样有各种复杂变形的直板镰，齿镰的基本形态——一条弯曲且通常带有锯齿的刀片、一个呈特定角度与之连接的木柄，各地几乎一样，形状非常独特，不会引起歧义；后来的事实证明，即使在中国、越南、印度、印尼和尼泊尔等当时发展落后且传统镰刀形状差异较大的远东地区，民间对这一符号的接受也十分顺利，没人看不懂这把工具到底是什么。

而且，齿镰只是单纯的收割工具，体力较弱的妇女和儿童都可以握持。而板镰既用于大田收割，在剪草机发明前也是欧洲贵族和小资产阶级用于修整精致草坪的工具；此外，直板镰、尤其用于高效割麦的长刃巨镰使用非常费力，通常只有经过专门训练的成年男子才能运用自如，不熟练者极易伤人。因此巨镰在欧洲神话、特别是斯拉夫神话传说中衍生有由死神持握，用于收割生命的恐怖形象，出于和前述倒红五星同样的原因，不宜作为新的象征。

1922年7月11日，革命军事委员会第1691号令重新发布了953号令，并在附录中规定了新的镰刀锤子红星标准制法。

图为1691号令附录中规定的图样。由于尺寸限制，苏联国徽上表现出的镰刀刃上的一排细齿在红军帽徽中被省略，这后来成为一种风格化的表现手法（当然，一些较锋利的小镰刀上确实没有齿）。此外，随着“敌的倒五芒星”谣言逐渐平息，相比上文提到的1918年7月29日军事人民委员第594号令，1691号令将红星五角内接圆尺寸也缩小到12mm，从而将“胖五星”变成了普通的正五角星（下中图）。但就像前面的一系列命令一样，这个命令也并没有被100%地严格执行，各地由于惯性继续生产的各种“胖五星”（下右图）仍然大量存在。“胖五星”后来又多次成为苏军帽徽的官方标准。

应当说，铁锤镰刀彻底代替铁锤犁铧，是俄国革命文化发展上的一次大飞跃。它不仅提升了整个标志对贫农的代表性，而且简化了标志观感，塑造了一个辨识度极高、充满号召力的文化形象。至此，国际主义运动完成了其最初的象征建构——继承法国革命的红旗、红星（以金黄色勾边，内含光芒线，常见五个角带有一定膨胀，通常用以作为帽徽）、通常以金黄色勾勒的镰刀锤子交叉图案；其中红星形象的建构完全是在军队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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