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派大复仇(公羊派)

中国传统文化之儒家公羊学派

公羊学派，是儒家经学中专门研究和传承《春秋公羊传》的一个学派，它属于今文经学内部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学派。据旧时经学家的一般观点，公羊学派始自战国时的齐人公羊高，以后又长期在公羊家族中传承，故得名。儒家公羊派的大复仇思想，主张有仇必报，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有辱必报。

西汉景帝时期，立治《春秋》“公羊学”的博士胡毋生、董仲舒（当时的博士还不是专经的博士）。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其中的《春秋》博士就是公羊学派，而传授系统就是胡毋生和董仲舒两条线索。

董仲舒就属于专门研究和传承《公羊传》的公羊学派。《公羊传》的作者是战国时的齐人公羊高，老董虽然称不上开宗立派式的人物，但在汉武帝时期也是公羊们的领头羊，就算在当时的整个儒家也称得上是头面人物。有这等资历，老董才有资格替儒家代言，自然也有资格对儒家经典做出自己的诠释。有句话不会错——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甭管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夹带了多少自家的私货，但他的主张确实适应了当时那个时代发展的需要，符合了汉武帝刘彻的胃口，反应了儒家内部多数派的呼声，才使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现实。

公羊学派的重振要到清代中后期，十八世纪中晚期，常州学派的出现，标志着“公羊学”的重新崛起。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属于清代公羊学派中有影响的人物。公羊学派在晚清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当时中国学术中的主流学派。战争爆发前后，龚自珍、魏源打出“公羊学”旗号，探究何休所谓《公羊传》中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借经学义政事、改风俗、思人才、正学术，把“公羊学”研究与经世、救亡、图存的政治目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近代的公羊学派大多继承龚、魏的传统，其中的精锐者更成为新思潮的弄潮儿，康有为、梁启超等就是利用“公羊学”的“三世”、“托古改制”等学说，作为其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恐怕公羊高都不敢想到甚至到了两千多年后的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还在利用公羊派的学说，作为其变法图存的理论依据。

轴心时代后的中国：儒家：谷梁派

东汉被善于空谈的谷梁学派取代。其实西汉那会的儒家还算实际，特别是公羊派学子，反对和亲，主张大复仇主义。公羊派和谷梁派都是儒家学派，就连创建人公羊寿和胡母生都是师兄弟，这两个学派的矛盾点就是对于春秋的注解。公羊派作的是《公羊春秋传》，而谷梁派作的是《谷梁春秋传》。

谷梁传

公羊派对春秋的理解更在实战上，其思想就很好得体现了出来，而谷梁派则更注重于大义。

在东汉时公羊派被替代，很大原因就是其的思想差异，公羊派在东汉已经无法给统治阶级带来很高得利益。

公羊派的一个观点就是要限制王权，我们可以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中看出来，他其实是想用天来约束皇帝的，第二个就是，不只是君上选择臣子，臣子也要挑选君上，如果国君对臣子不佳，可以拂袖而去。

而谷梁派它强调礼乐教化，尊王而不限王，力主仁德之治，恰恰适应了西汉后期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演员饰演的刘据

谷梁兴盛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戾太子刘据喜爱谷梁。早在独尊儒术，决定哪派理念才是国家得主导思想得时候公羊第一高手和谷梁得第一稿说瑕丘公打擂台决胜负。在公羊取得胜利后于是交当时的太子刘据公羊派理念。待到刘据通晓《公羊》之后，喜欢《谷梁》而想学习，于是刘据开始私下里向瑕丘江公学习。刘据之孙刘询即位后，听闻祖父好《谷梁传》，令名儒在殿中辩论，平均《公羊》《谷梁》异同，各自用经论处是非，群臣多赞同《谷梁》，而宣帝亦喜欢《谷梁传》的解释，设立谷梁《春秋》博士，由是《谷梁传》大盛。

从《公羊传》看中国统一思想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本文拟从《春秋公羊传》的视角切入,来谈一下中国的统一思想的经典根据。

一、《春秋公羊传》出现的政治文化背景

《春秋公羊传》最重要的思想是“大一统”,了解这一思想提出的政治和文化背景,我们才能体会“大一统”思想的历史合理性。从政治背景说,秦统一以前的大约500年时间,史书称之为“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荒谬、最痛苦的一个时段。《春秋》一书中,二百四十二年之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正如《周易·文言》所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臣弑君、子弑父的人伦惨剧经常发生,人们见惯不惊,那不是很荒谬吗?再看战国时期的战争,《孟子·离娄上》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人命如草,朝不保夕。秦国长期实行“以战去战”政策,最终灭六国,废分封,行郡县,建立起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由于秦王朝尚缺乏管理统一国家的经验,又以苛政峻刑治国,很快便被人民起义推翻了。汉朝立国,起初有过一个短暂的政治稳定时期,到了汉景帝时又发生同姓王七国叛乱,国家再次面临混乱的危险。

从文化背景说,当年孔子作《春秋》就是要鞭挞时代的荒谬,重新建立是非美丑的价值准则。孔子鲜明提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等主张,称赞尊王攘夷,试图挽救当时、混乱的政治局面。战国时代诸子蜂起,孟子提出天下“定于一”,荀子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其学术理论的直接政治目的就是要找到一条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道路。汉王朝继秦之后,吸取秦亡的教训,除了在政治上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外,也开始在文化上探求长治久安的政策。

《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正是在这样一种远近背景下形成的,它不只是对历史的发展方向所提出一种政治主张,同时也是对先秦儒家天下一统观念的精炼总结。孔子去世后,其后学传授《春秋》,公羊学派为重要的一派,其代表著作是《春秋公羊传》,书中内容在先秦时期口耳相传,至汉景帝时胡毋生等人将之著于竹帛。公羊学派在解释《春秋》时,开宗明义,提出“大一统”的理论。这里的“大”,意为“尊大”。“大一统”用现代汉语表达就是“重视国家的统一”。千百年来,这一思想对于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民族团结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二、“大一统”思想的内涵

《公羊传》鲜明地指出:“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公羊传》作者相信《春秋》乃是孔子为“拨乱反正”而作,因此注重发挥《春秋》的“微言大义”,力图从字里行间挖掘出孔子寄寓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同时,在数百年的传授过程中,历代公羊先师又不断总结先秦儒家的思想成果,不断将深具时代内容的思想观念融入到对《春秋》的解释中来,阐发出一套以“大一统”为理论纲领的政治思想。

《春秋》隐公元年第一句经文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解释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公羊传》认为经文加“王”于“正月”之上,表明这是周王朝的正月,乃周王朝正朔所在,《春秋》以周历纪年,意在尊王一统。《公羊传》主张的“大一统”,是与尊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强调“王者欲一乎天下”。尊王,加强王权,限制地方诸侯的权力,其目的就是维护大一统。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成为最高的价值、核心的价值。尊王是为恢复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所采取的一种制度安排。它所极力强调的周王一统天下的局面,其实只是一种寄托,在春秋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它真正的目的在于“以俟后圣”,所期待的是后世能实践《春秋》经世大义、真正推动“大一统”实现的王者。

面对一个礼崩乐坏、兵燹连连的乱世,《公羊传》渴望能挽救名分的废溃,制止伦常的混乱。当一统的理想状态不能实现的时候,“拨乱反正”,恢复世界应有的和谐与秩序则上升为第一要务。《公羊传·宣公十一年》谓:“不与外讨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为无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讨之,则讨之可也。”“实与而文不与”,就是默许诸侯的某些正义性的“专讨”行为,即在理论上仍然不承认它的合法性,但对其产生的实际效果却予以认可。“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社会处于一种管理真空的无序状态之中,致使诸侯灭国、臣子弑君父的混乱局面发生,罪行得不到应有的讨伐与惩处。在这种情况下“力能讨之,则讨之可也”。这就是说,在王者无法承担起一统天下大任的情况下,应当依靠现实中可能的力量来维系和恢复社会秩序,同时期盼有实力和能力的人站出来勇于承担起社会的责任,强调对社会、对时代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公羊传》系统总结了孔子的“夷夏之辨”思想,一方面批判“夷狄”侵害“中国”(“诸夏”);另一方面又认为如果“夷狄”遵循礼义,认同“中国”的文化,则可以进为“中国”,而如果“中国”放弃了礼义,也可以退为“夷狄”。即取消了夷、夏之间的种族差别,而以文化的先进与否来区分“夷狄”和“诸夏”。《公羊传》提出了文化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逐步摆脱落后面貌,共同走向进步的设想。其谓:“《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最终的目标是天下一家,区分内外只是前进过程中的一个步骤。“大一统”里没有狭隘的民族观念,它向往的是一种多民族融合的统一,表现出一定的民族平等意识,具有鲜明的进步特征。

《公羊传》所主张的统一不只是一种统一的形式,其深层要求是安天下之民。只有仁政的统一才能保持稳定,长治久安。暴秦的速亡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说:“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认为麒麟是仁政的象征,只为真正的王者而出现,意指真正的王者是以仁政一统天下的王者。仁政首先是任用仁者,小人当道政治也不会稳定,因此《公羊传》鲜明地举起了“尊贤”的大旗,以“讥世卿”反对贵族世代垄断官职,同时极力褒扬贤臣,贬斥“佞者”。《公羊传》的主要仁政主张有:一是主张宽民力,不奢泰,不妨民;二是薄赋敛,反对横征暴敛;三是实仓廪,重民食。究其核心就在以民为本。

“大一统”说自《公羊传》提出以后,经董仲舒等早期公羊学家的发展,在汉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方面成功地付诸实践。其后,随着理论的不断完善和丰富,“大一统”成为中华民族固有的观念,成为数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