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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IC Photo）

陈芝/文

威廉·麦克尼尔的《威尼斯：欧洲的枢纽1081－1797》是从“全球史”，或者说“区域史”角度审视地中海世界三个板块：拉丁欧洲、希腊—斯拉夫和奥斯曼土耳其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冲突，而本书的主角威尼斯则是将之串联的媒介与线索，从中世纪起一直扮演着根深蒂固的中间人角色（大概是出于篇幅考量，作者略去了在阿拉伯地区活动的内容）。

威尼斯共和国，始建于公元687年，全称是“最尊贵的威尼斯共和国”，因为主保圣徒是圣马可，因此又称圣马可共和国（据说在公元828年，两名威尼斯富商在总督的示意下，从埃及偷走了圣马可的尸骸，转移到威尼斯）。这本是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一些罗马遗民在亚德里亚海北端的泻湖内建立的国家。建国初期隶属于东罗马帝国，10世纪末获独立，从11世纪到17世纪一直是地中海的海上大国之一，并因其长期的政制稳定，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千年共和国，到1797年被拿破仑灭亡为止始终保持着共和政体不变。

这份惊人的稳定很早就被人注意到，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一书中就比较过威尼斯的成功与佛罗伦萨的失败，而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在诗歌里写到：“威尼斯，自由的长女/她是座光辉灿烂、崇尚自由的纯洁之城/不受诡诈诱惑，不许暴力侵犯/若要为她寻找伴侣/唯有永恒的海洋能与之匹配……”总的来说，这个没有多少罗马时代荣光可以追溯的国家，相比罗马共和国覆灭后各种自称罗马的奇奇怪怪的，反倒更有资格被认为是伟大的罗马共和国的继承者。

一个人的成功，既离不开个人的奋斗，也绕不过历史的进程，国家的兴盛也不遑多让。在捱过灾难性的9世纪和10世纪后，11世纪从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文明倒退中复苏的欧洲，一转攻势，开始以的形式对外扩张，三个方向的以耶路撒冷这一支最为著名，以至于提到基本上都是特指耶路撒冷。

而这个方向的的主力，从开始到结束都是讲法语的法兰克贵族骑士，使得阿拉伯人长期以来，一直以法兰克人指代西欧，就像法国人以阿勒曼尼人指代德国人。后来法兰克人这个名字辗转来到中国，经过几番音变，变成佛郎机人，被明代的中国拿来称呼当时以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为主前来贸易与劫掠的欧洲人。

借助法兰克人的这番东风，北意大利的城邦共和国的海贸事业蓬勃发展：一方面依靠意大利人的船队运送人员、装备，及从海上获得补给；另一方面意大利人在国家纷纷获得贸易特权。即使后来被赶出黎凡特，羽翼丰满的意大利人也基本上垄断了地中海东部的海上贸易，并扩张至黑海，直到奥斯曼的兴起。

两个自称罗马的地区大国在13世纪的衰落，也给了北意大利城邦活跃的空间，低政治军事开销以及商人对城邦的垄断，也使得利润可以更多的再投资于贸易上，理性发行公债以集资，而不是转移到防务或享乐上。虽然城邦之间不乏彼此攻击，但烈度相较对抗强大的君主国是比较低的。

另一方面，意大利盛行各种项目公司，能超过血缘关系的限制，与陌生人合作，进而协调和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作者认为这与重犁的发明脱不开关系，后者需要好几户人家才能凑齐的大量家畜方能拉动，因此村民间必须达成如何分工、如何进行一般的规划等协议。随着经济发展，人们进入城市，于是把跟外人合作的经验带入到更广阔的经济生活中来。

以及，意大利人自身的勤奋，与对外的好战也是促使他们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威尼斯表现尤其亮眼，而使它从北意大利城邦中脱颖而出的原因大致为以下几种：

关键之一，在1104年建立了著名的威尼斯军械库，由政府管理，专门制造标准设计的船只，改革航海技术。因为专业化，工人发展出独特的技能与效率，标准化的零件也简化了修船的难度，政府储备这些零件，并长期雇佣一群专家，以便在需要时能以最快的速度指导大量工人制造出新的舰队。某种程度上，军械库已经实践了现代工厂生产线的效率及可预测性。

关键之二，威尼斯在桨帆船技术上走到了极致，并建立了出租商用桨帆船的幕达体系，即被成批集结的商船严格按照官方规定的固定航线定期贸易，以此控制风险、提高贸易效率。政府以竞标的形式出租桨帆船，并对运输费上下限严格规定，以保护小贸易商同大型船务公司竞争。桨帆船需要大量人力，因此往往用于香料等奢侈品贸易，而任何人只要有一点资本或可以借到资本都可以进行日常交易与投资，这使得威尼斯国民，或人力，或资本，广泛地参与海外贸易。

关键之三，威尼斯建立了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高度有效的财税征收与使用制度，在15世纪，威尼斯共和国的年收入比任何意大利对手都多，而且可能比欧洲大多数占地更广的大国还多；集权的海外殖民地管理体系，并鼓励海外威尼斯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有限吸纳新血的寡头制政府，包括终身任职的总督和对总督权力进行限制的大议会，以避免政治动荡，保持稳定。虽然权力封闭在一个商人贵族阶级里，但法律面前一视同仁，任何滥用权力的人都会受惩乃至处死，政府也有义务关照平民的生活条件，例如确保食物有相对便宜的价格。

依靠这些优势，威尼斯击败了死对头热那亚，从拜占庭的废墟中夺取了地中海上的大量岛屿，并依靠惊人的政治稳定和团结，在15世纪、16世纪的意大利战争各城邦的崩溃中独善其身——这些国家不是被外敌征服，就是内部爆发了革命——不至于遭受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的质问：“经过一千年的辛勤劳苦之后，佛罗伦萨竟然变得这么衰微孱弱，其原因究竟何在？”

可以说，在中世纪结束以前的三个世纪，威尼斯是地中海地区最成功的国家之一，人们以威尼斯为中心进行括木材、香料、盐、酒、谷物、纺织品等商品的贸易。威尼斯是一个节点，链接着地中海、黑海以及更遥远世界的商业活动。

但随着人们走出中世纪，威尼斯的霸业开始遭受挑战，受到区域性大国的挤压。这首先是一个体制问题，威尼斯满足于控制贸易节点和海岛，对陆地上的土地兴致缺缺，因为威尼斯封闭的寡头政体无法吸纳被征服土地的精英，而且正如孟德斯鸠所提出的：古典共和国往往小国寡民，一旦扩大便很容易滑向专制。知名魔幻历史主义游戏公司p社在其策略游戏《欧陆风云4》设计威尼斯共和国只要国土过度扩张，就会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正是基于此。

于是在体量巨大，并建立了超越中世纪国家的集权行政机器，从而发挥出自身体量优势的新兴区域大国面前，威尼斯的人力物力顿时显得捉襟见肘。特别是在逐渐控制了地中海东部所有土地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面前，威尼斯穷尽了一切外交手段，联合教各国，依然在奥斯曼面前节节败退，交出了本土以外的大部分领地。在七次威土战争后，奥斯曼夺取了威尼斯的海上霸权，使其沦为无足轻重的二流国家。威尼斯的贵族们也从投资商业，转向投资安全与稳定的土地，将国家的贸易活动拱手让给外国人，这对曾经的海上共和国，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

而抛开体量问题，威尼斯的衰败原因纷繁复杂。在外，新航路的开辟使世界的经济中心转向了北大西洋两岸，地中海商业在全球贸易中的分量急剧下降，威尼斯靠慕达制度垄断的香料贸易受到严重冲击，威尼斯经济衰败，商船运输事业衰落，受到西、葡、荷、英、法等国的挑战。在内，封闭的寡头政体已经不适宜时代，却因为对政体的过分迷信而无意更改。在桨帆船一路走到黑，没有及时跟上欧洲海军技术的变革，配备新式重炮的风帆战舰不仅战力更强，而且所需人力较少，有更大的货仓容积。人口的增长带来瘟疫、粮食和燃料危机。

总而言之，威尼斯在13世纪、14世纪拥有惊人的成功，在于他们能结合所有新的技术、社会经济和政治模式。而他们之后的失败，则是落后于时代，被更有活力，更能适应变化的新兴大国取代。

但奇异的是，16世纪、17世纪威尼斯在政治与军事接连失利的同时，其文化反而繁荣昌盛起来，而在它支配地中海东部的海洋时，其文化无足轻重，只是拜占庭文化的一个小小附庸和传播口。这可能跟文化艺术的发展，有一定的滞后性有关，也就是说，过去几个世纪的繁荣，营造了文化兴盛的温床，在今天发芽成长。

1481年后，威尼斯接受了来自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文化，从此逐渐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地带：詹莱蒂·乔凡尼与其兄长贝利尼、妹夫安德烈·曼特尼亚，以及两个弟子乔尔乔内、提香构成了与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相提并论的威尼斯学派。他们在坚持佛罗伦萨学派绘画尽可能模仿视觉经验的数学绝对观和一般理念的同时，吸收了拜占庭与哥特文化，比如希腊的马赛克艺术和佛兰德的油画技艺。

威尼斯也吸引音乐家，特别是查理五世洗劫罗马后从教宗音乐机构逃出寻求庇护的罗马音乐家。而公众几乎全年都能购票，全世界第一座专为戏剧演出打造的商业剧场，于1565年在威尼斯正式开张营业。其经营财务的方式及戏剧特性大多起源于威尼斯人每年的嘉年华会，表演中的感官享受与禁欲的清教主义风气格格不入，但受到了西欧贵族社会的欢迎，并流入了奥斯曼人的在威尼斯的帕多瓦大学也聚集了解剖学家安德烈·维萨里、哲学家彼得罗·蓬波纳齐、科学家伽利略等人才，在医学与哲学上具有领先地位，在学术研究中贯彻了现代科学的方之一：通过观察和从观察中归纳所得到的新发现以促进知识进步。

印刷术自1469年传入后，威尼斯很快地成为全意大利最活跃的印刷中心，并带头降低书价以扩大市场。印刷乐谱、地图、解剖图解的医学用书，以及出版受欢迎的趣味方言读物，都始自威尼斯，也由威尼斯率先发展至可观的规模。早期威尼斯印刷业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出版希腊经典作品，许多书都是第一次出版，而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从古希腊经典中汲取营养，转换为适应近代欧洲的思想。

同时由于控制希腊地区的奥斯曼土耳其排斥印刷术，因此威尼斯成为东正教世界最主要的印刷品来源，范围包含从古典文学、神父著作，到极便宜的入门教科书和一般祈祷仪式的书籍。即使威尼斯在1570年后不再是西方市场特别重要的出版中心，直到18世纪仍持续扮演希腊语世界书籍印刷与流通的中心角色。

威尼斯也因其地理位置，和对不同宗教的容忍，成为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共存之地。威尼斯本土与所属的克里特岛保存并发展了希腊艺术，许多希腊人受威尼斯的宽松氛围和发达的文化吸引，来到帕多瓦大学留学，在取得学位后回到使用希腊语的土地，将学到的技艺服务于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东正教世界。

在俄罗斯，这些修士与学者使原本在罗马教宗派来的传教团面前，因其学识和技艺而感到自卑的斯拉夫社区，拥有了可以分庭抗礼的思辨能力。在奥斯曼土耳其，希腊东正教社区于接受意大利文艺复兴与反宗教改革的刺激后，地位迅速抬升，取代犹太人的位置，成为统治者在行政与商业不可或缺的助手。

以上种种便是威尼斯在这一时期的成就，但随着威尼斯在政治与经济上的衰败，威尼斯过往的繁荣缔造的文艺之花最终无力维持，风气转为保守，以伽利略被迫害为标志告以凋零，与整个意大利一起变得死气沉沉。欧洲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向西北欧挪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威尼斯再也无法独善其身。

在勉强存活了一个世纪以后，它被拿破仑粗暴的刺刀踩碎，总督和大议会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即弃守。用作者的话说，威尼斯共和国连啜泣声也不响地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它太老、太虚弱，禁不起任何战斗，即使是为了生存也没有力量了。它的灭亡，对所有人来说，是悬空已久的靴子终于落地了。

华兹华斯，来自以威尼斯为鉴，继承其海上事业的新兴岛国，抒发怀古之幽情，在之前提到的诗歌里继续写道：“若她看到那些光辉淡去/那些头衔消失、那些力量衰颓/在她漫长的一生终到头时/将付出悔恨的代价/我们人啊，怎能不悲痛/曾经伟大的，消逝时竟连踪影都不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